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货币》导论

一

　　东欧官僚政权的覆亡以及苏联的解体，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政权的社会性质以及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到底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官僚政治在这些社会里面所具有的特殊性质的问题。
　　现实的发展无情地批驳了大多数现有的理论。比如，右派的思想家以及像科尔尼洛斯·卡斯托里亚迪思那样的假左派一致认为，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的政权是所谓的“极权主义”。也就是说，它们是不能够从内部被摧毁的，并且能够无限期地自我再生产下去。1989年至1991年所发生的一切一举推翻了这一理论；另一方面，像保罗·斯威齐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一种已经存在了70年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过渡性”的。但是，如果这种社会制度只存在了72年就彻底垮台了呢？还能说这种社会制度不是过渡性的吗？
　　现在在东欧和前苏联资本主义复辟已经提上了日程。这也恰恰是国际和国内各派社会和政治力量对目前事态的看法。那些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人很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些国家已经实行了资本主义，那么还谈何资本主义复辟？仅仅是辩称国家资本主义不同于私人资本主义是没有用的。如果二者的差别是属于质的差别，那么为什么要将二者都称为资本主义？如果二者的差别仅仅是量的差别，因而从一者向另一者的转化仅仅是次要的变化，那又怎样解释这一变化在东欧各国所引起的如此深刻、全面的震撼？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是不是占统治地位，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和匈牙利正在进行的从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的过渡，也恰恰是围绕着这个问题。
　　至于那些认为官僚集团是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人，在东欧的一系列事件面前就更加无所适从了。一个主动将自己瓦解的“阶级”，一个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自动放弃大部分权力的“阶级”——在波兰和匈牙利甚至没有任何来自革命群众运动的压力，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统治阶级”呢？一个仅仅存在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就再也不能再生产其自身统治的“统治阶级”？一个没有独特的社会剩余产品占有方式的“统治阶级”？
　　如果不理解官僚集团、工人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和亲资产阶级势力之间的三角斗争，就不能够真正认识1923年以后的苏联历史。无论是在1928—1933年的危机中，还是在1941—1942年的危机中斯大林都没有复辟资本主义；1947—1948年他也没有在东欧保存资本主义。
　　仿照托洛茨基的说法，我们可以说，官僚集团以其特有的方式和野蛮的手段，既没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无阶级社会，也没有复辟资本主义。而是维护和发展它自身的权力与特权。虽然它并不具备一个统治阶级所具备的社会经济基础，也不行使其经济职能，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集团，因而能够在不受革命群众运动直接挑战的情况下维护其自身的存在。其权力的真正历史基础则是独立群众活动的衰落与消失。只要这一条件仍然存在，官僚集团的相对独立性就能够保持。
　　从历史的角度看，苏联官僚集团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对苏联所施加的压力的传送带，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整个的过渡时期里，官僚集团在每一次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候，都是按照国际资产阶级的直接利益行事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里面没有任何为官僚集团辫护的成分。正相反，官僚集团在历史的各个时期（在它削弱了苏联和苏联无产阶级的力量以后）对于资产阶级和亲资产阶级势力所进行的打击，从来都是伴随着对于工人和农民的更加沉重的打击。可怕的、完全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从长远来说，削弱了群众的力量，也削弱了国家，从而使一切建设无阶级社会所需的新生因素都无从产生。从整体上看，官僚集团在世界历史中所起的反革命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只有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和苏联官僚集团的分析在过去几年里经受住了巨大动荡的考验。苏联社会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由于被切断了与发达工业国家的联系，另一方面又由于官僚主义专政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所以苏联社会滞留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它既有可能退回到资本主义，也有可能前进到社会主义——如果官僚集团的权力在政治革命中被推翻的话。除此以外再没有另外一种前后一贯的关于苏联社台及其官僚主义专政的解释。
　　东欧政权为什么会垮台呢？我们可以明确地回答；是由于官僚集团对权力的篡夺，是由于这个集团政治基础的瓦解。问题不在于掌握权力的人腐化变质了或是受了错误思想的影响，而在于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等力量的相互作用。本书所要分析的就是这些力量的相互作用。
　　苏联社会的统治集团是一个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官僚集团。这一观点指导着我们对于苏联社会各个历史时期的分析——例如1930年、1937年、1945年、1956年、1970年、1986年和1990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之前与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前与之后，在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之前与之后，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初及在1991年8月，政治形势当然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所表现的都是同一社会集团的不同的统治形式。同样的，德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是通过不同的政治形式进行统治的——在1880年是通过俾斯麦，在1900年是通过西泽二世，在1920年是通过魏玛共和国，在1935年是通过纳粹，在1948年以来又是通过联邦共和国。
　　不仅如此，官僚集团内部的凝聚程度在1950—1970年既胜过了1930—1939年，也胜过了70年代后期。官僚集团内部的凝聚程度既反映丁社会是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抑或是相对不稳定的状态，又与后者相互作用。官僚集团内部矛盾的增长和尖锐化加速了苏联社会和苏联国家的解体。

