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

第三章 包办替代主义与现实政治：
工人官僚的政治学


· 1 包办替代主义的根源
· 2 马克思主义对包办替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批判
· 3 列宁是包办替代主义的根源吗？
· 4 1920-1921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黑暗岁月
· 5 其它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包办替代主义
· 6 现实政治与包办替代主义
· 7 包办替代主义的心理学方面
· 8 包办替代主义与政策选择：布哈林和老布尔什维克的悲剧
· 9 包办替代主义与政策选择：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命运（大陆版漏译本节）
　



l. 包办替代主义的根源


　　正如上一章所述，工人阶级运动中一种劳动的新型社会分工的出现，至少在某些职业化的机关工作人员中间产生出物化的思维方式和对手段－目的辩证法的颠倒。为了巩固对组织的拜物教，提出了一整套原则，其中有些是公开提出来的，另外一些则至少在一段长时期里非正式地存在。这些原则形成了一套或多或少成体系的偏见和诡辩，官僚头子们的行为以此为基础，他们还企图把这套原则作为一般规范强加于官僚机构的成员。

　　这些原则在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官僚中间，要比在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官僚中少一些，但同样真实地存在着。它们可以归结为以下七点：

　　① 强化传统的群众性组织（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是工人阶级解放的绝对条件。

　　② 实现这一点只能通过无条件地尊重法律（“游戏规则”），以及把选举、议会行动、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作为可选择的手段，偶尔辅之以合法的罢工行动[1]。[1]

　　③ 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在本质上应该是二元的。政治活动实际上是以竟选为目的的政党的特权，工会则限于就工资和工作条件与雇主进行集体谈判。

　　④ 把令人满意的选举结果和对（资产阶级）合法性的尊重置于绝对优先地位，意味着对（资产阶级）国家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接受“国家利益”意味着接受“民族利益”，并将其凌驾于工人阶级利益之上。进而便是支持警察和军队、支持“国防”、支持对外战争（包括那些维护其殖民地的战争）。

　　⑤ 对于加强工人阶级组织来说，团结和纪律是绝对重要的，必要时不惜以报复冒犯者强行实现这一点。

　　⑥ 对于加强工人阶级组织来说，领导的权威是十分重要的，并要不惜代价予以维护，包括制裁或开除那些以“人身攻击”的方式贬损领导权威的人（或破坏所谓的“社会主义友爱”的人）。

　　⑦ 对这些规则构成威胁甚至质疑的任何实践，包括群众性活动在内，将动用一切必要手段予以反对，即使这会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深刻的分裂。这类实践活动包括群众性政治罢工、对资产阶级国家建立的法律秩序的公开挑战以及建立工人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

　　这一套原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逐渐加强，到了1914年8月，大部分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导人和几乎所有的工会终于走上了不归路，以国防为名一致采取了与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的政策[2]。[2]这些组织中传统的“中间派”，在1917年至1923年期间以及后来在奥地利，对这些原则发起了挑战，但都归于无效。到20年代后期，这些原则被普遍接受并延续至今。

　　如果我们转向俄共和共产国际中的斯大林主义宗派，就会发现有一套更为复杂的原则，这些原则在20年代逐步推行，到30年代臻于“完全成熟”。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报告对这些原则的次要方面进行了质疑，但是这些教条的基本核心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直到80年代后期苏联实施公开性的第二阶段，一直在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政党中居于统治地位（南斯拉夫共产党部分除外）。这个可怕的束缚加诸诚实的共产党员、容易受骗上当的人、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政治上的同路人以及玩世不恭的帮凶。

　　这种梦魇般的逻辑的最终结果便是，共产党员和工人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治或“客观上”为其所驱使为由，而遭到大规模的镇压。镇压工人事实上意味着镇压资产阶级。这样，“党＝工人阶级”这一公理就产生出这样的结论：在某种条件下，“现实存在的工人阶级＝资产阶级”。

　　在1934－1939年间的苏联，在臭名昭著的莫斯科审判中达到顶峰的血腥的大规模清洗，成了衡量共产党干部及同路人对克里姆林宫是否忠诚的试金石。支持这些审判意味着接受这一整套教条和由此产生的道德腐败。

　　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党的主要发言人和同路人在多大程度上能被看做是受骗者？他们真的相信1934－1939年间或1949－1953年间大清洗的受害者是反革命叛徒或帝国主义间谍吗？他们是遮掩罪行和丑闻的同谋吗？他们为这些罪行辩解的理由是，1933年后唯一的选择是要么斯大林要么希特勒，1945年后的选择则是要么斯大林要么美帝国主义。这两种态度能混合在一起吗？在此我们只能作些个案研究，并分析一下当事人日后的说法。

　　充其量我们可以说他们缺乏政治判断力和同情心。若非如此，我们不能不假定他们缺乏个性、缺乏无产阶级的或人类的基本道德，缺乏解放所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责任感。在这一章稍后，我们还将回到变成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心理学方面来。这里，让我们从已经出版的文献中看看发生于苏联和东欧的镇压所激起的四种反应。

　　法共记者和理论家多米尼克·戴桑梯对她怎样撰写了臭名昭著的小册子《铁托之流的真面目》作了解释。她的动机是自我怀疑、害怕屈从于卢卡奇所谓的一切知识分子都有的“天生的托洛茨基主义”（即反对派的）倾向、以及想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党保持一致。归根结底，是我们熟悉的两个阵营的逻辑：既然阶级敌人出于其罪恶目的利用铁托－拉伊克－科斯托夫事件来诋毁斯大林和苏联，我们就必须无条件地捍卫斯大林和苏联[3]。[3]

　　更天真而简单的解释来自荷兰共产党领导人亨克·戈特察克，他后来成了反对派。他相信莫斯科审判中的所有指控，因为他所信任的荷兰人（正如他相信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那样）向他担保这些审判是完全有根据的。唯一让他“震惊”的是像托洛茨基这样的人，其过去的革命经历是无可否认的，竟然堕落得如此之深。[4]

　　在对斯大林令人恶心的辩护中，英国共产党领导人J·T·墨非粉饰大清洗，把它看做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斗争的表现，并令人难以置信地辩称，形式上的审判是用以对付犯罪事实确凿的犯人的，这样审判的目的在于政治宣传。与此类似，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如D.N.普里特、罗曼·罗兰或列昂·福希特万格，以及像瓦尔特·杜兰蒂这样的自由派记者，经常与其自身内在信念相左，公开为莫斯科审判辩护。[4][5]

　　东德统一社会党最高领导人中唯一天才的理论家鲁道夫·赫尔恩施塔特，提供了大多数这类斯大林主义推理的最令人悲哀的例子。他是党的主要喉舌《新德意志报》的主编，1952－1953年间大多数政治局文件的起草者。在1953年6月17日工人起义后，乌布里希在克里姆林宫的授意下，把他和秘密警察头子威尔海姆·蔡塞尔当做替罪羊。这可能是因为赫尔恩施塔特在政治局开展了系统的反对乌布里希独裁倾向的斗争。起义发生后一个月，一个“赫尔恩施塔特－蔡塞尔集团”，以及一份与贝利亚相关联的“社会民主党的投降主义宣言”，被乌布里希及其心腹凭空捏造出来了。

　　在中央委员会1953年7月24一25日的一次决定性会议上，赫尔恩施塔特自己投票赞成谴责他和蔡塞尔的诽谤性决议。他写道，“对我来说，投票反对中央全会是不可想像的”。说出事实“将会冒削弱苏联的危险”。他对赫尔曼·马藤——党的总调查人——进一步解释道；“我在一生中完成了党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如果党对我说：‘跳到水里去，别问为什么，我会跳下去’。如果党在7月17日后需要一个‘赫尔恩施塔特－蔡塞尔事件’，我会予以接受。”当他的最亲密的同事向诽谤者抗议时，他提醒他们：“我们一直在一起唱：‘党是永远正确的。’我们不能改变这一点。”

　　赫尔恩施塔特的遗孀将他的态度正确地总结如下：“对那些在赫尔恩施塔特‘事件’中受到指控的人来说，党的纪律起到了特殊的但并非最为重要的作用。受到反法西斯抵抗斗争的强烈影响，他们两个人都总是使自己隶属于党的利益。对他们来说，与组织决裂，即使有重大的理由，也是不可能的。那将意味着30年的个人活动变得毫无意义。”[6]

　　在党的基层组织中一直维持着对“帝国主义奸细”的歇斯底里般的恐惧气氛，这被用来证明在基层组织搞大清洗是合理的。在著名的斯摩棱斯克档案中发现了许多典型案例，梅尔利·芬索德与尼古拉·维特对此先后作了分析。[7]这是在地区法庭基层组织党的书记的报告中的一个例子：“报告人写道，资本主义国家由于预感到即将来临的社会主义胜利，只有采取一个办法：向我们国家派遣间谍和破坏者，破坏我们的经济力量并颠覆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像斯大林同志在二月全会上天才地指出的那样，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尽量往苏联多派特务，其数目远远超过派往其他国家的特务，这样做绝非偶然。”[8]

　　二战结束时，包办替代主义的政治前提实际上导致以军事——警察力量自上而下地在东欧（南斯拉夫除外）强制推行苏联模式，这一模式与桀骜不驯（若非完全持敌意）的群众是相对立的。[5][9]后来发生的事件，包括这些政权在1989年的垮台或濒临垮台，皆滥觞于此原罪。它们证明，违背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愿“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2. 马克思主义对包办替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批判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包办替代主义的那些原理和“逻辑”在理论上全都毫无根据，在政治上则完全服从于官僚的利益。很明显，它们不应该被视为官僚专政的根源：并非斯大林集团的头头们所运用的马列主义版本使官僚专政得以在苏联建立起来，并进而推广到东欧[6]。[10]而是当热月政变在苏联发生了一段时间以后，官僚集团才于事后提出这套观念，作为官僚垄断权力这一现状的“理论解释”。我们可以说，在列宁去世之后流行的许多关于党的“季诺维也夫式的”错误观念，使斯大林获胜变得更容易；但官僚制专政绝不是由这套观念产生的。

　　社会阶级并不是均质的，因为各阶级中特定的阶层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经验和教育。因此一般来说它们倾向于形成不止一个党派。多党制与现实中的阶级是相适应的。消灭多党制意味着不只对其他阶级，而且对至少一部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压制。

　　的确，一个先锋队党不仅能一贯地为工人阶级的直接利益而斗争，而且能最好地代表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利益[7]。[11]但是，若要充分实现这种潜能，那么这个党就必须牢固地根植于工人阶级、将工人阶级主要阶层的实际经验集中起来、通过对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行科学分析批判性地评价自己的纲领和原则。没有在党内和社会上进行研究和讨论的自由，那么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8][12]没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领导集团或哪一个人是不犯错误的。一个先锋队党——如果真是这样的一个党的话——的唯一优点在于，始终依靠内部民主或公开民主，较少犯错误，纠正错误时更容易、更迅速。[9][13]不迷信“领导”、思想具有批判性、能独立判断各种政策和政治纷争，是成为一个“出色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的主要条件。[10][14]党内形成派别的权利和公开争论的自由是多党制的必然结果。

