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从斯大林主义到欧洲共产主义
第二章 欧洲共产主义的三个方面
本章提要 这一章论述了三个问题：欧洲共产主义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欧洲共产主义与苏联官僚集团；欧洲共产主义与西欧工人阶级。
曼德尔认为，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欧洲共产主义首次表明西欧共产党向右转已成定局。西欧各主要共产党纷纷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与本国资产阶级密切合作。它们通过参加政府，支持资产阶级改造国家和经济等方法，挽救了欧洲资本主义，实际上是牺牲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它们这样做不只是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更主要的是想冲破它们在国内政治上和议会中的孤立局面，以便实行渐进的民主化。这种避免与资产阶级全面较量的做法，实际上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
由于欧共领导人对苏共国内外政策的批评，由于目前在东欧和苏联出现了要求政治多元化和民主化、自由化的趋势，欧洲共产主义就构成了可供选择的一种政治统治形式。欧共在苏联官僚机构中打开了一个缺口，进一步加深了斯大林主义危机，促进了东欧朝着推翻官僚集团的政治革命方向发展。
然而，欧共只是含糊地提出“政治多元化”，“社会主义民主”的口号，没有指出苏联官僚集团在本质上是一个特权的社会阶层（斯大林正是建立在官僚集团这个社会基础上的），因而未能科学地说明东欧通过革命斗争打破官僚集团垄断权利的斗争前景。
同时，欧共对苏联官僚集团的批评，客观上为工人民主开辟了广阔场所，势必导致工人群众对欧共自己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这是欧共自身的危机。它已经引起了某些西欧共产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分化。欧共提出的改良主义策略根本不可能实现。欧洲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个中转站。真正的共产党人，除了选择列宁主义和第四国际的道路外，没有别的出路。
——译者
欧洲共产主义与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
欧洲共产主义最主要的特点在于，它把自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西欧各国共产党向右翼的转化变成了一整套纲领。由于这种转化，西欧共产党采取了一种不断加强同它们本国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只有1939年9月至1941年春以及朝鲜战争时期除外。
从这个角度来看，法国共产党最近召开的那次代表大会，象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瑞典和比利时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一样，可以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格尔利次代表大会的翻版。长期以来，改良主义的日常实践与正式的正统纲领（过去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当今那些斯大林主义共产党所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最后制定出了适合于这些日常实践的纲领。于是，修正主义的理论就这样正式问世了。
这是否意味着，由于西欧各国共产党的新改良主义的行径被明确定为一整套正式纲领，他们的实践就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呢？显然，这些党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阶级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共产党通过参加政府、使游击队解除武装、积极支持重建资产阶级国家即资产阶级镇压机器（甚至在殖民战争条件下也是如此）、重建资本主义经济等方法，在法国和意大利拯救了资本主义制度，正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党在中欧拯救了资本主义一样。早在1936－1938年西班牙共和国时，共产党领导集团反对革命的作用就有所显露。当时，执行这种政策还是打着“捍卫苏联”的名义。如今，它们已公开地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理论。然而，这样做在实践上会引起任何改变吗？
为了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懂得，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蜕变为改良主义的组织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突然事件。日常的实践、正统的理论（干部就是受这种理论教育的）、吸收新党员的方式、阶级斗争的客观影响以及党的领导成员、干部和积极分子看待他们自己的方式，所有这一切错综复杂的因素，都在这一过程中起着作用。这些因素既不能被看作是相互独立的，也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同一的整体。
