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
（1873年）
第一部分
第一编
第三章
［观念是现实的反映］
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正确的或歪曲的反映。
第三章，第３７—４０页
［物质世界和思维规律］
两类经验：外在的、物质的经验，以及内在的经验——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思维形式一部分也是通过发展继承下来的（例如，数学公理对欧洲人来说，是不证自明的，而对布须曼人和澳大利亚黑人来说，肯定不是这样）。
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前提，并且把思维规律正确地运用于这些前提，那末结果必定与现实相符，正如同解析几何的演算必定与几何作图相符一样，尽管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方法。但是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几乎从来没有，或者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
再则，外部世界或者是自然界，或者是社会。
第三章，第３７—４０页；第四章，第４５—４８页；第十章，第１０５页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
世界和思维规律是思维的唯一内容。
对世界进行研究的一般结果，是在这种研究终了时得出的，因此它们不是原则，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果、结论。从头脑中构造出这些结果，把它们作为基础并从它们出发，进而在头脑中用它们来重新构造出世界——这就是玄想，这种玄想是所有的唯物主义迄今为止都有过的，因为它们对于自然界方面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楚的，而对于历史方面的二者关系是不清楚的，它们不理解任何思维对历史的物质条件的依赖性。杜林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因此他是个玄想家，而他所以能够掩饰他是玄想家，只是因为他把那些命题表达得如此一般而空洞，以致它们看起来是公理式的、平凡的，但从它们中不能作出任何结论，只能加进任意的解释。关于唯一的存在的原则也是如此。世界的统一性和彼岸世界的荒谬性是对世界的全部研究的结果，但是在这里必须是先验地、根据思维公理加以证明的。由此产生了荒谬。可是没有这样的颠倒，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哲学。
第三章，第３９—４１页
［世界是一个有联系的整体。对世界的认识］
体系学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也就是说，只好不合理地幻想，玄想。合理的幻想——换句话说，就是综合！
第三章，第４０—４４页
［数学演算和纯逻辑演算］
从事计算的悟性——计算机！——数学演算同纯逻辑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数学演算适合于物质的证明，适合于检验，因为它们是建立在物质直观（尽管是抽象的）的基础上的；而纯逻辑演算只适合于推理证明，因此没有数学演算所具有的实证的可靠性——而且其中许多还是错误的！求积分的机器。参看安得鲁斯的演说，《自然界》，１８７６年９月７日。
模式＝死板公式。
第三章，第４０—４４页；第四章，第４５—４８页
［现实和抽象］
关于包罗万象的存在的唯一性这个命题，罗马教皇和伊斯兰教总教长也会承认，因为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的无谬说和宗教；杜林用这个命题并不能证明整个存在的独一无二的物质性，正如同他不能从任何数学公理中构造出三角形、球形，或者推论出毕达哥拉斯定理一样。这二者都需要有现实的前提，研究这些前提才能得到那些结果。确信在物质世界之外并不单独地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这是对现实世界，包括对人脑的产物和活动方式，进行长期而又艰苦的研究的结果。几何学的结果不外是各种线、面、体或它们的组合的自然特性，这些组合大部分早在有人类以前就已在自然界中出现了（放射虫、昆虫、结晶体等等）。
第六章，第６５页及以下各页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因而不单纯是物质的特性。现在没有而且永远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宇宙空间中的运动，个别天体上的较小物体的机械运动，表现为热的分子振动，电压，磁极化，化学的分解和化合，有机生命一直到它的最高产物思维，——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些运动形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中。任何平衡或者只是相对的静止，或者甚至是平衡中的运动，如行星的运动。绝对的静止只是在没有物质的地方才是可以想象的。因此，无论运动本身，或者它的任何一种形式，例如机械力，都不能同物质分开，都不能把它们作为某种特殊的东西、某种异物同物质对立起来，否则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
第七章，第７６—７８页
［自然选择］
杜林应当对自然选择感到高兴，因为它给他的无意识的目的和手段说提供最好的例证。达尔文研究自然选择，即缓慢变异借以实现的形式，而杜林要求达尔文也应当指出变异的原因，对这种原因杜林先生同样是一无所知的。无论科学取得怎样的成就，杜林先生总是会说还有不足之处，因而总有抱怨的足够理由。
第七章
［关于达尔文］
极为谦逊的达尔文多么伟大，他不仅把整个生物学中的成千上万个事实搜集在一起，进行分类和加工，而且还愉快地引证每一位前辈，即使这样做有损于他自己的荣誉，即使这样的前辈比起那自己一事无成而对任何人的成就都不满意的大吹大擂的杜林，是微不足道的……