　　也许最重要的一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是历史上前无古人的事业，其“规则”或“规律”不可能从任何教科书上读到。社会和社会经验成了一个巨大的实验室，各个社会领域的各种计划和政策必须在最广泛的民主条件下争论并付诸实验。[11][15]尤其是经济计划，倘若社会想要达到更高的效率，减少浪费和比例不平衡，那么政治民主——即可以在不同政纲之间进行选择——便是至关重要的。

　　工人阶级的解放意味着自我解放和自治，[12][16]而这要求由广大群众选举出来的机关直接掌握权力——也就是说，党和国家要严格分离开来。先锋队党不是借助于行政或压迫性手段，而是通过正确的纲领去说服多数群众，以实现在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作用。对于工人自治的一切限制都会造成工人阶级的道德水准下降及对政治漠不关心，从而使建设社会主义变得困难得多，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

　　类似地，针对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越成功，工人阶级越能联合起来投入这场斗争，政治上也就越清醒、越主动。多党制和群众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对于建设这样一个统一的阶级阵线是不可或缺的。[13][17]

　　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自我组织和先锋队党之间的相互辩证关系的思想，与斯大林主义一党专政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18]向社会主义和无阶级社会迈进，不能与现实存在的工人意志相违背而强加于他们；从长期来看，这些统治手段只能帮助和安慰阶级敌人。它们是敌对阶级力量的表现，是拥有特权的工人官僚的利益的表现。罗莎·卢森堡坚定地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她临终前曾就这个问题说道：“随着在全国对政治生活的压制，苏维埃的生活必然同样会变得越来越残缺不全。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新闻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每一个公共机关都会失去生机，徒有生命的外表，其中只有官僚是积极的要素。”[14][19]

　　实践是认识真理的最终裁决者。判断党的决策和政策——从而最终判断党的性质——的决定性标准，是它们对阶级斗争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这在革命前动荡的环境中和革命起义中尤为如此。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

　　“在目前所处的这样的革命时代，党在理论上的任何错误和策略上的任何偏差，都要受到实际生活本身的最无情的批评，而实际生活正在以空前的速度启发和教育工人阶级。在这样的时期内，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就是力求使党内关于理论和策略问题的思想斗争尽可能公开、广泛和自由地进行，但是，决不能使这种思想斗争破坏和妨碍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的统一。”[20]

　　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经常指出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现实存在的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以及工人民主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在此我们只限于援引一些语录。

　　马克思于1868年致函施维泽，谈及拉萨尔分子为他们所控制的工会起草的章程草案：

　　“集中制的组织对秘密团体和宗派运动是极其有用的，但是同工会的本质相矛盾。即使这种组织是可能存在的——我说它根本不可能存在——，那它也是不适宜的，至少在德国是这样。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诫，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21]

　　1886年，恩格斯就美国工人运动写道：

　　“使运动扩大，和谐地向前进，扎下根子并尽可能地包括整个美国无产阶级，要比使它从一开始就按照理论上完全正确的路线出发和前进重要得多。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而对于整整一个大的阶级来说……别的道路是没有的。最主要的是要使工人阶级作为阶级来行动”。[22]

　　最清楚的莫过于恩格斯写于1890年的一段话：

　　“党已经很大，在党内绝对自由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否则，简直不能同化和教育最近三年来入党的数目很大的新成分……帝国最大的党的存在不可能不在党内出现许多各种各样的派别，所以即使是施韦泽式专制的假象也应当避免。”[23]

　　一般来说，把社会进步的基本机制转交给代议制间接民主机关的战略，对于广大群众会产生涣散斗志、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后果。当他们的自助力和自信心减弱时，当他们求助于资本家的“恩赐”并依靠政府对“增长的果实”重新加以分配时，他们融于民主运动就越来越困难了。



3. 列宁是包办替代主义的根源吗？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理论家、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指责列宁应对包办替代主义、一党专政和斯大林主义负责。今天，在东西方的后斯大林主义共产党中、甚至在苏联，也越来越多地听到这种指责。[24]在这种指责背后确有真理吗？

　　事实上，在20世纪初，阿克雪里罗德、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罗莎·卢森堡最先指责列宁搞包办替代主义。当时，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派别斗争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大会后开始加剧。在他的小册子《我们的政治任务》中，托洛茨基提出了下面的名言：“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这种方法导致党的组织替代党，中央委员会替代党的组织，最终一个‘独裁者’将替代中央委员会。”[15][25]

　　这种攻击对于列宁是不公正的。列宁与孟什维克的最初斗争围绕的是如何在非法条件下加强党的组织，从而使党能够维护并发展工人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的政治自主性，并没有提出在群众运动为合法的条件下的普遍模式。的确，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有时在一个方向上走得太远了，到1908年他自己承认了这一点。事实上，在此前一年，在《怎么办？》的再版序言中，他清楚地写道：

　　“在根本上，当然，它们的成功[即革命组织的成功]是由于，工人阶级——其最优秀的代表成立了社会民主党——出于客观的经济原因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其他阶级相比拥有更强的组织能力。没有这个条件，一个职业革命家组织将仅仅是，一场游戏、一次冒险、一个单纯的招牌。《怎么办？》反复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它所倡导的组织除了与‘自发起来斗争的真正革命的阶级’相结合外，没有任何意义”。

　　在同一篇序言中论及1905年革命的教训时，他又写道：

　　“尽管有分裂，但是社会民主党能够早于任何其他党利用暂时的自由去建立一个合法组织，这个组织具有理想的民主结构、选举结构以及根据组织起来的成员人数形成的会议代表制。”[26]

　　在1905年革命过程中，列宁更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接近于30年代成熟的托洛茨基对问题的系统阐述：

　　“我觉得拉金同志是不正确的……是要工人代表苏维埃，还是要党？我觉得……答案无疑应该是：既要工人代表苏维埃，又要党。……我认为，作为工会组织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应当竭力把所有的工人、职员、仆役、雇农等等的代表，把一切愿意而且能够为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而共同斗争的人的代表，把一切只要起码在政治上是正直的人的代表，把一切人（只要不是黑帮分子）的代表，都包括进来。……在政治上必须把工人代表苏维埃看做临时革命政府的萌芽。”[27]

　　与布尔什维克的“委员会成员”不同，列宁毫不含糊地断言：

　　“工人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在这些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评论，……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方面，在保障任何少数和任何忠实的反对派的权利方面，在每个党组织的自治权方面，在承认党的一切负责人员必须由选举产生、必须报告工作并且可以撤换等方面，我们的意见都是一致的。”[28]

　　这一吁求与斯大林的观点即“干部只能通过国内战争被撤换”相距何以道里计!列宁毫不踌躇地明确提出：“在党的纲领原则的范围内，批评必须十分自由……不仅在党的会议上应该这样，而且在公共会议上也应该如此。”[29]

　　列宁与工人阶级解放的包办替代主义思想相去甚远，他的关于这些问题的主要著作《国家与革命》根本没有提及“党的领导作用”。第一部苏维埃宪法——即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宪法——也是如此，它是1923－1924年苏联宪法的样板。1917－1919年间列宁的所有著述贯穿了这样的思想：“每一个工人、每一个家庭主妇，而不仅是党员或干部，应该“决定每一件事”。[30]

　　同样，在1905年11－12月采用的布尔什维克章程和组织原则，并没有证明那种认为在列宁和斯大林之间存在着根本一致的观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

　　“所有党员必须参加党的机构的选举。所有党的机构定期选举、可以被撤换、并有义务阶段性地或应选举他们的组织的要求随时解释其行动。

　　“领导集体的决策要受那些组织成员的制约，领导集体是这些组织的机构。

　　“影响到整个组织的行动（如代表大会，重组）必须由组织的全体成员来决定。下级组织的决定若与上级组织的决定相矛盾，不予执行。[31]

　　“在承认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必要性的同时，会议认为广泛实施选举原则也是必要的；并且，选举出来的核心在意识形态和实际领导上被赋予充分权力的同时，他们仍可被撤换，他们的行动应具广泛的公开性，并对其行动负严格责任。”[32]

　　1906年，列宁甚至建议在主要政治问题上将全体党员公决予以制度化。将所有这一切与代表斯大林主义立场的“官方”陈述比较一下：

　　“党要正确地发挥作用和有计划地领导群众，就必须按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就需要有统一的党章，需要有统一的党的纪律，需要有由党代表大会所体现、在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党中央委员会所体现的统一的全党最高领导机关，需要少数服从多数、各个组织服从中央、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没有这些条件，工人阶级的党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党，就不能实现领导本阶级的任务。”[16][33]

　　斯大林主义的文本在提到民主集中制时，将民主集中制局限于由党员选举领导机构。[34]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经验相反，禁止异议、派别和不同于多数领导的纲领，均被斯大林主义者和后斯大林主义者提出来作为组织的原则。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这是党内民主的本质）完全隶属于维护党的领导的权威和统一，而无视其政策对阶级斗争的影响：“党不能接受这样的思想，它披着批评自由的外衣，目的却是污蔑和削弱党的领导，破坏党的精神的原则。”[17][35]列宁提出的所有党的工作人员都要负责任和可替换的原则，在党内外可自由批评和讨论的原则，地方组织拥有自主性的原则，有权提出替代性纲领的原则——所有这一切都完全消失了。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注意到在苏联展开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起源、组织原则与官僚制专政的关系的争论，业已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和官僚主义集中制之间的基本区别。譬如，负责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列昂·奥尼科夫陈述道：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解释民主集中制的四条塞进了党章。……首先，他把集中高于民主的个人观点合法化了；第二，他把这个原则神圣化了，从而排除了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灵活地调整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性。在十七大和二十六大之间……对民主集中制的这种斯大林主义解释被弄得永恒化了。……在十七大以后，党完全接管了国家行政和经挤管理的职能。在由党章加以确定之后，斯大林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被机械地扩展到苏维埃和管理机关的活动中。官僚集中制的绝对胜利有一个血腥的标志：1937年。”[18][36]

　　下面的话更加清楚：

　　“一直到现在，党应用了由斯大林倡导的规范和原则：首先，在党的组织结构上，机关拥有绝对的权力，而大多数党员完全丧失了权利；第二，我们这个时代的共产党员的品格，流行着惟命是从、在思想和行动上不愿展现任何独立性；首创性和公民的勇气消失了，没有能力采取勇敢的行动。结果是：党成了它所创造的制度的奴隶；而一旦党的行政职能与自身脱离之后，制度则证明无法按正常方式运转。”[37]

