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奥林·赖特于1月23日午夜过后不久，即于密尔瓦基（Milwaukee）的福德瑞特医院（Froedtert Hospital）逝世。他享年71岁。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实践者和思想者，他至死也同他生前一样，将这些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在去年四月确诊急性骨髓性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 AML），而在接下来的十个月里，他对于这个世界流露出乐观的精神，只是当要离开它时难免甚为忧伤。
他不知道是否会以及何时会了结，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陷入危殆，而他创造了一个围绕在他身边的真实乌托邦，并以篇幅和书一样长的博客美妙地描述着它。这个博客使一大批追随者着迷，经常令他们落泪。他总是一位锲而不舍的生命记录者，无论藉由摄影或写作，而这次他让自己的生命公之于众。
每一、两天，他便重新讲述自己对生与死的看法，难以忘怀地将自己指称为「最幸运的、最有利的——随便你怎么说吧——浩瀚无垠宇宙中的星尘。」他是那一颗特别的星尘，奇迹地「转化为有意识的生物，能觉察到自身的存在。」然后，「这个复杂的有机体终结了，而星尘——即是我——将消散返回更平凡的物质状态。」
这个博客叙说与芽细胞（blasts）——攻击他的身体，尔后吞噬他新移植而无抵抗力的免疫系统的癌细胞——战斗的起起落落；他描述他对控制疼痛的冥想力量的信心；他有一位病友在一夕之间就消失踪影时心里涌起一阵酸楚，他明白这命运有日也会降临他身上；他探讨在慷慨和爱之中的互惠性（reciprocity）；同时，他没有拘束地谈论我们太容易视为理所当然的身体功能，如解手变成了挑战。而他的最后一篇贴文是论滑稽的艺术（art of being goofy）[1]。
但他也谈到他发过的一些恶梦，是生命和爱遗弃了他而产生的畏惧（他最亲密和最亲爱的人们都嘲笑他在博客文章犯傻的这件事）。在一次动人的交流中，血液肿瘤科团队的主任Michaelis医师，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回想起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话：「我的神！我的神！祢为什么离弃我？」埃里克，一位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理解那萦绕他的梦魇，正是完全被遗弃的普遍意义。
梦魇是在晚上；而在白天，埃里克欢迎所有访客来到他的真实乌托邦。他写到见到访客的欢喜。朋友和（过去及现在的）学生会簇拥在床边，听他说故事，并流着眼泪离开。
但第一位永远是家人——Marcia，他53年的妻子和伴侣，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Jenny和Becky，他们的三位孙儿Safira、Vernon和Ida。埃里克全心奉献于溺爱他的母亲，而她永远希望他能变得更好。他几乎每天都造访或打电话给母亲，直到母亲在这十个月之间过世为止，但母亲直到过世都不知道埃里克的生命处于险境。
埃里克并不畏惧死亡；不过他也极想要活下去，和带给他极大喜乐的孙儿在一起。他正给他们书写一封长长的信，是关于他从自己生命中学到的教训——而有时他会容许博客的读者进入这隐密的内心圣所（inner sanctum）。
他在通过Skype和同事及运动分子进行会议时，通常最显得生气勃勃。他反思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以及他最新一本有关如何成为一名反资本主义者的书──这本书七月才刚完成，那时他已经在接受治疗。埃里克鲜少回顾他的巨大成就，而是不断向前看，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做谋划。直到十二月，他仍旧思考着春季的教学。而到了最后的时刻，他还担忧着他的部门、他的学生、以及他创立的黑文斯中心（Havens Center）[2]的未来。
如他公开承认的，这个博客是他的自由王国（realm of freedom）。它给他消逝中的生命赋予了意义。它结果自发地变成了记录他的多才多艺的档案库。但这个自由王国是立基于扩大的必然王国（realm of necessity）。然而，即使在这里，埃里克也设法组织了一个联合生产者（associated producers）的社群，使医疗人员——照料他千疮百孔身体的医护团队——也参与在关于他们的生命以及他的生命的持续对话中。
他妻子Marcia是这个必然王国的主要组织者。她二十四小时待命以给他安慰。她监督现场、组织访视、监控他的药物、询问医师、并睡在他的病房。最后，她为他朗读他最喜欢的一本书《The Clearing》的最后一章。她分享所有他做的事，一如往常。即使当他在某个遥远之地，他们也每天联系。现在，她希望他在精神上自由，尽她所能地控制这个必然王国。他也会为了她做一样的事。
