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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论
第三章 新资本主义
新资本主义的起源
1929年的大经济危机，首先改变了资产阶级及其理论家对国家的态度；随之，也改变了资产阶级对他们这套制度的前途的看法。
若干年之前，美国有过一次臭名昭彰的审判——审判希斯（Alger Hiss）。希斯在大战期间是国务院里的一个助理，他受审的主要罪状是他是共产党党员，涉嫌偷窃国务院的文件送往苏联。不过在控告他的罪名中，有一项是伪证罪；在进行审理这项伪证时，主要证人是他的一个密友，一个在鲁斯出版公司中工作的钱博斯（W. Chambers）。这位钱博斯神经机能方面有些毛病。他年轻时，当过十年共产党党员，后来退党，变成了时代周刊的宗教版编辑。他以《证人》为书名，写了一本很长的自白。这书中有一段描写1929-39年间情形的话，约略是这么说的：“在欧洲，工人是社会主义者，而资产阶级是保守派；在美国，中产阶级是保守派，工人是民主派，而资产阶级则是共产党。”
这种惊世骇俗的话，当然是很荒唐的。但是无疑，1929年，以及接著三年(至1932年) 的大危机之后一段时期，对美国资产阶级来说，是一段伤创苦痛的经验。在此之前，他们是全世界资产阶级中唯一对“自由企业”制度的前途充满盲目而全盘信心的人。在1929至32年间的危机中，他们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这段时期，使美国社会开始意识到社会问题，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制度；就这一点来说，它对美国社会的意义，大致相当于在社会主义工人运动诞生时欧洲所经历的那一时期，即十九世纪自1865年至1890年间的时期。
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质疑，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一些西欧、中欧及南欧国家里，这种质疑的表现，在于企图用法西斯主义或其它专制方式巩固资本主义。在美国，它的表现方式没有那么粗暴，而是1932-40年间的美国社会，预示了今天所谓的新资本主义。
为什么法西斯的经验不能推广、普遍化，而变成新资本主义，而是用“甜蜜的缓和”这样一种实验，来解决社会的紧张关系，而且成为了新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因为法西斯体制所以产生，乃由于极端的社会、政治及经济危机，由于阶级关系中一种火爆的紧张局势；而这种危机局面，归根究底，是由长期的经济停滞所决定；在这种停滞情况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无法再有协商的余地。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制度容不了任何较有独立性的工人阶级运动。
看资本主义历史，我们可以区分出每五年、七年或十年出现一次的周期性危机，和以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一次的长周期；这种也许可以称之为长周期的现象首先是由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提出讨论的。一个以高成长率为特色的长期循环周，其后常常随著一个以低成长率为特色的长期循环周。我认为，1913到1940年这一个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停滞的长期循环周；这段时期中，从1913年的危机到1920年的危机，从1920年的危机到1929年危机，这些接续的循环，特色皆在于格外严重的不景气，因为整个长期趋势都是停滞。
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今的长周期——我们不妨称之为1940-65周期或1940-70周期，其特色则相反，它在于扩张。因为这种扩张，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谈判余地，就为之扩大了。这使资产阶级有可能在向工人让步的基础上，巩固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政策，在西欧和北美已以国际规模在进行，在最近的将来，甚至可推展到南欧的几个国家中去。这个新资本主义的政策，首先建基于扩展中的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保守力量的密切合作，而其维持则靠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上升趋势。
不过，在这整个发展的背后，人们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前途所持的怀疑态度，却依然存在。而就其前途言，那怀疑本身已经无可置疑了。资产阶级中那些举足轻重的层份，都深深确认，经济体制本身的自动性，所谓的“市场机制”，无法确保资本主义体制的存活。资本主义经济的内部自动运作，已不复可恃；如果要挽救这制度，必须实行一种有意识的、逐渐推广的、愈来愈常规化与系统化的干涉。
资产阶级本身既如此失去信心，不再确信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动机制足以维持这体制的统治地位，那么，为了较为持久地拯救这制度，另外一种力量必定要干预其中，这个力量就是国家。新资本主义的主要特色，就是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自这个角度来看，当代欧洲的新资本主义，也不过是美国罗斯福时代经验的一种扩延而已。