　　换言之，官僚集中制和未经选举、不受控制的全能机关的统治，非但远未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反而使党成了官僚制的囚徒，根本无法在真正的意义上行使任何“领导作用”。列宁在1922年业已注意到这一点，左翼反对派则在1923年10月重新提出了这一点。[38]

　　至于布坚科，他认识到在二十七大之前流行于苏联的意识形态观念，包括那些与“民主集中制”相关的观念，“倾向于从理论上解释官僚集中制的动因并为其作思想上的辩护……——这是官僚制日常活动的自然结果……是其全部不变的立场，这一立场与其职业的、社会的欲求紧密联系在一起，逾出这套观念体系，其日常活动便无法正常进行。”〔39〕



4. 1920—1921年：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黑暗岁月


　　在内战结束时，俄国的经济条件简直可以说是一场灾难。工业产值水平下降到1914年水平的18％和1917年水平的24％。[40]产业无产阶级从1917年的300万人下降到1921－1922年的1243000人。[41]的确，雇员的人数，特别是公务员，增长十分迅速。而且到20年代中期工会成员从1917年的70万人上升到500多万人。[42]然而，整个城市人口下降了30%多。[43]饥馑、疾病、时疫肆虐。悲惨的生活和道德沦丧沉重地压在工人阶级的身上。

　　在这种背景下，布尔什维克领导决定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允许局部地重新引进市场关系。工业、尤其是农业生产迅速显示出明显的增长势头，工人人数也是如此。[19][44]然而，经济战线上的这种撤退伴随着政治上的转向，即禁止除俄共之外的任何政党和团体的存在，不久又禁止俄共内部的派别活动。

　　在这些措施中有些自相矛盾之处。政府在战争条件下曾努力维持最大限度的民主[20][45]，但是战争胜利后却不再这样做了。在我们看来，对列宁和整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悲剧性错误。托洛茨基在这方面也难辞其咎，他在生命最后关头以明显自我批评的口吻写道：“对反对党的禁绝造成对党内派别的禁绝。对党内派别的禁绝最终禁绝了与自诩一贯正确的领导不同的思想。以警察方式制造的一党专制导致官僚特权，而这是一切淫奢和腐败的根源。”[46]

　　维克多·谢尔盖在其《俄国革命第一年》中，敏锐地注意到这一趋势：“随着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政党之间的各种不同思想的政治辩论的消失，由共产党人控制的苏维埃机构，从地方苏维埃到VTsIk和人民委员会，便像在真空中运行：既然所有决策都取决于党，那么苏维埃所能做的只是加盖官方橡皮图章。”[47]

　　这一转向的根源是两个假设，其中一个是完全错误的，另一个有一半错误（即从当时的环境看是对的，但从长期来看是错误的）。前者断定，尽管内战取得了胜利，但饥荒的经济形势和新经济政策的后果事实上使得反革命的威胁比以往更大了。这一立场低估了政治因素在历史和阶级斗争中的相对自主性，故而纯属经济主义观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全部传统与此恰好相反，因此这一立场至少可以说是奇怪的）。不论从事后还是从当时来看，遍布俄国的富农并不足以成为导致政治集中制的因素，他们对苏维埃政权构成的威胁，显然不如由帝国主义支持的高尔察克、弗兰格尔、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的军队所构成的威胁大。

　　初看起来第二个观点有更可靠的依据。战争的结束在包括布尔什维克工人在内的群众中带来了松懈和较平静地生活的愿望。而且，由于战争的缘故工人阶级人数锐减、社会地位下降，使生产猛跌，其最优秀分子则被吸收进军队和国家机关。当时群众在政治上变得更加消极、缺乏日复一日地奋起反抗反革命威胁的准备。保卫革命必然更多地要依靠具有阶级意识的党的干部，进而又较以往更多地依靠专门化的机关。[21][48]

　　对新经济政策前夕苏俄形势的这种描绘无疑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一分析当中遗漏了事态发展或可能发展的方向这一关键的结构性问题，即限制苏维埃和党内民主的措施会有什么后果？事实上，在采取新经济政策后，社会的崩溃迅速受到阻止。工资收入者的数目很快达到并超过了1916年的水平。实际工资上升，文化生活繁荣起来，熟练工人在人数和技术上都提高了。工人阶级更强有力地直接行使权力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得以创造出来。到1924年，关于俄国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客观下降的描述已经非常不合适了，到1927年就更是如此。20年代初工人阶级消极化的趋势本来可以被扭转过来。

　　不过，在越来越多的限制和由机关统治的氛围里，这样的政治复苏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样的复苏绝对需要拓展苏维埃和党内民主。因此，不可否认的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在1920－1921年采取的措施，通过对工人阶级自我能动性水平所产生的影响，起到了巩固官僚化过程的作用。

　　不幸的是，与此同时，列宁把这种临时性分析变成了错误的一般性理论。他写道：

　　“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能由一个包括整个阶级的组织来实行，因为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不仅在我国，在一个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仍然如此分裂、如此不发展、如此腐化……因而一个吸收了整个无产阶级的组织不可能直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只能由吸收了这个阶级中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来实行。”[49]

　　类似的阐述在托洛茨基这一时期的著作中也能找到——尤其是《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书，这显然是他的著作中最糟糕的一部。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一次演讲中，托络茨基说：

　　“今天我们收到了波兰政府媾和的提议。由谁来决定这样的问题呢？我们有人民委员会，但它同样必须接受某种控制。谁的控制？无组织、混乱的工人阶级的控制？不。党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开会讨论这个提议，并决定是否应该给予答复。当我们不得不开战、组建新的师并为这些师配备最优秀的人员时，我们应该靠谁？靠党，靠中央委员会。它向每一个地方委员会发布命令，指派共产党员到前线。在农业问题、供应问题和所有（!）其他问题上都应该这样做。”〔50〕

　　还有更糟糕的话：

　　“工人反对派提出了危险的口号。他们迷信民主原则。他们事实上把工人选举代表的权利凌驾于党之上，似乎党没有被赋予维护专政的权利，即便这一专政与工人民主的一时情绪相抵触。……有必要在我们中间树立这样的意识：党拥有历史性的天赋革命权利。[22][51]党有义务维护其专政，毋须顾及群众自发清绪的暂时摇摆、甚至工人阶级的暂时摇摆。这一意识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起团结作用的因素。专政并非任何时候都建立在工人民主的形式原则的基础上，尽管工人民主无疑是群众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生活的唯一手段。”[23][52]

　　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托洛茨基使用的是“暂时摇摆”这个词，而列宁谈的则是工人阶级的长期分裂和腐化，但是不管怎样，托洛茨基对包办替代主义的认同与这一时期列宁的观点是相似的：权力事实上由党的领导所垄断。

　　在理论上为这种做法辩护，是对特定形势的错误总结。不过这种辩护并非如表面所见的那样清楚。因为列宁并未明确他所谓的“吸收了这一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指的是谁，肯定不是“列宁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即党的领导的“内部核心”。对于像列宁这样有教养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将几十或几百人作为“阶级的先锋队”实属荒唐可笑。或许他想的是党员，或许是全部无产阶级成员—成千上万的工人，但是，如果由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广泛的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肯定是必要的。那么他当时考虑的是介于“内部核心”和群众党员之间的层次吗？对此没有证明，而且这样一种概念没有多少客观依据。或者他把“先锋队”概念扩展到党以外，把某些中间阶层——譬如由工人选举的工会代表——也囊括在内？这似乎是字里行间的意思，因为后面又提及“齿轮”和“传送带”。

　　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列宁从来没有用“阶级的先锋队”来指党的机关，更别提一个由任命产生的、未经选举的党政合一的机关。从1921年初到1924年他去世，他总是表现出对官僚主义的恐惧并决定与之作斗争。[24][53]1922年3月28日，他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讲话，坚持“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应该划清职权。”[54]8个月后，他在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

　　“我们接收了旧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我们的不幸。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常常反对我们。事情是这样的，1917年我们夺取政权之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曾对我们实行怠工。当时我们被吓住了，便请求说：‘请回到我们这儿来吧。’于是他们全都回来了，而这就是我们的不幸。现在我们有一大批职员，但是缺乏有相当真才实学的人来切实地管理他们。实际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里，在上面，在我们执掌国家政权的地方，机关工作人员还在勉强履行其职责，可是在下面，他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并且常常反对我们的措施。在上面我们有多少自己人，我不知道，可是我想总共不过几千人，最多也不过几万人。但是在下面，却有几十万沙皇和资产阶级社会留下来的旧官吏，他们部分自觉地，部分不自觉地反对我们。”〔55〕

　　在他最后一篇文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他抱怨道：“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即使不令人厌恶，至少也非常可悲，因此我们必须首先认真考虑怎样来克服它的缺点，……”[56]与此相呼应的，是在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的一段著名的话：

　　“如果拿莫斯科4700名负责的共产党员和一堆官僚主义的庞然大物来说，是谁领导谁呢？说共产党员在领导这堆庞然大物，我很怀疑这种说法。说句实话，不是他们在领导，而是他们被领导；这像我们小时候上历史课听到的情况。我们听老师说过，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则成了战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罗斯联邦的首都是否有类似的情况呢？4700名共产党员（差不多整整一师人，而且全是最优秀的分子）是否受别人的文化的支配呢？”[57]

　　在其遗嘱当中，列宁的焦虑达到了顶点：

　　“我们的机关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过来的旧机关，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都应该集中到改善机关上。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改造我们的机关。起初由工农检察院行使这一职能，但它实际上不能胜任……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58〕

　　在此前一封私人信函里，他无所顾忌地说出了这样可怕的话：

　　“我们所有的人都陷在‘各部门’的官僚主义臭泥潭里。要想经常不断地同这种现象作斗争，就需要有很高的威信、智慧和魄力。各部门是一堆粪土，法令是一堆粪土。”[59]

　　在其遗嘱中，列宁在批评工农检察院时，批评了负责工农检察院的斯大林。[25][60]他早先曾支持斯大林反对托洛茨基对工农检察院的批评[61]曾向党的十一大推荐斯大林当选总书记，这份遗嘱标志着一个转变。在许多痛苦的经验之后，他与官僚制之间的斗争日益集中在与斯大林的冲突上，这一冲突最终在格鲁吉亚问题上达到了严重关头。[26][62]

　　回过头来看看这份遗嘱中关于这场冲突的意见，列宁使用了他一生中从未说过的字眼，说他由于没有早一点开始与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领导的格鲁吉亚官僚小集团作斗争，“从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立场看，深感内疚。”在这场斗争中，他恐怖地认识到，他帮助孵化了一个怪胎：围绕着斯大林的党中央机关。在第十三次党代会上，他要求托洛茨基帮助他[27][63]，不顾一切地全力进攻消灭这个怪胎。

