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托洛茨基其人

　　自信，对他的历史任务的信念坚定不移，对人对己都很严格，对物质特权和对人生的小型苦乐并不关心：这些是托洛茨基在历史书和报告中(当然除了斯大林主义的诋毁以外)的主要形象。这个形象并非虚构。它反映托洛茨基的个性、强处与弱点的某些方面。但是，这些只是部分而已·它们所描述的，不是托洛茨基整个人，他的积极参与了四十五年的世界历史。
　　在他一生的鼎盛时期，他知道怎样直接与群众通话，可能比这个世纪任何其它社会主义领导人更直接。若雷也是一位伟大演说家，也许比托洛茨基还要伟大，但是他从来没有机会直接向革命群众说话。有这样做的能力不只是演说方面的天赋，那是卓越的政治天赋。上面所提的他性格的这些方面，并不向我们显示这样一个人：在政治胜利的时期，他能够保持千千万万人的同情和无止境的赞美，而在最痛苦的失败时期，他能够争取、保持许多人的紧密友谊。它也没有向我们显示这样一个人：在最大的个人失败和最痛苦的失望后、他仍然能够表达他的历史乐观主义，他对人类前途的信念、他对建立一个非暴力社会的信念、他对自然、艺术的美几乎像孩子般的挚爱和他对生命的无可动摇的肯定。
　　他在1940年2月所写的遗嘱，用以下的句语作终结：
　　“娜塔丽亚刚从院子里走到窗外，将窗子开得大一点，使更多新鲜空气自由地进入我的房间。我能够看到墙下鲜绿的草丛、墙的上面青蓝的天空以及到处的阳光。人生是美丽的。让后代的人清除一切邪恶、压迫和暴力，充分享受人生。”[1]这种对一个非暴力的未来社会的信念，在当时那两个大谋杀者希特勒和斯大林似乎快要得胜的时刻，并不是人人都可了解的。
　　托洛茨基像他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将“我是一个人，没有人性的事情对我是不相容的”这句古罗马格言施用在他自己身上，是不能被本章开头所列的各个性格特征所合适地描述的。他的个性、他的思想、他的行动和他的情感都是受到以下三个特征所决定性地影响的：(1)一个自发的、在其生命的很早时期即为工人阶级及其解放而献身的、反对一切形式的非正义和压迫的反叛精神；(2)一个同样是自发的、对理性、对以了解解释社会现实为改变社会现实的先决条件的强烈欲望；(3)一个始终如一地把世界和历史看成为进步与后退、革命与进化、革命与反革命、理性与非理性、人道与非人道正在进行不断的斗争的矛盾过程、其结果我们无法准确预测的观点，换言之，一个独一无二地、深刻地辩证的观点。
　　托洛茨基性格的这三个基本特征使他成为一个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严厉地批判第二国际的政治宿命论，认为我们世纪的戏剧中的一个决定性角色属于历史中的主观因素的马克思主义者。[2]这些特征也包含了一个强烈反教条主义的因素，一个这样的确信：只有我们的政治行动的长期结果才将会让我们对它们的合理性、有效性或者历史正当性作出判断。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一生中他在政治上不像列宁那样自信。他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某些关键时刻，踌躇为他的信念而立刻、坚定地战斗。他的亲密朋友之一，越飞[3]，在他的遗嘱中写出了这点。
　　他有非凡的知识能力和文学才能。他不顾他的健康较差，仍旧精力充沛，保持比常人多的工作量。他严格律己，而且期望他的最亲密朋友和同事也能如此。他在政治上的坚强、他的尖锐的辩论和他辛辣的讥讽文体都使人想起列宁，不过有一个重要分别：他比列宁更甚，而且包含一个个人特征，使日后的调和更加困难。萧伯纳有一次以他特有的讽刺语调说，托洛茨基把他的敌手们的头砍了下来，以证明他们的肚子里一无所有。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只发生了五次这样的调和：在1919─22年时期与布哈林，在1925─27年与他的内弟加米湟夫的短期调和；与他的亲密私人朋友，法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罗斯黙(Alfred Rosmer)的长期友谊[4]；1917年二月革命后与列宁；在他在世最后一段日子中与莫里弗(Raymond Moliver)和法兰克(Pierre Frank)。虽然他觉得他的政治观点比布哈林、加米湟夫和罗斯黙等人优越，他在1917年以后与列宁的关系，是一个有才干的同僚、学生与他的老师的关系。这个态度在1917年后在与列宁的分歧中也没有改变，例如在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及工会问题的争论上。他在争论之后寻求调和的能力有限，意味着他在团聚一群有独立思想、能不顾他的巨大权威仍然愿意批评他的干部方面，没有像列宁那样的成功。他最亲密的同僚们，与同列宁共事的那班人比较起来，是更均匀的、如果不是坚如盘石的一群人的话。当然，也从较少数目的人们中去选择。可是有重大的例外。1917年的麦日拉约恩卡团体包括像卢那查尔斯基、马努伊斯基、里亚扎诺夫、乌里茨基、佩特罗夫斯基、越飞和沃洛达尔斯基等人物。虽然卢那查尔斯基以后对托洛茨基批评得很厉害[5]·马努伊斯基日后变成斯大林主义者，乌里茨基、沃洛达尔斯基和越飞都仍然是终生朋友。内战时期与他同在那部出名的火车上工作的人们，特别是斯克梁斯基、布托夫、谢尔穆克斯和他的秘书，后来被斯大林逼到自杀的格拉斯曼到最终仍是政治上的同志。左派反对派在1923年至1932年之间的领导层包括像赖可夫斯基、别洛鲍罗多夫、斯米尔诺夫和姆拉奇可夫斯基那样的出名人物，这些人在这十年中组成了一个尽职的领导班子。在普列奥勃拉仁斯基、皮亚塔可夫、拉狄克和斯米尔加等人向斯大林投降之前，托洛茨基也与这些出名的布尔塞维克领导人密切地工作了八年。在第四国际的准备，建立期间，他与像斯内夫利埃特、安德雷斯·宁、陈独秀、詹姆士·加农和莱翁·利索尔等共产国际前领导人密切工作了许多年，不顾与他们的意见分歧。[6]
　　虽然他进行政治争论的态度是强硬的，他在他的家人和朋友的圈子中郄是特别温暖的。这是大多数与他共事过的人们所强烈着重的。以下是热昂·范里耶努尔特对他的描述：

