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自治、丰裕与官僚的消亡
· 1．政治革命的现实性 |
人类生存的关键问题，在于从根本上加强对社会发展的有意识的控制，而不是任由具有破坏力、不受控制的自发性过程所主宰。这个原则尤为适用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恩格斯在1876年就此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些话预见了整个生态主义运动：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但是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而成为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藏库。……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随同这种含粉的块茎一起把瘰疬症也传播进来了。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习常过程所作的干预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特别自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近或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而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这种观点自古典古代衰落以后出现在欧洲并在基督教中取得最高度的发展。
“但是，如果说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多少学会估计我们的生产行为的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为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就更加困难得多了。我们曾提到过马铃薯以及随之而来的瘰疬症的蔓延。但是，同工人降低到以马铃薯为生这一事实对各国人民大众的生活状况所带来的影响比起来，同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遭受病害而发生的大饥荒比起来，瘰疬症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次饥荒中，竟把100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送入坟墓，并有200万人逃亡海外。当阿拉伯人学会蒸馏酒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由此而制造出来的东西成了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的土著居民后来招致灭绝的主要工具之一。以后，当哥伦布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欧洲早已被抛弃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17世纪和18世纪从事制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制造的工具，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使全世界的社会状态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一边，而另一边的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使得资产阶级赢得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而这一阶级斗争的结局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垮台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但是，就是在这一领域中，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
“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原始的土地公有，一方面同眼界极短浅的人们的发展状态相适应，另一方面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为应付这种原始经济的意外灾祸提供了某种周旋余地。这种剩余的土地用光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这样一来，生产只要不以被压迫者的最贫乏的生活需要为限，统治阶级的利益就会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为充分。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销售时可获得的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明显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讶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作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竟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和谐，竟变成二者的两极对立，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周期就显示了这种对立。”[37][106]
为了扩大对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类相互之间的关系的自觉的、民主的控制，必须破除资本积累、普遍化的商品生产即市场经济、以及竞争——垄断——垄断竞争结构加诸社会的束缚。必须在根本上大大促进物质匮乏和国家的消亡即丰裕和自治的实现。我们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这一进程能否获得成功。
在某些人看来，这是现实主义和乌托邦之间的争论。在我们看来，这是悲观厌世论者和适度乐观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相信毋需推翻资本主义及其长期的总体非理性、毋需推翻“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毋需推翻贪婪的普遍统治，便可扭转人类自我毁灭的趋势，这是不现实的，是真正的乌托邦。这种信念指向毁灭。
社会主义者相信，倘若我们提高集体行为的合理性，倘若我们努力将未来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人类的最终毁灭是可以避免的。这正是我们为之奋斗的群众的自由和自决。认为人类对此无能为力，并非“现实主义的”的信念；这等于假定人类天生不适于自我生存。这全然是迷信，是原罪这一神话的新版本。
最后，还是马克思说得对：“只有当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只是（像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在思想上、在抽象概念中成为特殊利益，才能铲除官僚政治。”[38][107]换言之，只有当大多数生产者/消费者/公民逐渐自己掌握了“一般社会事务”的管理，官僚才会被扬弃。而这只有在自由地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统治下，在一个社会主义的世界，才是可能的。
[1] 正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所分析的那样，将官僚当作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或将苏联当作一个极权主义社会，暗示了这个结果。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有见地的著作大概是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1966年新版。重要的是要把“极权主义社会”（这从未存在过，将来也不会存在）与“极权主义主义政权”（这无疑是20世纪的令人痛苦的现实）区分开来。
[2] 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积累是不同的。前者仅仅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才发展为后者；这些社会条件是能够避免的，至少是可以予以遏阻的。
[3] 见阿列克谢·诺维在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London 1979）中的立场，这是在西方的一个例子；在苏联，则有齐普克、阿法纳西耶夫和《莫斯科新闻》的编辑雅克夫列夫这样的例子。
[4] 略德尔、弗兰肯伯格、杜比尔在Die demokratische Frage（Frankfurt/Main,1989）一书中呼吁公民机构在更广泛的领域积极行使权力，他们也谨慎地指出了相同的方向；另见Andre Groz，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 1989。
[5]拉查克•科拉科夫斯基把下述观点归于托洛茨基：“由于只有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行使权力，所以这个先锋队必须有权决定哪些党使苏维埃党，哪些党是反革命党。结果在托洛茨基看来，社会主义自由仅仅意味着托洛茨基主义者的自由。”（Ma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3 London 1981, p.197）这至少是对托洛茨基在1935年以后的立场的明显歪曲。托洛茨基明确表示支持多党制，支持由自由选举选出来的苏维埃代替任何“真正的先锋队”行使权力：“工人和农民自己通过自由投票来决定哪些党在他们看来是苏维埃政党。”The Transitional Programme for Scocialist Revolution（1938）, New York 1973, p. 105.