第七章，第７７—７８页；第八章，第８６—８７页
杜林主义。达尔文主义，第１１５页。
杜林认为，植物的适应是物理的力或者化学的因素的结合，因此不是适应。如果“植物在它的生长中采取那能够得到最大量日光的途径”，那末它也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的，这些途径和方式因植物的种类和属性的不同而不同。但是，在每种植物那里，物理的力和化学的因素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们帮助植物——植物与这些“化学的和物理的等等”毕竟是不同的——通过在过去长期发展中已成为它所特有的途径来获得它所必需的日光。这种日光象一种刺激作用于植物的细胞，并且正是使这些力和因素在细胞中起反应，即发生运动。因为这个过程是发生在有机体的细胞结构中，而且采取刺激和反应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同样见于人脑的神经媒介中，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采用了适应这一个术语。如果适应一定要通过意识的媒介，那末意识和适应在哪儿开始，又在哪儿终止呢？是在原虫、食虫植物、海绵、珊瑚、初级神经那里吗？如果杜林能把界限划出来，他一定会使旧式的自然科学家喜出望外。凡是有活的原生质的地方，都有原生质的刺激和原生质的反应。因为原生质在缓慢变化的刺激的影响下，同样在发生变化，否则它就会毁灭，所以适应这个术语，对于一切有机体来说，必然是同样适用的。
第七章，第７７页及以下各页
［适应和遗传］
在海克尔看来，在物种发展方面，适应是否定的或引起变异的方面，遗传是肯定的或保存物种的方面。相反地，杜林在第１２２页上却说，遗传也造成否定的结果，引起变异（同时还有关于预成的妙论）。最容易不过的做法是，碰到所有这类对立，把它们颠倒过来，并且证明：适应正是由于形式的改变而保存下本质的东西即器官本身，而遗传则由于两个始终不同的个体的结合不断引起变异，变异的积累并不排斥物种的变换。遗传甚至也把适应的结果传下去！可是在这里我们没有前进一步。我们必须把握事实真相，并加以研究，于是当然可以发现，海克尔是完全正确的，在他看来，遗传在本质上是过程中保守的、肯定的方面，适应是过程中革命的、否定的方面。驯化和培植以及无意识的适应，在这里比杜林的一切“精辟的见解”更令人信服。
第八章，第８７—９１页
杜林，第１４１页。
生命。最近二十年来，生理化学家和化学生理学家无数次地说过，新陈代谢是生命的最重要的现象；而在这里，这句话又一再地被推崇为生命的定义。但是这既不准确，又不详尽。我们发现，即使没有生命存在，也有新陈代谢，例如：在那些简单的化学过程中，这些过程只要有充分的原料供应，就不断地重新产生它们自身的条件，而且其中有某一确定的物体体现这一过程（例子见罗斯科的著作第１０２页；硫酸的制造）；在内渗和外渗现象中（透过已死的有机的膜，甚至无机的膜？）；在特劳白的人造细胞及其媒介物中。因此，据称构成生命的新陈代谢，本身首先需要加以进一步规定。尽管有种种深刻的论证、精辟的见解、细致的研究，但是我们仍然没有了解到事物的本质，而且还经常在问：什么是生命？
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为了知道和指出什么是生命，我们必须研究生命的一切形式，并从它们的联系中加以阐述。可是对日常的运用来说，在所谓的定义中对最一般的同时也是最有特色的性质所作的简短解释，常常是有用的，甚至是必需的；只要不要求它表达比它所能表达的更多的东西，它也无能为害。因此，让我们试给生命下一个这样的定义，在这上面曾经有许多人费尽心血但没有成功（见尼科尔森）。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通过摄食和排泄而不断更新……从蛋白质的主要机能——有机体的新陈代谢中，从蛋白质所特有的可塑性中，导出所有其他的最简单的生命机能：刺激感应性——它已经包含在蛋白质和它的养料的相互作用中；收缩性——它表现在养料的吸取中；成长的能力——它在最低级的阶段上（原虫）包含通过分裂的繁殖；内在的运动——没有这种运动，养料的吸取和同化都是不可能的。但是，简单的可塑的蛋白质是怎样发展为细胞，从而发展为组织的，这一点必须先通过观察才能认识，而这种研究已经不属于给生命下个简单通俗的定义了。（杜林在第141页上还谈到整个的中间世界，因为没有管道循环系统，没有“胚胎形态”，就不能有真正的生命。这一段很妙。）
第十章，第１０６—１１３页
杜林—经济学—两个男人
只要是谈到道德，杜林就能够认为他们是平等的，但是一涉及到经济学，那就不是这样了。例如这两个男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柏林大学生，前者熟悉各种行业，后者除了一张中学毕业文凭和现实哲学，再加上根本没有在击剑馆受过锻炼的双臂，别无所有，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谈到平等呢？这个美国人生产一切，那个大学生只是这里帮帮，那里帮帮，而分配是依照每个人的贡献来进行的；不久，这个美国人就具有对殖民地日益增长的居民（由于人口增殖或移民）进行资本主义剥削的手段。因此，整个现代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及其他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从这两个男人中产生出来，而且没有一个人需要动武。
第十章，第１１２—１１８页
杜林主义
