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曼德尔│乔治·诺瓦克 ->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1973）
异化问题
乔治·诺瓦克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如今正见证着它自己队伍中的一场道德重整运动。这个新的流派中有才智的倡导者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代社会中人类所遭受的异化，以此支持他们的结论。他们把社会主义的教义与心理分析的理论相融合，把异化问题当成现代生活中的关键问题来处理，把它视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心。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专注是受到了对于最近翻译的、马恩早期著作的无数评论的激励。马恩的这些早期著作诸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其中，异化概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对这个主题的兴趣的增强不仅仅是激进知识分子的奇思妙想。它根源于当今社会中所经历的非常现实的异化，根源于世界上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不断增长的对抗。
在当代资本主义下的生活中的矛盾引发了深刻的挫败感。在战后的长期繁荣中从工厂和农场中涌流出来的财富并没有增强对于未来的信心。相反地，它成了忧虑的另一根源，因为人们广泛感到一场新的萧条将会来临。类似地，工人们面临着由自动化所带来的对于工业过程的控制的增强，这没有受人欢迎地使工人们从繁重的苦工中解脱出来，反而带来了慢性失业的幽灵。在核能的开发中所涉及到的对自然的控制在人类的头上保持着全盘灭绝的威胁，而非和平与充裕的希望。一个不受控制的、资本主义政治家和军事领袖的核心集团决定着生死问题。无怪乎人们觉得支配着他们命运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是异化的力量。
尽管社会土壤有所不同，类似的观点也广泛散布于由官僚阶层所统治的后资本主义国家中。尽管它们的革命使得科学、技术、工业、公共卫生等领域中的广阔进步成为可能，但是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强烈地憎恶他们对于政府和经济管理的缺乏控制。他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组织自由被剥夺。尽管官方宣称他们至少已成为他们自身命运的主人，但是人们知道，对于至关重要的事务的决定权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官僚领袖来行使的。共产党、工会、工厂和集体农场、教育机构和出版社的群众的基本职责仍然是服从来自上面的命令。
那本由斯大林编辑的、如今已被抛弃的、对历史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歪曲的手册——《联共党史》——以下述告诫作结：“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只要“与诞生了他们、哺乳了他们、养育了他们的母亲和群众保持联系”，“他们”就会是强大的和不可战胜的。赫鲁晓夫已经告诉我们，斯大林在晚年是如何从不参观工厂或农场，如何完全与普通人民的生活相隔离的。但是斯大林的后继者只是掀开了帷幕的一角，帷幕背后掩盖着苏联群众与“主管”——正如他们被称呼的那样——之间的极度疏离。
苏共二十大上的揭露和1956年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促使共产党内的许多善思者重新考量他们先前的观点。他们中的一些人试图解释苏联领导人的罪行，以及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本身来看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歪曲。
这种探求把他们导回到青年马克思。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标志着他从黑格尔主义、经人本主义、到达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他们认为他们已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被歪曲和社会主义被扭曲的线索——在苏联和共产党中这种歪曲和扭曲已然泛滥成灾。特别是，他们在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中人类异化的这些评论中，看到了被玷污的社会主义理想得以有益的复兴的基础。
这些知识分子举起了新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旗帜，以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和“经济自动主义”。他们声称，在斯大林之下结出这种苦果的罪恶种子是由“机械”马克思主义者播下，并由粗陋唯物主义的列宁主义者培育的。他们提倡一种革新的道德，以及对于“具体的、完整的、活生生的人”的更为敏锐的关心。他们说，集权主义的诸种可怕形式是由对于生产力、经济基础与文化上层建筑之类的“抽象概念”的屈从产生的。这种不道德和不人道的唯物主义导致了在社会主义的措辞背后，由资本主义所强加的物对人的统治的再现。
在二十多年前的美国，相同的信息由当时《政治》的编辑德怀特·麦克唐纳，以及社会主义工人党中的琼森·弗里斯特小组声明。它是《异议》杂志的社会民主党作家和前托派作家所喜爱的主题。如今，它正成为一些聚集在英国的《新推理者》周围的前共产党知识分子的信条。
《新推理者》的两位编辑之一E.P.汤普森在第一期（1957，夏）的一份纲领性声明中写道：“资本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自我异化’的形式；人们在意识中跌跌撞撞，在抽象概念中迷失了自我；资本主义把人类劳动视为一种商品，把对人类‘需求’的满足视为生产和分配商品；斯大林主义把劳动视为满足经济物质需求的经济物质行为。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则声称：使人从被物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使人从对利润的追求中或对‘经济必然性’的屈从中解放出来。使人作为一个创造者解放出来——他将不仅创造新的价值，而且创造广泛而丰裕的事物。”
尽管他们的推论是新的，但这些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者提出来以反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新思想”却几乎不是原创的。他们的观点的实质可以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学派中找到，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曾兴盛于1848年革命前的德国。正如任何熟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诞生过程的人所知，科学社会主义是在与这些教义的斗争中创立的。
莫泽斯·赫斯和卡尔·格律恩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试图使社会主义运动建基于抽象原则和道德箴言之上——这些抽象原则和道德箴言关乎自相分裂的人类恢复其完整性和普遍性的需求，而不是建基于经济条件的必然的历史发展和阶级力量的斗争之上。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部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嘲笑了这些空谈家，他们谈论“人类本质的异化”，而不是对货币及其功能进行科学的研究。
“人本”社会主义者对斯大林主义的厌恶是正当的，但他们并没有前进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如他们所错误地认为的那样，而是落在了它的后面。他们不经意地倒退到社会主义及其唯物主义哲学在一个多世纪前曾克服的那个理论发展阶段上。更坏的是，在他们后跃至一种最讨厌的、前科学的社会主义时，他们抛弃了构成马克思主义核心的唯物主义原则和辩证方法。
这些迷失方向的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之下加入抽象的道德根基的尝试是倒退性的。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异化理论绝非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干的。它的确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和形成阶段上扮演着有影响的角色。的确，在这个概念的历史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显著的例子，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如何将黑格尔的核心概念剥离其“唯心主义的外装”，并将其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上的，这个过程既转变了它们的形式，也转变了它们的实质。弄清马克思主义对于异化的真实态度是怎样的，是有价值的。对于那些正在笨拙地寻求一种新的平衡的、沮丧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将是纠正其偏离正轨的最佳方法。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取自黑格尔。在这个例子中，正如在其它许多情况下一样，黑格尔主义是马克思思考的思想源头和出发点。
异化和外化是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关键范畴。它们是对差异或“他性”的最极端的表述。在变化的过程中，每样事物必然具有一种分裂和对偶的性质，因为它既是它的本身，同时也成为某种其它事物，即它的“他者”。
