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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官僚
曼德尔
（1967年）
原编者前言
1968年5月的法国革命高潮，说明了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具有多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它也使人们清楚地看出，法国共产党和庞大的工会组织是多么无所作为，它们也没有能力将这场运动引向胜利；同时，它也提出了正待解决的几个根本性的现实问题：为什么法国共产党叛变了？这一被判是否是党的列宁主义组织形式所带来的结果？难道工人阶级要取得政权就一定需要一个组织僵化的党？大规模的工人组织是否不可避免地一定要发生官僚化和退化变质？
此外，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和苏联的干涉已向广大革命干部提出了一系列根本问题：为什么苏联要干涉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和其它的工人国家的政权是怎样建立的？在这些国家里，产生官僚特权的根源是什么？有没有必要以革命手段剥夺官僚的特权，从而在这些国家里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
这两类问题实际上是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官僚主义这个问题：一是在工人组织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另一个则是工人国家中的官僚主义问题。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些绝非简单的问题，发表这本埃·曼德尔同志的小册子，看来它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这本小册子是他在两次学习班所做的报告的综述（这本小册子的头两章是1965年4月学习班之后写的，最后一章是1967年5月学习班之后写成的。）另外要说明一下，这本小册子既没有提到法国的1968年五月事件，也没有提到捷克斯洛伐克的1968年八月事件。为了填补这一空白，国际社会主义丛刊社的其它出版物将谈到这些问题。
马克思主义主要是根据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和冲突来解释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如果说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专注于对基本集团的研究，即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阶级的研究，那么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就有必要研究和弄清这样一些集团的含义和作用，它们不是阶级、不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但它们在我们社会发展过程中以及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中却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这些——我们称之为次级的——集团中，官僚主义无疑占了最重要的地位。如果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得不研究官僚主义问题的话，那是因为这个在1898—1899年的工人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已在意识形态方面显得越来越重要。因此，理论家们可以，而且必须抓住并分析那些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和在工人组织的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有关的伴随现象。
在本文的这一初步阐述中，将区分为问题的两个原则方面：理论方面和历史方面。我们将试图回答下列问题：
——什么是工人官僚？它是如何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怎样才会自行消亡？
——这种现象在工人运动史上是怎样具体表现的？
——工人运动的各个派别对这些新问题持怎样的态度？他们当时已找到的答案是什么？
一、官僚的基本概念
1、官僚现象产生的历史
最初，工人运动中的官僚问题是直接作为工人组织的机构问题，即工人组织内部的主要官吏，担任中、上层领导工作的有知识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出现的。
当工人组织还只是很小的集团、政治派别和数量上很弱的自卫团体时，不存在机构和主要官吏，从而也不可能出现官僚主义问题。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至多只能提出与那些在发展原始工人运动时助了一臂之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但是，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群众性的政治和工会组织的出现，不产生由主要管理和干部组成的机构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当人们开始谈论机构和干部时，实际上已在谈论潜在的官僚化现象。可见，人们从一开始就看到了官僚现象最深刻的根源。
资本主义社会的分工给无产阶级保留了从事生产中的体力劳动的权利，给其它社会阶级保留了占有和发展文化的权利。由于无产阶级从事的是令人疲倦、大量消耗体力和脑力的劳动，就整体而言，他们不可能掌握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但无产阶级也还可以开展持久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状况给无产阶级造成了文化和科学不发达的后果[1]。
如果在工人运动中完全取消各种机构，这将使运动堕落为一种绝对平庸的原始主义，这种胜利与资本主义世界取得的成果相比，只不过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倒退。但是，社会主义的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通过充分吸收社会主义之前的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遗留下来的有益的东西才是可以想象的。
工人运动的发展无条件地需要建立机构[2]和健全干部队伍，而这些干部应通过一定的专业化去填补由于无产阶级的状况而造成的工人阶级内部的某些空白。
简单地说，可以肯定，官僚主义是伴随着新的专业化而产生的：只要有一些人专职地、长期地从事政治工作和工会工作，那么官僚和官僚主义就有可能潜在地发展起来。
这种专业化会在较低的基层造成偶像化和拜物教现象。在一个以劳动分工为基础、人们的任务极不相同的社会里，工人们一生几乎都从事着同一种活动，人们的行为必然会带来一定的思想反映：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的活动视为一种手段：但很快却被视为目的。特别是那些自认为与这些组织具有最为直接的关系、并把自己与这些组织等同起来的人，以及经常参加组织活动、体现机构、扮演主要官吏和未来官僚角色的人，更是把它视为目标。
因此，这就使我们认识到， 工人官僚的形成在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基础是部分成果辩证法[3]的现象。
2、部分成果辩证法
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与直接的物质利益分开。在官僚问题的背后还存在着物质特权和保护特权的问题。
但是，如果人们要想了解问题的起因和发展，倘若把这个问题仅局限于维护物质特权这唯一的方面，那么，这样就把问题简单化了。最好的反证就是那些没有掌权的共产党（法国和意大利），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共产党（巴西）的官僚主义的发展。尽管在某段时期（斯大林主义最严重的时期）这种现象在那里已大量出现过，但在今天，许多共产党的主要官吏的收入没有超过技术工人的收入，从而也没有形成需要维护的物质特权。相反，部分成果辩证法的现象却得到了充分的显示：目标和手段等同起来了，官僚与组织等同起来了。与此同时，这种同一性就是产生保守态度的主要原因，这种保守态度与工人运动的利益形成了尖锐矛盾。
——部分成果辩证法意味着什么？
这种辩证法的观点是：推动工人运动并在资本主义国家胜利地夺取政权应服从于单纯地保护现有的工人组织，在国际上推动世界革命和发展殖民地革命应服从于保护苏联和一些工人国家。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争取基本的工人民主和维护工人国家的存在似乎就是目的的本身，似乎做到了这些，社会主义也就算建成了。似乎工人运动的每一次新成果必须绝对地、强制性地服从于保卫业已取得的成果。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基本的保守的精神状态。
《共产党宣言》中“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这一名言的意义是极其深刻的。人们必须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这一名言的意思是，因为无产者没有什么值得必须加以保护的东西，所以无产阶级具有以共产主义方式解放全社会的机能。只要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只要一部分无产者（他们也许是工人官僚，也许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内部产生的工人贵族）占有一个组织或享有超过最初“一无所有”的生活水平，那么，就会有出现一种新的精神状态的危险。无产阶级没有什么值得维护的东西，这句话也就不再正确了。在每项新的行动中，人们必须权衡利弊：难道计划中的行动不仅不会带来积极的利益，反而会使已经取得的成果蒙受丧失的危险吗？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产生官僚保守主义和工人国家中造成官僚化（也就是发生在斯大林时代极度变质之前）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必须把部分成果辩证法理解为真正的辩证法：这不是表面上通过公式解决的问题，这里涉及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建立在实际存在的问题基础之上的辩证的矛盾。如果官僚保守主义拒绝在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斗争，并以维护已取得的成果免遭损害为借口拒绝在全世界继续推动革命运动，从而明显地损害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有必要保卫成果的立场就值得怀疑了，因为它的前提本身实际上是成问题的。
“谁不懂得保卫现有成果，谁就不用想取得新成果。”（托洛茨基语）但是，从一开始就认为每次重大的革命发展（不管是在国家范围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会自动地威胁着以前的成果，这是错误的，而且正是保守主义观点的所在。这种立场既是改良主义的也是斯大林主义的官僚集团所固有的常见的保守主义的特征。
部分成果辩证法与建立在过细的劳动分工基础之上的社会里出现的偶像化现象一起共同构成了官僚化倾向的最深刻的根源。这种倾向是与资本主义解体并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工人群众运动的发展紧密相关的。结论是，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通过法令或神奇的方式来取消官僚制，而在于通过创造在当前的历史阶段中能使社会上和工人运动中到处存在的官僚化的萌芽慢慢消失的最好的主客观条件，使官僚主义逐步地自行消亡。
3、官僚特权
当然，人们也不可以陷入与庸俗唯物主义相反的错误，完全脱离其物质基础，并把问题完全简化为一个远不能解决的社会学起因问题。工人组织的领导和主要官吏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也与他们的职务所带来的物质利益和特权有关。这种社会优先权同时也是人们极其重视的权威和权力特权。
（a）如果人们在观察这个问题时从它的原始形式出发，观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一批工人组织（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机构，那么，人们就会发现官僚特权表现为两种形式：
——对工人和工人的儿子来说，离开生产过程，变成一个工人组织的主要官吏，尤其在当时每天劳动12小时、毫无社会保险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上升，也肯定是一种个人解放。当然这绝不是进入了理想的境地：既谈不到资产阶级化也更谈不上变成特权的社会阶层。工人组织的第一批书记都曾在监狱中度过了他们的青春时光，而且是生活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但尽管如此，从经济和社会福利方面看，他们生活得比当时的工人还是要好些。
——显然，对在心理上和思想上充满信心的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来说，时刻为实现他们的理想和目标而斗争，终究比整天在企业里进行呆板的劳动，并眼看着他们劳动成果怎样养肥阶级敌人要痛快得多。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这种社会地位的上升现象包含着一种产生潜在的官僚化萌芽的推动力量：谁占有了这种地位，谁就想尽量地保持住它。这就导致了主要官吏反对所有想通过组织成员的轮换原则来更换他们的人，以保住他们的地位。
（b）社会特权在刚开始出现时，它在物质享受方面是有限的。但是，一旦群众组织开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强制性地取得某些地位时，这种特权的范围也就扩大了。然后，一些人就被任命为国会议员、地方政府参议员或工会书记——他们都是一些较高层的、能与资本家集团打交道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与他们交际的人；与此相仿的还有那些被选为本组织新闻机构的编辑以及一系列在各种运动中能代表工人组织进行活动的人（这些人想对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干预，并试图在一定的范围内控制所有的这类活动）。