二

　　我们说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苏联官僚集团的分析是唯一经受住现实发展考验的分析，但这并不等于说革命马克思主义给每一个问题都准备了现成的答案，完全不是这样。当我们试图认识苏联社会的过渡，以及苏联官僚集团的特殊性质时，我们所关注的主要是这一社会集团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权力和特权为什么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今天的问题却是，这个社会集团是怎样衰落的，又是怎样瓦解的？关于衰落的辩证法不同于关于产生和发展的辩证法。这里要强调两个问题。
　　世界资产阶级与苏联官僚集团在30年代的力量对比（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它们在今天的力量对比。在斯大林主义的上升时期，特别是在1928年以后，官僚集团就像突然发迹的暴发户一样。即使是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他仍然有足够的自信向美国资产阶级宣告；“我们将埋葬你们。”但是在今天，苏联官僚集团［注：英文版此处有“like the Chinese”（像中国官僚层一样）。——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是处于一个与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力量对比关系不断恶化的世界环境中。它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了这种恶化，而且甚至还在主观上夸大这种恶化的深刻性和持久性。它失去了一切当年那种暴发户式的张狂，只剩下暮年的失意。因此，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它在帝国主义的压力面前都已经非常脆弱了。在它的内部，相当一部分势力已经准备与国际资产阶级相勾结了。
　　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美国力量的加强，革命运动的蔓延以及苏联官僚集团的犯罪行径的变本加厉，所以出现了帝国主义国家相互结盟的局面。这与l929—1945年间帝国主义内部深刻分裂的局面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仍然存在，但是这种竞争是在不破坏共同结盟的前提下进行的。在30年代和40年代，四分五裂的世界市场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提供了生存条件，但是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直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这种幻想便受到了无情的鞭笞。
　　在今天的条件下，以一次胜利的政治革命推翻官僚主义专政只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有可能由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得逞而不能得以实现。如果考虑到无产阶级、官僚集团和亲复辟势力之间在客观上的力量对比关系，那么在俄罗斯和捷克斯洛伐克，甚至于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工人阶级都是有很大力量。在这些国家中，工人阶级正在被动员起来，他们的活动在增长，但是，要进行一次胜利的政治革命，工人阶级还必须具备高水平的阶级觉悟和自我组织能力，有能力担当政治上的领导力量，明确地提出工人阶级在权力方面的要求。这些条件，现在在东欧各国还不存在，在俄罗斯，在很大程度上也不存在。
　　在东德，事态的发展进程使我们想起1848年马克思对法国所作的分析：一次政治革命迅速地转化为一次社会反革命。在东欧其它国家，复辟势力已经公开亮相；在苏联，他们也在迅速集合力量。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被联邦共和国吞并以外，在其它地方，资本主义的复辟还不能说已经是无可回避的结局。事态的发展正在经历着经典的三个阶段。在经历了普遍的民主狂欢的第一阶段以后，由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处于混乱和迷茫的状态，会出现一个反革命猖獗的时期。而在第三阶段，工人阶级，虽然仍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但是开始捍卫他们的直接的物质利益，奋起反对那些公开的复辟势力，还有由他们自己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波兰日前正在进入这个阶段，其它国家或迟或早也要进入这个阶段。
　　要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挫败工人阶级的抵抗，或者使工人阶级处于事实上的瓦解状态，但是，这样一种结果决不是事先注定的。在前苏联，尤其是如此。在那里，有着世界上最强大、技术水准和教育水平最高的工人阶级。这个巨大的社会力量一旦觉醒，一旦开始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参与政治活动，就必然会引起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程中最积极的变化，其影响可以大大地抵消乃至逆转东欧的消极发展。尽管如此，客观事实是，东欧和苏联的工人阶级的觉悟仍然停留在比较低的水平上，这就给了复辟势力以可乘之机。
　　我们得承认，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严重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和官僚主义专政对工人阶级的一般觉悟所造成的长期的、灾难性的影响。这些国家绝大多数的劳动者从他们的生活经验中认识到，官僚主义专政不能满足他们对于消费水平和自由的愿望。几十年来，斯大林主义者一直灌输说，这些官僚主义政权就是社会主义政权。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宣传也随声附和。因而斯大林主义的破产，在这些劳动者看来，似乎就是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破产。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意识形态的和思想上的真空。而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是讨厌真空的。各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潮流，从亲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宗教原教旨主义、种族沙文主义和公开的法西斯主义，于是都乘机渗入这些社会并得以大举扩张。要重新具备夺取和直接运用国家权力所必须的思想觉悟和政治领导能力，也就是说，能够领导一次胜利的政治革命，苏联和东欧的工人阶级就必须经历一系列的群众性的斗争，从中学习实际的经验。宣传和教育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任何宣传和教育能够代替这种经验。这是群众的集体觉悟的真正源泉。任何要绕过这一长期的和痛苦的过程、寻求某种捷径的企图（例如，企图搞新的包办替代主义），都只能招致新的灾难。

