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托洛茨基与犹太人问题

　　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相信，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巩固，必然会导致犹太人的解放。它也无可避免地会导致他们的同化。犹太人会被吸收到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中去。不再会有犹太人问题了，犹太人问题只会被并入到资产阶级的较一般的问题中去。[1]
　　到底有多少被解放了的犹太人仍然认为他们自己是犹太人，就完全要看反犹太人主义的剩余还有多少了。[2]只要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不被社会某些部份接受为享有同等权利的平等成员，他们就会保持他们的犹太人身份。但是这种反犹太人主义，主要是生根在贵族、教会和军官群[他们也来自贵族]之中，而且有前资产阶级、半封建的特性。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进展，这种反犹太主义也会消失的。
　　犹太人会被同化、反犹太主义之作为一个前资产阶级现象注定会消失的观点，无疑地有一个理性的中心部份。[3]在1848年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六十五年中，半封建的沙皇俄国是唯一有公开反犹意识和实践的欧洲大国，这一事实证实了以上这个观点。可是，犹太人的解放过程，在那些有了人民群众运动所支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荷兰、英国、法国、美国)中，是与在像德国、奥地利那样，革命是“从上面”来的国家中极为不同的。在后一类的国家中，犹太人的解放是从上面引进的，只在以后才被取销。[4]
　　但是，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大部份是由于考茨基的影响，带有强烈的机械的经济进化论的因素。它也是建基在对犹太人人口的社会构成较简单化了的印象上的。就这点而论，它的态度是半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多于马克思主义成分。[5]
　　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加利西亚、斯洛伐克)都有人口众多的贫穷犹太小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沙俄(特别是它的波兰部份)、萨洛、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都有人口众多的犹太无产阶级。在所有这些地方，它在创立近代劳工运动方面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6]考茨基和他的门徒们大都不了解这方面的犹太人问题。伯恩斯坦、倍倍尔、罗莎·卢森堡和格拉姆西等人的态度比较有伸缩性，不过还是有限。
　　这种不合适的理论导致实践时发生差错。当法国社会真正地被德雷福斯事件撕裂为两部份的时候，以合厄斯德为中心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们严格地保持中立。照他们的看法，这只是资产阶级不同派系之间的冲突。[7]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品还含蓄着反犹太主义的音调。[8]在某种程度上，奥地利社会民主主义应该对反犹太主义在奥地利工人阶级中比在德国工人中更普遍、因而造成在【1938年纳粹德国对奥地利的】并吞时期的悲惨结果的事实负责任。
　　当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要解决它的犹太人口的地位问题时，它在犹太共产党员(the Jewsektia)的压力下，选择了一个介于同化和承认犹太人是一个民族之间的解决方法。[9]在俄国，只有犹太人被宣布为没有自己领土的族群。[10]虽然与被给以自治区或自治共和国的许多其它族群比较起来，犹太人在数量上较多、居住的地域较集中，而且有较高水平的文化均匀性，但是，他们郄不被给以建立自己国家的权利。可是他们的护照和身份卡郄说他们的族裔是犹太人。这个半吊子的解决方法的两面性，在客观上郄使以后的纳粹更容易去组织他们的灭绝运动。
　　只有进入老年的恩格斯和罗沙·卢森堡才设法从考茨基为犹太人问题所设的约束中解脱出来。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中，恩格斯开始熟悉在德国宫廷附属教堂牧师斯特克和奥地利维也纳市长卢埃格尔周围日渐增大的反犹太主义群众运动。他认识到，这个反犹太主义是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动机和利益的思想所混合的结果。这个思想不但可在贵族、教会和军官群中、而且可在贫穷化的中等阶级和遭受犹太人竞争的自由职业人士中找到。
　　恩格斯对只是谴责反犹太主义为“愚蠢人的社会主义”并不满意。[11]他意识到，西方有一个意义重大的犹太无产阶级，他们的斗争必须得到支持(他一点都没有说到东欧的犹太人)。他可能受到马克思的女儿埃利诺的影响，因为她说：“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在与伦敦东区犹太工人们一起的时候。“[12]恩格斯也承认，伦敦东区的犹太工人是英国无产阶级中最受剥削者之一。犹太裁缝、面包师傅和鞋匠曾三次发动罢工，要求他们的14─16小时工作日减至12小时。
　　罗莎·卢森堡受到德雷福斯事件中所发生事情的影响之后，走了更前一步。她认识到，对犹太人政治权利的限制，或者对犹太人的任何形式的歧视，包括犹太资产阶级在内，一般说来就是对民主权利的攻击。[13]因此，这些反犹太主义倾向，不应该被看成为前资本主义小资产阶级心态的表现，而应该被看为现今的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应该加以有力地反对。[14]列宁在1914年为了取消一切对犹太人权利的限制，为国家杜马中的布尔什维克派改写了一份法律草案。他在对这个草案的说明中写道：

