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托洛茨基的反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斗争

一

　　1923年10月，俄国共产党内部的左派反对派，以提出《四十六人的政纲》初露头角。[1]接着，托洛茨基于1923年12月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1924年，以《新路线》的书名[2]，作为单独的小册子而出版。这两个文件都攻击党内民主之被压制，谴责党机构渐增地将权力制度化。这个党机构，在一个五十多万党员的政党中，在短短时间之内，已从少于800位全职干部，暴增到拥有18,000位全职干部。这个庞大的党机构，由斯大林通过中央委员会书记处集中控制，有系统地窒息任何批评、表达意见或党内自由讨论。政治局每周开一次会；斯大林管理下的书记处则天天开会，而且作出大多数决定，特别是有关人事的。
　　《四十六人的政纲》读起来好像期望着苏共在1988年的第十九次大会上所作的激进的估计，这个估计说，从1924年开始，苏联的各级苏维埃已经失去了一切权力，党内不再存在民主了。其实，早在1923年，左派反对派已认识到这点，而且毫不含糊地写在此《政纲》中：

　　在党内关系上，我们也见到同一的使党瘫痪、把党打碎的、不正确的领导层；这在我们目前所经受的这个危机时期，似乎特别明显……。
　　我们以以下的事实来解释它：在外表的、形式上的底下，我们在实际上不但片面地招收某些个人，而且在处理事务上倾向于片面地适应一个狭窄圈子的观点和同情。由于党有了一个受这样狭窄考虑所歪曲的领导层，党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再是那个活生生、独立、敏感地掌握现实的团体，因为它是千丝万缕地与这个现实缠在一起的。不但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还观察到越来越增多的、现在几乎不隐瞒的把党分为两边的现象：一边是书记处的等级制度，另一边是“安静的平民”；一边是从前者招收来的职业党官，另一边是不参加公共生活的一般党员群众。
　　这是每个党员都知道的事实。不满意中委会或省委会的这个或那个决定的、对他们的心意有过这个或那个疑问的、私人地注意到这个或那个错误、不规矩或混乱的党员们，不但不敢在党会议上说出这个事情，连在谈话中也不敢说它，除非对方是“谨慎”的、可靠的人；党内的自由讨论事实上已经消失了；党的舆论被窒息了。现今，提拔、选举俄国共产党的省委会和中委会委员的，不是党，不是它的广大群众。相反地，党的书记处的高层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中，招收会议和大会的会员，这些会议和大会越来越变成为这个高层的执行会议了。
　　在党内所建立的这种权力机构完全是不可容忍的；它破坏了党的独立，以招收来的官僚机构代替党。这个官僚机构在平常时候还可以做点事情，但是在危险时刻就一筹莫展了。这个官僚机构在严重事情逼近的时候就变得毫无效力了。

　　——《四十六人的政纲》第7页

　　政治局的大多数——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头政治，加上布哈林的支持——局促不安地作出正式的反应。他们确认了实行一条“新路线”和更多党内民主的需要。[3]但是在这同时，他们发动了一场反对托洛茨基和反对派其它代表的运动，[4]首先指控他们进行“宗派活动”，后来指控他们犯了“托洛茨基主义”的错误，说“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半孟什维克”的偏差。[5]这个运动在思想、政治平面上的主要怂恿者之一是季诺维也夫。他的动机似乎是想成为党的领导，成为列宁的后继人，因此，想要把托洛茨基这个大众的选择、列宁本人的选择排除出政治局。但是，在背地里，早已操纵了整个局势的是斯大林，要打败反对派的也是他。[6]他所使用的方法不但是行政的——压制性的，而且是犯法的。[7]
　　在1923年初的第十二次党大会之后，党领导层内部的情势已变得尖锐了，在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列宁有个《遗嘱》，而这个遗嘱尖锐地攻击斯大林，并且建议将其党总书记的职位撤换。列宁与斯大林的决裂并不是基于个人考虑（例如斯大林对列宁的伴侣克鲁普斯卡娅的粗鲁态度）。它是从深切地关切党和国家的官僚化过程、一个困扰着列宁生命的最后一年的担忧而来的。[8]斯大林使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每一个方法和花招来阻止党大会实行列宁的忠告。他甚至毫不犹豫地对列宁作出人身攻击。（斯大林在许多次演说中把列宁致第十二次大会的信描述为“一个病人的产物”，不代表“真正的列宁”。）
　　列宁为第十二次党大会所准备的反攻是基于与托洛茨基的联盟。他要求托洛茨基在大会上提出格鲁吉亚的问题。托洛茨基虽然与格鲁吉亚的反对派有很好的友谊，但他没有依从列宁的话，[9]为民族共和国的平等的原则而辩护的工作留给赖可夫斯基去做。[10]托洛茨基在第十二次大会上保持静默的态度，一直是他的政治生活的最大神秘之一。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头执政被列宁的信深刻地震动，企图与托洛茨基作出某种了解。托洛茨基同意了。为什么？这是他一生中“所失去的”最大的“机会”吗？
　　他的最重要的传记作者们——Isaac Deutscher〔中译名为伊萨克．多依彻〕、Pierre Brou'e、Ronald Segal、Knai-Paz、Viktor Serge、Tony Cliff、Volko gonov——作出各种的解释：他不要在列宁还活时给人看起来好像他在争做列宁的继承人。他以为他已经是胜利者，所以他要在胜利中显得非常大方。他低估了斯大林，这种低估源自他自己的优越感。他宁愿集中精力来处理对他似乎是更重要的政经政策问题（NEP〔新经济政策〕、市场和计划之间的关系）。他不要威胁党的团结，包括它的领导层的团结。他是太要调和了，从来不为他自己的正确观点而坚苦地、不妥协地战斗，这是他的好友越飞在他出名的1927年遗信中所作的一个指责。他怕这样做像在证实“老布尔什维克”中间所存在强烈反对他的偏见。等等。
　　在这些相争的解释中，我们很难作出决定。说当时托洛茨基的动机是复杂、矛盾的，也许是有道理的。他从来没有在他生命后期，对这个与加米涅夫、斯大林所作的“极差劲的妥协”提供一个解释。我自己的意见是，它不是像他的传记作者们所假定的那么明确。我倒倾向于认为，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11]中所提供的“社会学/心理学的”分析大致上是正确的，虽然它并没有解释他为什么采取被动态度：

　　我已经说过，列宁在临死之前，准备对斯大林和他的盟友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发动攻击。列宁本来对捷尔任斯基的评价甚高。两人之间的疏远，开始于捷尔任斯基意识到列宁不认为他有能力管理经济工作的时候。这件事把捷尔任斯基推向斯大林的怀抱，在此以后，列宁决定把他当作斯大林的支持者之一而加以攻击。至于奥尔忠尼启，列宁本来因为他的作风像个〔殖民地的〕总督而想要将他开除出党。列宁答应全力支持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反对斯大林、捷尔任斯基和奥尔忠尼启的短信是写给穆迪瓦尼的。这四个人的命运最生动地显露了斯大林派在党内所策划的具有决定性的变化。列宁死后，捷尔任斯基被放在最高经济会议的主脑的位置上，那就是，负责所有的国家工业。奥尔忠尼启本来是要被开除的，现在却被任命为中央管制委员会的主脑。斯大林不但仍然担任总书记，与列宁的意愿相反，而且被组织给以前所未闻的权力。最后一个人，列宁所支持的反对斯大林的布杜．穆迪瓦尼现在却被关在托鲍尔斯克监狱里。在党以及〔共产〕国际的各党中的整个人事管理系统都发生了同样的“改组”。不肖门徒的时代与列宁时代不但相隔着观念上的鸿沟，而且在党的组织上也有全盘的翻转。
　　斯大林在实行这个翻转的过程中一直是主要工具。他有天生的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坚强的意志和坚持实行他的目的的决心。……他的想法完全是经验主义的，一点都没有创造的想象力。对党的领导集团而言（他在较大的圈子中根本不出名），他总是个似乎是一位命中注定拉第二、第三把小提琴的人。今天他在拉第一把小提琴的这个事实，并不表示他的人品使他有这个资格，而是因为这个国家正处在政治后退的过渡时期。……斯大林主义比所有其它更是不受个人偏好影响的组织在革命衰退中自动产生的东西。