三

　　在世界范围内，各种左翼思潮和流派今天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苏联和东欧这样的悲剧？它的深刻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怎样防止悲剧重演？社会主义事业还有没有前途？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覆亡了，社会主义还能幸存吗？没有一个系统的关于工人官僚的理论，也就是关于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工人国家中产生出来的官僚的理论，就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这正是本书要解决的问题。
　　官僚集团是一头多面怪兽，它既有经济根源，又有制度根源。它的发展过程是一系列政治、战略抉择的结果，又在意识形态的自我调整和蜕化的过程中得到反映。它窃取权力的过程是以干部的逆向选择机制为媒介的。本书的前三章，分析的就是官僚化过程的各个方面。这三章的指导思想，是将官僚集团定义为将原由群众自己行使的行政职能据为已有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是由于，在工人运动和工人国家的执政党内部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工人因而受到从他们自己当中分化出来的人的管理和统治，受到他们自己的“公仆”的压迫和剥削。
　　自从2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基本上了解了在苏联出现这种压迫的经济根源和后果。罗莎·卢森堡在1918年揭示了这种压迫的制度根源和后果，左翼反对派和拉科夫斯基在20年代作了精辟的分析，托洛茨基在30年代则做了权威性的总结。在苏联的“公开性”时期又发表了大量有关“苏维埃热月”的很有感染力的材料，但是就基本的分析来说，这些材料并没有增加什么新的东西。
　　在苏联及其同类的国家里，工人官僚的两面性和矛盾性最清楚地表现在行政权力和货币财富的关系中。官僚集团的非资本主义性质体现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它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掌握货币财富，而是通过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另一方面，它的非社会主义性质则体现于它无法使自己摆脱货币和货币财富的影响。而这个集团不能够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则是体现于如下的事实，即它无法将自己从权力垄断和货币权力相交杂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无法建立起全新的统治机制。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着国家、准国家机构和私有官僚机构不可否认的增长，这一问题将在第四章中讨论。这些现象必须置于阶级权力的框架中来理解。在任何地方，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都不曾破坏货币财富的统治地位。正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权力归根结底是货币财富的体现。而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财富归根结底是附属于政治权力的。在一定条件下，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可能会具备超乎寻常的相对独立性。这种情况不是为一些私人货币财富的原始积累提供便利，就是成为某些人进入资产阶级上层的手段。
　　所谓“世界范围的官僚化”的说法，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错误认识的基础上的。这种说法要能成立，就得假设：大公司对于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主要机制的控制，因而对全社会的控制不复存在。而事实是，在任何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都无从谈起。
　　在各种各样并行的——但并非同一的——官僚化过程的背后，包括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官僚化、工人国家的官僚化、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化和私人大公司的官僚化，都有着两个共同的社会根源：即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衰落以后，日益增长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复杂性；以及随着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在客观上的增长，随着现存权力结构被破坏、被推翻的可能性的增长，一切统治阶级和统治集团都迫切要求加强对工人和一切被统治人民的统治。各种各样的官僚机构，都是以上两种社会现象的产物。
　　因此，不是由于工人阶级的弱小，而恰恰是由于工人阶级的相对增强和局部的胜利，才造成了官僚机构得以发展的条件，只要这些胜利还停留在局部的水平上，只要这些胜利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局部的失败。归根结底，官僚化的现象反映了自1917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阶级力量对比不稳定、不平衡的局面。世界无产阶级没有能够在十月革命之后将革命发展到先进的工业国家，从而将社会置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自觉控制之下。帝国主义方面也没有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恢复其统治，没有能够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受到决定性的挫败。这种不稳定、不平衡的状况，是不能够长久持续下去的。各种官僚机构的命运最终取决于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的结果。

