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

第二章 长波、技术革命与阶级斗争周期



　　离开科学的进步，技术革命就不可能发生。技术革命在多大程度上由科学的进步所决定呢？科学进步在何种程度上与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相联系，也就是，它在何种程度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相联系？这是个吸引人的问题，我们甚至在这篇文章中还抓不住其表象。[①]

　　第一个相互关系可以建立在资本的基本历史趋势的层次上，在这一层次，资本把科学劳动（即最抽象意义上的“一般劳动”[②]）转变成特殊形式的无产阶级化的劳动（即从属于资本主义需要和由资本控制的劳动）。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我们指出马克思是怎样从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推断出这种趋势的，从而预料到在他的时代不会发生，而在很久以后将会发生的一种现象。与不断重复着的陈词滥调相反，这证明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正由于其大跨度的历史预测，与其说是19世纪的，倒不如说是20世纪的著作。

　　在机器方面，资本对活劳动的占用得到了直接的实现。首先，它直接来源于科学的机械规律和化学定律的分析和应用，这使机器能够完成从前由工人来完成的相同的劳动，然而，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一个更高阶段，并且所有科学都被用于为资本服务的条件下，机器沿着这条道路发展，这一现象才会发生。其次，当可供使用的机器本身已经提供巨大能力之时，发明就变成了一笔生意，科学在直接生产中的应用就决定了和诱发了发明的前景。[③]

　　在《晚期资本主义》中我们描绘了公司支配的实验室研究发展的具体过程，它开始于19世纪末，经过了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④]然而，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科学进步和新技术发明的直接联系则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相对较晚的时期。资本以实用得多的方法占用工匠技师们的技术技能，以便在社会经济支配劳动而使劳动不断地分散和集合的过程中，用机器代替活劳动力（即剩余劳动生产的最大化，它是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增长和完善的劳动分工的驱动力）。这种现象比前述公司实验室出现得早，这可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1. 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由工匠们进行实验的阶段。这早于自然科学家系统的实验好几百年，这一阶段直接以大部分工艺进展为基础。制造业资本主义的大部分时间属于此阶段。阿瑟·克莱格[⑤]和哈里·布雷弗曼在伯纳尔之后指出，这同样适用于工业革命的大多数基础发明。戴维·兰德斯在《解放了普罗米修斯》中也提出过相似的论点。[⑥]

　　2. 在另一阶段。工程师（或已成为资本家的工程师）的实验观察引导他们把工人的操作转变成越来越多的机械操作，以便在某些用途上机械装置能够进入工人的房间。在此，工匠对发明的贡献可以说是相当间接的，尽管区分工匠和工程师有时不像他们职业分类那么明显。

　　“抽象科学”和“具体技术发明”随着应用科学的出现而正式重新统一。这里不可能深入分析自然科学同技术重新统一这种现象和内部辨证规律的相互关系。一方面是科学与技术的重新统一，另一方面，是目前状况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或者更一般说，即资产阶级社会），这二者的关系值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倾注更多的关注。我们希望这个主题将来能有时间更详尽的探讨。

　　必须强调的是，资本使科学劳动力无产阶级化（属于他自己）的趋势直接地与资本对更多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不懈追求有关，同时受到竞争和阶级斗争的刺激。因此，这种趋势已经与资本积聚的有节律运动相互联系着。看来甚明显，利润率长期的普遍下降将会鼓励旨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的根本性突破的研究（即基本工艺的改造），同时由于他们显然阻碍着大规模的重大技术创新，就是说，他们趋向将目前的投资集中起来使之合理化（即能立即节约劳动成本的投资）。[⑦]格哈德·门施收集的重要证据表明，一群基本创新发生于19世纪20年代和8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正处于萧条性长波时期。[⑧]经济史不断地证明这些基本创新的大量应用之投资花费通常在这些创新十年以后，即萧条性长波向扩张性长波的转折点已经发生以后。

