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1977）
第三章 国家，阶级支配的工具
一、社会分工和国家的诞生
原始没有阶级的社会里，管理工作是由部落的全体成员执行的。人人都有武器。人人都参加会议来决定共同体的生活问题和共同体对外关系的问题。内部的冲突也由共同体的成员解决。当然，不应该把这种氏族或部落共产主义的原始共同体里面的情况理想化。
这种社会是很穷的。生活就是对自然界的不断斗争。道德、风俗和那些用来解决内外冲突的规律，虽然是由集体来施行的，却都是无知、恐惧和神秘信仰的产物。不过，必须着重地指出那种事实，就是，整个社会根据它的知识和可能的条件集体地自己管理自己。
所以，以为“社会”、“人的集体组织”和“国家”实际上是同样的概念，在人类生存的所有时代里都互相交结着，那是不对的。正相反，有千千万万年人类是生活在完全不知有国家的社会里的。
国家诞生的时候，就是那些从前由社会全体成员担任的职责变成一群特别的人的特权时。这群特别的人就是：
——和全体武装的公民不同的一支军队；
——法官们，他们把公民集体审判同等的公民的职责接收过去了；
——世袭的酋长、国王和贵族，代替了集体选举出来而又可以由集体罢免的在特定行动中暂时担任的代表或领袖；
——和共同体其余部分分开的“意识型态生产者”（如教士、文人、教师、哲学家、犹太法学家、中国官僚）。
所以国家的诞生是双重的转变所造成的：一方面是出现了永久性的社会剩余产品；这使社会上一部分人不必为了维持生存而工作，因此创造了物质条件让这部分人专门担任积累和管理的职责；另方面是发生了一种社会和政治的转变，使社会上其余的人丧失了行使政治职责的机会（政治职责一向是人人有份的）。
二、国家为统治阶级服务
一向由原始社会全体成员担任的职责，到了某个时候变成一群特别的人的特权，这件事情本身就表示有人因此得到好处。是统治阶级使被剥削的生产阶级成员不能行使这些职责，因为这些职责让他们能够废除所受的剥削。
关于军队和武器的例子最能够证明这个道理。统治阶级是由于社会上一小部分人占用了社会剩余产品而产生出来的。最古老的东方帝国（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中国、印度等）最初产生国家的发展过程，最近几百年间曾在非洲许多部落和村庄里重新出现：原先在所有人家之间都出于善意，你来我往地实行着的互助性质的送礼和帮工，渐渐变成必须尽的义务，转变为征收赋税和强迫劳动了。
可是还要使这种征收稳定可靠。这点主要靠武力的强制来做到。有武装的人─不论称为军队、警察、海盗或土匪都没多大关系─强迫种地和养畜牲的人（后来还加上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交出一部分生产品给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武装起来，而禁止生产者也有武装。
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严禁奴隶有武器。对中世纪的农奴或日本封建时代的农民也是一样。而且，最早的奴隶常常是没有杀死的战争俘虏，最早的被剥削农民常常是被征服国家的居民；换句话说，他们是解除生产者的武装而把武装的独占权给予征服者、统治者及其仆从这个转变过程的受害者。
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给国家下的简括定义是很对的：国家就是一群武装的人。当然，在武装有产阶级而解除生产阶级的武装之外，国家还有其他作用。可是，归根究底，国家的作用就是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行强制的作用。自由派资产阶级认为国家是由于社会全体成员自由参加订立一种“契约”，一种“公约”而产生出来的，这种论点在历史上毫无根据。正相反，一切都确实证明：国家是少数人对其他人施行暴力强制的产物。
如果国家的出现让统治阶级能够维持他们对社会剩余品的占用，那么，这种占用又让国家机关的人员能够得到报酬。这种社会剩余品越巨大，国家就越能够用更大批的军人、官吏和思想工作者来支持自己。
国家在封建的中世纪的发展，把上述的关系表现得特别明显。在封建制度发展到最高峰的时候，每个封建贵族“在他的领地以内”都是军队的首领、收税人、有权铸造新货币、行政首长和经济的领导人。可是，渐渐地，封建领地扩大了，在贵族之中分了等级，出现了领地广大的公爵和男爵们，领主们就不可能亲身行使这一切职责了。在国王和皇帝来说更是如此。
于是出现了体现这些职责的划分的人物：管家、元帅、部长、国务卿等等。可是，研究一下这些字眼的意义，就发现部长原先是领主的奴隶或农奴；这就是说，这些人物完全处于统治阶级的附属地位。
三、暴力强制和思想整合
虽然归根究底国家就是一群武装的人，而统治阶级的权力以暴力强制为基础，可是国家不能单纯起这种作用。拿破仑说过，拿着刺刀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得到，除了拿它当凳子坐。一个阶级社会如果全靠使用武装暴力才能够维持生存，就一定是处于永久的内战状态！换句话说，就是处于极端严重的危机状态。
所以，为了比较长期地巩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支配，绝对必须使生产者（被剥削阶级的成员）认为社会剩余品归少数人占用是不可避免，永远如此而且正当的。正因为这样，国家不但有压迫的作用，而且有思想整合的作用。是那些“思想生产者”使这种作用可能实现的。
人类的特性是：它非靠社会劳动不能保证生存，而这意味着人与人之间要有种种社会关系。