（《My Life》〔《我的生平》〕第506页）

　　……我对自己说，我们正在渡过一个反动时期。阶级之间正发生着政治的移动，阶级自觉也正在变化。经过了伟大努力之后，就有了反冲。……反动的深刻的分子过程正在表面化。他们的目标是根除、或者至少减弱人民大众在意识上对十月革命的观念、口号和活生生的人物的信任。（同上书第517页）

　　换句话说，不管列宁的权威有多大，在当时的社会力量关系之下，列宁向第十二次大会投掷的“炸弹”，即使得到托洛茨基的勇敢的支持，也不会决定性地减弱斯大林和“秘密”政治局所领导的官僚的党结构。列宁的遗孀在1926年以以下的话十分恰当地总结了当时的情势：“如果列宁在今天还活的话，他也会被关在监狱里。”我们不应该对这个说法作出太宿命论的解释。不过，托洛茨基若在第十二次大会上进行更勇敢的干涉是否对局势的发展会有影响，仍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
　　列宁的逝世及它的立即的后果，增加了党领导层内的紧张状态。斯大林做了一件使人完全料想不到的事实：他在列宁墓前发表演说，首次在大众的眼中以列宁的一位继承人的姿态出现。（托洛茨基当时因病不在莫斯科。葬礼的日期故意不告诉他，所以他不能够参加。）但是，使党的官僚层有可能禁止任何严肃的讨论，主要还是允许大量没受过政治教育、没有经验的工人们介入党的决定（所谓“列宁的动员”），因为官僚层可以操纵这些大部份是被动的党员。在这同时，反对反对派的运动密锣紧鼓地进行；反对派被正式地谴责、被正式地禁止发表意见。在第十三次党大会、第五次共产国际会议上，反对派被谴责为一个“右翼小资产阶级偏向”。

二

　　统治集团与左派反对派之间的初次战斗并不是突然而来的。在中层干部和工人布尔什维克的眼中，这是一个在党内、在社会上存在了好几年的冲突的继续。他们把这个冲突看成为苏联共产党人、俄国更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所面对的紧迫问题的表现。但是这种继续，却在党内，引起人们对左派反对派的做法，有着非常矛盾的反应。
　　左派反对派的斗争似乎是早几年的类似的反对派团体的斗争的继续，特别是以斯米尔诺夫为中心的民主集中派[12]、以希亚普尼科夫、柯隆泰为中心的工人反对派[13]的斗争。这些小派别也反对党机关的越来越大的权力、与布尔什维克的党内民主和组织倾向的自由传统的决裂、日渐增大的压制倾向、民主集中制向官僚集中制的转变和尤其是党与工人阶级的眼前及长远利益的越来越大的冲突。
　　可是，在先前这两场斗争中，左派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们，特别是托洛茨基和普列奥勃拉仁斯基，却反对这些反对力量。他们完全支持以列宁为首的党领导层对这些派别的谴责，而且，在许多方面，甚至对如何进行谴责也起了带头作用。因此，就使斯大林非常容易地利用他们自己先前所指责的“宗派活动”、“工团主义偏向”来反对左派反对派。那就是斯大林所重复使用的花招，当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以后的布哈林、汤姆斯基和赖可夫采取反对立场的时候。
　　在党员中间，也有一些人怀疑左派反对派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方针的意义，如果不怀疑他们的忠诚的话。为什么他们到现在才提出他们的抗议和建议？为什么他们先前不支持工人反对派？这真的是为原则而斗，而不是如恶毒的谣言所传的，只为权力而斗吗？从左派反对派的观点看来，更消极的是，在反工人反对派的斗争与1923年的交锋之间，还有另外一个斗争这个事实——在第十一次党大会上达到高峰的、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这个关于工会的斗争，是列宁建议与托洛茨基结盟反对斯大林之前，与托洛茨基的最后一次尖锐冲突。在这个斗争中，托洛茨基似乎在为“指令——行政管理”的立场辩护，而斯大林在表面上似乎支持列宁的对工人较为友善的概念。
　　甚至在今天，这个争论的许多方面还是不太清楚。[14]历史学家们曾把托洛茨基对工会的态度是他要“劳动军事化”，这对他是相当不公平的。我们发现，持有这个观点的历史学家，不但是接受斯大林的伪造的人们，而且有站在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立场批评托洛茨基的人们。大多数的这些批评家，忽视这个事实。那就是：第九次党大会所通过的有关于“劳动军事化”的决定，是整个党所赞同的，包括工人反对派的领导人们。他们也忽视了托洛茨基的论点明显地着重“劳动的军事化”只有在大多数工人自愿的支持下才可能行得通的这个事实。
　　仍然是一个事实的是，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是错了，而这个也是普列勃拉仁斯基和布哈林所共有的错误，使党内的人们对于左派反对派领导人们之作为工人利益保卫者的可信性，打了一个问号。随着时光的流逝，在党内矛盾中的这些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日益增加地与俄国革命命运的问题连在一起：如果革命不向中、西欧扩散，俄国工人们能够保持权力吗？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不止是孟什维克和西方社会民主党人；它也是俄国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列宁和托洛茨基从不回避的问题。他们的回答通常是：不能。对布尔什维克及对托洛茨基而言，这个回答不是指在短期之内，而是指在一个较广阔的历史意义上。这一点就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之后与孟什维克、“极左派”之间的决定性的分歧。
　　为了争取时间，保持、保全国家政权直至他们由国际革命的下一次上涨所挽救，暂时的后退、挫折和妥协是被看成为可能的事。列宁把新经济政策看成为无可避免的、但是有限的后退，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看的。但是在这同时，以下的问题也被提出来：在这样的后退中，对苏联的工人阶级和政权会怎么样？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受到敌对的资本主义环境所孤立、包围的国家中，工人们真的可以行使权力吗？正像法国革命一样，俄国的热月反动有可能发生吗？这样一个热月反动会走向拿破仑式的独裁政体吗？谁可能会扮演苏维埃拿破仑的角色？可能会是得人望的红军领袖托洛茨基吗？这些都是党领导圈子在私底下所主动讨论的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时，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们和中级干部他们自己，却变成了他们的错误判断的受害人。由于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场和理论修养，他绝对没有准备在1920年代的苏联担当俄国拿破仑的角色。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们完全看不到，斯大林在创造能使他担当这个角色的一切实际的先决条件上，真正所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真正所做的事情，是凭借他们的积极合作的。这个党的悲剧就是，几乎所有它的领导人们，甚至那些在斯大林派系内的人，到最后才认识到这一点，但是，既不是大家一起认识到的，也不是早到足以阻止他的时候。他们都为这个错误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三