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转而实行人民阵线政策时，西欧各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一般都加入这个党，尽管它实行的是改良主义政策。因为这些积极分子把这个党和十月革命、苏联一样，看作是革命的化身。今天情况则越来越不同了。过去这些党的干部们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在策略上的多变是有准备的（每隔三、四年改变一次策略）。而西欧共产党现在的干部，除极少数外，二十或二十五年来一直在实行地地道道的改良主义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新改良主义的形成标志着这些党向右的方面转化的一个新的、重要的阶段。
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完全意识到了这些变化。资产阶级并不为欧洲共产党参加政府的前景所陶醉，至少在他们尚未面临爆炸性的革命危机时是如此。在根本上，资产阶级对这些共产党的怀疑超过对社会民主党的怀疑。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到发生了某些变化。关于这一点，一位主张冷战的思想界权威乔治·凯南在一次电视讲话中说得很明白，这次讲话发表在1977年1月20日的《纽约书评》上。他说：“今天，当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的问题提上日程时，我们所要对付的党远非1947年的那些党了。”
多年来我们一直使用西欧各国共产党的渐进的社会民主化这个概念。进来的发展变化完全证实了这种判断。然而，正如我们所说，这里所指的是一个过程。即使这些西欧共产党不但拥护资产阶级议会民主，而且还拥护资产阶级警察（和古典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它们仍旧与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保持者特殊的联系。虽然这些党对苏联官僚集团的国内政策提出种种批评，它们与这个官僚集团的关系毕竟不同于那些社会民主党与这个集团的关系。它们与国际帝国主义（美国的、欧洲的和日本的帝国主义）的关系，也根本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与帝国主义的关系。
从另一方面看，无论苏联官僚集团还是国际资本主义，都继续把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区别对待。
在渐进的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中，西欧共产党还不敢走得太远，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党庞大的官僚机构还要顾忌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利益。这种官僚集团的存在，是由于它本身的特性造成的，而这种特性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特殊关系”也是紧密联系着的。的确，1977年秋，法国共产党的领导向社会民主党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势，恰恰是为了维护这种特性，也是为了在工厂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中维护其统治的地位。
一旦社会民主化的过程终于大功告成的话，使这些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分开存在的基础就将消失。今天共产党的大部分领导人（现在还）不想冒这种风险，他们也无能力这样做。还有许多其它因素，使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在当前仍受到局限，诸如传统、现存的物质纽带、共产党通过保存它们的历史特性使自己在工人阶级好斗分子心目中所占的比社会党优越的地位、以及许多党员和同情者参加比共产党更左倾的组织的危险。
然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欧洲共产主义不只是简单地把西欧大多数共产党的（进一步）向右转化肯定了下来。它还标志着一种在崭新的，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条件下的向右转化。首先，这种转化发生在南欧群众性斗争兴起并时常出现高潮的时期，这个时期已接近革命前夕和发生革命的形势。在这些条件下，如改变立场，去完全支持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和阶级合作，甚至与大资产阶级合作（如在意大利），就标志着比以前更明显、更公开地转向阶级背叛。1977年春意大利所发生的事件便证实了这一点。欧洲共产主义者，象1914年后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在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调和的祭坛上不仅被迫奉献出革命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奉献出雇佣劳动者的生活利益（“为了不惜代价地避免一次力量的较量”）。
如果要防止有人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和镇压机器，甚至在违背大多数人民主地表达出来的愿望的情况下，不惜用最血腥的暴力手段来维护私有财产，就必须砸碎这些机器。这就是欧洲共产主义者们未能从智利经验中吸取的教训。相反，社会民主党过去的一句“格言”却被重申了：避免同资产阶级进行全面的力量较量。当在革命前夕或革命到来的形势下，阶级矛盾激化和政治力量发生两极分化，导致了这种力量较量时，由这个“格言”得出的政治上的结论十分简单：停止动员工人，即使这样做会分裂劳动者，并且会使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发生涣散。这样一条路线如果贯彻成功的话，只能使反革命得逞。