为了建立这些不可缺少的联系，必须有交流，有语言，而语言交流让意识、思考和“思想的生产”能够发展起来。所以人类生活中一切重大的行动都同时引起人们在头脑中思考这些行动。
可是这些思考并非完全自发的。每一个人的思想并不是完全新发明的。大多数人思考问题要靠在学校或者教会里学来的思想帮助，在我们这时代，这些思想也从电视、播音、广告和报纸得来。所以现行的思想生产，以及思想体系（称为意识形态）的生产，是相当有限的。这大部分也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所独占的。
每个阶级社会里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主要是因为意识形态的生产者处于在物质上依靠社会剩余产品占有者的地位。在中世纪，那些诗人、画家和哲学家确实是由贵族和教会供养的（教会本身是贵族以外最大的封建地主）。社会情况和经济情况改变以后，商人和富有的银行家成为文学、哲学和艺术作品的资助者。那种物质上的依赖性也一样明显。资本主义时代来到以后，思想的生产者才显得不再直接依靠统治阶级。这时他们是为公开的市场而生产；不过，这个市场上仅有的买主差不多就是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国家。
不论支配的思想是什么，这种思想的职责就是稳定现存的社会，换句话说，也就是稳定阶级统治。法律保护并且辩护占优势的所有权形式。家庭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宗教教导被剥削者接受他们的命运。占优势的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尽力用诡辩和半真半假的道理来替支配阶级的统治辩护（例如，歌德在法国革命期间提出如下的反对革命的论点：由反抗不公平的斗争所引起的混乱，比那不公平本身还要坏。道德就是不要改变既成的秩序）。
四、统治的思想和革命的思想
可是，如果说每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决不表示存在于一个社会里的思想就只有统治阶级的思想。一般说来─简单化地说─每个阶级社会至少有三大类思想：
——反映那个时代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占支配地位的；
——前统治阶级的思想，前统治阶级已被打败，失去了政权，但是还继续对人们有影响。这情形是意识上的惯性力量所造成的，意识的变动总是落在物质的实际之后。思想的传播对于物质生产范围内的情况是有部分独立性的。所以那些在经济上已经不再占优势的社会势力还能够继续对思想发生影响；
——新的革命阶级的思想，这个阶级正在兴起中，它虽然仍旧受人家支配，却已经开始了解放的斗争，在它能够摆脱身受的压迫之前，必须先摆脱（至少部分地摆脱）压迫者的思想支配。
19世纪法国的例子是十分典型的。资产阶级是法国的统洽阶级。它有它自己的思想家、律师、思想体系学家、哲学家、道德家和作家，整个世纪从头到尾都有。半封建的贵族作为统治阶级早已被法国革命推翻了。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也不会使他们恢复权力。可是他们的思想，尤其是那种教皇至上的教权主义，却有好几十年继续发生重大影响，不但影响着残余的贵族，而且影响着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某些阶层（农民），甚至影响着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
可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和半封建思想之外，还发生了一种无产阶级思想，首先是巴贝夫的信徒[1]和布朗基主义者[2]的思想，然后是普鲁东主义者[3]和集体主义者的思想，这种无产阶级的思想带领我们去到马克思主义和巴黎公社[4]那里。
五、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
一个阶级社会越稳定，统治阶级的支配越少受到怀疑和反对，阶级斗争就越缓和，成为有限度的冲突，并不提出那个社会的结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称为基本的生产关系或生产方式）的问题。可是，某一种生产方式的经济稳定性和社会稳定性越动摇，统治阶级的支配越受到怀疑和反对，阶级斗争就越要发展到提出推翻这种支配的问题的程度─也就是要提出社会革命的问题。
当被剥削和被压迫的阶级不再承认统治阶级的支配为不可避免、永久的、而且正当时，当他们不再被统治者的暴力强制吓倒和压抑住时，当他们不再接受那种为现存统治辩护的思想时，当他们进行积聚为推翻统治阶级所必需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时，社会革命就爆发了。
这些条件是深刻的经济转变所造成的。现存的社会组织和既定的生产方式在某一时期曾容许生产力和社会的物质财富发展，到现在已经变成继续发展的障碍了。生产的发展同社会组织（同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冲突。这就是历史上一切社会革命的最后根源。