四

　　要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实现新的重大突破，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主义国家和前斯大林主义国家的群众运动必须要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他们内部的官僚制的影响。至于官僚政治消亡的可能性，则是要靠对这一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分析才能加以说明的。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对这一问题有所讨论，但总的说来，作者的目的仅仅是要为避免斯大林主义悲剧重演的历史任务作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归根结底，一切马克思主义者都要坚持马克思本人的信念，即社会主义的前途只能是取决于现实存在的工人阶级的斗争，取决于这个阶级根据它自身直接认识到的利益所进行的斗争。马克思主义者还要坚持马克思的另一个信念，即正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才使社会主义成为可能，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为新社会的构成要素准备了雏形。［注：英文版此句之后接着：“Socialist revolution essentially means the setting free of these constituent elements”（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地意味着释放这些构成要素）。——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官僚化的过程是以工人阶级丧失对它自己的组织和对工人国家的控制为前提的。同样的，官僚政治的消亡也要以团结在一起的蓝领的和白领的劳动者的自主活动和自治组织的极大增长为前提，以劳动者有能力在物质财富比较丰裕的条件下将社会的再组织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前提。这不是凭空臆测的问题，而是必须根据实际历史发展所提供的经验证据来加以回答的问题。我们可以对以往的经验作出如下的总结：确实，到目前为止，劳动者还不能够长时间地防止他们自身群众组织的官僚化。但是，在许多国家里，在一系列的历史时刻，劳动者通过群众性的动员，通过自主活动的极大增长，都曾经使官僚化的倾向受到极大的挑战。最近两年在苏联，又出现了这样一种进程。
　　同样的，虽然广大的雇佣劳动者群众还不曾在任何地方对社会进行长时间的直接管理，但是每当群众斗争高涨的时候，他们在这方面便大有作为。这一趋势并没有停止。有很多迹象表明，在未来的一个时期，这种趋势将会进一步高涨，而不是减退。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群众性的议会外运动的增长，这表现在一系列重要的政治问题上，例如：反对战争和反对军国主义的斗争、反核运动、环境保护运动、女权主义问题、关于实行直接民主的设想、扩大工人权利的要求以及与一般的“生活质量”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在目前这个阶段，所有这些运动还是彼此不相联系、局限于个别问题、没有整体上的政治视野、也不能够提出一套完整一致的关于新社会的设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运动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纳入传统既得利益的政治框架里去。但是，这些运动毕竟表达了劳动者探索另外一种政治实践方式的本能要求。或者是更多的直接民主，或者是单纯的代议制间接民主，也就是带有权威主义压迫性的民主，更不必说公开的独裁统治：这就是我们在今后的一个时期所面临的政治抉择。
　　与这个政治抉择密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的趋向：既不要国家专制，也不要市场专制，而是由生产者自己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怎样分配。在那些仍然受着斯大林主义束缚的国家［注：英文版此处有“like China”（比如中国）。——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以及那些屏弃了斯大林主义却没有找到一条可行的发展道路的国家，这一前景的可能性将不断增加。这个趋向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要求也是相吻合的。按照等级制度、自上而下地组织起来的劳动过程不符合这一革命的要求，必然要消亡。社会主义的前途、人类自由的前途、人类本身的前途，乃至人类的生存，都取决于能否将现有的各种积极趋势有意识地、有组织地融合在一起。
　　本书完成之际，正值东欧各国共产党政府被推翻，旧的官僚秩序已经到处陷入危机。但是当时，莫斯科的八月流产政变尚未发生，苏联也还没有解体。这些后来发生的事件，是本书所分析的各种过程的发展的一部分，特别是亲资本主义势力、官僚集团和新兴的独立工人运动之间的三角斗争的一部分。
　　工人斗争的兴起（比如1989年和1990年的矿工斗争），极大地动摇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但是这些斗争尚不具备充分的普遍性，不具备明确的斗争目的和政治纲领，因而还不能够成为一支与官僚集团和亲资本主义势力（其中很多人本来就是旧官僚集团的一部分）相抗衡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政治主动权因而落到了官僚集团和亲资本主义势力的手中。叶利钦上台，大肆宣扬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所谓的优越性，这本身就印证了官僚制经济是一种具有深刻矛盾的、不稳定的社会形态。它不是走向社会主义，就是退回资本主义。毫无疑问，就眼前来说，俄罗斯政府选择了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但是旧的三角斗争并没有结束，旧的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的相当一部分还残存着。各种各样的工人组织在与新政权的各种政策——蓄意制造大规模失业、通货膨胀泛滥、肢解社会服务体系、私有化等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仍然在按照它们自身的逻辑发展着。
　　在前苏联境内进行的阶级斗争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俄罗斯政府的主观愿望是要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愿望并不等于现实。本书所分析的各种社会力量和政治选择在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仍然现实地存在着，在其它那些自封为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