　　“列宁把我叫到他在克里姆林宫的房间，谈及可怕的官僚主义在我们苏维埃机关的增长，以及需要为此问题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他建议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并要我在其中起到积极作用。我回答说：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确信，在目前这场反对苏维埃机关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千万不能对所发生的事视而不见：在中央和各州，甚至在区及地方党办，有一种遴选官员和专家、党员和非党员的非常特殊的办法。这种遴选办法建立在对中央委员会内某些领导和统治集团的忠诚的基础上。每当你攻击一个小官员，就会冒犯一个重要的党的领导。……在目前的状况下我不能承担这项工作。’

　　“列宁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引用他的原话）：‘换句话说，我建议搞一场运动反对苏维埃机关的官僚主义，而你建议把这场战斗扩大到党的组织部里的官僚主义？’

　　“这个出人意料的想法使我笑了起来，因为那时我的脑子里并没有定论。我回答道：‘我想是这样。’

　　“‘那很好，’列宁回答，‘我提议我们联合起来。’

　　“我说：‘很高兴跟一个好人结成联盟。’

　　“我们达成一意见，由列宁提议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与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作斗争，尤其是与组织部的官僚主义作斗争。他答应就此考虑‘进一步的’组织细节。”[64]

　　斯大林，在列宁秘书们（有意无意的）帮助下，与托洛茨基以外的所有党的领导人相串通，成功地拆除了列宁准备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扔出来的炸弹的引信。最后党代表们在1924年5月开会，此时列宁已在红场的陵墓中安眠四个月了。致代表大会的信被看做是他患病的结果，不代表“真正的列宁”。[65]各主要代表团的领导人一致同意隐瞒这份遗嘱。我们可以说列宁简直是作为斯大林官僚机器的囚徒而死去的，他作为一个政治领袖——甚至政治人物——在党内行动的可能性遭到拒斥。

　　在弥留之际，列宁从未解决由谁来领导这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问题。肯定不是党的机关，它本身已经十分官僚化了；也不是中央委员会，列宁曾想把它扩展为由几百个上人组成的机构，这些工人仍然从事生产，并不是脱产的工作人员。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党员？更广大的工人群众？他从各个侧面考察这一问题，但是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布哈林拒绝诉诸党员来反对领导，这成了他被毁灭的原因。托洛茨基在1923-1927年间犹豫不决，有时直接号召党员，有时又将斗争限制在领导层内，到1927年后，他才明确而坚定地诉诸全体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然而，今天看来热月反革命的深刻程度无疑没有为历史留下别的道路。唯一的问题是，是否应该早在1921年便采取行动。

　　有些作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的错误决定了斯大林派的胜利。他们严重低估了在苏俄已经发生的社会力量关系的变化。在1923年，列宁、托洛茨基乃至任何党内派别都无法从政治上重新激活广大俄国工人阶级——没有这一条件，官僚主义对社会的束缚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被打破。只有全党行动起来反对官僚主义，才有成功的机会。托洛茨基日后便是这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许多批评家、政论家、记者、历史学家、传记作者和形形色色的业余社会学家不时地指出左翼反对派的错误，说什么从权力斗争的角度看，左翼反对派的战略是不可行的。可是，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不正确的。左翼反对派不可能获得权力，甚至并不希望获得权力——当然，其最有思想的领导者不是这样想的。左翼反对派，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组织争取权力的斗争，只有在革命高潮时才是可以设想的。……但是在20年代初及以后，俄国不存在革命高潮，而是处于低潮。”〔66〕

　　这些话预先反驳了维克托·达尼洛夫就1922－1923年间苏联共产党内派别斗争的调查，这份调查在其他方面是十分出色的，达尼洛夫在其中写道：“反对个人权力的斗争必然总是争取权力的斗争（当然，尽管并非是争取个人权力）。”[67]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只能在积极动员其阶级的基础上为这一阶级的权力而斗争。否则，“为权力而斗争”要么注定是盲动主义，要么更糟，即成为敌对阶级（在此是官僚）的囚犯。

　　尽管随即开展了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20－1921年间所提出的包办替代主义原则是不是助长了使布尔什维克党毁灭的一般意识形态呢？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要远逊于通常的设想。因为党的领导人和干部在列宁和托洛茨基于1920－1921年表达的立场和1922—1923年的立场之间有一个选择，这种选择权毕竟是布尔什维克党直至1919年的传统。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在1923年参加了左翼反对派。布哈林至少在1923年初尚在犹豫。因此问题在于大多数干部出于自身的原因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非因为受到列宁的误导。

　　事实上，最近首度被发现、出版并普遍为人知晓的档案材料清楚地表明了列宁的态度。在工人民主这个基本问题上，列宁在第十次党代会时尚不确定。众所周知的是，与梁赞诺夫相对立，他捍卫党员拥有形成各种意见的权利以及在不同纲领的基础上选举党代会代表的权利，但是与此同时他仍然讲话支持在党内禁止派别。与这一态度相似，他想使中央委员会包容对立倾向和受禁止的派别的代表。当施略普尼科夫表达出对于镇压的恐惧时，列宁回答说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已经出版了250000册，并在全党进行了讨论。

　　而且，据安德烈·索罗金说，列宁本应该在一份先前未出版的讲话片段中对第十次党代会致言：

　　“富农的每一次出现和小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明显地产生出相应的各个政党。……我们面临的选择并非在于是否允许这些政党发展——它们是由小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不可避免地产生出来的。我们面临的范围有限的唯一选择，是这些政党的活动采取什么样的集中和协调形式。”

　　据索罗金的意见，在这一问题上列宁似乎打算更进一步，承认作为政治力量“集中”体现的多党制的客观必要性：

　　“不过，他当时强调，应当只允许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如布尔什维克那么激进的俄国社会主义党派——在合作社处理经济问题，并要求共产党人对他们施加‘系统的影响和控制’。……但在其临终前几年，列宁不懈地思考如何改变苏维埃国家的政治制度。早在1922年，在一份为一篇题为《政论家札记》的文章撰写的草稿中，列宁反复谈及‘孟什维克及其合法化’。”[28][68]

　　在那个历史关头，俄国革命的真正悲剧在于，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干部的确逐渐理解了斯大林式的波拿巴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危险，[29][69]但是不是在一起并同时理解到这一点，这种理解毋宁说是迟到的理解，此时斯大林的波拿巴主义和专制主义已无法制止并在30年代发展到极端。从根本上说这种迟到源于未曾理解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即拥有特权的官僚在工人国家掌握了权力。几乎所有那些干部都以生命为这种迟到的理解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5. 其他马克思主义流派中的包办替代主义


　　我们曾经强调，远在列宁和托络茨基于1920－1921年迈出致命的一步之前，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明确地发展了包办替代主义的意识形态。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样一种背离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中（后来的社会民主党不再隶属于这个阵营）并非为布尔什维克所独有。包办替代主义同样存在于两位主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中。

　　包办替代主义的种子在奥托·鲍威尔论俄国革命的早期著作中就可以找到，这些著作同时洞察到官僚化的危险，这种洞察力仅次于罗莎·卢森堡。[30][70]但是，对包办替代主义思想的最清晰的阐述是在1933年和1934年失败以后，尤其是他最后一部主要著作《处于不合法状态的党》[71]，以及他在维也纳工人大学所做的政治经济学讲义。

　　如同列宁在《怎么办？》中一样，鲍威尔从不合法条件（安全性、秘密性、密谋性等）所产生的党的组织问题出发，在理论上论述了一种民主集中制形式，在这种形式下地方组织没有任何自主性，没有广泛的民主过程，但也没有那种会导致“个人独裁”的过分的集权主义。[72]不过，在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分析中，鲍威尔走得更远了。他意识到国家工业的管理有官僚主义化的危险，并且批评苏联的工厂经理们拥有过度的权力。[73]但是他坚持“社会主义工厂”内双重职能的必要性：一方面有生产者，另一方面有管理者。“工业管理”只应采取共同管理的形式，而非工人自治。倘若由工人自己来管理工厂，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工厂自我本位主义”（工联主义），并加剧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竞争和矛盾。[74]经济管理是对工人阶级中彼此不同的利益进行“仲裁”的必要工具。

　　对工人官僚的这种辩护与资产阶级对官僚制所作的经典辩护是十分相似的，由此许多进一步的结论便接踵而来。首先，罢工应受到禁止。工人“必须理解”对工厂进行富有效率的管理所需的条件。[75]，的确，眼下“为俄国工厂内盛行的专制主义感到义愤是愚蠢的。”[76]鲍威尔甚至对斯大林的恐怖和莫斯科审判进行了部分辩护。[77]他在1918－1920年曾对官僚化的危险进行了谴责，现在距这一立场是很远了。“工业效率”（微观经济意义上的）必须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葛兰西没有鲍威尔走得那么远，但在其《狱中笔记》中同样堕入了各种形式的包办替代主义，这与他早期在《新秩序》中提出的立场明显矛盾。他认为党还须“执行警察的职能”，这种职能不仅针对反革命阶级，而且甚至针对群众的落后部分。[31][78]葛兰西在“阵地战”（与考茨基的疲劳战略相似）和包办替代主义之间建立了联系：

　　“阵地战要求无限多的广大群众付出巨大的牺牲。为此一种前所未有的领导权的集中、以及更具‘干预性质的’政府便是必须的，这个政府将向反对党更公开地展开攻势并使内部分裂永远‘不可能’——进行各方面的控制，政治的、行政的，等等，加强统治集团的领导权‘地位’，诸如此类。”[32][79]

　　在鲍威尔和葛兰西的思想中，群众运动的暂时退却被利用来提出一种战略，这一战略排除了群众运动新的高涨的可能性，以及群众按照自身直接利益发挥出广泛的自我能动性和进行自我组织的可能性。党（即便不是由党的领导人组成的小集团）对不容易驾御的无产阶级发号施令，告诉他们什么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

　　作为这种战略基础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而非唯物主义的党的概念。鲍威尔的例子尤为令人吃惊，他是第一批谴责对党的概念作这样一种歪曲的人之一。注意到下面这一点是有趣的，鲍威尔通过其粗俗的机械唯物主义倾向滑向包办替代主义，而葛兰西则由于以唯意志论方式宣布理论和实践的同一性走上了歧途，理论和实践之间潜在的和真正的矛盾在此被否定了。[33][80]



6. 现实政治与包办替代主义


　　我们适才予以讨论的考茨基、鲍威尔和葛兰西的思想触及到了机会主义者的现实政治的真正本质。正是这一本质可以说把社会民主党和斯大林主义（或新斯大林主义）的包办替代主义联系了起来。

　　诚然，改变社会中力量关系的问题，获取“权力份额”的问题，是一切政治问题的核心。保守主义政策趋于维持这些权力关系，革命政策趋于彻底改造它们，改良主义政策趋于搞局部调整而不从根本上改变它。