社会革命用一个阶级的统治代替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这自然要取消原先统治阶级的国家政权。任何社会革命都伴随着政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般特征是废除君主专制政体，代之以资产阶级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政权。在尼德兰革命中，各等级代表会议废除了西班牙皇帝菲利普二世的政权[5]。英国国会在1649年的英国革命中消灭了查理一世的专制政体[6]。美国人民代表大会消灭了英王乔治三世对十三州殖民地的统治。法国革命的历次代表会议消灭了波旁君主政体的权力。
法国1830、1848、1870革命
1789到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1824年查理十世即位后推动许多保守反动政策，1830年7月26日又颁布剥夺资产阶级投票权、限制出版自由的法律，当天巴黎工人、学生和其他市民示威抗议，随后演变为起义，推翻查理十世，建立以路易．菲利普为国王的七月王朝，这就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
七月王朝代表金融贵族的利益，引起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不满，饥荒和经济危机更加重了社会矛盾。1848年2月22日，巴黎群众示威以抗议政府禁止要求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次日发展为起义，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临时政府，并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宣布法国为共和国（第二共和），这就是1848年二月革命，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开端。
1851年12月2日时任总统的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并在次年12月即位为皇帝，第二共和结束，第二帝国开始。1870年9月2日法国军队在普法战争中惨败，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投降。3日巴黎爆发反政府示威，4日群众冲进立法团会议厅，资产阶级共和派宣布成立共和国（第三共和），组织国防政府，第二帝国被推翻。
这三次革命没有改变社会关系，只是改变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王朝、共和国等），所以是一种政治革命。
1789到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复辟，1824年查理十世即位后推动许多保守反动政策，1830年7月26日又颁布剥夺资产阶级投票权、限制出版自由的法律，当天巴黎工人、学生和其他市民示威抗议，随后演变为起义，推翻查理十世，建立以路易．菲利普为国王的七月王朝，这就是1830年的七月革命。
七月王朝代表金融贵族的利益，引起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不满，饥荒和经济危机更加重了社会矛盾。1848年2月22日，巴黎群众示威以抗议政府禁止要求选举改革的宴会运动，次日发展为起义，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临时政府，并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宣布法国为共和国（第二共和），这就是1848年二月革命，是1848年欧洲革命的开端。
1851年12月2日时任总统的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并在次年12月即位为皇帝，第二共和结束，第二帝国开始。1870年9月2日法国军队在普法战争中惨败，拿破仑三世向普鲁士投降。3日巴黎爆发反政府示威，4日群众冲进立法团会议厅，资产阶级共和派宣布成立共和国（第三共和），组织国防政府，第二帝国被推翻。
这三次革命没有改变社会关系，只是改变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王朝、共和国等），所以是一种政治革命。
可是，如果任何社会革命都同时也是政治革命，政治革命却未必是社会革命。一个仅仅是政治性的革命，意味着用革命的手段把一种统治形式，即某阶级的一种国家形式，改换为同一个阶级的另一种国家形式。
所以1830、1848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都是政治革命，它们先后建立了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共和国，这些统统是同一个社会阶级（资产阶级）的不同的政治统治形式。一般说来，政治革命把同一个阶级的某种国家形式推翻，而国家形式是由那个阶级里面相继当权的不同阶层和派别的占优势的利益来决定的。但是基本的生产方式并不被这种革命推翻。
六、资产阶级国家的特殊性
现代资产阶级建立它的国家机器并不是从头做起的。它大致满足于把君主专制的国家机构接收过来，然后把它改造成为符合它阶级利益的工具。