但作为整体来看，“他者”纯粹是“它自身”的发展；隐含的成为外显的；可能的成为现实的。这是一个双重过程。它包含着从原初形式的外化，以及本质在一个更高的存在形式上的实现。
这一矛盾通过一个持久的发展过程推动理念前进，直到它从其物质外壳中浮现出来，并呈现为精神。精神转而经过一系列的阶段，从粗陋的知觉到其在哲学中——首先是在黑格尔自己的唯心主义观点中——的最高峰。
在这整个复杂的过程中，异化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它是在发生作用的“否定”的表现。“否定”通过对立面的矛盾永远毁坏着既存的形式，驱使每样事物前进至一种更高的存在方式。在黑格尔看来，一种独特的异化在某个阶段上可以具有历史必然性，纵然在辩证法的普遍的相互作用中，它在下个阶段会被消除。
所有这些也许会呈现为一个半世纪前德国大学生活中无趣的一章。但黑格尔把社会的发展视为理念的这种演变的结果之一。此外，他追溯了人类历史中的异化过程。他特别提到了这样一些议题，诸如这样一个事实：地球上所有生物中就人类能利用他们周围的客观条件，并把它们转变成人类主观发展的一种媒介。尽管把那样一种物质过程视为理念演变的表现这种看法显得稀奇古怪，但人们承认，这种评论具有一种现代特性。
此外，黑格尔指出，在人类发展的转折点上，人类发现他们自己处在与周围世界的深刻冲突中。他们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创造物强大起来并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讽刺的是，人类成了他们自己产品的奴隶。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看待这整个问题的清晰度令人震惊。
黑格尔把人类异化这个概念应用于从它本身到希腊城市国家衰落与基督教来临之间的过渡时期——首先是到他周围的资产阶级社会。在他生涯的早期，他把工业社会描述成“相互依赖的广阔系统，行尸走肉。这个系统以一种盲目的基本方式到处移动，像一头野兽要求持久的强大控制和限制。”（《耶拿现实哲学》，第237页）他指望由国家来对资本主义竞争施加那种控制。
对我们这个核时代更具现实意义的是，他关于私有财产制度说了一些尖锐的内容，这种私有财产制度强迫人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尽管人们有所创造，但这个世界与他们最深切的需求是相对立的。这个外在于人性的、“死的”世界是由无情的法律统治着的，这种法律压抑着人性，并从人性中掠夺了自由。
黑格尔也强调了：个人对于商品生产社会中劳动分工的完全屈从，削弱和抑制着人的发展。正是机械化这种应当使人从苦力中解放出来的手段，使人愈加成为奴隶。
在政治平面上，尤其在黑格尔的早期著作中，他讨论了在他那个时代的德国，个人因为不能参加专制国家的事务，如何与它相疏离。
根据黑格尔，对哲学的需要本身，产生于人类存在已然被投入其中的、这些包罗万象的矛盾。黑格尔将社会与自然的矛盾、理念与现实的矛盾、意识与存在的矛盾概括为“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这种对立产生于精神从本身的异化。这个客体世界本是人类劳动和知识的产物，却变得独立于人、与人相对立。这个客观世界成了由不可控的力量和高于一切的法律统治着，在其中的人不再能够认识或实现他的真我。同时，这同一个过程也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思想变得疏离于现实。真理成了单独保持在思想中的无力的理想，而实际的世界在它的影响之外起作用。
这带来了一种“不愉快的意识”，在这种意识中，人类注定挫败，除非他成功地使他的世界中割裂的部分再次统一起来。自然和社会必须被置于人类理性的统治之下，从而他的本质自我的分裂的元素才能重归完整。一个无理性的世界与一种无效的理性之间的这种对立如何得到克服？换言之，如何才能使这个世界服从理性，并且理性本身变得有效？
黑格尔声称，在这个普遍瓦解的时代，哲学能够发现那种能带来人类需求的统一的原则和方法，并使它们为人所知。理性（我们几乎写了《新推理者》）是现实的真正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对抗被消除了，或更确切地说，被转化成了人类的真正统一性和普遍性。
黑格尔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与具体的对抗联系起来。在他自己的哲学语言中，他力图表达资本主义环境的后果，在这种环境下，人们被对于他们相互之间现实关系的错误意识、歪曲意识所误导，在这种环境下，人们由于被不可控制的市场规律所压倒，而不能使他们的意志成为有效的。
黑格尔进一步断言，这些矛盾的解决是实践问题，也是哲学理论问题。受法国大革命的启发，他设想在自己的国家需要一场类似的“理性的统治”。但是，他在考虑阶级社会中的关系时，他仍然是一个从未超越其唯心主义哲学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在黑格尔最进步的时期，在克服既存的社会对抗上，他没有提供任何超出资产阶级改良之界限的实际建议。
只有通过马克思的后续工作，这些对于一种无理性的社会现实的唯心主义思考才被置于正确的视线之下。与黑格尔对异化的解释相对，马克思表明了这种异化的历史起源、物质基础和真实性质是什么。
马克思作为一名热心的黑格尔主义者开始其知识生涯。在1843至1848年间，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清除了他思想中后来被他称作“陈旧废物”的东西，与恩格斯一起作为一位成熟的唯物主义者出现。
“人本”社会主义者如今从事于一种不切实际的冒险，即倒转这个不断前进的顺序。他们旨在以那个尚未超越费尔巴哈的片面唯物主义的青年马克思代替那个作为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成熟马克思。
马克思认识到，异化概念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极其重要的方面。他也开始意识到，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掩盖了造成种种异化形式的现实历史条件和社会矛盾。
马克思并非一蹴而就地达到其最成熟的结论的，而是通过数十年的科学研究不断接近它。在他的黑格尔主义起点与最终的立场之间，有一个过渡性的发现时期，在这个时期中，他形成了他的初步结论。
1843年，马克思首次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这项研究占据了他的余生。他的这个任务是与对他的黑格尔主义遗产的批判一起进行的。初步的成果载于《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本是1844年间为他的自我澄清而写。它们出版于作者逝后的我们这个时代，且直到1959年才出现第一个完整的英译本。[1]
这些论文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最初尝试。在这些论文中，他首次把学自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在许多段落中，他的思想阐述得如此抽象和难解，如果不理解普遍存在于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术语和思考方式，是难以解读其意义的。
尽管马克思的后期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的细胞，马克思在此处把异化劳动作为核心概念提出。他甚至认为私有财产产生于异化劳动。他写道，它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也是劳动从自身中外化出来的方式。他声称：“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藉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
马克思把异化劳动确立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开端，然后推出结论。当着生产者不是直接为他自己或一个由共同利益统一起来的集体而工作，而是为与他自己的利益和目的相对立的他人而工作时，劳动就成了异化的。
这种对抗性的生产关系以多种方式伤害工人。（1）他与他自己的身体相疏离，他的身体必须被保持为一种物质主体，这不是因为这是他自身的一部分，而是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作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元件而起作用。（2）他与自然相疏离，因为各种自然对象不是作为他自我满足或文化实现的手段而起作用，而仅仅是作为生产利润的物质手段而起作用。（3）他与他自己作为人的独特本质相疏离，因为他的独特特点和能力并不为他的经济活动所需要、所使用或所发展，他的经济活动把他降低到纯粹的物质力量的水平上。（4）最后，他与其他的人相疏离。“如果人与他自己相对立，那么他也与其他人相对立。”
因此，被剥夺的工人既非从他的劳动活动中获益，也非从劳动产品中获益。这些并不能作为个体享受或满足的手段，因为它们都被他自己之外的其他人——即资本家——占有了。“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自己来说是折磨，那么它必然是其他人的享受和满足。”
劳动者创造的对象即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化的要素，作为一种独立于生产者的力量，而与人相对立。“雇佣劳动像私有财产一样，只是劳动异化的必然结果。”只有通过废除雇佣劳动，社会才能从私有财产和奴役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赞扬黑格尔看到了人是其劳动条件的产物。马克思在黑格尔那里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个主要观点——尽管是在唯心主义的形式下。马克思评论道，《现象学》的伟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黑格尔把人的自我生产设想为一个过程……”