　　苏维埃热月反动的问题有许多维度：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意识形态的。能够把所有这些维度综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内容协调、可解释的理论，是托洛茨基的一个伟大历史成就。随着他的不断革命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第二个大贡献。
　　俄国革命的退潮，是与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的退潮有直接关系的。后者则与以下几个因素有直接关系：工人阶级的经济苦难和在数量上、社会重量上的微弱，国际革命的失败，以及，随着时光的流逝，战斗精神的逐渐耗尽和一当物质条件许可时要过安定生活的欲望（感谢新经济政策）。但是，这不是直线的发展、注定要导向斯大林主义独裁。我们必须认知在这条道路上的几个决定性阶段，而且，为了政治的行动和理论清晰，从此得出正确的结论。
　　从历史上看来，国际革命的长期后退、俄国工人及其先锋队对革命扩张机会的怀疑，都不是必然的。据托洛茨基看来，新的革命胜利的机会会在东、西两方出现。这会引起工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甚至可能会在苏联的先锋队中间产生新一层的承诺和革命热忱。俄国革命后的二、三十年中的事件证明托洛茨基是对的：德国1923年，中国1925-27年，西班牙1936年。[15]因此，替俄国以外的各国共产党争取正确的战略、策略的斗争，以及在共产国际中进行那种会促进国际革命而不是阻止它的俄国干涉，也在反苏维埃热月反动的战斗中，扮演了紧要的角色。[16]共产国际的、至少局部被苏维埃官僚层的特殊的社会利益所决定的错误政策，帮忙把这些革命前夕、革命中的群众斗争转变为一连串的失败。只是到了这个过程的末尾，不是它的开头，苏维埃热月反动的巩固才变得无可避免。
　　对国际革命扩张的怀疑、回到安定生活的欲望，在（1923年以后）干部中间比在普通工人中间热烈得多。对于干部而言，这有一个坚实的物质基础，因为有日益增多的非常实在的物质特权归他们处理，这是普通工人所没有的。对工人而言，回到私人生活即意味回到匮乏。对干部而言，那是一种撤退到“快乐”。斯大林之突然宣布“一国社会主义”论，意味着与马克思主义传统、列宁遗志的完全决裂。这个理论几乎十足十地表达官僚机构的心理——意识形态的需要。（我说“突然”是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从文件上看到，党的官方路线一直到1924年还是说完全相反的话。）
　　但是即使在这里，我们也不能对官方政策上的这种突然转变的矛盾性质，闭目不视。斯大林、布哈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论，不只是相应于苏维埃官僚层的保守倾向。对于千千万万的苏联共产党员而言，它似乎给“现在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一个可接受、可信任的回答。与其等待越来越不可能成功的国际革命，我们为什么不集中力量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社会呢？这就是斯大林的提议，对大多数人而言，它似乎是一条现实的、可以选择的道路。
　　可是，左派反对派并没有简简单单地建议“等待国际革命”。它更没有把他们自己看成为像乔治．路卡克斯直至1960年代底还在谴责托洛茨基的面对着“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就是革命战争”这个进退两难的窘境。刚好相反：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极力主张同时推行一条正确的、会好好地利用非常真实的国际革命可能性的共产国际政策和在俄国加速工业化、现代化。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完全反对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的这两个相互有关的建议。他们的反对表达了“一国社会主义”论的保守性质。
　　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不只是选择一条合理的政治道路的问题，还有社会的、社会——心理的过程。因为在历史上，某些社会集团怎样解释计划、建议或政纲，也起着不是无足轻重的作用，相当独立于这种政纲的客观内容。[17]
　　从社会——政治方面说来，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对派的民主、经济的建议（将在第四章中讨论），以及稍后的联合反对派的建议，都代表了一个创造更有利的物质、国际条件的企图，使苏联工人阶级能够再度以主动、独立的精神干预事态的发展。这是反对苏维埃热月反动的斗争的第二个决定性因素。这里又需要着重地指出：这个斗争的结果事先也是无法决定的。对工人们的权力和权利的攻击，虽然日益增加，但也遇到工人们的抵抗。[18]共产党本来可以支持这种抵抗，但是选择了试图制止、阻止它，最后竟用恐怖手段将它淹没在血泊中。只是在这一连串事件的末尾，反革命的胜利才是必然的。在它的开头，还有可能将它减慢，如果不能完全阻止它的话。
　　历史的事实显示，这个“可能”并没有发生。它的原因，首先是党领导层中绝大多数人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社会特性。他们只把它看成为一个纯粹的权力——政治的、机构的问题，换句话说，一个官僚——行政的问题。这个观点是生根在党与工人的关系的一个代替主义的观念中：无产阶级专政是由党在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所实施的。怀疑这个党领导层，就是怀疑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人决定一切事情”。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相互作用，更不是工人们的自我活动；起决定作用的，只有无所不知的党领导层（到后来，无所不知的总书记）。
　　托洛茨基的伟大的理论成就是，他几乎从开始，即是从1923年，就解开了这个（希腊神话中弗利基亚国王）戈尔迪打的难解的结，因为他认识到苏维埃官僚层的社会堕落，换言之，这个官僚层向一个特定的、有它自己特别物质利益的社会阶层的转变。党机构之保卫对政治权力的独霸，是以它为保卫、扩大它自己的物质利益的一个方法。这件事情，在苏联共产党领导层内，除了托洛茨基之外，连最有本事的马克思主义者，要么认识不出来，要么认识得不够。
　　为了向这个苏维埃官僚层发动一个坚持不懈的斗争，正确地了解这个社会转变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他们一直到末尾，都没有理解在他们自己党内的这个社会转变的程度。[19]他们一直在幻想，党领导层或者斯大林本人会回到正确政策上去。当他们被拉进这个集体整肃的漩涡中时，他们在心理上、政治上都找不到支撑的力量，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20]
　　对党的堕落过程这种悲剧性的缺乏了解，是苏维埃热月反动的基本特征之一，可以与法国热月反动相比拟。热月反动不简单地是反革命。它是在一个强有力、被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热情所推动的革命之后的一个政治反革命。革命活在许多这些人民的脑海中。他们认同它的成就、它的精神和它的新价值。政治上的反动不能够取胜，或者它的胜利会极其困难，如果它公开、完全与革命传统决裂。
　　因此，热月反动在起初以革命的继承人出现，不是以它的掘墓人出现。所以，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这种特定的结合，甚至使剧中人物中的最聪明的人也很难以清楚地认识到发生中的事情。只有慢慢地，反革命的非连续性因素与革命传统相决裂，才开始占主导地位，取代了革命连续性的位置。托洛茨基的历史成就是，他比绝大多数的共产党员更早认识到这点，而且对它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

四

　　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方面的活动，不止是理论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是组织性的。就是因为这点，才解释官僚层和斯大林个人对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义的日益增大的敌视和稍后的有妄想狂倾向的仇恨。
　　官僚层以它自己的方式来了解托洛茨基的分析和建议的意义。他们之中许多人，特别是斯大林，小心地研究托洛茨基的著作。但是，这个官僚层非常讲究实际，对理论毫无兴趣；它在智识上、文化上越来越变成为一个落后层份。[21]他们所怕的是，托洛茨基——及他在左派反对派中的“核心力量”——已经准备好，不但为他的思想而战斗，而且为这个目的先在党内把工人阶级共产党员和青年组织起来，然后在苏联社会中把所有潜在的具有反对思想的工人和青年组织起来。
　　官僚层和斯大林都知道，他们所对付的是有经验的布尔什维克激进份子。好多人曾受到内战的锻炼，好多人是从非法活动时期来的“老布尔什维克”。他们能够与工厂中有批判力的工人、有批判力的学生、管理部门中有批判力的官员，建立联系。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冒险主义，更不必说恐怖主义了。他们的目标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如果工人阶级再度活跃起来了，他们希望能够成为吸引更广大层份共产党员的中心。官僚层把这件事看成为能够威胁他们的主要危险。[22]他们的恐惧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就是这个恐惧，才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者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心神不宁。
　　在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主义官僚层的斗争中，将他的活动扩张到党员以外去，并不是他轻易作出的一个决定。一直到他被党排除出去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考虑到这件事情。这种自我限制的理由，并不是对于党内的官僚压制有什么低估。而是由于他的被经验所证实的信念：党仍然是由数以万计的忠实共产党员所组成，并不只是包括腐败的一味追求名利的人。这些共产党员迟早会认识到斯大林派、苏维埃官僚层和苏维埃热月反动的真实性质。[23]历史倒证实了托洛茨基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但是并没有按照他所假设的进程发展。
　　这个只在党内进行工作的决定，主要是从一个对苏联工人阶级的情况的客观分析而来的。托洛茨基确信，群众运动的衰落是深刻的，会延续一段长时间的。只有共产主义者先锋队对这个过程进行正确的干涉，才可以在短期或中期内停止这个普遍的衰落。将政治活动集中在党内，就是从这个分析逻辑地推衍出来的。托洛茨基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不管党内民主的压制，甚至左派反对派的建议的某些部份得到有限度的接受，也可能带来党的正式路线的改变。这些改变会保护苏联国家，使之脱离严重的危险，因为这个国家的存在，托洛茨基一定要继续不断地加以充分的保卫的。
　　因为这点，为了能够留在党内，左派反对派才准备作出策略上的后退。为了原则性的理由，他们也准备接受在列宁主义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的规则，换句话说，忠诚地实行党大会的多数决定，但不放弃他们自己的观点，不放弃在下一轮的讨论中保卫这些观念的权利。
　　就是这个全面的观点，才解释为什么托洛茨基除了进行影响、组织工人阶级的斗争之外，严格地反对任何方法的“争取权力的斗争”。在1920年代，许多人不了解这点，只把托洛茨基看成为拿破仑角色的潜在候选人。在1930年代，以及在开放（Glasnost）开始以后，也有一些人把托洛茨基之拒绝赞成任何其它方法，看成为一个错误（例如杰米切夫教授在伍帕塔尔托洛茨基专题讨论会上）。托洛茨基曾对这个问题清楚地解释了他自己的立场：

