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 -> 社会进化和人类出路（1977）
第一章 社会不平等和整个历史上的社会斗争
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不平等
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按照财富和社会权力来划分，都有一种金字塔形的结构。在美国，据参议院一个委员会估计，不到百分之一的人家占有一切公司股份的百分之八十，其中三分之二以上属于百分之零点二的人家。在英国，1973年，最有钱的百分之一人口占有一切可以出卖的财富之中的百分之二十八；而最有钱的百分之五占有百分之五十点五（这些数字其实大大低估了财富集中的程度，因为连私人住宅也算在可以出卖的财富之内了，而在大部分人来说，住宅并不是“可以出卖的财富”，却是不可缺少的生活条件）。在比利时，三分之一的公民处在金字塔的底层，除了年年岁岁挣来又花掉的以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储蓄，也没有资产。百分之四的公民处在金塔的顶点，拥有全国私人财富的一半。不到百分之一的比利时人，拥有全国公司股份半数以上。这些人之中，二百户人家掌握了支配全国经济命脉的大控股公司。在瑞士，百分之一的人占有百分之六十七以上的私人财富。
收入和财富上的不平等，不仅仅是一种带有经济意义的事实。这还暗示在生存和死亡机会上的不平等。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熟练工人家庭的幼儿死亡率比资产阶级家庭高一倍。官方统计显出，1951年在法国，每一千名幼儿中的死亡率，在自由职业界是19.1，雇主中是23.9，商业雇员28.2，零售商34.5，手工艺工人36.4，熟练工人42.5，农民和农业工人的44.9，半熟练工人51.9，不熟练工人和粗工61.7。过了十年之后，这种比例的差别简直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各种人家的幼儿死亡率都降低了。
不久之前，比利时一家立场保守的报纸《自由比利时报》，发表了一个关于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研究报告，很令人难过。这研究证实，穷苦人家的孩子常会在两周岁以前受到发育障碍，以后又由社会阶级制度令他们在文化上发展不足，因此造成持久性的后果，使他们难以领会抽象的概念和吸收科学知识；施行“平等的”教育但并不对穷家孩子给予特别的补偿教育，是不能消除这种不利情况的。在这“福利国家”的时代，社会的不平等仍旧压制着人民的孩子之中许多像莫扎特、莎士比亚和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人物的成长，这不幸是个事实。
在今天的时代，仅仅检查每一个国家里面所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已经不够了。更重要的是计算到两种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一边是少数工业化的先进国家，另一边是生活在所谓不发达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大多数人类。
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量之中差不多占了一半，而在许多主要工业原料之中所消费的超过了一半。印度人口有五亿五千万，他们所使用的钢和电力比九百万的比利时还要少。世界最穷一类国家的平均每人实际收入，只有最富一类国家平均每人收入的百分之八。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七，只得到世界入的百分之十五。1970年印度妇女因分娩致死的比例，等于英国的二十倍。
因为贫富之差，印度人平均每日从食物中得到的热量只有西方人的一半。平均的寿命，在西方国家超过六十五岁，有些国家达到七十岁，但印度才三十岁。
二、从前社会中的不平等
类似现存于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社会不平等，在所有从前的社会中（就是说，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生存阶段中）都可以见到。
17世纪的法国作家拉布吕耶尔（La Bruyere）在《性格论》（The Characters）一书中这样描写当时法国农民的悲惨生活：“可以看见一种野兽，雌雄都有，散布在乡间，被太阳晒得浑身黝黑，束缚在他们以无比的坚持性挖掘着的土地上。他们可以发出音节清楚的声音。他们直立起来的时候，露出人的面孔。他们其实是人。他们晚上睡在窝里，吃的是黑面包，水和萝卜一类。”
拿这幅农民的画像同那时代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庭中的辉煌宴会相比，同贵族的奢华和财主的浪费相比吧。这是社会不平等的明显景象。
在中世纪社会，农奴制度占支配地位，贵族领主常常把农奴的劳动或者收成要了一半。每个领主的土地上多半有好几百农奴，甚至有几千几万。所以每个领主每年从几百几千农民身上取得利益。
在古代东方各种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里（埃及、苏米利亚、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情形也一样，不过那里土地的主人是领主、寺院或者国王（由代理王室府库的士子代表）。