这里也存在一种真正的辩证法，它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陈词滥调的矛盾。例如，工人运动拥有一定数量的报刊，并相应地需要许多编辑时，那么，人们就会遇到一个难题；如果工人运动遵循马克思提出的反官僚斗争的原则，将主要官吏的工资减少到一个技术工人工资水平上，那么，在选择具有专业水平的编辑方面就会出现不利的危险。有政治觉悟的人能接受马克思的上述原则，但那些最有才华的、有可能在别处挣更多钱的人就会长期地不断受到引诱。他们在政治上信心愈少，就愈加会受到小资产阶级包围的威胁。因此，工人运动也就会逐渐失去他们。
这种脱离工人运动的现象发生在报纸编辑方面，在其它一些职业中也同样出现：在由工人运动管辖的一些市区内，对建筑师、工程师和医生来说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因此，严格地掌握运用马克思的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会给本身带来排挤所有政治觉悟不高的人这种危险。
在具有它自己的“道德价值”和影响领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不可能建立一种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在工人运动内部也是不可以实现的。但是，在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中，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共产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相互渗透是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诱惑是强大的，它使“共产主义的”原则越来越难以被接受。由于上述原因，就出现了官僚化的倾向：为防止特权地位的危险而有意识设置的障碍消失了，这就为这种倾向的发展大开了方便之门。
（c）在最近的历史阶段中，这种辩证法甚至在某些大的工人组织内导致了最糟糕的结果，政治方向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出现了有意识地与资产阶级社会实行一体化和进行阶级合作的状况。
官僚主义的基础迅速地发展，一部分领导有意识地与资产阶级搞合作，并设法适应资本主义社会；靠社会主义觉悟给官僚化设置的障碍逐渐消失，特权越来越多；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不再把他们的一部分薪俸交给自己的组织，并对专职人员的薪俸也感到不满足了；他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拉到了一批“选民主顾”，一帮追随者。从这个时刻起，官僚化的变质只能愈加严重起来。
4、工人国家的官僚化
在过渡时期，工人国家的官僚化过程分三个阶段：
（a）首先，仅仅存在权威特权和政治优先权。这些都是产生于国家机器内部的权力垄断。
（b）其次，产生了物质的和文化的官僚特权，这特别表现在落后的国家里。
（c）最后，如果领导不再反对上述现象，却有意识地承认它、适应它、成为它的推动力并想大搞特权的话，那么就发生了彻底的官僚化变质。
结果就陷入了危险。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官僚体制形成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形式。
——例如，“永久性的银行户头”，特权者可随意开支并由他们的银行户头付款。他们帐户上的存款总是取之不尽。支付的唯一限制仅在于商品的相对缺乏。对这些享有特权的人来说，共产主义已在一个经济落后的社会里实现了。斯大林时期结束后，在苏联文学中，在报刊杂志上都提到许多艺术家们，当然还有政治领袖们享受特权的种种实例。
——另一种使人难以置信的特权，即“特殊商店”也是相当露骨的。这种于斯大林时期设立的商店在大部分工人国家里直到1956、1957年还存在着。党的干部有利用特殊的、背着人民而精心设置的商店的权利。这些商店设在从外表看是以住宅楼为伪装的房子里，而这些房子只有他们才能进去。因此，根本没有人知道还有这种商店存在。在这些商店里，他们可以买到各种当时全体人民都缺乏的、大多是从帝国主义国家进口的商品。在能够进出这种商店的各类党和国家干部中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制度：一些人必须按实价付款；另一些在官僚体制中处于较高地位的人只需要按半价付款；而官僚体制的最上层，持有闻名的永久性银行户头的高级领导干部，可以任意选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且不用付款。
在1947—1948年期间，也就是在工人国家缺乏商品和贫困时期，象东德那样国家的官僚们都能收到从苏联寄来的包裹。的确可笑的是：人们发现，在装配包裹时也有等级制度的规定：官僚们可按其各不相同的级别收到装有多少不同的丝袜或羊毛袜、黄油或猪油等物品的大包裹。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当饥饿之际，官僚们还有情绪把物质特权的等级制度提高成为一种强制执行的原则。但即使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出现真正典型的蜕化变质现象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5、几种错误的解决办法
从对这些问题的概括研究中，人们首先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应该严格区分两种现象，防止以错误的方式，不分青红皂白，把它们等同起来：
——初期官僚化的各种潜在倾向
当工人运动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并取得相当多的权力时，官僚化的萌芽已完全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而产生了。这类倾向在一个孤立的工人国家里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全面发展了的官僚主义的各种倾向
这些倾向导致了一种完全的蜕化变质，这就象人们在各个改良主义的和斯大林主义的政党内以及在苏维埃国家中所发现的情况那样。
要是人们不区别这两种表现形式的基本特征，或者——比这更糟糕一点——反对所有具有这种萌芽的组织形式，以它们反正会必然地走向极度的蜕化变质为借口，那末，就不是让人明白工人运动的辩证矛盾（工人运动就是处在这种辩证的矛盾中），而是将工人运动引进死胡同。尔后，人们只能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无产阶级的自身解放是不可能的。这最后只能使工人运动处于更加不利的困境，使它在自我解放斗争中碰到阻力。
（a）这种极其混乱的局面刻画了各种不同的“极左”集团（此外还有与其说是极左派集团，不如说是右派集团！）的特性，其中一些集团认为：所有的弊端都是由于一种机构的存在和主要官吏的产生所造成的，因此解决办法就在于此。按他们的观点，必须反对“职业革命家”的存在，“在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第一批职业革命家中间就隐藏着斯大林”这句话，概括了这种论断的要点。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不是在理想的社会里，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没有首领的运动是什么样的？一种工人运动，如果不试图造就一大批由工人阶级队伍中涌现出来的、并能与工人阶级紧密联系的无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那它就不可能使工人阶级的首批自卫组织从最低级的水平上获得提高，它有可能完全与现代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脱离，它会由于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缺乏能力而只能为最直接的和自发产生的要求而奋斗。很明显，这一种运动似乎不可能解放无产阶级，不可能摧毁资本主义，更不能开辟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历史已表明，这种解决办法是所有办法里最不可信的一种。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例子能证明，一个国家里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多次经验之后，由于害怕今后可能会发生官僚主义蜕变而继续保持原始主义的水平。
（b）在实践中，使工人运动受到更大威胁的是这种选择的一方面。如果人们不愿要领导官员、职业革命家，不愿选拔和有系统地培养无产阶级分子，直至使他们获得很高的水平，那么，到后来工人组织将会不可避免地落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手中，他们就会全面地控制这些工人组织。在这些组织内部，他们就会恢复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业已享有的对科学和文化的垄断。
按此方式，真正的矛盾又会出现，这一矛盾是这些集团所不能理解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真正窘境并不是在于选择什么样的组织形式，是不包含任何官僚化萌芽的组织形式或是包含这种危险的形式。实际上仅存在下列的选择：
——要么发展事实上具有官僚化潜在危险倾向的工人自治。
——要么就让工人组织落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中。
许多历史事实证实了第二种看法：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已掌握着某些工人组织，这不是因为在这些组织中没有充分实行工人自治，缺乏有组织才能的人，就是因为人们犯了思想错误，拒绝从一定的阶段中走出来。
此外，特别要指出的是，尽管这种理论的捍卫者看到由于机构产生出来的危险（这种危险也确实存在），但另一方面并不了解：不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工人也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他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已）非常缺乏抵抗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就在于，每天八、九个小时的体力劳动加上路途上的疲劳，极大地妨碍了工人们在文化和知识方面的解放。
如果在一个工人组织里，只有经常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那么这个组织就要比另一个努力培养和教育最有觉悟的、最革命的工人，并能使其逐步摆脱资本主义的劳动枷锁，同时能让他们在职业革命家的学校里经受锻炼的组织，更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
（c）除了上述实际上由于完全不了解问题的实质而提出的错误的解决办法外，“社会主义或野蛮”集团又提出了另一种错误的解决办法：为了制止工人国家里的官僚化，在革命胜利后就应立即取消报酬和工资的差别。这种建议也是建立在不了解实际困难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措施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如果在一个物质普遍缺乏的社会里在短期内就迅速取消一切报酬和工资差别，那实际上就会因此而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激发人们提高技术水平的刺激因素。如果在十分贫困的情况下，文化和专业水平的提高总的说来尚能改善生活条件，那么，力求提高技术水平的人是很少的。如果在过渡社会里仍保持收入差别这种物质刺激，那么，这种人将要多得多。因此，采用上述办法，生产力的发展就会缓慢下来，商品不足现象可能会持续一个很长的时间。与期望正好相反，由于生产力发展不足和无产阶级文化不发达所造成的官僚主义发展的客观原因将要持续很长的时间。相反，如果保留一定的报酬和工资差别，那么就能加速提高工人的技术，由此也会加速促使特权和官僚化倾向自行消亡的物质条件的形成。
这个例子之所以意义深长，是因为它事实上涉及到一个辩证过程：解决办法必须同样是辩证的。
6、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解决办法
（a）因为当时还没有足够的历史经验，所以马克思不可能详细了解官僚化问题的所有方面。但他仍能以天才的预见从一个工人国家（仅存在几个月的巴黎公社）的唯一经验中演绎出两条既很简单而又深刻的规则。这些规则几乎包含所有由工人运动产生的、也是今天反对官僚化最为有效的药方：
——反对物质特权和过大的薪金差别。尤其是工人国家政治干部的工资不应高于技术工人的工资。马克思补充说道，这首先是一种预防措施，防止某些贪污腐化分子出于“追求名位”以努力获得公职来作为他们社会晋升的手段。
——第二条原则是，各级代表不仅通过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列宁提出的干部轮换制可以作为这一点的补充。一旦阶级消灭了，每个公民并具有参与经济领导和“国家领导”的具体经验时，国家即可逐步消亡。
（b）解决这一问题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办法产生于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理论和托洛茨基主义关于工人国家的理论以及先锋队在领导工人国家、在反对官僚斗争中的自觉作用的理论。
人们必须十分清楚地理解客观存在的问题：这就是，胚胎状态的和潜伏着的官僚化萌芽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同时，人们还必须懂得：在反对这种倾向的斗争中采取哪种方式是最为有效的，在各种不同的物质条件和主客观条件下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去抵制这种倾向。
1905年革命之后，俄国工人运动随着大规模群众活动的开展，积累了最初的革命经验。虽然列宁本人在头几年里没有在党的会议上作过自我批评，但是他不得不加深和发展他自己原来的观点（如他在《怎么办？》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实际上，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理论是由两个部分所组成的：一方面是，列宁于本世纪初在《怎么办？》一文中所写的关于秘密活动条件下建立革命党的核心那部分内容。人们必须懂得：先锋集团也罢，先锋党也罢，都必不可少，但它们也只能是少数派[4]。
