曼德尔：论工人民主（1968年11月）

论工人民主

洪家宁译
（1968年11月）

　　嘉侯第[1]造访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演讲时发生的可悲事件，使我必须再次解释为什么我们必须紧紧遵循工人民主的原则。
　　工人民主永远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根本原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以及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坚定支持这个原则向来是个传统。苏联是因为斯大林主义的专制统治才动摇了这个传统。在西欧和中欧，法西斯主义的暂时胜利也削弱了这个传统。然而，对工人民主的挑战却有更深且更久远的根源，即埋藏在大型工人组织的官僚化之中。
　　最早开始削弱工人民主原则的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官僚。他们先是减少召开会员大会的次数，然后开始草率以对，或是经常干脆不召开大会。他们同样开始限制或废除组织内讨论和批评的自由，甚至毫不犹豫地向警方（包括秘密警察）求助，以打击少数的革命派份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家镇压机器的共谋合作立下了一个可悲的示范。在接下来的几年，各地的社会民主党都仿效这个范例。
　　首先是苏维埃的官僚、之后是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或是在斯大林主义领导下的工会）的官僚，单纯地追随社会民主党建立的模式，并且将之不断扩大。他们废除了讨论的自由和组织派别的自由。与敌对派别的争论和辩论，被毁谤和谎言代替。他们大量使用肢体暴力去防止他们的反对者「造成任何伤害」。因此，领导十月革命的整个布尔什维克的老先锋和列宁的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在黑暗的大清洗年代（Great Purge，1935-38）遭到斯大林的毁灭。
　　现在正在培养革命意识的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年轻一代，自发地回到工人民主的传统上。法国的五月和六月是相当明显的现象，在学生和革命工人与学生的集会中，各种派别的言论自由都被小心翼翼地保护着。不过这个新生代并不是那么清楚知道支持工人民主的种种原则上和现实上的理由。
　　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很容易受到亲中国的派系（译按：指毛派）所散播的斯大林式的煽动影响，也就是企图让人们相信工人民主和「革命的利益」是相对立的。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来重新确立支持工人民主的理由。工人运动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指路明灯，但是这个解放有赖于废除工人受到的所有形式的剥削。如果拒绝工人民主，便意味着你想要让今天的状况维持下去?也就是让工人群众继续被消音。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出发点，就是认为这种民主只是形式民主，因为工人并没有物质条件来实行民主权利，即使资产阶级机构形式上赋予全体公民同等的民主权利亦然。出版自由只是个形式而已，因为只有资产阶级和其代理人有能力集资数百万的必要资金来办一份日报。
　　但是从这个对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得出来的结论，很明显地，是必须创造出各种条件，让所有的工人都有接触到媒体的管道，以便宣传思想（印刷出版、集会厅堂、广播电视、海报等等）。假如，相反的，你的结论是只有一个自称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政党」（或甚至是一小群宣称自己是唯一「纯正革命派」的派系）才有发言权，才能使用媒体，才能宣传其思想，那么你很可能增加了对工人的政治压迫，而非废除它。斯大林主义者通常会回答，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就等于工人的解放。我们同意，废除私人对于生产工具的占有、废除以利润导向的经济、以及废除资产阶级国家，是工人解放的必要条件。但是说这些是「必要」条件并不意味着这些条件就是「充分」的，因为一旦资本主义体制被废除，接下来就会产生谁将掌管工厂、经济、市政、国家、学校和大学的运作等问题。
　　假如一个单一政党宣称自己享有掌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假如它用恐怖手段实施垄断权力，假如它不容许工人群众发表他们的论点、他们的批评、他们的担忧、还有他们的要求，假如它把工人排除在管理之外?那么在全能的官僚和工人群众之间，一个日益扩大的鸿沟就必然不断地发展。那么，工人解放只是空话罢了。而没有在各个领域真正的工人民主，包括组织和出版的自由，真正的工人解放是不可能的。
　　此外还有现实上的理由可以强化上述这些原则上的理由。就像历史上所有的社会阶级一样，工人阶级并不是同质的。它有共同的阶级利益，包括直接利益和历史利益。但是这个利益群体是和各种差异交织在一起的，这些差异有不同的起源?直接的特别利益（专业的、群体的、区域的、和工匠的利益等等）以及不同层次的意识。工人阶级内部的很多阶层并未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历史利益；有些人则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型态的影响；还有其它人被过去的失败和挫败、怀疑主义、或是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堕落等重担所拖垮。