　　“为什么托洛茨基在当时不用军事机构来反对斯大林？”这个非常流行（及非常天真）的问题，是世界上最明显的证据，证明提问者不能或不想要深思苏维埃官僚层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胜利的一般历史原因……。
　　至于军事机构，它是官僚机构的一部份，在性质上与它没有什么不同。只要说出内战期间红军吸收了数以万计前沙皇军官就够了……。在头五年中，这些军、政干部，在先进工人们的直接压力和监督之下，执行了他们的工作。在残酷的战火中，甚至不可能有军官占有特权位置的问题：特权这个词，已从词汇中擦掉了。但是，就在胜利已经争到、局势向和平转变之后，军事机构企图变成整个官僚机构的最有影响力最有特权的部份。唯一会依靠军官们来抓权的人，就会是某些准备比军官阶层的胃口走得更远的人，那就是说，会为他们保证优越的地位、给他们晋升、勋章的人，也就是说，会在一次行动中做到斯大林主义官僚层在以后的十至十二年中慢慢做到的事情的人。毫无疑问的是，毫无困难地、甚至不流一滴血地实行一次反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的派系的军事政变会是可能的；但是任何政变的结果就会是加速左派反对派所抗争的这个官僚化、拿破仑主义的旋律。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们的任务，就其本质来说，不是依靠军事官僚制度来反对党的官僚制度，而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通过它来依靠人民大众，并且掌握整个官僚制度，铲除它的不良份子，保证工人们对它的警戒的控制，将它的政策带回革命国际主义的轨道上。……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们的旗帜团聚了数以万计的最优秀的革命战士，包括军人。先进工人们同情反对派，但是那个同情仍是被动的；群众不再相信，局势能够轻易地被斗争所改变。[24]

　　在这个时候，即在托洛茨基被党开除以前不久，他在工人、兵士中间所得到的支持和同情的程度，可由美联社驻莫斯科记者威廉．雷斯威克的以下报告中看出：

　　1926年秋天，莫斯科苏维埃召集了一次反对英国威胁要抵制苏联港口的示威集会。……党和国家最出名的领导人们集合在主席台上，除了托洛茨基之外大家都参加了。但是，他的名字却在每个人的嘴唇上，而且清楚的是，参加这次集会的人群是来向前军事人民委员欢呼的。自从他被降职为租让人民委员以来，他尚未在公共场合出现过。……
　　在一个非常晴朗的下午五点钟左右，这个大会在托洛茨基缺席下正式开始了。……演讲者一个接一个来到讲台前，读他们的演说词，接受不热烈的鼓掌。主席台上的领导人物有赖可夫、斯大林、叶努基泽、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卢纳恰尔斯基和布哈林等人。除了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每个人都讲了话。……但是听众们却奇特地平静……。
　　接着，在加米涅夫演说中间，一阵远方的呼啸声从开着的窗口传了进来。它越来越响，像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雷。加米涅夫的演讲声完全给盖住了。当他站在那里、无望地做手势时，托洛茨基走上主席台。大厅顿时被转变为人群嚎叫、涌动和尖鸣的地方。人们站到椅子上，兵士、水手们抛他们的帽子到空中。他们高叫、大笑和向他们的偶像抛响了十五分钟以上。[25]

　　一年以后，愿意公开地在莫斯科表示支持反对派的人数少很多了，但是仍是相当多的。托洛茨基、左派反对派不再将他们的斗争限制在党内，是因为官僚压制的质的增加使这个内部斗争不可能继续了。[26]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反对派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公共示威游行，在被斯大林逼到自杀的越飞的葬礼上，又有一次群众集会。[27]当斯大林违反了列宁主义的关于出版反对派政纲的规范，反对派企图用非法的印刷机构来印出他们的观点。在这一切的活动中，他们严格遵守反对官僚层的政治运动与敌视国家的活动之间的界线。在他们反对官僚层的斗争中，他们完全反对使用任何恐怖主义的方法。[28]
　　组织的压力导致反对派将其政治活动扩张到党外去。不过，这个组织的压力只是引起这个路线改变的因素之一；其它的因素是一个有关苏联社会所面对的众多危险的政治决定。[29]当时的官僚层正在取消十月革命的基本收获，特别在上层结构，但不只在那里。镇压正在增加，而且不只针对反对派，也针对工农群众。官僚层的推翻，渐增地变为苏联存或亡的问题。它不能够用改革的方法来实现；它需要一次新的革命。但是，新革命需要新革命党。从1933年春天开始，托洛茨基放弃了反对派只在老党中建立一个派别的观念。[30]现在的新路线是朝向建立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政党。至于这个路线改变是否来得太迟，现在反斯大林主义历史学家仍有不同意见。