平等——正义。——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这一观念完全是历史地产生的。在自发的公社中，平等是不存在的，或者只是非常有限地、对个别公社中掌握全权的成员来说才是存在的，而且是与奴隶制交织在一起的。在古希腊罗马的民主政体中也是如此。一切人——希腊人、罗马人和野蛮人，自由民和奴隶，本国人和外国人，公民和被保护民等等——的平等，在古希腊罗马人看来，不仅是发疯的，而且是犯罪的，它的萌芽在基督教中始终一贯地受到迫害。——在基督教中，最初是一切人作为罪人在上帝面前的消极的平等，以及更狭隘意义上的平等，即那些被基督的仁慈和血拯救过来的上帝的孩子们的平等。这两种看法是从基督教作为奴隶、被放逐者、遭排挤者、受迫害者、被压迫者的宗教所起的作用中产生的。随着基督教的胜利，这种因素便退居次要地位；教徒和非教徒、正教徒和异教徒的对立则成为最主要的问题。——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或多或少有所发展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因素的相应出现，作为资产阶级存在条件的平等要求，也必然逐渐地再度提出，而与此相联的必然是无产阶级从政治平等中引伸出社会平等的结论。这一点最先明确地表现在农民战争中，当然，采取了宗教形式。平等要求的资产阶级方面是由卢梭首先明确地阐述的，但还是作为全人类要求来阐述的。在这里，正如在资产阶级提出任何要求时一样，无产阶级也是作为命中注定的影子跟着资产阶级，并且得出自己的结论（巴贝夫）。资产阶级的平等同无产阶级的结论之间的这种联系应当详加发挥。
因此，为了得出“平等＝正义”这个命题，几乎用了以往的全部历史，而这只有在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才能做到。但是，平等的命题是说不应该存在任何特权，因而它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它宣布以往的全部历史都是糟糕的。由于它缺少积极的内容，也由于它一概否定过去的一切，所以它既适合于由１７８９—１７９６年的大革命来提倡，也适合于以后的那些制造体系的凡夫俗子。但是，如果想把平等＝正义当成是最高的原则和最终的真理，那是荒唐的。平等仅仅存在于同不平等的对立中，正义仅仅存在于同非正义的对立中，因此，它们还摆脱不了同以往旧历史的对立，就是说摆脱不了旧社会本身。
这就已经使得它们不能成为永恒的正义和真理。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和资源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经过不多几代的社会发展，人们就一定会认识到：侈谈平等和权利，如同今天侈谈贵族等等的世袭特权一样，是可笑的；对旧的不平等和旧的实在法的对立，甚至对新的暂行法的对立，都要从现实生活中消失；谁如果坚持要人丝毫不差地给他平等的、公正的一份产品，别人就会给他两份以资嘲笑。甚至杜林也会认为这是“可以预见的”，那末，平等和正义，除了在历史回忆的废物库里可以找到以外，哪儿还有呢？由于诸如此类的东西在今天对于鼓动是很有用的，所以它们绝不是什么永恒真理。
（平等的内容须待阐明。——限于权利等等。）
此外，抽象的平等理论，即使在今天以及在今后较长的时期里，也都是荒谬的。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或理论家想到要承认自己同布须曼人或火地岛人之间、哪怕同农民或半封建农业短工之间的抽象平等；这一点只要是在欧洲的土地上一被消除，抽象平等的观点也会立时被消除。随着合理的平等的建立，抽象平等本身也就失去任何意义了。现在之所以要求平等，那是由于预见到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平等要求自然而然来到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平等化。但是，永恒的道德必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可能的。关于平等，甚至杜林也没有想起提出这样的主张；相反地，他还容许暂时性的压制，这样也就承认平等不是永恒真理，而是历史的产物和一定的历史状况的特征。
资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特权）完全不同于无产者的平等（消灭阶级本身）。如果超出后者的范围，即抽象地理解平等，那末平等就会变成荒谬。正因为这样，杜林先生最后又不得不把武装的和行政的、法庭的和警察的暴力从后门引进来。
可见，平等的观念本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个观念的形成，需要全部以往的历史，因此它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现在，在大多数人看来，它在原则上是不言而喻的，这不是由于它具有公理的性质，而是由于十八世纪的思想的传播。因此，如果说这两个著名的男人今天置身于平等的基础上，那末，这正是因为他们被想象为十九世纪的“有教养的”人，而且这对于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现实的人过去和现在如何行动，都始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
第九章，第１０１—１０４页；第十章，第１１２—１１８页
［观念对社会关系的依存］
有一种看法，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这种看法只有在比较遥远的将来才能在下述意义上实现，就是说：人们将会预先认识到由于关系的改变而引起社会状况（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改变的必然性，并且愿意实现这种改变，而不是无意识地被迫地这样认识和这样做。——这也同样适用于法的观念，因而也适用于政治（如果合适的话，这一点应当在《哲学》编中加以论述，《暴力论》仍放在《政治经济学》编中）。
第十一章，第１２５—１２７页
（并参看第三编第五章，第３４１—３４３页）
单是正确地反映自然界就已经极端困难，这是长期的经验历史的产物。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而被用来证明上帝存在的万民一致意见恰恰只证明了这种作为必然过渡阶段的人格化欲望的普遍性，因而也证明了宗教的普遍性。只有对自然力的真正认识，才把各种神或上帝相继地从各个地方撵走（赛奇及其太阳系）。现在，这个过程已进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可以认为它在理论方面已经结束了。