图2  1740-1960年基本创新的频率


　　相反，当资产阶级社会一般环境由降而复升的增长（繁荣）的看法占优势的时候，这反映了实际的平均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的迅猛增长。这时，环境便适宜于根本性的技术革命所需的大量资本支出。相反，现行零碎的创新不会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基础发生技术革命，如工业、运输业、通讯、贸易和信用、管理等领域。因此，我们可以从逻辑上推断，集约型研究和最初基础创新（在萧条性长波时期[⑨]）与集约型重大创新（在扩张性长波期）是有节律地交替的。萧条性长波的最后阶段是否存在决定性的中间环节（发明的大量增加），或者，在资本积聚的长期节奏和“研究—发明—创新周期”（假使这样的关系是实际上证明了的，“周期”这个词将在这里得到证明。）的长期节奏之间是否有一个十分机械的相关性，这一点仍尚待确定。

　　J.施莫克勒试图证明专利周期一般地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前者并不先于后者。[⑩]尽管这一观点看起来似乎可信，但它没有区分性质上不同类型的专利权，因此，不能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是带来根本创新的专利权现象，而不是专利权周期。

　　W.鲁珀特·麦克劳林[11]提出创新的五个连续相继的条件的差别：

　　1. 发展纯科学的倾向。
　　2. 发明倾向。
　　3. 创新倾向。
　　4. 资助创新倾向。
　　5. 接受创新倾向。

　　麦克劳林也指出，假若一个国家进入新开发（这里对利润预期的调节和利润率的波动是明显的）渠道的资本供给比例太小，它虽然能大量地投资于纯科学和发明，但创新仍然停滞。[12]他没有区分不改变一般生产技术的创新和那些改变了一般生产技术的创新。把他的分析和格哈德·门施的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更正确地理解技术革命的下列连续相继条件：

　　1. 发展纯科学的倾向。
　　2. 在目前发明中，导致能改变整个生产的基本技术的基本发明的转折点。
　　3. 重大创新倾向。
　　4. 资本积聚、利润预期、可预见的市场扩张的基本环境的改变，能证明对重大创新的大量投资是合理的。[13]
　　5. 重大创新完成，利润率上升，经济增长加速（资本积聚）的综合效应引起了真正意义的技术革命。

　　但是，分析这一点时，必须建立资本积累过程和技术革命逻辑之间的第二个有力的相互关系。与以前技术差异很大的每一项特定技术，集中在一类特定的机器系统中，并且，这依次以劳动过程的特定组织形式为条件。我们非常概括的假定，工业革命的相继阶段和第一、第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相继阶段（总是要提防对这些阶段的过于机械的解释，强调中间过渡形式的必然存在，这样方能符合不平衡发展规律和多种因素共同促进发展的规律。）很广泛地对应于下列机器体系的发展：由手艺工人操作的（和手工工人生产的）蒸汽引擎驱动的机器；机械工人操作的（和工业生产的）蒸汽发动机驱使的机器；与机器相联系的装配线，这种机器趋向于由电动机带动，半熟练机器操作工操作；连续性生产机器，综合地包含了由于电子学而成为可能的半自动化体系。[14]

　　不可否认，这四个相继的根本不同的类型的技术和机器体系，需要四种不同类型的劳动组织形式。这种从一种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变历史性地涉及工人阶级的严正对抗（除了其他理由外，还因为这种转变包含着劳动条件的恶化，这不必与真实工资降低或者体力劳动负担增加相联系，而是被很大一部分生产工人感觉和理解到总的劳动条件的恶化）。我们所要强调的不是把这么多的结果都作为劳动过程革命性转变的起源。我们认为，他们起源于资本企图打破不断增加的障碍，这些障碍妨碍了前一时期剩余价值率的进一步增加。这样，再一次与资本积聚有节律的长期运动和使劳动组织发生根本变化的上升（或下降）的推动力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扩张性长波的大部分时间中，当平均利润持续增加或正处在高水平时期时，资产阶级并不十分急于根本改变劳动组织的形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始终有这种倾向）。已经发生的大量的资本支出需要折旧和维持其价格（valorized），太快地替代它们会抵消这些需要。根本改变劳动组织会激起强大的工人阶级反抗，生产的频繁中断，并增加跨越行业的阶级对抗。当增长率高，有了保证给工人阶级某些改革的物质手段时，这种阶级斗争与资产阶级缓和社会紧张关系的正常倾向是相矛盾的。