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只看到这个过程的一个方面，即意识的异化，而忽略了阶级社会中劳动的最重要方面，即生产商品的现实的人的异化。马克思接受了费尔巴哈的下述观点：黑格尔的哲学本身是人对于自身的异化的抽象表达。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使思考过程与现实的、积极的思考者相分离，并把它转变为一个独立的、全能的主体，这个主体将世界吸入它自身。说到底，它是宗教思想的精致形式，在其中，逻辑理念取代了上帝。
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作为理念反题的自然，本身什么也不是；它只是绝对理念的隐蔽的和神秘的化身。但是，马克思跟随费尔巴哈指出，这个绝对理念本身什么也不是，它只是“一个思考之物”，是依赖于自然的现实个体的思考过程的泛化表达。
马克思称赞费尔巴哈揭露了黑格尔体系的宗教本质，从而重新确立了下述唯物主义真相：自然不是理念的表达，而是思想的真实基础和一切观点的最终根源。
马克思说，黑格尔发现了“历史运动的抽象的、逻辑的、推理的表达。”马克思试图要做的是，揭示历史的真实原动力（包括自然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正如他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那样），这种原动力先于一切理论创建，并为思想的运转提供了材料和动机。
此外，黑格尔错误地把人类重要力量在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外化等同于异化，因为它代表了理念存在的较低等级。事实上，人类能力的对象化对人类来说是正常的和必要的，是一切进步的主发条。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才被扭曲为异化，但这种历史条件不是永久的。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纸页间能发现许多卓越的思想。比如，马克思阐明了动物意识与人类意识之间的区别，并在这种阐述方式中，使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庸俗唯物主义对立起来。感知觉是人类知识的基础，也是知识的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尽管人类的感觉器官在起源上是动物性的，但它的发展超越了动物。人类的意识经历了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发展，它们所赋予我们的感知觉模式，比起任何动物状态来，更富于辨别能力得多。他得出结论说：“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资本主义是应受谴责的，因为它使感受性变得迟钝，而非使它变得灵敏。他写道：宝石商只看到矿物的市场价值，而非矿物之美及其独特性质，他们“没有矿物学的敏感”，他们与搜寻食物的动物几乎没有区别。文化的任务就在于，对于“人性和自然的本质的全部财富”形成一种独特的、属人的敏感。
以大卫·赖斯曼为首的、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的整个学派把它对于“大众社会”中人类处境的分析建立在下述事实上：一般人对他们在工厂或办公室中的苦役感到厌烦和压抑，只有在闲暇时间才能找到对个人需求的满足。马克思早就注意到了在资本主义下劳动与闲暇的分裂，在手稿中他指出：“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
马克思没有离开在这些早期论文中所探讨的劳动概念。在拓展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围，更深地探究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之后，马克思充实和纠正了他最初的陈述。他把劳动的特点和形式发展成为一系列出色的、多样化的分析，它们反映了多方面的生产关系在其历史演进中的诸侧面。
青年马克思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支配，他通过把非人性化的东西与真正人性的东西相对立，来分析资本主义关系。后期马克思基于阶级对立来看待它们。
他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非常重要：生产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和生产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在抽象劳动中，马克思发现了商品生产社会中异化劳动的本质。恩格斯正确地把马克思的发现称赞为他对政治经济科学的主要贡献。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使他能够解释商品的性质、价值的来源，以及货币的力量之类的秘密。在马克思分析中的每一个决定性的要点上，这两种劳动之间的区别都显示其意义。
马克思跨出的另一步也超越了他的前辈：他区分了创造特殊使用价值的、作为具体行为的劳动和劳动力，后者即劳动的生产价值的属性。他论证了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是如何使资本主义剥削成为可能的。他也表明了，在阶级生产的所有模式下，一般而言的劳动剥削是建立在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区分之上的。
要探讨马克思对于劳动概念的所有进一步阐发，就要求对整个《资本论》作出总结。相关的要点在于：在早期论文中概述过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复杂关系，被发展成为具有精确特质的网络。异化劳动概念被分解为诸要素，这些要素被融入到对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复杂说明中。
在考察资本主义下异化的特殊根源前，有必要注意到这一现象植根于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中。人类成了他自己的创造物的被压迫者这个过程经历了演进中的不同阶段。
异化的最原始形式产生于人类的需求和愿望与他对自然的控制之间的悬殊。原始人虽然已强大到足以使自己作为联合的劳动体与自然环境相对立，但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生产力、技术和知识，以维护其对于周围世界的较多控制。与他们在物质生产中的无助相对应的，是巫术和宗教在他们社会生活和思想中的力量。正如费尔巴哈所解释、马克思所重复的，宗教颠倒了人类与世界之间的真实关系。人类在自己的想象中创造了上帝。但对于迷信的头脑来说，由于它没有意识到无意识的思想过程，因此就呈现为上帝创造了人类。由于被这种表象所欺骗，也被从巫医到牧师的社会操纵者所欺骗，人类使自己拜倒在他们自己所制造出来的偶像前。上帝与众多礼拜者之间的距离，成为衡量人类相互之间异化程度的尺度，以及衡量人类隶属于自然环境的程度的尺度。
因此，异化首先是下述事实的社会表现：人类缺乏对自然力量的足够控制，从而尚未获得对于日常生计之来源的控制。
迄今，异化是人类历史的普遍特征。然而，劳动异化却是文明所特有的，并且是与私有财产制度密切相关的。在原始社会中，人类是受自然压迫，而非受他们的劳动产品压迫。
在野蛮状态中所能发现的巫术和宗教中可观察到初级的异化，这种异化被由阶级社会状况所引发的另一种更高级的异化所覆盖并压倒。随着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人类中最先进的部分在其食物供给上较少地直接依赖于原始自然了。他们增加了财富的来源，减少了自然的压迫。
但是，与文明人对自然的日益增长的控制相伴随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条件失去控制。只要生产仍然是简单而集体的——正如在原始的部落生活中那样，那么生产者就控制着他们的生产过程和产品分配。随着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扩展，越来越多的产品转化为商品，并进入市场交换。
随着生产者的产品服从于商品市场的规律，生产者就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这些规律反过来对生产者的统治达到这样一种程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人类本身成了被买卖的商品。奴隶制是首个有组织的异化劳动制度；雇佣劳动则将是最后一个。
雇佣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异化劳动。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成了世界市场的受害者，成了供需规律的奴隶，以至于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当他的劳动力商品不被需求时，他只能闲置着，而生活上依赖于他的人则要挨饿。
工人阶级所承受的异化的历史基础是生产方式中的私有财产。这使得所有者能够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产品。阶级社会中的异化的物质起源没有什么神秘的。它作为一种结果产生于生产者与其生产条件，进而与其产品的分离。当劳动者失去了对于物质生产方式的控制时，他们也失去了对于他们的生活、自由和发展方式的控制。
黑格尔在《权利哲学》中指出了这一点：“通过异化凝结在我的工作中的我的全部时间，通过异化我所生产的每样东西，我将使他人的财产成为我的存在的实质、我的普遍活动和现状的实质、我的人格的实质。”
这第二种异化在资本主义下达到其顶峰，在其中，卷入生产和交换网络的每个个体被世界市场的规律统治着。这些作为外部的强制力量而起作用，即便资本的主人也不能控制它们，这一点正如商业周期的波动所证实的那样。
另方面，随着科技的扩展，生产力从文明的一个阶段发展至下一个阶段，建立在对自然力的缺乏控制之上的早期异化形式的影响则减弱了。正如马克思所写：“由于工业的奇迹，上帝的奇迹变得多余。”如今，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已是决定性的——尽管还远谈不上完成，未被征服的自然作为一种因素在产生异化方面的影响，比起异化的经济根源来，是很小的。
资本强加给劳动的异化增强了那些从野蛮时代携带而来的异化形式，在这些异化形式之上又加上了由资本的独特剥削所导致的外化。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独特的异化过程，有必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