　　然而，除非整个工人阶级动员起来用行动对抗，否则资本主义就不可能被推翻。而这个行动的团结，唯有这些不同的特别利益和不同的意识层次能够具有完整的代表性，才有办法达成，并且一步一步透过辩论和说服来调和这些差异。否认这些差异只会破坏团结行动，以及驱使愈来愈多的工人团体走向消极或走向敌人阵营。
　　任何有罢工经验的人都可以从实践中看出，最成功的行动是透过多次的集会准备和带领出来的。首先是由参与工会的工人，之后是全体工人。在这些集会中，所有支持罢工的理由都可以被发展出来，所有意见可以被表达，所有阶级敌人的论述都可以被揭露。假如没有这样的民主便发动罢工，许多工人可能不会热情参与，甚至是全然冷漠。
　　假使单一罢工是这个样子，那么对总罢工或是革命而言就更是如此。从俄国革命，到法国五六月革命高潮，还有包括德国和西班牙革命，我们光从这些例子就可以看到，所有伟大的革命性的工人群众动员，都具有名符其实的工人民主爆发的特征。在这些案例中，工人阶级的不同派别都能共存，能自由地藉由演讲和出版品表达不同意见，并且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辩论。
　　「苏维埃」这个字（工人代表会）本身便强调了「对立面的统一」的重要性，也就是不同派别的工人之间的团结。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者）中，有数十个不同的派别和政党。任何人若试图压制这种工人民主（如德国的社会民主党、西班牙的斯大林派），便预示（倘若还不是表现）了革命的倒退或失败。
　　若缺乏工人民主，那么不仅会妨碍行动的团结，也阻碍了正确政治路线的形成。
　　的确，在通常极端复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转变中，工人运动有绝佳的理论工具来引导它?也就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但是这个工具仍必须被正确地使用。而且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垄断它的正确运用。
　　无疑地，马克思和列宁是天才。但是生命和历史总是不间断地提出新的问题，以致于不能够单纯地回到经典中去寻找答案。斯大林，在他死前曾被许多真诚的共产党员评价为「永不犯错的」，实际上却犯了许多错误（更别说罪恶），其中一些（例如农业政策）对全体苏维埃人民造成危害三十年的致命后果。毛泽东，也被许多天真的灵魂认为是「永不犯错的」，但他却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领袖艾迪（Aidit）的政策背书，直到军事政变前夕。他的政策至少要为五十万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工人的死亡负上一部份责任。至于党中央委员会是「永远正确」，或是这个委员会的大多数是「永远正确」的迷思，毛泽东自己都在1967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著名决议中予以否决了。既然没有个人或群体能够垄断真理和智慧，那么必然要透过讨论来决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用任何借口（把政治反对者当成是「反革命」或是「敌人间谍」，这种借口和官僚主义一样古老）拒绝讨论，或是用诽谤与肢体暴力来代替辩论，便意谓着让自己继续抱持着错误的思想、不适当的分析和各种错误，而这些都可能造成灾难般的后果。
　　他们总是说，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引。这没有错。但是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差别，正在于前者诉诸于科学分析。它并不是聚焦在行动本身，而是聚焦于可以影响历史现实的行动，聚焦于将历史转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向工人和所有人类的解放的行动。
　　从不同的思想和派别的激荡当中，真理会逐渐浮现，以作为行动的指引。由定于一尊的、学究的和幼稚的思想所启发的行动注定会失败（只有在工人民主的气氛之中，才能不受拘束地批判这些思想），其后果就小团体而言，会让个人的理想破灭和士气低落；就工会和较大的政党而言，会造成阶级的失败；就工人群众而言，会造成一连串羞辱、剥夺和贫困，假如不是伤亡的话。
　　通常，这些支持工人民主的原则和实践的理据，会遭到斯大林主义者的反驳，因为他们断定工人民主不能被扩展到工人运动内部的「社会主义敌人」之上。有趣的是，某些自称反官僚和非常左的团体会采取类似的路线，来合理化自己用嘘声或是诉诸肢体暴力来代替跟不同政见者辩论的行为。
　　斯大林主义者和极左份子都会喊道：「别和修正主义份子、资产阶级势力和敌人代表争论。」实际上，斯大林派试着用镇压?倘若不是谋杀和使用坦克车对付工人（从莫斯科审判到匈牙利和捷克的军事干预）的话?代替辩论。极左派则使用较谨慎的方法阻挡嘉侯第演讲，直到他们有一天能够仿效斯大林模式来使用更「有效」的手段。
　　当然，工人阶级官僚的行动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要是因为他们把工人周期性的革命爆发力导引到改良主义的出口，因此阻挡推翻资本主义的机会。他们每天也试图影响工人去支持阶级合作，并且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来削弱工人的阶级意识。