在社会事件上，反映就更加困难了。社会是由经济关系、生产和交换，以及那些历史前提所决定的。
第十二章，第１３１—１３４页
（并参看《引论》，第２４—２７页）
对立——如果一个事物具有对立，那末它就同自身处在矛盾中，而且它在思想中的表现也是如此。例如，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这就是矛盾。
第十三章
［否定的否定］
所有印度日耳曼民族都是从公有制开始的。几乎在所有这些民族那里，公有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都被废除，被否定，被私有制、封建所有制等等其他形式所代替。对这种否定进行否定，重新建立处于更高发展阶段上的公有制，这是社会革命的任务。又如：古希腊罗马哲学最初是自发的唯物主义。从这种唯物主义中，产生了唯心主义、唯灵论，即唯物主义的否定，它先是采取灵魂和肉体对立的形式，后来采取灵魂不死说和一神教的形式。这种唯灵论通过基督教普遍地传播开来。对这种否定的否定就是古代唯物主义在更高阶段上的再现，即现代的唯物主义，它和过去相比，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
不言而喻，这些自然的和历史的过程，正如上述关于—α×—α等等的例子所已经表明的那样，在思维着的头脑中有自己的反映，并且在那里得到再现；而且最高级的辩证的问题正是借助这种方法才能得到解决。
但是，现在也出现了一种恶劣的、没有结果的否定。——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从形式方面看）——对立之划分，对立的斗争和解决，在这里（历史上是部分地，思维中是完全地），在既得经验的基础上，重新达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这是在更高阶段上达到的。——这种没有结果的否定是纯粹主观的、个人的否定，它不是事物本身的一个发展阶段，而是由外部硬加进去的意见。由于从这种否定中不能得出任何结果，所以作这种否定的人就必然与世界不和，必然要放肆地非难现存的和以往的一切，非难整个历史发展。古希腊人虽然作出了一些成就，但是他们不知道光谱分析、化学、微分、蒸汽机、公路、电报和铁路。对这些下等人的成果还有什么可多谈的。一切都是坏的——只要这类否定论者是悲观主义者的话——，但至高无上的、完美无缺的我们自己除外，这样，我们的悲观主义又转变成为我们的乐观主义。这样，我们自己造成了否定的否定！
甚至卢梭关于历史的看法：原始的平等——被不平等所破坏——建立更高阶段上的平等，也是否定的否定。
唯心主义——唯心的观点等等，是杜林经常宣扬的。当我们从现存的关系中得出关于未来的结论时，当我们理解和研究在历史过程中起作用的消极因素中的积极方面时——甚至最庸俗的进步党人，甚至唯心主义者拉斯克尔也以他自己的方式在这样做——，杜林就把这称之为“唯心主义”，并且因而就自认为有权利去设计未来的规划，其中甚至把学校计划都纳入在内，这是个幻想的规划，因为它是以无知为基础的。他忽略了：他这样做也进行了否定的否定。
第十三章，第１４９—１５１页
否定的否定和矛盾
黑格尔说，正数的“无”是某个特定的无。
“微分可以当作真正的零①来看待和对待，但是这些零相互处于由当前的问题的情况所决定的关系之中。”波绪说，这在数学上不是荒谬。
0/0可以有一个非常确定的值，如果它是由分子和分母同时消失而得出来的话。0:0＝A:B也是如此，因此，在这里0/0=A:B是随着Ａ和Ｂ的值的变化而变化的（第９５页的例子）。那末，零可以和零相比，就是说，它们不仅可以具有值，而且甚至于可以具有不同的、能够用数字表示出来的值，这不是“矛盾”吗？1:2＝1:2；1-1:2-2＝1:2；0:0＝1:2。
杜林本人说，那种求无限小总和的运算——通称为积分——是数学中最高的运算等等。这种计算是如何进行的呢？我有两个、三个或者更多的变数，即一些在变化时彼此间呈现一定的关系的数。例如，就算是两个，即Y和ｙ，并且要去解一个用普通的数学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ｘ和ｙ有函数关系。我把ｘ和ｙ加以微分，就是说，我把ｘ和ｙ当作无限小，使得它们同任何一个无论怎样小的实数比起来都趋于消失——使得ｘ和ｙ除了它们那种没有任何物质基础的相互关系以外，什么都没有剩下，所以dx/dy＝0/0，但是0/0是x/y的关系的表现。两个已经消失的数的这种关系，它们消失的确定的时刻，本身就是一种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不能妨碍我们。因此，我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否定了ｘ和ｙ，但是我不是在毫不考虑它们的情况下否定它们，而是以适合问题的方式否定它们。我在我面前的公式或方程式中得到的不是ｘ和ｙ，而是ｘ和ｙ的否定，即ｄｘ和ｄｙ。我象通常那样运算这些公式，把ｄｘ和ｄｙ就当作它们好象是实数一样，而在某一点上我否定了否定，就是说，把微分式加以积分，以实数ｘ和ｙ代替ｄｘ和ｄｙ，这样一来，我并不是又回到了出发点，而是由此解决了普通的几何学和代数学碰得头破血流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 二 编
第 二 章
奴隶制，在它是生产的主要形式的地方，使劳动成为奴隶的活动，即成为使自由民丧失体面的事情。这样就封锁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出路，而另一方面，更加发展的生产受到了奴隶制的限制，迫切要求消灭奴隶制。一切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生产为基础的公社，都是由于这种矛盾而毁灭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矛盾是通过另外的比较强盛的公社对衰落的公社进行暴力的奴役（例如马其顿以及后来的罗马对希腊的奴役）而解决的；只要这些比较强盛的公社本身也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那这里发生的就仅仅是中心的转移和这一过程在较高阶段上的重复，直到（罗马）最后被一个用另外一种生产形式代替了奴隶制的民族征服为止。但是，不管奴隶制是通过强制还是自愿地废除的，以前的生产方式还是死亡了；例如在美洲，移民者的小土地经济代替了大规模的种植园。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希腊也是毁于奴隶制的，关于这方面亚里士多德早就谈到：同奴隶的交往使得市民道德败坏——更不用说奴隶使市民失去劳动能力了。（家奴制是另外一回事，例如在东方：在这里它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构成生产的基础，作为家庭的组成部分，不知不觉地转入家庭（例如内宅的女奴）。）