另一方面，促使欧洲共产主义者向右转的起决定作用的动机是不再无条件地适应苏联外交的迫切需要（即适应苏联官僚集团的利益），如同在1935年或在纳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时所发生的那样。这一次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力图冲破在国内政治上与世隔绝的局面，克服在议会中的孤立，并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因此，欧洲共产主义向右转，决不是响应莫斯科几乎在同一时间向不同国家发出的号令。这种转变在意大利、瑞典、法国、西班牙和英国等国相隔数年。这清楚地表明，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本国因素，而不是国际因素。
当然，从本质上讲，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向右转化并没有给克里姆林宫带来什么麻烦。它正符合“和平共处”和“缓和”的政策，即维持在雅尔塔和波茨坦建立起来的，国际资本和苏联官僚集团在欧洲的势力范围的政策。然而，苏联官僚集团和东欧卫星国的官僚集团对这种转化仍感到担心，即使不是抱有公然敌意的话。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没有一条原因是由于勃列日涅夫及其伙伴们“忠于无产阶级专政”。
其原因之一是，欧洲共产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不是为了帮助克里姆林宫实行它的某些外交策略，而是完全出于选举和议会机会主义的需要，即出于逐渐与资产阶级社会以及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一体化的需要。因此，有朝一日苏联和西欧帝国主义者发生冲突时，他们也许会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反对苏联。
目前，人们只能猜测这种事是否会发生。现在事态的发展程度，尚不足以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做出“是”或“不是”的回答。但是，在西欧国内政治中失去任何有价值的政治工具，对莫斯科都将是一个严重挫折。现在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这种危险是存在的，起码是潜伏着的。
托洛茨基1938年就预见到了这种挫折，尽管他对事态发展的时间的估计有些差错。他在一篇题为《慕尼黑，最后的警告》一文中，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的演化作了下列评论。这些评论应作为了解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托洛茨基写道：
“至于前共产国际，确切地讲，它的社会基础是具有双重性的。一方面，共产国际依靠克里姆林宫的津贴维持，服从它的命令。在这方面，每一个共产国际的官僚都是苏联官僚集团的小兄弟和属臣。另一方面，前共产国际的各种机构和社会党一样，都靠着同样的收入来周济，即靠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来周济。这些共产党近几年来的成长，它们对小资产阶级队伍的渗透，以及他们在国家机关、工会、议会和市政府等部门所获得的职位，都使得它们以牺牲自己对克里姆林宫的传统依赖为代价，大大地加强了对它们本国帝国主义的依赖。
“十年前有人预言，社会主义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必然导致共产国际各支部中民族主义倾向的增长……今天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预言，一个新的阶段即将开始。帝国主义对抗的增长、战争危险的明显逼近以及同样明显的苏联的孤立，势必要增强共产国际中民族主义的离心倾向。每个支部将开始独自制定自己的爱国主义的政策。斯大林一直在调解帝国主义民主国家的共产党和它们本国资产阶级的关系。但是，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过去了。而波拿巴主义开始起着拉皮条的作用。从今以后，共产沙文主义者将不得不顾顾自己了，他们的利益决不总是与‘保卫苏联’相一致的”(列夫·托洛茨基文集，1938－1939年，纽约，第70－71页)。
欧洲共产主义与苏联官僚集团
克里姆林宫对欧洲共产主义者们与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未来的关系是表示担心的。但是，比这更重要的，却是它害怕和敌视欧洲共产主义者对于苏联官僚集团的最过火的镇压行为所进行的小心翼翼的批评。如，谴责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谴责在苏联将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医院”；谴责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侵犯；支持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比较谨慎地抗议对波兰罢工的镇压；语气缓和地责备将沃尔夫·比尔曼驱逐出东德和取消他的国籍。
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1948年以来斯大林主义的危机时不断强调的，而批评苏联领导集团的其它流派还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的一种现象：苏联官僚集团没有割断它与国际工人运动的纽带，因而也没有割断它与国际工人阶级的纽带。所以，在苏联（或人民民主国家）以外的共产党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在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的内部引起反响。在特定条件下，这些影响可能会损坏、甚至会明显地威胁苏联官僚集团统治的稳定。
在东欧和苏联，欧洲共产主义者们关于政治多元化和民主自由的主张之所以被人们热烈地接受，不是因为这些主张有助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而是因为这些主张被看作是一种可以替换当前东欧和苏联的政治统治的模式（即替换工人国家的模式）。从克里姆林宫的观点看来，这其中蕴藏着欧洲共产主义巨大的客观上的爆炸性潜力。