　　相反，接近扩张性长波尾声和在随后萧条性长波的大部分时间里，利润率明显下降，它在低谷时一般比先前扩张性长波低得多。这样，就对资本的剩余价值率的大幅度增加形成日益增长和强大的刺激。剩余价值率的增加不能单靠增加工作量，加快工作速度、强化现行劳动过程等方法，而是需要深刻改变这个过程。同样地，在趋于扩展性长波尾声之时，由于与资本积聚本身长期加速（工人阶级数量增多而力量加强，失业相对下降，工人联合的加强等等）相联系的各种原因，阶级斗争一般加强了。确切地说，因为阶级斗争加强已成为一种客观趋势，资本家阶级对改变劳动组织而进一步增加社会紧张的犹豫将会减少（或者至少资本家阶级内部对这些问题分歧的力量均势将趋于倒向那些赞成改用更强硬地对抗工人阶级的那些人）。

　　如果我们观察一下最初的机器主义（machinism），第一个机器系统、泰罗制和流水线生产劳动组织的历史阶段。我们会看到尽管它们的试验和最初引入一般发生在扩张性长波的末期，它们的普及则恰好发生在萧条性长波期。这一点，传送带劳动组织的例子是很明显的，它于1910—1914年间最初引入，[15]但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6]后才普及。对于连续性生产的组织形式，这点也是很明显的，在1940（48）到1968年期间，它只限于少数行业（核电站、炼油厂、石油化工厂、半自动罐装车间、食品工业中的瓶装和袋装工厂等等），只有现在，由于微处理机的出现，其普及化才宣告到来。

　　因此在劳动组织这一领域里，我们更加证实了我们前面说明的，组织与技术革命本身相关的内容。在有关具有创新特征（这推动平均利润率上升）的长时期和随之而来的普及化和通俗化的长时期（这使平均利润率下降）之间，存在着交替关系。

　　此外，日益增多的证据表明，每一次劳动组织变革，通过相继的技术革命变得可能，这种变革产生于雇主们有意识的企图打破工人阶级对进一步提高剥削率的反抗。第一次技术革命明显地是对英国工人要求缩短正常工作日的斗争之回应，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17]中对这一点作了详尽的评述。第二次技术革命与美国和西欧强大的行业工会日益反抗资方管理部门对劳动过程更直接的控制的企图。同样，第二次技术革命与半熟练的大生产的工人加强联合直接相关，并与削减这种联合力量可能导致的对传动带生产的限制力量直接相联系。一些作者提出，现在一场新的劳动组织的革命性的转变自1967—1968年以来正在西欧、美国和日本[18]发生。这是这些国家的资本对工人阶级力量和战斗精神高涨的一种反应。根据一些历史学家诸如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的研究，人们甚至可以运用工厂制度的真正出现的分析方法，来对工业革命本身作一个相似的分析。[19]

　　至此，描述的所有这些过程似乎都相当符合资本积聚的内在需要和逻辑，符合资本的客观需要，但这一点外生因素也必须考虑。资本不断需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并使工人阶级一般劳动条件恶化，而且当资本面临迅速、持续的利润率下降时，这种需要特别明显，但是，资本家实现这目标的能力不只是依赖客观条件，还依靠一些主观因素（即工人阶级加强对抗和反击的能力大小）。而工人阶级的这种能力又不是前一时期所发生的，诸如工薪阶层的增加程度，失业的相对水平，以及工会（更一般地说，工人阶级）所达到的水平和同质性等因素的直接、简单的函数。

