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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沃尔弗[33]
如果我没有记错，这大约是1846年4月底的事情。当时马克思和我住在布鲁塞尔的一个郊区，我们正好一起在写一本书[34]，有人告诉我们说，一位德国来的先生想同我们谈话。我们看到了一个身材矮小、但很健壮的人；他的面容说明他既善良而又沉着坚定；一付德国东部农民的样子，穿着一身德国东部小城市市民的衣服。这就是威廉·沃尔弗。他由于违反出版法而被追缉，幸而没有关进普鲁士的监狱。第一眼看到他，我们并没有料想到，这个外表并不出众的人，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物。没过几天，我们就同这位新的流亡伙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交结的不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在古典学校里受到良好培养的才智，他那丰富的幽默，他对艰深理论问题的清楚理解，他对人民群众的一切压迫者的强烈憎恨，他那刚毅而又沉着的气质，很快就展现了出来。但是，只有在斗争中，在胜利和失败的时候，在顺利和不利的时刻，经过多年的共同活动和友好交往，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到他那坚韧不拔的性格，他那无可怀疑的绝对忠诚，他那对敌、对友、对己都同样严格的、始终如一的责任感。
一
威廉·沃尔弗于1809年6月21日诞生在西里西亚弗兰肯施坦附近的塔尔瑙。他的父亲是一个世袭依附农民，同时兼营一家“法院科尔奇马”（即小饭店，波兰语叫做科尔奇马——karczma，乡村法院在这里进行审判），即使这样，他还得和妻子儿女一起为老爷服徭役。所以，威廉从小就不仅知道东普鲁士农奴的悲苦命运，而且还有切身的体验。然而，他还学到了更多的东西。威廉谈起他的母亲来，总是特别亲切，他的母亲受过比周围的人更高的教育。她激发和培养了威廉对封建主老爷无耻剥削和虐待农民的愤恨。这种愤恨如何在他的一生中汹涌澎湃地激荡，这在接触到他终于能把这种愤恨公开表现出来的那一段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农民孩子很快就显露出他的才能和好学的精神。得把他送进中学去念书才是。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克服多少障碍啊！经济上的困难就不用说了，还有老爷及其管事的阻拦，然而没有他们又是什么也办不了的。固然，世袭依附关系于1810年就在口头上废除了，可是封建的苛捐杂税、徭役、领主裁判所和领地上的警察权仍然照旧保留下来，而世袭依附关系实际上也同这些一起继续存在。老爷和他的管事们宁肯把农民的孩子培养成猪倌，也不愿让他们成为大学生。但是，一切障碍都克服了。沃尔弗进了施魏德尼茨的中学，后来又进了布勒斯劳的大学。在这两个学校的时候，他都不得不靠做私人教师来谋取自己的大部分生活费。在大学的时候，他特别喜爱古典语文课，但他决不是旧学派的那种读死书的语文学者。他对希腊和罗马的伟大诗人和散文作家有透彻的了解，他们的作品成了他终生喜爱的读物。
当联邦议会[35]和奥地利、普鲁士的政府重新恢复在二十年代曾经沉寂下去的对蛊惑者[36]的迫害时，沃尔弗快要大学毕业了。由于参加大学生协会，他在1834年被捕；有好多年，他从一个监狱被提到另一个监狱受审，最后判了罪。为什么判罪呢？我认为他任何时候都不认为值得谈这一点。不管怎样，他被关进了季尔别尔堡要塞。在那里，他遇见了难友们，其中有弗里茨·罗伊特。——沃尔弗在逝世前几个月曾读到罗伊特的“狱中生活”一书。当他知道作者就是自己的老难友时，立即通过出版社[37]给他写了一封信。罗伊特立即回了一封很亲切的长信。这封信现在摆在我面前，它证明，至少在1864年1月12日，这位老蛊惑者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恭顺的表示悔过的罪人。
他写道：“我关在这里已经整整30年了，我的头发已经变白，然而我还是期待着终究会强有力地表现出人民意志的真正的革命，但是有什么用呢？……要是普鲁士人民至少能够拒绝纳税，那就好了，因为这是摆脱俾斯麦这伙人和气死老国王的唯一办法。”
在季尔别尔堡，沃尔弗同囚禁在要塞的蛊惑者们一起经受了无数的患难，也分享了小小的欢乐，这些在弗里茨·罗伊特的这本书中有非常生动和十分幽默的描写。在潮湿的囚室和严厉的寒冬中差可慰借的是，看守古老的拷问室的是所谓卫戍部队的一些年老的残废人，这些人并不那么严厉，看到烧酒或者几文酒钱常常就不能自持。1839年，沃尔弗终于因健康十分恶化而得到赦免。
他到了布勒斯劳，打算在那里靠教书维持生活。可是他作这种打算并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而主人就是普鲁士政府。他的大学学业由于被捕而中断了，因此，他没有学完规定的三年课程，更没有参加考试。而在普鲁士中国，只有按照规定学完全部课程的人，才能加入学者公会。其他任何人，哪怕就像沃尔弗那样在古典语文学方面精通业务的人，也只能被拒于公会之外，并被剥夺正式运用自己知识的权利。唯一的希望就是做私人教师来维持生活。但是这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当沃尔弗去申请时，却遭到了拒绝。要是普鲁士没有波兰人，这位蛊惑者就只好饿死，或者重返故乡去服徭役了。一个波兹南地主留他做家庭教师；他在这个地主家里度过了几年，每提起这几年，他总是感到特别满意。
回到布勒斯劳以后，经过长期的磨难，他终于得到极可尊敬的王国政府的许可做私人教师，现在，他至少可以维持俭朴的生活了。这位朴素的人也没有更多的要求。同时，他又在当时艰苦条件下可能做到的范围内，参加反对现存压迫的斗争。他不得不只限于公布官吏、庄园主和厂主们横行霸道的一些事实，可是，就是这样做，也常常遇到书报检查机关的阻挠。但这并没有使他气馁。在当时刚刚建立的处理书报检查案件的高等法庭里，再也没有比布勒斯劳的教师沃尔弗更顽固、更经常光临的主顾了。在他看来，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愚弄书报检查机关。在多数书报检查官都很愚蠢的情况下，这样做对于稍微知道一点书报检查官的弱点的人，是并不那么困难的。例如，他在西里西亚地方报纸上刊登了一首流行的悔罪者的“歌词”，使得笃信宗教的人极为难堪。这首歌词是他在当时有些地方还在使用的旧赞美诗集中发现的，歌词如下：
“我的确是一头畜生，
我真是一个卑贱的罪人。
我全身浸透了罪过，
就像浸透大葱味的俄国人。
主耶稣呀，请您抓住我这狗的耳朵，
扔给我一根仁慈的骨头，
把我这有罪的蠢驴
扔到您那仁慈的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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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歌像闪电一般传遍了整个德国，使得不信神的人捧腹大笑，“虔诚的人”［注：即虔诚主义者。——编者注］恼怒异常。书报检查官受到严厉的申斥，而政府从此又警惕地注意私人教师沃尔弗，注意这个在要塞里监禁了五年也没有制服的不安分的狂妄分子。
要想再次找寻对他起诉的借口，是不需要多长时间的。因为旧普鲁士的法律就像精心安排的一套陷坑、陷阱、圈套和罗网，布满全国，这些东西，连忠顺的臣民也并不总是能够逃避，而不忠顺的人就更容易掉进去了。
1845年底或1846年初，给沃尔弗加上了违反出版法的罪名，但违法的情节十分轻微，所以现在我们谁也想不起这件案子的确切情况[38]。然而迫害十分严重，以致对普鲁士的监狱和要塞感到厌倦的沃尔弗，躲避了被捕的危险而前往梅克伦堡［注：根据维尔穆特—施梯伯的著作（“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第2册第141页）[39]，沃尔弗于1846年因“违犯出版法”，被布勒斯劳高等地方法庭判处在要塞中监禁三个月。（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注）］。他在梅克伦堡的朋友那里，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并且一直住到在汉堡安排好可以顺利前往伦敦为止。在伦敦，他第一次加入了社会团体，即目前还存在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他在那里没住多久，很快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到了布鲁塞尔。
二
在布鲁塞尔，他很快就在那里办的一个通讯社找到了工作，这个通讯社是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根据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把法国、英国和比利时的消息加以编辑后供给德国各报纸的。当“德意志—布鲁塞尔报”[40]由我们党掌握的时候，沃尔弗也给这个报写稿。在我们当时创办的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41]里，沃尔弗很快就成了最受爱戴的演讲人之一。他每星期都到那里做时事评论。这些评论每次都是一篇叙述通俗、幽默，而又十分有力的杰作，对德国的统治者和臣民的渺小和卑鄙，进行了特别强烈的抨击。这些政治评论成了他十分喜爱的题材，在他参加的每一个社团里，他都要发表这种评论，而每次都讲述得同样完美而通俗。
二月革命爆发了，立刻在布鲁塞尔引起反响。每天晚上人们聚集在市民自卫团和宪兵队占据的市政厅前面的大集市广场上。广场四周的许多啤酒店和烧酒店挤满了人。人们高喊：《Vive la Republique！》〔“共和国万岁！”〕，高唱“马赛曲”，相互挤来挤去。政府表面上十分平静，然而它却在外省征集预备兵和休假人员。它私下通知比利时最著名的共和派若特兰先生：如果人民要国王退位，国王准备退位，若特兰要是愿意，可以从国王本人那里听到这一点。后来，若特兰果真听到列奥波特国王说，他自己在心里就是一个共和派，如果比利时想成为共和国，他是永远也不会加以阻拦的。他只是希望一切都能有秩序地进行，不要流血；此外，他还希望领到一笔优厚的养老金。这个消息秘密地迅速传开，使人们安静了下来，连起义也不打算举行了。可是，当后备队刚一调集起来，大部分军队刚一集结在布鲁塞尔周围（一个小国只要三四天就行了），国王退位的传说立即无影无踪了。一天晚上，宪兵队拔出马刀，突然冲向聚集在集市广场上的人群，而且还乱捕人。正在安安静静地走回家去的沃尔弗，也是最先遭到毒打和逮捕的一个。他被拖进市政厅，在那里又遭到狂怒和醉熏熏的市民近卫队的殴打。在被捕几天以后，他被押送出境，来到法国。