（1）资本主义通过攫取劳动人民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作为一种独特的和单独的经济形式而出现。在资本主义得以确立之前，大量直接生产者必须与物质生产方式相分离，并被转变为无产阶级。在西欧，资本主义剥削所需要的征收过程已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XIX章中总结过了；通过这种征收过程，农民被从土地上连根拔起，形成了雇佣劳动所需的社会要素。
（2）然而，生产者的异化只有从资本原始积累才开始；一旦资本控制工业后，它在一个更扩大的规模上被继续地再生产出来。即便在雇佣劳动者在身体上参加生产过程之前，他发现通过劳动合同的规定，他的劳动力已经被取走了。工人同意把他的劳动力交给资本家，以换取现行的工资。然后，雇佣者可随他愿意自由地使用、剥削此劳动者。
（3）在生产过程中，由于资本主义企业中特殊的劳动分工，所有的知识、意愿和管理都集中于资本家及其监管者。工人被转变成纯粹的、生产的附属因素。“资本家代表了社会工作机体的统一和意志”，而构成这一机体的工人则“非人化”了，降到了物的地位。资本主义生产的计划、过程和目的都作为异化的、敌对的和专横的力量与工人相对抗。流水线上的自动化工人能够证实这一事实的真实性。
（4）到了工业过程的终端，作为此一过程结果的产品不是属于制造它的工人，而是属于资本家。劳动产品以这种方式从工人手中夺走，进入市场待价而沽。
（5）资本主义市场是商品和货币流通的总体，它也作为一种异化的力量与工人阶级——不管是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还是作为商品的买者——相对抗。它的运转规律指示了工人通过出卖劳动力能得到多少，而不管它到底是否有销路，不管他们的生活水平如何。
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裁决者。它不仅统治着工人，它也大于最强大的资本家集团。高于一切的市场规律像不可控的力量统治着所有阶级，它不顾任何人的计划或意图带来或福或祸。
（6）除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根本性对抗之外，竞争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特征，使这两个阶级的成员之间相互对抗。资本家们力图胜过其对手，以致于较大的和较高效的资本家吞噬掉较小和生产率较低的资本家。
进入劳动市场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为了找到工作被迫相互抵制。在计件工资的激励下，他们在商店和工厂中经常不得不相互竞争。
资本家和工人都力图通过联合来减轻竞争的影响。资本家成立了托拉斯和垄断，工人则组织了工会。但是，不管这些对立的阶级组织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减轻和限制了竞争，它们并不能废除它。从垄断产业中排除掉的竞争在资本的一次积聚与另一次积聚之间的斗争中更激烈地出现。一个行业、部门或国家中的工人——与他们的意愿相悖——与另一个行业、部门或国家中的工人陷于斗争。
这些经济环境造成了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不受控制的个人主义、自我中心和追逐私利。这个社会中的成员，不管其地位如何，都不得不生活在一种相互敌对而非团结统一的氛围中。
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内的诸异化形式的真正基础，可以在生产方式的矛盾关系中发现，以及在产生于它们的阶级对抗中发现。
像一切关系一样，异化是一件有着两个方面的事情，它的运转有着矛盾的结果。从被剥夺者那里取走的东西被赋予了剥夺者。在宗教中，世界上人类的无力被补充以神的全能，后者被赋予了现实的人所缺乏的一切能力。他在社会中的代表——从道士到牧师，利用这种情况为自己谋利。
在经济学中，劳动者的被奴役是主人自由的基础；多数人的贫穷造就了少数人的财富。在政治学中，群众自治的阙如在国家的专制统治中变得显而易见。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论及货币的秘密。他评论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已经取代宗教成了异化的主要根源，正如它已经取代神成了崇拜和吸引注意的主要对象。财富的货币形式像一个异想天开的暴君站在人们的需求与它们的实现之间。货币的拥有者能满足最过分的愿望，而身无分文者则不能满足衣、食、住这些最基本的需求。
货币具有使事物转化成其对立面的魔力。正如莎士比亚所说：“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能够“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没有艺术鉴赏力的人能购买图画并将它们悬挂于宅第中，或将它们放入保险柜中，而创作者和真正的鉴赏者却不能观看或享受它们。最卑鄙的恶棍能从谄媚者那里买到钦佩，而值得尊敬的人则遭到轻视、不被注意。
在资本主义下，每样事物都进入了交换领域，成了买卖的对象，因此，一个人的价值不是根据他的真正值得称赞的能力或行为去衡量，而是根据他的银行存款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是他所拥有的东西，一个百万富翁的“价值”比乞丐大得不可比拟。在马克思受到憎恶的地方，罗斯柴尔德受到尊敬。在这个普遍唯利是图的污秽场所，所有真正的人的价值和标准都被扭曲和亵渎了。
后来，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揭露了货币的这些魔力的秘密，马克思将它们追溯到商品在其演进过程中所获得的价值形式。货币的拜物教性质源自于价值的商品形式的拜物教性质，后者表现了独立生产者之间以物为媒介的关系。控制着人的生活和劳动的资本拜物教是这种商品拜物教的最终表现。
如果说资本形式的货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高拜物教，那么，强化资本主义剥削之经济条件的国家则仅次于它。国家的强制最刺眼地显示于国家的刑事权力、税收权力和征兵权力。普通公民的身份必须由政府官员盖过章的证件才能确证。他需要有一个证书来证明他的出生、他的毕业、他的结婚或离婚，以及他可以到其它国家去旅行。
货币和国家对于人民生活的专横归根结蒂可简化为社会阶级的相对贫困。
深植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中的异化在社会结构的其它部分中以各种方式显示出来。它们凝结在国家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对立中。比如说，美国资本主义的统一性体现于国家组织中，这个国家组织由占统治地位的大资本家控制和左右着。
在美元民主中政府与人民的异化，是一项关于美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研究的主要主题，这份研究是由莱特·密尔在《权力精英》中作出的。它的起始的一段话这样写道：“普通人的权力被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日常世界所限制，但即便在工作、家庭和街坊的这些常规活动中，他们也似乎经常被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控制的力量驱动着。‘宏大的变化’在他们的控制之外，但依然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观点。正是现代社会的这种结构把他们限制在不是他们自己的，而是来自各个方面的计划中；如今这些变化压迫着大众社会中的男男女女，他们因此而感到自己毫无目的地处在一个没有权力的时代。”
密尔声称，组成权力精英的大商人、政治家和高级军官对无力的大众来说是“迥然不同的”，密尔据此总结了我们社会中权力的极端两极化。确定的是，即便在1950年代中期，人民也不像密尔及作为其同事的学院派社会学家所理解的那样徒劳无用和失去活动能力。黑人为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以及产业工人的周期性罢工，表明在表面之下有许多东西正在萌动。
但不可否认的是，劳动力基本上是未开发的、无组织的，并且被如此地误导，以至于即便对它的拥有者来说，它的潜力也仍然是隐藏着的。工会领导的政策帮助“权力精英”的发言人阻止人民预见他们为了自己的事业所能运用的巨大政治力量。从而，他们使工人阶级异化于它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作为全民族的领导者和组织者的正当地位。由于工人阶级的缺席，这个角色被移交给资本主义政党。
然而，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被剥夺这种情况不会被永远维持下去。劳工运动或迟或早将不得不挣脱对于异己的阶级政治组织的从属地位，并形成它的独立政党。这将是政治上的自我实现过程的开端，是向如今被少数资本家所占有的至高地位的一次提升。如果说如今的富豪统治集团对于群众来说是“迥然不同的”，那么，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将带来“大逆转”，那时，“我们这些一无所是者将是一切。”
经济和政治中的基本对抗扭曲了资本主义下其它一切生活领域中的人际关系——从他们相互之间的情绪反应，到他们最普遍的观点。这在资产阶级时代的许多文学艺术中得到了体现和感受。资产阶级的环境将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在愚蠢的商业主义和冷酷的漠不关心之间推来搡去，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与资产阶级环境之间的疏离是一个持续已久的丑闻。在诸如亨利·米勒和诺曼·梅勒等当代作家的作品中的抗议呼声，证实了这仍然是一个持续的伤痛。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与统治阶级的分裂中又加进了某些新的东西。这就是随着原子弹的到来，突然在科学家与大资本家之间绽开的裂口。