　　尽管这些因素明显地很重要，不少其他因素必定要起作用：工人阶级和有组织的劳工运动的绝对力量（它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比重）、工人阶级的自信和战斗性程度、工人阶级对有关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独立自主程度：即在这个阶级和劳工运动内部工人领导者的相对力量（即在性质上更独立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工人阶层的相对力量，至少涉及到阶级斗争的直接中心问题），工人阶级领导者和统治大多数工人阶级组织的官僚政治机构间的力量关系；在劳工运动内部革命组织吸引的独立反资产阶级这一极的相对强弱，加上工人阶级这方面的主观因素，当然，也有资产阶级这方面的主观因素（其不同政治党派的相对力量，有利于或有碍于诉诸对民主自由的大量限制和镇压的历史和其他因素等等）。

　　正是所有这些主观因素与前述客观趋势的相互作用，将对阶级斗争强化的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这种结果一般地赋予了萧条性长波大部分特征，这种相互作用不仅决定这种间隔长度，这种间隔必须在资本能够完成对利润率作必要的决定性调整而重新组织以前消逝，而且也决定了资本重新组织的真实可能性（即这种拉长的危机无论以这种重新组织结束，还是以向社会主义的突破而结束）。

　　换句话说，不能认为新的扩张性长波出现是前一个萧条性长波的内在结果（即或多或少自发的、机械的、自律的），不管后者的持续性和严重性。不是资本主义运动规律而是整个历史时期阶段斗争的结果决定这个转折点。这里我们假设的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和主观因素的辩证法，其中主观因素具有相对独立性；也就是说，他们不是由于以下因素而直接地不可避免地被预先假设的，如有关先前发生的资本积聚的基本趋势、技术转换的趋势，这些趋势对劳动组织本身的影响等等。

　　我们假定存在一个阶级斗争长周期（或者更准确地说，一个工人阶级战斗性和激进化的升降的长周期），它相对独立于更迅速或更缓慢的资本积聚的长波，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互相交织。尽管我们不企望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以来的整个世界无产阶级草拟这样一个周期，但是我们相信，欧洲工人阶级在这方面存在相当明显的阶级斗争周期。

图3   欧洲阶级斗争长波和经济增长长波


　　当我们讲到相对独立的阶级斗争长周期时（很大程度由一系列主要国家工人阶级不断的胜利和失败的历史影响决定），我们当然指的正是那个意思，而没有其他更多的。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会否认历史中的主观因素（基本社会阶级阶级意识和政治领导）依次地是由社会经济因素决定的，但是，它是在一种长期意义上决定的，（即在历史范围内）而不是马上直接由经济发展决定，也不是由直接前一时期的那些经济发展因素来决定的。举一个明显的例子，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早期，英国大批失业的出现削弱了工会和工人的战斗性，而这种情况在70年代效果正好相反。

　　正是在这里，我们不同意戴维·戈登的分析，尽管他的分析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类似。戈登得出结论，解决长期积累危机与先前的扩张性长波的产生一样，都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现象。[20]为了使这个结论与社会力量（归根结底，可简化为阶级斗争）在积聚的长期危机结果中（在决定平均利润率又一次猛升中）起的明显的关键作用相一致，他引进了“积聚的社会条件”这个一般概念，来预先决定长期高涨的可能性。这首先是作为一个对“经济主义”妖魔的决定性突破而出现的，这个妖魔是阿尔图塞尔·普兰察斯派晚近的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无情地祛除的。但当我们更密切注意分析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时，戈登的内在对称的长周期和我们的不对称的长周期间的显著差别恰恰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即我们以主观因素的相对独立性作为基础，并得出结论，萧条性长波的结果不是预先决定的（它依赖于现存社会力量之间阶级斗争的结果）。而戈登则把萧条性长波的结果看成是由前一时期资本积聚和劳动组织过程预先决定的，“经济主义”也即经济决定论。它们回归到第二国际的古典传统，过度地使用制度、意识形态分析和决策过程分析等所有的这些精巧的方法分析，并且还是大量次要的因素。