　　但是这些官僚的客观功能并不只限于维系阶级和平。为了达成他们日常的改良主义活动，他们还是会和资本主义的日常利益产生冲突。改良主义者赢得的加薪和社会福利法令（为了保证把工人的要求维持在不威胁资本主义体系基础的限度内）仍然会减少资产阶级的利润。他们领导的工会组织把劳工的集体力量注入日常的劳资关系中。因此，这些冲突和上个世纪（当工会力量微小或不存在时）会有一个整体来说不同的结果。
　　当资本主义经济发达时，资产阶级愿意付出这些代表着妥协的代价，以换取「社会和平」。但是当资本主义经济情势恶劣时，资产阶级对于这些同样的妥协很快变得无法接受。那时，彻底消灭这些工人组织（甚至是最温和与最改良的组织）才符合资本家的利益。工会的存在和资本主义体系的存续就会变得无法共存。
　　这就显示了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官僚的真实本质。这些官僚并不是由拥有资本购买劳动力以获取剩余价值的人所组成的。而是由领（工人组织或国家的）薪水的受雇者所组成，他们在资本家和无产阶级阵营之间摇来摆去，有时倾向这一边，有时又倒向另一边，根据他们的特殊利益和他们受到的压力而定。在面对阶级敌人时，工人先锋有绝对的理由尽全力迫使这些官僚回到他们的阵营。否则，普遍的防守将会被严重削弱。
　　若忽视这些基本的真理，将会导致最严重的灾难。工人运动在法西斯主义兴起时付出了代价。当时，「天才的」斯大林发明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份子之间并无区别。这个理论甚至宣布，在打击纳粹的斗争获得胜利之前，就必须摧毁社会民主党。
　　当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工人快乐地打击对方时（改良主义领导和他们对立的斯大林派在这里必须负同等责任），谁都没有夺取权力，数千名工人战士被屠杀，所有的工人组织都遭到瓦解。正因此，希特勒才能让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份子在集中营里达成一个暂时的、带着痛苦的和解。如果当时能够一方面毫不妥协地针对改良主义意识型态展开斗争，同时合力防止纳粹掌握政权，难道不是更好吗？
　　在一个绝对更小且较不可悲的规模上，布鲁塞尔大学的情况会在一夜间导致同样的两难困境。所有的左翼派别都在争取自己在校园中从事政治行动的权利。但是学校行政当局很可能把嘉侯第来访造成的相关事件当成借口来禁止所有的政治性演讲。那么，还有什么其它理由而不去一起争取大学内最基本的政治自由呢？从现在开始尊重工人民主的规则（既然它们和工运和学运的共同利益符合的话）不是更好吗？假如主观的标准（「任何一个不支持我的每一次策略性转变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份子，即使他曾经担任二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译按：毛泽东语，指刘少奇）代替了客观标准，那么你就会落入完全的专断之中，当然，最后会消灭「人民之间的矛盾」和「与阶级敌人的冲突」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对待前者愈来愈像对待后者。
　　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两者之间作出绝对的区分。处于模糊地带的例子是有可能出现的。我们主张在罢工者的会议中展开坦率的辩论。我们认为不需要自限于仅和罢工破坏者进行有礼貌的讨论。
　　然而，就每一个处于模糊地带的例子来说，我们必须将行动（或罪行）与意见和意识型态倾向严格区分开来。行动必须要根据工人利益有清楚建立的、正确定义的准则（或是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根据社会主义的法制）来证明和判断，以避免武断。若无法区别行动和意见，只会导致工人民主的消灭，降低工人意识和动员的层次，并日益剥夺革命份子在政治上引导他们的能力。

◆ 注　释

[1]1 罗杰‧嘉侯第（Roger Garaudy），是法国反动的共产党领袖知识分子之一。他于1968年11月5日应布鲁塞尔大学共产主义学生联盟（Communist Student Union of Brussels University）之邀访问比利时，准备演讲「法国1968年5月」。激进派学生认为，由法共代表来演讲这个题目无疑是种挑衅。当集会开始时，几十个毛派份子拿着毛主席的肖像，无政府主义者拿着黑旗（在大部分时候成功地）阻挡嘉侯第对听众演讲。之后展开一场混乱的辩论，「是否应该准许嘉侯第演讲」和「五月的法国是否曾经存在革命的形势」两个问题被混在一起。最后，毛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把嘉侯第推出演讲大厅来结束这场辩论。这个事件衍生出一连串关于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中，民主辩论和行为规范的问题。为了回答提出来的一些问题，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暨比利时社会主义周刊《左翼》（La Gauche）编辑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写了一篇主题为工人民主的文章，分为两部分刊登在《左翼》11月16日和23日出版的刊物中。本文原由《洲际新闻》（Intercontinental Press）译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