资本主义社会在其进步时期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养父；数个世纪以来，这两者是齐头并进的。英语世界中的大多数科学家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前定和谐是如此的理所当然，以至于他们在进行工作时没有关心过它的社会运用和最终结果。核能的释放所产生出来的连锁反应把他们从这种盲目的舒适中炸醒。
自1942年起，核物理学家发现他们自己处在最折磨人的困境中。他们致力于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发现和传播真理。但是，军国主义者们使他们的劳动和成果转过来反对他们作为科学家和学者最珍视的一切。当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成为最高机密，原子能科学家“为了国家的利益”被迫与其同事相隔离时，“科学自由”成了笑柄。
科学家成了为掠夺成性的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军事机器的附庸，就像产业工人构成了利润生产机器的一部分。他们的成就不是有助于创造一种更好的生活，而是带来更快的死亡。他们对物质和能量的更大控制力，由于完全缺乏对其社会使用的控制而被取消了。
科学家成了毁灭其同类的不得已的代理人、后世的毒害者，还有什么比这更不人道的呢？无关乎最敏感和最心系社会的科学家大声反对对他们职业的这种违反，以及对他们内在本性的这种不能容许的伤害。有些人作为“本着良心的反对者”已经拒绝参加战争工作；其他人承受着精神失常之苦；少数人甚至自杀了。
那些围绕着《原子能科学家的公告》而集合起来的人已在寻求一种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但并未成功。有些人谈到了“他们的共同罪恶”，尽管他们是受害者，而非有罪者。对于他们的不能容忍的困境的责任完全在于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者，这些帝国主义者将他们投身于这种异化处境中。
这个诊断指示了他们所能克服那种异化的唯一方式。那就是参与那些反对帝国主义者、且不得不与帝国主义者斗争的社会力量。
西方世界人民的身体健康在改善，但他们的精神和情绪情况却在恶化。这是《健全的社会》这本近作的主题，埃里希·弗洛姆在其中进行了一项现代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他的著作是特别中肯的，因为他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人本主义是《异议》和《新推理者》中更文学化的人本主义的心理学上的对应物。有些分析家从下述前提出发：资本主义是理性的，个人的任务是“适应”——也就是遵守它的特殊要求；弗洛姆正确地向这些分析家提出了异议。相反地，他声称，该制度从本性上说是无理性的，正如它的影响所证实的那样。如果人们想要使自己以及在相互之间高效地、和平地活着，那么资本主义必须走开。
弗洛姆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借用了异化概念，以此作为核心工具来分析二十世纪这个刻板的和标准化的贪婪的社会所出的问题，以及它在人民中所产生的主要特点。他对于资本主义损害人类人格的方式作了许多机敏的评论。
他声称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和作为一个马克思的崇拜者来批判资本主义。但他把马克思倒转了过来，他声称，马克思对于人的概念是：“他在本质上是宗教的和道德的”。而且弗洛姆本人力图以道德说教取代唯物主义，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这位前精神分析学家否认现代社会的疾病的主要原因植根于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教导的那样。他写道，它们同样是由于精神和心理的原因。社会主义必须被注入伟大的宗教领袖的智慧，这些宗教领袖教导说，人的内在天性必须与外部环境受到同样程度的转变。他同意福音书的话，认为“天堂的王国内在于你。”“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已然强调人类内在转变的必要性，离开了这一点，经济变化不能导致‘好的社会’。”
这项工作只有通过“下列领域的同步转变：工业和政治组织、精神和心理取向、性格结构和文化活动”。他的疗治现代社会病症的实际计划拒绝工人夺取政权、工业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在他看来，那是通往集权主义的严格控制之路。
他建议成立小型的农业和工业的“工作社”，作为温床，在其中将为美好生活的培育创造实验条件。通过乌托邦的聚居地——诸如欧文、傅立叶、蒲鲁东和克鲁泡特金所倡导的那些，资本主义社会将被重建，人道主义将被复兴；这些在一个多世纪前的美国被尝试过，并被发现是欠缺的。
因此，这种人本主义的“提倡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就成了上世纪的乌托邦幻想的褪了色的复制品。这是脱离现代技术的真正实情的一种形式，现代技术的真正实情要求在全世界的规模上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以维持和提升全球正在扩张的人口。这也是对在消除资本主义反动和斯大林主义的罪恶的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紧迫任务的逃避，因为它使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异化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唯一能够有效废除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根除斯大林主义、为一个自由而平等的社会制度创造物质环境的社会运动、阶级力量和政治纲领。
人类所承受的异化是无可救药的吗？这是天主教会、像雷茵霍尔德·尼布尔那样的悲观主义的新教徒神学家、克尔凯廓尔的存在主义信徒，以及某些弗洛伊德的解释者的论点。他们把人描绘成受着不可调和的目的和冲动的永恒的折磨，他注定要陷入他最深层的精神渴望与他作为一个世俗的凡人所具有的不可逾越的局限之间的无休止的战争，并因此而绝望和失望。
历史唯物主义者坚决地摒弃所有这些对于原罪的说教者。人类没有永恒的、不可克服的缺点，因而也就不存在须要靠教堂的虚幻安慰、唯心主义哲学家的神秘直觉或存在主义者在自我超越方面无限重复但总是失败的努力来弥补的问题。使人性扭曲和偏颇的实际的异化有着可确定的历史根基和物质根源。它们远不是永恒的，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它们已将其轴心从社会与自然的竞争中转移至社会结构内部的矛盾中。
这些内部的社会对抗不是永恒的。它们不是产生于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的本性中任何固有的和不可避免的罪恶。它们是由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引发的，这些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已被揭示，并能够得到解释。
既然人类通过科技的胜利已经获得了对于自然的优越性，那么下一个伟大的步骤就是获得对于社会的盲目力量的集体控制。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代生活中，只有一种自觉的力量足够强大，并从战略上被置于担负和完成这个紧要任务的地位。那就是被包含于产业工人阶级中的异化劳动者的力量。
只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使解放人类的物质手段得以产生，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将使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于工人阶级手中。国际规模上的社会主义式计划经济不仅将使人类重获对于生活手段的控制，也将不可限量地增强那种集体控制。社会关系的重建将完成在阶级社会下开启的为社会目的而进行的对于自然的控制，从而废除了过去那种容许甚至迫使人屈从于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条件。
一旦每个人的主要需求能够得到满足，充裕占了主导地位，并且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的劳动时间被降到了最低，那么就为废除一切形式的异化，为所有人的全面发展做好了准备——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不是以另一个人的发展为代价的，这种全面发展是在同志般的关系中进行的。
私有财产的废除必须继之以消灭民族国家的壁垒。继之而来的社会生产能力的增加将为消除体力工人与脑力工人之间、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之间、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传统对抗准备道路。
这是为建设一个和谐的、融合的、内在稳定和持续发展的社会关系系统所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当着在社会地位方面、在生活和劳动的条件方面以及在获得自我发展的手段方面的一切强制性的不平等被消除后，这些物质不平等在社会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的异化中的表现将会消亡。这将转而促进和谐的个人得以形成的条件——这些个人不再处在相互之间或他们自身内部的交战状态中。
这些是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对社会的重组所呈现出来的光辉前景——正如马克思主义大师所预期的那样。
诚实的共产主义者相信，这也是苏联——这个第一次成功的工人革命的产物——在斯大林主义政权下正在前往的目标。斯大林不是已使他们确信，社会主义已在苏联实现，苏联正处在通往共产主义更高阶段的途中了吗？
赫鲁晓夫附和了这些主张。但是他自己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揭露，以及自那以后反对声在苏联范围内的爆发已然炸裂了下述幻想：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已在那里完成。由共产党机器所捏造的虚假意识形态结构处于破碎状态。这些碎片如何被重新组成整体——以何种模式？