　　让我们重述戈登的许多分析是有价值的，它肯定在有关方法和结果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者解决经济发展的长波问题的途径，[21]但是，试图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和它的历史、地理环境的变化找到一套单独的统一运动规律，由于其分析方法变成了一个机械的而不是普遍与特殊的辨证整体，戈登不可避免地重复所有那些企图对长波作此解释的弱点，这些长波理论明显地具有康德拉季耶夫和熊彼特理论的特征。并不偶然，戈登再次以“长期投资货物的成束引进（意指在某一时间内集中引进，而在其余时间中甚少引进——译注）作为对长波的解释，这个假设在固定资本投资的主要原动力之一的铁路建设逐渐完成以后便不足为训了。同样地，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南半球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没有干扰戈登的理论也不是偶然的，因为该理论几乎不考虑他们先前的社会结构积聚的结果。

　　我们所提出的有关阶级斗争方面存在这种相对独立的性质，同样适用于世界市场上资本主义霸权国家地位的沉浮和对世界市场扩张与收缩这一基本趋势的运动干扰的存在相对独立性的分析。我们如果只就20世纪的大事而言，无论十月革命，或者德国革命的失败，或凡尔赛条约及其崩溃，或者希特勒的夺权，都不能说成是在资本主义增长的前一个长波中资本积聚，或劳动组织，或积聚的社会结构的方式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尽管美帝国主义霸权的兴起有明显的客观根源，但它足以说明德国重要的科学家大量移居到美国（可避免希特勒力量压迫征服的一个结果）对美国核研究发展和与核能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全自动技术的出现有直接影响。要了解多少因素与决定霸权的年代和规模在开始时还不能确定，这还要取决于大量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的结果及其相互作用。

　　同样，美国霸权被逐渐侵蚀和损害之迅速（这已使许多不能理解1945—1950年和1968—1978年世界之差别的观察者惊讶），决不能被看成是那种决定战后扩张性长波积聚的社会结构之矛盾的直接作用。它们是一系列世界范围的社会、政治斗争及其结局的综合性结果，在连续性生产工艺出现之时，或者当电子学和跨国公司出现时，上述其中一些结果就更绝非预先决定的。如果我们不考虑这一事实，即国际范围的政治发展与决策相对独立于资本积聚的一般进程，[22]过去35年的真实历史就会变得不可理解（或神秘化）。

　　机械经济决定论者的宿命论方法的最严重影响（这种影响不存在于戈登著作中，让我们清楚地指出这一点，以避免不必要的争论）是它模糊了用来解决资本积累的长期历史性危机的不同方法的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它给资本一种无限的权力以实现资本的历史使命[23]（一般甚至与资本必然体现其中的具体的社会、政治和人类的力量相分离）。因此，它给那些为在阶级斗争中和世界舞台上所发生的一切承担政治责任的人提供了借口和安慰。当有人说资本主义要么导致社会主义，要么导致野蛮状态时，他是指社会主义和野蛮状态都将承担（至少在最初阶段）由其引起的一些社会耻辱瑕疵。但是因为这个理由而得出下列结论纯粹是诡辩：不管是哪一个获胜，它都不会真正造成太大的差别。如若果真如此，我们不妨说，不管人类是生存还是灭亡，这二者都没什么区别。

