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对斯大林主义的新认识

　　本章提要 曼德尔从批判法共理论家让·艾伦斯坦所写的《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历史》一书着手，进一步探讨了斯大林主义产生的根源及解决办法。
　　艾伦斯坦极力把“斯大林主义现象”限制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认为斯大林主义是通过暴力手段建设社会主义，是“环境的产物”，诸如俄国的落后，外国侵略的威胁，工业化的迫切需要，小农占优势，民主传统的缺乏等等，简而言之，是由于客观环境和具体的历史条件造成的。曼德尔认为艾伦斯坦在这里是由主观主义陷入了客观主义的解释，是违反唯物主义的。
　　曼德尔指出，社会主义在苏联没有取得胜利。苏联官僚集团蜕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这一过渡时期的社会矛盾。斯大林主义代表了这一官僚集团的特权利益。因此，他认为非斯大林化运动不可能用自上而下地取消垄断权力和特权的方法来解决。在苏联，如果不经历一次政治革命，是不会有社会主义民主的。

——译者

　　在欧洲所有重要的共产党中，法国共产党在非斯大林化的过程中踌躇得最久。这与莫里斯·多列士的传统有关，因为这位书记早就自豪地把“斯大林主义者”这个标签当作“荣誉奖章”来佩戴了[1]。但是，在思想领域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也如同在历史的其它一切领域里一样，起着支配作用。让·爱伦斯坦在他写的《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历史》一书中，对斯大林主义的批评，已经超出了原来意大利、比利时、英国和瑞典共产党对它的批评，更不用说葡萄牙和西德共产党对它的批评了。

　　爱伦斯坦（顺便说一下，他是四卷集苏联历史[2]的作者，而此书却只字未提“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出发点，是批判用“个人迷信”这一众所周知有缺陷的概念来“解释”“违反社会主义法治的行为”，这种行为曾使数百万人丧失了生命，其中的共产党员可能比希特勒所屠杀的还要多。他解释说，在本质上，“个人迷信”毕竟是一种主观现象：斯大林的个性、他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中所占的份量、他的个人独裁、以及他建立和巩固这种独裁的方法等等。

　　共产党自己党内的许多知名人士，都已经正确地指责了这种解释的不科学性，及其深刻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性质。许多反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流派，首先是第四国际，早在1956年2月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时就已经提出过这一点。

　　而爱伦斯坦的书，是要努力超越这种对历史的主观主义解释，并寻求一种比较符合唯物主义的、将“斯大林主义的现象”置于整个历史环境中来考虑的解释。然而，这里立刻产生了一个矛盾。当爱伦斯坦用“斯大林主义现象”来代替“个人迷信”时，他是否陷入了他自己所批判的那种错误呢？事实上，在他这本书中，斯大林的个性始终占着决定性的份量。爱伦斯坦竭力解释以下这些现象是怎样出现并盛行起来的：如窒息党内和共产国际内的民主，秘密警察（国家政治保安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社会中所占的份量不断增长，把大规模的恐怖行为当作“解释”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的方法，斯大林在整个苏联社会中发起的接二连三的清洗运动和灭绝运动。但是，他在做出最后分析时，还是回到这同一个出发点：斯大林为什么要采取这些手段？或者换句话说（不过区别不大），为什么那已经和国家的中央领导合为一体的、并日益集中于由其“最忠实的助手”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所支持的斯大林一身的党中央领导，要采取这些手段？这样，我们几乎还是没有摆脱主观主义的束缚。

　　这种方法论上的错误所引起的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也有可能，这些后果与作者的动机有关，与他选择这种方法而不选择另一种方法的原因有关，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是别有用心。

　　如果人们使用“斯大林主义现象”这个提法，他们就可以继续把苏联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并把这种“蜕变”当作某种侵入“社会主义世界”的现象，而不是当作其本身体制的必然产物。因此，人们就可以一面攻击斯大林主义，一面又与苏联和它的现任领导保持特殊的联系。人们就可以不顾一切事实继续期待由上而下地实行非斯大林主义化，期待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自己动手对其统治进行改革。人们就可以坚信，一党制在苏联的今天是不可避免的——“苏联的一党制，是一个我们研究过的，并且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所造成的必然事实。政治民主只能在唯一的政党领导这个现实的基础上发展”（第243页）[3]——而同时仍然认为斯大林主义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而且还认为，在苏联斯大林主义的“残余”已经很少了，这些“残余”尽管令人不快，但已越来越无关紧要。然而，这种一党制显然不适合“法国色彩的社会主义”。

