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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致康拉德·施米特
亲爱的施米特：
我现在刚刚抽出空来给您写回信。我认为，如果您接受《苏黎世邮报》的聘请，那将是做得很对的。在那里，您总可以在经济方面学到许多东西，特别是如果您随时注意，苏黎世毕竟只是第三等的金融和投机市场，因而在那里得到的印象都是由于双重的和三重的反映而被削弱、或者被故意歪曲了的。但是您在实践中会熟悉全部机构，并且会不得不注意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维也纳收到的第一手的交易所行情报告，这样，您就会看到反映为金融和证券市场的世界市场。经济的、政治的和其他的反映同人眼睛中的反映是完全一样的，它们都通过聚光镜，因而都表现为倒立的影像——头足倒置。这里只缺少一个使它们在我们的观念中又正立起来的神经器官。金融市场上的人所看到的工业和世界市场的运动，恰好只是金融和证券市场的倒置的反映，所以在他们看来结果就变成[1]了原因。这种情况我早在四十年代就在曼彻斯特看到过：伦敦的交易所行情报告对于认识工业的发展进程以及周期性的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是绝对无用的，因为这些先生们想用金融市场的危机来解释一切，而这些危机本身多半只是一种征候而已。当时问题是在于要否认工业危机来源于暂时的生产过剩，所以问题同时还有促使进行歪曲的倾向性的方面。现在，这一点至少对我们来说已经永远消失，而且下述情况的的确确是事实：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或者甚至根本不起作用。在这里，还需要确定和研究一些东西，特别是要根据近二十年的历史来加以确定和研究。
凡是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的地方，单独的劳动过程就成为相互独立的。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但是，产品贸易一旦离开生产本身而独立起来，它就会循着本身的运动方向运行，这一运动总的说来是受生产运动支配的，但是在单个的情况下和在这个总的隶属关系以内，它毕竟还是循着这个新因素的本性所固有的规律运行的，这个运动有自己的阶段，并且也反过来对生产运动起作用。美洲的发现是在此以前就已经驱使葡萄牙人到非洲去的那种黄金梦所促成的（参看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因为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蓬勃发展的欧洲工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贸易，都要求有更多的交换手段，而这是德国——1450—1550年的白银大国——所提供不出来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500—1800年间侵占印度，目的是要从印度输入，谁也没有想到要向那里输出。但是这些纯粹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发现和侵略，终归还是对工业起了很大的反作用：只是由于有向这些国家输出的需要，才创立和发展了大工业。
金融市场也是如此。金融贸易和商品贸易一分离，它就有了——在生产和商品贸易所决定的一定条件下和在这一范围内——它自己的发展，它自己的本性所决定的特殊的规律和阶段。加之金融贸易在这种进一步的发展中扩大到证券贸易，这些证券不仅是国家证券，而且也包括工业和运输业的股票，因而总的说来支配着金融贸易的生产，有一部分就为金融贸易所直接支配，这样金融贸易对于生产的反作用就变得更为厉害而复杂了。金融家是铁路、矿山、铁工厂等的占有者。这些生产资料获得了双重的性质：它们的经营应当时而适合于直接生产的利益，时而适合于股东（就他们同时是金融家而言）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北美的铁路。这些铁路的经营完全取决于叫做杰·古耳德、万德比尔特等人当前的交易所业务——这种业务同某条特定的铁路及其作为交通工具来经营的利益是完全不相干的。甚至在英国这里我们也看到过各个铁路公司为了划分地盘而进行的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斗争，这种斗争耗费了巨额的钱财，它并不是为了生产和运输的利益，而完全是由于竞争造成的，这种竞争的主要目的仅仅是为了让握有股票的金融家便于经营交易所业务。
在上述关于我对生产和商品贸易的关系以及两者和金融贸易的关系的见解的几点说明中，我基本上也已经回答了您关于整个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问题从分工的观点来看是最容易理解的。社会产生着它所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职能。被指定去执行这种职能的人，就形成社会内部分工的一个新部门。这样，他们就获得了也和授权给他们的人相对立的特殊利益，他们在对这些人的关系上成为独立的人，于是就出现了国家。然后便发生象在商品贸易中和后来在金融贸易中的那种情形：这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它由于它本来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正如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并且在上述条件之下，是反映出，而且当然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一样，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但是这个斗争同样是头足倒置地、不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不是作为阶级斗争、而是作为维护各种政治原则的斗争反映出来的，并且是这样头足倒置起来，以致需要经过几千年我们才终于把它的真相识破。