他在巴黎没有住多久。柏林的三月革命、法兰克福议会和柏林议会的筹备，促使他首先前往西里西亚，争取激进派分子在竞选中获胜。他想在我们一开始办报纸的时候，无论是在科伦办还是在柏林办，就从西里西亚到我们这里来。由于他受到普遍的爱戴，还由于他的演说通俗而有力，因此，特别是在乡村选区，他使得那些没有他就毫无成功希望的激进派候选人当选了。
这时候，“新莱茵报”从6月1日起在科伦出版，马克思任主编。不久，沃尔弗也来科伦担任编辑部里的职务。他那孜孜不倦的勤恳态度，他那一贯的过分认真的负责态度对他颇为不利，因为编辑部里尽是些年轻人，他们往往因此多给自己腾出个把钟头的空闲时间，相信“鲁普斯［注：鲁普斯——是对威·沃尔弗的戏称（Wolf——狼，拉丁语——lupus）。——编者注］一定会设法使报纸出版的”。在这方面我也不是没有过错。因此，在报纸出版初期，沃尔弗多半忙于日常工作而很少写指导性论文。然而，他很快就找到办法，把这项工作也变成了独立的活动。在标题为“国内新闻”的时事纪要栏里，他收集了德意志各小邦的消息，并以无可比拟的幽默描绘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那种闭塞、不开化的狭隘和庸俗。同时，他每星期都到民主协会[42]去做时事评论，因而在这里，也很快就成了最受人爱戴和最有影响的演讲人之一。
资产阶级在巴黎六月战斗之后愈来愈愚蠢胆怯，使反动派得以重新聚集力量。在维也纳、柏林和慕尼黑等地的宫廷权奸同高贵的帝国摄政王［注：约翰大公。——编者注］狼狈为奸，幕后则是俄国外交在拉线，指挥这班傀儡们跳动。于是在1848年9月，这些老爷们行动的时刻到了。在俄国直接和间接的压力下（这些压力得到了帕麦斯顿勋爵的关怀），第一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进军的结果是在马尔摩签订了一个可耻的停战协定[43]。而法兰克福议会却卑躬屈膝到如此地步，竟批准了这个协定，从而公开地、毫不含糊地背弃了革命。9月18日的法兰克福起义就是对这一点的回答；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几乎在同一时间，柏林发生了制宪协商议会[44]同国王之间的冲突。8月9日，这个会议在极其温和的、甚至是怯懦的决议中，请求政府采取某种措施，使反动军官的无耻行为不再表现得那样公开和蛮横。9月，制宪协商议会要求执行这个决议，而得到的回答却是任命以一个将军为首的公开反动的普富尔内阁（9月19日），而臭名远扬的弗兰格尔则被任命为勃兰登堡军队总司令。这是两个极明显的暗示：柏林的协商派要不悔罪，就只有等着解散了。群众普遍愤激起来。科伦也举行了群众集会，并派定了安全委员会。政府决定在科伦进行第一次打击。因此，在9月25日的早晨，许多民主党人被捕，其中有现任科伦市长，即当时人人皆知的“红色贝克尔”。群情更加激愤。下午又在原来的集市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大会由沃尔弗主持，周围站着市民自卫团，他们并不敌视民主运动，而首先关心的是自身的安全。市民自卫团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说，他们在这里是为了保护人民。突然，人们冲进市场，喊着：“普鲁士人来了！”当时约瑟夫·莫尔——他也是早晨被捕的，但人民把他救了出来——正好在发表演说，他喊道：“公民们，难道你们见了普鲁士人就四散逃跑吗？”人们回答说：“不！不！”——“那我们就必须筑起街垒！”于是大家立即动手。科伦街垒事件的结局大家都知道。整个运动是一场虚惊引起的，没有遇到抵抗，没有武装（市民自卫团很谨慎小心地各自回家了），一点也没有流血，什么也没有发生就结束了。政府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科伦宣布戒严，市民自卫团解除武装，“新莱茵报”停刊，编辑们被迫出境。
三
科伦的戒严没有继续多久，10月4日就告解除。11日，“新莱茵报”又出版了。沃尔弗来到普法尔茨的杜尔克海姆，在这里，没有人来打扰他。同编辑部其他一些人一样，他也是因为谋叛等等的案件而被追缉。可是我们的沃尔弗在普法尔茨呆了不久就忍不住了，在葡萄收完以后，又突然来到下制帽坊衔17号的编辑部。他就近找了一个住处，不用上街，穿过院子就可以到编辑部。但是，这种坐牢式的生活，他很快就厌倦了。几乎每天晚上，天一黑他就穿上长大衣、戴上长沿帽，借口买烟出去了。他以为别人认不出他，虽然他那很特别的矮壮身材和坚定的步子很引人注目。但是不管怎样，谁也没有出卖他。他这样地度过了几个月，而这时候，对我们所有其余的人的追缉，都一一取消了。最后，在1849年3月1日，有人通知我们说，一切危险都已过去，于是沃尔弗去找侦查员，侦查员也说，整个案件是根据警察局的夸大的报告提出的，已经完全取消了。
这时候，柏林议会在12月初被解散了，开始了曼托伊费尔反动时期。新政府的最初措施之一，是使东普鲁士的封建主对他们占有农民无偿劳动的这种有争议的权利感到放心。三月事件以后，东普鲁士农民到处停止服徭役，有些地区，甚至迫使老爷立下字据，放弃占有这种劳动的权利。所以，只要把这种实际情况用法律肯定下来，长期受盘剥的易北河以东的农民，便会成为自由人了。然而，自从1789年8月4日法国国民议会无偿地取消一切封建赋役以来，已经过了整整59年，而柏林议会仍然不敢采取同类步骤。赎免徭役的条件是松了一些。可是，规定无偿废除的只是一些最无耻、最令人愤懑的封建权利。而在这个法案没有最后通过之前，议会就被解散了，曼托伊费尔先生声称，政府不接受这样的法案作为法律。这样一来，旧普鲁士的徭役农民的希望破灭了，因此，必须影响他们，向他们说明他们的处境。而沃尔弗则是做这一工作的最适合的人。这不仅因为按出身来说，他是农奴的儿子，幼年服过徭役；也不仅因为他保持着这样的童年在他心里培养起来的对封建压迫者的强烈憎恨；而且因为没有谁像他那样清楚地了解封建奴役方式的各种细节，特别是在西里西亚这样一个有一整套不同的封建奴役形式的地区［注：在1886年版中接下去是：“沃尔弗就这样开始了反封建主的运动，这个运动在‘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中达到了顶峰，下面我还要来谈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应该由资产阶级来进行。反封建主义的斗争本来就正是这个阶级的世界历史性任务。可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资产阶级没有进行这个斗争，即或进行，也只是为了做做样子。由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落后，德国资产阶级处处都不去保卫他们自身的政治利益，因为无产阶级已经在他们背后带有威胁性地兴起了。巴黎工人在2月里的模糊的希望和意愿，尤其是他们在1848年6月的四天殊死斗争，不仅吓倒了法国的资产阶级，而且吓倒了整个欧洲的资产阶级。而在德国，在胆小的资产者看来，甚至早已在瑞士取得了法律效力的普通民主要求，也会侵害到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安全、他们的生命。像往常一样怯懦的德国资产者为了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能拯救自己私人的利益，拯救自己的资本，而牺牲了他们的共同利益，即政治利益。最好是恢复旧的官僚封建专制制度，而不要让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获得胜利，不要在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加强的情况下通过革命方式赢得的现代资产阶级国家！这就是使得反动势力全线胜利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惊慌叫声。
所以，在资产阶级放弃战场的地方，无产阶级的政党就要担负起斗争的责任。于是，沃尔弗就在‘新莱茵报’上同封建制度展开了斗争。但是他进行斗争并没有使资产阶级感到高兴；没有，他是以真正的革命方式进行斗争的，因此，资产阶级见了这些充满法国大革命精神的文章，就同封建老爷们和政府一样地感到惊慌。”
这一章的结尾以及从第四章到第九章的“5月19日，‘新莱茵报’……被封闭了。”这句话（见本卷第99页）为止的各章节（除第四章的两句结束语以外，见本卷第78页），在1886年版中被删去。——编者注］。
沃尔弗在1848年12月19日的报上写了一篇评论上述内阁声明的文章，从而开始了这个运动。12月29日又登了第二篇更激烈的文章，抨击钦定的“西里西亚地主和农民关系临时调节法令”。
沃尔弗说，这个法令
“是号召邦君、贵族、伯爵、男爵等老爷们在法律的掩护下赶紧对农村居民进行‘临时的’抢劫和掠夺，以便在这种油水多的年头之后，可以较容易地度过清苦的年头。在3月以前，西里西亚是庄园主老爷们的乐土。1821年颁布的徭役赎免法，把封建容克们安排得如此地舒适，真是再好也没有了。赎免的规定和实行，无论何时何地都对享有特权的人有利而使农村居民破产，因而西里西亚的容克们从农民手里得到了至少8000万的现金、耕地和地租。而赎金的支付是没有止境的。由此产生了对可恶的1848年革命的愤恨。农民拒绝继续像驯服的牛马一样给自己的老爷当家奴，拒绝继续支付这种不堪忍受的代役租、利息和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因此，地主的钱柜变得可怕地空虚”。
柏林议会担负起了调整这些关系的工作。
“拖延是危险的。这一点波茨坦的权奸懂得，他们也善于不惜用农民的血汗来填满自己的腰包。什么议会不议会，去它的吧！我们觉得怎样有利，就怎样修改法律！——结果正是这样。在‘国家通报’上出现了一道有关西里西亚的法令，这不是别的，而是一个布满陷坑等等的圈套，农村居民只要一陷进去，就永无出头之日。”
接着，沃尔弗指出，这个法令实质上是恢复了3月以前的状况，并且在最后这样写道：
“但是，这难道会有帮助吗？老爷们需要的是钱。冬天快到了，他们就要举行冬季舞会、化装舞会，还有那令人神往的赌博等等。娱乐用的钱过去一向是由农民提供的，今后还要由农民来提供。容克们想至少再组织一次愉快的狂欢节，并且尽可能地利用专制制度十一月的胜利。他们带着一种挑衅的心情赶紧跳舞作乐，是做得对的，因为贵族们的极美好的纵情狂饮，可能很快就被可怕的加里西亚场面
[45]所打断。”
沃尔弗说：“涅辛的短工们听到这种打算，吓得要命，连觉也睡不着，这是可想而知的。怎么，国王想分配土地吗？我们这些短工耕种我们老爷的土地那样兴高采烈，每天挣得5个银格罗申，而现在却要不再当短工，而去耕种归自己所有的土地吗？我们的老爷有八九十处领地，总共只有几十万摩尔根的土地，他们难道还要给我们几摩尔根的土地吗？不，我们的短工们一想到这种可怕的灾难，就全身发抖。只要他们还没有确信，实际上没有谁使他们遭受这种暗无天日的灾难，那些威胁着他们的几摩尔根的土地离他们还远得很，仍然为老爷所有，他们是片刻也不能安心的。”
四