不过，要了解今天新资本主义的起源，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个因素，以说明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日增干涉，这个因素便是冷战。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冷战是反资本主义力量的整体，对世界资本主义提出的挑战。在这种挑战的气氛之下，资本主义完全不堪再见另一次1929-1933年式的严重经济危机。我们假想一下，如果西德有五百万人失业，而东德却觉得劳动力不够用，德国会发生什么现象？显然，从政治观点来说，这是完全不堪忍受的。这也就是何以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主要特性在于反周期——或者如果你欢喜用另一个词儿的话，在于反危机。
不断技术革命
上面我们提到过长期扩张这个现象，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此现象。不了解这个长期扩张现象，十五年来我们在欧洲所见的这种特殊的新资本主义，无法得到解释。
这次的长周期，始于二次大战时美国。要了解这一次的扩张现象，我们要记得，资本主义历史中其它几次的扩张性长周期里，都有一个共通因素重复出现：技术革命。那么，在1913-1940年间那次的停滞与危机的时期之前，也出现过具备这种性质的扩张性长周期，当非偶然。十九世纪的末叶，在资本主义历史中，是一个极端和平的时期，其间除了殖民地战争外，再无或几无烽烟，而完成于前一时期的技术研究和发明，此时也开始得到了应用。而在今天的这个扩张期中，我们目击了更加速的技术进步，一场真正的技术革命，连“第二次工业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之类的称呼都不太适用。我们事实上所面对的，是一场几乎不曾间断的生产技术大变革。但这个现象，实际上是二次大战一经结束便把我们都卷了进去的军备竞赛及冷战的副产品。
事实上，你如果仔细考察应用于生产上的技术变革，你会发现，其中99%的起源都和军事有关。你将看出，这些变革几乎都是首先在军事领域得到应用的新技术的副产品。这些新技术要待过了或长或短的一段时期之后，才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公众领域，应用于民间生产。
这个事实之真确，使得法国核子攻击力量的辩护者，今天要取之作为他们的一个主要论据。他们解释道，如果不发展这种攻击力量，那么，决定未来十五年到二十年大部份工业生产过程的技术，将无法见于法国，因为这些技术，将是核子科技和工业中相关科技的副产品。
我现在不打算讨论这种见解，虽然在其他方面我认为它是不能接受的。我只想强调，这种即使“偏激”的论调，证实在工业领域以及一般生产技术中见到的技术革命，大部份都是军事领域内科技革新的副产品。
持久的冷战，使人们不断地在军备方面寻求技术革新；就这一点言之，它构成了一个新的因素，一个或可称之为超经济的来源，不停地促使生产技术得到改革。在过去，技术研究缺乏自主性，它从属于工业公司。那时候技术研究的周期性进步，受一个主要因素的决定。工业家会说：新发明要慢一点出来，因为我们现有的设备极其昂贵，先等成本分期完全收回来，等可图之利都赚到手，等装置成本都收回，等到那时，才可以开始另一时期的技术革新。
许多经济学家都有见于这个事实，譬如说熊彼德（A. Schumpeter），便曾拿技术革命的这种周期性节奏，当作连续的扩张性长周期或停滞性长周期的根本说明。
但是今天，这种经济动机对技术革新无法再有同样的影响了。在军事领域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停止新武器的研究。相反，敌人可能会先发明出一种新武器，这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的危险。因此，在这种实在的刺激之下，必须进行不断的、无歇的、无视任何经济考虑（至少在美国是如此）的研究，藉使江河长流，一无阻塞。这表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在生产领域中有不间断的工技革命的时代。要了解这种变革，这种不间断的工技革命，你只回顾过去十到十五年间发明了多少东西：从核能释放开始，中经自动控制、电子计算机的发展、缩影技术、直至激光等一系列现象。
“不间断的技术革命”一词，换个方式来说，所指也不外就是这一个事实：固定资本的更新期，现在已大为缩短了。这说明了资本主义全世界性的蓬勃扩张。而一如资本主义制度历次扩张性长周期，当今这个扩张的限制，也取决于固定投资的量。
固定资本的快速更新，也说明了基本的经济周期何以缩短了它的长度。这种周期，通常是由固定资本的寿命来决定的。
现在既然固定资本更新的速度加快，周期的长度也就随之减短。如今不再是每七年或十年来一次危机，而是每四年或五年就出现一次衰退。比起二次大战以前，今天的循环周一个接一个来得较快，每一个循环周持续的时间也大为缩短。
最后，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及发展的诸条件，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改变，这个改变的规模是世界性的。要结束我们对今天新资本主义发展诸条件的检讨，我们必须要来谈谈这个改变。