五

　　法国的热月反动，使人了解到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的一条更一般的规律。它不是一个兜圈子的运动，像维科及其它悲观主义者所争辩的，社会像行星一样，依据它的轨道，回到原来位置。（原先“革命”这个词的确有这个天文学的意义，但是，真正的革命和反革命的经验，导致不回到现状的彻底转变这个近代观念。）根据前面所说的，一个反革命可以被看成为[b]政治性的[/b]，如果它不牵涉到回到社会的起点。1640年英国革命所恢复的君主制，并不意味半封建社会的恢复。君主制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恢复，首先在拿破仑的统治下，然后在波旁家族的统治下，并不意味着倒回大革命前的旧制度。黑人在美国内战后、在政治上的解放之后不久，在美国南部各州中所遭受的种族隔离制，并不意味着奴隶制的重新引进。[31]托洛茨基和反对斯大林独裁制的其它马克思主义者就自问：这也适用于苏维埃热月反动吗？
　　托洛茨基从来没有偏离对这个问题的肯定答复。对他而言，苏维埃热月反动是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上的一个日益严重的倒退，但是并没有倒回资本主义——私人或国家资本主义。由十月革命所创立的新社会经济基础大致上还保持着。这个社会经济基础具有历史上进步的性质，必须受到苏联和国际的工人阶级无条件的保卫，反对任何资本主义复辟的企图，特别是在与帝国主义国家交战的时候。[32]托洛茨基也确信，如果苏联被拉入世界大战的话，这就会是苏联工人阶级的态度，不管他们怎样痛恨官僚特权。历史证实了托洛茨基的这个预断，也证实了他的苏联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争会是正义战争的判断。[33]
　　这并不意味，托洛茨基不知道在生产关系中类似的退步倾向。在1930年代初期开始的、对工农们的大规模镇压，对经济增长，也有灾祸性的后果。这也必须加以抗争。在这个意义上，托洛茨基的“政治革命”的观念，不纯粹是政治性的，换句话说，不只是针对上层结构。对他来说，它也包含了许多社会——经济的因素。[34]“政治革命”这个名词，在这个意义、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被证明是正确的，那就是说，即将到来的“第二次革命”，并不是要更换由十月革命所创立的新社会——经济基础，而是会根据历史潮流一劳永逸地巩固它，让它有史以来第一次充分地、积极地发展起来。[35]
　　许多斯大林独裁制的非资产阶级批评家，以及他们的数目不少的支持者，[36]曾经批评托洛茨基的这个判断。他所提供的不同立场——国家资本主义、“新阶级”和“官僚集产主义”——仍然吸引到人们的支持。[37]这些理论当然是在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党圈子中唯一可接受的理论。由于斯大林主义政权在东欧的崩溃，加上它们朝向复辟古典、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的倾向，这些理论已经失去了许多昔日的吸引力。可是，托洛茨基的官僚化工人国家的理论，也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过渡社会的理论，可就不同了，因为它明确地包括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38]
　　托洛茨基认为，官僚层的专政是一个历史过渡现象。这种现象，至少在长期中，会无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如果在这种复辟发生以前它不被工人权力、苏维埃民主的恢复所取代的话。可是，会议（苏维埃）民主，不能够靠官僚层的自我改良来争取，只能靠真正的从下而来的革命。（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中描述了这样一种革命的实际的纲领。）当苏联无产阶级的群众行动向上升级的时候，这个无产阶级与官僚层之间的力量关系，就会使这个革命不需要武装暴动，而会类似于一种外科手术行动，“切除一个恶性生长物”。[39]
　　前面的一章已经指出，对托洛茨基而言，苏联的阶级性质的问题，是与国际阶级斗争的问题连在一起的。他对“这个苏联是什么？”这个问题不马上用一个简单的“是或不是”、百分之一百红的或百分之一百黑的来回答，是与国际阶级斗争的僵局有关。只有当这个僵局得到这样或那样的解决的时候，苏联的命运才会得到解决。托洛茨基在反对将苏维埃官僚层定性为新阶级时，着重这个阶层的寄生性质。他说，至少就它存在的一段时期而言，与每一个其它的统治阶级不同，它在历史上是没有起进步作用的。就这一点而言，今天绝大多数苏联人民与托洛茨基的观点相同。

六

　　1934年之后，当斯大林的罪恶真正成为骇人听闻的时候，托洛茨基的反对斯大林主义、反对官僚专政的斗争加强了。基洛夫在该年之被谋杀，在苏维埃社会中，激发了那个被称为叶佐夫丧心病狂的恐怖行动，这个名词来自秘密警察头子尼古莱．叶佐夫，此人也成为该次恐怖行动的受害人，其职位被同样丑恶的贝利亚所接替。
　　这次大清洗的原因，不但在于斯大林的贪求权力及对所有真正或潜在的敌手的病理上的妒忌。他性格上的这些特征，在1932/33年，当一个要将托洛茨基从流放地召回的提议意外地在政治局中提出的时候、当基洛夫在第十七次党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时得到的票数比他多的时候，已经非常明显了。适当的解释不得不要把这些事实放在当时苏联具体社会情况之中。
　　当时苏联的社会越来越不安宁了。这些大规模的不安宁，首先发生在被强迫集体化、大规模流放的农民们之间，而且也发生在消费水平被急剧减少的城市工人们之间。恐怖与恐惧虽没有激起公开抵抗，但是不满的情绪是明显的。通过他在秘密警察中的广大通报人网络，斯大林当然知道人民的这种情绪。党内的不安也在日益增加，批评的声音，虽然极为小心，也出现了。由于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苏联的国际地位也变得更坏，这也增加了这种不安。
　　斯大林知道，任何与法国或德国帝国主义达成某种协议的尝试，都会在党内遭到抵制。凭着他的惯常的实用主义，斯大林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这个党是怎样的官僚化，他都不能够使它、更不能够使从1930年以前的时期留下来的共产党核心份子接受他的犬儒主义的现实政治。为了一劳永逸地巩固他的权力，他不得不要摧毁这个党。用一条血河把这个党与古典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开。在政治上，斯大林的这个决定相应于苏维埃官僚层之作为一个凌驾于工农群众之上的、巩固了的社会阶层的特殊利益。
　　斯大林所发动的恐怖行动是近代、现代历史上最令人厌恶的罪恶之一。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失去了他们的生命。超过一百万名的共产党员，其中包括几乎全部的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1924年至1933年之间的大部份党国领导人，变成这个谋杀机器的受害者。[40]受害者们被诽谤、控告为人民的敌人、恐怖主义者、外国帝国主义的特务和资本主义复辟的支持者。他们在最可怕的严刑之下被迫作出供认。这个完善了的谋杀、欺骗机器，其规模简直无法想象，却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在苏联境内，人民被恐惧、愤怒所瘫痪。[41]在国际工人运动和自由资产阶级圈子之中，一部份由于机会主义的想法，一部份由于士气的低落，斯大林被接受为“两者之间较少罪恶者”。特别是在斯大林——赖伐尔公约签订之后，国际资本认为“现实政治家”斯大林比托洛茨基的危险性小些，因为后者仍在提倡世界革命。
　　几乎所有斯大林主义化的共产党为这个恐怖行动辩护。共产党领导人，例如陶格里亚蒂、皮厄克，把他们党的恰好在莫斯科的重要党员交给行刑人，满意于企图挽救少数人。赫伯特．韦赫内尔，当时已经起了疑心，在1938年写道：

　　托洛茨基主义正像一个在一个腐烂中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土壤里的毒物一样日益增大……而且正被那些要在苏联领土上恢复资本主义、并吞一部份苏联领土的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力量利用着。毫无意外的、但是完全符合于托洛茨基主义的腐败的功能的是，托洛茨基及许多他的共犯者多少年来一直是被人雇用的间谍。[42]