然而，这一切还只是初次交锋。1849年年初，在法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中间，原先产生的提案得到了愈来愈广泛的赞同。这个提案要求索回政府在1825年赠给流亡回国的贵族作为他们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失去的田产的补偿的那10亿法郎，并把这笔钱用来为劳动群众谋福利。3月16日，“新莱茵报”就这个问题发表了社论，第二天沃尔弗就写了“普鲁士的十亿”一文。
“骑士施纳普汉斯基［注：绰号“施纳普汉斯基”〔《Schnapphanski》〕是来自《Schnapphahn》一词，即“强盗”，“贪脏者”，“骗子”。——编者注］〈利希诺夫斯基〉［注：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的。——译者注］是死了。但在我国，强盗还多得很。波美拉尼亚和勃兰登堡的容克同普鲁士的其他容克联合了起来。他们穿上了德行高尚的资产者的圣衣，自称为‘各阶级居民财产保护联盟’——当然，是指封建主的财产……他们的打算无非是，除了别的省以外，还要从莱茵省掠夺约2000万塔勒，来塞进自己的腰包。计划倒不坏。东波美拉尼亚的容克冯·塔敦－特利格拉弗，容克冯·阿尔宁和冯·曼托伊费尔同几千个土容克一起用莱茵省的钱来偿付自己的债务，莱茵省的居民得到这些容克赐给的这种荣誉，应当感到特别荣幸。”
的确，有一个冯·毕洛夫－库梅洛夫老爷，当时被人叫做毕洛夫－库梅尔富尔［注：俏皮话：库梅洛夫（《Cummerow》）是姓，库梅尔富尔（《Kummervoll》）是“发愁的”。——编者注］，他想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被上述的容克联盟，即沃尔弗所谓的“容克议会”通过了，并作为请愿书送给政府和议院——这是一个调整普鲁士土地税的计划。一方面，占有土地的农民、特别是西部各省的，抱怨他们缴纳的土地税太重；另一方面，东部各省的大地主贵族根本不缴土地税，虽然1810年10月27日颁布的法令已经规定他们要同所有其他的土地所有者一样缴纳这种税。容克议会找到了一个消除这两种灾祸的办法。我们来听听沃尔弗是怎样说的。
“容克们想‘作出牺牲，以便消除目前普遍的不满’。他们是这样说的。谁会料到他们竟是如此地慷慨呢！但是，这是些什么样的牺牲呢？他们建议用大致的估计硬性确定每块土地的收入，然后在全国规定同这种收入成正比的土地税。这种高尚行为并不怎么高尚，因为他们现在打算做的不过是38年来他们依照法律应该做的事。不过，我们还是往下谈吧。他们要求过去一直在违法逃税的容克和贵族领地占有者……也许是补缴税款吧？——根本不是！由于他们从此开恩纳税，他们就应当得到‘一笔相当的款子作为补偿’，即要求得到相当于今后应纳税款25倍的数额，作为补偿。‘而那些过去一直被不公正地索取了过高的土地税的人所应该做的……不是收回多缴的款子，而相反地是，为了赎取免缴更多税款的权利’，必须一次付清18倍到20倍（根据不同情况）的税款。‘现在，东部各省的农民，而且除此之外，特别是莱茵省的农民，就要缴纳更重的税了。这样一来，旧普鲁士农民和莱茵省居民现在还要为此付出一大笔钱。而东部各省贵族领地占有者至今却什么也没有缴纳，或者只缴纳了为数很少的土地税……因而，莱茵省居民和农民必须缴纳的钱，就该他们得到了。’”
接着他对1848年各省缴纳的土地税和土地面积做了概述，并由此得出结论：
“莱茵省平均每平方英里所缴纳的土地税比普鲁士、波兹南和波美拉尼亚约高4倍，比勃兰登堡高3倍。”
诚然，那里的土壤好一些，但是，
“按最低的计算，莱茵省现在要缴纳的土地税比按平均计算它所应该缴纳的，几乎多了100万塔勒。根据容克议会提出的法案，莱茵省居民却因此要受罚，再要缴纳1800—2200万塔勒的现金，装进东部各省容克的腰包！而国家在这里不过是充当银行家而已。这就是土贵族容克老爷们所准备付出的巨大牺牲，这就是他们对财产的保护。每个扒手都是这样保护财产的……
莱茵省的居民，特别是莱茵省的农民，同威斯特伐里亚和西里西亚的农民一样，应该同时想一想：他们究竟到哪里去弄到钱来付给容克。现在要拿出1亿塔勒并不那么容易。
所以，当法国农民向贵族索取10亿法郎的时候，普鲁士的贵族却向农民索取5亿法郎！
万岁！柏林三月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然而，对普鲁士容克的这种蛮横无理的行为，要给以更有力的回击。“新莱茵报”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在进攻中得到了这种力量。于是沃尔弗从1849年3月22日起发表了一组文章，题为“西里西亚的十亿”，文中计算了，自从开始赎免徭役以来，光是西里西亚的贵族就从农民那里非法地得到了多少收入，即得到了多少现款、财物和地产。“新莱茵报”刊登过许多令人激愤的文章，而像3月22日和4月25日之间所发表的8篇文章那样受人欢迎的，为数并不多。在西里西亚和东部其他各省订报的份数迅速增加；人们要求买个别几天的报纸，而最后，由于其他省没有莱茵省法律作为例外加以保障的那种出版自由，在高贵的地方法下面，要重印又根本办不到，因此，决定在西里西亚秘密地把这8天的报纸全部翻印出来，版面尽可能接近原版，并散发几千份，——这样做，编辑部自然是最不会有异议的。
五
在1849年3月22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就是这样开始对西里西亚的容克进攻的：
“当宫廷容克和土容克的议院刚一组成〈1849年2月26日根据钦定的宪法和选举法召开〉，立即提出了一个有关调整即赎免封建赋役的草案。高贵的老爷们忙了起来。他们想在会议闭幕之前就向农村居民大肆敲诈一番，以便储存一笔巨款，留到艰难的日子使用，并在他们本人出国以前，就先把这笔款子汇到国外。
他们在柏林三月‘误会’及其直接后果发生以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十分惊慌，无法形容地恐惧，因此，他们现在就竭力从心爱的农村臣民的腰包中索取他们所倍觉可爱的定心丸。
对于过去一直是封建贵族和工业贵族的金窖的西里西亚，特别应该再次好好掠夺一番，使西里西亚地主骑士的荣耀得到加强和巩固，今后能继续闪烁光芒。
去年12月钦定的暂行赎免法颁布之后，我们就立即指出［注：见“新世界”第30期［本卷第74页。——编者注］。］，这个法令只是为庄园主老爷的利益着想的，而所谓小百姓，则在仲裁法庭成立的时候，就被交给有权势的人任意宰割了。尽管如此，高贵的骑士们还是对这个法令不满意。他们所要求的是一个对骑士们的腰包更为惬意的法令。
1848年3、4月间，西里西亚的许多地位显赫的老爷向农民立下字据，写明放弃一切从前的农奴制的赋役。为了使自己的城堡免于焚毁，使自己本人不致成为城堡中某株菩提树或庭院里某棵杨树的特殊装饰品，于是他们大笔一挥就放弃了他们的所谓正当获得的权利。幸而纸上是随便怎么写都可以的。
后来，革命没有前进，反而陷入市侩行为和安然等待的泥潭，老爷们便把放弃权利的字据拿了出来，但不是为了履行，而是把它们提交给刑事法庭，在进行审讯时作为无知农民暴动的物证。”
沃尔弗在这里叙述了：官僚怎样在总督品德尔的领导下和在流动队的协助下强迫农民履行原先的赋役；农民怎样只得把希望寄托在柏林协商议会上面；而协商派先生们不是首先去宣布无偿地废除一切封建赋役，却把时间白白浪费在调查那些美妙的封建赋役的性质和起源等等上面，等到反动势力大大加强，它就在议会还没来得及通过任何废除封建赋役的决定以前，把整个议会解散了；后来又怎样赏赐了一个新的赎免法，但是连这个反动透顶的法令也没有使老爷们满意，他们现在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可是骑士老爷们却不问问主人，就在那里随意摆布，而这个主人——
“西里西亚的农民，并不是有三四胡菲以上的土地的农民资产者，而是大批的小农、给地主种菜的和自由的菜农、有房无地的村民以及‘住在老爷家中的人’，他们至今一直是大土地占有主的真正的牛马；而且按照后者的计划，他们今后也还应该是牛马，虽然形式稍有不同。
在1848年，这些群众对于无偿废除封建重担本来会感到满意的……经过1848年最后几个月和1849年已过去的几个月的沉痛经验之后，这些所谓‘小百姓’的西里西亚农民，就愈来愈经常地重新产生这样一个念头：占有贵族领地的老爷们不应该用狡猾地想出来的赎免法使自己获得新的财富，而按道理，应该至少交出他们利用先前的赎免法大量掠夺去的那部分财富……现在在农村，人们正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近三十年来，强盗骑士老爷们从农民那里窃去的钱究竟有多少。”
计算这个数目并不像法国那样简单，在法国，向全国榨取了10亿法郎即约3亿塔勒的巨款作为补偿，因此，“法国农民就知道，他们应该收回的是多少本息”。而在普鲁士，剥削是年复一年地进行的，至今只有各个农民自己知道，他和他的村庄付了多少钱。
“于是立即对全省作了统计，这才知道农村居民部分地以土地、部分地以现金和地租付给老爷们作为赎金的钱，在8000万塔勒以上。此外还要加上至今尚未获得解放的农民每年的赋役。最近三十年来这笔款至少也有16000万塔勒；加上上面那个数目，共约24000万塔勒。
直到现在才知道这些数字的农民，看到了亮光。在这些亮光的照耀下，封建集团……惊慌起来了。封建主侵吞了从农民腰包里勒索来的24000万，‘我们的24000万我们一有可能就应该收回’，——这就是从此以后在西里西亚农民头脑里经常盘旋的念头，这就是已经在几千个农村里公开提出的要求。
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这个事实：既然一定要谈到对封建赋役的补偿，那末，农民遭到骑士的掠夺，也应该得到补偿，——这一信念就是‘收获’，它很快就会开花结果。这种信念是任何的钦赐诡计也排除不了的。即将到来的革命将使这种信念实际实现，那时候，西里西亚的农民想必会制定出这样一个‘补偿法’：不仅使被夺去的一大笔款子，而且使‘通常的收入’都回到人民的腰包。”
容克老爷们是根据什么“权利”把这笔钱攫为己有的，这在1849年3月25日报上刊载的第二篇文章中得到了说明。
“这些强盗骑士的‘权利’是怎样得来的，不仅中世纪的每一页历史、而且直到最近时期的每一年，都最清楚不过地指明了这一点。后来，中世纪骑士的剑同法学家和官僚奸党的鹅毛笔杆就结合得再好也没有了。他们的‘权利’，即所谓‘正当获得的权利’，是利用骗子的方法从暴力中制造出来的。拿上一世纪的例子来说吧。八十年代在西里西亚，根据贵族的要求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制定土地清册，也就是规定庄园主和农民双方的义务……由贵族和他们的代理人组成的委员会工作得很出色……是为了贵族的利益。然而地位显赫的老爷们远远没有能够到处都建立所谓‘认可了的’〈农民承认了的〉土地清册。凡是做到这一点的地方都不过是靠使用暴力或欺骗……在这些字据中，有的在开头坦白地提到，农民不愿画押（当时只有很少人会写字），所以一部分是用威胁，一部分是直接使用武力来强迫他们在对他们和他们的后代极为不利的字据上签字。根据这些‘正当获得的权利’，骑士老爷们在最近三十年间，在西里西亚把从农民等级的血汗里榨取来的24000万塔勒的巨款装进了自己祖传的钱柜。”