关于埃里克不凡的最后十个月，还有太多可说的。他给我们在生与死方面都上了一课；他向我们展示如何在精神上和实践上成为真实乌托邦主义者。博客本身不言可喻，而它值得结集成书。我的文字还未能表达到它的力量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因为对不同的感性而受到不同的吸引。
但这美妙的有关生死斗争的民族志书写，并非凭空而来。我能做的，仅仅是为这位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者写一段简史。
到来
那它从哪里开始呢？很难说。或许是在儿时晚餐的餐桌上，每位赖特家族的成员都必须交代各自当日的活动。或者是作为一位哈佛大学生，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结构功能论系统的优雅所诱惑？或许是在牛津师事于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希尔（Christopher Hill），还有社会学家及政治理论家路克斯（Steven Lukes）。
或许他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者。埃里克在1968年制作的动画片《棋局》（The Chess Game），传达了革命的困境，它是在一个西洋棋盘上戏剧性地展开。他的未出版手稿，1974年完成的《西洋棋规则的颠倒及其它偏离》（Chess Perversions and other Diversions），也有类似的性质。藉由引入一系列对定义西洋棋及其它游戏的武断规则的修正，扰乱了其背后的既得利益，带来变革性的结果。
他在序言里写道：「这本书是为那种偏离传统路径的发明而伴随而来的自由和愉悦所作的邀请。有效率地游走于迷宫有其乐趣，如同任何一只实验鼠会告诉我们的。但改变迷宫则是实验者的专利。」据此联系他的青年时期，埃里克的最后一本书向我们展示了（或许不自觉地），改变资本主义的规则如何确实可以是一个革命性的举动。
埃里克本人喜欢追溯他对乌托邦的兴趣回到1971年，那时他是伯克利一神普救派神学院（Unitarian-Universalistseminary）的一个逃避兵役的学生（译注：在当时美国可以以基于宗教信仰或良心的理由而拒服兵役，称为「良心拒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正是在那时，他组织了一个学生自主经营、称为「乌托邦与革命」的研讨班，以讨论美国社会革命转型的前景。他接着以实习身份在圣昆丁（San Quentin）（译注：圣昆丁州立监狱）担任牧师的工作，一边参与致力于狱政改革的社运组织。他的第一本书《惩罚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Punishment）由此而生，是与一些圣昆丁的囚犯和监狱人权运动家合著。
在七十年代初期的狂飙岁月中，这让他充分准备好成为一名伯克利大学的研究生。在那个时代，特别在伯克利、特别在社会学，学生关注改变世界胜于追求学术生涯。言论自由运动、第三世界罢课（Third World Strike）、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让教师之间彼此交锋，为研究生打开了要求对自己的教育有更大掌控权的空间。
埃里克和他的研究生同侪组织了自己的课程，其中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的争议」（Controversies in Marxist Social Science），埃里克后来在麦迪逊会教授类似的衍生课程。埃里克也是围绕着《资本政权》（Kapitalistate）杂志的马克思主义社群的活跃参与者，该杂志是由欧康诺（Jim O’Connor）和一名「共产营」（Commie Camp）——一个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迫切议题的年度退修营——的主要组织者所领导。再一次地，他带着这项计划前往威斯康辛，它在那里以「激进节」（RadFest）[3]之名为人所知。社会学自身成为一个真实的乌托邦。
阶级分析
埃里克在那些日子成了此一知识计划的主要人物：将社会学重新打造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门。因此埃里克的博士论文并不是在意识型态基础上，而是在科学基础上挑战主流社会学。他展示的是：一种重构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定义，比既有的阶层化和人力资本理论等模型，能更好地解释收入不平等。
他和其它人有效地终结了「阶层化」（奠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梯度）的想法，然后在社会学的核心放上了奠基于剥削的「阶级」概念。这预示了较晚近的社会学对社会不平等的关切。我们甚至可以说，埃里克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判，有助于布迪厄（Bourdieu）的「资本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社会、文化、政治以及经济资本）得到接受——那是一条和埃里克迥然不同的路径。