三千五百年前埃及法老时代写作的《职业的嘲讽》（Satire of the Professions），给我们留下了农民受国王的士子剥削的形象。心怀不满的庄稼人把那些士子比喻为猛兽和寄生虫。
至于古代希腊和罗马，他们的社会是以奴隶制度为基础的。他们的文化能够达到高水平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的公民能够把大部分时间用来从事政治、文化、艺术和体育的活动，而把体力劳动交给奴隶担任。
三、社会不平等和阶级不平等
社会不平等不一定就是阶级不平等。例如，一个不熟练工人和一个高度熟练的工人在工资上的差别，并不使这两个人属于不同的社会阶级。
阶级不平等是以经济生活的结构为根基的一种不平等，相当于经济上不同的机能，而由那个时期主要的社会制度和法定制度来永远维持并且强调的。
举几个例子可以把这个定义弄得更清楚。
你如果想在比利时成为大资本家，必须至少为每一个你所雇用的工人投资一百万法郎。在一家雇用二百工人的小厂来说，所需要的资本至少是一亿法郎。一个工人每年净收入不过二十万法郎。一个工人工作五十年，一个钱都不花，也还没有足够的钱成为资本家。所以，工资劳动（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两个基本的阶级这种情况：一个是工人阶级，它永远不能靠它所挣的钱变成生产资料的主人；另一个是资本家阶级，它占有生产资料，又由于把一部分利润重新投资而扩大它的财产权。
不错，除了资本家之外，有些技术人员也成为公司的董事。可是，要成为技术人员，必须受过大学教育。最近几十年内，比利时的大学生之中只有百分之五至七是工人的儿女。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的情形都一样。
社会制度封闭了工人取得资本家财产的一切门路，这既因为他们所挣的钱少，又因为他们很少机会受到高等教育。这些制度维持、保存而且永远保持现存的社会阶级划分。连美国这个时常被夸耀为最有机会让“工人的优秀儿子由于奋斗而变成百万富翁”的国家，调查的结果也表明：大公司的最高级经理人员，百分之九十都是中等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出身的。
所以，我们看出，在整个历史上社会不平等都结晶成为阶级的不平等。每一种社会里都找得出一个生产的阶级，用它的劳动来维持整个社会，还有一个支配的阶级，靠别人的工作来生活：
东方帝国的农民和教士、领主、士子；
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奴隶和奴隶主；
中世纪的农奴和封建领主；
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人和资本家。
四、人类史前时代的社会不平等
可是历史只记载了地球上人类生活的一小段时期。以前还有史前时代，就是还没有文字和文明的人类生存的时代。一直到不久以前，甚至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未开化的人们还停留在史前情况。在史前生活的大部分时期，人间还没有阶级的不平等。
这种原始社会和阶级社会之间的根本差别，可以从研究这两种社会的某些制度得到了解。
有些人类学家曾经谈到许多未开化民族都有的一种风俗，就是在收获之后举行盛大的宴会。人类学家米德（Margaret Mead）描写过阿拉培赤（Arapech）（在新几内亚）的巴布亚人（Papuan）部落的这种宴会。谁的庄稼收成超过平常，就举行宴会，把所有亲属和邻人都请来，宴会活动一直举行到大部分的盈余消耗掉了为止。米德说：“这种宴会是一种可以防止个人积聚财富的方法。”
人类学家阿施（Asch）考察过美国南方的〔印地安人〕荷匹（Hopi）部落的风俗和特殊制度。他们同我们相反，他们的社会认为个人之间的竞争是不道德的。荷匹儿童在游戏中从来不算分数，也不懂得谁赢谁输。
在未开化的社会里，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农业，这需要固定的地域。虽然那里没有划分阶级，但时常已经不是集体耕种了。每家领得田地耕种一段时期。田地经常重新分配，防止对社会某些人有利而对别人不利。草地和森林是共同利用的。这种村社制度以土地不归私有为基础，差不多世界各族人民开始有农业的时候都实行这种制度。这证明：那个时代在村庄的范围内，社会还没有分成阶级。
一般人都认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是个人天赋或者能力上的不平等，而社会分成阶级是人类“天生自私性”的产物，所以是“人类本性”造成的。这见解在科学上并没有根据。一个社会阶级受另一个阶级剥削，是社会的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人类本性的结果。这情形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也不会永远存在。并不是一向都有贫富，也不会永远都有。
五、历史上反对社会不平等的例子
所以，阶级社会和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不是人类本性的产物，而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所造成的。我们能够弄清楚这些东西为什么发生，又会怎样消失。
其实，自从社会开始划分阶级以来，人类就显出对古代社会共同生活的怀念。这种怀旧的心情表现为把人类最早期的生活描写为梦想中的“黄金时代”。不论中国古典作家还是希腊和拉丁的作家，都描写了这种梦想[1]。罗马诗人弗吉尔（Virgil）很清楚地说过，在黄金时代，收成是大家共享的，这表示私有财产不存在。
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学者都认为社会分成阶级是社会病态的根源，所以精心设计废除阶级制度的计划。