当卡特号召在苏联保障人权，或索尔仁尼琴诋毁十月革命时，只能对苏联官僚集团的国内政策有利。这种作法，使它能用下面两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来麻痹本国工人阶级：或是宣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批失业，或是加强官僚集团的权利垄断。但是当贝林格、卡里略和马歇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多元化”辩护时，那就对克里姆林宫极为不利了。克里姆林宫或者必须解释说，资本主义世界大的共产党已经跨越到帝国主义阵营，或者必须承认，工人阶级可以在斯大林主义的统治形式和斯大林主义后的统治形式之间进行选择。任何一种作法都将削弱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权威，并将明显地使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内的反对派有更大的周旋余地。从这一点来看，可以断言，欧洲共产主义在国际斯大林主义集团中打开了一条很深的缺口，并且加深了这个集团的危机，尤其是在这个集团与苏联以及人民民主国家广大群众的关系方面。因此，欧洲共产主义促进了东欧朝一场政治革命的方向发展。
那么，如果我们又同时断言，说欧洲共产主义主要标志着向右的演化，标志着对西欧社会民主党和小资产阶级的迎合，并部分地是对大资产阶级的迎合，是否是自相矛盾？为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只要以另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就足够了：为什么西欧共产党现在对苏联官僚集团在国内的镇压行为的批评有增无减（虽然批评得还很不够）？这是否主要是企图博得西方资产阶级的好感，企图挤进资产阶级的“沙龙社会”？这样解释问题就过于简单了。
我们已经说过，前几年欧洲共产主义者策略的转变的主要原因与选举政策有关：他们的目的是要克服他们与选民（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工会同情者）之间的某种障碍。从这一点看来，欧洲共产主义者批评苏联官僚集团的镇压政策，决不是为了获得资产阶级或“中上层阶级”的选票。他们这种机会主义的选举政策，是针对工人阶级和一些下层小资产阶级的。正是在这些人中，那些最强大的共产党（尤其是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可以指望通过他们，使欧洲共产主义取得最大的成功。换句话说：对苏联官僚集团有增无减的批评，主要是对西欧工人阶级本身的让步，而不是对资产阶级的让步。
人们可以强调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即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以此来贬低这种分析的价值。在这个论据中，无疑存在一个真理的内核，但也仅仅是一个内核而已。在意大利，多年来正是共产党，而不是社会民主党，掌握着对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找不到理由说，好斗的西班牙工人阶级近几年来是被改良主义完全控制的。恰恰相反，只要南欧一出现工人斗争的高潮，它就要伴随着在广大工人阶层中反资本主义倾向的增长，而不是阶级合作的倾向的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在其它欧洲国家中也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共产主义者对克里姆林宫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对工人阶级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影响的让步，而是对战斗性强的工人阶层中具有一般觉悟的那些反官僚主义情绪的让步。现在，这种情绪无疑比以往更强烈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肯定欧洲共产主义的这个方面，而不是否定它。多年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谴责苏联官僚集团对本国和东欧工人阶级所犯下的罪行，如果当他们听到西方许多正统共产党的领导人也对这种批评做了小小的附和时，便突然变得怏怏不乐，这至少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对于欧洲共产主义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不是指责他们“对帝国主义投降”，而是指责他们自相矛盾，并且缺乏勇气将自己的主张坚持到底。试图用“历史条件”来解释一切事物的爱伦斯坦（法共研究中心负责人——译者注）的方式，“客观地”评价斯大林主义；含糊其辞地主张“政治多元化”，而这个主张不是明确地要求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劳动人民有权按他们自己的意愿组织起随便多少不同的苏维埃党，以及反对党和反对派的刊物；简略地提及“社会主义民主”，而没有明确地公开地号召建立起工人委员会的民主统治，即主张以自由地和民主地选举出来的工人委员会作为工人自治的政治支柱——所有这一切都使当前欧洲共产主义者对统治着东欧的政治关系所做的批评自相矛盾，并令人难以置信。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苏联官僚集团的本质解释为一个社会中的特权阶层；只有把斯大林主义解释为是以这个官僚集团的物质利益为基础的；只有能够理解这个政治问题和任何一个处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其特殊的生产关系、特殊的矛盾及动力的社会的问题之间的相互联系，才能澄清苏联社会体制及其上层建筑的现实。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为东欧通过政治革命来打破官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的斗争制定一个前景。