　　在这个时期的共产党报刊上，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这类的引句。在莫斯科审判时，法国共产党报刊居然使用“枪毙这些疯狗！”这种词句。
　　国际社会民主党派的表现最为懦怯。[43]奥托．鲍尔——齐朗斯基派宣告托洛茨基及其它受害者们的罪行比他们的刽子手还要大。挪威的“左派社会民主党”政府试图禁止托洛茨基揭露莫斯科审判案的谎言。（他不但被拘留、被制止向新闻记者说话，甚至被禁止采取任何法律行动。）“人道主义者”莱昂．布卢姆拒绝谴责斯大林的罪恶，因为他不要冒着与法国共产党断绝结盟的危险。许多左翼知识分子，包括法国人权同盟，在斯大林面前降低自己身份，企图以不幸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被迫的供认，为莫斯科的摆样子公审、斯大林的诽谤辩护。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社会主义国际的书记弗雷德里克．阿德勒几乎单枪匹马地挽救了国际社会民主主义的名誉。
　　莫斯科审判案的问题也在布兰德勒——塔尔哈伊默团体的记录上留下一个严重的污点。可能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季诺维也夫的仇恨（与布兰德勒被指控为应对德国1923年10月的失败负责有关），他们拒绝谴责第一、第二次审判。只当他们的朋友布哈林在1938年被审判（第三次莫斯科审判）时，他们才改变立场。
　　格尔哈德．罗森瑟尔回忆起一则少为人知的事实；法国极右派的主要理论家，夏尔斯．莫拉斯，在莫斯科审判案中看到托派是德国所雇用的证据。[44]印吉尔把图哈切夫斯基犯叛国罪的故事当作真事，把它转告捷克斯拉夫总统贝尼斯。（可是戴高乐就没有被这事所骗。）在这个恶毒的、导致红军失去统帅的阴谋中，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谁在操纵谁：格柏乌在操纵纳粹秘密警察，抑是后者在操纵格柏乌、斯大林？西方知识分子的令人难以相信的盲目，在英国作家H.G.韦尔斯的事例中，最明显地显露出来。他在1929年如此地描述斯大林：“我从未遇到一位〔比他〕更直率、公正、诚实的人。没有人怕他，大家都信任他。”如果没有什么立场观点的知识分子会写出这种令人恶心的胡说八道，像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福斯特、弗林和佩里那样的“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真的忠实，或只是愤世嫉俗呢？），在斯大林死时，会称这个杀人魔王为“地球上最受爱戴、永远铭记在各地人民心中的人”（《Political Affairs》〔《政治事务》〕，1953年4月号），就不足为奇了。
　　斯大林的谋杀机器也在苏联境外试图向斯大林路线的批评者、斯大林的整肃的批评者下手。这首先发生在西班牙。POUM〔原文没有提供全名，译者的记忆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领袖安德雷斯．宁，只在先前的几个月还与西班牙共产党的代表们一起参加了西班牙的卡塔卢尼亚地区政府，几个月后却确确实实地被拷打致死。[45]许多国外革命份子被谋杀了，其中包括托洛茨基的秘书，欧文．沃尔夫。格柏乌的杀手们接着在瑞士、法国袭击。苏联在西欧的秘密警察头子伊格纳茨．赖斯，因莫斯科审判案与斯大林决裂、加入了第四国际，却在日内瓦被谋杀了。第四国际行政秘书鲁多尔夫．克莱门特被肢解的尸首被发现浮在塞纳-马恩省河上，他在被杀前正在筹备第四国际的成立大会。托洛茨基的儿子里昂．西道夫在巴黎的一间俄国诊所中，在难以理解的情况下，死去。
　　托洛茨基和西道夫两人，几乎单独地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谋杀、诽谤的运动。当托洛茨基被挪威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禁止发表意见，以致不能够揭露莫斯科审判案的谎言时，西道夫出版了他的《Livre rouge sur le proces de Moscou》〔《关于莫斯科审判案的红皮书》〕，一书，以事实反驳斯大林主义者的主要指控。[46]当时公众的反应非常少，但是这本书却可能使那些尚未向斯大林主义投降的左翼圈子，对这个政治迫害的愤恨，有了声音。这样子，就为一个暴露斯大林的谎言、挽救被诽谤、被谋杀的俄国革命领袖们的名誉的国际运动，打下了基础。地区或全国委员会在世界的许多城市中建立起来了。[47]这个国际运动的高潮，是美国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在墨西哥主持了一个探究真理的法庭。它于1937年4月17日对托洛茨基和莫斯科审判案中的其它被告们作出了它的判决：没有罪！[48]这在说英语的国家中的反应，并非无足轻重的。
　　托洛茨基在他的《Stalins Verb rechen》〔《斯大林的罪行》〕一书中总结了他对莫斯科的谎言和诽谤的反应。他对参加纽约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于1937年2月9日所组织的群众大会的六千听众的演说，到今天，仍是对这个摆样子的审判最好的暴露与解释。[49]

七

　　托洛斯基对斯大林的罪行的斗争，并不是基于个人仇恨。对托洛斯基至关重要的，是俄国革命和列宁的名誉。逻辑地说来，这样一个对“老布尔什维克”的正面攻击，意含着对革命、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判断。[50]对托洛茨基而言、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也至关重要的是在政治上保卫他的苏维埃祖国。这里所说的祖国，是照这个字的社会及民族的意义而言的。
　　托洛茨基深信，斯大林的罪行，比他自己从1923年以来的任何反对活动，更会减弱苏联和苏维埃社会。当整肃扩大到红军中的时候，当图哈却夫斯基将军被处死之后红军中的三分之二的共产党员也被斯大林处死的时候，托洛茨基确实具有“祖国在危险中！”的想法。“祖国在危险中！”这句话，是他的出名的、导致红军的组成的1918年呼吁书的标题。正如日后的事件所证明的，托洛茨基的恐惧是有充分根据的。红军领导层的瘫痪，是造成它在1941年被打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失败把苏联推到了崩溃的边缘。[51]
　　如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看看反对派、主要是左派反对派与斯大林派的“核心份子”（它的极大多数人日后也成为这个恐怖行动的受害者）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把这个恐怖行动的巨大规模考虑在内（我们重复一次：一百万共产党党员被杀害），那末这个恐怖行动的性质很像内战，就没有什么疑问了。[52]
　　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支持者不把内战解释为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把它解释为社会阶级、或者社会阶级主要部份之间的冲突。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血腥的大整肃，是该国的政治反革命的类似内战的最终阶段。托洛茨基反对这个反革命的斗争，就其历史意义而言，表达了苏联无产阶级与苏维埃官僚之间的社会——政治性的冲突。斯大林若要在这场血腥内战中取得胜利，有权力行使政权是绝对必要的。对叶佐夫丧心病狂的这种估量，也使我们对苏维埃热月反动何时开始这个问题有了一个结论。这个问题在托洛茨基心中回荡了十五年以上，他曾改变意见好几次。
　　苏维埃热月反动何时开始？答案是1923年。1990年在德国伍珀塔尔城〔恩格斯故乡〕所举行的托洛茨基论坛会上，佩切科尔金教授，因为可以看到苏联的秘密档案，就说在1923年地区的高级干部的生活水平比技术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高九倍，而中央的高级干部则高三十倍。[53]
　　对苏维埃官僚层及它的政治代理人斯大林而言，托洛茨基反对莫斯科审判案的运动，是这位红军缔造者是他们最重要的政治敌人的最后证据。在他们的眼中，这个冲突没有办法从政治上解决。它只能够用肉体上消灭托洛茨基来解决。这个要谋杀托洛茨基的决定，好几年前已经作出了，现在的急迫性更大了。[54]谋杀机器在北美洲建立起来了，因为从那里比较容易达到墨西哥。1940年8月20日，它终于成功了。[55]
　　正与许多其它案例一样，苏维埃官僚层也错误地相信行政压迫的万能。出于每个人的意料之外，包括托洛茨基的最大的敌人和最好的朋友，他的葬礼却成为一次激动人心的示威游行，表露出墨西哥人民对这位被谋杀的革命家的自发的同情。数以万计的人们哀悼他，参加他的出殡行列。它是将要来临的事情的一个迹象。他的思想和他之作为革命象征的角色永远是活生生的。在今后的年月中，他的思想将会散布，虽然一时不会达到他所预想的程度。
　　到了今天，由于Glasnost〔开放〕，苏联发生了下一个决定性的转变。托洛茨基为1937年纽约集会所写的演说包含了以下的话语：

　　对于所有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空话、而是有真正的道德生活内容的人们——前进！威胁、迫害、暴力，都不能阻止我们。我们也许会被打败，但是真理将会取得胜利。我们将会为它清除前进的障碍。它将会打赢。[56]

　　在今天这个时刻，真理的确在苏联取得胜利。莫斯科审判案的被告者已被苏联法庭的一个决定正式平反。摆样子审判案的判决已被判决为毫无根据、毫不真实。斯大林的整个谎言网络已被正式揭露。至于托洛茨基本人，当《消息报》在他被谋杀的五十周年的前夜写道，托洛茨基已经是“一位伟大、诚实的革命家，其作为〔在他191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以后的人——此句由作者所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仅次于列宁”，他在政治上是平反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为真理、特别是为关于历史的真理所作的斗争，现在被看成为争取民主化、反对这个制度的深刻危机、争取适当的政治解决方法的斗争的决定性因素。
　　托洛茨基在1937年写道：