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这样刻划社会病害的起源：“连最小的城镇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穷人的城镇，一部分是富人的城镇，两部分互相反对，仿佛处于战争状态。”
在公元开始时生长起来的那些犹太教派，以及在第3到第5世纪之间继承着这个传统的基督教会的创建者们，都同样坚决拥护恢复那善良的社会。十二使徒之一的圣巴纳巴斯（St. Barnabas）写道：“永远不要提到你的财产，因为，如果你们把精神的东西共有，就更要把物质的东西共有。”圣塞普里安（St. Cyprian）为了把财货平均分配给人提出过许多恳求。圣约翰﹒克里索斯托马斯（St. John Chrysostomus）是最先说“财产就是赃物”这话的人。连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起初都认为社会的斗争和暴行的根源是私有财产，不过后来他修改了这种见解。
这个传统一直透过整个中世纪，主要由圣弗朗西斯（St. Francis of Assisi）和宗教改革的先驱者们保存着，例如阿尔比派、纯洁派[2]、威克里夫等人[3]。威克里夫一个学生约翰﹒波尔在14世纪说道[4]：“奴隶制度要废除，人人都应该平等。自称为主人的，消费了我们的生产物……他们靠我们的劳动来享受奢华。”
最后我们见到，这些为平等社会所作的设计，在近代变得更精密了，例如莫尔的《乌托邦》（英文）〔应为拉丁文——译按〕[5]，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意大利文）[6]，窝拉斯﹒达莱的著作[7]，摩莱里的《梅斯利耶的遗书》和《自然法典》（法文）[8]。
在这些对社会不平等的精神上的反对之外，还有无数实际行动的反对─那就是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者的起义。一切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使社会分裂的阶级斗争的历史。
六、历史上的阶级斗争
被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或者各个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有各种各样的形式，这要看那是什么社会，以及那社会处在什么发展阶段。
在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古代东方的帝国），有许多造反行动。
亚细亚生产方式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马克斯和恩格斯在1853年开始在私人通信和时事评论中讨论亚洲社会的特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58）的〈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部分中也有所阐述，《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中正式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一词。他们认为亚洲社会有其独特性：欠缺土地私有制；大规模的灌溉系统；农业和手工业合一、自给自足的村社，在这基础上矗立着专制国家机器的统治，所以不适用欧洲“封建社会”的概念，他们也往往认为亚洲社会是长期停滞的。
由于客观限制，马、恩两人当年能掌握的材料不足，他们对亚洲社会特性的看法比较模糊也有所变化。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确切意义有着长期争论，中共和苏共官方的理论强调人类历史僵化而单线发展的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所以“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不是被否定就是得纳入五阶段论的范畴。
英国学者安德森（P. Anderson）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台湾桂冠和大陆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中译本）和曼德尔的《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中都有对此概念的专门讨论。
中国历史上有无数的农民起义，好像是里程碑一样，标志着统治王朝的兴衰[9]。日本也有许多农民暴动，尤其在18世纪里[10]。
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不断有奴隶造反─其中最著名的是斯巴达克斯所领导那次─相当有力地促使罗马帝国衰亡[11]。在自由民里面，负债农民的阶级同高利贷商人之间─就是有财产的人同没有财产的人之间─也有激烈的斗争。
中世纪时代，阶级斗争使封建领主同建立在小商品生产基础上的自由共同体对抗，也使共同体内部的工匠同商人对抗，还使一部分城镇工匠同近郊的农民对抗。最猛烈的斗争是封建贵族同企图解除封建枷锁的农民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有时明显地采取了革命的形式，例如法国的扎克雷（Jacqueries）起义[12]，英国的泰勒战争[13]，波希米亚的胡斯派斗争[14]，以及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15]。