在挑战主流社会学的同时，埃里克重新打造马克思主义。中产阶级是马克思主义阵营长久以来的苦恼问题——这个阶级本来早该消失，却似乎变得越来越大。埃里克和友人佩隆（Luca Perrone）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引入「矛盾阶级位置」（contradictory class locations）的概念——位于三个基础阶级（资本、劳动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位置。
这种矛盾阶级位置有三个：在小资产阶级和大型资本之间的小雇主；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管理者和经理；以及在雇佣劳动和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半自主性受雇者（专业人员）。
建立了这些概念上的区别后，他继而用它们来勾勒变迁的美国阶级结构。在他还是研究生时所写的刊载于《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的早期作品[4]中，他挑战了马克思主义的巨擘普兰札斯（Nicos Poulantzas）；普兰札斯提出了他自己的阶级范畴，但在经验性或分析性上不及埃里克的严谨。
埃里克在1976年接受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助理教授的职位，他开始发展一个阶级分析的研究计划。当既有的调查不能勾勒他所构思的新范畴，他申请并获得研究经费以执行他自己的全国调查，是用来把握他的阶级范畴而设计的。在这个马克思主义占了上风的年代，他的想法受到广传，并且他很快就在十余个其它国家组织了团队，参与同类型的调查。即使是苏联也无法抗拒进入这个马克思主义世界，不过那是另一桩故事了。
埃里克的阶级分析引发了许多关于阶级意义的生机勃勃的论辩。藉由这些论辩和对批评的响应，埃里克在数年间修正了他的框架，有时是小调整，有时则移转了它的基础。若有一项特征贯穿了他的学术工作——当然还贯穿了他的生命，那就是把事情做对的决心。这不止必须在理论阐述和经验研究间展开紧密的对话，还得深化他的分析框架的内部逻辑。你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书籍追溯他的思想演化，从《阶级、危机和国家》（Class, Crisis and the State）（1978年），紧接着是他的博士论文《阶级结构与收入决定》（Class Structure and Income Determination）（1979年）的出版，然后是《阶级》（Classes）（1985年）一书中他接受了罗默尔（John Roemer）的剥削概念所伴随的更深层的转变，以及他在《有关阶级的辩论》（The Debate on Classes）（1989年）中对批评者的响应。《阶级说了算》（Class Counts；译注：或译《阶级的重要》）（1997年）中对国际计划的集大成，确立了阶级对代际流动（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友谊模式、性别关系和阶级意识等议题的效应。他在这个主题最后一篇稿件，《阶级分析方法》（Approaches to Class Analysis）（2005年），最恰当不过地说，是指认出多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取径，但也指认了在阶层化理论的废墟——他的起点——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非马克思主义取径。
制度建立
埃里克的名声远播广传，因此大学在1984年给他经费创建一个批判社会科学的中心，他以刚死于肺癌的亲密同事黑文斯（Gene Havens）之名命名。黑文斯中心邀请访问学者和运动份子，且投放经费于广泛的左翼计划。创建三十四年来，无数国内和国际的左翼人物造访黑文斯中心，和学生及同事们一起工作。
这些造访者会记得埃里克，不仅是因为他锐利的知识贡献，也是因为他的好客。他们会记得他的家和他的厨艺，会记得到音乐会或戏院一游。麦迪逊藉由黑文斯中心辐射到世界上最远的角落。
1981年，埃里克加入一群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圈子，其中影响他最深的是哲学家科恩（G. A. Cohen）和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以及经济学家罗默尔。他们是「分析马克思主义」——以更口语化为人熟知的「不胡扯的马克思主义」（no bullshit Marxism）——的先驱，在不受拘束地审阅彼此的著作中澄清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
过去四十年来，这个团体的组成有所变化，也偏离了它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支柱，但在这之中埃里克仍旧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它成为埃里克在智识上的第二个家，以及鼓舞他接下来转向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基础的源头之一。