六
沃尔弗从贵族对农民的直接剥削转到叙述各种形式的间接剥削。在间接剥削方面，国家的协助起了主要的作用。
首先是土地税，在1849年，西里西亚还是按照1749年确定的土地清册征税。列在这个清册中的贵族土地的摩尔根数，一开始就被缩小了，而农民的则一开始就被夸大了。每一摩尔根草地或耕地的收入定为1塔勒，土地税则据此征收。森林和牧场是免税的。从那时起，贵族砍光了一整片一整片的森林，耕种大面积的荒地。而税款却仍旧根据1749年的土地清册上耕地的摩尔根数缴纳！因此，在双方税额不变的情况下，没有任何荒地开垦的农民就负担了极其沉重的税款，vulgo〔简单地说〕，就是受骗了。不仅如此，
“很大一部分骑士，即拥有最大的和收益最多的领地的那一部分骑士，以自己是作为世袭陪臣贵族而‘正当获得的权利’为借口，至今未缴分文的土地税。
据我们计算，近三十年来，骑士老爷们单是土地税一项，少缴或根本没有缴纳的，就约有4000万塔勒（而这还是真正客气的计算），因此，加上直接从西里西亚农民的腰包里抢去的那24000万，总共就是28000万。”（1849年3月25日“新莱茵报”）
接着谈到等级税。沃尔弗从一般农民当中随便挑出的一个西里西亚的农民，他
“有8摩尔根的中等土地，每年要向‘仁慈的’老爷缴纳大量的贡赋，每年要给老爷提供繁重的徭役，每月还要缴纳7银格罗申8分尼的等级税，全年总计为3塔勒。同这个农民对比的，是占有极广阔的土地、占有森林和草地、铁工厂、锌矿和煤矿等等的老爷，例如，头号抱怨派
[46]、亲俄派、疯狂地仇视民主派的第二议院议员伦纳德伯爵。这个人每年有24万塔勒的收入。他每年缴纳最高等级税144塔勒。同拥有8摩尔根的农民相比，他每年本来至少应该缴纳7000塔勒的等级税，20年就应该缴纳14万塔勒。这就是说，这20年他少缴了137120塔勒”。
“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艾希霍恩—拉登堡以及基督教德意志的其他的一伙人的慈父般的意旨，国民学校应该只限于〈请与1848年初以前的艾希霍恩圣旨相对照〉教读、写和最基本的算术。因此，还是准许乡下人学算术四则的。但是，要教农民学这些算法、特别是教减法，也就是教怎样减和扣，这根本不需要国民学校。至少在西里西亚，上帝赐福的强盗骑士从农民身上和从农民周围减去了那么多的东西，使得农民现在一旦有了好机会，就能够很出色地对地位显赫的老爷们运用这种减法。”
沃尔弗还举了西里西亚贵族在减扣方面的这种做法的一个例子：熟荒地。
“凡是在上世纪农村业主〈即农民〉因战争、瘟疫、火灾和其他灾难而死亡了的地方，领主老爷马上就在那里出现，把灾区耕地的全部或一部分当做‘熟荒地’而算成自己的领地。可是，土地税、房屋税以及其他的重担子，你们这些老爷们当然是避免承担的。这些税今后还是要由整个公社或者由新的占有者来支付，而新的占有者往往只得到原来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六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但要在得到地契的同时，负担起原来的各种捐税和赋役。你们对公社草地和公社耕地也是采用这种办法，例如上述原因使农村在不同程度上荒无人烟的时候，你们就是如此。这两种情况，你们都利用来使自己的领地尽量扩大。而公社和农民就应该毫不减轻地承担起公社的、学校的、教会的、区的以及其他的赋役，好像公社和农民没有受到丝毫损失似的……我们也要用你们量我们的尺子来量你们——农民一定会这样回答你们的。
你们由于疯狂地渴求补偿而花了眼，碰上了人民要求补偿的真正的黄蜂窝。如果这些被激怒到了极点的黄蜂有朝一日飞了出来，那末，除了一定的补偿以外，还有相当大的损害［注：俏皮话：《Entschädigung》——“补偿”；《Beschädigung》——“损害”。——编者注］会很容易地落到你们头上！”（3月27日“新莱茵报”）
沃尔弗在接着发表的一篇文章（3月29日）中描述了封建赋役的赎免程序。全省的这项工作由著名的总委员会领导，王国的地方专员和他们的助手、王国的土地丈量员和登记员都归这些委员会管辖。当庄园主或农民提出的赎免封建赋役的申请书刚一到达，这些官员就立即在乡村出现，而老爷们马上就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城堡里来，慷慨地款待他们和对他们做工作。
“做工作往往是早就进行的了。由于骑士老爷们在用香槟酒可以达到某种目的的时候是不会吝惜香槟酒的，所以，领主们的殷勤努力大都是有成效的。”
是的，间或也会遇到廉洁的官员，但是非常罕见，而且这对农民也没有什么帮助。
“即使地方专员严格遵守法律字句，然而只要是，比如说，领地占有者或其代理人把土地丈量员拉过去了，那也对农民没有什么好处。当地方专员、土地丈量员和领主老爷像通常那样亲密无间，农民就更加倒霉，而骑士们则可以称心如意了。
王国专员带着旧普鲁士官场善于为自己成员包揽的一切大权，出现在被召集在法院科尔奇马的农民中间。他正确地提醒农民说，他是‘以国王的名义’到这里来同他们交涉的。
‘以国王的名义！’农民一听到这句话，眼前立刻出现了各种阴森森的面孔：宪兵、执行官、领主的法官、县长等等。要知道，正是他们压迫他，榨取他的全部脂膏，而一直都是‘以国王的名义！’以国王的名义！这句话他听起来就是棍子或监狱，就是赋税、什一税、徭役和特别捐。要知道，这一切他也是为了国王的名义而不得不支付的。如果专员的这样一段开场白不大有效，如果公社或个别农民在某一点上坚持不同意地主和专员的计划，这个专员就变成奥林帕斯山的雷公，对这群受惊的农民来一千次神圣的诅咒，然后又比较温和地补充说：要是你们再这样愚蠢地拖下去，那就记住我的话：你们还得为此大大破费！对农民的钱包来这么一个象征性的暗示，多半都解决了问题：现在很容易使赋役和义务适合庄园主的愿望了。”
接着就着手丈量土地，这时候，被收买的土地丈量员就为了庄园主的利益而欺骗农民。为了估计收入、评定土质等等，请了区长来作鉴定人，而这些人所做的结论，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有利于庄园主的。办妥了这一切并在除去作为废除封建赋役的补偿而划归老爷的那部分土地以后，最后确定了留给农民的土地的摩尔根数，于是，骑士老爷们就和地方专员一起，在只要能办得到的地方，就竭力把小百姓的耕地换到最坏的地方。好地并入老爷的土地，而老爷们的那部分在多雨的年头常常涝的耕地则换给了农民。此外，土地丈量员还在最后丈量的时候就把农民的一部分耕地窃去了。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无力自卫的：谁要提出诉讼，谁就照例会因此而破产，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农民才能争得自己的权利。
事情最后是，由总委员会起草和签署一切契约或证书，以及……计算费用的总数，而农民的真正的灾难也就从此开始了。
“这些计算除了用厚颜无耻这几个字以外，没有别的词可以说明。农民可以提出抗议，可以捶胸顿足，但一切都是枉然。他的钱包的情况如何，别人是根本不考虑的：国库先拿走了自己的那部分印花税，剩下的作为总委员会、地方专员等的薪俸。这帮官僚都过着阔绰作乐的生活。当了地方专员的穷小子，利用强盗骑士们的胡作非为，很快也一跃而进入贵族领地占有者之列。至于在总委员会里，事情的决定权操纵在贵族手里，就不用多说了。否则，骑士老爷们的事情是不会如此美妙的。”
按照旧普鲁士的好习惯，这些总委员会的一切开支账目是从来不公布的，因此，人民甚至还不知道，1848年以前实行的封建赋役赎免，究竟使他们花了多少钱。但是，每个公社和每个农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们是怎样“破费”的。
“例如，有一个小村庄，全村农民共有不到30摩尔根的土地，却不得不付出约137塔勒，作为契约费；在另一个村庄，一个拥有7摩尔根耕地的土地占有者，要付出不下29塔勒的费用……给强盗骑士们的补偿原来是这么一道精美的菜，这道加上了一些基督教德意志调料的菜，今后还会端到地位显赫的高贵的老爷们的餐桌上来。味道可真不错！——西里西亚的强盗骑士们一面这样说，一面微笑地摸摸自己的胡须，嘴里啧啧地品味，就像土容克惯常做的那样。”
这是沃尔弗在27年以前写的，描写的事件发生在1820—1848年，但是现在读起来，觉得这是在描写1861年以后俄国的农奴是怎样变成所谓自由农民的。相似极了。两种情况都是处处为了老爷们的利益而对农民进行同样的欺骗。俄国的赎买在一切官方的和自由派的论述中，被描绘成是对农民的莫大恩赐，是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与此相同，官方的和民族主义的奴颜婢膝的历史也把旧普鲁士对农民的敲诈勒索描绘成有世界意义的解放事件，连原来作为这一切赎免的原因的法国大革命，在它面前也要退居次要地位！
七
西里西亚贵族的罪恶还是没有列举完呢。沃尔弗在4月5日的“新莱茵报”上叙述了：普鲁士实行手工业自由怎样给强盗骑士们提供了掠夺农村居民的新的机会。
“在有行会约束的时候，农村手工业者或业主为了自己的手工业或作坊，每年向庄园主老爷缴纳通常都很高的税款。但同时，他享有这样的特权：庄园主不准别人从事手工业，以保护他不受竞争，此外，庄园主还得给他工作做。特别是磨坊主、酿酒厂老板、肉商、铁匠、面包师、小酒店老板或客栈老板、小贩等等的情况，更是这样。”
在实行手工业自由的时候，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者的保护就不存在了，他们到处都遇到竞争者。尽管这样，庄园主还是继续征收原来的捐税，借口说这不是同手工业有关，而是同土地有关；而法院也偏袒贵族的利益，在极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承认了这种无理的要求。不仅如此。老爷们自己也逐渐办起水力磨坊和风力磨坊，以后还办起蒸汽磨坊，因而自己对先前拥有特权的磨坊主造成了不可抗拒的竞争；但是尽管这样，他们还是若无其事地迫使他继续为从前的专营权照旧纳税，他们借口说，这收的是地租，或者是庄园主在修排水沟等方面做了某些细微的改良所应得的补偿费。沃尔弗举了一个有两盘磨的水力磨坊为例，这个磨坊没有任何耕地，可是每年必须向庄园主缴纳40塔勒，而庄园主还开了一个磨坊同它竞争，因而，那个磨坊的磨坊主一个接着一个都破产了。这对庄园主就更好了，因为这时磨坊主就不得不出卖磨坊，而在每次易主时，老爷都要从出售额中获得10％的过户税［Laude-mien］！——风力磨坊也完全一样，它只拥有它所在的那一块地，而每年必须向庄园主缴纳53塔勒。铁匠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不得不缴纳或赎免先前的专营税，尽管不仅专营本身已经取消，而且就是这个征税的庄园主也有了自己的打铁坊，像同其他的手工业者和业主竞争那样，同他们竞争；尽管这样，这种税仍然是通过赎免才取消，或者就是继续支付下去，可是庄园主的相应的义务，即保护不受竞争的义务，早就不履行了。