16世纪到18世纪历史的特征，是如下的阶级斗争：贵族同资产阶级之间，手工业师傅同帮工之间，富裕的银行家和商人的一边同城镇的不熟练工人的一边等等。这些斗争预告了资产阶级革命，现代资本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本章注释
[1]在中国，这类作品中最著名的就是《礼记．礼运》中描绘的大同世界。
[2]阿尔比派（Albigensians）和纯洁派（Cathari），都是12、13世纪西欧的异端教派，反对天主教会的贪腐和教皇的統治。阿尔比派因其大本营在法国阿尔比城（Albi）得名，纯洁派可能起源于巴尔干半岛的异端思想。13世纪初教皇结合法、德的世俗势力，发动十字军以二十年时间剿灭了异端教派。
[3]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约1330-1384）英国神父和牛津大学学者，当时英国反对教皇斗争的思想代表。他从原始基督教义出发，主张没收教士财产加以分配。其主张被教会判定为异端。
[4]约翰‧波尔（John Ball）14世纪英国的家民牧师，是当时异端教派罗拉德派（Lollards）的成员。因参与1381年的农民起义被处死。
[5]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英国人文主义思想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因拒绝承认英王亨利八世为英国教会首脑被处死。《乌托邦》（Utopia，1516）是其代表作，史上第一部阐述空想社会主义基本思想的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本书有大陆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
[6]托马斯‧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意大利哲学家和空想共产主义者，曾因密谋反对当时西班牙的统治而被长期监禁。《太阳城》（The City of the Sun，1601）是他的代表作，以对许方式描述他心中财产公有、由贤人治理的理想国。本书有大陆商务印书馆的中译本。
[7]窝拉斯‧达莱（Vaurasse d'Allais，约1630-1700）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大陆译作德尼‧维拉斯。1670年代发表主要著作《塞瓦兰人的历史》，以小说形式描述一个平等、財产公有领袖民选、普遍劳动的社会。本书有大陆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8]英文本此处有误。摩莱里（Morelly）是18世纪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生平不详，著有《自然法典》（The Code of Nature，1755）等多本著作。他认为原始共产社会是符合理性的黃金時代，而私有制则破坏自然状态。梅斯利耶（Jean Meslier，1664-1729年），大陆译梅叶，是法国（The Testament）空想共产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早年担任过乡村神父，著有三卷本《遗书》，书中揭露宗教的虛伪和愚民、批判私有制，主张建立财产公有的理想社会。《自然法典》和《遗书》均有大陆商务印书馆中译本。
[9]人民起义的频繁是中国历史的特点，秦末的陈胜和吴广、西汉末的赤眉和綠绿、东汉末的黃巾、隋末的李密和窦建德等、唐末的黃巢、元末的红巾军、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及晚清的太平天国都是著名的例子。清代台湾也有许多民变，有“三年一小乱、五年一大乱“的说法。
[10] 据日本史学家统计，德川時代农民起交频繁，从1599到1867年间共有1240次，其中18世纪以后共有1052次。
[11] 西元前73年到71年，由罗马奴隶斯巴达克斯（Spartacus）领导的大规模起义。斯巴达克斯是竞技场的角斗士，他们为争取自由而反抗，发展成罗马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起义失败后6000名被俘者惨遭钉死。
[12] 1358年5月，法国农民为反对英法百年战争时期封建领主的压迫，在巴黎周围地区发动的起义。札克（Jacques）是当时人对法国农民的蔑称。
[13] 1381年6月英国农民为反对农奴制、劳役制和封建捐稅在各地起义，瓦特‧泰勒（Wat Tyler）是主要领导人。农民军曾占领伦敦，在国王的欺骗和残酷镇压下失败。
[14] 胡斯派斗争（1419-1434）是15世纪捷克反对罗马教会及德国贵族和上层僧侣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革命，以杨‧胡斯（Jan Hus，约1369-1415）为名。胡斯是威克里夫学说的宣传者、布拉格大学教授，被教会烧死。
[15] 德国（当时属神对罗马帝国）在1524年到1526年爆发的大规模农民革命，反对封建秩序，要求实现公正、平等的基督教人间天国，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untzer）是革命的主要领袖和思想家。恩格斯曾撰写《德国农民战争》（1850），将这场革命与1848年德国革命进行比较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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