第二个原因则是源于变迁的历史脉络。即使在苏联共产主义崩溃之前，学院内的马克思主义复兴已开始消褪。当埃里克的阶级分析成为主流社会学正统的一部分（由它必定会出现在预试（prelim）的阅读书单上可见一斑），他的著作招引了一众宣称「阶级终结」（令人连想起1950年代的「意识型态终结」）和「多元认同终结」的批评者。
社会学采取新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涂尔干和韦伯的保守读物掩盖了激进的马克思的风采。议题不再是资本主义抑或社会主义，而是不同变种的资本主义（varieties of capitalism）。由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绝迹，以及新自由主义占了上风，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被嗤之以鼻。确实，如同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说过的，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还要容易。
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对乌托邦理念过敏，但如今的政治局势却恰恰需要它。埃里克接受挑战。直接驳斥新保守主义的精神面貌（pathos），他发展了一项社会主义的工作计划：呈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探索其起点。
真实乌托邦
新的计划始于1991年，苏联解体的那一年。埃里克召开一系列会议来讨论「真实乌托邦」——不是什么思辩的理想世界，而是可以在实际存在的社会中找到的真实替代方案。在麦迪逊黑文斯中心举办的每一场会议，聚集了不同学门的学者以响应具体的提案。
年复一年，会议主题包含了协商式民主（associative democracy）、市场社会主义、参与式民主、全民收入补助（universal incomes grants）和性别平等。会议论文以书系的形式出版，是由埃里克集结，通常由他撰写导读，并在他本人的力作《真实乌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中达到高峰。
那本书的开场检验了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弊病：它创造的苦难、它必然会造成的破坏、它否定的自由、它侵蚀的社群、它促成的无效率、它制造的不平等。但这份分析性计划的原创性在于他方——恢复社会主义中的社会。
倘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是围绕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而建构的，而其后的马克思主义则盘旋在某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创建和批判，今日的社会主义会是筑就在公民社会的重构与振兴之上，而公民社会是就其与经济和国家的区隔而被理解的。社会的提升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有其根源，但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狱中作品里最为显著。但与社会学的汇合也强调了公民社会的立场。
这让他具体详述了资本主义转型的三种策略：断裂式（ruptural）策略涉及国家的摧毁（而他现在大体上否定这种策略），间隙式（interstitial）策略在国家外部建立替代方案，而共生式（symbiotic）策略则在国家的领域上斗争以和国家交战。终极而言，他个人的答案是结合间隙式和共生式策略，创建反国家的空间，从而与国家合作将那些空间转型。
2012年，埃里克成为美国社会学会理事长，而他的年度会议成了真实乌托邦的平台，特色是二十场致力于具体真实乌托邦提案的特别场次、五十场与真实乌托邦和社会正义相关连的广泛主题的专题场次，以及还有三场全体演讲聚焦于环境、平等和民主等领域中的真实乌托邦。
他也带着「真实乌托邦」上路，造访历史上的黑人学院和大学、服务西班牙裔的机构、还有高立德大学（Gallaudet University）（他在那里学会欣赏手语的丰富面向）。埃里克从不是闪躲困难议题的人，他审慎地替自己准备好有关在真实乌托邦中纳入种族或聋人的问题。社会学暂时地浸淫着真实乌托邦。
埃里克将社会学带回到它的创建者——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面前；他们比起今日的社会学专业者，对于将他们的理论构造建筑在道德价值上比较不致于持刻板的反对态度。埃里克很明确地将社会学的计划定义为理解在制度上实现那些价值的可能性。哪些制度可能推进平等、自由和社群？那些制度的特殊属性是什么？它们的再生产和散播的条件为何？它们的矛盾和动力是什么？
埃里克地毯式地搜索萌芽的真实乌托邦，将每一株放在他的分析显微镜下，然后，在那基础上，阐明更为一般性的设计。他最喜爱的某些例子是巴西愉港（Porto Alegre）的参与式预算、巴斯克自治区（Basque Country）的蒙德拉贡（Mondragon）合作社、以及维基百科的集体性自我组织。