到目前为止，只是考察了封建贵族对有产的农村居民，包括有两胡菲以上土地的农民、直到自由的菜农、有房无地的自由村民和有房无地的放牧者［Auenhäusler］等等所采取的各种剥削形式；所有这些人不管叫做什么，他们至少有一所小茅屋，而且多半都有一个小菜园。剩下的是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他们没有为老爷服务，既没有一所小屋子也没有一寸土地。
“这就是那个房客［Inlieger］、住户［Zuhauseinwohner］的阶级，一句话，就是孤身无家的人［Inwohner］的阶级，他们一年支付4—8塔勒向农民、菜农、有房无地的村民租一间多半是狗窝似的小屋。这些人有的是出让了自己的土地的农民［Auszügler］，即把田产转交给亲属或者出卖给别人，自己留下一份‘养老地’［《Ausgedinge》］，或者一点不留、隐居到那里的小茅屋里的人；而大多数是贫苦的短工、农村手工业者、织布工、矿工等等。”
怎么对付他们呢？领主审判权应该为此提供借口，这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制度，只是现在由于通过了专区法才予以废除，这种制度给予庄园主以审讯自己从前的臣民的权利。在这种审判权制度下，老爷把自己的某个被告监禁后，应该负担其生活费和侦讯费。而这个老爷则得到领主裁判所收入的一切捐税。如果被捕的是农民，则老爷仍然向他收这些费用，使他在迫不得已时出卖房屋和田产。有些被捕者没有任何财产，庄园主为了补偿为他们花去的费用，每年向这个阶级中归他审判的一切人征收保护金，美其名曰“司法管辖费”。
沃尔弗说道（4月12日“新莱茵报”）：“在老爷们当中，有些人一年收1塔勒就满意了，另一些人征收1.5塔勒，而还有一些人则蛮横无礼到要求这部分农村无产阶级一年付2塔勒。拿农村工人的这些血汗钱在首都和休养地大吃大喝，嫖赌作乐，那就更惬意了。
在怎样也榨取不出现金的地方，老爷或他的管事把保护金变成了6、10、12个无偿的服役日〈房客必须无偿地为老爷做满这些日子的工〉。最好付现钱！如果房客付不起，那通常就是派执行吏去找他，拿走他最后的几件破衣烂杉，最后的一张床、桌子和椅子。只有少数的老爷没有采取这种野蛮手段，没有要求收保护金，但并不是因为这是一种不正当地攫取的权利，而只是出于他们自己传统的温和态度，不愿意行使这种所谓的权利。
因此，除了少数例外，房客年复一年地遭到无耻的掠夺，而肥了庄园主的腰包。例如，一个贫穷的织布工，一方面受厂主的剥削，另一方面，每天赚3—4银格罗申的工资，除去向国家缴纳1/2塔勒的等级税，除去缴纳学校的、教会的、公社的各种费以外，还得向老爷缴纳1—2塔勒的保护金，这些钱真该叫做血汗钱。矿工和其他一切无地的人的情况也是这样。
房客从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呢？只有一种好处，这就是当他为贫困、穷苦和残酷手段弄到偷窃或犯了别的罪而不得不服刑的时候，他可以带着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去进监牢或感化院：他和他所属的那个房客阶级早就把相当于监狱费一百倍的钱装进了庄园主的腰包……一个房客缴了30年保护金（以平均每年1 1/3塔勒计算）而没有坐过监牢，那就是向庄园主的腰包缴了40塔勒的现款，单利和复利还不算在内。老爷就用这笔款子去支付向地方自治机关〈贵族领地占有者的信用组织〉借的1000多塔勒资本的利息。
这些强盗老爷借保护金之名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有利的财源，从下列事实就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农村里，房客和房主一样多，而且往往比房主还要多。记得有一个最小的强盗骑士，拥有3块领地，每年向住在他的3个村里的房客榨取240塔勒的保护金，而用这笔钱支付地方自治机关的6000塔勒资本〈以他的领地作抵押借的〉的利息……
天真的人在看了这一切以后，也许会想，骑士老爷事实上不是已经从他们的由于预收而装得满满的腰包里”“支付了一些诉讼费吗？这种天真的想法简直是在污辱骑士的投机行为。我们都知道二十年代和晚一些时候的许多情况，当时骑士的蛮横达到这种程度，他们不仅向房客征收保护金，而且还迫使自己钟爱的农村臣民支付当时用的诉讼费和监狱费，有时付1/3，有时1/2，而在某些村里甚至达2/3。”
八
在4月14日的“新莱茵报”上，沃尔弗转而论述狩猎权，这种权利在1848年已经无偿地废除了；容克老爷们当时大叫大嚷要求把它恢复或者用“补偿损失”的办法来赎买。
“由于野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打死一个贱骨头农民比打死一只兔子、一只沙鸡或者这类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生物还要简单。打猎的时候带上从钟爱的农村臣民中挑选出来的驱兽者，并不怎么感到难为情；如果某个驱兽者被打伤了或者被一枪打死了，那末，至多进行一下调查就完了。除此以外，我们知道这个光辉灿烂的封建时期有过许多这样的事情，就是高贵的骑士为了获得真正骑士的快乐，把霰弹打进某个驱兽者的脚里或屁股里。骑士老爷们除了真正打猎以外，还狂热地爱好这样取乐。关于这一点，我们始终记得有这么一位男爵老爷，他看见一个妇女不顾他的禁止，在老爷的已经收过的耕地里拾麦穗，就朝她的大腿上打了一枪，后来在那一伙上流的强盗骑士们的餐桌上，他以一种毫不掩饰的得意心情叙述自己的英雄业迹……然而，钟爱的农村臣民却有幸在老爷进行大规模打猎时履行驱兽者的职责。每一个业主，即每一个耕地占有者和每一个租房屋住的人都接到一道命令：‘明天拂晓’派一个驱兽者出去多少多少天，帮助老爷进行大规模的打猎。在10月和11月寒冷潮湿的日子里，一大群穿得破破烂烂、往往是光着脚、饿着肚子的农村居民，在骑士老爷旁边急急地跑着的时候，骑士老爷想必乐得心都跳了。猎袋上挂着一条教训猎狗和驱兽者的鞭子。而鞭子挨得最多的是驱兽者……有一些骑士繁殖了大量的野鸡……妇女或者女仆由于不小心或者不灵敏，在割草时太接近野鸡窝而惊动了母野鸡，那就要倒霉了……我们自己在童年时，曾亲眼见过一个农妇因为犯了这种罪过，被一个年轻的强盗骑士最残酷、最野蛮地凌辱而弄残废了，可是这件事谁也没有啃声。他们都是些穷人，要进行控告，即提出诉讼，是需要钱的，而且还要对法庭有点信任，——但这在大多数西里西亚农民中是少有的或者根本就没有。
农民虽然愤怒得咬牙切齿，也只好眼看着骑士老爷带上自己的猎手或者不带猎手，或者只有猎手，践踏和毁坏他用血汗灌溉的田地，眼看着他们毫不怜惜任何的幼苗，不管是高的还是矮的，密的还是稀的。他们带了自己的猎手和猎狗在田地里纵横奔驰。如果农民敢于反对，那末，在最好的情况下是答之以轻蔑的一笑；最坏的情况怎样呢，——农民经常在身体遭到毒打时体验到了。上帝赐福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兔子吃掉了农民菜园里的白菜，而农民种树是为了兔子能在冬季充饥……但是所有这种祸害同西里西亚大部分地区培育的贵重野兽和非贵重野兽……给他们带来的危害比较起来，那真是微不足道的。野猪、鹿和驼鹿常常在一夜之间就把农民这些‘小百姓’全年要靠它吃、靠它缴纳各种捐税的庄稼拱掉、吞食、踩坏。不错，受害者可以要求赔偿损失。个别的人和整个公社都曾经试图这样做。凡是根据亲身经验对旧普鲁士的官僚、法官和诉讼程序哪怕是稍微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想像得出这些诉讼案的结果……在经过了无穷尽的函件和传讯以后，如果命运垂青，几年以后，这个农民收到一份宣判贵族官司打输了的判决书，但是在好好地研究了这种判决和全盘地计算了以后，他发现是受了更大的欺骗……三十年来，耕地遭到野猪、鹿和驼鹿一年比一年厉害地肆意糟蹋的村庄，在1000个以上。我们知道有许多决不算大的村庄，单是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大野兽年复一年地使它们遭受的损失就达200—300塔勒。”
既然现在贵族要求对这种打猎权的取消进行补偿，沃尔弗就反过来提出了另一种要求：
“野兽造成的全部损失，上帝赐福的驼鹿、鹿、野猪以及骑士老爷自己30年来使我们的田地遭受的一切毁坏，必须全部赔偿；说一个整数，这就是：
至少赔偿2000万塔勒！”
这组文章的结尾（载1849年4月25日“新莱茵报”）是一篇谈这个省的波兰部分，即上西里西亚的文章，上西里西亚在1847年秋遭到了非常可怕的饥荒，正像那次使爱尔兰变得荒无人烟的饥荒一样。上西里西亚也和爱尔兰一样，突然发生了斑疹伤寒传染病，像鼠疫一样到处流传。第二年冬天，它又在这里爆发，虽然既没有歉收，没有遭水淹，也没有发生类似的灾害。这是什么原因呢？沃尔弗回答道：
“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大土地占有主、国库（国家）和死手［注：即僧侣。——编者注］手里。只有五分之二的土地在农民手里，而庄园主的徭役、捐税以及国家、教会、学校、区和公社的税收都最不可思议地和最无耻地重重压在这些土地上，而和农民相比，老爷向国家缴纳的最多也不过是一点区区小数……到了交租的日子，如果农民不想自愿地缴租，那就靠皮鞭去向农民收租。资本和信贷的缺少、强盗骑士、国家和教会的捐税和赋役的繁多，逼得农民落入高利贷者的魔掌，在他的桎梏下无力地挣扎、死去。
在基督教德意志政府及其强盗骑士侮辱和奴役上西里西亚农民的长时期内，农民把烧酒看做是他唯一的慰借和支持，而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食物。必须给老爷以应有的赞扬：他们把这种物品从自己的酿酒厂里拿出来，愈来愈便宜地、极其充分地供应给农民……在波兰农民的土房子里，斑疹伤寒已成了常客，人已失去人的样子，而同这些房子列在一起的上西里西亚的豪绅显贵们的富丽堂皇的宫廷、城堡和其他产业就显得更加瑰丽了……一方面是财富不可思议地迅速的积累，‘老爷们’每年的巨额的收入。另一方面是广大群众的日益贫困。
农村工人的工资极其低微：男人5—6银格罗申、妇女2．5—3银格罗申就应当算是高工资了。贫困逼得许多人不得不为4个、2个甚至更少的银格罗申而工作。食物几乎只是马铃薯和烧酒。如果工人哪怕就只有这两种食物，但只要数量足够，那末，上西里西亚也至少能避免饿死和斑疹伤寒。但是，由于马铃薯遭到病害，这种主要的食品愈来愈贵，得到它也愈来愈困难，而工资不仅没有提高，甚至还降低了，——人们都去吃他们在田野和森林里采集的野草，吃杂草和树根，用偷来的干草煮汤喝，吃兽尸。他们愈来愈没有气力。烧酒贵了，而且……比以前更坏了。所谓‘小酒馆老板’大部分是犹太人，他们为了获得向老百姓卖酒的权利，向老爷缴纳大量租金。为了增加烧酒的度数，小酒馆老板从前就已经习惯于在掺了适量水的烧酒里加进各种混合物，矾油在这里起了主要的作用。这种有毒的混合物传播得一年比一年广，随着马铃薯的遭到病害而达到极点。农民的胃被干草和杂草做的汤、被生树根弄得很弱，已经不能消化这种药剂。如果再注意一下坏的衣着，肮脏而有害健康的住房，冬天的寒冷，不是没有工做、就是没有力气做工，——那就不难设想，这些挨饿的生活条件使得伤寒非常迅速地传播，就像在爱尔兰一样。‘人们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这就说明了一切。国家和强盗骑士不断地剥削他们，榨取了他们的全部脂膏，以致他们的贫困状况稍有恶化就必定造成死亡……强盗骑士、官僚阶级和上帝赐福的普鲁士王国的整个当权集团，办妥了事情，得到了薪俸，分享了奖赏，而下面受饥饿和伤寒折磨的老百姓却开始成百成百地像牲口一样死去，而且不断地死去。