　　“对访客及所认识的人们，托洛茨基是特别友善的。他讲话、解释、做手势、问问题，有时候真正是有魅力的。……在1932年至1939年之间在我所见到的托洛茨基的访客中，只有里维拉(Diego Rivera)托洛茨基对他最温暖最坦率。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像对里维拉那样的信任、自然和放松。”[7]

　　安吉利卡·巴拉巴诺夫着重于他的谦逊：“人通常不是根据他或她的品质或缺点作出评价，而是根据与他或她的接触愉快或困难而评价的，因此对托洛茨基的评价时常是片面的或不公正的。例如，很少人知道他被加于自身的贫困。如果当年他愿意利用他的地位使他能享有他的地位所应有的特权的话，他及他的家人可能会生活在较好的环境中。”[8]
　　马克斯·伊斯曼虽然对于在普林基博与托洛茨基会面的一般印象十分不好，但是承认“托洛茨基是他所知道的所有出名马克思主义者中最谦虚的一位。他从来不自吹自擂，从来不说到他自己或他自己的成就，从来不在会话中强迫对方接受他的意见”[9]
　　这个在强硬的辩论家与谦虚的人之间的，明显可见的矛盾，在我们回忆起托洛茨基做人的一个重要特征的时候，就自行消解了。他做人的这个重要特征是：他要求为他自己的私人生活，为他自己的丰富的、各种各样的个人兴趣和感觉，保持一个自由的、与他的政治承诺分离的空间。这是他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共有的一些东西。在所有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们中，可能是罗沙·卢森堡掌握这点比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其它人都好。布哈林在这方面很像托洛茨基，不过他的兴趣不是很多种多样的，不是很深刻的。列宁有同样的要求，但是他把这种要求看成为一种诱惑。他是所有伟大社会主义者们中最政治化的一位，他的所有活动都依据专一的目的。这种对一个人的私人生活的任意约束，是否加强了这个人的政治判断，或者是使这个人的政治判断变成模糊，我们还不能从具体历史经验中得到清楚的答案。伊萨克·多依彻在他所写的托洛茨基传记中描述了托洛茨基在维也纳与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一起居住、并且担任读者众多的激进自由派报纸《基辅思想报》的记者时的多种兴趣和活动：