一方面，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扩大了，另一方面，我们见到了殖民地的革命。虽然“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大，对世界资本主义来说是一大损失——损失了原料、资本的投资机会、市场、及其它等等，但看来好像离奇，殖民地革命却确不会使资本主义世界蒙受重大损失。相反，只要殖民地革命仍旧停留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框框里（若殖民地革命产生的是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又当别论），它反而对帝国主义国家重工业产品如工业设备等的生产和外销有刺激作用；这个随殖民地革命而生的事实，正是解释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经济扩张程度的其中一个因素。
这就是说，除了技术革命以外，低度开发国家的工业化、新殖民主义、殖民地国家中新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在都更进一步地帮助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长期扩张的趋势。因为基本言之，这些因素能产生同样的影响，它们也能促进重工业和机器制造工业在生产上的成长。这些制造出来的机器中，有一部份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固定资本的加速更新之用。另一部份，即供新独立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业化、机械化之用。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便能掌握我们正在经历的新资本主义阶段的较深意义；这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长期扩张阶段，而我相信，这个阶段，一如过去同样性质的阶段，在时间上也是有限制的。我决不相信这个扩张的时期能够一直继续下去，我也一点都不相信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点金石，让它不仅能够避免掉周期性的危机，还能躲掉荣衰相继的长周期。但正是目前的这个扩张阶段，造成了西欧工人阶级运动面临的特殊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政府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干预，有著什么基本特性。
军备开支的重要性
冷战及军备竞赛的持续，是助长资本主义国家中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第一个客观现象。冷战的持续、军备竞赛的持续、非常高的军事预算的持续，意味著国家控制了全国所得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如果我们拿今天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来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各先进资本主义大国的经济作一比较，立刻我们就会发现，其间已发生了非常重要的结构改变，同时这种改变和一切理论上的考虑及研究都无关。这改变来自军事预算的增长。1914年以前，整个国家预算仅占国民收入的5%、6%、4%或7%，但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预算，占了国民收入的15%、20%、25%甚至有达30%者。
即使我们暂不考虑干涉问题，单就持久军备支出的这种增长来说，也足以表明国家业已控制国民收入的重要部份了。
我已说过，冷战可能会照目前这样子持续很久。这是我个人的信念。冷战会持久，因为在全世界对抗的两个阵营之间的阶级矛盾是持久的；因为没有逻辑上的理由能让我们假定——不论就短期或长期而论——国际资产阶级会在他们的全球性敌人面前自愿地缴械，或者苏联和美国能达成协议，好使军备支出能很快地减少一半、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
因此，相对于国民收入而言，持久的军事开支在数额上及重要性上，都会日益增加，或者，稳定在一个比例上，按同期国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我们从这一点开始讨论。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好就是军费扩张这个事实造成的。
你们也许知道几年前，皮埃·纳维（Pierre Naville）在《新马克思主义评论》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转载了法国1956年预算主持人提出的一套数据，这套数据显示出军事支出对一系列工业部门的实际重要意义。有许多工业部门，都是具有关键性及在技术发展中居领导地位的，如航空、电子、造船、电讯、甚至工程业，而当然还有核子工业，它们的工作，主要都是靠国家的合同，如果这些合同消失，它们注定会很快消失。
在美国，情形也相同；但因为在美国这些领导性的工业部门要来得更发达，同时美国的经济规模也更大，所以这些部门往往成为地理区域的经济轴心。加州——这是目前扩张最快的一个州——我们可以说大部份是赖美国军事预算为生的。如果美国要解除军备，同时仍然是资本主义国家，那对飞弹工业、军事航空工业及电子工业集中的加州来说，实不啻一场大灾难。我们没有必要费词来描绘这情形对加州资产阶级政客的政治影响了——你不会在呼吁裁军的斗争中看到他领衔的。
以上，我们谈的是这一扩张时期的第一个现象——军备支出的剧增。这一扩张时期的第二个现象，乍见之下，好似和前一现象矛盾，那就是可称之为社会支出那项费用的增加；社会支出，即指一切和社会保障多少密切相关的支出。这类支出，普遍地在政府预算中一直增加，在过去二十五年到三十年间，在国民收入中举足轻重。
危机如何藉衰退而“分期发散”