第 三 章
杜林的应该加以斥责的历史，是由暴力统治的。现实的、向前发展的［历史运动，是］由保存着的物质成就［统治的］。
第 三 章
暴力，即陆军，是用什么来维持的呢？用金钱。就是说，立即又取决于生产。比较一下雅典的海军和政治（［公元前］３８０—３４０年）。对同盟国采取的暴力，由于缺乏物质手段去进行长期的和有效的战争而失败。英国的通过新型大工业创造出来的补助金打败了拿破仑。第 三 章［党和军事训练］在研究生存斗争以及杜林反对斗争和武器的声明时，应该强调指出，一个革命的政党也必须懂得斗争：革命有朝一日或许就降临到它的面前；但不是反对目前的军事官僚国家，这在政治上或许就象巴贝夫企图从督政府立即跳到共产主义那样，是荒谬的，甚至还更加荒谬，因为督政府毕竟还是资产阶级的和农民的政府。而是反对接替目前国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本身所制定的法律，党可能不得不采取革命的措施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因此，普遍义务兵役制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为了学会斗争，它应该为一切人所利用，但特别是应该为这样一些人所利用，他们所受到的教育，足以使他们在当一年自愿兵的时间内学会作为一名军官所必需的军事训练。第 四 章关于“暴力”暴力也起着革命的作用，并且是在一切决定性的“关键”时期，如在向共同社会过渡时，但是即使在这时它也只是作为反对外来的反动敌人的自卫——这一点已被承认。而马克思所论述的十六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变革，也有其革命的方面：它是封建的土地占有制转变为资产阶级的土地占有制以及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１７８９年的法国革命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了暴力，８月４日仅仅认可了农民的暴力行动，并且以没收贵族和教会的财产作为补充。
日耳曼人进行暴力征服，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建立农村居支配地位而不是（象在古代那样）城市居支配地位的国家，总是伴随着——正由于后面这个原因——奴隶制向痛苦少些的农奴制或依附农制的转变（在古代，伴随大庄园制的是耕地向牧场的转变）。
第 四 章
［暴力，公有制，经济和政治］
当印度日耳曼人迁徙到欧洲时，他们用暴力赶走了原始居民，并且在公社占有制下耕种土地。在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那里，后面这种情形还可以历史地加以证明，而在斯拉夫人、日耳曼人、甚至克尔特人（ｒｕｎｄａｌｅ〔朗得尔〕）那里，这种情形现在还存在着，甚至是以直接的（俄国）或者间接的（爱尔兰）依附农制的形式出现。当拉普人和巴斯克人被驱逐出去以后，暴力遂即停止了。在公社内部居支配地位的是平等原则或自愿承认的特权。在从公有制中产生出单个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制的地方，公社成员之间的这种区分，直到十六世纪，纯粹是自发地进行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是逐渐地实现的，而公有制的残余也非常普遍地存在着。当时还谈不上暴力，它只是在反对这些残余时（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英国，在德国主要是十九世纪）才使用起来。爱尔兰是特殊情况。在印度和俄国，这种公有制在极为不同的暴力征服和专制制度下安然地继续存在下来，并且成为它们的基础。俄国是生产关系决定政治暴力关系的一个证明。直到十七世纪末，俄国农民还没有受到什么压迫，享有迁徙自由，几乎不受依附关系的束缚。罗曼诺夫一世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随着彼得大帝的即位，俄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发展，它当时只能输出农产品。这样就引起了对农民的压榨，为输出而进行的压榨，随着输出的增长而增长，直到叶卡特林娜二世把这种压榨推进到极点，并且制订了法律。而这种法律允许地主加紧榨取农民，结果压迫也就愈来愈厉害。
第 四 章
如果说暴力是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原因，那末，什么是暴力的原因呢？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和别人的劳动力。暴力可以改变产品的消费，但是不能改变生产方式本身，它不能使徭役劳动转变成为雇佣劳动，除非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而且徭役形式已成为生产的桎梏。
第 四 章
迄今为止是暴力——从现在起是共同社会。纯粹善良的愿望，“正义”的要求。但是，托b莫尔早在三百五十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始终没有实现。为什么现在就应该实现呢？杜林没有回答。事实上，大工业把这个要求，不是作为正义的要求，而是作为生产的必要性提出来了，而这改变了一切。
第 三 编
第 一 章