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此外，还有侵占和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这样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从前在一定的环境下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可能完全被毁灭。现在，这种事情大部分都有相反的作用，至少在各大民族中间是如此：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法也是如此：产生了职业法律家的新分工一旦成为必要，立刻就又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虽然一般地是完全依赖于生产和贸易的，但是它仍然具有反过来影响这两个部门的特殊能力。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而为了达到这一点，经济关系的忠实反映便日益受到破坏。法典愈是很少把一个阶级的统治鲜明地、不加缓和地、不加歪曲地表现出来，这种现象就愈是常见：这或许已经违反了“法观念”。1792—1796年时期革命资产阶级的纯粹而彻底的法观念，在许多方面已经在拿破仑法典[2]中被歪曲了，而就这个法典所体现的这种法观念来说，它必然要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的力量而日益得到各种缓和。但是这并不妨碍拿破仑法典成为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这样，“法发展”的进程大部分只在于首先设法消除那些由于将经济关系直接翻译为法律原则而产生的矛盾，建立和谐的法体系，然后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和强制力又经常摧毁这个体系，并使它陷入新的矛盾（这里我暂时只谈民法）。
经济关系反映为法原则，也同样必然使这种关系倒置过来。这种反映的发生过程，是活动者所意识不到的；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这样一来，一切都倒置过来了。而这种颠倒——它在被认清以前是构成我们称之为思想观点的东西的——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它，我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以家庭的同一发展阶段为前提的继承权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尽管如此，也很难证明：例如在英国立遗嘱的绝对自由，在法国对这种自由的严格限制，在一切细节上都只是出于经济的原因。但是二者都反过来对经济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二者都对财产的分配有影响。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末它们都有它们的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内容，即目前我们不免要称之为谬论的内容。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本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大都只有否定性的经济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自己的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愈来愈是对自然界的认识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谬论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的确太迂腐了。科学史就是把这种谬论逐渐消除或是更换为新的、但终归是比较不荒诞的谬论的历史。从事于这件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而且他们自以为他们是在处理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本身又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支配作用的影响之下。例如在哲学上，拿资产阶级时期来说这种情形是最容易证明的。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洛克在宗教上就象在政治上一样，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3]的产儿。英国自然神论者[4]和他们的更彻底的继承者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法国人甚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哲学中，德国庸人的面孔有时从肯定方面表现出来，有时又从否定方面表现出来。但是，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十八世纪的法国对英国（而英国哲学是法国人引为依据的）来说是如此，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的最终的支配作用，在我看来是无疑的，但是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限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则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关于宗教，我在论费尔巴哈的那本小册子［注：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编者注］的最后一章里已经把最必要的东西说过了。
因此，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须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普遍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或者看看《资本论》，例如关于工作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肯定是政治行动的立法起着多么重大的作用。或者看看关于资产阶级的历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5]。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末我们又为什么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