这种先锋组织必须与群众结合成一个整体，但不能代替群众和承担只有群众自己才能完成的任务。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这一思想既不允许在实践中、也不允许在理论上由另一种思想所代替：即委派一个革命的党去解放无产阶级，并首先以这个党的名义代替无产阶级建立工人国家，甚至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一个违背无产阶级利益的工人国家。
在先锋队和群众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为了领会一个革命的党和无产阶级的群众彼此应采取什么态度，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只有在大多数无产者的自觉支持下才能完成一定的历史使命。但是，群众仅在非常时刻（在历史的必要时刻）才会给革命党以支持；当然这有就意味着：只要不存在革命形势，党就必定处于少数地位。
实际上，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理论是建立在全面理解这一辩证法基础之上的，并由此而导致一定的组织形式和对职业革命者问题的看法。这些职业革命者不应长期脱离工人阶级，他们应具有回到企业中去的可能性，然后由其它同样具有职业革命者实际知识的无产者来代替他们。这样，在阶级及其先锋队之间就会形成一种真正的“新鲜血液”的循环。这就是无产者和职业革命者之间轮换的理论。
（c）这也同样适合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社会中的各个工人国家的情况。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运动首先已对这些问题作了回答。同时，列宁也早对这些因素作了进一步的回答。在1921—1922年间，列宁比托洛茨基更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现象。
在一个落后的和孤立的社会里，出现官僚化或官僚主义的变质的基础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官僚主义的变质并不象人们在斯大林时期所看到的那样发展到如此可怕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主观因素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如果革命的先锋队意识到了官僚化的危险，那么它就会在各个领域里设法制止这种危险。
——在国家的政治组织中，他们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工人民主和工人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的形式。
——在经济方面，他们不仅要促进工人自治的确立，而且还要增加工人阶级的数量和提高他们的质量。
——在国际上，他们要促使革命发展，以便突破无产阶级革命孤立的境地，并借此以最有效的方式去克服官僚化。
如果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一个新的国家里取得政权，而且并没有因此而耗尽了精力和体力的话，那么它将随着世界革命的发展站在运动的最前列。这就是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第三个观点。
二、对工人运动中官僚主义问题研究的历史经验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官僚主义问题在工人运动史中是怎样提出来的。
1、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
我们先着手研究一下马克思从研究巴黎公社问题中得出的结论，为建立一个工人国家所作的首次尝试中，最大的特点就是摧毁由各种占有阶级遗留下来的各种集权形式的、永恒的国家机器（专制的君主制形式和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诚然，公社领袖们在进行这一尝试时更多地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出于自觉的考虑。
马克思在他的分析中提出了三条原则：其中有两条已在前面提到：
——公社的所有公职人员的工资不应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
——应按照选民的要求来选举和撤换他们的“官吏”。
——第三条是马克思指出的，然后由列宁进一步加以肯定的：在一个新的、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国家形式中，在建立一个工人国家的同时开始的国家消亡过程中，资产阶级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也就被扬弃了，这就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当时，人们已试图让大多数工人不仅参与立法工作，而且参与行使法律，并企图使工人获得有效地行使政权的职能。
当人们首次试图向一个理想的工人国家靠拢时，也初步规定了某些反对官僚化的有效措施。随着国家本身开始消亡，国家机器也开始消亡。马克思提出的三条原则也是防止整个民主结构受官僚主义影响的基本原则。这三条原则对国家、工会和群众性政党的建设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
不管怎么说，马克思都未能从根本上研究官僚主义的问题，因为他既没有经历过工人运动官僚化的过程，也没有经历过工人国家官僚化的过程，这也许是不幸，但也许是侥幸。但是，他仅有的一点看法长期以来已构成反对官僚主义斗争学说的主要内容，这一学说并在马克思之后被其它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
2、考茨基的比较
考茨基是第二个有意识地研究官僚主义问题的人。上世纪末，他发表了《基督教的起源》一书。使人注意的是，考茨基将这个问题与工人官僚问题联系起来了。同时，考茨基在此书的最后部分有意识地提出了下列问题（这也许是对这个问题的第一次明确的阐述）：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难道不存在将国家政权交给官僚集团掌握的危险吗？就象天主教所经历的那样，当工人阶级在社会中已成为一种统治力量时，难道对它来说不存在要经历官僚化过程这种危险吗？这里，考茨基将第四世纪康斯坦丁大帝把天主教宣布为国教所发生的情况与工人运动胜利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作了比较。
当然，这一比较不仅是出于考茨基的远见，两个先例也使他得到了启发：
（a）恩格斯大约于1880年为《法兰西阶级斗争》撰写的导言[5]中就曾将当时工人运动所遭受的种种迫害与1600年前以前另外一种运动所遭受的迫害做了比较：尽管基督教遭受了种种迫害，但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这个受上层阶级反对的被压迫者运动逐步征服了所有的社会阶级，并不断向胜利进军。
因此，恩格斯比考茨基早许多年就将基督教与现代工人运动作了一定的比较。
（b）第二个使考茨基得到启发的历史先例，是一个属于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反对党（它以诺斯克为代表[6]）于1891—1892年从恩格斯的这一著作中得出的这样的结论：就象教会在其历史发展中表明的那样，工人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将会官僚化。
从这两种比较出发，考茨基抓住了这个问题，并具体地揭示了这个问题——这样说，似乎也是出于对他的尊敬[7]。他觉得，虽然天主教与工人运动的发展不尽相同，然而，当工人运动取得政权后，那就会使它面临类似的官僚化问题，正如天主教当时掌握了政权所面临的情况一样。
考茨基找到的答案是非常有教益的：这些答案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中所作的回答截然不同，看来我们还是比较相信考茨基的答案，因为它与托洛茨基后来得出的答案相似。
考茨基认为，天主教取得政权时，生产力处于下降时期，只有当工人阶级也处于与当年的天主教相同的这一历史标准下那么这种比较才可能是正确的：在这样的条件下，官僚化对工人阶级来说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反之，如果社会主义社会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逐步消灭了劳动分工，带来了广泛的文化革命，那么，在这种物质丰富和文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官僚化在历史上取得胜利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考茨基的答案总的来看是正确的。但他的思考只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并忽视了当时无人看到的一种可能性：即如果工人阶级不是在一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面而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取得政权的话，那么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这种情况下，被考茨基视为限制官僚化的因素（物质丰富、文化革命）没有具备；生产力和文化发展不足，无产阶级在数量上也不够壮大，这些情况将使官僚主义在一段时期内能得以胜利。
3、托洛茨基与列宁在有关党组织的设想问题上的论战
第三阶段，也就是在工人运动已经意识到官僚主义问题的时候，对共产党人——列宁派和托洛茨基派——来说是一个非常“尴尬的”时期：它正是处于托洛茨基与列宁及其党的组织理论展开论战的时期。在这场论战中，托洛茨基是错误的，这一点从历史上看是无可争辩的，而且托洛茨基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一个象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如果犯了错误，那么，在他的错误中往往也含有某些正确的东西。如果人们不是就他思考中的内在逻辑（这些都是错误的），而是就他的结论来考虑，人们就会发现塔吊一个十分正确的预感，其提法也是有预见性的。1903年，托洛茨基曾写道：认为在实行最重要的革命任务时党将代替无产阶级的这种理论有可能导致这样的危险：以中央委员会代替党，书记处代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代替书记处。这就可能导致个别人被赋予实现和完成伟大革命任务的使命这样一种历史局面。
这一预感包含着对这种代替理论的正确批判，尽管这种理论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理论。显然，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不是从以党“代替”无产阶级这种观点出发的理论。
但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种理论（一半已被承认，而且几乎公开化了）已成为斯大林党的官方理论。每当人们要求某些工人国家的官僚领导人念念列宁全集中的几句话时，他们总是感到特别吃惊。列宁曾说过，无产阶级专政应该通过党来执行，或者党应该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等等。这样的一种要求把他们完全弄糊涂了，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无产阶级的任务已经移交给党了。
恰恰相反，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例如：《国家与革命》）在讲到任务时总是指出：这些任务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由无产阶级去完成——这就是完全不同之处。把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交给党的这种理论——同时它还无理要求去占据无产阶级的位置——将会合乎逻辑地导致这种局面，即党被错误地引导到去执行反对无产阶级极大多数反对派的任务。这就为布达佩斯和苏联军队武装干涉匈牙利革命、镇压匈牙利百分之九十五的无产者参加的总罢工进行了辩护。这也能为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在某一个国家对百分之九十五的无产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辩护。
因此，就托洛茨基对这种“代替”理论的批判本身来说是完全有道理的。这种批判只是进行得过早了，并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看法之上，因为1903年还没有人捍卫这种“代替”的理论，首先列宁就不赞成它。他曾多次反对这一论断[8]：事实上，这种理论三十年后在斯大林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时才出现，它变成了苏联官僚政治的半官方理论。然而，苏联的官僚体制从未敢公开提出这种理论，并以此来直接否认列宁的理论。
4、罗莎·卢森堡反对德国工会官僚的斗争
第四阶段，也是工人运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阶段，这个阶段特别重要。这时，人们才头一次充分意识到确实存在着一种发展了的官僚主义。对于这一点，我们应把它归功于罗莎·卢森堡于1907—1914年进行的反对德国工会官僚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普遍变质的斗争。
（a）罗莎·卢森堡认为，在资本主义的正常时期，最强大的工人组织始终是少数；就最强大的工会而言，它也只不过是组织了一小部分工人[9]。尽管她的看法有些过分，但她对这种现象却很了解和分析得很透彻。
因此，她从1905年俄国（主要是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沙皇统治下的波兰、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外高加索的工业中心）革命的具体经验中得出了两条结论：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大多数工人只是在革命时期才参加了政治运动或工会运动的。这就是说，千百万工人并不是通过传统的组织教育参加运动。人们不能以通常的方式把他们“引向某一道路”。要获得这些工人群众，新的组织形式是完全必要的，它必须比一个工会或一个政党更灵活。只有这样，它才能把较大部分的群众包括进来，并真正实现行动统一。