　　这种变化在短期到中期内是否可能，极大地决定了政治选择。正因为如此，政治时常被形容为可能性的艺术（或科学加艺术），但是人们立刻会想到这一说法中含有的矛盾。在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之间的界限真的有这么严格吗？通过群众有意识的革命性活动，不可能会转化为可能吗？一些今天也许在增加的可能性尚未完全变得清晰可见。而在短期显得不可能的在长期则完全可以成为可能——譬如，第二国际为争取8小时工作日进行的斗争，以及为普选权进行的群众鼓动。[34][81]

　　此外，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机会主义的现实政治以其自身标准来看有立竿见影之效，但是事实上减小了由其他实践带来的根本性变革的长期可能性。或者群众运动在短期没有结果，但是在长期对于群众意识却有积极的影响。

　　这些及许多其他考虑当然并不意味着完全回答了考茨基、鲍威尔和葛兰西在特定历史时刻提出的工人运动面临的基本问题：即当革命条件客观上还不具备时，社会主义的阶级政治应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不过，他们至少揭示了机会主义的（更不必说庸俗的）现实政治的陷阱。过于强调现时的可能性和目标会使人对长期后果和矛盾视而不见。[35][82]

　　当现实政治行动与广大群众的利益相矛盾时，就不得不违背群众的意志予以贯彻。事实上，由于现实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现状——对广大群众来说这种现状具有剥削和压迫性质——的维护，所以这种矛盾近乎不可避免。某些包办替代主义的做法，即便不是十足的包办替代主义，也由此与机会主义的现实政治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

　　现实政治绝不应该与争取改良的斗争混淆起来。为直接可实现的改良而坚决斗争与系统的反资本主义教育和宣传，这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全然不可能的是把这种教育和宣传与共识政策——即维护统治阶级并与统治阶级分享权力——结合起来。[36][83]

　　为改良而斗争以及为根本改造社会这一最终目标而斗争，显然是以辩证方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宗派主义放弃甚至拒绝为眼前利益而斗争，同机会主义的现实政治一样对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没有局部改良的胜利，劳动者就会冒着变成一群道德堕落的贫民的危险，他们也许能周期性地因饥饿而暴动，但无法对现存社会秩序提出真正的挑战。没有广大群众斗争的经验，劳动者就无从企及为争取一个新社会而富有成效地斗争所必须的自我组织和觉悟的水平，而且除非社会主义者参加到这种斗争中去，努力在他们中间赢得政治领导权，否则，群众就不能真正影响历史的进程。

　　恰恰因为所有这些原因，现实政治的诱惑才是真正的诱惑；上一章所分析的局部胜利的矛盾，才是真正的矛盾。为了避免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双重诱惑，必须吸收具体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并通过批判地考察当前的经验来丰富它们。

　　让我们看看马克思就这个问题所说的话。1865年他写信给友人路德维希·库格曼：

　　“我相信，施韦泽等人是有诚意的，然而他们是‘现实政治家’，他们要考虑现存的条件，不想把‘现实政策’的特权都让给米凯尔先生之流。……他们知道，在普鲁士（从而在德国其他各地），工人报刊和工人运动只是由于警察的恩惠才存在。因此，他们愿意原封不动地维持现状，不激怒政府等等，正如我们的‘共和派的’现实政治家愿意‘接受’姓霍亨索伦的皇帝一样。但是，因为我不是‘现实政治家’，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同恩格斯一起公开声明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您不久就会在某家报纸上看到这个声明）。”[84]



7. 包办替代主义的心理学方面


　　在第二和第三章，我们曾经提到群众性工人组织官僚化过程的心理学方面。以机关代替工人阶级作为不言而喻的效忠对象，还包括个体心理学层面的各种规定。“隶属于某一阵营”的世界观，加入权力结构的诱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体现工人阶级利益的”党的负罪感，都会进入易受职业官僚操纵的性格结构之中。维托里奥·维达里，后来成为在西班牙谋害泡姆主义者（POUM isbs）、托洛茨基主义者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曾经在一封宣布效忠于党并甘愿成为“铁腕革命者”和“正义的行刑者”的信件中，令人毛骨悚然地表达了这种半隐蔽的动机：

　　“如果说头儿天我在触及现实时，尚有些许短暂的幻灭感的话，稍后我感到这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氛围还未从我的灵魂消失。[原文如此]，……但后来，甚至这种来自过去的声音……消失了，被更广阔的视野驱散了。我看见红军战士们唱着革命歌曲行进，面庞自豪而聪慧。武装起来的青年和儿童们在谈论着政治。我喜欢严肃的人。一个新社会，伟大而辉煌，在衰朽的旧社会之上树起了塔尖。……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一个冷峻的理性化的人。一个列宁主义者必须直奔他自己的目标……为我们的报纸写作，……为了党牺牲自己的观点。……不辜负同志们的爱；这并没有那么困难。几个月后你会看到所有的〔原文如此〕门将敞开。”[85]

　　几年后，“你”的监狱中会满是普通工人与农民，而不是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间谍。[37][86]几年后，“你”将忙于谋害你自己的同志。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官僚化的组织体制，更不必说官僚独裁，产生出一种干部遴选的逆向选择机制，使得提拔那些缺乏性格、缺乏意志力、缺乏独立判断和抵抗压力的能力、甚至表现出奴性和惟命是从这些低下动机的人，成为不可避免。[38][87]但是，不管涉及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官僚化和斯大林主义化的过程基本上是一个社会现象。在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中都存在施虐－受虐型的人。这样的人在1917年或1918年的俄国肯定不比在1929年或1930年少。如果他们在后期而非早期掌握了关键的权力位置，这是因为社会力量的相互关系已经经历了根本性变化。某些性格类型在革命高潮和群众行动普遍化的时期占据了显著位置；其他类型则仅在反革命取得胜利，群众陷于消极时变得十分突出。并非“品行恶劣的”人物使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的蜕变成为可能，而是官僚化的蜕变造成了制度性的干部“逆向选择机制”。

　　当威尔海姆·赖希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他探索了下述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人们最终的行动与其原来接受的思想、价值和规范完全相矛盾？为什么部分工人阶级同意服从于最恶毒的敌人的利益？伯恩费尔德比赖希更一贯、更深刻地提出了这些问题，并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分析结合在一起。

　　就广大群众而言，这些现象不可能由有关的社会或物质利益来解释，而且这些现象与这些利益是直接相矛盾的。至于那些领导者，尽管物质上的特权的确在接受包办替代主义理论和实践时起着作用，但是意识形态转变的渐进性证明，这种转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这些物质利益。

　　伯恩费尔德与赖希提出了三种答案。首先，他们指出了许多群众行为方式的机械性特征。这些特征通过军队那样的等级化组织的权力和纪律得以反复灌输，同时伴有个人若拒绝服从就会带来的一切风险，但是这种机械性特征对个人而言还满足了一种急于和“领导”（父亲？）相认同的原始需要——这种需要据称可上溯到我们人类的起源。这里面包含有一种深刻的个体内部的认同障碍，这些个体无法面对自己外在于一个严密的组织而活动。不是raison de parti或“党的理性”，而是党的存在（party being），在党内并通过党而存在，反映了面临一个敌对世界时所带来的这种恐惧。

　　心理分析学家认为官僚为强迫症所控制，这种疾病的最初症状在无数个人身上都存在，但是官僚体制（制度）将这种症状制度化了。通过将这种病症转化为人们被迫无条件遵从的正式规则，官僚制把这种内在的病理学外在化了（恩斯特·费登）。这打乱了行为的非病理学动机和病理学动机之间的“正常”平衡。

　　第二，在人的行为中有着非理性的方面，它似乎滥觞于裸猿人化的最初阶段，它意味着某种形式的反叛或个体对与文明相伴而生的社会行为规则的拒斥。[88]一心要（在群众组织或国家中）攫取权力的统治者或蛊惑人心的政客，会故意利用这种非理性主义。如果他们的对手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仅仅以合乎逻辑的观点相回应，就可能失败。

　　第三，为发展阶级意识和阶级政治而斗争不只是为一个具体的纲领和路线而斗争。只有当更具个别性的群众和“干部们”能够把抽象转化为具体，把普遍的政治原则与个人的经验和需要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组织及日后建设社会主义本身才可能成功。[39][89]如果不具备这一条件，或这一条件尚不充分，那么群众和干部——包括中央领导人——就会变得越来越有挫折感、越来越消极。而要求盲目地服从于自己的“像机器一样的组织”就会再度牢牢地控制他们。

　　上述分析无疑含有许多真理的内核。[90]但是，就像一切以个体心理学，或更糟糕，以个体生物学来解释历史现象的尝试一样，这种分析有一个基本缺陷。它不能解释下述事实：为什么永久起作用的力量导致的结果却各不相同。历史是变动不居的，而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成分至少几千年来没有变化。还是这些群众，他们在希特勒崛起过程中表现出非理性主义因素，但就在10年前，却采取了完全理性主义的行动：在1920年粉碎了卡普－冯·卢特维茨的暴乱。还是这些群众，他们在1914年8月如此卑鄙地接受了战争和屠杀，在1917－1918年，至少在俄国、德国和奥地利，则以同样激烈的态度反对战争。

　　这些个体心理学和集体心理学之“谜”，只有在下述不断变动的现实历史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这些现实包括：群众生活状况、主要社会阶级之间及其内部的力量对比、不同思潮和政见的影响力，等等。同样，只有在所有这些力量的互动之中，才能找到对下述现象的解释：工人官僚的崛起，包办替代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巩固，社会党和共产党领导人蜕变成为官僚。



8. 包办替代主义与政策选择：布哈林和老布尔什维克的悲剧


　　在斯大林主义机关加强对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控制这段时期，许多在中央的老布尔什维克——首先是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专心致志于经济和国际政策，在他们看来围绕这些问题的斗争是领导层的斗争。这样一来，他们就没有抓住官僚化蜕变这个关键问题，从而有利于斯大林。因为总书记对这个或那个政治方向根本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在党内握有全权，并把全日制机关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作为头号目标。他是一个真正的官僚意识形态的代表，这一点清楚地迸发在下面的讲话中：

　　“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提出了打破党的机关的口号，并企图把重心从反对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的斗争转移到反对党的机关中的‘官僚’的斗争上来。这种毫无根据的批评和败坏党的机关声誉的明显企图，客观上除了使苏维埃机关摆脱党的影响外不可能导致任何结果。”[91]

　　党除了靠自身的官僚外还能以其他手段影响并限制国家机关的官僚，斯大林竟然没有想到这一点。

　　不管缠住老布尔什维克的那些问题有多么重要——工业化的速度、富农地位的增长、“价格剪刀差”、与世界市场的关系、战争危险是否迫在眉睫——，今天难以否认的是，事后看来，它们均隶属于这样一个问题：谁，哪一个集团，在苏联实际上掌握着权力。20年代下半期苏联社会、苏共及其政策的演变证明了这一分析的准确性。正是由于斯大林集团和官僚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所以他们才能于一夜之间从新经济政策转而实行高速工业化并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从与世界市场日益结为一体转变为在很大程度上闭关锁国。只有明白了其主要动机在于维护和增加官僚特权以及维持这一特权的权力垄断，才能理解从1924年到1953年再到1990年斯大林主义和后斯大林主义经济政策的反复变化。