　　“黑色百人团【一个极右派的武装团队】正在进行充满了仇恨的鼓动反对犹太人。【国家杜马中极右派领袖】普里什克维奇的跟从们正企图使犹太民族成为他们自己的不端行为的替罪羊。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团派在它的法律草案中如此突出了对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的任意迫害。”[15]

　　在第二、第三国际的所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中，只有托洛茨基把罗莎·卢森堡和恩格斯对犹太人问题的正面意见扩展为不怎么简单、不怎么机械地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达到这种态度的背景是他在以下这些事件中的经验：年青时所体会到的黑色百人团与反犹太主义、对1905年革命的集体迫害和1913年著名的伯利斯案件。[16]他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拒绝接受考茨基的犹太人不构成一个民族的论点。但是他从小就对不正义的事情特别反感，所以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要抗议。我们在他早期对犹太人问题的著作中看到比在考茨基、维克托·亚特勒、奥托·鲍厄尔、或者甚至列宁、卢森堡等人的著作中对于反犹太主义的受害者更大的团结感。
　　在这同时，他被在沙皇统治下所目睹的野蛮主义深深地激怒。他在黑色百人团的大屠杀、谎言、暴行和伯利斯案件的不公正中看到这个野蛮主义的表现。向迫害者进行反抗、向被迫害者认同：这就是对犹太人问题采取新态度的推动力。这个新态度是超出了已被恩格斯、卢森堡所实现了的。
　　在1917年的俄国革命及随后的内战中，托洛茨基的态度中的内在矛盾变得更清楚了。[17]他个人没有介入关于犹太人地位的争论。在十月革命之前的那段时期，犹太人问题不是他的鼓动的一部份。他也没有介入党内关于Jewsektia(犹太人小组)所建议的认为犹太人是一个没有领土的民族的争论。但是，与其它犹太裔的俄罗斯革命领导者不同，他越来越意识到他自己的犹太根源和相当数量的俄国人民对这个事情的政治反应。
　　托洛茨基毫无疑问地是国家和党的第二把手。他是红军的毫无疑问的领导人。因为托洛茨基的犹太血统，反革命对他的仇恨，甚过对契卡【肃反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领导人泽尔任斯基。反革命的最反动派系，利用托洛茨基的血统，在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最落后部份中，挑起真实的或潜在的反犹太主义，以反对革命。就是因为这一点，托洛茨基拒绝担任国家的某些职位。[18]列宁在1922年10月26日的中央委员会上，建议托洛茨基担任等于列宁所指定的国家首脑继承人的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职位，但是托洛茨基以他的犹太血源为理由而谢绝了。[19]
　　托洛茨基比包括列宁在内的其它革命领导者们更知道积极反犹太主义的潜在恐怖。[20]沙俄时代在乌克兰佩特柳拉地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由于有超过十万无辜受害者，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儿童、老人(是纳粹大屠杀之前犹太受害者人数最多的一次)，是一个令托洛茨基痛苦而难忘的震惊。他以坚定的决心惩处这些残暴的犯罪者，决不让他的犹太血源或者反革命会利用这件事来反对他这个事实，阻止他对反革命的坚苦斗争。
　　与布尔什维克的其它领导人一样，托洛茨基希望苏联的新社会关系、公共教育和主导思想会导致反犹太主义的偏见和行为逐渐减少。斯大林派在开头先是隐蔽地然后日渐系统化地使用反犹太主义来对付反对派，这个事例己是对托洛茨基的一个重大打击。[21]接着，在苏联的大清洗时期，就是官方与传统的反犹太主义的增加。[22]这个反犹太主义的最坏表现，是在希特勒─一拉伐尔条约时期，以后又在1950年到1953年的“医生阴谋”时期。(这些医生其中多数是犹太裔，被控告谋杀日丹诺夫、密谋杀害政府高级官员)。
　　在这整段时期中，斯大林破坏了苏联的犹太文化。也在这整段时间中，在向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借口下，反对犹太主义的宣传品得以广泛地流传。这种与布尔什维克传统的决裂，它的长期的悲惨后果，在今天仍然明显。[23]可是，苏联的这个日增的反犹太主义，与正开始在欧洲展开的悲剧比较起来是小得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益增多的反犹太主义团体，最后分析起来，是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的产物。但是，当德国的纳粹党利用恐怖手段来实现德国大企业、德国统治精英的国家和国际的目标、赢取了群众基础和大量选民的支持以致使它成为权力的一个有效工具的时候，以上的发展，就达到了一个在性质上崭新的阶段了。希特勒在这时候就利用了政治和技术方法来实现他自己特有的意识形态，一种以生物学上的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24]最迟从1939年开始，这个目标是灭绝种族的大屠杀(genocide)。
　　随着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的进攻，希特勒在这时候已准备好有系统地实施这个政策。[25]托洛茨基非常明白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纳粹第三帝国的谋杀动力和欧洲犹太人的命运这三者之间的关联。正如犹太人的解放象征了公民权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历史性发展，现在对犹太人公民权的限制和取消郄以相当集中的方式表达出自从1914年以来的反动的历史发展。
　　《托洛茨基自传》的最后一章的标题是“没有签证的星球”。他在1940年5月所写的关于战争的宣言中也用这词组来描述欧洲犹太人的情况。[26]世界各国政府在1939年所举行、被纳粹所轻视的伊维安会议只向千千万万受威胁的欧洲犹太人提供几百张旅行签证。[27]当时所需要的，当然是大规模地撤退欧洲犹太人。
　　托洛茨基知道，法西斯主义、半法西斯主义政权在欧洲的出现会使各帝国主义之间加紧进行霸占世界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也会意味着对欧洲犹太人的肉体毁灭。他在1938年的“向美国犹太人呼吁”的文章中写道：