　　“根据报导，这个家庭过的是平静而快乐的生活。这位革命雄狮是一位忠实的丈夫、慈爱的父亲。因为他急于要帮助他的妻子、使她能够追求她的艺术兴趣和了解俄国侨民的政治生活，他帮忙做家务、养育孩子。后来，当孩子们上学了，他定期帮忙他们做家庭作业，甚至在他全家搬到巴黎，在战火正浓的年月里，他仍抽出时间这样做。就谢多娃而言，她重新在维也纳对她的丈夫进行艺术教育，这是她1902年已在巴黎开始、但是起头没有成功的工作。夫妻俩一起在伯格希洛斯和在维也纳各画廊所收藏的丰富的艺术作品之间度过了许多日子。他对艺术的兴趣明显地正在增加：在他到巴黎、慕尼黑或伦敦去参加政治会议的时候，他时常会偷偷地跑到罗浮宫、泰特美术陈列馆或其它地方去参观那里的艺术收藏品；他在这个时期的文章，特别是他为《基辅思想报》所写的评论维也纳年度展览的文章中，显示出他对欧洲艺术思潮有比一般涉猎者稍高的欣赏力。当政治与新闻报导的工作只需要他的一部分时间的时候，他也扩大了对于法国、俄国小说、对于德国诗歌早已是广泛的通晓；这也反映在他当时的文学论文上”[10]