　　采取这种立场，对乔治·马歇的班子完全适合，这是一目了然的。马歇正在走越来越难走的钢丝，以极力在法国显示出一个超级民主人士的样子，同时又拒绝在批判苏联官僚独裁制度的方面走得太远，以便不与东方的“兄弟党”们彻底决裂。但是，这条钢丝不能永远走下去，这一点也是很明显的。爱伦斯坦采取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圣地亚哥·卡里略则走得要远得多[4]。在爱伦斯坦朝正统斯大林主义大本营放了一枪的地方，卡里略则投掷了一枚炸弹。

　　爱伦斯坦的分析还是没能完全克服主观主义，结果，他仍然是一个直接从斯大林那里沿袭下来的彻头彻尾的概念化的神学的俘虏。经过反复验证，这种概念化的神学在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面前已暴露出其修正主义的嘴脸来了。爱伦斯坦仅仅把社会主义看作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消灭，而不把它也看作是各社会阶级的消失。他认为，在社会条件下，市场和货币范畴的继续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与其相反的马克思的观点却被当作“空想”被抛到九霄云外。他还认为，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依然存在，所以国家也存在。而且，爱伦斯坦还盲目地重复斯大林的论点，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的继续存在是由于“外国敌人”的压力。然而，对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团结和技术上比周围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无阶级社会来说，完全没有必要设置一个专门镇压本国人民的机器，来抵御外国敌人。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正是这样一个镇压机器。

　　一旦我们承认，在苏联，社会主义还根本没有实现，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还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中，社会上的阶级和国家依然存在，市场范畴也依然存在，至少是局部存在，这些矛盾就迎刃而解了。官僚主义蜕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个过渡社会产生的矛盾，而不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这恰恰是爱伦斯坦必须正视，而他未能解决的理论上的主要难题：怎么能把“斯大林主义现象”基本上限制在上层建筑的领域里呢？

　　我们可以假定，当爱伦斯坦在预先答复批评他的人时[5]提到,同一个社会基础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上层建筑——完全不同的思想体制、国家和政府的形式的时候（虽然这一切都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他是正确的。

　　这样，同一个资本主义基础产生了象纳粹第三帝国、魏玛共和国、波恩共和国这些截然不同的国家形式，产生了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和亚利安人至上这些完全不同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者没有理由去推测，对于一个既定的社会基础——即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基础——来说，“绝不可能”产生出象堪称楷模的工人民主制和斯大林主义的极权制度这样截然不同的上层建筑。

　　然而，当爱伦斯坦声称：“了解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关键，在于研究国家”的时候，他这一步走得则过头了（230页）。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与事实也不相符（在他自己的书中，这些事实有的已被揭示，有的则仍然被掩盖着）。

　　归根结底，由同一个社会基础产生出的各种不同的上层建筑，是由基础本身的矛盾和变化所决定的。关于上层建筑的答案是决不能从上层建筑本身中找到的；如果指望这种答案能从上层建筑中找到，就是背弃了历史唯物主义。从魏玛共和国向纳粹专政的过渡不能仅仅被解释为，或基本解释为一种政治现象。它还有着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

　　就事实而言，它们使我们懂得，绝不能只把“斯大林主义现象”说成是国家恐怖政策、一人独裁、权力无限的警察或思想上的教条主义这一类上层建筑的现象。这些现象与所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关系中的现象以及生产关系中的现象显然是不可分割的：生产者不能享有自治权；人民缺乏自己进行管理的权力，或者不能控制政治和经济的管理系统；官僚主义的集中计划；由国家对社会剩余产品任意挪用和分配，而完全不受生产者的监督；所有工厂中的一长制；工人等级制的保存；确保官吏们享有特权，而使一大部分无产者整天担惊受怕的计件工资的报酬制度。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主张这一切现象的答案只有在国家和社会上层建筑中去寻找，而无需用唯物主义去寻求它的答案呢？