　　“想象一旦世界大战爆发犹太人会有怎样的遭遇是不难的。可是，即使没有战争，正在发展中的全世界的反动也一定会导致犹太人的灭绝。”[28]

　　这个确信最后促使托洛茨基改变了他对犹太人问题的一个决定性的立场。从1937年开始，他承认犹太民族至少在那样的地区中有权利组成它自己的国家。在这些地区中，它构成一个独立自足的、有它自己语言的人口。他在1934年就己经写道：

　　“工人政府必须为犹太人，像为所有其它民族一样，创立能使他们的文化向前发展的最好条件。对于那些要求这样做的犹太人而言，这就意味着建立他们自己的学校、他们自己的报刊、他们自己的剧院，以及由他们自己管理的领土。这就是无产阶级成为地球的主人后的做法。对民族问题不将会有任何限制。相反地：对所有民族、所有种族的一切文化需要都将会有物质协助。如果这个或那个民族团体预定要消失(成为一个民族)的话，这只能是自然过程的结果，不能是任何在领土上，经济上或行政上的困难的结果”。[29]

　　三年后，他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关于犹太人问题，首先，我可以说，它不能够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架构内解决，也不能够用犹太复国主义来解决。有一段时候，我以为犹太人会同化在他们在其中间生活的人民和文化。这在德国，甚至在美国，就是如此，而且为了这个理由，是可能作这种预测的。但是现在，是不可能这样说了。……”
　　“领土的问题是有关的，因为当大群人民紧密地住在一起的时候，实行经济和文化的计划是比较容易。
　　“这对文化的发展是必要的。如果犹太人渴望这点的话，社会主义就没有权不让他们得到它”。[30]