[6] 在资本主义国家，冷战中的美国或今天的以色列是明显的例子，撒切尔夫人的英国也表现出许多类似的迹象。最近在联邦德国宪法法院的判决中，这一趋势载入了法律：“根据宪法的内容和精神诸如严刑拷打等非人道的待遇是不被允许的。可是，一旦有人侵害了被法律所保护的政治目标，因而危及国家统一和国家存在的基础的话，那么对这些人施以严刑便是另一回事了。”（Suddeutsche Zeitung， 1990年2月23日）希特勒和斯大林也几乎不可能提出比这更精彩的理由了。
[7] 在南斯拉夫自治的高潮期（1957年至1971年），公社制度按这一方向取得了重大进展。
[8] 见略德尔、弗兰肯伯格、杜比尔关于这个问题的有趣著作：Die demokratische Frage。社会主义者的保留态度主要涉及公民投票的潜在结果；公民投票的结果有可能通过误导性的设问而被操纵。不以“是或否”设问，而是提供三到四种可选择的答案，是一个解决方法。关于瑞士利用公民投票的历史经验，见Jean-Francois Aubert, Instiutions politiques de la Suisse, Laussane, 1983.
[9] 在由瑞士左派于1989年发起的公民投票中，有三分之一票赞成立即废除军队（在达到服兵役年限的青年中这占了一多半）。
[10] 最近的一个例子，是藤森在1990年当选为秘鲁总统。藤森在选举中装扮成“贫民的保护者”，与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对手马里奥·瓦尔加斯·略撒竞选，结果取得了胜利，但是刚一当选，藤森就实施了一项紧缩计划，使500多万人变得贫困了。见Le Monde，1990年9月10日。
[11] 目前许多由国家机器执行的职能是不必要的，应予取消。譬如：死刑执行者，行刑拷问者，核战争的“设计者”，“国家机密”的保卫者以及私人电话的窃听者。
[12] 越来越多的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正确地强调了电脑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双重作用：工人的技能被消灭，同时又创造出人的新潜能。
[13] 主要由电脑储存的信息量以指数方式增长，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反对自治的理由，除非有人以此反对一般的合理化管理。认为一小批职业经理较广大生产者更有能力消化大量信息，这是经不住推敲的观点，更何况生产者能在日常活动中把有用的信息从无用的信息中筛选出来。
[14] 而且不应该忘记的是，结束持续的大规模失业，是民主的计划经济将带来的主要的经济成就。
[15] 辩论有助于消除潜在的对立，对此有许多饶有趣味的研究，从中展示出真正的直接民主的内在动力。Decision by Debate, eds, D.Ehminger and Wayne Bockriede, New York 1978. ‘Participation and Self-management’，以及下面这部杰作的第九章：Carol C. Gould, Rethinking Democracy, Cambridge 1988.