业主，即有房子，而且还多少有一点土地的人的情况也并不比短工好。他们的主要食物也是马铃薯和烧酒。为了向庄园主、国家等等缴纳赋税，他们不得不出卖自己生产的东西……而且还不得不履行家奴的义务〈为老爷〉，在那里忍受老爷或他的管事的野蛮的鞭笞；一面干活、挨饿、挨打，而一面看到和忍受强盗骑士的奢侈和骄横、官僚阶级的呵叱，——这就是大部分波兰居民过去和现在的命运……
老爷的家奴、雇农和女仆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从必须服劳役的农村臣民和所谓的雇工不得不忍受的东西中就可以看出。鞭子在这里也是骑士福音的全部……
强盗骑士为所欲为。任命他们中间的人当县长；他们执行领地的和地区的警察的职务，整个官僚制度都是为他们而工作。而且，波兰的农民遇到的并不是德意志的官吏（这也许是太仁慈了），而是旧普鲁士的官吏及其普鲁士的语言和地方法。忍受着各方面的剥削、侮辱、嘲笑、毒打和被戴上镣铐的上西里西亚农民，最终必然会达到他们现在已经达到的境地。饿死和鼠疫不可避免地要成为在这种真正基督教德意志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最后果实。谁还有能力偷的就偷。这是爱尔兰型的上西里西亚真正表示自己对基督教德意志强盗骑士的反抗的唯一形式。下一步就是求乞；瘦弱不堪的人们成群地从这一个地方流落到另一个地方。再下一步我们看到的，是那些既没有力气和能力去偷窃，也没有力气和能力去请求施舍的人。瘟疫的死神特别喜欢拜访他们的烂草铺的床。这就是百年来上帝赐福的君主政体同强盗骑士和官僚一起进行的活动的结果。”
和先前一样，沃尔弗要求骑士对农民赔偿，要求无偿地废除一切徭役和货币租税，最后要求分上西里西亚豪绅显贵们的大地产。只要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政府还存在，这当然办不到，因而，“上西里西亚的居民也将和过去一样，大批地死于饥饿和斑疹伤寒”，而这也的确是如此，直到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在五十和六十年代的巨大高涨才使得这个地区的一切生活条件发生了变革，才愈来愈多地使文明的、但是更沉重的现代资产阶级剥削代替了粗暴的封建剥削。
九
我们有意从“西里西亚的十亿”中摘录大量的引文，这不仅是因为它最清楚地表现了沃尔弗的性格，而且还因为这里正确地描述了1848年以前除了莱茵省以外的整个普鲁士，——梅克伦堡、汉诺威和其他一些小邦以及整个奥地利的农村的情况。在已经实行了赎免的地方，农民还是没有分得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半数和甚至三分之二（看在什么地方）的农村居民来说，对庄园主的封建赋役还继续存在，并且，只要1848年的风暴和在这以后的时期的工业发展没有或多或少地切实把这些中世纪的残余也消灭以前，是很少有希望加快赎免的速度的。我们所以说“或多或少”，是因为在梅克伦堡，封建主义还是毫不减弱地存在着，同时在北德意志的其他落后地区，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都可以找到还没有实行赎免的地方。1849年，在普鲁士无偿地废除了保护金和其他不那么重要的封建捐税；其他的赋役废除得比先前迅速，因为贵族经过1848年的教训，再加上愈来愈难于从固执的农民那里得到会带来利益的劳动，现在自己也坚持要赎免。最后，随着专区法的实行，庄园主的领主审判权也就终结，从而普鲁士至少是在形式上消灭了封建主义。
但仅仅是在形式上而已。在大土地占有制占优势的地方，仍保存着大土地占有主的半封建统治地位，甚至在其他一切经济中存在现代资产阶级关系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只不过这种统治地位的形式改变罢了。在爱尔兰，是另一种形式，那里是小租佃者耕种土地，而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又是一种形式，那里拥有资本的租佃者雇佣工人耕种大片的租地。在北德意志，特别是在它的东部，占优势的贵族经济，也是属于这后一种形式。大田庄很少用大租佃者的资金，而大部分是用占有者的资金，利用家奴和短工来经营。家奴的地位是由1810年普鲁士颁布的奴仆规约规定的。这个规约对封建关系适应得如此地好，公开允许老爷对奴仆采取“不重的暴力行为”，然而却公开禁止奴仆对老爷的虐待（除了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情况以外）进行任何的暴力反抗，违者处以刑罚（“奴仆总规约”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短工部分地是通过契约、部分地是通过盛行的实物报酬制度（住房也包括在内）实际上处在对庄园主依附的地位，这种依附丝毫也不下于奴仆对庄园主的依附；像沃尔弗描述的西里西亚的那种对农村工人和家奴的宗法式的态度，打嘴巴、棒打鞭抽，至今仍然盛行于易北河以东。可惜，普通老百姓的反抗情绪愈来愈强烈，或者在这里或者在那里，都表现出不愿再继续领受这种慈父般的感化。
由于德国仍然主要是一个农业国，那里的居民群众靠农业生活，住在农村，所以工人党的最重要的、然而也是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向农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和他们的状况。为此要作的第一步，是亲自去研究农村工人的这些利益和状况。党内的同志们，在情况许可这样做的条件下，如果把沃尔弗的描述同现在的情况进行比较，考虑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描述农村工人现在的状况，那末，对事业是会大有帮助的。除了真正的雇农以外，小农也同样不应该忽视。1848年以后封建赋役赎免的情况怎样？现在农民是否也像过去一样地受骗？读了“西里西亚的十亿”以后，自然而然地会产生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严肃认真地回答这些问题，在党的刊物上公布收集到的材料，这对工人事业来说，比刊登无论多少谈论未来社会组织的详细情节的文章，更加有帮助。
沃尔弗的文章的结尾还使人想到另一个问题。1849年以后，上西里西亚成了德国工业的最重要的中心之一。这种工业，和整个西里西亚的工业一样，主要是在农村，在大的乡村或新兴的城市，远离大城市中心。如果任务是要在农村发展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末，西里西亚，特别是上西里西亚就是最合适的据点。但是，至少上西里西亚对社会主义的宣传来说，看来还仍然是一块处女地。语言不可能成为障碍；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那里已经很习惯于用德语，另一方面，有相当多的社会主义者会说波兰话。
现在再来谈我们的沃尔弗。5月19日，“新莱茵报”在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一号以后被封闭了。除了还没有结束的23件关于出版的案子以外，普鲁士警察局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理由来控告每一个编辑，以致他们全体都立刻离开了科伦和普鲁士。我们大多数人到了法兰克福，那里看来正在准备一种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匈牙利人的胜利引起了俄国军队的入侵；各邦政府和法兰克福议会在帝国宪法问题上的冲突，在各地引起了起义，其中德勒斯顿、伊塞隆和爱北斐特的起义被镇压下去了，但是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还在继续发展。沃尔弗的衣袋里装着一张布勒斯劳的旧委任状，委任他接替臭名昭彰的历史伪造者施滕策尔；人们仅仅是在接受“煽动者”[47]沃尔弗作为接替人的条件下，才把“抱怨派”施滕策尔弄进议会的。施滕策尔也和所有善良的普鲁士人一样，当然服从普鲁士政府从法兰克福把他召回的命令。沃尔弗接替了他的位置。
法兰克福议会由于自己的迟钝和愚蠢而失去了在德国曾一度成为最强有力的议会的地位，而落到了极端软弱无力的境地，这种软弱无力在这时候，各邦政府、甚至连它自己任命的帝国政府以及它自己，都看得很清楚，它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集结了自己武装力量的政府和要求帝国宪法的起义人民之间。只要议会和南德意志运动的领袖有勇气和决心，一切都还可以挽救。只要议会通过一个决议，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军队来法兰克福保护议会，那就行了。议会通过这样的决议，就会立刻重新得到人民的信任。那就有把握期待黑森—达姆斯塔德的军队参加运动，维尔腾堡和巴伐利亚参加运动；中德意志的小邦也就会卷入事件；普鲁士就会自顾不暇，而俄国面对着德国这样强大的运动，也会不得不把后来在匈牙利顺利地进行活动的军队调一部分回波兰。这样一来，匈牙利就有可能在法兰克福得救，另一方面完全有这样的可能：面临着德国胜利地发展的革命，在巴黎天天期待的爆发，结果就不会像1849年6月13日那样，是激进派市侩不战而败。
时机是极其有利的。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军队来进行保卫的建议，是我们大家［注：“我们大家”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编者注］在法兰克福提出的，要军队甚至不经号召就开进法兰克福的建议是马克思和我［注：“马克思和我”这几个字是恩格斯在1886年版上加的。——编者注］在曼海姆提出的。但是，无论是巴登的领袖，或者是法兰克福议员，都是既没有勇气和毅力，也没有才智和主动精神。
十