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
不平等的因素：“因为人本能地就是平等的敌人。”（第５９页）
“这种人们称之为文明制度的欺诈机构，”（第８１页）
“人们应该避免象在我们这里所常见的那样使她们〈妇女〉局限于哲学所指定给她们的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局限于仆从的角色，这种哲学硬说，妇女之所以被创造出来，仅仅是为了刷锅洗碗和缝衣补裤。”（第１４１页）
“上帝给工场手工业中的劳动规定一定量的吸引力，这个量仅仅相当于社会上的人能够化费在劳动上的时间的四分之一。”因此，其余的时间应该归农业、畜牧业、烹调、产业大军。（第１５２页）
“温情的道德——贸易的善良而纯洁的朋友”（第１６１页），道德的批判（第１６２页及以下各页）。
在今天的社会里，“在文明化了的机构中”，充满了“行动的两面性，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对立”；这是“个人对群众所进行的一场普遍的斗争。而我们的政治科学还敢于谈论行动的一致性！”（第１７２页）
“因为现代人不知道关于例外或者过渡的理论，即关于杂种的理论，所以他们在研究自然的时候到处碰壁。”（“杂种”的例子：“榅桲，油桃，鳗鱼，蝙蝠等等”）（第１９１页）
第二部分
［杜林断言，“人们的联合借以建立的意志活动，本身是服从于自然规律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关于历史的发展，只字未提。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一切都是心理学，而且，遗憾得很，心理学还远远“落后”于政治。
［针对杜林关于奴隶制、雇佣奴隶制和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是“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的论述，恩格斯写道：］
总是以为：在经济学中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所有的改变和歪曲都是由于可恶的政治而造成的。
总之，在全部暴力论中，正确的仅有：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形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过暴力建立的。这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叫做国家。因此，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这样一种平庸之见：从人们摆脱了最野蛮的状态时起，国家就到处存在，而这一点早在杜林以前就众所周知了。——但是，国家和暴力恰好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如果我说——譬如——东方专制制度、古代共和国、马其顿君主国、罗马帝国、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都是建立在暴力上的，那末，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因此，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不应该用始终一样的暴力来说明，而必须用被施加暴力的东西，被掠夺的东西来说明，——用那个时代的产品和生产力以及从它们自身中产生的它们的分配来说明。这样就会发现，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古代共和国基于也从事农业的城市，罗马帝国基于大庄园，封建制度基于乡村对城市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有它自己的物质基础的），如此等等。
［恩格斯引用了杜林的下述言论：
“经济的自然规律，极其严格地说来，只有通过下列办法才能获得：我们要在思想上铲除掉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特别是与雇佣奴隶制相连系的基于暴力的所有制的作用，并且谨防把后者看成人的不变本性〈！〉的需要……”
针对杜林的这些议论，恩格斯作了如下评述：］
总之，经济的自然规律，只有对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进行抽象，才能发现，这些规律至今从来没有不被歪曲地表现出来！——好一个人（从猿到歌德）的不变本性！
杜林打算用这种“暴力”论来说明，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自古以来，到处都是遭受暴力的人居多数，而采用暴力的人居少数。这本身就已经证明：暴力关系根源于经济条件，这些条件不是那样简单地通过政治途径所能排除掉的。
杜林对地租、利润、利息、工资未作解释，而只是说，是暴力如此造成的。可是暴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说。
暴力造成占有，占有造成经济权力。因此暴力＝权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积累）中证明：商品生产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全部狡诈，而且为此根本不需要暴力。
当杜林把政治行动看成历史的最后的决定力量并且把这一点冒充为新东西时，他只不过是重复了以往所有历史学家所说的话，在他们看来，社会形式也仅仅是由政治形式所决定的，而不是由生产所决定的。
这太好了！从斯密起的整个自由贸易派，甚至马克思以前的全部经济学，都认为经济规律——就他们所理解的——是“自然规律”，并且断言，它们的作用被国家、被“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歪曲了！
此外，这一整套理论只不过是企图根据凯里的学说来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学本身是和谐的，国家用它的干涉败坏了一切。