　　虽然托洛茨基改变了他对领土问题的立场，这并没有使他改变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完全排斥。[31]我们顶多只能从这个分析作出这样的结论：他不会反对在巴勒斯坦说希伯来语的少数民族有有限度的国家——政治自治的权利。[32]
　　托洛茨基的公式十分正确地将重点放在相关的民族，种族团体选择的自由上。就1918年至1923年的苏维埃俄国具体情况而言，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半岛说意第绪语的人口可能会选择成立犹太国家，而在莫斯科、彼得格勒的、也许在基辅、敖得萨、哈尔科夫等地说俄语的犹太人会反对这个做法。[33]但是后者可以自由选择居住的地方，而且不会被迫携带写上“犹太人”的护照。这可能会是对“保存民族性或同化”这两者之间改变对立的一个正面解决方法。
　　托洛茨基对近代反犹太主义的分析和他之承认各独立自足的犹太人族群有作为一个国家而在领土和政治上安全存在的权利，构成了一个前后一致的整体，代表马克思主义者在对犹太人问题的态度上向前走了决定的一步。[34]我们并不声称，这是历史唯物论对犹太人问题的最后看法。在这个问题上，像在任何其它的历史争论上一样，可能是没有最后看法的。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的立场仍然有一些弱点，其中一个是他低估了在反犹太主义的持续中和其实是在犹太人身份的残存中的文化和宗教的因素。[35]法国马克思主义者罗丹森和纳克特曾经正确地指出这些弱点来，其它历史学家也曾这样说过。
　　托洛茨基的分析中的这个弱点使人更为惊奇，因为这个文化和宗教的因素是思想和社会一经济现象异步性的另一个例子。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看到的，这个思想和社会一经济现象的异步在他处理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的时候曾经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但是，总的说来，托洛茨基对犹太人问题的分析，与其它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相比，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在内，代表一个质的进步。不使人惊奇的是自从托洛茨基逝世以后，大多数对犹太人问题的重要马克思主义贡献来自我们可以称之为托洛茨基的学生的作者：里昂的《对犹太人问题的唯物主义解释》，多伊彻的《历史上非犹太裔的犹太人》，旺斯托克的《贫穷中的面包》，和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特拉伟索的《马克思主义与犹太人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段时期，我们看到了一个新发展。似非而是的是，这个发展似乎证实第二国际的原先分析。除了以色列以外，由于纳粹大屠杀和战后扩张长波的综合结果，主要的犹太人集中区(美国、苏联、英国、法国)普遍地有了非无产阶级化的现象。极大多数的犹太人口被同化于中等资产阶级和智识份子之中。甚至在以色列，犹太工人阶级，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阿拉伯工资劳动者而言，已经变成为劳工贵族。
　　几十年来，纳粹大屠杀的创伤的心理和政治的结果，和非犹太人口因此而来的犯罪感，都在欧洲和北美洲产生使反犹太主义者边缘化的效果。以色列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在结构上之依赖美帝国主义，也对犹太人的思想和政治的发展发生影响：犹太人口普遍地向右转。他们不再是激进左派政治的传统的征募地了。
　　但是自从1980年以来，这个发展已经停止了。随着贫穷和不确定情况在西欧和北美的普遍增长，随着斯大林主义在东欧的崩溃所产生的可怕社会后果，反犹太主义已重新开始滋长。在经济的衰退中，许多犹太人团体正经验到他们的社会地位不再向上移动了。这个倾向到底有多大，是很难预测的。以色列的复国对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提供不了解决方法。
　　自从1941年以来，前后一致地争取人权、反对任何形式的反犹太主义和歧视的革命社会主义者们，也许会首次在再度受到这个社会威胁的犹太人群中，找到同情的倾听者。

注释：

[1] 见收集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哈蒙兹沃尔思1975年版)中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

[2] (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的一位己被同化、并与一位信天主教的妇女结婚的犹太人初级律师在一次访谈中说道，如果世界上还有一位犹太人受迫害或压迫，他就仍会认为他自己是犹太人。(《Zeit─Magazin》报，1990年11月23日)。