但是，这一切都是欧洲共产主义所缺少的。这就是我们批评欧洲共产主义对苏联的评论的原因。但是，今天就这个问题与欧洲共产主义者的干部和成员进行对话，比过去容易得多了。这是一个进步，而不是倒退。
企图否认这一点的顽固的宗派分子们宣称，欧洲共产主义若不是克里姆林宫为了便于“国际缓和”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就是对“保卫苏联”的公开背弃。第一个论点是十分荒谬的。难道有谁会真地相信，克里姆林宫竟会使卡里略、马歇和贝林格来批评它自己？第二个论点会得出危险的结论，因为在实践上，不论在捷克还是在波兰，更不用说在苏联了，帝国主义和苏维埃社会之间的冲突在今天都没有使资本主义立即复辟的可能。相反，在苏联官僚集团于被压迫的、被剥夺了发言权的和被迷惑的劳动人民阶层（或大部分）之间，倒是存在着冲突，而这种冲突是绝不存在恢复私有制的问题的。（只有不可救药的白痴才会相信在这个问题上官僚集团所散布的拙劣的诽谤。）在工人阶级和官僚集团的冲突中，我们百分之百地站在工人一边，不管他们思想水平的高低（如果他们的思想水平很低而且糊里糊涂，那是官僚集团独裁的结果；只有通过推翻这种独裁的斗争，才能使它提高）。谁若是把官僚集团与劳苦大众之间的冲突和苏维埃社会与国际资本之间的冲突等同起来，谁就是向斯大林主义投降。因为，若是以卡特也正在为人权而喧嚣做借口，把欧洲共产主义者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中争取人权和民主权利的斗争的小心翼翼的支持看作是对“帝国主义的让步”，那就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投降。按照这种逻辑，就会把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无条件支持，或者把他们对1968入侵捷克所表示的反对，叫做“对帝国主义的支持”，因为帝国主义在这些问题上吵嚷得更厉害。
我们是根据运动中的社会力量来评价这些冲突的，而不是根据帝国主义的宣传。一次正义的罢工，永远应当得到整个工会运动的支持，不能仅因为正与受这次罢工打击的资本家竞争的某一个雇主能利用这次罢工来打击对手，便不给予这种支持。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冲突，是官僚集团和劳苦大众之间的冲突，而不是它和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当欧洲共产主义者在这场斗争中（虽然是很不够地）反对官僚集团时，他们就是将自己置身于群众一边，而不是置身于帝国主义一边。
欧洲共产主义与西欧工人阶级
欧洲共产主义者在纲领上和政治上的向右转，恰恰与群众斗争的高潮和社会危机的尖锐化在同时发生，至少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大的南欧国家中是这样。这一事实导致了一个重大的矛盾：欧洲共产主义者被迫向来自右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压力让步，并同时要向来自左的反官僚主义的压力让步。了解欧洲共产主义这一特殊的方面，对于理解其内部矛盾，尤其是理解其原动力中的矛盾是十分重要的。只是孤立地考虑欧洲共产主义与苏联官僚集团的关系，是解释不清这些矛盾的。
经典的斯大林主义，是一个内部非常严密的体系，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逻辑（尽管是一种导致极权主义狂的逻辑）。可以把这个逻辑概括如下：苏联是全世界劳苦大众的祖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国际工人运动的每一个局部利益，都应绝对服从捍卫苏联这个总的利益。这种利益是由万能的总书记为首的列宁主义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所代表的。因而，对中央委员会或总书记的任何批评，都理所当然地是社会敌对阶级所施加的政治压力（或影响），归根结底，也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行为。谁若不是无条件地站在斯大林的一边，谁就是“客观上”的反对社会主义，支持帝国主义。
如果不是从铁托恢复名誉时起，甚或远至莫斯科与铁托关系破裂时起，那么至少是从苏共二十大起，这个天衣无缝的体系就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破绽了。到了现在，在欧洲共产主义者的面前，这个体系已经几乎片瓦无存，没有什么可挽救的了。人们现在可以留在“国际工人运动的阵营”里，同时又对苏联领导的许多问题上的政策进行无情的批评，这样做，在今天已得到公开的允许，或是默认了。同时，人们也已公认或者默认，苏联社会远非“工人的天堂”，它具有许多特征，没有一个欧洲共产党（假如它在自己的国家里推翻了资本主义）是会采纳的。代替过去的一系列僵化的教条的是：不断涌现的批评性的疑问以及胆怯地提出对它们进行公开讨论的要求。（我们的运动——第四国际——必须尽量积极地参加这场讨论；比起任何国际工人运动的流派来，第四国际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都要早得多，所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要严肃得多。）
但是，在“大斯大林”的“一贯正确性”与国家一级和各级地方上的“小斯大林们”的“一贯正确性”之间，并没有一条万里长城。如果苏共领导集团可能犯错误，那末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共产党的领导集团也可能犯错误。要求对苏联官僚集团的现行政策进行反省（这需要先反省苏联社会的历史），势必会导致要求对欧洲共产主义自己的现行政策也进行反省（这需要他们先了解自己的历史）。
换句话说，欧洲共产主义的影响力无疑会扩大工人民主的领域，使得在西欧工人运动中、西欧共产党中，以及受这些党控制或影响的群众组织，尤其是工会中，可以开展内部的或公开的讨论。如果在国家和社会之中（包括未来的工人国家中）不停地宣扬“多元化”，便不可能同时死抱住党要“坚若磐石”的教条不放，更不用说抱住工会要“坚若磐石”的教条不放了。