历史已经完全确认了这一理论，革命时期出现的代表会议和临时革命委员会这些组织形式已显示出它的优越性。这些组织形式是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最灵活的形式，因为每个委员会都是根据特定地区的局势建立起来的。人们只要会议一下1905年建立的第一批俄国革命苏维埃、1918年的德国革命工人和士兵委员会或西班牙革命委员会等例子，就比较清楚了。总之，所有这些委员会都是某种局势的特殊表现形式。它们的建立是为了解决一项在这个历史时刻赋予革命的实际任务。当然，人们不可以给这样的组织制定一种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行之有效的、固定不变的章程。
各种组织形式中最灵活的形式也只应为一个目的服务，即在革命形势下为了某一目的而建立统一战线，实现工人的行动统一。只有它才能适应革命行动的必要性，把所有的工人团结起来。
如果人们已经了解这些委员会的真正特性的话，那么同样会认识到，要给所有国家里的委员会和在各种形势下产生的委员会都贴上相同的标签，是多么教条和荒唐！重新捡起所谓“第三个时期”的斯大林主义经验的毛主义分子准备首先在象比利时或美国那样的国家里建立委员会，仅此一点就是一次教条主义的错误行动，这种行动不符合实际要求，真正的问题是：要寻找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一定的时期、一定的国家并在与实际的历史目标相一致的情况下最符合现今的工人阶级的愿望，即动员绝大多数工人为某一明确的目标而奋斗。
（b）罗莎·卢森堡通过她对工会官僚主义的剖析还给我们阐明了另外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是从单纯的职业联合会以及工业工会中得出的。如果这种官僚主义已结束了它的形成过程的话，那么它就会处在成为特别保守力量的危险之中；随后，它就成为阶级斗争发展的越来越大的障碍。罗莎与这种工会官僚打交道所取得的个人经验使她有可能比列宁和托洛茨基更早看透官僚主义的本质：她看到了这些官僚几年后可能起的反革命作用。目前，工人运动一般是更多地强调这些官僚的机会主义性质，也就是它的行动的纯政治方面。当然，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罗莎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观察官僚们。因此，她能更早地看到，官僚们是处在资产阶级国家中，并与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至少在局部利益上是一致的。在其它情况下，官僚们也会保护自己的物质利益。
列宁在1914年又重新运用了这一理论，以便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和欧洲社会民主党普遍变质时，使人们了解第二国际背叛的原因。
（c）当然，在罗莎对工人组织的官僚化的描述中也有些过甚其词。在她着重强调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部分，她过分地对群众组织进行了全面批评，过低地评价了这些组织为保持最起码的阶级觉悟所起的客观作用。
就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象西德、英国和美国），并非只有一种选择：不是革命的和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就是由官僚工会通过纪律加以约束的工人阶级。无论如何还存在更多的可能性：
——存在着一个革命的和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
——存在着一个由官僚化的阶级组织操纵的工人阶级；
——存在着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它由于缺乏本身的组织已被分化瓦解，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而且没有一点阶级觉悟。
人们必须看到所有这三种因素，以便懂得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群众组织的真正辩证的特性。人们不能只批评这些群众组织可以让工人阶级在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保持最起码的阶级觉悟。假如工人阶级超越了纯粹个人行动的阶段，那么工会就可能构成一种集体力量。
必须强调上述这一点，因为在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已形成一种不区分两种状况的极左理论，它可以用这样的等式来表示：
群众工会=恶性官僚主义=反革命背叛
这里，人们忽视了，在“社会和平”时期，群众工会在客观上对企业主来说，是阶级集体力量的表现。如果人们今天说，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工会机构都倾向于使自己成为仅仅解决养老金和儿童费用问题的“社会救济金”或“保险联合会”这样的组织，那么这在客观上大部分是正确的。但人们不可忘记：如果这些工会机构不存在的话，那么工人必须自己去解决这些问题，力量对比将越来越不利于工人，他们不可能有机会达到一定的目的。工会机构的职能最终在于，将工人阶级的全部重要的集体力量投入到这场对话中去，并对其结果起决定性的影响。
工会官僚主义的两面性是它绝对的本性：如果人们不了解这一点，又怎么能解释，自五十年代以来工人们一再重新受到工会机构在每个革命时期背叛行径的实际教训，但还是如此紧密地与这些组织保持联系呢？但是，如果人们没有忘记这些领导具有两重性的话，这个问题也可以理解了。尽管工会周期性地发生背叛，工人们还是清楚地知道工会还能起到日常原则上“反对资本主义”的作用，因此，离开工会是不符合他们利益的。
5、列宁关于社会民主党的背叛所作的说明
鉴于第二国际的蜕化变质和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的背叛行径，列宁发表了一系列声明，这就是有意识地反对官僚化问题的第五个阶段。
列宁认为这种背叛是由于两种因素造成的：
——在工会内部和党内出现了官僚集团。这些官僚分子控制了这些组织，他们不仅要保护这些组织内部的，而且还会保护这些组织外部的，即资产阶级国家范围内（国会议员、市长和新闻工作者）的特权。
——事实是，这个官僚阶层广泛地生根于这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它的主要支柱是“工人贵族”，也就是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这部分人由于接受资产阶级用“殖民地的超额利润”（即资本主义剥削的结果）进行的贿赂已经腐化了。
半个世纪以来，这第二种理论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几乎是一种“教条”：由于下面两种原因，现在必须严格地评判这两个理由：
（a）世界上发生的许多现象借助于这种理论是无法解释清楚的。用“由于殖民地超额利润而腐化了的工人贵族”的存在来解释美国的工会官僚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这种超额利润在美国是存在的，因为美国为了获得利润才向国外投资。然而，这些利润仅是美国资产阶级获得利润的很小一部分。显然，这并不能成为具有一千七百多万的独立职工成员的组织中存在工会官僚的理由。实际上，今天的法国已不再占有殖民地，只能从它过去的殖民地获得有限的利润，尽管如此，法国工人运动的官僚化几乎没有减弱。
（b）第二种原因还比较有说服力。今天，我们能比过去更好地了解全世界工人的实际经济情况。我们可以肯定，在帝国主义国家里，真正的“工人贵族”已不再由无产阶级中某些与其它阶层相比而言的特定的阶层所组成，而是由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整个无产阶级组成。帝国主义国家里的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里的无产阶级相比，他们是工人贵族。南非一个黑人工人的工资和一个英国工人的工资之比是1:10，两个英国工人之间的工资比例关系是1:2，或者最多为1:2.5。[10]因此，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第一种情况的差别要比第二种情况的差别大得多。
此外，帝国主义的剥削的确的是在帝国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造成这种巨大的工资差别的原因。毫无疑问，这种情况要比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的某些阶层的腐败严重得多，也许后种情况还是无关紧要的。
因此，人们必须非常谨慎地运用列宁使用的“工人贵族”这个概念。如果仔细回顾一下工人运动的历史，就会发现，就阶级而言，被称为“工人贵族”的阶层往往已构成突破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遣部队”。在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在二十年代初已成为一项群众运动，因为它争取了冶金工人，即德国工人阶级中得到报酬最高的阶层。至于法国，人们几乎同样可以说，1935年，由于共产主义者的努力，工人运动也已经在大型企业的工人中发展起来，那里工人得到的工资也是最高的（雷诺公司的工人与北部的纺织工人已形成对照，他们至今仍是社会民主党人）。
因此，人们必须谨慎地对待“工人贵族”这个概念，并且要特别强调，列宁已总结了这种官僚化现象，它日益表现为是一种存在于工会官僚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共生现象。
6、托洛茨基关于苏维埃工人国家蜕化变质的理论
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关于苏维埃工人国家蜕化变质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理论的出现，表明有意识地研究官僚化问题已进入第六阶段。
托洛茨基的主要贡献在于，以扩大的、互相关联的形式把工人组织官僚化的理论运用于对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的研究。
（a）特别要强调一下托洛茨基在解释这种现象时提出的一个观点[11]：托洛茨基在注意到由于某种“官僚变态”造成苏维埃国家和布尔什维克党某种官僚化的种种不可避免的客观原因[12]的同时，他还认识到，蜕化变质，这种变态的“蔓延”绝不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可以，而且必须通过布尔什维克党的自觉斗争克服这类情况的发生。苏联的历史悲剧就在于，这个党的大多数领导在关键时刻都没有认识到官僚主义现象。如果这种现象更早在1922—1923年间就被认识，并有可能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历史就能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就能较早地以较少的代价来进行工业化建设，无产阶级的队伍就能在数量上进一步壮大起来，无产阶级民主就能逐步地得到扩大，国际革命就能在一系列国家（德国、中国和西班牙）取得胜利，历史就能朝着另外一个方向发展。[13]
如果人们对这一切都不加注意，并把整个过程看作是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那么，人们就不懂得左翼反对派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斗争的意义。
（b）托洛茨基有关苏维埃工人国家官僚化的理论的另一个很重要方面，在于对工业化问题、计划问题和工人自治问题的看法。
二十年代初，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当时还是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导下）与另一派别之间发生了首次重大的冲突，也就是与由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领导的“工人反对派”发生了冲突。今天具有这一倾向的许多都断言说，如果后者的观点在当时占了上风的话，那么就不会出现官僚化。[14]
这种说法是绝对错误的，托洛茨基在当时对此发表的看法现在还完全适用。人们只要稍微具体地回顾一下苏联的工厂在1921年的状况。有四分之三的工厂是一无所有的工厂（那里只有参加过1917年革命的一小部分工人在工作），这些工厂几乎不再能生产什么东西。在这种灾难性的形势下，它们已完全不可能有效地应付国内的经济过程：在越来越强大的个体农民经济和底子很薄的工业之间进行交换贸易的基础上恢复商品生产。
如果谁认为，在这种条件及这种工厂状况下，把权力交给还在这工厂劳动的一小部分工人就能够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话，那么这种观点显然是：自治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这仅意味着，人们还没有理解必须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要想使工人阶级能够管理他们的工厂，那首先这些工厂必须能进行生产；要想使工人阶级领导国家，那首先需要有工人阶级，它必须在数量上十分强大，大部分工人不能是失业者；要想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国家领导中发挥起码的政治积极性并真正担当这一使命，那它必须能吃饱并有起码的业余时间。因此，工人阶级的心灵必须摆脱（至少部分地）物质的和官僚主义的干扰，生产力必须有起码的发展，必须有起码的工人民主，这样，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才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展开。[15]
托洛茨基很懂得这一点。尽管他错误地低估了制度方面的问题，但他却完全看清楚了问题的基本方面：在这个时代，根本问题是尽量推进工业化，扩大无产阶级队伍、战胜发展商品生产和私人积累的倾向，从而真正解决群众的生活问题，特别是扩大工人民主和政治民主，使群众能在经济方面和在国家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其它一切仅是民主的空谈，纸上谈兵，它与真正地行使权力没有多大关系。一个为物质生活所困扰的、在数量上和积极性方面明显减弱的、并受到善于利用政治手段的官僚们迫害的工人阶级，是不可能行使权力的。
7、古巴革命
工人运动有意识地着手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第七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已在古巴革命范围内开始了。不能说，古巴领袖（特别是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是完全自发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也许人们给古巴革命说的恭维话要比它做到的还要多，但也不能说，所有这一切仅是它本国革命具体试验的产物。这似乎就意味着，古巴人不受工人运动全部历史经验的制约，独立自制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篇章。