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回过头去，把苏联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所实际存在的事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则相核对。某些“人本”社会主义者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这么做。《新推理者》的编辑汤普森写道：“假定人类压迫的一切形式最终都植根于经济压迫，而经济压迫又产生于对生产方式的私人所有；那么，一旦这些生产方式被社会化后，其它压迫的终结将迅速地接踵而至。”（粗体由我所加。）
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保留其全部合法性，尽管人本主义的批评家质疑它。那么，什么地方出错了呢？就它本身而言，这个关于历史的概论是一个抽象的标准，这个抽象的标准必须与既存的事实及其发展状况相结合，从而使它变得具体和丰富。问题的实质在于动词的修饰语“迅速地”。在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终结与将国有化的生产方式提升至社会主义充裕的水平之间，必须有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过渡阶段中，从旧资产阶级制度中带来的特点与正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的根本制度相混合。
在苏联的情况中，这个中间阶段既不像马克思、列宁的预言所期望的那样短，其环境也不像马克思、列宁的预言所期望的那样顺利。这个历史阶段已经延伸了四个极其困难的十年有余，并且还远未终结。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责任在于，本着他的方法的所有指导性的概论，对第一个工人国家在这四十年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他必须查究物质环境已在何种程度上接近理论标准；它们在哪方面不符合，为什么；然后决定消除事情的既存状态与理想的标准之间的差距所需的方式和手段。
然而，汤普森及作为其同道的人本主义者，在为突然暴露在他们视线中的斯大林主义的丑陋特点所惊愕后，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前进。他们草率地丢弃了这些历史概论——在其中浓缩着对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分析的巨大财富，以及它们在实际生活中的丑陋表现。工人国家的标准与它在斯大林主义政权下的蜕化之间的矛盾使出于好意的激进分子失去了平衡，他们既拒绝了理论标准，也拒绝了既存现实；这对于他们来说并不是第一次。在幻想的摇篮中置身太久，他们不能面对苏联结构的客观的历史事实。
然而，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要求把事实作为理论和行动的出发点。这些事实是什么呢？
1957年6月，赫鲁晓夫在电视上郑重承诺苏联社会中没有矛盾。这并不比他的下述断言更可信：新的“集体领导”一切都好——不久之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刚诺维奇和其他高官就被抛弃。更持重的毛泽东承认某种类型的矛盾会存在于工人国家的政府与人民之间，但是在中国的这些矛盾全是非对抗性、非暴力性的——同理可推，在苏联的矛盾亦然。
苏联的官僚与群众之间的分歧已经产生出了全能的国家，揭穿了莫斯科和北京的领导们的这些理论虚夸。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这种疏离该如何解释呢？
特别是在落后国家，工人掌握政权和生产方式的公有制本身并不能一蹴而就地带来社会主义。这些成就仅是为建设新社会建立了政治和法律条件。为了达到社会主义，生产力必须被提升至这样一种程度：消费品比在最有益的资本主义下更便宜、更丰裕。
这不能在单独的一国范围内达到，也不能靠下述方法达到：增加独立的民族单位，它们遵循“各自的通往社会主义之路”。前者为正统的斯大林主义者所主张，后者为持异议的斯大林主义者所坚称。消费品的匮乏产生于与世界资源相分离的经济的较低生产率，这是官僚主义的恶性肿瘤在工人国家的大多数“开明者”内增长和持存的物质根源。
在原则上，在本质上，资本主义下劳动异化的主要根源——生产方式中的私有财产和利润制度的无序状态——在苏维埃国家中已被根除了。由于基础工业的国有化、对外贸的控制和计划经济，那里的劳动人民不再与物质生产方式相分离，而是在一种新的、更高的形式下与它们重新统一。
然而，这些反资本主义的措施和方法并没有解决苏维埃经济的问题。远远没有。为了根除从野蛮的过去继承而来的社会异化，工人国家不仅要求一个强大的重工业，而且要求一个比例匀称的经济，从而能为各部分的人民提供不断增加的生活必需品和令人舒适的生活设施。
没有一个既存的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把它的经济在任何地方都提升到接近那个水平。这些国家甚至还没有达到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达到的生存领域的生产率和文化方式。普遍存在的匮乏导致了人口各个部分之间在有限的国民收入分配上的紧张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工具的官僚阶层扮演着指挥的角色。统治者决定着谁得到什么，得到多少。他们从来不忘了将自己置于餐桌的首席。
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对劳动者的剥削没有了。但是，在占人口少数的富人与占人口多数的穷人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比。在可获得的商品和便利设施的分配方面所存在的明显的不平等侵蚀了各部分人口之间的团结纽带，挖掘了他们生活水平上的深刻差异，即便在这些方面已有所改善的地方也是如此。在这个意义上，生产者的劳动产品仍然逃脱了他们自己的控制。当他们的产品进入分配领域时，它们在不受控制的官僚的控制下经过。生产者自己的产品被集中于全能的管理者手中，它们以这种方式再次作为一种异化的和反对的力量出现在群众面前。
苏联地区蜕化的和变形的工人国家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异化的主要根源和物质基础便在于此。他们的对抗体现了这个经济结构中两种相反趋势的增长：一种趋势是从资产阶级的过去带来的，另一种趋势则准备着社会主义的将来。国有化工业的社会主义基础和生产领域的计划经济受缚于官僚主义管理的资产阶级标准，后者决定了匮乏的消费品供给的分配不公。
这两种矛盾趋势的发展导致了有可能爆发成爆炸性冲突的摩擦。
为什么工人没有对于他们产品分配的控制？因为他们不是丢失了对于国家机构的民主控制——就像在苏联，就是还没有获得它——就像在东欧卫星国和中国。正如工人在社会主义下应当比在资本主义下享有更高的生活水平，在一个正常的工人国家，他们应当比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政权下更充分得多地参与对公共职能的管理，享有更多的自由，拥有更多的权利。
曾有过一种征兆，一种庄严的承诺，即这将会是沸腾的民主中的情况——这种民主是苏维埃共和国早年的特征。官僚新贵连续的政治胜利把共产党、工会、苏维埃、青年和文化组织、军队和其它机构中的民主功能降低为零。苏维埃宪法在理论上所确保的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在实践中被集权阶层所抵消，这个集权阶层通过斯大林个人的独裁实行统治。
政治压制的这种独裁制度增强了经济压制。通过间谍制度和秘密警察、监狱和集中营，国家的刑事力量与其说是针对被推翻制度的势力，不如说是针对作为新制度承担者的工人。
极端官僚化的国家不是执行人民决定的机构，而是作为一种寄生性、压迫性和敌对性的力量与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以及隶属于它的民族相对抗，人民渴望把这个国家从背上丢弃。
列宁曾设想——并且布尔什维克的纲领也是这样声明的：工人将通过他们选举出来的代表控制和管理工业。而事实却是，在资本主义下将工人排除在发挥他们的主动性、才智和意志之外的经济功能的分工，已然在苏维埃经济的官僚弊政下被以新的形式再创造出来。
监管生产的“总控制中心”不再是资本家，但也不是工人——而在真正的苏维埃民主下，它应该是工人。在连续的五年计划下，官僚统治集团将决定事务的一切主要权力强行据为己有。命令从莫斯科唯一的、集权的指挥部中发布出来，即便在细节问题上也是如此。一切科学和判断属于指定的官员。斯大林死后在工业管理上的权力下放修正了这种结构，但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它。
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既不能提出计划，也不能自由地支配其能力。他们不能发起计划，参与计划的构想，决定计划的分配，应用、监督、核查计划的运转和结果。他们被降到了被动的物的地位，在持续不断的敦促和严酷的压力形式下更好地执行他们的任务。
通过计件工资的方式和武断地分配劳动定额的方式使工作中的工人加快速度。工人们被工作手册和内部通行证束缚于工厂中的工作上，很容易因违犯了规则或迟到了几分钟而受到严厉的处罚，这种情况直延续到1950年代后期的改革。他们无权为反对这种不可容忍的环境而罢工。
同时，他们看到了处在指导地位上的寄生虫的倍增，看到了国家资源管理上的严重失当。苏维埃官员自己的报告中就举出了许多这类工业浪费和组织混乱的例子。
因而，本该由劳动群众集体批准和完成的生产计划，呈现为由不顾劳动群众的意愿和福利的官员强加给他们的异化模式。
苏维埃官僚本身是一项巨大欺诈的活生生的体现。这股享有特权的、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不得不装扮成历史上这场最伟大的争取平等和正义的运动的代表和继承者，同时践踏劳动人民最基本的需求和感受。它的进步伪装与它的反动方针之间的悬殊是虚伪与欺骗的根源，这种虚伪与欺骗是斯大林化的政权的标志。
“谎言专政”渗透到苏维埃生活的每个部门。从顶端到较接近底部的深层，苏维埃人民被迫过着双重生活：一种是符合当时官方路线的公开表现；另方面，他们不能表达他们的真实思想和情绪，唯恐它们被呈交给审讯机构，他们压抑着对此的愤懑和沮丧。