但是，欧洲共产主义在客观上为工人民主所开辟的更宽广的领域，与欧洲共产主义者向右转所产生的客观上的后果，尤其是主观上的后果是相抵触的。不可能一面鼓吹“忍让”和“民主”，一面又企图不受惩罚地强迫好斗的工人接受紧缩政策（在意大利），或接受高压政治（在西班牙）。因此，至少在群众斗争兴起的阶段，欧洲共产主义势必会导致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的不断分化，导致大的共产党自身的分化（尤其是在那些年轻的党员和工人党员之中），导致官僚集团对先进工人中主要成分的控制不断动摇，并导致共产党、工会及群众性组织中对倾向自由的要求日益增长。把贝林格1974-1977年所执行的方针的结果和陶里亚蒂1943-1947年在意大利北部大工厂中所执行的政策的结果对比一下，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且不说工人阶级和工会的普通成员起来造贝林格路线的反，意大利中央委员会本身也已经开始分裂为三派：以阿门多拉为中心的“右派”；以贝林格为中心的“中央”和以科苏塔以及象路易吉·隆哥那样的老斯大林分子为中心的“强硬路线”派。西班牙共产党中也出现了类似现象：以卡马乔为中心的“左派”，反对主张取消工人委员会的“右派”，而同时，以圣地亚哥·卡里略为中心的“中央”在首先与右派进行谈判之后，终于在这个问题上与卡马乔站在一起了。
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欧洲共产主义的大党之内，我们对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进行“自我改革”的可能性都不抱任何幻想。这些党不会在“群众的压力下”转变为革命的或温和的党。但是我们坚信，由于欧洲共产主义的推动引起的官僚集团控制的减弱，将使这些党的危机进入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这个危机将怎样发展？在工人党员和年轻党员中的积极分子里面，哪一部分人可能从官僚机构中冲杀出来？这些党内日益增多的反对派对领导的活动能力会限制到什么程度？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只能由各派之间的力量对比来决定。归根结底，在决定这种力量对比的诸因素中，群众的能动性，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群众斗争中，以及在关于纲领和政治的辩论中所扮演的角色将起着决定性作用。
迄今，欧洲共产主义者在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这些国家中一直能够掌握的一张王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群众看来，他们提出了一个可行的综合性的政治战略。人们较少注意这个战略的改良主义内容（而且人们对它也比较掉以轻心）。这是大资产阶级的反共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广大群众看不到这一点。过去一直吸引着工人们，并且现在仍在某种程度上吸引着他们的，是自1948年以来，他们第一次看到，延续多年的政治僵局有了解决的可能，群众本能地，或朦胧地把这种僵局看作是资本主义晚期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左翼联盟’将获得越来越多的选票。再经过二、三次努力，他们就将赢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这样，到将来进行力量较量时，他们就会有一个较有利的起点。”广大群众就是这样理解欧洲共产主义的；过去，德国的劳苦大众也正是这样理解考茨基的“消耗战略”的（这是欧洲共产主义战略的历史由来）。
然而，资本主义晚期的经济困难越是尖锐，雇主们对工人阶级已经获得的利益的进攻越是猛烈，社会危机和阶级冲突就越是激烈，这一战略就越加迅速地接近其生死关头。与资产阶级进行阶级合作，更不用说“历史性妥协”了，在新的改革的基础上是绝对行不通的。这样做，需要继续强迫工人阶级做出新的牺牲，来提高利润率。不管广大群众认为这种“左的选择”是多么有益和可靠，他们越来越不愿牺牲他们的生活标准和民主自由，来实现这个选择。在这一点上，他们必然与共产党的机构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会加深欧洲共产主义的严重危机，而这恰恰是欧洲共产主义自己在思想上及政治上的影响力所带来的后果。
这场危机的消极结果——即，由于共产党官僚集团所造成的斗争目标的转移，以及由于缺乏政治上的选择，工人在反对雇主和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中的失败——将使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大资本势力，而这将产生严重的后果。工人阶级如果要在这场危机中取得胜利（如果不大大加强新的革命领导班子，这是不可想象的），将要求各阶层工人违背欧洲共产主义者的意志，组织起来反对资本主义，举行群众性的政治罢工。这将在西欧为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一条道路。无论走哪一条道路，欧洲共产主义的战略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对斯大林主义持批评立场时，许多受到欧洲共产主义鼓励的正直的党员工人、青年及知识分子在将来会站到第一线，为他们的阶级利益以及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采取坚定的和有原则的一致行动政策，为群众迫切利益的目前要求和过渡性要求而斗争，再辅之以对斯大林主义、工人委员会、以及对我们的战略选择的本质所进行的耐心和有说服力的解释，将是为这些人加入我们的队伍而开路的决定性武器。欧洲共产主义不过是一个中转站。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讲，除了列宁主义的道路，即第四国际的道路之外，是别无其它道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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