人们不难想象，古巴人看了许多资料，也读了几十年来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这个问题所发表的东西。他们的具体经验与工人运动的历史成果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有助于他们能够明确地阐述一系列原则问题。
尤其是，他们已从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的官僚化现象中吸取了重要的教训，同时他们利用了特别接近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多年来所使用的那些提法。
人们在菲德尔的一系列演说中找到了古巴人官僚主义问题使用的最重要的提法。例如这些演说有：
——三个关于反对埃斯卡特恩特[16]的讲话。这些讲话是反对古巴工人国家中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
——菲德尔1965年1月1日的讲话。这个讲话是直截了当地号召群众展开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7]
在这些讲话中，菲德尔发展了一些基本观点：
（a）古巴革命胜利后有两种危险威胁着无产阶级：
——帝国主义的反革命，
——官僚化的危险。
这真是妙极了，菲德尔以如此明显的方式提出了迄今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运动所代表的观点。菲德尔甚至还补充说：在这两种危险中，官僚主义更加危险，因为它是以伪装革命的阴险面貌出现的，它将从它本身起就使革命面临停滞不前的危险。
（b）菲德尔在他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和追随斯大林主义方式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特权集团的存在构成了官僚主义的客观基础。他没有用“特权阶级”这个词，正象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对苏联和其它工人国家所使用的词一样。但是，“特权集团”这个用语已清楚地说明，他已完全懂得特权在形成官僚主义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18]
在中国和南斯拉夫革命胜利后，获得成功的古巴革命已经明显地向前跃进了一步，并以此开始了反对官僚变态的斗争。
古巴革命再一次证明，唯一真正反对官僚主义的武器最终是群众的政治化和群众的发动，但这只有在国际革命发展前景下才可能发生。
三、工人国家里的官僚主义
如果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当今东欧社会时碰到的困难进行研究的话——且不说斯大林取得胜利后苏联所发生的情况和目前所有已官僚化和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所发生的情况，——那么，人们基本上可以肯定：我们并没有具有一个事先确定的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方案。
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设想，我们是了解的。尽管它很难详尽地解释，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但我们却清楚地知道，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目前，社会主义既没有在苏联，也没有在任何一个工人国家里实现，这对每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都是有目共睹的。
当然，这并不能解决任何一个问题，因为在十分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一个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过渡社会的不可避免性为所有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直到列宁和托洛茨基所承认。因为我们没有关于这一过渡社会的完整的理论概念，所以这就更加难以在工人国家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中区别哪些是以官僚变态为基础的，哪些是肯定不可避免的。
许多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党的极左的思想家们一致认为，在苏联，商品范畴（货币、商品、贸易）的继续存在必然会招致资本主义在这个国家的存在，因为商品经济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才能存在。然而，问题就在于一个简单的误解是，即使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曾断言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就是商品范畴的完全消失，但他们从未说过，资本主义的消亡将导致过渡社会中的所有这些范畴突然很快地消失。因此，如果人们断定目前在苏联存在着这种商品经济，但人们根本不能由此而推导出在这个国家存在着资本主义，这只是证实，社会主义在那儿还没有得以实现。在任何一个还要不断加以完善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里，始终，至少是部分地残存着这些商品范畴。
某些无政府主义的论断（列宁在《国家与革命》这篇著作中叙述到的）宣称：由于作为各种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工具的国家依然存在，这就可以证明苏联是资本主义或剥削社会。然而，这个问题与上述的道理完全相似：假如马克思主义者曾断言国家的存在是与社会阶级和这些阶级之间的社会冲突联系在一起的，但国家的存在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存在。相反，在过渡社会中为了将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这种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是不能放弃的。
以上这两个例子表明，如果人们试图一般地探讨过渡社会的问题，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把工人国家的某些历史特殊性排除在外。
1、过渡社会存在的普遍问题
从经济观点出发，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基本上是由取消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集体占有重要的生产资料（工业、运输、财政机构）、实行对外贸易垄断和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方法来确定的。
但这仅意味着，显然不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方式与仍然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之间存在着基本的矛盾。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详细地分析了这一事实：在整个过渡阶段，以至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中，仍旧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是存在资产阶级分配准则的表现，而这些分配准则（物质利益、追求更高的货币收入、在消费品分配方面基本上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表现。[19]
任何过渡社会的这种基本矛盾是由于生产方式优先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一事实而产生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充分发展需要生产力发展到能够由于产品过剩而取消商品分配准则的程度。这种过剩使得分配准则失去了意义。即使在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人们也不能说，那里的生产力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一旦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即可保证这种过剩的出现。
这就是说，这种过渡社会的历史使命是双重的：它首先要通过群众的自我教育，其次要通过暴力来逐步摧毁由于社会分化为阶级和货币经济造成的意识形态残余，但与此同时，还必须使生产力获得巨大的发展，只有这一发展才能使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
同时实现这两项任务的必要性构成了这个历史时期特有的问题和矛盾的根源。由此可以看出：
——商品范畴既要保存下来，也要逐步消亡，直至完全消失；
——社会分化为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现象既会存在下来，也将开始消失；
——作为无产阶级专政表现形式的国家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要逐步消亡，它应局限于阻止老的占有阶级重新夺回政权；同时它又要调节日常的经济生活，以便保证社会主义的积累，没有这种积累，新社会的建设是不可能的。很明显，国家自行消亡的速度不光取决于国内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取决于国际力量的对比。
因此，国家的消亡也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必要的强制形式，所以也要伴随着某些不可避免的官僚主义弊端——这也许是最难以接受的一点。
如果人们假设整个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马上有能力以集体的形式管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也只有在这种假设下才能设想，这种官僚主义弊端根本不可以出现。但可惜这是不可能的。谁不懂得这一点，到头来就会极力说资本主义的好话，因为他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可以使无产阶级达到如此成熟的程度。但实际上，先进入过渡时期的资本主义已使工人全面异化；资本主义使工人屈服于八、九或十小时生产劳动的工作日，根本不给予他们从事社会教育工作的可能性。资本主义也不会去提高他们的水平，使他们能够很快地走向社会自治。只要工作日没有缩短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就根本不存在由生产者全面管理社会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这样，代表制的政权形式就不能避免，官僚主义倾向也就随之而产生，过渡社会的理想原动力恰恰在于找到一个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它既不会使新的社会机构产生阻力，而且能使遗留下来的所有消极面逐渐和不断地走向消亡。
诚然，人们在分析已经官僚化或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的局势时还可能提出其它问题，但撇开斯大林主义带来的特殊历史情况不说，人们也会吃惊地看到经过五十年发展的苏联迄今为止任何地方都未出现自行消亡的迹象。所有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残余不但没有自行消亡，而且趋向于逐渐增强。
——国家越来越无所不在；
——商品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现象正在得以稳定或增强；
——官僚变种将成为永久的机构；它采取了政治上完全剥夺工人管理国家和经济权利的最极端的形式。
如果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的话，那么人们就可以去研究苏联官僚化问题结构，而不是它的表现形式。人们必须从官僚化的历史根源、发展过程和内部的发展逻辑出发去研究问题。
2、工人国家里官僚化的起源
过渡社会中官僚主义弊端的不可避免性，最终可归结为两个基本的历史因素：
——生产力发展没有达到足够的水平；
——资本主义的残余存在。
然而，在那些资本主义制度已被消灭的国家史上，除了这两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因素外还要加上下述两种其它的因素，即斯大林主义变质的基础：
（a）不仅生产力水平不足以迅速达到生产过剩，而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工业国。所以，过渡社会不仅要完成社会主义的积累任务，而且同时也要完成原始积累[20]，特别是工业化的任务。
由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预见到，当所有发达的国家在整个一个历史时期里都处于资本主义统治时，革命竟然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获得成功。这一事实在近五十年的历史中产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b）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获得成功的，而它已被工业先进的资本主义还在继续发展的国家所包围。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曾想象：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它不能很快地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话，它将首先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开始；它对革命进程以外的国家，既不会产生吸引人的作用，也不可能有一种令人反感的影响。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想到会出现军事侵略的可恶形式，也没想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较高的发展水平会对社会主义公民产生诱惑力。
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单独在一个落后国家里取得了胜利却产生了两种消极的后果：
