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乔治·诺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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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乔治·诺瓦克

　　异化问题作为现代人的一种状况，如今几乎已成为文化活动领域——从文学和造型艺术到社会学和哲学——的一项困扰人的忧虑。疏离于其他人、甚至疏离于他自己的最深层的自我的孤独的人——就像阿尔贝·加缪所创作的《局外人》的中心人物——是当代写作的一切分支中的一个熟悉的角色。
　　与一个漠不关心的世界相脱离并为恶意的命运所考验的同类的孤独者或局外人，可以在贝克特、艾里斯柯、记涅以及较少才分和名气的其他人的戏剧的男主角或非英雄主角中找到。诸如贝格曼、费里尼这类导演的电影制品描绘了完全专注于自身的分裂的人格，他们为强烈的孤独和不能与他人交流所折磨。
　　异化的主题经过先锋圈子传入流行歌曲，影响了大部分的青年。例如西蒙和加芬克尔的《我是一块岩石》中的下述歌词：

　　“我有自己的书
　　还有诗可以保护我
　　我穿着盔甲防卫
　　躲在房间里，安全地藏在子宫里
　　我不与人接触，也没人会和我接触
　　我是一块岩石，我是一座岛屿
　　岩石感觉不到痛苦
　　岛屿从不哭泣”^[1]