　　托洛茨基在对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描绘中，让大家注意到革命者在纯政治和心理这两方面的特性：“我所会面的是战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杰出人物，是议员、作家及记者。在那些会面中，我学到了理解，在一个人的脑子中可以包容各个成份的特大变化，以及在仅仅对一个体系某些部份的消极同化与对整个体系在心理上完全再创造之间、与根据一个体系的精神对这个人再教育之间的巨大距离。马克思主义者的心理只能在社会大灾难，与传统和习惯作出革命性决裂的时代中形成；可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显露他自己是一个像研究法律那样学到马克思理论的某些部份、靠从《资本论》中学到的皮毛过活的庸人。在旧的、帝国的、等级森严的、徒有虚伪的、微不足道的维也纳，马克思主义院士们宁可以一种感官上的喜悦彼此称呼为‘Herr Doktor’(博士先生)，。工人们时常称呼这些院士们为‘ Genese Herr Doctor’(博士先生同志)。我与这群上层份子中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作过一次真诚坦率的交谈，虽然我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出席它的各种会议，参加它的各种示威游行，为它的各种出版物写文章，而且有时候以德语发表简短演说。我觉得与社会民主党的各领导人格格不入，我反而发现在会议中或在五一示威游行中十分容易与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们进行交谈。”[11]
　　托洛茨基性格的这种多面性使许多观察者惊异。比利时社会民主党领袖亨得利克·德曼承认他自己难以相信托洛茨基在建立红军时扮演了领导角色。他认识托洛茨基是在后者在维也纳流放的时候。他觉得托洛茨基在第二国际布鲁塞尔局开会时的样子像典型的“神经质的、不能律己的咖啡馆文人”。[12]他看到了这个形象并不符合1917─20年的托洛茨基。他就以他典型的半马克思主义的看问题态度作出结论：革命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当然，他没有看到，这个在每一个历史人物的生涯中所显示出来的新特性的核心，必定早已在过去存在。
　　这个多面性，以及它的所有弱点，不应该掩盖我们对他在历史中角色的全面判断。他对他的历史任务的确信，并不是由于他夸大了他自己的重要性。托洛茨基在以下几个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中扮演的角色，因为社会与个人发展的交互作用，是只有他才能扮演的：[13]
　　1.十月革命之前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兵士们中间的几个决定性的星期中，以及在十月暴动的决定性日子和时刻期间，和在暴动与民主选出的第二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之间的具体联系上。
　　2.在红军的建立上，和在决定那个会导致内战的胜利、导致苏维埃政权巩固的政治、社会战略上(1918─1920年)。
　　3.在他早先对党、国家和工会内部的官僚化程度的认识上，和在他决定对支持这个过程的斯大林派，发动不妥协的斗争上(1923─27年)。
　　4.在他对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胜利代表一次有历史意义失败的认识上，和在他以“从上和从下来的”联合阵线阻止这个失败的企图上(1930─33年)。
　　5.在他面对着国际劳工运动的历史性失败这个将要笼罩着每个人的‘世纪的午夜’的时候几乎无希望地试图挽救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连续性上(1936─40年)
　　托洛茨基曾经经常被人指责为教条主义，例如被法国哲学家梅洛─蓬蒂、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他的传记作者以色列人巴鲁奇·克内一帕兹。这个指责是以对科学的不正确了解为依据的，而且提出一个有关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科学的理论永远是试探性的；它们都是实行中的假设。这些假设一定要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能够被经验的数据所证实或证明为虚假。因此，教条主义(即拒绝让一个假设接受这样的核实过程)和绝对怀疑主义都是不科学的。但是，一个假设的科学性可不能被否认，假如这个假设，例如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内在的、影响全系统的特性的论点，已被历史经验所证实。否认这个假设的科学性会等于退向非科学的迷信。托洛茨基对这个论点，对其它同样是科学的，与了解这个世界极有关系的论点的保卫，并不表示教条主义，而表示他对科学的认真。
　　另一个指责，例如由悔格─蓬蒂所作的，是与据说原先来自马克思的客观主义问题有关的：“对于某些认为他自己知道未来的人而言，个别事件是没有意义或重要性的；不管怎样，未来总会表现”。但是这个结论是不对的；它是一个逻辑上的谬论。让我们假定，有人认为历史的可凭经验来证实的(和已被经验所证实的)规则性是理所当然的。为什么这个人在有了新的，与经验有关的证据的时候不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来检验这些规则的真实性呢？
　　在这个对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有时被描述为托洛茨基的救世主似的预言──的背后，隐藏着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两重性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将严格的科学和绝对命令结合起来，被年青的马克思公式化、年迈的马克思重述和完全重申为：“推翻人在一切环境中成为一个被降低了人格、被奴役、被忽视和可鄙的人的一切环境的绝对命令”。[14]
　　托洛茨基在他的《战争中的苏联》(1939年9月25日)一文中，以古典的引人注目的方式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这个两重性：“如果不管怎样大家都承认目前的战争不会引起革命而会引起无产阶级衰落的话，那末就剩下另一个可能性：独占资本主义的更加腐烂，它更加与国家融合，和不管在那里所剩余的民主之被专制政权所代替。

　　“归根究底来说，这个历史性的选择就是：要么斯大林政权是在转变资产阶级社会为新社会的过程中一个令人憎恶的重新堕落，要么斯大林政权是一个新剥削社会的第一阶段。如果第二个预测证明是正确的话，那末，官僚层将会变成一个新剥削阶级。不管实现第二个远景会是怎样艰巨的工作，如果世界无产阶级证明它自己不能够实现发展的过程所交给它的历史任务的话，那末除了承认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纲领只不过是乌托邦以外，没有其它的解释了。不证自明的是：为了保卫极权主义官僚社会的奴隶们的利益，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最低’纲领。”[15]