有必要保卫自己，并要花费一大笔国民收入来武装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
相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较高生活水平对很大一部分人的吸引力。
除了对任何一个过渡社会来说都可预见的和正常的两种原因之外，还提出两个其它的和未能预见的历史原因，这都是形成官僚化的起源。
这就是对苏联在这段时期的发展所作出的一般历史性的和历史形成的解释。显然，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在1917年至1927年间曾预见到这种发展。但在此期间，托洛茨基，特别是列宁，以及其它许多领袖们在他们一生的不同时期里已经懂得，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里孤立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额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未预见到的危险。
如果人们要历史地理解苏联官僚权力的产生，那么就不应把它看成是阴谋活动[21]的产物，也不应把它看成是某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为了理解这一历史进程，人们必须在这两种结果之间看到一个不可避免的中间结果，此外还必须看到处于二十年代发展过程中的苏联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被动地位。这是了解为什么苏联无产阶级从1917年积极从事政治和经济活动的状态，转而在1917年之后完全被剥夺政治权利长达十年或十五年之久这一变化的关键。
在政治上出现的被动局面可以通过整个一系列的历史因素来加以解释：
——内战时期一部分工人阶级先锋队牺牲了；
——由于世界革命的失败而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饥饿和普遍的贫困，使人们将全部精力转向了解决个人日常生活问题；
——有利于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的机构被削弱了。
此外，这里顺便提一下，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从1922年起就曾想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并不幻想能有一个奇迹般的解决办法，而主张在内部、在经济领域和国际范围内推行一项能在主观和客观上促进苏联无产阶级再次进行政治活动的政策。他们的建议旨在根据生产力的有效的继续发展重新创造一种能与革命开始头几年任何一年相比较的气氛。在那种气氛条件下苏维埃体制确实能发挥作用，企业能真正由无产阶级来领导。
左翼反动派的这一战略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当时形势所作的分析，他们已考虑到官僚专政带来的危险，正象列宁从1920年起所做的那样。但是，大部分布尔什维克党的干部尽管在政治上受过教育和经受过考验，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些建议的正确性，这一情况带来了可悲的后果。遗憾的是，这种缺乏思想认识的戏剧性的现象在工人运动史上是常见的[22]。
大部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们终于——在1923年至1936年间——懂得了官僚政权的腐败性。真正的悲剧在于：他们所有的人没有同时地和及时地明白这一点。事实上，他们没有及时地看到这种危险，并卷入了派系斗争；他们没有认识到这种斗争的历史作用，这些事实就使这种蜕化变质过程的不断发展成为可能。
然而，这种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否则，人们就很容易陷于主观主义的危险之中。人们也要研究这种不幸的缺乏认识的历史原因。布尔什维克党的机关已经成为官僚社会阶层夺取政权的无意识的工具，因为它本身已开始官僚化了。与国家机关一体化的、并与其进一步同一起来的党的机关已完成了官僚化的初期阶段。尽管这同样违反它的思想和物质利益，但它自己没有能力去反对这个它自己作为当事者而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过程。
正象从祖瓦里内到多伊彻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那样，人们事后也可以广泛地论述斯大林取得胜利的历史不可避免性或托洛茨基的策略性的错误[23]。而结果怎么样呢，事实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系列组织结构上的错误促进了国家机器与党的机器同一化的过程和这个机器同时官僚化的过程，而且党从社会学方面也因下列情况的出现而无能力去抵制官僚化：
（a）布尔什维克党内禁止宗派存在
从布尔什维克党内禁止宗派存在时起，党内民主就不可能继续存在了。如果确实有讨论自由的话，那么就必然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倾向。同样，在官僚化已开始后，不同的倾向也不可避免地要转化为宗派，因为意见分歧已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普遍性。
（b）实行“一党制”的原则
与一般广为流行的看法相反，“一党制”的原则既没有在列宁的任何一篇文章中也没有在苏维埃国家的宪法中出现过。直至1921年，许多党派（左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在他们拿起武器与反动派结成同盟以前还一直合法存在，有些苏维埃受其它党领导（莫斯科的橡胶厂大概就是由孟什维克领导的），在另一些苏维埃里选票分散在几个党内。然而，从1921年起，人们就按“一党制”行事了，尽管当时这个原则还没有在理论上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但当时似乎已有了这样的规定。显然，从禁止党派活动时起，实际上就开始镇压苏联工人运动中的其它倾向。另外，很重要的并被斯大林意识形态完全吃掉的一点是，人们在列宁的著作中找不到一句有关无产阶级专政必定是“一党制”的话。列宁虽然曾说过，没有布尔什维克党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但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当内战结束和社会紧张气氛有所缓和时，布尔什维克党的错误判断在于：认为，鉴于实行了代替战时共产主义的“新经济政策”以及由它而带来的危险，必须加强政治镇压和中央集权。禁止其它党派存在，就是建立在布尔什维克党的这样一种担心之上的：他们害怕资产阶级或农民将会掌握这样一个工具[24]，并试图重新夺取政权。这种错误的看法已在实践中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历史已从理论上证明：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社会学方面对付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最合适的办法是在政治上发挥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人们本应为此而创造能推动苏维埃无产阶级进一步政治化的条件，但却代之以镇压无产阶级民主，给重新政治化设置了巨大障碍，为列宁特别想要避免的官僚化提供了方便。
（c）企业中的盈利原则
第三个，也是最严重的结构性错误是对苏维埃政权、集体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必要性之间的有机的联系，就是说，对经济中与私有成分的“竞争”缺乏认识。[25]布尔什维克党曾认为，工人国家和私有成分的（小农和商人）之间的共存是以下列程序为基础的：即国家工业具有一种比私有成分优越的生产率水平，这种生产率水平将带来较大的经济利润率，从而保证这一先进成分取得胜利。在个别企业的经济利润率基础上建起了许多国家公司，这就是这一见解的结果。它要求企业领导高度集中，从而产生了“一长制”原则，也就是，通过个别人来对企业实行领导。
尽管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采用了这一原则，但他们也意识到了因此造成的严重官僚化的危险。他们曾试图通过设置下列障碍，防止官僚化超过一定的限度：
——通过广泛的工会自治，
——通过厂内的“三驾马车”体制：即通过党和工会的监督严格限制经理的权力（但是这种监督往往变成了党委书记和工会书记的监督）；
——通过制订特别先进的社会法、反对工厂经理滥用职权。二十年代制订的社会法是具有绝对约束力的，经理不能解雇工人，不能强迫加班加点，等等。
列宁和党的错误在于，他们不懂得所有这些预防措施最终要取决于集权的状况。在官僚对国家和党越来越严加控制的状态下，已变得很消极的工人为争取实行这些预防措施与日益扩张的官僚权力所展开的斗争已变得日益困难了。
实际上，1927年以后，斯大林在取消各种预防措施时，并没有遇到苏联无产阶级明显的集体抵抗。首先，他取消了“三驾马车”，因而工厂经理获得了绝对的权力；接着，他又取消了工会自治，甚至废除了一部分社会法，通过采用记件工、加班加点、斯达汉诺夫运动和其它措施来加紧剥削劳动力。
如果布尔什维克党在二十年代初就及时明白了这个问题，并允许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宗派的话，如果他们同时在企业中采取一定的自治形式的话，那么，反对官僚化的力量就会不断地壮大起来。
毫无疑问，这些因素要比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的策略性错误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光取消禁止宗派存在的规定和加强自治权似乎也不可能长期地阻止官僚主义的胜利，如果工人的消极被动状态还存在的话，这种状态也是某些经济政治要求和对国际形势的期望未能实现的结果。
只有迅速的工业化、自愿的和先进的农业集体化、中国和德国胜利地进行国际革命的同时进行机构改革才能真正长期地阻止官僚主义的胜利。这样，官僚化的大部分客观原因才能消失。
正常的历史发展有可能导致苏联出现更多的党派，导致布尔什维克党内民主的建立、各级企业自治和经济自治的建立，一些大的经济决策和苏联的计划方针也有可能由工人委员会会议来确定，而这个会议应由真正的工人代表而不是官僚所组成。[26]
从形成史的观察中得出的结论是：因为在一个工人国家，特别是在一个落后的工人国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官僚化的倾向。所以，这种机构的官僚化倾向的继续发展只有通过以下三个因素的结合才能避免：
——国家机构，
——经济政策，
——国际政策。
这才有可能发挥各级无产阶级的重要的“主观能动性”，并能改善无产阶级和其它社会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
3、工人国家中的官僚主义的实质
如果力量对比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极不利于无产阶级的话，那么官僚们在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寄生虫的同时，获得特别强大的、表面上几乎是绝对的自主权。但这种自主权从来不可能是完美的。官僚不肯呢感创建一种新的在质的方面不同于过渡时期的生产方式，因为他们不能完全脱离产生他们的那种生产方式。官僚的自主权要受到它所寄生的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限制，但有了这种自主权，他们能作出一系列的决定，而且这些决定不是根据官僚作为社会特权阶层的本身利益而是根据他们能适应的一种制度的客观的历史条件作出的[27]。人们必须十分仔细地将作为社会特权阶层的官僚的本身利益与纯粹有时间限制的、他们在一定的历史情况下可能作出的决定区分开来。[28]
官僚集团的主要政策表现为官僚集权主义，这是托洛茨基曾使用过的概念。由于社会地位所决定，官僚主义倾向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29]。如果全面综合它过去长期受时代局限而发生摇摆的原因，就可以明了中央集权主义的内在逻辑。
这种官僚集权制的长期社会内容的特点是两种对立的倾向，这二者的结合正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官僚主义的两面性的表现：
（a）第一种因素是它与一种生产方式和一种社会相联系的，它们是非资本主义的，而且从历史上看是与资本主义极端对立的。这一点也说明在苏联为什么要强制实行集体化，为什么会对纳粹进行艰苦抵抗，以及在苏联军事占领得到巩固的地方为什么会采取摧毁资本主义的行动。[30]
客观上，官僚们反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倾向是以下面事实为依据的：他们的特权是在彻底摧毁旧的统治阶级之后、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特权与私有制的存在是不兼容的。如果在苏联重建了资本主义（这对于所有不相信有可能通过“相反的和平道路”走向资本主义的人来说，只能是反革命取得成功的结果），某些官僚虽然会占有工厂，但这意味着作为官僚，他们已不存在了，因为他们将变成不得不彻底改变他们社会态度的资本家。
官僚特权阶级的经济态度不取决于最大限度利润或资本积累的原则，而取决于它所特有的其它动机，这些动机源出于它在生产中的作用。[31]
（b）影响官僚们的社会态度的第二种因素在于他们普遍具有的社会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的特征就是希望在国际范围内维持现状并制止或反对世界革命的发展。
事实上，世界革命的发展在历史上将意味着工人国家里的官僚非法夺取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结束。无产阶级在国际范围内进一步政治化和重新发挥作用会使官僚们长期实行霸权统治成为不可能。
官僚集权制是通过两种矛盾的因素不断地组合表现出来的，即在工人国家里保持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想同时阻止世界革命的发展。
这种地道的保守主义不能解释得过分狭义。如果官僚能把它的特权和权力扩展到其它国家，而又会引起对自己的威胁、即不会引起无产阶级政治反抗的话，在这种条件下，它是不反对超越国界的。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一系列国家里发生的事情。[32]不过，这仅仅是在红军能够阻止那里的工人有可能进而起来发动一场国际范围的政治革命的地方。
4、在工人国家里进行政治革命的必要性
由相互矛盾的官僚主义特性所产生的革命战略是什么样的呢？
官僚是完全了解本身利益和特权的社会阶层。尽管客观的发展越来越难以为他们提供统治的先决条件，但他们是不会在客观发展的压力下放弃这些利益和特权的。生产力的发展、各国无产阶级的数量的增加和文化的提高将不断改变力量对比，使之不利于官僚集团。