　　爱伦斯坦对苏联历史的解释中未克服主观主义的另一后果，是一种思想看法上的危险倾向，即认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所犯的这样或那样的“过错”应对斯大林主义“负主要责任”。在过去，苏大林主义和列宁主义是在积极的意义上相提并论的。而现在，对斯大林主义中一切应受谴责的“根源”，都要追溯到十月革命本身。爱伦斯坦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这一点，但是他十分强调早在1921年的肃反委员会的巨大作用，他还十分强调，那一年“成立了一大批机关、组织、机构，并且，一直到产生它们的必要性和条件已经消失之后，它们还继续存在”（第25页）。他在结论中又重提这一观点（第230页）。他写道：“专政是一把双刃剑。”专政是不可缺少的，但又是产生斯大林主义的根源。

　　这种辩解纯属陈腐之见，是枉费唇舌。假定官僚集团一开始就不存在，那它就无从大权独揽。假定国家在一开始并不存在，那它就无从发生蜕化变质。这种推理不能令人信服。照此，那么人们也同样可以说，假定当初德国不曾举行普选，希特里就永远也得不到一千二百万张选票。但是，难道人们会由此得出结论，说纳粹的“根源”应上溯到普选，说如果没有普选就不会有法西斯主义吗？

　　而共产党和十月革命的反对者所提出的真正问题，其中也是爱伦斯坦没有做出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必然导致官僚集团的专政，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反对反革命恐怖的紧急措施是否必然会导致斯大林主义恐怖，以及斯大林主义是否是列宁主义的必然产物。对这个问题，我们回答说，“不是，一万个不是”。这个问题所根据的，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对1917年以来在俄国以及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所有事件的逻辑严谨的解释，它主要是根据爱伦斯坦自己的书中也提到的一个历史事实：为了建立起自己的个人独裁，斯大林必须从肉体上消灭列宁的党。如果我们说，后者产生了斯大林主义，那只是好比在说生命产生了死亡：作为它自己的否定。

从主观主义到客观主义

　　有趣的是，爱伦斯坦未能克服对“斯大林主义现象”的主观主义解释的影响，竟使他把基本上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与通篇“客观主义的”解释结合了起来。斯大林主义被他说成是“环境的产物”：俄国不开化的过去；外国侵略的压力（或者说侵略的威胁）；国家需要强行实现工业化；农民在俄国社会的比重；无产阶级在数量上和文化上的弱势；以及民主传统的缺乏。于是由这一切得出了一个著名的信条：“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政策之中诞生的……同时，也采用了极权主义的方法”（第88页）。斯大林“发展了社会主义，尽管他是使用暴政的方式来进行的”（第116页）。第一次使用这信条的是德国的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6]，后来伊萨克·多伊切尔把它部分接受过来，现在这个观点则被全体欧洲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所利用。布兰德勒甚至曾说得更简单扼要：斯大林主义就是通过野蛮手段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归根结底，这种辩解包含着这样一个原则：社会主义等于建设一种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以及该经济所带来的所有文明后果）。如果这个定义能被接受，其余一切就都会顺理成章了。但是这个定义是错误的，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定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必要的，但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即，这不是无阶级社会的唯一的前提条件。还有许多补充的前提条件也是非常必要的：生产关系中的革命；劳动群众觉悟水平、自信心和自治能力的提高；移风易俗，改造文化；生产者个性的发展成熟；生活条件的逐步平等化，以及接触世界范围内的知识和文化的机会逐渐平等化。

　　根据这一点，野蛮的手段非但没有使社会主义目标更接近，反倒使它更遥远了。对马克思主义来说，“通过野蛮手段建设社会主义”的公式就象“学会截去左手以后弹钢琴”一样，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是十分荒诞的。