社会福利开支的这种增加，是相继出现的几个现象的结果。
第一个现象，是工人阶级运动的压力；这运动的目的，一直是想改善无产阶级状况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无保障。既然劳动力的价值，只敷工人一时生存之需，那么一旦劳动力的出卖受阻碍——失业、疾病、伤残、老年等任何有碍工人常态工作的意外——便会把无产者掷入贫困的深渊。在资本主义制度起始之时，没有工作机会的工人，在困窘的痛苦中，唯一可求助的地方，只是私营或公营的“慈善团体”，以他们人的尊严受严重打击为代价，换取无足轻重的物质帮助。而工人阶级运动则一步步逼出了社会保障这个原则，起先是志愿性的，后来变成强迫性的，以和命运的打击相抗争。这包括了医疗保险、失业补偿、老年保险。工人阶级运动的斗争，最终实现了社会保障的原则。在理论上，赚工资及薪水的人出现当前收入的任何损失，它都应保障。
后来国家对实行社会保障也发生兴趣。那些获得大量资金来支持社会保障计划的机构，往往拥有大量流动基金。它们可以把这些基金借给政府，贷款给国家（通则是短期合同）。纳粹政权应用了这个方法，后来这个方法也被大部份资本主义国家采行。
这些社会保障基金数量不断增加，又进一步造成了一个特别的情况，给工人阶级运动提出了一个既具理论性又极实际的问题。工人阶级运动正确地认为，所有付给社会保障基金的款项，无论是由雇主付的、国家付的、或由工人自身工资扣出的，都仍然是工资的一个部份，或可谓之“间接工资”、“延付工资”。这是唯一合理的观点，也是符合马克思价值论的观点，因为工人用劳动力换来的任何东西，都应该列为此劳动力的价格的一部份，无论是当时就付给他（直接工资），抑或以后才付给他的（延付工资）。因此，对社会保障基金实行甚么“对等管理”（劳资对等，劳国(家) 对等），只是对工人权利的一种侵犯。既然工人才是这些基金的唯一主人，那么除了工会之外，其它任何未经授权的社会团体，若想干涉这些基金的管理，都当拒绝。一如资本家不会让他们的银行帐户受“对等管理”，工人也不应同意他们的工资受“对等管理”。
但是缴纳社会保障的钱愈来愈多，造成了直接工资和延付工资之间的某种“冲突”，因为延付工资有时达到了全部工资的40%。许多工会反对再增加延付工资，而集中于要求新的收入立刻付现。不过，我们一定要了解，在“延付工资”和社会保障的背后，是阶级团结这个原则。实际上，疾病及意外等预备金，根据的不是“个人收入”的原则（每个人都应得到他本人的供款，或雇主、国家存入他的户口的供款），而是保险原则。没有遭到意外的人也供款，为的是使遭到意外的人得到补助。这种作法所根据的原则，是阶级团结﹔也就是说，工人利益所在，正是要避免一个次无产阶级的产生﹔一则，以防损害劳动群众的战斗性（每人因为害怕自己有一天沦落为次无产阶级而不敢反抗），再则，也防止因竞争上岗而引起工资下跌。所以，我们非特不应抱怨延付工资“过多”，反而应向工人解释其不足得可怜，因为即使在最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种不足也造成了大部份年老工人生活水平的大幅下跌。
要有效应付直接工资和延付工资之间冲突，就要用普及全体公民的团结，来代替仅限于劳动阶级的团结﹔把社会保障（健康服务、充分就业、老年服务）涵盖全民，并由收入累进税来支付。唯有如此，“延付工资”才能发挥作用，成为真正有意义的工资增加，在对工资收入者有利的条件下，真正重新分配国民收入。
我们必须充分看清楚，到目前为上，这种制度并未在资本主义普遍实现；我们甚至有必要问问：实现上面所述的要求，是否无可避免地会激起资产阶级的对抗，而其强烈性质，会引起革命危机的时期。就事实言之，社会保障最有意思的几次经历，如1944年以后在法国实行者，尤其是1945年起英国实施的全民医疗服务，其资金来源，自课征工人本身的税得来的部份（主要是增加间接税，及对工资不高者也增加税额——如在比利时），要远超过对资产阶级课征的税。这就是何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我们从来看不到靠课税而真正地、根本地重新分配国民收入，以为在资本主义下可以靠课税而改变所得的分配，那只是改良主义的诸大神话之一罢了。
说“延付工资”和社会保障对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收入日益重要，尚有另一意义，那就是它们的反经济周期的特性。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何以资产阶级国家、新资本主义乐于见到“延付工资”的量得到增加的另一理由。那是因为延付工资量的增加，产生了吸震垫的作用，防止了危机发生时国民收入太突然、太剧烈下跌。
从前，一个工人若是失去了工作，他的收入便减为零。一个国家里劳动人口四分之一失业，全部赚工资领薪水的工人的总收入，也会随之自动地减少四分之一。这种收入下降，也就是“总需求”下降，而这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有严重后果。这点已屡屡见之于书了。它给资本主义的危机造成了一种连锁反应的现象，以慑人的逻辑与必然性不断继续下去。
让我们假定，危机是在一个制造机器的部门中发生的。这个部门被迫关闭工厂、遣散工人。被遣散的工人在收入上受到损失，由而剧烈地削减了他们对消费品的购买。因此，很快地，在生产消费品的部门中，出现了生产过剩，这类部门便也被迫关闭工厂、遣散人员。由之，随著更多工人失业，消费品的销售愈发下跌，滞销库存品反告增加。此时，制造消费品的工厂因为受到了严重打击，便须减少或根本取消订购机器。这样一来，又造成重工业部门中更多的工厂关门，以及再一批工人遣散，于是又使得对消费品的购买力再下跌，又更进一步加剧轻工业部门的危机，于是又迫得解雇另一批工人，如是者一直蔓延下去。
但是，如果已经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失业保障制度，危机的这些累积效应便可以得到抑制；失业补偿愈多，也就有愈强的抑制危机的效果。