然而，只有进行一场政治革命才能有利于无产阶级推翻官僚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场革命非要是流血牺牲的。开始进行政治革命的两个历史先例（1953年6月16日、17日在东柏林和1956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在匈牙利爆发的政治革命）就已表明：普遍动员工人阶级占领工厂和选举工人委员会等等的行动能导致什么结果。地方上的官僚确实已从地面上消失了，只有外部的军事干涉才能阻挡这场革命。但对苏联本身来说，显然没有这样一个外部因素能起这样的作用。
人们完全可以乐观地评价这种实现政治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官僚们能在哪些社会阶层中找到愿意为拥护他们和反对无产阶级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助手呢？
此外，这里涉及的是一个实行政治革命方案的问题，政治革命不同于社会革命：
——在一场社会革命中，要改变生产方式，政权从一个社会阶级手中转入另外一个社会阶级的手中；
——在一场政治革命中，原则上不要改变生产方式，政权是从一个社会阶层的手中转入同一个阶级的另外一个阶层的手中。[33]
在这一方面，工人国家里的政治革命似乎能给予生产方式以新的内容，就象官僚同一种生产方式相联系一样，而这种生产方式与贯彻无产阶级民主不相一致。
但是，苏联经济的基本手段（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计划经济、某些残存的市场机制）都不会改变，由于无产阶级行使权力，这些手段可能改变内容，但不会因更换内容而被毁掉。显然，国家的形式将要彻底改变，但它的基本的社会性质仍然不会改变。[34]
5、官僚是社会阶层还是阶级
之所以要通过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通过一场社会革命来推翻官僚政权，从逻辑上讲是因为把官僚划为社会集团或阶层，而不是划为生根于生产过程并在其中行使一定职能的社会阶级。
把所有的官僚说成是社会阶层而不是阶级，这是没有什么值得争论的。这对正确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可能性和它同官僚主义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一问题上产生思想混乱的部分原因是，人们认为工人国家里的官僚们的某些表现与一个社会阶级的表现没有很大区别：无限的权力，精神和物质上的特权，对既得的和需要保护的特权的集体意识。[35]
然而，如果人们把官僚都划为社会阶级的话，那么就可能形成这样一种关于官僚主义现象的理论，这种理论不可能准确地说明国际革命的现实性。这样，不仅在方法上而且在政治上，都只会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如果把官僚划为一种社会阶级的话，那么他们要么在革命之后才构成为一个阶级，并夺取了政权（一个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后才存在，这种说法似乎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要么他们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作为一个阶级存在了。
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必将产生人们必须明确加以区分的极为不同的后果：
有些人断言，官僚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已经作为阶级存在了。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个阶级是由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所组成。如果人们考虑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一个社会阶级的定义的话，那么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话。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生产过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呢？这样一种说法也会产生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后果，人们必然会认为：例如在法国和意大利，无产阶级与这个“领导阶级”毫无共同之处，必须与它彻底决裂。那末，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罢工似乎不再可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资产阶级和想要成为统治阶级的官僚之间的斗争：那么无产阶级只好保持中立！同样，人们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认为在越南不是关系到帝国主义和一个殖民地国家的想要获得自身解放的广大群众之间的斗争，而是关系到二个阶级之间，即共产党的官僚和资产阶级的斗争！
这样一来，全部的革命真相完全都被歪曲了。因为每个人都明白，在法国发生的一次由共产党领导的罢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一次表现。工会的官僚自然是想充分利用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使这次罢工被滥用为它们的利益服务。但阶级斗争绝不会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官僚这三者之间的斗争。
一种见解说，官僚是一个阶级，它的萌芽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由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所组成。从这种见解出发所得出的最后一个结论就是放弃阶级斗争，它有时甚至会导致反革命的行动。某些政治集团甚至认为：越南的战争是一场两个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帝国主义的战争（1954年的朝鲜战争也是同样情况）；古巴革命之所以使人们不感兴趣，是因为它是由一个新的剥削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不应该参与这场与它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然而，不管人们愿意与否，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或殖民地国家的广大群众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真正的阶级斗争事实上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在世界许多国家进行着，而我们在这里绝不能再保持中立了。[36]
另外一些把官僚说成是社会阶级的政治集团， 把官僚看成是比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要进步的新阶级。但这意味着无产阶级支持另外一个社会阶级，即官僚，并在官僚反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扮演配角。这样，就否认了无产阶级在世界革命中的重要的领导作用，[37]这种观点带有一种强烈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幻想官僚会具有革命的可能性。究竟谁能真正相信法国共产党以它目前的路线真的能够取得政权呢？
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把官僚作为社会阶级的另一种理论变种，而且这种理论变种的出发点是，官僚在革命之后已形成为一个阶级，并夺取了政权，那么由此也会产生许多极其复杂的政治结论。
在许多提出“新的剥削阶级”的理论家（象吉拉斯、布尔恩哈姆等）身上，人们可以发现：“他们对斯大林和苏联的官僚的憎恨已发展为否认马克思主义、怀疑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吹捧资产阶级民主；揭露克里姆林宫的罪行已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追随华盛顿。”[38]这些理论家们已经远远超越了阶级界限，从而站到了资产阶级一变。这里，人们不需要再继续广泛深入地探讨他们的理论。
另外，其它一些理论家，特别是波兰的库罗恩和莫杰列夫斯基同志，他们把官僚作为一个社会阶级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进行分析的。这种分析明确地拒绝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并表示相信无产阶级有能力创造历史。在这些同志中间，与其说是对政治看法不一，不如说是对术语有争论，与他们在政治上的分歧不是关键性的问题。1939年，托洛茨基已经评价过这类问题。
“我们首先不想在抽象的社会学方面，而想在具体的政治任务方面提出苏维埃国家的性质问题。假如我们马上就接受一种看法，认为官僚是一个新的‘阶级’，苏联现今的制度是一种阶级剥削的特殊制度，那么，从这种定义中我们能得出什么样的新的政治结论呢？长期以来，第四国家就同意通过工人起义来推翻官僚政权，曾宣布官僚是一个剥削‘阶级’的那些人所建议的（或者能够建议的）不会是别的。推翻官僚政权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取缔现今官僚主义来重新建立苏维埃统治。左翼批评家们能够或者将要建议的无非就是这点。改组过的苏维埃的任务在于参与世界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以，推翻官僚政权包括维护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所在。”
“当然，如果计划不是由官僚的利益而是由生产者本身利益来决定的，那么就要大大改变个别经济部门的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和普遍地改变计划内容。但就这种规模来说，正象推翻寄生的寡头政治集团的问题仍与维护国有化的（国家）所有制问题有联系一样，我们把未来的革命称为政治革命。我们中间有某些批评家（希利加、布鲁诺和其它人）希望不管今后可能发生什么情况，都把未来的革命称为社会革命。如果我们承认他们这种说法的话，那么会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呢？这种说法给我们所列举的革命任务没有增添什么新的内容。”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批评家所提出的事实就和我们长期以来已经说明的事实一样。他们既没对评价官僚和工人的地位，也没对莫斯科在国际方面的作用补充一点重要的说明。在所有问题上，他们不仅不考虑去反驳我们的对问题的分析，相反却完全相信我们的分析或甚至把自己完全限制在我们的分析上面。他们指责我们唯一的一点是我们没有从分析中得出‘必要的结论’。然而，如果研究一下问题的结论，那么将会证实，这纯粹是术语问题。我们的批评家们拒绝把一个蜕化变质的工人国家称为一个工人国家，他们要求把整个官僚当作一个统治阶级，他们建议进行一场反对官僚主义的革命，而且不能把它看作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如果我们在术语方面向他们让步，那么就会使我们的批评家处于很困难的境地，因为他们不知道，应如何去对待他们纯粹是口头上获得的胜利。”
“对苏联社会性质问题与我们持不同观点的同志在政治任务问题上和我们是一致的，因此，与这些同志决裂将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战争中的苏联》，1939年9月25日）
同时，这种把官僚定为一个社会阶级的不同分析不仅具有术语方面的意义，而且它还使库罗恩和莫杰列夫斯基同志作出了如下的错误的结论：
——这种分析迫使他们对集权的政治官僚与作为不同阶级的技术官僚在本质上加以区别；
——这种分析使他们把“为生产而生产”的特殊的阶级目标归咎于官僚集团，这种特殊的阶级目标看来已经部分地放弃了；（见第102页注释）
——这种分析把他们错误地引向对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国别”的分析，并使他们不能认识到苏联官僚集团的国际作用。
这三种因素使他们低估了官僚集团随机应变（和暴力镇压）的可能性。
作为一种结论，决不可以忽略其关键的一点：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基本上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的，而官僚集团干涉这场斗争，旨在有意歪曲这场斗争。要同时消灭资产阶级和官僚，唯一的办法是广泛地支持工人和殖民地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即使这场多种目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因为只有国际革命取得全面的胜利才能确实保证彻底消灭官僚政权。
历史已经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对于所有自1945年以来取得成功的革命（当然不是红军带来的革命发展！），已经或多或少明确地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
——南斯拉夫革命经过三年的自治尝试之后提出了官僚主义问题；
——中国革命当前正通过文化革命以被歪曲了的形式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
——古巴革命也十分清楚地和更加自觉地提出了官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曾说过：“人类只给自己提出他们能够解决的问题。”看来目前已经具备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
——所有革命干部都能历史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国际革命的蓬勃发展和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发展。
由于现在这些不同因素已经同时发生，所以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革命都可能明确提出官僚主义问题，并以最有效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注释：