　　人类对于应用严苛措施为伟大历史目标服务的记忆是宽宏大量的。但是历史决不饶恕一滴血，如果这滴血是为了奉献给实施专横统治、享受特权的新摩洛神而流的话。道德的感觉，会从永远相信历史惩罚将与罪恶的大小相应之中得到最大的满足。革命将会开放所有的秘密档案，评论所有的审判案，平反被诽谤者，建立被任意杀害者的纪念碑，使刽子手们的名字遗臭万年。[57]

　　在今天这个时刻，所有这些预言都已实现。没有一件事比以下的事实更能显出托洛茨基在人格上、道德上和政治上的伟大了：他预料，斯大林的杀手们将会向他下毒手，可是他在死亡前面，仍然对整个人类将会有更美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注释

[1]《四十六人的政纲》，收集在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对派的挑战（1923-25）》中，纽约1975年第397-403页。

[2] 同上书，从第64页开始。

[3]“新路线决议案”，见同上书第404-413页。

[4] 三头执政团知道得非常清楚，党内许多人，尤其是基层党员，非常反对干部机制。所以他们极为小心。季诺维也夫在革命六周年纪念日承诺要恢复（！）党内民主（《真理报》，1923年11月2日）。

[5]“全苏联党会议得出结论说，就目前的反对派的身份而言，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看见修改布尔什维主义的企图，不但看见直接背离列宁主义，而且看见清楚表达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偏向”（1924年1月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会议的决议案，收集在Robert V.Dniels的《由文件组成的共产主义史》，第一卷，伦敦1987年，第165页）。

[6]1990年3月在德国伍珀塔尔城举行的托洛茨基论坛会上，南斯拉夫历史学家Marjan Britovsek，对三头执政团在托洛茨基的新路线的问题上所施行的花招，提出了一个详细的分析。见Marjan Britovsek的《Das Dilemmata des "Neuen Kurses"》〔《“新路线”问题上的进退两难》〕，收集在Theod or Bergmann和Gert Scha fer合编的《Leo Trotsky-Kritiker und Ver-teidiger der Sovjet gesellschaft》〔《托洛茨基——苏维埃社会的批评者与保卫者》〕Mainz 1993年。

[7]斯大林篡改了莫斯科党组织的选举结果，在这次选举中，事实上反对派获得了多数。

[8]在列宁的《遗嘱》中，他指出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对党的危害。他建议应该撤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位。他也坚持主张数百位工人和农民应该进入中央委员会，但是只限于那些仍然在生产岗位上的，不要那些已经是官僚化的苏维埃机构的一部份。在这同时，他要求托洛茨基与他结成同盟，反对斯大林。见他致托洛茨基的信，收集在托洛茨基着的《我的生平》，纽约1960年，第38-40章。Moshe Lewin的《列宁的最后一次斗争》（伦敦1975年）也谈到这份遗嘱及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关系。

[9]然而，在党领导层之内，托洛茨基在“格鲁吉亚的问题”上，是捍卫他和列宁的立场的，他又是唯一主张公布列宁遗嘱的人。

[10]赖可夫斯基的“对第十二次党大会的演讲”是收集在Gas Fagan所编的《苏联1923-1930年之间的反对派选集》，伦敦1980年。

[11]《我的生平》，纽约1970年。

[12]关于民主集中派，见Robert Daniels的《革命的良知》，Harcord 1960年。

[13]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文件的片段，收集在Daniels的《由文件组成的共产主义史》。

[14]在这段时期的历史记载中，常常被人忽略的是托洛茨基的建议：工会应该训练工人替代工厂厂长来管理大企业，因为这个做法明显地是走向工人自我管理的一个步骤。这个建议得到布哈林的热烈支持。

[15]苏联工人对1923年德国革命的涨潮非常感兴趣，而且加以热烈的支持。他们对于西班牙人民的奋起抵抗法西斯政变也抱着同样的态度。Pierre Broue在他的出色的书（《Staline et la revolution - le cas espagnol》〔《斯大林与革命——西班牙事件》”〕中，对斯大林和他的帮凶们扼杀西班牙革命所用的机制，提供新的证据。

[16]许多历史学家坚持地认为，列宁本人曾使国际革命的利益臣属于俄国国家的利益，但是这种断言在实际经验中是没有根据的。这种事实真正开始发生是在1930年代，虽然它早已包含在“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中。

[17]托洛茨基指出，在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两种事例中，完全荒谬、非理性的神话能够在历史中真正起作用。

[18]见Charles Bettelheim的《Luttes de classe en URSS》〔《苏联的阶级斗争》〕，上下两卷，巴黎1972-1974。

[19]红色管弦乐团团长Leopold Trepper赞托洛茨基主义者们为唯一至死不向斯大林投降、至死不被压服的共产党员。Trepper用以下事实解释这点：他们是唯一清楚了解斯大林主义本质的人们，而斯大林的其它共产党员受害者却完全失去了士气，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了解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命运。可是图哈却夫斯基是例外。见Leopold Trepper的《大游戏》，伦敦1977年。

[20]布哈林一直到死还持有“斯大林同志”会救他的幻想。若要知道最近在苏联档案中发现的布哈林致斯大林的信函的详细记述，见Alec Nove在1994年1月21日的《New Statesman》〔《新政治家》〕上所写的文章《抱怨到最后》。

[21]这对于以戈尔巴乔夫为政治代理人的“现代技术官僚”明显地不再是事实。

[22]一个例子是M．柳京。他起初热烈地支持斯大林派反对托洛茨基主义及其它反对派组织。可是，他在1928年春天改变方向。他就没有被选进中央委员会，也失去了莫斯科地区党书记的职位。到了1930年秋天，他被开除出党。他于是组织了一个“非法的”共产主义组织，叫做苏联马列主义者同盟。他发表了一篇很长的宣言，控诉斯大林在1923-24年已经准备了“雾月十八日”。虽然这份宣言也批评托洛茨基，它却包含了一段对他的人品及他所扮演的角色非常宽宏大量的赞扬。它同时包含了对官僚体制及它的特权的严厉攻击。斯大林的反应是要求死刑。见1990年5月27日的法文版《莫斯科新闻》对柳京事件的报道。Pierre Broue对赖可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的活动发表了一连串有趣的文件（关于托洛茨基的笔记本，第52号1944年1月，第53号1944年4月）。

[23]在1927年9月27日将托洛茨基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程序中，所给的理由，不但是违反纪律（在“反苏特务”之帮忙下设立“非法印刷机构”），而且明确地是他与左派反对派的关于苏维埃热月反动、机关的堕落和“委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措施等等的观点。开除决议案的全文是由Octavio Rodriguez Araujo和Paulina Fernandez在1990年8月20日的墨西哥报纸《Perfil de la Jor nada》〔简译为《每日新闻》〕上首次在西方发表。这全文是从1927年10月1日的真理报上转载来的。

[24]“斯大林怎样打败反对派？”（1935年11月12日），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5-36年》，纽约1977年，第172、175页。

[25]引自《Leo Trotski 1879-1940. In den Augen von Zeitgenossen》〔《托洛茨基1879-1940年。在同时代的人们的眼中》〕，汉堡1979年，第112-113页。

[26]斯大林在1927年8月1日的中央委员会、中央管制委员会的全会上宣称：“这些干部只能用内战来清除”。他们不能够被党大会的自由选举所“清除”吗？在第十五次党大会上，人们（用完全非民主、非列宁主义的方式）要求反对派不但应受纪律的约束，而且要违背他们自己的信念来宣布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托洛茨基当时（1927年11月14日）已被党开除。