我们再回头从危机的起始阶段看起。制造机器的部门发生了生产过剩，必须要遣散一些人员了。但如果失业救济金达到遭遣散工人工资的60%，那么这遣散不致于造成失业者收入完全丧失，而只是使他的收入减少40%。这样子，一个国家中10%的失业率，就不至于导致需求减少10%，而只是4%，25%的失业率，也不过使所得减少10%。所得的减少造成的累积效应（学院派经济学用一乘数乘需求的减少来表示此效应）于是相对地减低，这场危机对消费品部门的打击便缓和多了。于是消费品部门便不须要解雇太多工人，对机器的订购也多少可以继续，等等。简言之，危机不会如螺旋状扩散开来，而会在中途被“遏止”。然后，可以开始解决它。
今天我们所谓的衰退，便不过是特别藉社会保险制度来遏止住的一场标准资本主义危机。
在我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我引用了前几次美国衰退时的数据，他们都从经验上证实了上面的理论分析。事实上，按这些数据，1953年和1957年的两次衰退，起始时都极为猛锐，其剧烈之势，无论从那一方面说，都可以和以前最严重的资本主义危机（1929年和1938年）相比拟。但它们又迥异于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危机。战后的衰退在出现后几个月内便停止扩展，随之半途遏住，开始退潮。现在我们可以明白，危机缓和为衰退的其中一些原因。
从国民收入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分配的角度来看，军备预算的巨额增长，与“延付工资”的同样增长相比，具有相反作用(即增加资本的份额的作用——校译者按)，因为不管怎么说，“延付工资”里总有一个部份是由资产阶级的额外支付中来的(而军备开支则裨益军火商——校译者按)。不过从反周期的效应的角度来看，军备预算（甚至一般公共支出）的增长，和社会保险数额的增长一样，都遏制住危机的破竹之势，这成为新资本主义的特性。
总需求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对消费品的需求，另一类，则是对生产物资（机器、设备等）的需求。社会保障预备金的提高，使得消费品开支（对消费品的需求）在一场危机之后不致于极度下降。而公共开支（特别是军备开支）的增加，则使生产物资的开支（对生产物资的需求）在危机之后不致于大幅下跌。这样，新资本主义的这些特征，在两个范畴中都能发生作用；其作用虽无法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照常发生，资本主义尚找不到什么方法确保一个多少较平衡、较连续的成长——但却可以减低其矛盾的强度及严重性，至少一时如此。
但是这样的进程，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进行的，就是长期而加速的增长，是以不断的通货膨胀为代价的。
通货不断膨胀的趋向
适才我们讨论过的两种现象，均具有反周期的作用，但它们形成的后果之一，却是一种可以称之为通货不断膨胀的趋势。从1940年起（即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或前夕）这已经是资本主义世界中一个很明显的现象了。
军事部门即武装部门在大部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中居重要地位，是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和消费品、生产物资的生产一样，军备的生产也创造出购买力。制造坦克车、火箭的工厂，一如制造机器或纺织品的工厂，都发工资给工人，拥有军火工厂的资本家，和钢铁厂、纺织厂的老板一样，都把利润塞进自己的口袋。但是军备生产有一个特点：这部份新添的购买力，在市场上却没有相应的新添货品与之交换。古典经济学的两个基本领域——消费品部门和生产物资部门，在一方面创造出购买力，在另一方面也给市场提供了一批货品，足以吸收这些购买力。但是军备部门虽然创造出了购买力，却无论是在消费品方面或生产物资方面皆无法提供一批货品给市场，好吸收它创造出来的购买力。
只有在一种情形下，军事开支不会形成通货膨胀，那就是假定军事开支完全由税收来承担，同时在比例上，要使资本家及工人的购买力，能和消费品及生产物资的价值之间的比率，维持住完全不变[2]。可是这种情形，不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就是在税率最高的那些国家也找不到。就美国而论，税收绝对不敷总军事开销之用，军备部门产生的购买力，并未藉课税抵销掉，所以，由之而生的不断通货膨胀趋势始终存在。
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垄断时代后，另有一个随此经济制度而生的现象，也同样有造成不断通货膨胀的效果，那就是很难使价格下降。
庞大的垄断性托拉斯已实际或完全控制了市场，特别是生产物资和耐用消费品的市场。因此古典意义之下的价格竞争已不复存在。供不敷求之时，价格定然上涨，可是到了供过于求的时候，价格却依然停在原档不下跌，或只下跌少许。这个现象，在重工业及耐用消费品市场中，已经很明显地存在二十五年了。尤有甚者，这个现象在其趋势上就是和我们先前讨论过的长周期连在一起的，因为必须坦白承认，我们根本不能预测耐用消费品在这个长期扩张结束后的价格变化。
当汽车工业要增加其超额生产能量时，价格上的新竞争、及大幅度降价，并非不可能。有人预言六十年代后五年（65、66、67）将会发生汽车业危机，但是也有人认为只要小型车在西欧的售价降低一半，这个危机便不难解决。这说法可能对。如果有一天，一辆雪铁笼(Citroen) 4CV或2CV型的汽车，售价只是二十万旧法郎或二十五万旧法郎，那么需求会上升，就可以在正常情形下把超额生产量消化掉。照现在的各种协议而言，这看来尚不可能，但是如果有见于五年或六年长期的死活竞争（这在欧洲汽车工业来说，是完全有可能的），那就有可能出现这种结局。
