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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总的方法及影响
在概述马克思的主要经济理论（论题和假设）之前，有必要对他的经济分析方法做一个总的评价。
马克思与19世纪和20世纪大多数重要经济学家的区别就在于，他根本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家”。
“经济科学”不可能作为一门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完全无关的特殊科学而独立存在，这是马克思大多数经济分析的基本思想。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试图尽可能地把有关人类的各门科学统一为一门“社会科学”。
当然，在这个总的“社会科学”体系中，经济现象可以而且应该作为特殊的现象加以分析。因此，经济理论，或者说经济科学，毕竟有其特殊的范围，但这个范围仅仅是局部和相对的。
描述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最简要说法也许是把它称为解释社会经济所做的一种努力，在某种双重的意义上来说，情况也确实如此。马克思认为，没有任何永恒的经济规律会在人类史前时期和历史上的任何时代永远有效。每种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经济规律，一旦总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些规律就不再适用。马克思还认为，没有任何经济规律会脱离或孤立于人类相互之间的特定关系，即最主要的（如前文所述并非是唯一的）社会生产关系。试图把经济问题简单化为纯粹是物质的客观问题、物与物之间或物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是困惑和错误意识的表现，因为它企图把人与人的关系具体化。经济科学应设法在物与物关系的背后找到那些被隐藏着的人与人之间特定的关系，因此，与庸俗的“经济学”相比，真正的经济科学还具有消除迷惑的作用。庸俗的“经济学”把某些“东西”视为当然，而不问一问：他们真是物如其表吗？他们源于何处？其表象作何解释？背后又有什么？会导致什么结果？他们在过去（或将来）如何消失？对问题视而不见，拒不承认事实，一般来说总比乍看上去更成问题，如果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进行这样的非议，这是绝不应该的。
因此，马克思经济分析的特点是以相对主义为主导，并借助于遗传学和进化论的思想方法（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把达尔文用来做比较，虽然有时候太极端了一些）。在谈及马克思经济分析的一般方法时，也经常使用“遗传结构主义”这种说法。即使如此，人们可以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基本上是和一系列生产方式“运行规律”的发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理论研究主要围绕着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这些运行规律，而在他的实际工作中，他却指出了资本主义前和资本主义后的社会组织中的这些规律——当然是不同的规律。
马克思的社会学和人类学与他的经济分析之间的主要联系，是认为社会劳动作为一切社会组织形式所共有的人类学基本特征起着关键的作用。社会劳动可以通过迥然不同的形式加以组织，于是就产生了迥然不同的经济现象（或“事实”）。社会劳动组织的不同形式会导致不同类型的经济机构和原动力，他们遵循完全不同的法则（即服从完全不同的“运行规律”）。
一切人类社会都必须确保满足某些基本的需求，以便使自己能够生存和繁衍。因此，在被社会所认可的需求之间，即现时的消费和现时的生产之间，必须建立起某种平衡。可是，这种抽象的词句并没有能让我们知道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组织社会劳动的具体办法。
社会可以把一切个人劳动认可为直接社会劳动。事实上，无数原始部落和村社中就是这种情况，现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场里亦如此。组织直接社会劳动可以采用专制或民主的办法，可以通过习俗和迷信，也可以设法把先进的科学运用于经济组织；但直接社会劳动之所以一直是直接得到认可的社会劳动，其原因在于它建立在生产者事先被指派去做各自特定的工作这一基础之上（再者，不论这种分配采用何种形式，不管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是专制的还是仅仅通过习俗等等）。
但是，当有关工作指派（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资源配置）的社会决策被分散到各自为政的不同单位之后——从经济学的意义而不一定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这是生产方式私人控制（占有）的结果——社会劳动也会分散为个体劳动，而个体劳动并不会自动被认可为社会必要劳动（其费用也不会自动得到社会的补偿）。于是，个体生产者必须交换其部分或全部产品以满足自己某些或全部基本需求，这些新产品就变成了商品，经济就变成了（部分的或总体的）市场经济。生产者（或占有者）只有通过测算其产品的销售量才能确定他本人个体劳动的消费有多大部分被认可以及有多大部分未被认可为社会劳动（即得到补偿）。
即使我们使用“直接社会劳动”、“个体劳动”和“社会认可的社会劳动”这一类简单的办法进行分析，我们也得费相当的力气把种种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加以概括，以了解他们与经济分析的关系。在一切科学分析中，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情况都是如此。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中所提出来的经济分析，并没有拥有特别多的读者；然而，身处这种境况的科学家为数并不多。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完全不是由于作者生来就鲜为人知，而是与这种科学分析的本质有很大的关系。
马克思经济著作的读者相对来说比较少（《资本论》第一个英译简装本直到1974年才问世），这与马克思在科学上的严谨性有关系，因为马克思努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种种现象进行系统而又全面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对许多人来说并不熟悉，他在政治与历史方面的论述的影响却越来越大。随着工人阶级独立的群众党派的产生，其中越来越多的党派宣称自己是受到马克思的指引或影响，至少在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期间，即1890年至1940年的这半个世纪中是如此。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国家声称他们的政策和宪法是以马克思提出的概念为基础的（这样做是否合法，这当然是另一回事）。但是，上述事实足以证明马克思对当代社会和政治发展（无论是进化论的还是革命的）有着重大的影响。
同样，马克思对社会科学（包括经院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影响远远不止于他的著作已被普遍接受甚至充分了解。他在著作中反复论述的一些有关历史唯物主义和经济分析的主要思想，几乎已成为套语，例如，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即使不能决定也必然会影响政治斗争；历史进化与物质条件的重要变化互相关联，经济危机（“经济周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等等。在整个19世纪，一直到至少是20世纪20年代，那些主要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上述思想的正确性都曾竭力加以否定。只要注意到这一现象，就足以了解马克思对当代总的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多么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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