[27]越飞及其葬礼时的集会，见Isaac Deutscher〔伊萨克．多依彻〕的《被解除武装的先知》，牛津1970年，第380-384页。

[28]托洛茨基于1934年12月28日在他的《斯大林主义官僚层与基洛夫暗杀案》一文中写道：
　　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傻瓜上的政治骗子们才会试图把尼科拉耶夫与左派反对派连结起来，即使只是假借在1926-27年存在的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名义。共产主义青年的这个恐怖主义组织不是左派反对派培养的，而是官僚层及其内部的腐败所滋养成的。[b]个人恐怖主义就其本质而言是由里往外翻的官僚主义[/b]。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个规律不是昨天才发现的。官僚主义对群众没有信心，所以试图以它自己来代替群众。恐怖主义也是这样的；它想要群众快乐，但是不要他们参加。
　　今天，在苏联的人几乎大家都同意，基洛夫的谋杀，不是什么青年团体所组织的，而是由斯大林本人所组织的，一方面是作为这个大整肃的一个借口，另一方面是报复基洛夫在第十七次党大会上选举中央委员时所得的票数比他多。Roy Mede vedev曾报道说，卡加诺维奇在斯大林的指令下伪造了官方记录。见Roy Mede vedev的《让历史来判断》，牛津1989年，第332页。

[29] 在左派反对派领导层之内，有一个派系（普列奥勃拉仁斯基、拉狄克、斯米尔加、皮亚塔科夫）不同意这个判断。他们后来投降了斯大林。

[30]托洛茨基多年的秘书，吉恩．范．赫耶努尔特，回忆起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初讲的话：
　　一直到4月，我们还主张在除了德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改革共产党，而在德国，我们主张组织一个新党。现在，我们可以采取一个对称的立场，即是在除了苏联以外的所有国家建立新党，而在苏联仍然主张改革布尔什维克党。——吉恩．范．海耶诺特的《跟随流放中的托洛茨基，从普林基博岛到考约奥冈》，坎布里奇MA 1978年。
　　托洛茨基在1933年7月20日用Gussev〔古斯谢夫〕为笔名写了一篇文章，“不可能与马努易斯基、洛佐夫斯基等人留在同一国际了”，也主张在苏联成立一个新政党。见《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纽约1972年，从第17页开始。

[31]见Herbert Aptheker所编的《用文件组成的美国黑人史》，纽约1968年，第2卷。

[32]托洛茨基向与苏联结盟或敌对的国家的工人们建议的策略是在他的《战争与第四国际》（1934年6月10日）中。见《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315-316页。

[33]纳粹们计划在东欧实施的集体谋杀（所谓东方总计划即意味着一亿人的死亡），后来被以一种在1933年根本没有想到的方式来替这个政策辩护。

[34]托洛茨基在其《被背叛的革命》（纽约1972年）一书的第288-290页中讨论政治革命的“社会面貌”。他说：这个革命将会改变“管理经济的方法。……在工业中引进民主意味着彻底改革计划，以符合劳动者的利益。自由讨论经济问题将会减少官僚错误和曲折反复的无谓费用。……“资产阶级分配模式”将会限制在严格必需的范围之内。”见《被背叛的革命》，第289页。

[35]戈尔巴乔夫也在他的《Perestroika》〔《改革》〕一书中替这个观点辩护。社会学家Tatyana Zaslavskaya将她的书名定为《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伦敦1990年）。

[36]特别是Viktor Serge和Carter、Burnham这两位美国人从1937年开始，Schachtman从1941年开始，英国托派Tony Cliff从1947年开始。

[37]“新阶级”论最出名的支持人是南斯拉夫人Milovan Djilas〔吉拉斯〕．大家可从我〔曼德尔本人〕的《权力与金钱——论官僚层》（伦敦1992年）一书中找到对这些理论的批评。

[38]托洛茨基在1933年10月写道：
　　官僚主义继续无阻碍的发展，必定会导致经济、文化发展的停顿，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整个社会的向下滑落。但是这就不但会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崩溃，而且意味着官僚统治的结束。代替工人国家的，将不会是“社会官僚的”制度，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上文引自《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中的《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一文（第115页）。官僚层自我改良的论点得到了多依彻和Moshe Lewin的支持。托洛茨基有一个“从下面来的压力——分化，与从上面来的改革——政治革命”的辩证的交互作用的观念。我在我的《Beyond Perestroika》〔暂译为《超越了改革》〕（伦敦1989年）一书中广泛地讨论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在第12章“改革与社会运动的辩证关系”。

[39]《托洛茨基文集，1933-34年》，第118页。

[40]关于这几次整肃的深度与广度，见Medevedev的《让历史来判断》。

[41]可是，苏联人民对这个恐怖行动所显示的态度，是间接地用人道的、有时是动人的态度对待、照顾受害人的子女，如果这些孩子们没有被杀死或关禁的话。

[42]关于德国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在苏联的命运，见Hermann Weber的《Weisse Flecken in der Geschichte》〔《历史上的空白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89年。

[43]在他们中间，有英国的费边社、Sidney和Beatrice Webb、英国律师Pritt、德国作家Leon Feucht wanger、罗曼．罗兰、Henry Barbusse和Andre' Malraux等重要法国知识分子。包括ILP〔独立工党〕及（Willy Brandt的）德国SAP〔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内的左派社会主义者的伦敦局，则拒绝参加这个调查莫斯科审判案委员会。

[44]Andre' Gide〔纪德〕、Andr'e Braton和Ignacio Silone等作家是几个值得令人尊敬的例外人物。

[45]后来就有对POUM的几位领导人的审判，他们都被判处长期的徒刑。可是罪名却不是“反革命”或“与法西斯主义者合作”等等，而是准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POUM审判案的文件已被Victor Alba和Marisa Arderol所出版：《El Proce so del P.O.U.M》〔《POUM的审判》〕，巴塞罗那1989年。

[46]西道夫的《红皮书》最近已在德国出版（ISP、Verlag，（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当时挪威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的警察部门威胁托洛茨基的两位秘书范．海耶诺特和Jan Frankel说，如果他们不马上停止援助托洛茨基、离开挪威的话，就把他们抓起来交给纳粹。

[47]我在这里要讲一点我个人的故事。我是受了安特卫普的保卫托洛茨基委员会和西班牙内战的影响而开始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当时我十三岁。

[48]《里昂．托洛茨基的案件》，《对莫斯科审判案中对他的指控的听证结果的报告》，纽约1968年。

[49]《Stalins Verbrechen》〔《斯大林的罪行》〕是1937年在苏黎世首次出版。他对纽约集会的演说收集在《托洛茨基演讲集》，纽约1972年。

[50]人们能把反革命份子领导的革命想成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估计列宁的政治、组织能力，如果他的党的大多数领导人是匪徒的话？说他们到后来才变成反革命也不是理由，因为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作出结论说，他们早在1918年已从事犯罪活动。列宁当然不知道这事。要像斯大林那样的伟大人物才发现它。

[51]图哈却夫斯基可能是1930年代欧洲最好的军事战略家。他曾预测到德国的攻击计划，而且准备了正确的反应。

[52]最近苏联公布的数字指出，在1937-38年期间，恐怖行动的受害者约有四百万至四百五十万人，其中几乎有一百万人被处决。斯大林所杀害的红军高级将领的人数比以后在战地上死的，高出三倍以上。

[53]引自1990年3月11日的《Frank furter Rundschau》报。

[54]今天的苏联有很多关于暗杀托洛茨基的准备工作的文献。斯大林应负的责任在Glasnost〔开放〕前很久就被人知道。凶手在死后被授以列宁勋章，而且被埋葬在莫斯科的“官方”墓地。最近开放档案材料建议，斯大林早在1931年就亲自下令暗杀托氏，而且要格柏乌的最高级官员组织此事。

[55]见Issac Don Levine的《刺客的心态》，伦敦1959年。

[56]在《托洛茨基演讲集》中。

[57]引自《结局的开始》，收集在《托洛茨基文集1936-37年》内，纽约1970年，第3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