[3] 十九、二十世纪有各种各样的例子说明，住在热情友好环境中的犹太人，经过三代的异族通婚，就会慢慢失去他们的特殊身份。

[4] Walter Grab，《犹太人解放的德国方法1789年─1938年》，慕尼黑1991年版。

[5] 考茨基在其一生的政治发展中，从来没有完全切断在达尔文主义(机械进化论)与历史唯物论之间的脐带。

[6] 见旺斯托克的《贫穷中的面包》(巴黎1984年版)一书中“犹太工人运动的历史”一文。

[7] 这个态度也可在马克思主义期刊《Neue Zeit》(《新时代》)中找到。该期刊的一篇主要文章把反犹太主义等同于亲犹太主义，因而宣布对这两者严格地保持中立。这就是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亚特勒的立场。若雷斯因热情地为德雷福斯辩护才挽救了法国社会党人的声誉。

[8] Leopold Spira，《犹太人是有罪的》，维也纳1978年版。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曾经有过非常坏的反犹太主义的例子。巴枯宁是一个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者，乌克兰的农民运动领导人马赫诺也是。

[9] 俄国共产党的犹太人小组的名称是Jewsektia。1918年1月，一个专管犹太人事务的人民委员部(Commissariat)成为在斯大林所主持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之下的一个部门。“当Jewsektia在犹太人圈子中压制了所有反对者之后，它于1930年被解散了”。(John Bunzl，《海外犹太人中的阶级斗争》，维也纳1975年版)。

[10] 苏联的形式上的国家主席加里宁在1934年承认，犹太民族是唯一没有自己领土的民族。他那时正企图为在远东设立一个犹太人自治区而辩护。它的首府是比罗比姜。这是一个没有犹太人居住的地区。这就成为一个避免在犹太人真正聚居的苏联西部给他们一个自己管理的共和国的方法。托洛茨基称比罗比姜为一幕“官僚笑剧”。

[11] “愚蠢人的社会主义”这段话原先是倍倍尔说的。恩格斯于1881年给伯恩斯坦的信中写道，他从来没有读过像反犹太主义的作品那样愚蠢、幼稚的东西(马恩全集，第35卷，第214页)。九年以后，他在一封给《维也纳工人报》(1890年5月9日)的信中严厉地谴责了反犹太主义(马恩全集，第22卷，第49页)。再一年以后，他在一封给倍倍尔的信中表示高兴地见到许多犹太人在反犹太主义的压力下参加社会民主主义(马恩全集，第38卷，第228页)。

[12] Chushichi tsuzuki，《埃利诺·马克思的生平1855─1898》，牛津1967年版。

[13] 大多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们都忽略了马克思的文章“论犹太人问题”中一个双重意义。他不但说，社会从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将会是社会从犹太人之作为大企业一个构成部份中解放出来，他也是从这样的假设出发的：犹太人的解放将会是一般解放运动的一个主要因素。政治解放，或者包括犹太人在内的每个公民有平等权利，是进步的。

[14] 关于法国社会主义者们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所采取的反对反动的斗争，罗沙·卢森堡在1900年所写的文章“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危机”中着重地说了以下的话：“若雷斯是对的。德雷福斯事件在法国激起了所有潜伏的反动势力。军国主义这个工人阶级的老敌人被暴露了，而且所有的武器必须被用来反对它。工人阶级第一次被号召起来进行大的政治斗争。若雷斯及其朋友们领导他们进行这个斗争，因此在法国社会主义史上开展了一个新时代。”倍倍尔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反对犹太主义，而且在一封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他对“一切紧急法令、一切形式的政治和社会压制”都反对(倍倍尔，《与恩格斯的通信》，海牙1965版，第101页)。可是，他有这样的幻想：在反犹太主义的选民的底层中有一群在社会活动上进步的人们，这一群人最终会走上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亚特勒及甚至德国共产党一度都有这个幻想。这是一个悲剧的错误。