　　这种客观主义的、宿命论的和强词夺理的解释（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被斯大林所吸引，是因为我们看到社会主义的成就，因而对野蛮手段视而不见）的经验主义弱点，在于它不着边际。把这种解释用于具体事实的时候，它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共产国际使得希特勒获得权力的政策，难道是“俄国客观环境的产物”吗？这个政策是否是“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必不可免的？强制推行集体化是必不可免的吗？它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吗？对官僚主义的中央集中计划，以及工厂的一长制和单独核算制所带来的惊人的物质资源的浪费，究竟应该如何解释？难道这就是“俄国野蛮的过去”所带来的后果吗？它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吗？这类问题还可以列举许多。在解释苏联所发生的一切时，客观主义的解释并不比主观主义的解释强些。这两种解释几乎都不能使我们超出一般的观察水平。

对“斯大林主义现象”进行解释的社会关键

　　只要我们在这些辩解所组成的链条中，增加一个决定性的中间环节，这一切不足之处和矛盾的地方就将烟消云散：一切斯大林主义的“偏差”、“错误”和“罪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迎合一种社会力量的利益，这股社会力量，就是苏联官僚集团。

　　斯大林主义既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畸形发展”，又非“用野蛮手段建设社会主义”的“极权主义制度和作法”的总和。斯大林主义，是在一个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社会中，确保苏联官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并保护其特权的一切政治制度、统治机构、管理和计划方法的总和。这才是对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唯一解释，只有这种解释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才能说明这种现象的互相矛盾的各个方面的总和。[7]

　　爱伦斯坦并不否认苏联的“官僚主义现象”。他甚至偶尔也谈及“官僚集团”（详见第92－93页）。但总地说来，在解释苏联的蜕变时，他没有给予它以应有的重视。相反，他得出了一种廉价的双关论法，对爱伦斯坦这样博学的人来说，这不能说不是别有用心的[8]。他说：官僚集团是一个阶级，不然它就不是一个社会阶层（第198－200页）。他甚至完全否认官吏和官僚之间的同一性（第200页），并把官僚制度降低到只是“耍官僚”（这是斯大林自己创造的概念）。换句话说，他又一次陷入了一个主观主义的解释：“斯大林主义现象确实是官僚主义性质的，但这意味着官僚所起的作用支配着群众所起的作用，行政措施支配着经济动机”（第200页）。不，官僚集团实在是一个概念明确的团体：一切垄断苏联行政管理权力的人，据此而享有极大特权的人，以及拼命捍卫这一垄断地位和特权的人。

　　这个官僚集团的确不是一个阶级。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的解释，不仅仅只是包括社会阶级这一个概念。除此之外，还有社会阶级的派别，还有社会阶层。此外还有等级。而官僚集团恰恰属于这一范畴，正象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文牍主义者和官员们以另一种方式也属于这一范畴一样。

　　我们认为，官僚集团的社会范畴，是解释和理解“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关键。因为，一旦我们用它来分析1923年以来苏联发生的演变，我们就能了解，苏联经济政策和国际政策的巨大反复，蜕化变质的苏联国家机构（无产阶级专政蜕变为斯大林的暴君独裁，以后又蜕变为集体独裁）的总特征，都是在迎合这一已经固定下来的阶层的社会利益，在迎合这一阶层充满矛盾的天性和状况的。

　　于是我们也能了解，为什么非斯大林主义化运动不是也不可能是“官僚集团的自我改革”，也不可能是自上而下地取消它对权力的垄断和特权，这个运动，只不过是改变它的统治手法，以便于适应发生了变化的主、客观条件。因此我们就会懂得，在苏联，如果不经历一次政治革命，是不会有社会主义民主的。

　　这一切，便是“托洛茨基主义”。爱伦斯坦的著作通篇浸透了陈旧的反托洛茨基主义论调，这是他直接从他那个斯大林主义者的过去保留下来的[9]。然而，如不从托洛茨基主义那里吸取力量，就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斯大林主义现象”。