永恒的正义是对暴力的补充，见于第２８２页。
［对杜林在批判斯密、李嘉图和凯里时所阐发的观点，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论述：“似乎在一个鲁滨逊的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最抽象的生产，在岛上的两个孤独的人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分配，甚至可以想象出从主奴之间的完全平等起到完全对立止的所有中间阶段……”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面这句话：“但是，最终真正对分配学说起决定作用的观点，只有通过严肃的社会的〈！〉考察才能得到……”
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先是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把这些关系同它们所由产生的并且只有以其为依据才有意义的历史基础分开，再把它们转移到两个人——鲁滨逊和星期五——身上，当然，在那里它们完全是任意地出现的。在它们被这样归结为纯粹的暴力之后，又被转移到现实的历史中去，并以此证明：这里的一切也都仅仅基于暴力。至于暴力必须应用于某种物质基质，而且正是需要阐明这种基质是如何产生的，这些杜林则不管不问。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引用了下面这一段：“所有国民经济体系所共有的传统观点认为：分配只不过是一种所谓的日常的过程，这个过程与被设想为成品总和的产量有关……相反地，更加深刻的论证应当注重这样一种分配，这种分配是同经济的或有经济效力的权利本身有关的，而不是仅仅同这些权利的日常的和积累着的结果有关的。”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的］引论和暴力［论那一章。］
总之，研究日常生产的分配是不够的。
地租以地产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工资以没有财产的工人，即只有劳动力的人为前提。因此应该研究一下，这一切从何而来。马克思——由于这个问题属于他的任务——在论述资本和没有财产的劳动力的第一卷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对现代土地所有制的起源的研究同对地租的研究有关，因而属于第二卷的研究范围。杜林的研究和历史论证只限于一个词：暴力！在这里已是毫不掩饰的险恶用心。杜林如何说明大土地所有制，见“财富和价值”，这移至此处较好。
总之，暴力创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等等的经济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生存条件。但是谁创造暴力？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更加依赖于经济条件了。装备是基础，而它又直接地取决于生产的阶段。石制的、青铜制的、铁制的武器、盔甲、骑术、火药以及大工业通过后装的线膛枪和火炮在战争中所造成的巨大变革——这些枪炮都是只有大工业用其等速工作的并且生产几乎绝对同样的产品的机器才能制造出的产品。编成和编制，战略和战术，又取决于装备。战术还取决于道路的状况——耶拿会战的计划和成就在当前公路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还有铁路！因而，正是暴力比其他一切都更加依赖于现有的生产条件，这一点甚至耶恩斯上尉都清楚地看到了（《科伦日报》，《马基雅弗利……》）。
同时，应当特别强调的是，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在这种方法中，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而是武器；横队，由训练很差的士兵排成的但有散兵掩护的纵队（耶拿反对威灵顿），最后，普遍分列成散兵线和跃进代替慢步。
［根据杜林的说法，“灵巧的手或脑应被看成属于社会的一种生产资料，看成一部机器，而机器的产品是属于社会的”。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但是机器并不增加价值，而灵巧的手却增加价值！因此，至于谈到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则已遭到禁止，虽然它依然应该发生作用。
［针对杜林关于“整个共同社会的政治法律基础”的观念，恩格斯指出：］
这样一来，马上使用了唯心主义的尺度。不是生产本身，而是法。
［关于杜林的“经济公社”和其中通行的分工、分配、交换的制度和货币制度，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评述：］
因此，还有由社会给个别工人发解雇金。
因此，还有货币的贮藏、高利贷、信贷以及直到货币危机和货币不足的一切后果。货币炸毁经济公社，正象它目前就要炸毁俄国公社，而且一旦成为各个社员间进行交换的媒介时也要炸毁家庭公社一样，也是不可避免的。
［恩格斯引证了杜林的下述说法：“因而任何形式的真正劳动，都是健全组织的社会自然规律”，同时用括弧附加了一句：“（照此说法，所有以往的组织都是不健全的）……”
恩格斯就杜林的这段话指出：］
这里，劳动或者被理解为经济的、物质生产的劳动，这样，这种语句就是无稽之谈，并且同以往的全部历史不相适合。或者劳动是被比较一般地理解的，即被理解为某个时期所需要的或适用的各种活动、施政、诉讼、军事训练，这样，这种语句又成为一种非常高傲的平庸之谈并且和经济学毫不相干。但是把这一堆陈词滥调美其名曰“自然规律”，企图以此叫社会主义者敬服它，这可真有点恬不知耻。
［就杜林关于掠夺和财富的联系的议论，恩格斯指出：］