　　以上论点的第一部份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完全的科学性。第二部份证实了绝对命令的有效性，即使是在特别情况之下(可喜的是，这种特别情况还没有发生)。《托洛茨基文件》的编辑者詹·梅哲相信，他已在托洛茨基的个性中发现了一个大矛盾，即他的历史的和立即的政治角色之间，战略家和策略家之间的紧张状态。[16]这个紧张状态无疑是真实的。但是它不是托洛茨基所持有的特征和弱点。它是人頪一般的特征。
　　人类的某活动总是(有意识地、半意识地、无意识地)朝向某个目标的也即是实用的。人类活动的目标总是要在人与自然或与庄会的关系中为个人(或整个人类或社区)的存在条件带来某些改变。但是在开始的情况的辩证中，主动主体和最终结果，客体以及主体都被改变了。最终结果决不可能恰好是开头所预测的，而可能与当初所想要的完全相反。我们对结果的判断可能因时而异。短期成功可能到结果是长期失败，短期失败可能会是长期成功。另外，人类的每一个活动不只是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另类途径。不去想办法，保持被动，也能影响我们自己的及其它人的生命。经院哲学家十分正确地认为疏忽之罪应该与真正犯罪一样受到斥责。
　　我们能从这些一般的观察中得到的唯一结论是，完善的、能达到目的的政治行动──完善的战略和完善的策略──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我们所能做到的是在各种优先考虑的事情中间，根据最佳的认识，作出最佳的选择。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最佳的并不是完善的。那些在托洛茨基的身旁为着延续活生生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着建立一个革命的国际而战斗的人们，以及那些在他死后继续这个工作的人们，一般地都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个名称本来是他的反对者所起的。[17]托洛茨基本人从来没有用过它。第四国际的支持者宁可称他们自己为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他们认为，除了托洛茨基以外，二十世纪其它的伟大社会主义者们，都对革命的理论和战略有着巨大的、有价值的贡献。但是他们并不因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者而受窘迫，反而很高兴地如此称呼他们自己。对他们而言，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应在四大伟大人神殿中替换斯大林的新偶像。他当然不是永不犯错的政治教皇。像马克思、恩格斯、卢森堡、格拉姆斯齐等人一样，托洛茨基也犯过一些分析上及政治上的错误。我们今天的任务是要批判地检验这些错误，而这样一种批判就是近代革命社会主义的一部份。
　　但是，根据这个世纪的全部历史经验，各托洛茨基主义者都会声称，在所有的思想家和社会主义者之中，最清楚地认出我们这个世纪的主要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提出最佳解答的是托洛茨基。今天为这些解答所作的斗争，对于人类的前途而言，是与在1906年、1917─23年或1936─40年所作的斗争一样重要的。
　　在西欧的左派中，反托洛茨基主义的偏见仍然很重。我只要举出一个有趣的例子。在德国，贝恩特·拉贝尔及其同僚们，在重新出版库尔特·曼德尔从1920年代以来关于改良主义的思想和社会背景的、有趣的文章方面，功不可没。库尔特·曼德尔鲍姆在1928年得出结论说，“从俄国开始的那个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成功将要依靠无产阶级在各工业发达国家的胜利”。[18]也许是由于缺乏数据，他没有提到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或者他们反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斗争。现在，经过了三十五年以后，拉贝尔及其同僚们在他们对重新出版曼德尔鲍姆著作的评注中也忽略了托洛茨基。他们列出罗莎·卢森堡、路卡克斯、科须和曼德尔鲍姆，但没有列出托洛茨基以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自我活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概念(战略)的泉源。[19]从任何观点来看，这是不能令人接受的。
　　在托洛茨基被暗杀的50周年之后几个星期﹝1990年﹞，苏联电视播映了一部关于托洛茨基的传记式影片。影片的名字是(从他的遗嘱中取来的)《生命是美丽的》‘Life is Beautiful’)。在这部影片中他被描绘为一位温暖、谦虚的人。在1990年8月17日，苏联《消息报》登了一篇关于托洛茨基的文章篇文章，描述托洛茨基为“一位伟大而无可指责的革命家”，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
　　在托洛茨基被杀后的次日，德国作家阿诺德·茨魏格写了一篇令人感动的讣告。50年以后，在1990年，这篇讣告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表了：“列宁的逝世，对这位他习惯于称之为‘笔杆子’的人来说，对一位具有在曾被斧头击碎其头胪的人们中最有价值、最有组织能力的头脑的人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托洛茨基从孟什维克走向列宁。他带来了他的全部的能力、才智和革命热诚……。
　　托洛茨基，毕其一生，为所有爱人类文明的我们而斗争，对于所有爱人类文明的我们而言，这个文明就是我们的国籍。他的凶手不管是谁，在杀他的时候，是要毁掉这个文明，我们的祖国。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把托洛茨基毕生所从事的工作从始终存在的腐烂的威胁中挽救出来。对托洛茨基而言，毕生所从事的工作是世界革命：如果以不过份、简单的方式来表达的话，这意味着将人类文化推广到数以亿计的文盲，或着，像卢那查尔斯基所表达的，它意味着所有这些人民的眼中有着一个不同的表达方式。”
　　南非作家罗讷德·西格尔以十分相似于阿诺德·茨魏格的格调来总结他的批判性的托洛茨基传记：“﹝托洛茨基﹞为人民的权力而发言，反对那些为国家的权力而发言的人们。他发言反对那些要其它人顺从的人们享受特权。他对那些以他们的思想独尊的人们发言，要求思想的解放。他向那些只知道为对异议的威胁而说话的人们发言支持不顾代价进行抵抗的意志。