　　由于这些已表明的理由，我们坚持我们的资本主义发展长波中基本不对称节律的观念。在这长波中，走下坡（从扩张性长波进入萧条性长波的阶段）是内生的，而上升则不是，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的历史和地理环境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能够引起平均利润率强大而稳定地上升。尽管阶级斗争长周期及其与寻求劳动组织过程的根本转换的相互关系必须进行综合分析，但必须强调它们的相对独立性，正如在决定阶级斗争激化不可避免的阶段（这个阶段，当然是维持资本价格中的长期危机的直接结果）。无论是以工人阶级失败或胜利告终，必须强调主观因素的决定作用。所有这些分析因素的临时性综合列在表2.1中。

　　令人感兴趣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国家系统动力规划的预备性调查研究，这些调研以福雷斯特的文章为基础，这项目的1976年未出版的年度报告（1977年3月11日递交给项目发起者）中说：

　　“对资本物品过度需求的一种反应会提高资本价格。因此在图4中，资本部门大量的交货延迟导致资本设备价格上升。反过来，上升的价格增加资本部门中的投资收益。资本品生产的盈利增加，直接鼓励更多资本订购，这既由于现存资本品生产者扩大生产，也由于吸引了新企业加入。”[24]

　　 尽管我们不太同意资本品部门中（马克思主义者称第一部类）较高的利润是由来自需求增加导致的较高价格引起的，但是这里适当地强调了较高利润导致较高投资的战略作用。可惜的是，在规划劳动的进一步过程中，似乎已经抛弃了调查的那条有趣线索。福雷斯特教授运用的“实物资本生产过剩”这个概念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永远是不会绝对的。相对于一个预期利润率的潜在销售，它总是“生产过剩”。


表2.1 因果序列中的长波节律分析

“萧条性”长波                    “扩张性”长波                 “萧条性”长波

长期投资不足引起可供的货币资本充裕

加速新的节约劳动和合理化发明的研究
　阶级斗争的加剧障碍与新技术相联系
　的新劳动工艺的引进对于资本的正效应

强烈的环境变化引起利润率突然上
　升（在一段时间中的a、b、c、d、
　e几个因素）*

在世界市场上赞同货币相对稳定
　的资本主义霸权的出现

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率长期高涨
　投资大量增长，这支持了技术
　革命（第一阶段）

相对剩余价值率和技术租金的提高
给利润率以额外刺激，
经济持续增长有利于大量国际转移，
实现劳动后备军再生产，尽管日益增加大量资本的积累

新的劳动工艺的推广引起（有一段时间滞后）无产阶级
　组织和反抗的新形式的出现，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开始使
　利润率曲线在相对较高的水平上持增减滞缓的状态

就业大量增加，增强了工人力量，减慢剩余价值率的
　上升，对原材料的强烈需求搅乱了 与制成品的相对
　价格关系。尽管存在大量矛盾，为保持经济增长
　步伐所需的信用膨胀动摇了货币稳定性。

　 阶级斗争加剧，国际竞争加强。

某称霸大国的世界霸权逐渐受损；货币的过度积累使货币稳定被侵蚀

利润率开始长期下降。

企图提高剩余价值率使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合理化
　投资（技术革命第二阶段，创新普及化，技术租金的
　消失，进一步不断削弱平均利润率）

货币不稳定性增加投资和积累率下降
寻找新的原材料来源和新方法以便降低劳动成本，但
　是不会立即收到显著的效果
资本价格难以维持的危机加深并扩展到持久的社会和
　政治危机中

资本价格下降

           强调时间次序——>

*：a、b、c、d和e指本书第3章中间部分所指出的阻碍利润率下降的五个过程。


　　荷兰经济学家范杜因博士也把近来一个详细调查结果看作是长波问题。他试图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福雷斯特对固定资本品的过度需求的概念联系起来，加上产品生命周期作为第三个解释要素。他认为，新消费品增多，对它们的额外消费需求表现出来了，这就引起了资本品部门需求增加。[25]难以解释的是范杜因自己引用的经验证据日趋显示生产新产品的创新通常远早于新的扩张性长波的开始。为什么那时资本突然高涨，去投资于大量生产？再者，如若不考虑利润率大量上升这个关键因素，那末，这些解释要素是有价值的——仍然不足以解释从萧条性长波到扩张性长波的转折（范杜因注意到了从内生的萧条性长波向扩张性长波的转折点的不对称性）。它与生产力过剩现象紧密联系。