　　布哈林所犯的悲剧性错误根源于此，当时他先是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一起同斯大林结成联盟，然后又反对他们——这个错误最终使他付出了生命，因为这个错误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无疑，他选择这一步是因为，他真的相信关于经济政策的辩论是决定性的，工人反对派的路线才是主要的危险。结果证明，即使根据布哈林自己的标准，1928年后由斯大林实施的经济政策比工人反对派提出的政策其破坏性严重得多。情况清楚地表明，早在1923年，工人反对派主要强调的就是与苏维埃和党内民主相关的问题。

　　像布哈林这样富有智慧且训练有素的马克思主义者，难免通过理论分析来为政治判断的错误辩护。为此，在1923——1928年间的演讲和著述中，对于官僚化蜕变的危险，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1915-1922年间，他把自己局限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国家与革命》的经典观点上，这种观点承认工人群众可能为他们自己的官员所压迫，为此必须采取特殊措施予以防范（见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在某种意义上，在他于1916年撰写的文章《帝国主义国家理论》中，甚至可以说布哈林为《国家与革命》（该文较《国家与革命》早一年）提供过灵感，文章提出打碎资产阶级国家。[92]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坚持了这一观点，这篇文章发表在各种社会党左翼的刊物上：荷兰的《论坛报》，挪威的《阶级阵营》，不莱梅的期刊《工人政治》，以及《青年国际》。起初列宁抨击这一立场，称之为“半无政府主义”，但是到了1917年4月，他将其完全变成了自己的观点。到1929年，苏联的文献承认列宁的这一思想来自于布哈林。

　　1918年，布哈林再度提出相同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他写道，“不是议会制共和国……而是像巴黎公社那样，没有警察、没有常备军、没有职业公务员的国家。”[93]在写于1918－1920年的著作《过渡时期经济学》中，他阐述了工人阶级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必要性，而当时经济正面临着巨大的混乱。[94]在这里，正像在他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布尔什维克新党纲中一样，布哈林非常关注工会在工厂中的管理，他明确表示工程师和技术员阶层应隶属于工人的基层组织。1919年，他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写作《共产主义ABC》，作为对新党纲的通俗性评论。在此，问题以更清晰的语言得到了阐述：

　　“所有这些情况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不可想像的困难，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苏维埃制度内部官僚主义的局部滋长。这对于无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危险。……因此，我们党应该努力防止这种危险。要防止这种危险，只能靠吸收群众参加工作的办法。当然，最主要的，是要普遍提高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教育群众，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但与此同时，也必须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我们党在这方面建议：

　　“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一个成员来完成国家管理方面的一定工作。苏维埃的每一个成员不但应该讨论一般措施，而且自己应该参加一项社会事业，也就是说，应该担任一项社会职务。……

　　“第二项必要措施是，经常不断地变换工作。每一个同志都不应该成年呆在同一个地方，因为那样他自己也就可能变成一个官僚。……

　　“最后，党建议把不断吸收全体劳动居民人人参加国家管理的工作当做工作的总方针。这一点实质上是我们的政治基础。”[95]

　　1920年12月30日，列宁对工会中的共产党员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讲话，当他称苏维埃国家为“工农国家”时，布哈林打断了他。数周后列宁自己作了纠正：“布哈林同志是对的。当时我应当这样说：‘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人国家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其次，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96]

　　在写于1920年的著作《历史唯物主义》中，布哈林与社会学家帕雷托和罗伯特·米歇尔斯相论争，他就此再度总结了对于官僚制的分析：

　　“但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即无产阶级专政阶段这一问题，要远为困难得多：工人阶级获得了胜利，尽管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它获得胜利之时，正值生产力滑坡、广大群众在物质上没有保障。这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种‘退化’的倾向，即以阶级病菌的形式把一个主要阶层排除出去。这一倾向将会因两种相反趋势而被阻止：首先是生产力的增长；其次是教育的垄断被废除。”

　　他得出结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管理者的权力……将是专家针对机器的权力，而非针对人的权力。”[97]

　　不过，历史结果表明，在苏联事情以相反的方向发展。专家（毋宁说各阶层官僚）的权力成为不只针对机器，而且针对人，并且首先是针对直接生产者的权力。“我们的政治制度的真正基础”，鼓励所有劳动人民参加国家行政管理，成为一句空话。在今日苏联，这一点已经在无数揭露中得到公开承认，其中有些来自党的最高层。

　　权力为官僚所篡夺。并非在短时期，而是在以后67年的时间里，苏维埃失去了真正的权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对于这个问题，每一个研究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工作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必须找到一个答案。

　　在布哈林自己的思想历程中，我们可以确定他对官僚化蜕变的危险的估价是在什么时候发生转折的。1923年2月3日他在彼得格勒作了题为《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的演讲，其中他的早期观点与后期观点可以说杂然并处。一方面，他比以往更清醒地宣布：“每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不管发生在哪一个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革命、无产阶级国家和党的内部蜕变所带来的可怕危险。”[98]个中原因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低水平的文化发展，以及极度变动的物质环境和阶级意识。

　　另一方面，布哈林所能看到的避免这种“可怕危险”的唯一途径，是培训与工人群众不同的工人阶级的技术员、工程师和经理。工人自我组织的全部问题突然消失了：

　　“过渡时期是工人阶级以最多样的方式经历自身本性改造的时期，工人阶级在其力量的储水池中孕育了一批意志坚定的人，他们在经历了文化、观念和技术上的改造后，以另一种面貌从过渡时期这所大学中出现。……这样一来，从另一种角度你就会看到，过渡时期的意义在于，掌握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尽管同时经受着物质上的困苦，但是通过文化工作培训了许多干部；通过把这些既合格又可信赖的干部尽可能地安排在各种岗位上，工人阶级得以有力地统治整个国家。”[99]

　　布哈林觉察到他的新立场中存在的矛盾。工人国家蜕化的危险不仅来自具有资产阶级出身和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思维方式的专家的影响，而且来自下述事实；这些具有资产阶级出身的专家/官员/官僚，会对来自工人阶级的专家/官员至少在文化上和思想上施加影响。尽管如此，但是面对着眼皮底下发生的社会分层和物质分层，布哈林仍然抱着乐观和辩护论的态度： 

　　“当我们，当俄国工人阶级训练了足够的干部，并……能逐渐取代旧知识分子干部和旧公务员的时候，第一个危险将被排除。……我们的下一步任务是通过不断输入新鲜血液使这些干部稳定下来，努力防止这些干部与群众疏远，变成垄断了权力的特权阶层。”[100]

　　对干部的稳定地位和权威性的强调，一旦与斯大林后来的格言“干部决定一切”结合起来，就会对权力运作机制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这样的后果：在任命而非选举干部中的逆向选择；惟命是从和独断专行代替富于批判精神的辩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实际权力从苏维埃转移到党的机关；具有压迫性的劳动立法，包括事实上禁止罢工等等。这样一来，“垄断了权力的特权阶层”就成了现实，尽管这一阶层通过吸收大量来自工人阶级的技术人员、知识分干或官僚而得到扩张。

　　在布哈林1923－1928年间的讲话中，这种原有的矛盾通过对干部的盲目信任得以“化解”。1926年，布哈林近乎歇斯底里地谴责托洛茨基把中央委员会多数成员描绘成“官僚主义集团”。“我们只能同意，”他写道，“执政党的官僚化是极端危险的，但是如果中央委员会代表官僚……那么为什么不把它取消呢？”[101]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当中，他与工人反对派展开了最广泛的论战，在那里他甚至说“[官僚化]蜕变的理论完全建立于社会民主党的假设前提之上。”[102]

　　最终，在其问世于1925年的理论著作《通向社会主义之路》中，官僚化蜕变的全部危险完全被忽略了。书中坦率地承认了城镇中的社会不平等、“高干”和“负责雇员”的高薪等现象，但把它们当作不可避免的——甚至并非过渡性的——弊端。[103]列宁对这种不平等使工人阶级道德堕落的辩证分析，以及党员的收入不能超过熟练工人的收入的结论，被完全抛弃了。

　　当布哈林在这本书中谈及逐步克服这种不平等时，只将其限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此外他丝毫没有谈及工人阶级内部的政治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存在于实际掌握权力的党和国家机关成员与受上面统治的无职无权的广大群众之间。

　　的确，在与工人反对派激烈争论的压力下，布哈林不时又顺便提到官僚化趋势的问题。1926年1月5日，在对莫斯科党组织官员讲话时，他承认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的企业内部，各种关系并不“全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劳动分工，但是这类评论不能太当回事，因为他同时又系统地谴责了工人反对派的观点：官僚化蜕变的进程正在苏联和苏共内部发生。布哈林这样来回答反对派的指责：断言国家权力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党代表工人阶级行使权力，并对官僚起到约束作用；若要谈论机关和工人群众之间存在利益的根本冲突，那实际上就是要推翻苏维埃政权。[104]对“颠覆性思想”的警告和对镇压的暗示代替了被列宁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1927年，托洛茨基和左翼反对派就巳经指责斯大林和党的机关公开使用暴力手段，准备不仅驱逐他们，而且要在肉体上消灭他们。布哈林的回答则是，谈论苏联会发生热月政变是反革命言论。历史证明在此问题上是谁正确呢？

　　自然，必须强调布哈林在1928年又回复到他原来的思想，但是此时他已经没有力量影响事件的进程了。他写道：“在我们庞大的机关的各个毛孔里，官僚化蜕变的因素结了网。官僚机关完全漠视群众的利益、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的物质和文化利益。”[105]这些“官僚化蜕变的因素”不是已经控制了所有国家工具以及经济和社会权力吗？

　　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的纪念讲话中，布哈林同样捡起了他原来的思想，即把广大群众的自我能动性看做是反对官僚化蜕变的决定性手段。他认为，列宁的组织计划“提出了适应群众需要的号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将此简洁而生动地表达为：广大群众的真正参与。”[106]不过，奇怪的是，整个讲话竟然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官僚”这个词。

　　在其思想演变过程中，布哈林几度怀着强烈的感情回到这些问题上，尽管他采取了近乎“伊索寓言”的形式。譬如，他再度使用“新列维坦”这一概念，而在1916年他曾用“现代列维坦”来形容帝国主义国家。“新列维坦”显然与苏联的现实相关。1929年1月30日，在一次鲜为人知的政治局发言中，他指责党的领导人采取了“军事封建制剥削”的政策，“破坏了共产国际”，并助长了“党内的官僚主义”。[107]