　　“就是以这个革命的声音，托洛茨基仍旧为人类而发言。……他对这样一个世界发言，在这个世界中，有些国家的仓库里堆积了如此多的剩余食物，其容量要用从地理学上借来的名词来描述；但是在离它们几小时喷射机航程的地方，饥灾不需要护照即可穿越边境。而且只要财富在创立一个宣布它自己是一个自由的泉源、但是提供财产的限制的制度的过程中不到充裕的程度，他就要发言。……
　　托洛茨基相信，人只有不得不认识到围绕他们的笼子才找到脱逃的方法。而且他特别打击了心中的这样的笼子：把赎罪交托给另一个世界来保管的原罪的笼子；或者报告过往的重复的警告、报告未来的相应的约束的、永久的原始兽性的笼子，他仍然为对人的想象力和理性的允诺而发言。……
　　“在一个有这么多各别的无效行动的时代中：当这么多智识份子坐在事件的边缘哀叫、这么多艺术家转头不看而忍耐其情感的时候；当政治是白领职业的一个特别形式、当士兵要求兵权的所有道德投资的时候：托洛茨基就是那个基本的革命家、完整的人具有创造力的证明。……在他下台后的长时期中，托洛茨基始终对他自己忠实，以他对生命的热爱来回答他周围的那么多的死亡，以他的信念来回答这样多的绝望。而且他是以这个精神为人类的喜悦和反抗而言的对于这些喜悦和反抗，是没有一次失败能够阻止的。”[20]

　　从阿诺德·德茨魏格和罗讷德·西格尔的评价推衍下去，我们就会对托洛茨基的历史角色作出以下的总结：他体现了那个不屈不挠的、不顾对他自己的命运的任何影响仍要抵抗今日世界上一切非人道的事物的意志。这个意志最清楚地表现在他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反对斯大林主义上面。这种抵抗的意志，这种抵抗的文化，是与对宿命论、顺从或拍马的坚决反对一起存在的。那是建基在科学上和道德上都是坚实的信念上：有效、集体的抵抗有时是可以成功的，因为在特定情况中，工人阶级有能力勇敢地面对和推翻压制的统治关系。为这一点创造必要的组织方面的先决条件，是抵抗的文化的一部份。
　　经过了七十年的谎言和诽谤，经过了五十年的沉默：历史的磨坊慢慢地磨，但是它是在磨。鉴于现时在俄罗斯和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们没有任何怀疑，历史将会还给托洛茨基完全的公道。