　　福雷斯特教授作了一次有趣的尝试，建立一个能导致内生的长波模型。其模型以第一部类追加投资为基础，第一部类需要满足追加的生产资料的大量订购和储备。[26]这种投资不可避免地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这样一个模型显然适应重大创新的波动，即前面描述过的技术革命。这个模型的弱点（像其他许多模型一样）是排除了利润因素，而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战略性因素。除非利润和预期利润有个大的上升，生产机器和原材料的公司不会出现大的定购和储备。什么因素才能克服萧条性长波的生产过剩？首先是利润率上升，而且只有在利润率上升以后，才出现大量新设备定购。但是，福雷斯特模型并不解释利润率的突然高涨，它只是证明了单靠内生因素不能解释这个长波上升的转折点。

图4 出现在资本品部门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根据福雷斯特的图编制）



注释：

[①] 从有关这个问题的日益增多的出版物中，我们可援引下列材料：J.D.伯纳尔，《历史科学》，伦敦，1969年；S.利利：《科学史的社会方面》，载《科学史国际文献》，1949年，第28期，第376页；托马斯·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伦敦，1964年；《源自科学的科学》（由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大学集体组编），莱比锡，1968年；本杰明·科里亚特，《科学、技术与资本》，巴黎，1976年；皮埃尔·帕蓬，《权力和科学在法国》，巴黎，1979年；罗伯特·B.林赛，《科学对文明的作用》，伦敦，1963年；J.阿加西，《科学的历史》，海牙，1963年；D.加博，《创新、科学、技术和社会》米德尔塞克斯，哈蒙兹沃思，1970年；彼得·温加特·赫斯伯，《作为社会进步的科学发展》，法兰克福，1972年；彼得·布尔索普，《自然科学的社会作用》，法兰克福，1973年；汉斯-耶格尔·赞德屈莱尔·赫斯伯，《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法兰克福，1975年。

[②] 马克思使用“一般劳动”这一范畴显然考虑到了“科学劳动”，《资本论》，柏林，1969年，第3卷。

[③] 卡尔·马克思，《卡尔·马克思文选》，米德尔塞克斯，哈蒙兹沃思，1975年，第703-704页。

[④] 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伦敦，1975年，第249—259页。还可参阅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纽约，1974年，第157—166页。

[⑤] 阿瑟·克莱格，《工匠与科学的起源》，载《科学与社会》1979年，第43期，第187页。

[⑥]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第132—134页。戴维·兰德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剑桥，1970年，第62—63页。

[⑦] 这当然是20世纪20年代和70年代特别是在1974—1975年的衰退以后的一个共同特征。关于第一次合理化浪潮，见林德尔·厄威克，《合理化的意义》，伦敦，1929年；还有奥托·鲍尔，《生产合理化与非合理化》，维也纳，1931年。

[⑧] 格哈德·门施，《技术的僵局》美茵河畔法兰克福，第142—145页。

[⑨] 我们可以指出追溯历史的相似性，根据戴维·兰德斯（《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第237页），到19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部分为止：“工业革命的技术发展的可能性已经开始耗竭”。那时的投资并非因大规模的技术创新而引致。至少在早期的工业化国家是这样。对于这个问题，见H.罗森堡，《大萧条与俾斯麦时代》，柏林，1967年。

[⑩] 雅各布·施莫克勒，《发明活动的经济来源》，载《经济史杂志》，第22卷（1962年），第1页

[11] W.鲁珀特·麦克劳林，《从发明到创新的顺序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载《经济学季刊》第67卷（1953年），第96页。