[1] 因此，直到多列士逝世前，每当他提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时，他总是说：“所谓的赫鲁晓夫的报告”。西蒙·西尼奥蕾在她激动人心的回忆录中（《如今的怀念已非昔日之怀念》，巴黎，1976年，第152—159，163—173，209—211页），揭示了这场与历史捉迷藏的游戏所导致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矛盾。她记述了1956年11—12月她的莫斯科之行的筹备、在此行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以及此行后接踵发生的事件。在莫斯科，她和苏共领导人举行了一次会议，其中有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长时间同她谈论他“所谓的报告”。——作者注

[2] 让·爱伦斯坦：《苏联历史》，巴黎。——作者注

[3] 所有提到爱伦斯坦的书的地方都是援引自爱伦斯坦：《斯大林主义现象的历史》，巴黎，1975年。——作者注

[4] 见本书第五章，这一章是专门分析圣地亚哥·卡里略的著作《“欧洲共产主义”与国家》的。 ——作者注

[5] 尤其是西德共产党的主要理论家施泰格尔瓦尔德教授，在1977年9月一期的《马克思主义报》上发表了批判爱伦斯坦这本书的长篇文章。——作者注

[6] 海恩里克·布兰德勒是德国共产党右翼的政治领导人，奥古斯特·塔尔海默是该党右翼主要理论家。这个右翼于1922—1923年期间领导该党。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失败以后，布兰德勒分子被撤离领导岗位，并于1928年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在三十年代他们一直是一支国际反对派，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他们在德国一直是一些独立的共产主义反对派。对斯大林采取非常调和的态度，从来是他们的一大特色。（他们甚至赞成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会！）布兰德勒对伊萨克·多伊切尔有一些影响。最后一个还活着的布兰德勒分子，是我们的朋友沃尔夫岗·阿本德罗兹教授。他热情地为爱伦斯坦的书的出版而欢呼，是不足为奇的。——作者注

[7] 这种思想在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和他论苏联的其它著作中，在第四国际的文件中，以及本人的许多著作中（尤其是在《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社会的十篇论文》中），有详尽的发挥。——作者注

[8] 爱伦斯坦反驳那些主张官僚集团是一个阶级的“托洛茨基分子”，他特别提到了雅姆·比尔勒阿姆和布律诺·里齐的话。但是，他忘记了补充说这些作者是背离了托洛茨基来提出这一论点的。要是根据这种逻辑，那么人们也可以断言，新官僚阶级这个论点是“斯大林主义分子”米洛凡·吉拉斯提出来的。——作者注

[9] 例如，请看第96页，在这里，爱伦斯坦想利用托洛茨基来反对1975年的托洛茨基主义，后者“以反苏维埃主义的、倒退的和教条的战略为其明显特征”。爱伦斯坦之类的前斯大林主义分子在谈到托洛茨基主义者时，特别地不知羞耻，他们几十年来对托洛茨基主义者造谣中伤，想把他们送到古拉格（古拉格群岛是苏联关押持不同政见者的集中营——译者注）而后快。而现在，他们又摇身一变，以致要让他们以前的受害者来和杀害自己的人一起分担责任。而《红色管弦乐队》的英雄利奥波尔德·特雷帕尔的体面一些的评论，又更值多少钱呢？他在自传中写道：“但是，当时谁提过抗议？谁站出来大声疾呼，表示过憎恶？只有托洛茨基主义者配享有这种荣誉。托洛茨基主义者，象他们那位因为倔强而挨了一斧头的领导人托洛茨基一样，最彻底地反对斯大林主义，而且他们是孤军奋战。在大清洗的时期，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只能在荒凉的冰原上喊出他们的反抗，人们把他们抛在那里，是为了以较高明的手段来消灭他们。他们在集中营的表现很有尊严，甚至堪称楷模。但是，他们的呼声却消失在西伯利亚的苔原上。
　　“如今，托洛茨基分子有权利谴责那些过去为虎作伥的人。但是他们别忘了，他们与我们相比，他们占着很大的便宜。因为他们有一个严密的政治体系，他们可以用它来代替斯大林主义，在深深痛悼被背叛了的革命的时候，他们可以依附于这个体系。他们没有‘认罪’，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认罪对党、对社会主义都没有好处”。（利奥波尔德·特雷帕尔：《大赌注》，巴黎，1975年，第64页）。——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