　　我们时代如此众多有天赋的作家和敏感的艺术家所描绘的异化情愫，同样可见于无数较不善于表达的民间音乐中。这已为众多社会学研究所证实，这些研究由“孤独的人群”的特点所构成，这些原子化的城市居民的集聚体感到社会制度的重量把他们挤压得变形和麻木，他们在这个社会制度中既没有有意义的目的，也没有做决定的权力。
　　对异化状况的广泛关注表明我们面临着一种病态的、严重的社会疾病的症状。本书的三篇论文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特有的那种状况进行了分析。
　　其他哲学家也试图从他们特殊的观点讨论异化问题。例如，存在主义认为，异化扎根于人类作为这个星球上的神秘的被抛弃者的本性之中。不管他做什么来克服那种状况，由于一种对于存在的无意义的意识，他不能找到他的命运的出口。
　　另方面，马克思主义不相信异化的永恒，就像它不相信永恒的诅咒。这种状况不是人类不可避免的、无可补救的诅咒。异化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这种特殊历史条件是由人类不经意的活动带来的，它能够通过人类自觉的集体行动在一个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上被改变。
　　在下面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确实同意存在主义：如今的男女同胞所承受的异化的折磨人的形式揭露了他们生活中极其重要的方面，它要求一种理论的解释和一种现实的治疗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为这种灾难性的状况所提供的解释方法，以及所推荐的减轻这种状况的行动路线，与存在主义或任何宗教教义的前提和结论是完全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给出的不是形而上学的或神学的回答，而是对异化的起源和发展的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它进而为工人阶级减少异化和最终消除异化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政治纲领。
　　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异化本质上是一种心理现象。这是一种肤浅之见。诚然，异化有其心理学的方面——以及病理学的影响，正如埃里希·弗洛姆在他的《健全的社会》中所指出的，但它的起源和定位主要不是或不纯粹是精神性的。它的根源可追溯至人类的历史中；它的当前表现的根源扎根于阶级社会最深层的构成中。
　　异化是一种在历史中造成的现象。它在文明社会中的起源和持续基础产生于劳动的异化，而劳动异化是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的一切私有财产制度的特点。异化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人手和人脑的创造物反过来反对它们的创造者，并控制他们的生活。因而，这些不可控的力量不是扩大了自由，而是增加了对人类的奴役，剥夺了人们自我决定、自我指导的能力，而正是这种能力把人从动物中提升出来。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异化的诸形式是人类在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面前无力的产物，是人类对于它们的运转规律无知的产物。它们不是永恒的。它们会随着人类对于下述方面的控制的增强而减少：人类的习惯、人类的社会关系、人类对于社会关系发展过程的科学知识。当着人类在社会主义之下完成对于自然和社会组织的控制之后，异化将消亡和完全终止。
　　现存异化的根源植根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诞生于、繁殖于对劳动群众的生产资料的剥夺以及随之而来的雇佣劳动的异化。在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这个制度不断地在社会存在的各个层面上更广泛地再生产出异化的条件。当代的垄断资本主义使这种异化条件如此地强化和普遍化，它的后果已像一个不可过滤的病毒散布于整个社会有机体。
　　鉴于阶级社会中的异化建基于对劳动力的没收和剥削，这项根深蒂固的疾病的性质指明了它的疗治方法。只有当工人与其劳动资料的统一再次恢复，而且这种恢复不是靠回到任何形式的原始主义，而是靠把科技和工业的最高成就引进集体化的生产方式之时，异化才会消除。
　　这只有靠社会主义革命才能达到，社会主义革命将建立起一个建基于国有化经济的政权，这种国有经济在工人本身的民主控制下运转。这个世界新秩序产生于对人类关系的这样一种根本性重建，它能创造出消灭从野蛮的过去继承而来的异化形式所需的条件。
　　如今在这个星球上不仅有资本主义国家，而且有后资本主义国家。在1917至1973年间十四个工人国家建立起来了。如果说异化是生活和劳动的资本主义环境的产物，那么异化现象是否也存在于这些非资本主义社会呢？如果是的话，它们将如何被解释？什么因素导致了它们的重现？
　　数十年来，斯大林和他的继任者否认苏联社会存在着任何种类的异化；他们只同意存在“非对抗性的”矛盾。根据官方的神话，只存在偶然的摩擦和次要的失调，而严重的紧张或不可调和的冲突是不可能的或观察不到的。自1956年以来，苏联反对派的爆发，以及对反官僚批评的肯定（尽管在苏联内部有着严格的审查制度），已然暴露了由斯大林主义的辩护士所编造的意识形态假象背后的现实。
　　理论问题是从下述角度提出来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异化是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剥削的产物。斯大林主义声称，异化在已经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不存在的。但是，异化的恶性表现不顾上述观点，已然出现和继续存在于有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国家。这为什么会发生呢？社会主义理论的预期与生活事实之间的这种出入该如何解释？
　　南斯拉夫的知识分子首先并且最尖锐地提出这些问题，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们的国家首先脱离莫斯科的统一庞大的控制。这一论战从南斯拉夫传播至整个东欧——阿尔巴尼亚除外。在阿尔巴尼亚，旧的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加上毛的背书的额外戳记，继续不受挑战地占着统治地位。
　　在这一点上，我将把我的引证限制于最重要的共产主义哲学家：匈牙利的乔治·卢卡奇、波兰的亚当·沙夫、法国的罗杰·加洛蒂。这三位都承认，异化不仅普遍存在于工人国家，而且这一事实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首要挑战。
　　卢卡奇不无自相矛盾地声称，在共产主义作家的所有主题中，异化是最有前途的。价值观上的这种倒转使“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维护者感到震惊，若在斯大林时代这会带给他严厉的惩罚。这位匈牙利批评家进而建议共产主义作家看看他们的西方同道者的作品。他说：“他们必须学习最好的作家是如何与异化作斗争的。最终，我们应在他们中找到政治同盟者。文学的任务是，描绘出一幅作为斯大林主义时代之产物的严重异化的图景，并帮助克服它。”
　　亚当·沙夫是重要的波兰共产主义哲学家，自1959年起是该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直到1968年被开除出该机构。他在1965年出版了一本很有争议的书《马克思主义与个人》。在此书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私有财产的废除并不意味着所有异化形式的终结，而只是部分异化形式的终结。他写道：“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克服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种异化形式——甚至也没有克服异化的经济形式。”沙夫甚至相当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复杂的任务和广泛的管理机构——这与劳动专业化必然是密切相关的，将保留某些种类的异化。
　　罗杰·加洛蒂长期以来是法共的哲学领头人及其政治局的成员。1963年，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关于弗兰兹·卡夫卡的一次国际会议上踏上了通往异端之路。他问道：“今天卡夫卡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什么使他的作品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卡夫卡与异化斗争，但不能克服它。因此，卡夫卡的作品对于人民生活在异化中的资本主义世界具有切近的意义。然而，它对于社会主义世界也具有切近的意义，因为社会主义虽是为了实现全面的人而与异化斗争的开端，但它并没有废除所有的外化形式。只要共产主义社会尚未建立，各种异化形式的根基在社会主义就继续存在。”加洛蒂最终于1971年被逐出法共。
　　为什么这三位异端思想家与他们国家中的新斯大林主义官僚发生公开的冲突，是不难理解的。
　　当这种地位的意识形态拥护者移去他们眼睛上的眼罩，正视现实的异化时（对此人民本身是再熟悉不过了），这不能不被认为是一大进步。然而，直到现在，在斯大林主义的学校里教育出来的思想家还没有人能走得太远，即能够沿着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为事情的这种状况的起源和基础提供一个正确的说明。本书的论文承担了这一说明的任务。它们表明了在畸形的、堕落的工人国家中异化的根源何在，并且，根据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之向导这一要求，它们也指出了去除这些异化的方法和手段。
　　专制的政治结构和对经济的官僚化管理，是后资本主义政权下劳动群众所遭受的异化的孪生支柱。疗治这些灾祸的药方完全在于由工人通过他们自由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对政府和经济实行完全的民主控制。从官僚专制到社会主义民主的这一有益变化，是工人国家政治进步中不可避免的下一个阶段。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的共产主义者致力于给社会主义“一张人性的面容”的努力已经预示了这一点——这一努力在1968年被克里姆林宫的军队和坦克镇压了。
　　不断增长的反对异化的呼声指向不受控制的官僚的不可容忍的暴政。这些国家的工人与知识分子、青年、农民一起，将不得不通过他们的直接行动实现其对于民主权利和统治地位的充分行使，这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纲领所允诺、而在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之下被否认的，因为后两者是在斯大林和赫鲁晓夫之下。

乔治·诺瓦克

^[1] 版权：1965年保罗·西蒙作。查令十字音乐公司同意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