　　这种伊索式的语言在他的小册子《教袍中的金融资本》中特别明显（1930年4月），其中“教皇”和“众教士”专门用来代指斯大林和党的机关。接下来是两份著名的文件：1936年下半年开始写的《一封老布尔什维克的信》，这封信可以看做是他的政治遗言；[40][108]以及动人的告别信《致党的未来一代领导人》，这封信是他于被捕前读给他妻子的，赫鲁晓夫开始非斯大林化后在西方（后来在苏联）发表。[109]最后，在1938年3月12日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时，在即将判处他死刑之前，布哈林在经过认真准备的最后一次申辩中，指责斯大林说：“再一次证明，离开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就会走向反革命欺骗”。

　　在致党的告别信中，他写道：“面对这个地狱般的机器我感到绝望……它获取了巨大的权力，精心罗织谎言，胆大妄为并十分秘密……蜕变的官僚组织，没有思想，腐朽不堪，薪水颇高，用契卡过去的权威来迎合斯大林病态的怀疑。……中央委员会任何成员、任何党员都可以被这些‘工作出色的机关’消灭掉，打成叛徒、恐怖主义者、异端分子、特务。[110]

　　根据孟什维克鲍里斯·尼古拉耶夫斯基1936年在巴黎采访布哈林时所作的报道，布哈林据称曾这样说：“需要有另外一个党。如果只有一份选举名单，没有真正的替代选择，那我们就和纳粹主义有些相似。为了在俄国和西方人民面前把我们与纳粹清楚地区别开，我们必须引进一个有两份选举名单的制度以代替一党制。”[111]有趣的是，恰在一个月之前，托洛茨基也已经与一党制的教条相决裂，但是与布哈林不同，他支持多党制的理念。

　　这留下了一个谜。一位像布哈林这样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怎样才能协调下述矛盾——一方面对党及国家官僚的蜕变作了深刻分析（这些官僚在他看来是半法西斯主义者），另一方面却谴责为反对这一蜕变的责任者而开展的一切全面的政治斗争？斯蒂芬·科亨总结了这种矛盾：

　　“到1929年，布哈林业已接受托洛茨基对党内体制的绝大多数批评。不过，不同于托洛茨基的是，他曾支持党内体制的这种发展，而今却成了它的囚徒。1928－1929年，他提出了异议，并且与他人一起吁请对不同意见予以宽容，但是这些努力不断遭受挫败，为此有人还援引他自己从前反对左翼‘宗派主义’的宣教；他对斯大林的‘秘书制度’的攻击，则遭到嘲笑：‘你这是从哪儿学来的？……从托洛茨基！’他的立场在政治上是矛盾的：尽管他对斯大林及其政策有着不可遏止的轻蔑，但他却是有局限性的、不情愿的反对派。

　　“尽管提出了公开的诉求，但太过隐晦，没有什么效果。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与斯大林心照不宣地把他们之间致命的分歧局限在狭窄的私人范围内，终于‘在全党不知情的情况下遭到了扼杀’。”[112]

　　对布哈林的行为最常见的解释提到他的“软弱的性格”（列宁语，他的“有机温和主义”，一直到基洛夫死他还抱有幻想——或许有人会说这并非完全不现实——即寄希望于中央委员会的“温和派”会最终一搏（奥尔忠尼启则、科西奥尔、鲁祖塔克、基洛夫）[113]，他总是不参加任何有可能分裂党的行动。以上每一种观点均含有真理的要素。

　　然而，在我们看来，造成布哈林摇摆的最深刻的理由（甚至在1927年他再度承认苏联发生热月政变的可能性之后），在于他把官僚僭取并行使权力错误地归结为党内现象，而不是整个国家社会政治上的倒退。[41][114]这可以解释布哈林的告别信为什么要写给“党的未来领导人”，而不是广大党员和工人阶级；它可以解释为什么直至被拷问和逼供前最后一刻，他仍天真地相信斯大林会保护他（事实上斯大林在和他的不幸的牺牲品玩弄特别残酷的猫捉老鼠的游戏[115]）；最后，它还解释了布哈林为什么不同于托洛茨基，他拒绝号召苏联的工人、青年、知识分子不仅起来反对斯大林及其集团，而且反对作为社会阶层的官僚。布哈林的视野从未超出斯大林主义（即官僚制）的内部改良，相反托洛茨基则看到斯大林主义只能为一场新的革命所推翻。认识到这一点，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对布哈林的功过是非的真实评价，必须考虑到他本人及其追随者参加了斯大林指挥的镇压，镇压先是针对莫斯科左翼反对派的干部，然后是针对列宁格勒季诺维也夫派的干部。在1988年10月3日发表于《真理报》的一篇有关20年代和30年代情况的研究文章中，院士斯米尔诺夫写道：

　　“在1928年中央全会上，联系到沙赫特审判案和监禁德国专家事件，甚至李可夫〔人民委员会议主席，布哈林最亲密的盟友〕也认为，党应该使某些审判隶属于政治上的优先目标。党不应该让自己受制于审判罪行的抽象（！）正义原则。是否判处监禁不能从苏维埃法律实践的角度或者从‘正义本身的原则’来看，而应该从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政策’的角度来看。”

　　这样一来就提出了一种可怕的原则：指控是否属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指控应该在政治上时机得当。布哈林和李可夫本人在1938年被发现有罪并被判处死刑，恰好符合这一原则。人们很难找到托洛茨基或其左翼反对派的同志对此原则有过任何妥协。这个原则与马克思的观点——革命只能由真理来指导——正好背道而驰。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而言，这种立场纯属策略抑或源于真正的信念？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要求把坚持原则与策略上灵活机变结合起来。两方面的平衡自身是不稳定的，当新的现象突然在社会中出现时，这种平衡又会包含极端的矛盾。很清楚，布哈林没有能力处理这种矛盾。他为策略上的考虑牺牲了核心原则〔包括基本原则：不该对自己的阶级隐瞒真理）。托洛茨基有时被指责犯了相反的错误。尽管这样，但是从1928年起，托洛茨基不可能再被指责向斯大林及斯大林主义作了最微小的妥协。[42]〔116〕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在布哈林灵活的策略背后，是在错误的理论概念基础上形成的政治幻觉，是对党的领导和党的机关的社会性质的错误判断。

　　还应该指出的是，属于左翼反对派的若干重要集团——托洛茨基在1929—1930年间对他们作了太多的妥协，在确认存在热月政变的危险时，犯了与布哈林同样的错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皮达科夫、斯米尔加以及拉狄克那时低估了官僚制问题，这与他们在1923-1924年间的透彻分析完全相反。他们认为热月的危险主要来自富农、新经济政策所产生的中产阶级与外国资本的联合——也就是说他们完全从经济上看待这个问题。因此他们没有考虑问题的政治方面，没有看到事实上富农显然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采取共同的政治行动。

　　政治战线上的主要演员是斯大林主义集团，即官僚。[43]〔117〕这是在半个世纪内决定苏联命运的力量。苏维埃热月是由于官僚独裁而出现的，并不是富农夺取政权或资本主义复辟的结果。


第九节译文出版时被删节，兹特别说明。



[1] 有一段时间倍倍尔、考茨基还有其他人确实主张，如果统治阶级直接威胁普选的话，游戏就将改变，但是这一保留逐渐被放弃了。

[2] 最近，德国工会联合会的领导人指出，1914年8月4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投降并投票赞成战争预算的主要原因在于，它想要保全组织，以免受到镇压和查禁。见Referentenmaterial，1990年5月1日。

[3] Dominique Dèsanti，Les Staliniens，Paris 1975，第216页以后。1944年后，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支持共产党，并奴颜婢膝地接受半文盲的党的官僚进行反对“希特勒－托洛茨基主义”的洗脑。

[4] J.T.Murphy, Stalin, Zurich 1945（由社会民主党的古腾堡出版社出版！），pp. 210-213.斯塔福德·克里普斯不知羞耻地为该书撰写了富于感情色彩的序言。《纽约时报》当时驻莫斯科记者瓦特·杜兰蒂，完全一贯地为斯大林的所有阴谋辩护。S. J. Taylor , Stalin’s Apologist,Oxford 1990。

[5] Kuusinen是斯大林在国际政策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他的遗孀提到，早在1937年，她丈夫就重新阐述了关于国际革命的思想，以适应于可怕的苏联对外扩张。Aino Kuusinen ，Der Gott sturzt seine Engle， pp.320，106，159－164.

[6] “列宁主义”这个术语，更不必说“马克恩列宁主义”，在列宁生前从未使用过。它是由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死后创造的，目的是为反对“托洛茨墓主义”的运动辩护，把季诺维也夫－加来涅夫－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集团捏合在一起对付左翼反对派。

[7] 关于先锋队作用的经典阐述见《共产党宣言》的第二部分“无产者和共产党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64页。）

[8] “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1891年5月1－2日，Marx－Engels Werke，vol.38,p94.

[9] 譬如，如果在苏共党内和民选苏维埃当中有可能就不同的经济纲领展开辩论，那么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灾难性经验本来是可以迅速地得以纠正的。

[10] 参见列宁：“需要全体党员十分冷静和极其细心地研究：（1）分歧的实质；（2）党内斗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研究，而且一定要有最精确的即刊印出来的文件，以便能从各方面加以检查。谁相信口头上说的，谁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十足的傻瓜。如果没有文件，就需要审问双方或几方的见证人，一定要‘严加审问’，而且审问要有见证人在场。”“The Party Crisis”1921年1月19日，《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31－232页。

[11] 参见罗莎·卢森堡：“社会主义作为经济、社会、法律制度的实现，并没有现成可用的方案，而完全隐匿在未来的迷雾中。在我们的纲领中所拥有的，只是些主要的路标。……一旦涉及上千个或大或小的实际具体措施的性质，（而这些措施是把社会主义原则引进经济、法律和一切社会关系中所必须的），那么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党纲或教科书中都没有答案。……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社会主义就其性质而言显然就不可能靠颁布政令或圣旨来实现。……惟有经验能够纠正既往、开辟将来。惟有不受束缚的、生气勃勃的生活才会找到无数新形式并随时进行新的尝试，培育出具有创造性的力量，并且会自己纠正一切错误的尝试。”《论俄国革命》。载于Rosa Luxemburg Speaks，ed . Mary-Alice waters ,New York 1970，p .390.