[16]十分保守但不乏批判精神的万斯·派卡尔德最近对于许多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就其生活方式进行了访谈。他发现，尽管有例外，但是接受访谈的多数人过着相对简单的生活，与中产阶级上层十分相近。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为什么要穷奢极欲让自己受累，如果这只是使生活更麻烦呢？即便是亿万富翁，15万美元夜常常是被当作个人年支出的最高限额。
[17] 在哈里希等人的新斯大林主义建议中，的确存在着这种傲慢。他们声称，要拯救环境，靠专家治国论者的独裁迫使人民降低消费是必不可少的。至于新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他们强迫人民接受据说是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法则”，包括结构性失业、群众的贫困以及日益严重的不平等。
[18] 正如我们多次指出的那样，这毋需降低发达工业化国家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只要把浪费于军备生产的资源送给第三世界，并消除资源利用不足所造成的巨大浪费就可以了。
[19] 一项由纽约商业健康集团委托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在某些公司，足有25%的劳动力会染上焦虑症或由压力导致的其他疾病。
[20] 卡罗尔·古尔德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这个观点是很难反驳的——即便是新功利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所界定的社会正义，也不可能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自由雇用劳动制度来实现。不过，古尔德仍认为，工人自治管理的企业基本上应通过市场相互联系。Amartya Sen，Choice, Welfare and Measurement， Oxford 1982。
[21] 应该提到的是，范·帕理斯也和我们一样在需要的满足和减少强迫劳动之间建立了重要的因果关系。这样一来，在丰裕程度逐渐提高的条件下，官僚的消亡是有可能的。
[22] 在Marxist Economic Theory中，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经济增长并非必然是人类努力的目标，有朝一日它必须停止，但是在那里我们没有考虑到，生态因素会逐渐使增长的终结成为必要。
[23] 无论冯·米赛斯、哈耶克还是弗里德曼，都没有提及完全不受工人控制的就业波动对雇用工人的收入所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在资本主义还不受福利国家制约的岁月中，这种影响确实会使工人落于饥饿的境地。
[24] 与马尔萨斯－李嘉图－拉萨尔关于工资的人口理论（所谓“工资铁律”）相反，马克思指出工资有两个构成：生理的最低限，工资不能低于这个水平；另一个是道德的、历史的因素，其波动尽管决定于就业的水平，但是归根结底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阶级斗争。
[25] 倘若工资收入者真的能从现有收入中储蓄足够的数额以创立一家商号，那么在先有总人口中独立的商人所占的份额便会上升。而事实上，在美国、英国、瑞典这样的国家，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个份额一直在不断下降。工薪收入者的份额则稳定的增长到目前的90%甚至更高的水平。
[26] 冯·米赛斯认为，由于所有投资都是有风险的，并且由于新的企业不断打垮旧的企业，所以不间断的资本积累若非不可能，也十分难得一见（Socialism, London 1951,p.379-380）.经验证明恰恰相反，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大多数“富豪”家庭，其持续存在超过了一个多世纪。财富数量一旦超过某个临界点，除非面临银行制度和公共财政的大崩溃，否则不会有任何风险。
[27] 自然，垄断资本家和“中央计划当局”（上层官僚精英）还一直在寻求对这些创新加以控制。
[28] 生产成本的最大差异会导致制成品零部件的分包制生产，但是处于技术和组织的原因，这不可能成为普遍的做法。大型联合企业不会允许轿车由分包商生产。
[29] 最具悲剧性的例子之一，是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成千上万的男工和女工在无法替自己辩护的情况下，被一纸法令判以多年苦役。据称犯法行为多与旷工有关，包括泡病号，而当医生前往工人家中时，工人却不在家。
[30] 参见第四国际第十二届世界大会的文件《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
[31] 不应忘记，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始于所谓的纽伦堡法令。以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议会事实上经常会颁布不公正的、压迫性的、种族主义的立法。至于司法制度，在1941年4月一次由所有主要的德国法官和公诉人参加的会议上，纳粹集体屠杀智能残障者（“T－4行动”）被合法化，并且家属不被允许起诉参加屠戮的罪犯。见1990年10月26日德国Die Zeit周刊。
[32] 在最近一次关于德国统一的辩论中，东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家都认为，“财产权”应该包含在最后的谈判中，而“劳动权”（或者说在没有失业的压力下拥有一笔有保障的收入的权利）则应予排除 。
[33]参见马克思：“这是不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放弃对资本的掠夺行为进行斗争，并应当停止利用偶然的有利机会来暂时改善自己状况的尝试呢？如果工人这样做，他们就会沦为一群听天由命的、不可挽救的可怜虫……如果工人在和资本的日常冲突中表示畏惧退缩，他们就决不可能开展任何规模较大的运动。”（《工资、价格和利润》，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2卷第203页。）
[34]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歌这样唱道：“一点一点的，我们将改变世界。”
[35] 在美国的国会选举中，群众参与程度日益下降表明了这一点。见La Repubblica见1990年11月8日。
[36] 与麦克斯·韦伯相反，马克思强调，这种工作伦理在为人们自觉遵守以前，是通过政治暴力、经济强制及剥夺而强加给他们的——为此要对人民的反抗和起义予以镇压。
[37]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08－520页。
[38]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