[15] 《列宁全集》，第20卷。

[16] 伯利斯是一位年青犹太人。他在1913被控告谋杀一位儿童为一个秘密仪式获得血液。虽然他在初审与重审中都被判无罪，沙皇政府郄拼命证明在某些仪式中犹太人是用了基督徒的血的。当战争在翌年爆发时，警察和军队马上开始对犹太人行动。托洛茨基论伯利斯事件的文章登在1913年第9 期的《新时代》上。见纳维《托洛茨基与犹太人》(费城1971年版)，和西格尔的《托洛茨基的悲剧》(Harmondsworm1983年版)。后一本书包含了对前一本书的批评。

[17] 这在他的《俄国革命史》中讨论民族问题的那一章中变得非常明显。他起先在他所列的被压迫民族的名单上没有提到犹太人，虽然犹太人的数量多于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和拉脱维亚人。但是他在后面郄写道：“这个形式上的权利的法律数目已达到650”(第三卷第42页)。所以他们明显是一个被压迫的少数民族。托洛茨基也单单注重犹太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完全忽略了犹太人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存在。

[18] 见《托洛茨基自传》，纽约1960年版，第340页。

[19] 见丹尼洛夫在《历史工作坊期刊》(牛津1990年版)中的发言。

[20] 在1918年至1920年之间，作为红军领导人的托洛茨基比任何其它革命领导人更多地在他的传奇性的火车上走遍全国各地，更了解到人民的、特别是中、小农的心境。

[21] 他在1926年3月4日给布哈林的信中表达了这一点：“反犹太主义的煽动能够不受惩罚地在我们的党内、在莫斯科、在工人支部中继续活动是真的、可能的吗？！”(引自伊萨克·多伊彻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牛津1970年版，第258页)。

[22] 托洛茨基，“热月反动与反犹太主义”。这篇文章被注以1937年2月22日的日期，也首次发表在1937年2月22日的美国杂志《新国际》上。Jean─Jaques Marie指出，在1926年苏联的犹太人(大多数是城市居民)已经占苏联干部(官僚) 的25%。在1939年，40%的犹太家庭之主是干部，而平均苏联家庭之主只有17·2%是干部。所以在斯大林的眼中，这些事实使苏联犹太人容易成为人民对官僚层仇恨的替罪羊（《斯大林的最后阴谋》，布鲁塞尔1993年版，第212页)。

[23] 关于今日俄国人的反犹太主义，见曼德尔的《Beyond Perestroika》(《超越了改革》)，伦敦1989年版，第18─20页。

[24] 社会达尔文主义不应该与极端民族主义或沙文主义混淆。

[25] 单单就人数而言，帝国主义者在印度镇压的受害人数和帝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中国实施集体恐怖的受害人数是等于、如果不是多于纳粹种族灭绝的犹太受害者的人数。不同之处是英国或日本的目标都不是谋杀所有印度人或所有中国人。希特勒的目标郄是谋杀每一个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辛地人(Sinti)和吉卜赛人也受到灭种的威胁。

[26] 《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在《托洛茨基文集1939年─1940年》(纽约1973年版)中。

[27] 犹太复国主义者Ben Gurion和Naum Gold mann 也都预料到纳粹会进行大屠杀。见Daivd Ben Gurion，《以色列，一部亲自参与的历史》，特拉维夫市1972年版第50页。

[28] 托洛茨基的《向美国犹太人呼吁》一文是在《托洛茨基论犹太人问题》(纽约1970年版)一书中。

[29] 同上。

[30] 《访问犹太日报[前进]》一文是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6─1937年》上，纽约1970和1978年版，从第102页开始。

[31] 见托洛茨基的《到巴勒斯坦的旅行》一文(1939年2月14日)。该文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补篇1934─1940年》，第827─828页。

[32] 以色列的托派主张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 Zionist State)转变为两个民族共居的巴勒斯坦(biznational Palesttine)。

[33] 也见于Nora Levin，《1917年以来的苏联犹太人》纽约1988年版。

[34] 就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对于住在较大区域、人口杂居的各民族而言，联邦主义是最好的─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

[35]　宗教与文化传统并不是等同的。例如印度的犹太人虽然有相同的宗教，但是由于他们的文化和语言的传统，所以不能结合成一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