不过，我们马上要补充：另一种结局更有可能发生，那就是随著几家汽车公司关门消失，超额的生产能量也随而消失。这样便会防止价格的巨幅下跌。这种情形，在垄断资本主义中，正是对上述因生产能量增加而造成竞争的典型反应。上面我们提到的另外那种反应（大幅减价），当然不是全无可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任何领域里都还未见过。例如石油工业，潜在的生产过剩现象业已存在了六年了，但是利润率高达100%和150%的那些托拉斯，它们所容许的减价，不啻九牛一毛。他们容许的减价率大概是5%或6%，但事实上，只要他们乐意，他们至少可以把汽油售价降低一半。
“经济计划”
新资本主义这枚铜板的另一面，牵涉到通常用“管理经济”、“经济企划”或更进一步的所谓“指导性的计划”等名称来代表的一组现象。它和资本主义的古典精神背道而驰，是另一种形式下对于经济的有意识干预。但这种干预的特色，在于它不复只是以政府为主的一种行为，而更是由政府与各资本家群体双方合作与结合而进行的一种活动。
这种种“指导性计划”、“经济企划”、“管理经济”的发展趋势，该怎样来说明呢？
我们必须从大资本的一种实际需要来开始看。大资本的这种需要，正好来自本章开始处我们讨论过的那个现象。在那里，我们谈到了机器设备更新节奏的加速，提到了一场多少具有不间歇性的技术革命。而我们所说的固定资本更新节奏的加速，所指不外是在不断缩短的时期中，人们一定要分期回收不断变大的投资开支。当然，这种分期回收，必须要经过计划，经过尽可能准确的计算，以防止经济发生短期的波动；因为对于动用资金数以百万元计的企业来说，经济的波动有可能造成难以置信的紊乱。这基本事实，便是资本主义朝著一种管理经济而企划的原因。
今日处在庞大的垄断集团之下的资本主义，在投资时动辄集中数以千万元计的资本，而又必须很迅速地分期回收。这种资本主义，蒙受不起巨大的周期性波动之险。因此，它需要得到保证，至少在约略相当于其固定资本分期回收的一个平均时期内，分期回收的耗费一定能赚得回来，收入能够继续；这种平均时期，在目前约为四年至五年。
再者，这种管理经济的需要，本身也是直接从资本主义企业内部产生出来。生产程序愈益复杂，便需要愈益精确的计划，否则，整个企业便不能像一个整体般运行。归根到底，资本主义的企划，不外乎把在大资本主义企业或企业群（如包含许多公司的托拉斯或卡特尔）内部早已进行的工作，扩充到全国范围，或更准确地说，在全国范围内协调进行。
这种指导性计划的基本特色是什么？在本性上，它迥异于社会主义的计划，因为它不是设定生产指标，也没有为求达标而从事其他计划。相反，它协调各私有企业早已拟定好的投资计划。这种协调，最多是由政府出面来协调各种指标，定下优先次序。而这些指标都是为了符合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
在如比利时、英国等国家中，这种工作进行得斧凿彰明；在法国，任何事都在一个大为精致的学理层次上出现，又辅以大量的伪装，所以整套作法的阶级性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法国的这套经济设计，和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的仍无二致。在本质上，“设计委员会”、“设计局”、“企划局”的活动，都在于咨询各个雇主集团的代表，考查他们的投资计划和市场预测，“调和”不同部门之间的预测，避免瓶颈和重复。
吉尔勃·马丢（Gilbert Mathieu）在这个问题上发表了三篇好文章（世界报，1962年3月2日、3日、6日），他指出，在各个计划委员会及下属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中，虽然有二百八十位工会代表参加，但公司头子及雇主组织的代表，却达一千二百八十人。“法朗素亚·贝鲁（Francois Perroux）先生相信，在实际上，法国的计划往往是在大公司及金融机构的优势影响下设定、进行的。”即使最温和的工会领袖如勒·勃伦（Le Brun），也断言法国的计划“基本上是在资本的高级代理人和政府高级行政人员之间安排定的，而两者之间，前者的力量又常超过后者。”
再者，各公司决策之间的这种对抗和协调，对资本主义经理人员也是很有用的。它是对市场进行全国性的、长期的探测，而依目前技术来说，这种探测还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但所有这些研究、计算的根据，仍会由雇主当作预测而提供的数字。
因此，这种企划或“指导性的计划”便具有两个特殊的、基本的方面。
一方面，它很偏狭地专注于雇主的利益，而且是它计算的起始根据。同时，这里所谓的雇主，并非指所有的雇主，而只是资产阶级中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阶层，即垄断集团和托拉斯。当极有力量的垄断集团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时（请回想一下1962年美国钢铁制造业托拉斯，和钢铁消费业托拉斯之间，关于钢铁价格的冲突），政府便在资本家集团之间扮演著某种仲裁者的角色。从某些方面来说，政府是资产阶级的一个管理公会，代表所有股票持有人、所有资产阶级成员而行动，但它关注的利益，仍然只是居支配地位的团体的利益，而不是民主、不是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
另一方面，所有这些计算，建基于一种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作计划时，根据纯粹预测。此外，也来自政府没有执行这些计划的手段。事实上，就是私人企业也无法保证他们的预测能够实现。