资产阶级国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除了压迫的作用和思想（整合）的作用以外，它还起一种对于资本主义经济顺利运行不可缺少的作用，那就是保障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是以私有财产为基础（因此也以竞争为基础）的实际普遍化的商品生产。这件事本身表示：资产阶级整个阶级的集体利益不能和任何一个资本家（哪怕是最富有的那资本家）的利益相等。国家为了能够代表集体的利益，得到一定的自主性；它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恩格斯的话）。
如果资本主义经济要正常地运行（更不用说理想地运行了），必须让每个资本家都享受到稳定而平等的法治和安全的条件。最起码，要有统一的国内市场，要有一个以若干国家的通用货币为基础的货币制度，要有国内和国际公认的法律体系（就是成文法）。这一切条件都不是由私人生产和资本主义竞争自然产生出来的，而是资产阶级国家创造出来的。
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繁荣而且向上发展时，对于它在社会和政治上的支配觉得有把握，它就愿意把国家的经济职责减低到最低限度，像前面刚说过的那样。可是到了资产阶级统治变弱并且衰落的时候，它就反过来想扩大国家的经济职责，让国家来保证私人利润了。
本章注释
[1] 巴贝夫（Gracchus Babeuf，1760-1797）法国革命家、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参加法国大革命，组织平等派运动，是革命中的极左翼，主张以革命方式建立平等共和国，实行财产公有和平均分配，满足社会中最穷、最受剥削人口的经济社会要求。它的思想直到19世紀中仍在德、法有影响力。平等派运动另一领导人邦纳罗蒂（Buonarrotti）的《为平等而密谋》（1828）一书阐述平等派的理想与活动，大陆商务印书馆有中译本。
[2] 布朗基（Louis-Auguste Blanqui，1805-1881)是法国伟大的革命家，主张由少数革命家集团的密谋起义，建立革命专政來实行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不同，他忽视工人阶级自觉的集体行动。参加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组织许多秘密社轩和密谋活支，坐牢36年。布朗基派在巴黎公社中有相当影响力，曾要求释放布朗基來交换包括巴黎大主教的公社所有俘虏，但遭拒绝，说明資产阶级对布朗基的惧怕。布朗基派后來和马克思主义派合并，最后创立了法国社会党。大陆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布朗基著作《布朗基文选》、《祖国在危急中》。
[3] 普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他主张由群从集股的人民银行，组织沒有货币的商品交换和无息贷款，使工人、工匠从金钱的主宰下解放出來，而不废除商品生产和竞争，也无需以革命方式推翻资本主義。马克思曾在《哲学的贫困》（1847）等著作中批判他的观点。他的重要著作《什么是所有权？》（1840）、《贫困的哲学》（1846）有大陆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
[4] 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1870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新成立的临时政府签订割地赔款的和约，又推行不利民众的措施，1871年3月18日巴黎工人发动革命，掌握巴黎市政权，是史上首个工人阶级政权。公社推行许多进步措施，如公职人員直接选举并可随时撤换，领取和熟练工人相同的薪资，让工人同时参与立法和行政的工作等。5月28日法军在普鲁士军配合下击败了公社。马克思的《法兰西內战》（1871）、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17）和托洛茨基为塔列（Tales）《巴黎公社》一书写的序言（1921）都对巴黎公社进行了分析。关於巴黎公社的意义请参见本书第八章第七节。
[5] 史上首次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Netherlands）是今日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16世纪初处于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专制统治之下。革命始于1566年反对天主教会的运动，发展成人民起义，1581年7月各等级会议罢黜菲利普二世，成立荷兰共和国，1609年西荷停战，荷兰正式获得独立。
[6] 17世纪中，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一世因搜刮政策引发资产阶级新贵族不满，1640至48年发生两次內战，以克伦威尔（O. Cromwell）为首、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独立派”掌权，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建立共和国并镇压中下阶级反抗。1653年克伦威尔解散长期国会，实行军事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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