全部方法都在这里。首先从生产的观点去理解每一种经济关系，而不管所有的历史规定。因此，只能讲出最空泛的话，如果杜林想超出这种状况，那末他就不得不考察各个时代的一定历史关系，就是说，他不得不走出抽象生产的范围而陷入混乱。其次，从分配的观点去理解同一经济关系，也就是把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过程归结为暴力这个词，接着便对暴力的恶果大发其火。这会导致什么，我们在考察自然规律时将会看到。
［杜林断言，对于经营大规模的农场，“奴隶制”或“农奴制”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１，世界历史从大土地所有制开始！大片土地的耕作与大土地所有者的耕作是一回事！被大庄园主改变为牧场的意大利土地，以前是一片荒芜！北美合众国如此巨大地扩展，不是靠自由农，而是靠奴隶、农奴等等！
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大片土地的耕作”应该＝大片土地的开垦，但马上又被解释为＝大规模的耕作＝大土地所有制！而在这种意义上，这是多么巨大的新发现：如果某个人所拥有的土地多于他及其家庭所能耕种的，那末，他不用别人的劳动就不能耕种全部土地！要知道，使用依附农的耕作，不是大片土地而是小块土地的耕作，而且这种耕作终归要比依附农制悠久（俄国、斯拉夫人的马尔克里的佛来米人、荷兰人和弗里西安人移民区，见朗格塔耳）；原初的自由农被变成依附农，而在有些地方，他们甚至是在形式上自愿地成为依附农的。
［杜林断言，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自然障碍的大小，这种障碍阻挠着需求的满足，并且“迫使它或大或小地消耗经济力量〈！〉”，对此恩格斯指出：］
克服阻力——这个从数学力学中搬过来的范畴，在经济学中就成了荒谬的东西。我纺线、织布、漂白和印染棉布，现在意味着：我克服棉花对被纺的阻力，纱线对被织的阻力，织物对被漂白和被印染的阻力。我制造蒸气机，意味着：我克服铁对它被变为蒸汽机的阻力。我用夸大其词的迂回说法来表达一件事，结果只不过是歪曲而已。但是——我却可以因此导入分配价值，在分配价值中似乎也有一种阻力需要克服。而问题也就在这里！
［杜林说：“分配价值纯粹地而且唯一地仅仅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对非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支配权或者〈！〉，用通常的话来说，这些〈非生产出来的！〉东西本身是用具有真正的生产价值的劳作或物品换来的。”针对这段话恩格斯指出：］
什么是非生产出来的东西呢？是用现代方法耕作的土地吗？或者它应该指那些不是由所有者本人生产出来的东西？但是，“真正的生产价值”是同非生产出来的东西对立的。下一句话表明：这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不是被生产出来的自然物，同“无偿占有的价值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了。
［杜林断言：人类的所有设施和事实是被严格地决定的，但是它们“在所有基本特征上”，绝不“象外表的天生畸形那样是实际不变的”。对此恩格斯指出：］总之，这是自然规律，并且始终是自然规律。
在以往的全部无计划和无联系的生产中，经济规律都是作为人们无力驾驭的客观规律，就是说，以自然规律的·形·式，同人们相对立的，关于这点，只字未提。
［杜林的“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是：“经济资料即天然资源和人力的生产率，是由于发明和发现而提高的，而且这一点是完全不管分配如何而实现的，尽管如此，分配本身仍能经历或引起重大的改变，但是它不决定主要结果的特征〈！〉”。针对这点恩格斯说：］
结尾这句话：“而且……”，对规律没有补充任何新东西，因为，如果规律是真实的，那末，分配就不可能对它作任何改变，这样，也就没有必要说：这一规律对于任何分配形式都是正确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自然规律了。所以要补充上结尾这句话，只不过是因为杜林总还不好意思把这整个光秃秃的规律如此光秃秃地、平淡地提出来。此外，这个补充也是荒谬的，因为分配既然仍能引起重大的改变，那末就不可能“完全不管”它。因此，我们勾掉这个补充，就得到一个纯粹而又简单的规律——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但是这还不够平淡。我们又被教导说：
［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一书中继续作了一些摘录。］
［杜林断言：经济的进步并不取决于生产资料的总和，“而仅仅取决于知识和一般的技术操作方法”，而且根据杜林的意见，如果“把自然意义上的资本理解为生产的工具”，这一点“就立即显露出来”。对此，恩格斯写道：］
停放在尼罗河上的赫迪夫的蒸汽犁，废置在库棚里的俄国贵族的脱谷机等等，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蒸汽等等也是有其历史前提的，诚然，这些前提比较容易创造，但总得要创造出来。这样一来杜林把那种意义完全不同的原理歪曲得面目全非，使这一“观念同我们的被置于最重要地位的规律一致了”（第７１页），而他却以此而感到无比骄傲。经济学家们在这一规律上毕竟还考虑出某种真实的意义，而杜林则把它归结为最肤浅的平庸之见。
［针对杜林关于分工的自然规律的表述：“职业的划分和活动的区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恩格斯指出：］
这种表述是错误的，因为它只对于资产阶级的生产来说是正确的，而且即使在这里专业分工也已经由于使个人畸形发展和僵化而成为生产的障碍，但是，将来这种分工会完全消失。我们在这里已经看到，今天这种专业分工在杜林看来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对共同社会来说也是有效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７６—１８７７年,原文是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