1956年到1960年间，欧洲煤钢共同体及比利时经济部的“企划师”，在对西欧特别是对比利时的煤消耗量作预测时，两度惨重失误。第一次，是在因苏伊士运河事件而导致的供应危机之前及之中，他们预测1960年消费量将激增，也预测了煤产量会随之上升，其中比利时的煤年产量将自三千万吨增至四千万吨。事实上，1960年比利时煤产量由三千万吨降至二千万吨；结果，“企划师”犯了双重大错。可是，这一个错误记录上的墨渖方干，他们又往相反方向犯了一个错误。当煤的消耗量正在下降时，他们预测这个下降的趋势会继续，同时宣称有必要进一步关闭煤矿。无奈1960年到1963年间发生的情形正好相反：比利时煤的年消耗量自二千万吨增至二千五百吨；结果，因为经营的产煤能量已遭削减三分之一，造成了煤的严重缺乏，特别是1962年到1963年的那个冬季，必须十万火急地——甚至远自越南——进口煤。
这个例子，鲜明地让我们见到“企划师”在为工业部门进行计算时十分之九的时间都必须用到的一种技术。这技术，简言之就是根据目前的趋势来预测未来，至多再藉一个表示需求弹性的因素来校正，而这个因素，又是根据经济增长率的预测而得出来的。
国家对于利润的保证
这种“管理经济”尚有另外一面，使得它对于工人阶级运动来说格外危险；那就是在“经济企划”这个观念中，涵蕴了“社会企划”或“收入政策”这样的概念。若不保证托拉斯的薪资支出的稳定，便根本无法保证它们的开支及收入在五年期——这是分期回收它们新设备所必须的时间——的稳定。如果没有办法“设定”“劳动成本”（即预知和限定工资的增加）则也无法“设定”“成本”。
在西欧每一个国家中，雇主和政府都在尽力把这样一种趋势加在工会身上。他们这种努力，有许多例子：延长合同期限，立法禁止野猫罢工或使停工更形困难，大肆宣传“收入政策”是抵制“通货膨胀”的“唯一保证”等等。
说甚么我们必须朝著“收入政策”走，甚么工资的增加率可以准确地计算出来，甚么必须这样做以避免罢工带来的损失，因为罢工“对谁都不利，对工人不利，对整个国家也不利”——这些说法现在在法国正十分普遍。这些说法所涵蕴的意思，不外是要把工会深深地整编到资本主义制度中。从这个角度来说，工会运动在根本上已不复是工人改变国民收入之分配的一个斗争武器了。它变成了“社会和平”的一个守护者，保证雇主在资本的运行再生产过程中能得到稳定，保证固定资本在整个更新期中能分期回收。
显然，这对于工人及工人运动来说，是一个陷阱。何以如此，有许多理由，在此无法细论。但一个基本理由，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及一般市场经济的本质使然；当今法国经济计划的主持人马塞先生（Mr. Masse），最近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说中，也承认了这一点。
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工资是劳动力的价格。这个价格，遵循供求率，环绕著劳动力的价值而波动。那么，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中，力量对比的变化，劳动的供与求之间的变动，在正常情况下是怎样发展呢？在衰退和复苏时期，会有失业，这对工资有不利影响，工人发现这时候争取工资大量增加很困难。
那么，在经济周期中，争取工资增加的最有利时期又何在呢？显然，那是在充分就业甚至发生劳动短缺的时候；易言之，在最后的繁荣期，即在行情的顶峰或在“沸点”上。
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在这个时期最容易成功；在这个时期，处于劳动力短缺的压力之下，就是没有罢工，雇主也最容易同意增加工资。不过，每一个资本主义专家都会告诉你，从“稳定”的角度来看，从维持资本家利润率所需要的限度（这一点始终是这类推理的基点）来看，在这个时期发动罢工和增加工资，恰恰最危险。因为在所有“生产因素”都充分运用时，你若提出额外需求，这一部份自动地造成通货膨胀。
换句话说，“管理经济”的整个逻辑，正好就是要在整个周期中阶级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劳动阶级的唯一时期，来避免罢工和改善工人生活。可是，这也是周期中唯一的阶段，是劳动力求过于供，这时工资可以上升，并改变国民收入在工资和利润间、不利于工资的分配倾向。
由此可知，所谓“管理”，目标是在整个周期中、这个特定时期，防止工资增加，以便在整个周期都能降低工资的整体增长率。这样就保证了在每个周期，工资占国民收入的比例的总趋向是下降。在经济复苏期，工资已有下降趋势向，因为依定义来说，复苏便是利润率上升的时期（不然何得谓之复苏？），而若在经济巅峰时期工人也不许改变此一趋势，那么国民收入分配的恶化趋势，自将保持不坠。
我们可以举出实际的例证，看看在国家控制及工会合谋之下，完全僵硬的收入政策，会造成什么结果。1945年以还荷兰实行著这个政策，其结果昭昭在案：工资对国民收入之比显著下降，在欧洲各地——甚至西德——皆无可与之相匹拟者。
再者，即使纯粹从一个“技术”层次来考虑，也有两个论证，足以驳倒主张“收入政策”的人：
一，如果你以“市场行情”理由要工资的增加不得超过充分就业时期生产率的增加，那么为何在有显著失业的时期，你却不让工资较大幅度的增加？同样根据市场行情的理由的话，失业时期增加工资恰恰是完全正当的，因为总需求的提高可以刺激整个经济……
二，如果在各项收入中只有来自工资的收入是已知数，试问“收入政策”怎能有效执行？因为任何“收入政策”要有效，前提是能够找出资本家的确实收入及生产率真正的增加量，但是，如果没有工人对生产的控制，没有公开公司的账簿，不去废止银行帐户的保密等先决条件，又如何断定资本家的收入？