[12] 同上注，第108页。

[13] 乔治·雷，《长周期中的创新》，载《劳埃德银行评论》，1980年1月，第21页，正确的评论：“从它对经济的影响这点看，重要的不是基础创新，而是它在工业或经济中的扩散以及它扩散的速度。只有一些有着广大基础的主要创新迅速扩散才能部分地起到触发康德拉季耶夫——或任何其它的——长波上升期到来的作用”。

[14] 见罗伯特·布劳纳，《异化和自由》，伦敦，1964年，第7—8页和W.H.阿米塔奇，《工程学的社会历史》，伦敦，1969年。

[15]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第147—149页；米切尔·阿格列塔，《资本主义的调节和危机》，巴黎，1976年，第97页（以及其后各页）。

[16] 见本杰明·科里亚特的《工场与比色计》，巴黎，1979年，第139页及其后各页。有趣地注意到的是芝加哥肉类包装工业开创了传动带生产的先例。清晰地反映了与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和日本的这一进程相比，农业在美国工业化和技术的出现中所起的主要作用。

[17] 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米德尔塞克斯，哈蒙兹沃思，1976年，第1卷，第13章13/3/C。

[18] 阿格列塔，《资本主义的调节和危机》，第143—145页；本杰明·科里亚特，《工场与比色计》，第227页以及其后各页；马里奥·特龙蒂，《工人与资本》，巴黎，1977年。

[19] 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阶级斗争和工业革命》，载《新左派评论》，1975年，第35页及其后各页。

[20] 戴维·M·戈登，《滑行游戏车的上下颠簸》，载《危机中的美国资本主义》，纽约，1978年，由激进政治学联盟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戴维·M·戈登，《积聚阶段和经济长周期的阶段》，载《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学》，希尔斯，贝弗利，1980年，第3卷，由塞奇发表的一系列论文。

[21] 在戈登之前，阿格列塔注意到工人消费习惯转变在他称为“福特主义”（我们则称为“晚期资本主义”）中的作用。同样的问题见E.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伦敦，1975年，第387—399页；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第13章。然而，阿格列塔（像本杰明·科里亚特一样）犯了一个错误，他没有把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急剧上升而引起的实际工资的增加（并且伴随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与利润率的总趋势联系起来，这首先是资本有机构成的趋势的作用。当利润率开始持续下降时，资本对实际工资的进一步增加就产生越来越大的阻碍，尽管它的对剩余价值的实现有着正效应。

[22] 戈登（如本章注20第一条引用的）涉及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K.宇野将资本主义的“阶段理论”作为许多结论的框架，我们仅是通过托马斯·T.谢肯尼在《经济文献杂志》，1975年，第853页对它的概括了解宇野的工作。但是在那篇总结中，机械经济决定主义的相继阶段的特征比戈登自己著作中表现得更鲜明。塞基尼指出，宇野认为“基本工业技术构成这些不同阶段的主要特征，也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工业和商业组织。后者，在一国范围内唤起了经济政策（包括一些有效政策的废除），它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和明显相反的辩护观点等方面来看，在《晚期资本主义》第五章中，我们不明白“关于周期波动和长期趋势的研究小组”怎么能够得出我们忽视政治进程的重要性的结论（巴尔，《长波：文献目录评选》，第490页引用的）

[23] 法国经济学家雅凯·阿塔利，当然可视为是社会党领袖弗郎西斯·密特朗的主要经济顾问。最近他为这个论点辩护，说“危机已经结束”，利润在急剧增加，国际经济以牺牲西欧为代价，正在太平洋地区“重建它自己”（《世界日报》，1980年3月1日）。

[24] 《国家系统动力规划》，系1976年年度报告，该报告系递交给1977年3月11日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举办者会议的一个文件。油印稿D—2715—2，第12—13页。

[25] J.J.范杜因，《经济中的长波》（阿森，1979年）第69—74页。

[26] 杰伊·福雷斯特，《商业结构，经济周期的国家政策》，载《期货交易》（1976年）第2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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