议会不去采取行动，而又决定说话，仿佛它在此以前还说得不太多似的，而这一次——是通过“告德国人民书”说的。当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两个草案，其中多数派的草案是由乌朗特起草的。两个草案都写得苍白无力、没有生气和软弱不堪，不过反映了议会本身的无能、胆怯和良心有亏。5月26日提交讨论的两个草案，使我们的沃尔弗有理由彻底地向议员先生们讲出自己的意见。这次发言的速记记录如下：
沃尔弗（代表布勒斯劳）：
“先生们！我报名发言，反对由多数派起草的、在这里宣读的告人民书，因为我认为它完全不符合目前的情况，因为我认为它太软弱无力，只适于作为一篇文章，登在写这种宣言的党的日报上，而不能作为告德国人民书。由于刚才还宣读了另一个宣言，所以我顺便指出一下，我对这个宣言反对得更强烈，至于为什么原因，我认为在这里不需要多谈。（大厅中央有人喊道：为什么不？）我只讲多数派的宣言；事实上，它写得如此的温和，甚至连布斯先生也不大会表示反对，这当然说明宣言写得很糟糕。不，先生们，如果你们毕竟还想对人民有一点影响的话，那末，你们不应该像在宣言中那样去同他们讲话；你们应该讲的不是什么合法性、合法的根据等等，而是非法性——就像各邦政府那样地讲，就像俄国人那样地讲，而所谓俄国人我指的是普鲁士人、奥地利人、巴伐利亚人、汉诺威人。（骚动和笑声）所有这些人我统称之为俄国人。（非常活跃）是的，先生们，在这个议会里也有俄国人的代表。你们应该对他们说：和你们一样，我们也持合法的观点。这就是暴力的观点，顺便你们应当说清楚，对你们来说，合法性就是以武力、以组织得很好的战斗队伍去对抗俄国人的大炮。如果一定需要发表宣言的话，那就应该发表这样的宣言：直截了当地宣布帝国摄政王这个人民的主要叛徒不受法律保护。（喊声：遵守秩序！楼座上响起欢动的掌声）对所有的大臣也是一样！（骚动又起）噢，你们别打断我；他是人民的主要叛徒。”
主席雷：“我认为沃尔弗先生越出了和违反了一切可以允许的界限。他不能在这个议会面前把大公——帝国摄政王叫做人民的叛徒，因此，我应该叫他遵守秩序。”
沃尔弗：“我自己也接受遵守秩序的呼吁，同时我宣布，我是想违反秩序的，我宣布，他和他的大臣们都是叛徒！”（场内喊声四起：遵守秩序，真粗鲁！）
主席：“我只好停止您发言。”
沃尔弗：“好，我抗议；我要在这里代表人民讲话，说出人民所想的东西。我反对用这种精神写的任何宣言。”
这几句话就像雷鸣一样响彻了受惊的议会。在这些老爷们面前清楚而公开地叙述实际情况，这还是第一次。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们的叛卖活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它是在每一个出席会议者的面前进行的；但是谁也不敢把他所看到的说出来。而现在来了这么一位不客气的矮小的西里西亚人，一下子就把他们的纸房子似的虚礼全部推翻了！甚至连“极左派”也都立即表示坚决抗议这种不可原谅的破坏一切议会礼节的行为，这种由于直截了当地说明真相而造成的破坏行为；它通过自己的可尊敬的代表——卡尔·福格特先生之口表示了这一点（关于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1870年公布的路易－拿破仑付给自己的代理人的款项的账单[48]证明了这一点）。福格特先生用下面那种既是可怜地惊慌失措的、又是无耻地虚假的［注：俏皮话：《verlegnen》——“惊慌失措的”，《verlognen》——“虚假的”。——编者注］抗议，充实了争论的内容。
“先生们，我起来发言是为了维护从诗人的心灵流入这个宣言中的明彻的清流，而反对那种为了挡住它的去路而向它投去或〈！〉扔去〈！〉的可鄙的脏物，我这样做是为了维护这些话，反对那些在最近这个运动中堆积起来的、使那里的一切有淹没和染污危险的垃圾。是的，先生们！这就是一些垃圾和脏物，有人用这种办法〈！〉把这些东西向着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纯洁的东西扔去，这类的事情〈！〉居然能够发生，我表示极大的愤怒。”
既然沃尔弗根本没有谈乌朗特起草的宣言，而只是认为它的内容太软弱无力，那末，福格特自己的愤怒，自己的“脏物”和自己的“垃圾”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就完全不得而知了。不过，这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一方面是回想起“新莱茵报”始终对福格特式的虚伪的伙伴采取了无情的态度，另一方面是痛恨正是这个沃尔弗的发言使这些虚伪的伙伴不能继续耍这种虚伪的把戏。福格特先生在不得不对真正的革命和反动加以选择的时候，表示拥护后者，拥护帝国摄政王及其大臣们——拥护“一切只要能被认为是纯洁的东西”。遗憾的是，反动派对于福格特先生什么也不想知道。
就在当天，沃尔弗通过济克马林根的代表维尔特向福格特先生提出了决斗的挑战，而福格特先生拒绝决斗，沃尔弗就威胁说要揍他。虽然论体格，福格特先生同沃尔弗比起来，简直是个巨人，但他还是逃到他的姐妹那里去求保护，没有她在一起，他哪儿也不露面。沃尔弗放过了这个胆小的饶舌者。
大家知道，在这次争吵以后没有几天，议会自己也确认沃尔弗的话是正确的，由于害怕自己的帝国摄政王和他的政府，而逃到斯图加特去了。
十一
我们快要结束了。在斯图加特，就是在维尔腾堡军队解散国民议会的时候，沃尔弗也仍然留在自己的岗位上；后来他到了巴登，最后，同其他流亡者一起到了瑞士。他选了苏黎世住下来，在那里，又立即开始做私人教师，但是，由于那里聚集了大量有文化的流亡者，他当然就遇到了很厉害的竞争。尽管这种情况造成了很困苦的处境，沃尔弗还是想呆在瑞士。但是，情况愈来愈清楚：俯首听命于欧洲反动派的瑞士联邦委员会决定要逐渐地把所有的流亡者，像沃尔弗所说的那样，“撵”出瑞士。对于极大多数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迁居美国，而政府所希望的也正是这样。如果流亡者到大洋彼岸去了，那就可以摆脱他们而得到安宁。
沃尔弗也常想到迁居美国，许多已经住在那里的朋友都请他到那里去。当他也被“撵”得忍受不了时，已一半打定了主意，于1851年6月来到伦敦，在这里，我们把他留了一个时候。私人教师中间的竞争在这里也很厉害。虽然沃尔弗尽了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勉强糊口。同他往常在困苦的时候一样，他尽可能不让自己的朋友知道自己的情况。然而到1853年底，他不得不欠下大约37英镑（750马克）的债，这使他很苦恼；同年夏天，他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1853年6月21日，我不得不在极度distress（贫困）之中度过自己的生日。”
在曼彻斯特的一位德国医生，也是一个流亡者，还在布勒斯劳时就同沃尔弗结识的，要不是他在曼彻斯特依靠自己的关系为沃尔弗找到了一定数量的私人教课，使他至少可以在那里生活下去，那末，到美国去的打算这次就要付诸实现了。1854年1月初，他就搬到曼彻斯特去了[49]。起初当然是相当困难。但毕竟生活有了保障，而后来，沃尔弗由于自己非常善于对待孩子并且赢得他们的爱戴，他可以指望，只要他在当地的德国人中为大家所知道了，他的活动范围就会逐渐扩大。而结果正是这样。过了几年，由于他要求不高，他对他的物质生活已经十分满意；学生们崇敬他；他为人直爽、忠于职守、和蔼可亲，所以无论老少，无论英国人或德国人都敬爱他。由于他的工作的性质，他主要是同资产阶级的，因而在政治上多少是敌对的分子接触；虽然他从来丝毫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气质、自己的信仰，——但是他很少同他们发生冲突，并且结果都能保持自己的荣誉。当时我们大家都同各种公开的政治活动隔断了。反动的法律堵住了我们的嘴，日常的报刊绝口不提我们，出版者对于我们偶尔提出的请求连赐予拒绝都很勉强。看来，波拿巴主义最终战胜了社会主义。在许多年内，沃尔弗是我在曼彻斯特的唯一的同志；我们几乎天天见面，我在那里又经常有机会赞赏他对当前事件的几乎本能地准确的判断，这是不奇怪的。
沃尔弗是如何地认真负责——我只举一个例子。他给自己的一个学生出了一道一本教科书上的算术题。他把答数同所谓习题解答上的答数对了一下，说学生算得不对。但是，当这个孩子把这道题重算了许多次，得出来的还是同样的答数时，沃尔弗自己核对了一下答数，相信孩子是正确的，而习题解答上印错了。沃尔弗立即坐下来把书上所有的习题重做了一遍，以便检查习题解答中是否还有这样的错误：“这种情况我不应该再发生！”
就是因为这样认真负责，他还没有活到55岁就去世了。1864年春，由于劳累过度，他犯了严重的头痛病，渐渐地引起了几乎是彻夜不眠的失眠症！这时候，他的医生正好不在；找别的医生他又不愿意。不管怎样请求，要他把课停止一些时候或加以限制，都没有用；他已经着手的事情，他就要把它做完。直到他绝对不能工作时，他才间或缺课。但是已经晚了。脑溢血引起的头痛病愈来愈厉害，失眠愈来愈经常。脑血管发生破裂，脑溢血复发以后，就在1864年5月9日去世了。马克思和我失去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德国革命失去了一位价值无比的人。
弗·恩格斯写于1876年6—11月
载于1876年7月1、8、22和29日，9月30日，10月7、14、21和28日，11月4和25日“新世界”杂志第27、28、30、31、40、41、42、43、44、45和47各期以及“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威廉·沃尔弗著，并附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序言，1886年哥丁根—苏黎世版）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世界”杂志，并根据“西里西亚的十亿”一书校对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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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3] “威廉·沃尔弗”这篇著作是弗·恩格斯于1876年6—11月间为威·李卜克内西主编的“新世界”杂志而写的。这篇著作是关于极有名的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威·沃尔弗的传略。马克思把自己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献给他作为纪念。马克思曾经打算亲自来写沃尔弗的传记。他为沃尔弗传记所写的初稿保存下来了（第一次发表在1959年“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第4期第105页）。但是，马克思的打算没有实现，因为他当时没有掌握有关沃尔弗早期生活的某些他所需要的资料。