他们变得异化于这个政权——这个政权使他们与他们最深层的思想和感受相异化，使他们相互异化。一位匿名的布达佩斯知识分子向一位德国记者抱怨道：“我们制度中最糟糕的事不是贫穷，不是缺乏最重要的必需品，而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个制度使生活成为一个弥天大谎，人们不得不成天地——在一天中的每个小时倾听谎言、阅读谎言，并且相应地自己也要被迫撒谎。”
对这种精神堕落的强烈反感是匈牙利和波兰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人起义背后的主要根源之一。这也是新近觉醒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一代苏维埃作家的主要主题之一。他们竭尽可能地明确表达了对于下述事项的令人怨恨的抗议：对文化、科学和艺术行为的严格控制；双重言论、双重行为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不仅窒息创造性工作，而且甚至使正常化的生活方式也变得困难的官方的欺诈。
在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在波罗的海各国、乌克兰及苏联内部的其它被压迫国家，有另一种愤恨的根源：对大俄罗斯政权的不满，它的统治不顾被压迫民族的特殊要求、传统、自主权和利益。
宗教主要是人类对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缺乏控制的产物。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废除这样一种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容许这类有辱人格的虚构之物阻碍人们的观点、束缚人们的生活。
在苏联，自十月革命后，通过无神论的教育，东正教的影响已大为减弱。但作为对它的替代，出现了世俗的“个人崇拜”，即对斯大林的奉若神明。偶像崇拜的这种复兴格外令人吃惊和自相矛盾，因为它不是出现于人口中最无知的阶层，而是出现于正在执政的共产党的顶层，而这个共产党又是公开宣称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的。无产阶级的颂歌《国际歌》中说：“我们不需要天赐的救世主。”但是，苏联人民和各国共产党却被灌输了这样一种神话：克里姆林宫的全知的“救世主”是永不犯错的。
罗马和拜占庭帝国把它们的皇帝奉若神明，这种实践在第一个工人国家是如何被复制的？
答案不在于斯大林独特的优点或缺点，而在于他为特权官僚阶层所扮演的角色。在把自己提升为唯一的统治力量以后，它不能在它自身的圈子里实行民主，也不能在整个国家中容许民主。它必须找到其它方式来解决内部的问题和矛盾。这些方式必须与下述统治方法相一致：独裁、暴力和欺骗。
斯大林取得了最高命令权，且不受挑战地保持了如此之久，因为他最好地履行了被赋予的，作为一个冷酷的、全权的、全知的主宰者的职务。正如官僚最终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每件事情，“此钢铁之人”对每件事情的决定都在官僚内，并且为了官僚。
神的力量——确切地说，神的存在——在根本上起源于人们面对社会和自然时的无力。因此，偶像化的斯大林的全能的力量建立在人民力量的被完全篡夺之上。被如此这般反复灌输了数十年的个人崇拜是其最终产物。斯大林上升到超人高度的另一面，是苏维埃工人在政治上的退化。
下述倒转的过程已经导致了个人崇拜的瓦解：苏维埃工人阶级的力量增长，战后的发展使官僚的地位削弱。斯大林的继承者正力图在“集体领导”的旗号下以比较非个人化的官僚崇拜来代替衰落的个人崇拜，这种努力并未取得多大成功。
当跪着的人民站起来时，高大的统治者不再显得如此高大。随着工人们重获了自信，感到了他们集体的力量，他们先前在伪造的偶像前的虚弱无力就消失了。布达佩斯的愤怒革命者在起义的第一天拆毁了斯大林的雕像，这个象征性的行为表明了一切官僚霸主即将面临的命运。
过去四十年来后资本主义政权的经验已然表明，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工人国家中官僚主义扭曲和蜕化的危险是真实的。
这种危险不是产生于人性中任何天生的罪恶，即对于权力的难以平息的渴望——如说教者所坚决认为的。它产生于周围的物质环境，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便在最进步的社会形式下，生产能力也不足以满足人民的需求。这种经济情况使得管理专家能够再次骑在群众背上，一度把他们的政权确立为一种压迫工具。一个国家越是贫穷落后，这个危险就越大。如果说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祸害，那么生产不足则是社会化的经济的祸害。
第一个工人国家感染的弊病的根源和性质表明，在既定环境下必须采取可能的措施来抵消它。疗治的药方全然在于由劳动人民民主地控制政府和经济。
实际的权力必须通过委员会来行使，而委员会则由城市和农村的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自由选举。他们的民主权利应当包括：所有政党的组织和宣传自由——这些政党承认和遵守革命成果；出版自由；一切公职人员在选民的控制之下，选民有权召回各个层面上的代表。
必须进行诸如下述的政治改革：恢复工人政党内部的民主，由工人政党的成员控制其领导和政策；把官员的收入限制在最熟练的工人的收入上；把人民吸收进公共职能的管理中来；废除秘密警察、内部通行证、关押政治异议人士和其他可憎者的劳工营。
在经济领域，工人必须控制国家计划及其在各层面、各阶段的执行，从而能根据实际经验对结果作出及时的检讨。工资标准和其它分配方式必须被修正，从而把不平等减至最低。工会应当有权罢工，以此保护工人，反对其政府的错误和僭越。
所有民族都应当有权独立，或者——如果愿意的话——在一种同志般的、平等的国家联合中结成联邦。
这些措施将在既存的工人国家的结构和运转上达成一种革命性的转变，一种从官僚专制到工人民主的有益转变。
这样一种转变将如何完成？不是靠由“开明专制主义”或一个受惊的官场圈子从上面所作的少量让步，而是靠工人阶级本身的直接行动。他们将不得不通过革命方式获得本属于他们的统治权，这是为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所允诺、而为官僚篡夺者所拒绝承认的。
“人本”社会主义者把斯大林主义和资本主义归为一类，因为他们认为此两者都使人从属于物，使人的创造能力牺牲于“经济必然性”的摩洛克。我们姑且同意，尽管斯大林主义政权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在经济基础上是对立的，但此两者确实呈现出许多相似性。但是，这些相同之点并非产生于它们共同的、把物抬高到人之上。它们有着不同的起源。
在保卫自由人格、反对物的强制的外表之下，新人本主义者实际上在反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阐述的生活事实。迄今的所有社会都受制于严格的经济限制，而且在未来的共产主义到来之前，必须仍然如此。一个社会的生产率越低，生活和文化资料越贫穷，这些限制的形式必将越严酷。人类的大多数必须在这种鞭笞下苦干，直到他们将生产能力提高到这样一种程度：在十小时左右的工作周中，每个人的需求都能得到满足。
必要劳动的这种减少将使人民从曾压迫着他们的传统社会负担下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普遍的社会福利活动以及个人的追求和娱乐。科学、技术和工业的近期发展——从核能到自动化，使这一目标进入人们的视线范围。但我们的社会离这一希望之乡仍有相当的距离。
获得这种自由的方式不能由资本主义提供。它们也尚未在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过渡社会中被创造出来。只要工人不得不每天苦干很长的时间——以此获得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不得不相互竞争，他们就不能管理社会的总体事务，不能适当地发展他们作为自由人的创造能力。诸如政府、工业管理、科学和艺术实践这类社会职能将继续被授予专家。这些专家利用他们的指挥岗位，已然将自己提升到群众之上并控制群众。
工人国家中极端官僚化的政治统治正是产生于这些经济和社会条件。在那里，像在资本主义下一样——尽管是以不同的形式，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的发达以大多数人的劳动为代价。
斯大林主义的罪恶不是来源于：认识到生产的物质局限，或依照这些物质局限而行动。即便最健康的工人政权也不得不将这些纳入考量。斯大林主义的罪恶在于：将受到优待的官员的利益和要求置于人民的福利之前，置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要求之上；促进不平等，而不是自觉地、持续地缩小它；掩盖贵族的特权和平民的被剥夺；剥夺工人的民主权利，并力图把这些可憎之事充作“社会主义”。
根除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主义灾祸这一任务，与在资本主义国家废除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不可分离。克里姆林宫的统治集团的角色在外交事务上与在国内一样有害。如果说帝国主义干涉的恐吓已经帮助官僚维持了它的权力，那么，官僚的国际政策则已转而成为挽救资本主义统治、使其免于被工人推翻的主要政治因素。
斯大林通过把阶级合作政策强加给各共产党，拯救了二战末期西欧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政权。在赫鲁晓夫作了关于斯大林罪行（除了别的以外，遗漏了这一条！）的秘密报告的同一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宣布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的政策，该政策实质上是表达得更明确的、斯大林的旧路线。他声称，列宁对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的分析，对于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分析，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已经过时了。根据赫鲁晓夫的说法，不仅苏联社会内部没有矛盾，甚至过去的、大资本家的反动与激起革命行动的工人之间的矛盾也已经减轻了。如今，现存的资本主义政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和纯粹的议会途径可以魔法般地转变成人民民主国家。