[1] 如果人们在工人阶级取得胜利之后立即消灭所有参与物质生产的技术人员和专家，那么，这种情况还要更多地涉及到其它较高的社会阶层。可以断定，社会将因此而大踏步地倒退，生产力发展水平将大大下降。其危险是，非但不能使现代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获得发展，而且有可能导致原始共产主义，而这样一个社会将很快被新的社会差别所瓦解。最没有道理的是，这不但不能丝毫地制止官僚主义，反而会在更加不利的条件下恢复官僚主义。
[2] 单从有效性方面看，建立机构也是必不可少的：每个人都会懂得，没有起码的基础机构领导五万人是不可能的。
[3] “部分成果辩证法”的提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有关。革命成果只能逐步取得，在取得部分成果后，既要保卫已获得的部分成果，还要继续革命。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人们在取得部分成果后生怕丢失这一既得成果而不想继续革命。因此，保卫部分成果就阻碍了继续革命，或者至少束缚人们为新的成果而去斗争。这就是所谓的部分成果辩证法。——译者注
[4] 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作用和组织上的壮大是其官僚化的动力，而不是障碍。要想使这个党保持为非官僚化的组织是非常容易的，只要这个组织仅吸收有觉悟的积极分子为其成员的话。在这种组织内，“代理人”的问题也就不会发展到严重的程度。
[5] 恩格斯这篇导言写于1895年3月而不是1880年。这里提到的基督教徒受迫害的问题可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11—612页。——中国译注
（恩格斯的导言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请读者自行考证）
[6] 大约在1891—1892年间，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慢慢地出现了许多极左的、或多或少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观点的集团。“柏林左派激进党人”代表了一种一般在工人运动中大家都很少知道的倾向。人们对这个集团的评价既不一致又不统一。1914年后，列宁本人不得不相当严肃地审查他以前的观点，他在这个反对党中看到了一半是有意识地、一半是出于本能地反对社会民主党群众组织中初次出现的改良主义和官僚主义的腐败现象初级形式。
[7] 考茨基，他可以说是列宁的“老师”，并给列宁为创作“列宁主义”党的理论给予极大的鼓励。他很有才智，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这里，他以十分敏锐的理解力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8] 在《怎么办？》的第二版和1907年的《十二年》文集序言中，列宁就强调指出，从把先锋队的党同无产阶级分开的时候起，党就成了“一种纯粹的招牌”。一小撮官僚就会不顾实际情况决定在目前历史情况下无产阶级必须在特定意义下行动；而这将会失去最重要的客观标准（即无产阶级的意志），而实际上是准备让这个客观标准完全消失。
[9] 这是罗莎生活时代的情况，但现在有一些国家（瑞典、奥地利和比利时），那儿在形式上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是工会，但这也纯粹是形式上的结合，实际上仅有少数工人是工会的积极分子——也只有这很少一部分，属于工会的成员得参加工会举行的会议（每年至少一次！）。
[10] 帝国主义国家里的工资差别日趋缩小，它已比五十年前小得多了。
[11] 这一观点，多伊彻就不完全理解，但他可以肯定，左翼反动派的斗争没有脱离生活和柏拉图式的特点：对多伊彻来说，所有这些人虽然都是英雄，但都是些注定要失败的英雄。他们从事的只是为迎接一个极其遥远的将来而作准备，并要为一个应在五十年后才逐渐成熟起来的时期作出贡献。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极其复杂的，人们对它还不能作出很明确的评价。
[12] ——生产力落后；
——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小，文化不发达，无产阶级在数量上也未得到蓬勃的发展；
——革命遭到孤立和世界革命形势出现低潮；
——商品和日用品缺乏。
[13] 所有这些方面将在本书的第三部分进一步加以探讨。
[14] 最近有许多不同方面的人想为这一派人恢复名誉：
——例如，极左集团（“社会主义和野蛮”集团）对柯伦泰写于1921年的一篇文章作了评价，认为它具有真正预见性的重要意义；
——同样，南斯拉夫也为工人反对派进行了辩护，并认为它反对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斗争是正确的，至少，这种民主集中制在那样一个集权国家里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另外，所谓“帕普罗主义”派内部的一些人（由帕普罗领导的从第四国际分裂出来的一个集团）也为这一反对派作了辩护。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把自治看作是灵丹妙药，认为它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是能够反对官僚主义。
[15] 南斯拉夫的里子已证实，在各级企业里实行的假自治是不能有效地反对官僚主义的。
[16] 阿尼巴尔·埃斯卡特恩特是一个老的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是古巴共产党的组织书记；在曾多次试图协助官僚集团获得对革命和古巴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17] 菲德尔想倾听他讲话的二十万古巴人建议，把1965年视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年”。许多人举手赞成，但大多数人表示：1965年应命名为“农业年”。
[18] 为了阐明他想要说的，菲德尔在他反对埃斯卡特恩特的讲话中举了一个例子：他在访问一个工厂时发觉，党支部是以下这些人组成：厂长、总工程师、厂长夫人、总工程师夫人、总工程师的司机和厂长的司机。
随后他问到：这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吗？他以嘲讽的态度明确地指出了在东欧国家里经常出现的现象：如果人们检查一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组成情况，就会发现，实际上没有一个来自生产岗位上的工人属于它们的成员，它们仅是由厂长，工程师，经济官僚、政治官僚或管理官僚的代表所组成。
[19] 这些分配准则对前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来说是不适用的或仅以胚芽形式被采用：例如，在封建社会里，个别人占有大量消费品不光是依靠他的货币收入，而主要是依靠他在社会中的地位。
[20]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称这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21] 从主观立场出发，那些当事者在这场戏剧中大部分是真诚的，他们的行动是无意识的。如果谁能向1920年的斯大林证明，他摧毁无产阶级的整个政权、消灭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那么，人们可以认为斯大林，这位正直的、尽管存在许多缺点的革命者，将立即自杀。无疑，这也同样适用于那些党的领袖们，即在列宁逝世后拒绝左翼反对派建议的、与斯大林结成同盟的、并以此为追求其目标而开拓道路的人。
[22] 对此，在历史上有许多类似情况：每一次，当工人运动突然面临新的和没有预见到的问题时，大部分最优秀的干部一般都不能马上就理解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例如：
——对1914至1918年帝国主义战争的真正性质和社会民主党背叛的真正原因缺乏认识，这种情况在一部分社会主义党的干部中持续了许多年，后来他们才建立了共产党。
——对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和由于殖民地革命的作用已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缺乏认识。
[23] 总之，作过这样分析的许多同志都想要同时证明两种完全相反的情况：
——一方面，托洛茨基犯过许多策略性的错误；
——另一方面，斯大林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符合当时俄国的客观条件。
多伊彻特别清楚地表示，这两种论断一直是不矛盾的。
[24] 指党派——译注。
[25] 缺乏认识的原因是：在过渡时期，生产者的积累职能与保护作为消费者的生产者的职能之间实际上存在着矛盾。在“市场经济”范围内，——即使一个企业实行了民主自治——，生产者的直接经济利益同社会主义经济原则也可能发生根本矛盾。例如在南斯拉夫，民主选举的工人委员会曾建议解雇全体职工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便提高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的职工的工资。无产阶级作为阶级的整体利益并不一定能与个别工人集团的利益相一致。
[26] 南斯拉夫自治的例子表明：这一点是绝对重要的。工会委员会的全国性机构自觉地倾向于由逐渐脱离生产劳动的人员来组成。要反对官僚主义就有必要保证使收入不超过一个技术工人工资的人员在全国性的会议机构中占很大比例。
[27] 不能把官僚集团犯的所有难以置信的错误都归咎于它为保护特权阶层利益而造成的结果。废除小土地占有者的恐怖政策和二十五年的农业减产，这些显然不符合斯大林和苏维埃官僚集团的利益。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例如在南斯拉夫，官僚集团完全可以不用恐怖的方式来对待全体农民。
[28] 这里，要探讨意义下波兰的库罗恩同志和莫杰列夫斯基同志的理论错误。他们认为，给予重工业优先权，这明显是官僚体制的一种基本特征；但这仅是官僚管理史上的一个特别时刻，这在苏联看来已经得到改正了。这种理论的危险在于，它有可能产生出这种见解，即如果放弃重工业优先教条的话，正象今天在苏联发生的情况那样，那么官僚体制也会就此而消失。但实际上，人们可以肯定，官僚体制在那里已越来越强大了。
[29] 官僚分子有许多极端的做法。例如，他们的典型做法是采取了右的方针，并向农民作出让步。这些做法由于1928年的政策转变和消灭富农的恐怖行动已完全不受什么限制了。
官僚分子还有一些极端的做法。例如，他们的典型做法是建立了警察专政和集中营。但这些也不可能解释1956年的转变。
[30] 那种把苏联标榜为工人国家、而又把“人民民主”标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使当代的历史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了。难道人们真的可以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生产方式从它的性质看一方面不同于在苏联实行的生产方式，而另一方面又都类似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方式吗？如果这种分类法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人们根据这种理论就必然会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
[31] 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将完全取消资本主义竞争的观点，对马克思来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只有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资本，而这些资本又随着各部门的利润上升或下降情况而增加或减少，相互吸引或摆脱，这时，才会有资本主义。完全取消竞争，积累的必要性就不复存在，积累作用的继续存在也就不可理解了。
[32] 斯大林分子根据必须尊重在雅尔塔作出的由两个集团来瓜分世界的规定而为在法国、意大利、希腊或南斯拉夫不应该进行革命的事实进行辩护，因为不然美国就会发动一场世界大战。
这种辩护不攻自破。在许多地方，革命并没有尊重这种瓜分世界的规定：象在南斯拉夫、中国和古巴。虽然世界革命的发展每次都要引起严重的国际危机，但它并没有引起世界战争，帝国主义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实。
[33] 马克思称法国的1830年1848年革命是一场政治革命的例子：当时在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资产阶级、银行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政权从一个阶层转入另一个阶层的手中。一些大城市的工业资产阶级在1848年2月革命期间不得不拿起武器夺取银行资产阶级的权力。这场革命与巴黎公社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性质，巴黎公社曾一度把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入无产阶级的手中。
[34] 一个国家的性质的定义最终仅仅取决于它同某一种生产方式的关系。德国1945年从法西斯主义走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形式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生产方式并没有随之改变。在同一个生产方式中，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国家形式，这并不意味着，从一种国家形式向另外一种国家形式的过渡能用“改良的”方法进行。
[35] 工人国家里的某些同志把官僚当作一个阶级，也同时是为了明确表明与“改良主义的”思潮划清界限。这种思潮认为，可以与官僚的某一派合作反对另一派。
[36] 当然，这并不妨碍这样一种见解：只要它在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绝对领导下，它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人们必须八工人从这种领导的影响中解放出来，等等。
[37] 这种理论是由于对卢卡奇把“革命的现实性”称为列宁的基本思想这一事实不了解而提出的。在过去的几百年里，无产阶级不得不起一种辅助力量的作用，并支持先进阶级反对反动的阶级。然而在今天，无产阶级革命靠无产阶级本身去实现，这是可能的，而且它已提到议事日程上。
[38] 引自皮雷·弗兰克致波兰库罗恩和莫杰列夫斯基为首的“‘波兰统—工人党’的公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