除了传记材料而外，恩格斯还对沃尔弗为“新莱茵报”所写的关于西里西亚农民状况的一些文章的内容作了叙述。威·沃尔弗的以“西里西亚的十亿”为题的文章在1849年3月和4月间刊载在报纸上。发表沃尔弗的这些文章，是“新莱茵报”为了吸引德国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而实行的措施之一。在这些文章中，沃尔弗根据确凿事实和统计材料对农民受剥削的情况作了全面的描绘，并要求把地主以赎金形式从农民那里盗走的10亿法郎归还农民。威·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一文在读者中间受到了极大欢迎，西里西亚农民协会曾将登载这几篇文章的那几号报纸翻印一万份，免费散发给农民。
在1886年，恩格斯把他的“威廉·沃尔弗”这篇著作作为沃尔弗的“西里西亚的十亿”（《Die Schlesische Milliarde》．Abdruck aus der《Neuen Rheinischen Zeitung》März-April 1849．Mit Einleitung von Friedrich Engels．Hottingen-Zürich，1886）一书的导言的一部分刊印出来；导言的第二部分是他重新写成的那篇“关于普鲁士农民的历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21卷）。恩格斯为这一版作了许多重要补充，同时删去了叙述沃尔弗文章内容的几章。——第61页。
[34]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1—640页）。——第63页。
[35] 联邦议会 是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它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联邦议会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反动政策的一种工具。——第65页。
[36] “蛊惑者” 是德意志主要各邦大臣于1819年举行的卡尔斯巴德联席会议的决议对德国知识分子中间那些在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以后的时期内参加反政府运动的人的称呼。参加这一运动的人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反动制度，组织政治性的游行示威，提出统一德国的要求。在三十年代对“蛊惑者”实行迫害，因为当时在法国1830年革命的影响下，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反政府运动和革命运动加强了。——第65页。
[37] 弗·罗伊特“狱中生活”载于“罗伊特文集”莱比锡和维也纳版第4卷（F．Reuter．《Ut mine Festungstid》．In：《Reuters Werke》，Bd．4，Leipzig und Wien）。恩格斯所提到的威·沃尔弗于1863年12月30日给弗·罗伊特的那封信，第一次发表在“历史科学问题杂志”1957年第6册第1244—1245页（《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Heft 6，1957，S．1244—1245）上。——第65页。
[38] 弗·沃尔弗本人在1863年12月30日给弗·罗伊特的信中写道：由于他的一篇文章手稿落到普鲁士的警察手中，这篇手稿便成了对他提出违反出版法的起诉理由。——第67页。
[39] 指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一本书：“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册、1854年柏林版第2册（《Die Com-munisten-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Berlin，Erster Theil 1853，Zweiter Theil 1854）。该书的第一册叙述了工人运动的“历史”（它是警察的指南），在它的附录中转载了若干落到警察手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第二册的全文是一份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有联系的人的“黑名单”以及他们的履历表。——第67页。
[40]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创办的；1847年1月创刊，1848年2月停刊。起初，该报的方针是以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力求调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这种意图决定的。从1847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年9月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开始发生直接影响，1847年最后几个月，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第68页。
[41]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对居住在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公开的联合在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的优秀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由于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了它的成员，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就停止了。——第68页。
[42] 科伦民主协会于1848年4月成立；它的成员除了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外，还有工人和手工业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加入民主协会，目的是影响加入该协会的无产阶级分子并促使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坚决行动。马克思积极参加协会的领导工作。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新莱茵报”其他编辑人员的努力下，在民主协会会议上通过了揭露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卖国政策，谴责柏林议会和法兰克福议会的立场不坚定的决议。1849年4月，马克思及其拥护者采取实际行动着手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后，就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断绝组织联系，并退出了民主协会。——第70页。
[43] 指1848年8月26日丹麦和普鲁士签订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争的停战协定。从什列斯雄希—霍尔施坦起义开始的反对丹麦的战争，是德国人民争取德国统一的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德国各邦政府，其中包括普鲁士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参战。但是，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实际上在作战中实行怠工，并于1848年8月在马尔摩签订了停战协定。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1848年9月批准这个停战协定的决定，引起了抗议的怒潮并导致法兰克福的人民起义，后来由于普鲁士军队和奥地利军队的援助，这次起义遭到了镇压。1849年春天，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战事再起，但是，1850年7月普鲁士和丹麦签订了和约，这就使丹麦有可能击败国内的起义者。——第70页。
[44]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1848年5月在柏林召开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称为“协商议会”（《Vereinbarungsversammlung》）；召开这个议会的目的是“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议会把这个公式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从而就放弃了主权属于人民的原则。——第70页。
[45] 沃尔弗指的是1846年2—3月间在加里西亚爆发的乌克兰农民的起义，当时在克拉科夫恰好爆发了民族解放的起义。奥地利当局利用阶级矛盾，使加里西亚的起义农民和准备援助克拉科夫的波兰小贵族之间发生冲突。农民起义由解除小贵族起义队伍的武装开始，后来形成大规模地捣毁地主庄园的行动。奥地利政府平服了小贵族的起义运动以后，又镇压了加里西亚的农民起义。——第75页。
[46] “抱怨派”（Heuler）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第84页。
[47] “煽动者”（Wühler）是1848—1849年间德国资产阶级立宪派对民主共和派的称呼。——第99页。
[48] 恩格斯指的是一本在一出版物中发表的笔记，这出版物是：“皇室文件和通信”1870—1871年巴黎版第1—2卷（《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Tome Ⅰ-Ⅱ，Paris，1870—1871），第2卷第161页。——第102页。
[49] 从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的信中可里看出，沃尔弗在1853年9月已经搬到曼彻斯特去了。——第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