斯大林主义官僚及其所控制的政党不打算遵照领导群众的革命行动夺取政权的道路。他们宁可与西方资本家谋求一种总协定，以使当今的世界版图及其阶级力量关系凝固下来。
资本主义统治与斯大林主义机会主义的相互依赖、斯大林主义机会主义与“爱好和平的”资本家的相互依赖——两者籍此以世界工人阶级为代价相互维持——可以仅仅因一场既反帝国主义、又反斯大林主义的国际群众运动而破裂。
异化问题最终与长期存在的下述问题结合：人类自由与社会必需品的关系。新人本主义者叫喊道：社会主义许诺自由，但是看看它在斯大林主义下引起了多么糟糕的专制。曾被监禁的前共产主义领袖、新近转变成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米洛凡·吉拉斯在他青年时代的自传《没有正义的土地》中问道：“人们是否注定成为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的奴隶，即便在经历了抑制不住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后已然爬到了成为时代主人的高度之时，也是如此？”
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在过去，人类的自由程度严格地受制于社会对于生活的物质环境所施加的控制程度。野蛮人每年都不得不将他一天中醒着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追捕食物，从而几乎没有做其它任何事的自由。这种对于人类活动范围和文化发展的同样的限制在文明时期对人类中的大多数来说继续存在着，而且是出于相同的经济原因。
如果说人们如今承受着货币专制和国家专制之苦，那是因为他们的生产制度——不管其财产形式如何——在其当前的发展状况下不能满足人们所有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为了摆脱社会强制的这些形式，有必要提升社会生产能力；而为了提升这些能力，又有必要除掉阻碍它们的反动社会力量。
科学社会主义者在下一点上能够同意新人本主义者：有必要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他们承认，对公平、宽容、平等和自尊的渴望已然与对衣食住的需求一样，成为文明生活的一部分。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将这些要求纳入考量的话，那么它就不适合作为我们时代最进步的人民的哲学指导。
但那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每一个人的基本物质要求确实得到保证以前，更高的活动会受到阻碍，社会关系必将仍然是非人道的。虽然反动力量的反对者具有更高尚的目标和理想，但反动力量远比其反对者更能决定道德风气。这些反动力量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是由他们不惜代价地保卫其权力、财产和特权的意愿所规定的。
对西方帝国主义者来说，更“人道的”做法是，从其殖民地平静地撤离，而非为持有它们而斗争。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行动再次证明，无情的恐怖，而非和平的理性，更有可能占上风。
从经济的、文化的和道德的立场来看，更好的情况是，有钱的大资本家认识到他们的有用性已经终结，并且同意通过在这两个相互斗争的阶级间相互协定的方式向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缴出他们的财产和权力。至今为止，历史还未提供出任何这种明智的、顺当的、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
苏维埃人民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除掉他们的极权主义政治结构这头不合时宜的庞然大物。如果斯大林主义的领导人能够放弃他们作为一个压迫性的统治阶层的职能，给予他们的卫星国以独立，并且把权力完全还给他们自己的人民，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表明，他们不可能得体地、渐进地或轻易地放弃他们的控制地位。
对于我们时代的根本性社会问题的“人道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被这些反动的壁垒阻遏了。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先进国家的反资本主义革命、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和苏维埃地区的反官僚斗争取得成功，折磨人类的对抗之根源才能被消除。
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强调过，只有当人民生活于真正的人的条件下时，他们才能根据真正的人的标准行动。只有当他们的物质生存条件彻底转变，当他们的所有时间都可用于自由选择的工作之时，他们才能够摆脱矛盾的关系，这种矛盾的关系通过分离主义和矛盾冲突折磨人类。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把理性的规则引入人类的一切活动。人们所承受的异化由不可控的自然和社会力量的无意识的运转生产出来并保持下去。社会主义将把所有那些迄今为止难以控制的力量置于控制之下——这些力量严重地削弱了人类，挫败了人类最深层的渴望，阻碍了人类在任何期望的方向上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主义将通过把上述力量置于控制之下，清除异化的根源。
这个过程将以消除经济过程中的无理性、无秩序和不充分为开端，而这又有赖于对生活必需品和文化发展资料的有计划的生产。在这个核能、电子化和自动化的时代，工业化国家的工人共和国与较不发达国家的工人共和国的联合，能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使社会生产力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所有人——经济上发展迟缓的民族和最发达的民族——都能达到充裕。
随着这个经济目标的达到，也就为下述事项准备好了条件：减少一切凌驾于人民的组织和行动之上的政治强制，最终废除人对于人的权力。生活和教育标准的普遍提高将瓦解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对立，从而所有智力都能被投入工作，所有工作能以最高程度的智力完成。在这种新的社会生产形式下，劳动能成为一项快乐的、有意义的事业，而非一种折磨。
人们将通过对科学发展的计划，创造出最适于人性全面进步的条件。在最高和最深的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是人本主义的。它简直是以一种彻底自觉和科学计划的方式对人类种族进行改造。
社会主义的科学家将不仅深入银河系空间。他们将侵入最遥远的物质的隐藏处所——尤其是有机物。他们将系统地找出和征服在他们自己身体和灵魂中发生作用的隐蔽力量，动物的盲目进化的遗留物。
有了如此获得的知识和力量，人类将成为它有可能成为的、自由创造的物种。人们将按照他们的意愿，重新创造出他们的自然环境、机体组织和相互关系。对那个更幸福时代的人类来说，同伴的福利是他们自己生活的首要法则。
所有的经济都是劳动时间的经济，自由归根结蒂可归结为免于强迫劳动的自由。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上花费时间和能量，这是从动物状态继承而来的，这种动物状态使人不能过一种完全的人的生活。只要人类必须参加社会必要劳动，人类就将承受这种异化。
《圣经》中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是人类很久以来的命运。原始共同体的成员是劳动时间的奴隶，阶级社会的成员亦然。然而，野蛮人只为自己而干，不会为了别人的富裕而干。
阶级社会的劳动力除了自己的生存所需之外，不得不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额外的财富。在必要劳动时间之上增加的剩余劳动时间使他们受着双倍的奴役。那些不得不为资本家创造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的雇佣工人，比其它任何阶级都受到更强烈的压榨。
不是社会主义者，而是资本家，把劳动看成人类的本质及其永恒命运。在资本主义下，雇佣工人不是被视为作为同伴的人，而是被视为对生产剩余价值有用的机械。他是一个强迫劳役的终生囚犯。
马克思赋予劳动行为以至高的重要性，承认纯粹的生存资料之外的财富生产是文明中一切进步的物质基础。但马克思主义并不崇拜劳动。对人类的一切巨大成就而言，为生存而工作不是人类进化的顶点或人类的终极事业。正相反。强迫劳动是社会贫穷和压迫的标志。一切人的自由时间是真正的人类生活的特点。
资本主义关系被废除后，劳动的必要性仍然存在，而且可能一度会变得更加迫切。虽然人们不再为剥削阶级而工作，但对集体经济来说，他们还没有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以逃避劳动时间的专制。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时间仍然是衡量财富的尺度和财富分配的调节器。
但是，与在资本主义下的情况相反，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变得越强，他们就越接近于从对劳动的屈从中解脱出来的时刻。当一切物质生活必需品和文化资料的生产由自动化的方法和机制接任，只需要最少的监管时，人类将能够自由地、充分地发展其独特的能力和关系。
人类的史前时期将终结，人类在一个真正的人性基础上的发展将开始。那时，一切形式的财富像水一般自由流淌，像空气一般充裕，强迫劳动为自由时间所取代。然后，所有人都享有的自由时间将是财富的尺度、平等与和谐的保障、无限发展的源泉、异化的消灭器。这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共产主义的允诺。
[1] 参看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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