[12] 晚年的Hal Draper 正确地坚持认为，这个观点体现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主要贡献。Hal Draper，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vol.2,New York 1977。

[13] 一场公开的内战会造就例外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显然必须进行暂时的限制。譬如，1936年7月的西班牙，当弗朗哥的军队发起军事攻势后，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反对允许长枪党出版报纸或享有其他民主权利。

[14] ‘The Russian Revolution’，p.391.为了客观起见，应该指出卢森堡也有她的“黑暗岁月”，1912－1914年间，当她在华沙面对包括哈内茨基和拉狄克在内的党内异议集团时，她毫不犹豫地指责他们受沙皇秘密警察的操纵。

[15] 见L. Trotsky, Schriften zur revolutionaire Organisation, Hamburg 1970, p,73.在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卢森堡的著作中有类似阐述。尽管托洛茨基对列宁的评价是不公正的，但是他对大权在握、过于自信的中央委员会和工人阶级集体能动性之间关系的警告，已经为历史所证实。

[16] 《简明教程》，第49页。应该指出的是，在斯大林独裁制度下，党代会和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举行得越来越少了。

[17] Pronine and Stepichev，p.109。构成这一“规则”基础的，是假定领导人永远正确。

[18] L. Onikov,Probleme der Entwicklung der innerparteilichen Demokratie。奥尼科夫似乎代表了戈尔巴乔夫机关中的保守派。他坚持集中制和民主之间的“灵活”关系，忽略了对某些起码的民主规则应有的尊重，事实上等于要求有更强大的中央权威。

[19] 工农差别逐渐导致“剪刀差”的出现，这有利于前者而不利于后者，从而危及工农联盟。1923年以后。左翼反对派和托洛茨基日益关注于这一问题。

[20] 譬如，只要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白军和反革命政府，就可以允许他们在苏联合法地存在。

[21] 布尔什维克党内出身于无产者的主要领导人、彼得格勒金属工人施略普尼科夫，在第十次党代会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列宁说：“列宁同志，我祝贺你以虚幻的无产阶级的名义行使无产阶级专政。”施略普尼科夫领导的工人反对派尽管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它所提出的对党的机关的大多数批评，在1923年左翼反对派纲领中得到采纳。R.Daniels, The Conscience of the Revolution, Cambridge 1960,chs 5&6; kool and Obland,eds., Arbeitdemokratie oder Parteidiktatur,Olten 1967 ,pp.158-263.

[22] 这一表述事实上采自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3] Issac Deutscher, The Prophet Armed, London 1954,pp.508-509. 在该书的第14章，多伊彻提供了其他几处例证。表明托洛茨基在1920年和1921年使用了包办替代主义的公式。

[24] Moshe Lewin, Lenin’s Last Struggle（London 1969） 关于1923年早期苏共党内所发生的事件作了有意义的评论，但是关于列宁与官僚进行斗争的全面得失方面的著作尚告阙如。

[25] 进攻事实上是以列宁的下述文章开始的：“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7页。

[26] 托洛茨基在其死后出版的著作Stalin（vol.2，London，p .170）当中断言，斯大林违反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命令入侵格鲁吉亚，给党造成了既成事实。

[27] 有好几年一直流传着一个新的传闻，说托洛茨墓回避与列宁建立一个反斯大林的联盟。但是最近在苏联公布的文件（《莫斯科新闻》，1990年4月22日）证明，托洛茨基一个人在政治局投票要求向所有代表传达列宁致十二届党代会的信。

[28] Andrei Sorokin（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成员），Soviet Weekly，1990年5月3日。Samuel Farber （Before Stalinnism，Cambridge 1990）则就列宁和托洛茨基1918年后对苏维埃民主的态度作了更具批判性的叙述。他断言，列宁曾反对一位契卡成员所提出的将其他苏维埃政党予以合法化的建议。但是最近又有了新的证据，而且Farber自己的叙述是矛盾的，因为他指出，加米涅夫和布哈林在1921年支持这种合法化。

事实上从创立伊始，契卡就表现出明显的自主倾向，而且各种人物——最明显的是拉特西斯——企图将这一倾向理论化。与此同时，严重的物质腐化现象开始在其队伍中出现。见V.A，查达诺夫1918年7月11日对此所作的尖锐谴责，重印于Nouvelles de Moscou，1989年4月2日。这类批评通常都获得了列宁的支持。

[29] 据说捷尔任斯基曾在20年代中期指出，一位苏维埃的波拿巴正在崛起，他将杀害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但是不清楚的是，当时他是否像许多人在1923-1924年那样，确信托洛茨基而非斯大林将扮演这一角色。

[30] “因此，在令人惊奇的短时期内，作为十月革命的第一个直接后果：是从无政府状态中出现了极其强大的中央权威——这个权威依靠一支军队和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关，把地方苏维埃改造成为仅仅管理其自身的机构，并在全国获得了决定性的权力。……”

“这样一来就有一种危险，相对于耸立于其上的庞大的统治机关来说，普通无产阶级群众会变得太弱。如果发生这一切，无产阶级就会失去指导和控制它所建立的统治机关的权力。苏维埃官僚体制和红军内部的控制结构使之脱离了无产阶级的天然土壤而独立。它们有演变成凌驾于阶级之上的自主权力的危险，即他们虽然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但是它的专制权力事实上不仅针对资产阶级和农民，而且针对广大无产阶级自身。”Otto Bauer, ‘Bolschewismus oder Sozialdemokratie’(1920),载Werkausgabe, vol.2, Vienna 1976,pp.279-280.

[31]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s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London 1971,p.155.

[32] 上引书，第238－239页。

[33] John Hoffman（The Gramscian Challenge，London 1984）把托洛茨基当做是在苏联鼓吹对工人阶级采取高压统治的主要人物。托洛茨基毕生反对包办替代主义的斗争，长达17年的反对官镣专制主义的斗争，都被一笔勾销了。至于斯大林，据说他结合了高压统治和下层的支持。100万共产党人遭到杀戮——这是受到“下层的支持”吗？

[34]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潜在因素这一概念，见本书第五章。

[35] 当斯大林根据他与希特勒的条约吞并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时。他并没有获得二十四小时的喘息时间以抵抗希特勒最终的军事突袭（布莱斯特－李托夫斯克要塞除外）。结果，直接的军事损失甚至大于得到的好处；另一方面，长期的政治后果则是灾难性的。与希特勒达成的条约密本严禁支持重建波兰的一切宣传，波兰共产党遭到解散以执行这些为波兰人民所反对的条款。在1941年事变后，波兰人民的反苏敌意十分深重、民族主义勃兴，结果波兰共产党发现自已无法像南斯拉夫同志那样领导本国的民族解放斗争。

[36] 在本书第五章，我们将讨论庸俗的现实政治所暗含的共识政治这个概念。

[37] “最糟糕的是，在一个据称是政权属于工农的国家里，大部分犯人是工人和农民。”Sandor Kopacsi，p.62。

[38] “党的领导需要它[机关]维持原样，庞大、逢迎、惟命是从、毫无变化。”Boris Yelsin，p . 127.在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中，利巴科夫描写了在斯大林独裁的早期阶段，这种消极提拔机制对于高干子女来说何以会成为“积极的”。

托洛茨基就此问题的最为重要的评论，是其《斯大林》一书中的下述三段话：“斯大林作为组织者、任务的委派者、工作的分配者、官僚的培训者和主子，越来越引人注目地凸现出来。他挑选他的人，要看他是否与各种反对派、特别是被他视做主要对手的人相对立、或持冷淡态度。……斯大林把他自己的行政经验、尤其是在幕后系统谋划的经验加以总结和分类，并教给他的最密切的盟友。他教他们以他自已的机器为模式组织地方的机器；怎样吸收盟友，怎样利用他们的弱点，怎样使同志们彼此不和，怎样运作这架机器。……而对于整个特权阶层的形成，他则装聋作哑。这个特权阶层因为窃贼之间常有的道义上的联系、因为他们共同的利益[作为整个国家享有特权的剥削者」、因为与人民日益互相脱离而融为一体。”Stalin，vol.2,p.205.

“沙皇时代的年青革命者并非「都是故事书里的英雄]。他们中间有些人在调查中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勇气。倘若他们以后能戴罪立功，那么党非但没有永远开除他们，反而让他们回到队伍中来。1923年，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开始把所有这些证据搜集到自己手中，并以此来敲诈上千位老革命者，而他们早已弥补了自己早年的过失。靠威胁将他们从前的记录公开，他得以威逼这些人变得奴颜碑膝，并一步步使他们陷于道德堕落。”上引书，第211页。

“在苏维埃政权早期，这个一贯革命的党清除了名利之徒以使自己纯洁化；与此相应，中央委员会是由革命工人组成的。企图在政府中谋取职位的大量冒险家、野心家以及纯粹的流氓都被清除掉了。但是近年来的肃反却恰恰相反，它所针对的完全是这个革命政党。肃反的组织者是党内最官僚化、最没有能力的人。……甚至这帮纨绔子弟今天也混迹于党和共青团内。这些人是从资产阶级后代和那些特权子弟中招募来的，他们准备坚决捍卫其特权地位或其父母的特叔地位。他们是战地特遣队。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有好几年共青团的头头是科萨列夫，众所周知他是一个滥用权位以达到个人目的的道德致坏的家伙。”上引书，237－238页。

[39] 赖希正确地强调了性欲在争取个人自由的普遍需要中的重要性，但他后来过分强调了这一重要性。

[40] 这封“信”仅仅基于尼古拉耶夫斯基的笔记抑或事实上出自布哈林之手（或布哈林与李克夫一起），历史学家尚有争论。Stephen F.Cohen, Bukharin and the Bolshvik Revolution,London 1974,pp.471-472.这封信的基本真实性从未被普遍质疑过，尽管布哈林的遗孀确曾有过怀疑，Anna Larina-Bucharina,Nun bin ich über zwanzig,Gottingen 1989,pp.316-323.

[41] 苏联作者Mikhail Gefter清楚地抓住了这种团结拜物教，他这样问：“1928年的布哈林？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与斯大林相左反对新经济政策，还是不惜自已投降以维护党的团结？”载Aganbegyan等，La seule voie，同前引，第91页。另见Batkin在该书中的文章。

[42] 托洛茨基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但是，一位斯大林主义者或其追随者会说，难道你没有看到中央委员会已准备好把右派从党内清洗出去？这恰恰意味着斯大林正在采取措施以防备热月。不，我们的回答是，官僚的肃反恰恰促进了热月。新的肃反，就像过去十年的肃反那样。被用来对付左翼反对派和其他人，一般而言即用以对付无产阶级当中愿意思考并敢于批评的人。……甚至落在右派身上的打击也没有加强党反而削弱了党。在右派当中，除了真正的热月分子外，还有其他人——成千上万，也许上百万——他们敌视资本主义复辟，但要求根据乡镇工人的观点修改整个政策。这些右派的纲领是混乱的。他们也许暂时会成为热月的支持者；但同样可能会支持党沿着革命道路复兴。斯大林主义官僚不让他们了解这种形势。通过肃反扼杀具有批判性的思想。“载Writings 1932－1933，第79页。

[43] Stephen F.Cohen(p.327)正确地指出，在形成斯大林独裁的那些关键岁月里，斯大林基本上代表着在寡头政治内形成的共识，而不是特定政策路线的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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