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来批评这本书［注：保·巴尔特《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编者注］了。首先必需出版第三卷［注：《资本论》。——编者注］，而且我相信，例如伯恩施坦就可以把这件事情很好地完成。
所有这些先生们所缺少的东西就是辩证法。他们总是只在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结果。他们从来看不到：这是一种空洞的抽象，这种形而上学的两极对立在现实世界中只是在危机时期才有，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虽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均衡：其中经济运动是更有力得多的、最原始的、最有决定性的），这里没有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都是相对的。对他们说来，黑格尔是不存在的。
至于谈到党内争吵，反对派的先生们硬是把我拉了进去，使我没有任何选择余地。恩斯特先生对待我的行为，除非称之为幼稚，是无法形容的。[6]至于这个人有病，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写作，那我表示遗憾。但是这个人具有如此丰富的想象力，以致不把别人的话读成相反的意思，就连一行也读不下去，这样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想象力用于其他方面，而不能用于社会主义这个非幻想的方面。让他去写小说、剧本、文艺评论和诸如此类的东西：这样他只会损害资产阶级教育，从而对我们有利。也许他那时会成熟起来，在我们的领域里也能有所作为。但是，应该说，这个反对派所表现出来的一大堆幼稚的胡说八道和绝对愚蠢的东西，是我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遇到过的。而这些极端自负、目空一切的无知青年竟然想规定党的策略！我仅从倍倍尔在维也纳《工人报》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通讯中[7]所了解到的东西，比从这些人的全部胡说八道中了解到的更多。而他们自以为，他们比这位如此惊人正确地了解情况、如此有说服力地简单描绘情况的头脑清楚的人更了不起！这都是些失败的美文学家，而即使是有成就的美文学家，也是令人厌恶的家伙。
如果《人民论坛》停刊，我感到很遗憾。在您主持编辑下看得很清楚：这个理论内容多于时事内容的周刊，已经能拿出一些东西来，而我也知道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撰稿人！但在《新时代》成为周刊以后，是否能和《新时代》同时坚持下去，看来确实是有问题的。无论如何，您本人将会很高兴摆脱编辑的一切甘苦，并且有时间从事纯新闻工作以外的其他事情。在今后一些日子里柏林还会有最近这次争吵的各种余波，而谁要是卷了进去，就会一事无成。
发表我那封信的片断没有坏处[8]，但最好还是不要这样做。信是凭记忆写的，写得很快，又没有查对等等，因此总有一些考虑不周的说法会被我们在莱茵称之为小捣蛋鬼的那种人抓住的，天知道他会从中引出什么样的谬论。
十分感谢您预先祝贺我还有一个月才到的七十岁生日。我目前感到身体非常好，只是还必须保护眼睛，不能在煤气灯下写东西。但愿能继续如此。
我的信该结束了。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弗·恩格斯
注释：
[1] 恩格斯指1842—1844年自己在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所属的纺纱厂实习经商。这几年在恩格斯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他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第286、484页。
[2] 拿破仑法典——这里指资产阶级法体系，即在拿破仑第一统治下于1804—1810年通过的五种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第383、488页。
[3] 鉴于1890年9月16日《人民呼声报》上发表了恩斯特的文章，他歪曲恩格斯的意见，企图把恩格斯说成和“青年派”（见注353）持有一致的观点，恩格斯写了《答保尔·恩斯特先生》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93—99页），其中附了他1890年6月5日给恩斯特的信的一部分。——第409、491页。
[4] 指1688年政变。政变的结果，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并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为首的君主立宪制（从1689年起）。英国资产阶级历史著作把这次政变称之为“光荣革命”。——第489页。
[5] 自然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承认神是世界的无个性的理性的始因，但否认神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自然神论不止一次地从唯理论立场出发，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揭露僧侣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行为。但是，自然神论者同时又与宗教妥协，主张为人民群众保留具有合理形式的宗教。——第489页。
[6] 关于工作日那章，见《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24章标题为《所谓原始积累》。——第490页。
[7] 大概是指1890年10月10日《工人报》第41期“在国外。德国”栏内的通讯，注明“10月7日于柏林”。——第492页。
[8] 指1890年9月27日《柏林人民论坛》第39期发表了恩格斯1890年8月5日给施米特的信的一部分（见本卷第432页）。——第492页。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