注释：

[1] 《托洛茨基文集，1939─1940年》，纽约1969年及1973年版，第139页。

[2] 这在第四国际过渡纲领中是以以下方式表达出来的：
　　下一个时期──一个从事鼓动、宣传和组织的革命前时期──的战略任务在于克服革命客观条件的成熟和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不成熟性(老一代的思想混乱和失望，新一代的无经验)之间的矛盾。……
　　“人类历史的危机还原为革命领导的危机。”
　　(《第四国际文件》，纽约1973年版第182及181页。)

[3] 托洛茨基在维也纳流放时与越飞结成朋友。越飞是一位受过教育、多才多艺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他在当时患了一种神经紊乱症，正接受佛洛伊德的学生阿德勒的治疗下。他使托洛茨基知道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的重要性，这门学问便成为使托洛茨基终其余生深爱的科目之一。越飞不顾他的健康问题，在十月革命和在布雷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平谈判中扮演了一个主要角色。后来他成为一位出名的苏维埃大使。他在1927年自杀身亡。他的丧礼成为左派反对派在莫斯科的最后一次大示威游行。他和赖可夫斯基都是托洛茨基在1917年至1927年间的最亲密政治及私人的朋友。

[4] 罗斯黙(Alfred Rosmer)是法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在1920年至1922年之间曾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曾是左派反对派一位成员，直至1930年因与多数派发生政治和组织的分歧而离去。他在1936年成为托洛茨基的私人朋友。

[5] 见卢那查尔斯基在其《革命份子的剪影》(伦敦1967年版)一书中对托洛茨基的描写。

[6] 托洛茨基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印度尼西亚及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创立人斯内夫利埃特的亲密友谊延续了7年。他们在1937年因西班牙革命问题的意见分歧而失和。詹姆士·加农是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莱翁·利索尔比利时共产党的共同创立人、领导人。陈独秀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人。莫里弗和法兰克都是托洛茨基在1930年至1936年之间的工作班子中最亲密的成员，但是因对法国当时局势的不同策略问题而与托洛茨基失和。

[7] 范黑耶努尔特，《在托洛茨基近旁的七年》，巴黎1978年版，第47页。

[8] 安吉利卡·巴拉巴诺夫，《对列宁的感想》，密歇根1968年版，第132页。

[9] 马克斯·伊斯曼，《伟大的同伴们》纽约1959年版。

[10] 伊萨克·多依彻，《武装的先知》，牛津1970年版，第184页。

[11] 《托洛茨基自传》，纽约1960年版，第208─9页。

[12] 亨得利克·德曼，《逆流而上：一位欧洲社会主义者的回忆录》，斯图加特1953年版。

[13] 关于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这个复杂问题，见曼德尔在伦敦1986年版的《新左派评论》(总第157期)上的‘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况》’一文(在该期第61─79页)。

[14] 见在《早期著作》中的《对黑格尔的权利哲学的批判的导言》一文，Harmondswarth1975年版，第251页。

[15] 《保卫马克思主义》，纽约1973年版，第9页。

[16] 詹·梅哲，《托洛茨基文件》，海牙1971年版，第二卷，第843─5页。

[17] ‘托洛茨基主义’这个名词第一次是由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人物、立宪民主党的首领密留可夫所起的。

[18] 库尔特·曼德尔鲍姆，《社会民主主义与列宁主义》，柏林1990年3、4月号，第317、326页。

[19] 《意识与形式》1974年版，第25页。

[20] 罗讷德·西格式，《托洛茨基的悲剧》，1983年Harmondswarth版，第404、405、4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