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起义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国各邦政府之间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终于在1849年5月初爆发为公开的敌对行动。被奥地利政府召回的奥地利议员，除了其中的少数左派或民主派议员外，已经离开议会回去了。大多数保守派议员看到事态的动向，甚至不等他们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议会。因此，即令撇开前几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足以加强左派势力的种种原因不谈，仅只右派议员的离职，就足以使议会里以前的少数转变为多数了。以前从未梦想到会获得这种好运的新的多数派，过去曾经利用自己的反对派地位尽情揭发旧多数派及其帝国政府的软弱、犹豫和怠惰，现在他们自己突然来代替这个旧多数派的地位了。现在要他们表明他们能做出怎样的事业来了。他们的活动自然应该是有魄力、决心而充满生气的。他们，德国的精华，很快就能够推动老朽的帝国摄政和它的动摇的阁员们前进，如果做不到的话，他们就要（谁敢怀疑这一点！）以人民主权的力量废除这个无能的政府，用一个精干的、不屈不挠的执行机关代替它，这个机关一定能挽救德国。可怜的家伙们！他们的统治——如果没有一个人服从也能称为统治的话——和他们的前任的统治比较起来，是更加荒唐可笑的。
　　新的多数派宣称，不顾一切障碍，帝国宪法必须实行，并且必须立即实行；7月15日人民要选举新议院的议员，而这个议院8月22日就要在法兰克福开会。这是向未承认帝国宪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国总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鲁士、奥地利、巴伐利亚——公开宣战；各邦立即接受了这种宣战。普鲁士和巴伐利亚也召回了由它们境内派往法兰克福的代表，并加紧它们反对国民议会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议会以外的民主派拥护帝国宪法和国民议会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众在激进党派领导之下，也决心拿起武器捍卫这个事业。这虽然不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但是使德国摆脱旧的君主制枷锁至少使他们有可能稍微接近于实现他们的目的。于是人民和政府到处为此而剑拔弩张；冲突是不可避免了；地雷已经装好，一点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萨克森议院的解散、普鲁士后备军的召集、各邦政府对帝国宪法的公开反对就是这种火星。火星落下了，于是整个德国马上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德勒斯顿的人民在5月4日胜利地占领了该城，驱逐了国王［注：即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二世。——编者注］；同时一切邻近的地区都派遣援军帮助起义者。在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后备军拒绝开拔，占领了兵工厂，武装起来捍卫帝国宪法。在普法尔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亚的政府官吏，夺取了公款，组织了一个保卫委员会，委员会宣布该省受国民议会的保护。在维尔腾堡，人民强迫国王［注：即威廉一世。——编者注］承认了帝国宪法。在巴登，军队和人民联合起来逼使大公［注：即列奥波特。——编者注］逃亡，并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德国其它地方，只要国民议会发出决定信号，人民就武装起来听它指挥。
　　虽然国民议会过去的历史不大光彩，现在它的处境却出乎意料的好。西半部的德国已经拿起武器来捍卫议会；军队到处都发生动摇，在较小各邦，军队明显地站在运动方面。匈牙利人胜利的挺进已使奥地利精疲力竭，俄罗斯——德国各邦政府的后台则正在以全副精力帮助奥地利对抗马扎尔军队。只有普鲁士尚待制服；由于该邦存在着对革命的同情，达到这一目的毫无疑问是可能的。总之，一切都取决于议会的行动了。
　　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它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它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如果被忽视，那末忽视它们的政党就会遭到灭亡。这些规则是从各政党的性质和在这种情况下所要对待的环境的性质中产生的逻辑推论，它们是如此浅显明白，1848年的短时期的经验已经使德国人十分熟悉它们了。第一，不要玩弄起义，除非你有充分的准备来应付因此而招致的后果。起义是一种带有若干极不确定的数的方程式，这些不确定的数的值每天都可能变化。敌人的战斗力量在组织、训练和传统的威望方面都占居优势；如果起义者不能集中强大的优势力量对付敌人，他们就要被击溃和被消灭。第二，起义一旦开始，就必须以最大的决心行动起来并采取进攻。防御是任何武装起义的死路，它将使起义在和敌人较量以前就遭到毁灭。必须在敌军还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每天都必须力求获得新的胜利，即令是不大的胜利；必须保持起义者第一次胜利的行动所造成的精神上的优势；必须把那些总是尾随强者而且总是站在较安全的一边的动摇分子争取过来；必须在敌人还没有能集中自己的军队来攻击你以前就迫使他们退却；总之，要按照至今人们所知道的一位最伟大的革命策略家丹东的de l’audace，de l’audace，encore de l’audace！〔勇敢，勇敢，再勇敢！〕这句话去行动。
　　那末，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要想避免威胁着它的灭亡的命运，它应当怎么办呢？首先要把局势弄清，并且要认识到，现在除了无条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动摇地坚决实行武装起义以外别无选择的余地。其次，它要公开承认一切已经爆发的起义，并号召各处的人民武装保卫国民代议机关，宣布一切敢于反对有主权的人民（他们的委任者便代表他们）的君主、阁员以及其他人不受法律保护。第三，要立即废除德意志帝国摄政，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活跃的、毫不退缩的执行机关；召集起义的武装力量到法兰克福来直接保护它，从而给起义的扩展一个合法的借口；要把它所指挥的一切战斗力量组织成为一个严密的整体，——总之，要迅速而坚决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来巩固自己的阵地，削弱敌人的阵地。
　　法兰克福议会里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这些可敬的先生们不满足于他们听任事变自然发展的态度，更进而以反对行动来扼杀一切正在准备中的起义运动。例如，卡尔·福格特先生在纽伦堡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让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的起义被镇压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后对普鲁士政府的残酷暴行作了感伤的抗议。他们和南德的起义暗中保持着外交关系，但从未以公开承认的方式来支持这些起义。他们知道，帝国摄政是站在各邦政府方面的，但他们却呼吁他（后者对这一点毫不理睬）去反对这些政府的阴谋。帝国的阁员即旧日的保守派，每次开会都嘲笑这个无能的议会，而它也就容忍了这些嘲笑。当西里西亚的议员、“新莱茵报”编辑之一的威廉·沃尔弗，要求议会宣布帝国摄政不受法律保护，公正地指出帝国摄政是帝国第一个和最大的叛徒时，他却被这些激愤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全场一致地哄下台去了！简单说来，他们继续清谈、抗议、发宣言，但一直没有行动的勇气或意识；各邦政府派来的敌军日渐逼近，而他们自己的执行者（帝国摄政）却忙于和各邦君主密谋尽快地消灭他们。这时，这个可耻的议会连最后一点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来保护它的起义者也不再关心它的命运了。最后，当它那可耻的末日到来时（我们以后将要讲到），它就不被任何人注意地、不光彩地消逝了。

1852年8月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