我们这样论辩，不意味我们必须接受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的技术性论据。所谓在充分就业时期，工资的增加若超过生产率的增加，会自动造成通货膨胀，是一种绝对错误的说法。工资的增加会造成通货膨胀，只有在一个情况下有可能，那就是利润率稳定不变。但如果藉助于（如共产党宣言所言）对私有财产的强制性干涉，降低了利润率，那么就不会再有什么通货膨胀了；我们只是把购买力从资本家手中拿过来交给工人而已。这时，唯一可以成立的反对意见是投资有减慢之可能。但我们无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告诉资本主义的辩护士们，在一个充分就业时期，繁荣在其“沸点”之际，减少投资并不是一件太坏的事；何况，投资的减少，这时早已开始。而从反周期的政策来考虑，降低利润、增加工资，也是一个比较明智的作法，它可以让受薪工人及消费者有较大的需求，这样就能支撑投资水平，而市场行情也保持得比较好；不然，行情一定受到生产性投资无可避免降低的倾向的威胁。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从一种社会的观点来看，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涉，管理经济、经济企划、指导性的计划、等等，是一点也不中立的。它们都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手里，用来干涉整个经济的工具，它们绝对不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仲裁者。资本主义政府执行的唯一真实的仲裁，是在资产阶级内部不同资本家集团之间的仲裁。
新资本主义的本质，政府对经济生活日增的干涉的本质，可以概括成如下公式：如果任由资本主义听命于经济的自动机制，就越有迅速灭亡的危险。所以国家日甚一日地变成资本家利润的保证者，保证资产阶级中居统治地位的垄断阶层的利润。国家的保证，靠的是它能减少周期波动的震幅。它另一种保证手段，是愈形重要的军事性或半军事性的国家订单。它保证利润的手法，是在“管理经济”的架构中临时采取的种种技术。在法国的所谓“准合同”（Quasi-Contract），就表明了这一点。这种合同，很明白地保证利润，其目的，则是要矫正区域性的或在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国家告诉资本家：“如果你在某个地区投资，或在某个部门投资，不论成效如何，即使你的赔本废物连卖都卖不掉，甚至即使你完全失败，我们都保证你的资本可以得到6%或7%的利润。”这是国家保证垄断利润的最好、最明白的形式，但是这却不是法国计划师的发明；因为沙赫特(Schacht)、封克(Funk)、戈林(Goering)等人，在纳粹的战备经济及其四年重整军备计划中，早就应用过这个方法了。
归根结蒂，一如资本主义制度中所有其它真正有效果的反周期措施，国家对利润的保证，就是由国家为中介，在有利于带头的垄断集团的情况下，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其所实行的办法，不外乎提供补助、减税、以较低利息提供贷款。这些手段，最后造成利润率上升。在一个正常运作的资本主义经济架构下，特别是当这经济处于长期扩张阶段时，利润率上升，显然能刺激投资，产生和计划者所期待的相同结果。
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固守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架构之内，而这样就无可避免在逻辑上始终接受这种见解：如要投资稳定增长，要工业部门保持繁荣(这得靠私人投资)，唯一办法是保证利润率。
另一条路是采取社会主义立场，拒斥增加利润率那条路，主张在工业中发展出强有力的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并存。这是摆脱资本主义架构及其逻辑的一条路，从此开始我们所谓结构上反资本主义的改革。
在近年的比利时工人运动史中，我们经历过这两条路向的冲突，而法国在未来几年中，一旦失业人数上升，也必会遇到这个冲突。
某些社会主义领袖（对他们为人的诚实我无意怀疑），实际上像我刚才那样直截了当、那样冷语讥诮地说了这样的话：“你要是想在现存制度中短期内解决失业问题，除了增加利润率外，再无其它办法。”可是他们忘了加上一句（虽然这句话本无待言）：这样作等于靠牺牲工人来重新分配国民收入配。换句话说，除非你志在骗人，不然你无法一方面呼吁经济扩张(这在资本主义之下不外是要私人投资增加)，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有利工人的条件下，重新分配国民收入。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架构中，这两个目标完全冲突，至少就短程及中程时期来说是如此。
因此，工人阶级运动面对的，是一个根本的抉择：选择在新资本主义结构中改良的政策，就表示把工会融化于资本主义制度中，变成了固定资本分期回收时期中维持社会和平的宪兵；或者选取一个基本上反资本主义的政策，提出一个短期的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改革的纲领。
这些改革的根本目标，应该是把经济的控制杆杠，从金融集团、托拉斯、垄断集团手中夺取过来，交给全体人民，在信贷、工业、运输等行业，创造有决定性力量的公共部门，完全置于工人控制之下。这就表示在公司层次上及整个经济中，出现了双重权力，并迅速提升为工人阶级及资本家统治者之间的双重政治权力。
这个阶段便导向工人夺取政权，缔造工人政府，开始建设一个免于剥削及其一切罪恶的社会主义民主制。
[2] 这个说法尚嫌不够精确。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没有考虑到资本家的购买力中用来⑴供资本家自身消费和⑵供资本家再投资后新雇用的工人消费的那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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