埃里克成了一名考古学家，挖掘具有挑战资本主义的潜力的制度、组织和社会运动，将之放在历史脉络中，转译为常民语言，然后由此将他们跨越世界彼此串连。由于其动态性（dynamism）与其意识型态，资本主义的辩证法无可避免地产生自身的替代方案；我们只须把握它们、和它们一起奔跑、散播它们、然后实施它们。
在某个场合，他无法在真实世界中找到充分的例证，便转向一则连环漫画。在1940年代的连环漫画《亚比拿奇遇记》（Li’l Abner）的某一集中，一位在多帕奇（Dogpatch）山区的小区住民亚比拿，发现一种叫做「什穆」（shmoo）的奇妙生物，它的长处在于供给人类所需的所有物质，不含奢侈品，只有生活最基本的必需品。 这则故事的开场，是雇主之间彼此为了利润而竞争，提高工时、降低工资。当什穆出现时——你可以读作全民收入补助——资本家的关系被翻转，而多帕奇的劳工得以复仇，不把他们往昔的剥削者放在眼里。
埃里克将什穆的故事转化为一场关于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及其矛盾的演讲。他之前的学生知道埃里克对什穆的爱，献给他一则影片，开头是埃里克的演讲，接着是他们滑稽地读着连环漫画。
在埃里克生命的最末几年，他发现到这些真实乌托邦对运动分子非常有吸引力。他花费许多时间跨越世界，与那些热衷于将他的意识型态－知识框架和他们自己计划联系起来的团体谈话。因此他着手将《真实乌托邦》转成简略易懂的形式，移除成串喋喋不休的学术语言，创作一本反资本主义的手册。他恰当地称之为《如何当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反资本主义者》（How to be an Anti-Capitalist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中文书名为译者暂译）（即将于Verso出版社出版）。
他马上就切入正题：今日的资本主义出了什么问题？它侵蚀了平等／公平（equality/fairness）、民主／自由和社群／团结的基础价值。如何扭转这个进程？资本主义可以被摧毁（smashed）、摒弃（dismantled）、驯化（tamed）、抵抗（resisted）或逃避（escaped）。
他把第一项看作和他的三个基础价值不兼容而不予考虑，并主张要结合剩下四项，他称之为削弱（eroding）（译注：有直译为「侵蚀」）资本主义，演化社会主义（evolutionary socialism）的一种形式——以经济民主逐渐替代资本主义。他这最后一本书吸引人的特色之一，是每一章都以摒弃资本主义下的常识——凡存在者皆为自然且不可避免的——开头。
他的批评者会一如既往往那般攻击他过分乐观。但埃里克会这么回复：今日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还要有理智上的乐观主义[5]。「要悲观很容易」，困难的是在资本主义前景暗淡的势力下既乐观又实际。
那些在公民社会的战壕（trenches of civil society）[6]斗争中的人们，听到这正面的讯息会深感热情鼓舞，但又惊讶于它出自学院中人的笔和口。这是一位知识分子向他们大体上不被看见的工作致敬，他们为质疑资本主义克服重重难关，忍受羞辱和报复。
[3] 译注：1983年由黑文斯中心首度举办时，称为「中西部激进学者及运动分子会议」（Midwest Radical Scholars and Activists Conference），1990年代末期改称为RadFest，2003年加上「中西部社会论坛」（Midwest Social Forum）的标题。
[5] 译注：葛兰西《狱中书信》名言：「我是理智上的悲观主义者，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者。」（I’m a pessimist because of intelligence, but an optimist because of will.）
[6] 译注：葛兰西《狱中札记》：「公民社会的上层建筑所起的作用好像现代战争中的壕沟体系。在这种战争中，看上去一定能够消灭敌人全部防御体系的猛烈的炮击事实上只能破坏它的外部掩蔽工事，因而在冲击和进攻的时候，进攻者所面临的是依然具有威力的防线。」（The superstructures of civil society are like the trench system of modern warfare. In war it would sometimes happen that a fierce artillery attack seemed to have destroyed the enemy’s entire defensive system, where as in fact it had only destroyed the outer perimeter ; and at the moment their advance and attack the assailants would find themselves confronted by a line of defense which was still effect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