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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的真相
爱玛·戈德曼
1918
专刊
献给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作为我在密苏里杰斐逊市的两年监禁以前的最后贡献，感谢他们工作和他们对在美国唤醒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启发。
大地母亲出版协会
纽约琼斯大街4号
仍然最为重要的是，美国人民应该了解布尔什维克的真正含义，他们的起源，以及使他们的立场和对世界的挑战对大众如此意义重大的历史背景。
布尔什维克是指在俄国代表着最大的社会群体的利益一群特定革命者的复数名词，他们坚持为这些群体提出社会与经济方面的最大要求。
在1903年举行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那些对党内一直增长的改良与妥协倾向感到不耐烦的极端革命者组成了布尔什维克，以和那些满足于缓慢发展和一步一步取得改良的团体——也就是孟什维克——对立。列宁与后来的托洛茨基是这次分离的首要因素。此后他们一直在不断努力地按照直接革命的路线建设布尔什维克党，同时也与马克思式的理论道路保持一致。
随后到来的是奇迹中的奇迹，1917年的俄国革命，对不同社会主义群体内外的政客来说，只是推翻沙皇然后建立一个自由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政府。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对革命的本质看得更深，同时，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去回应——与其说是回应他们自己的理论倾向，不如说是回应觉醒的俄国人民自己的迫切需求。
因此，俄国革命的奇迹还体现于其他方面。在其他不寻常的悖论中，它呈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马克思式的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和托洛茨基采取了无政府主义的革命策略，同时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契尔柯索夫[1]、柴可夫斯基[2]却否认这些策略，陷入了马克思式的思考之中，而他们在一生中一直把这种思考斥之为“日耳曼人的形而上学”。
俄国革命确实就是一种奇迹。它无时无刻不在表明，与革命的觉醒人民的实际情况相比，所有的理论都是多么微不足道。
1903年的布尔什维克，尽管他们是革命者，却坚持马克思的关于俄国工业化和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学说，认为这是俄国群众实现自身发展之前的一个必要的演化过程。1918年的布尔什维克则不再相信资产阶级的命定作用。他们在革命的浪潮中被冲到了巴枯宁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们所持的信念；即：一旦群众意识到自己的经济力量，他们就会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需要受逝去过往的传统和规程的束缚，这些传统和规程——就像秘密条约一样——是在圆桌上达成的，并非被决定于生活本身。
换而言之，当下的布尔什维克不仅代表着一小群理论家，更代表着一个重生的俄罗斯。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只不过是发表一些切中要害的公式理论，他们决不会有现在这种地位。他们的耳朵紧紧地挨着俄国人民的心跳，尽管俄国人民不善言辞，他们却知道如何用行动来更有力地传达出自己的要求。不过这也没有降低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英雄人物的重要性，他们的人格、他们预言家般的眼光和他们强烈的革命精神，令他们被世界敬畏。
不久前，托洛茨基和列宁还被斥为德国特务，为德皇工作。相信这种指控的人仍然被报纸的谎言控制，对他们二人实际一无所知。顺带一提，最好记住，没有什么因为一个人拒绝相信 “让民主安然存在于这个世界”这种冠冕堂皇的语调就称他为“德国特务”更可鄙、更下作之事了，要知道民主要么正在塔尔萨被鞭打，在布特被处以私刑，被关进监狱，否则就会被激怒，被驱逐出我们的海岸。
列宁和托洛茨基不需要什么辩护。然而，最好提醒那些信口开河的人注意，他们的日报“不会说假话”。当托洛茨基在美国时，他住在一个廉价公寓里，穷得几乎无法生活。可以肯定的是，他曾得到机会，可以在一家成功的犹太社会主义日报那获得了一个优越的工作，只要他学会妥协，抑制自己的革命热情。但托洛茨基宁愿选择贫穷和维护他的自尊。当革命刚开始时他决定回到俄国，他的朋友们不得不私下里预借了一笔钱来支付他的路费——这就是托洛茨基作为“德国特务”赚到的钱。
至于列宁，他的一生就是为了俄国而进行的漫长且无休止的斗争。实际上，他的革命理想是通过继承来实现的。他的亲哥哥被沙皇下令处死。所以列宁有个人的和普遍的理由来憎恨专制制度，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俄国的解放。指责这样一个人同情德帝国主义是多么的荒唐！可是，即使是大声指责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人，也因为这些革命伟大人物强大的人格和廉洁奉公的品格感到羞耻，进而噤若寒蝉。
一方面来说，美国人如此不理解布尔什维克，也不算不奇怪。俄国革命在美国人心中仍然不清晰。美国人对自己的革命传统没有一丝感情，在国家的威严面前永远匍匐前进，一般美国人被规训成认为革命不应该发生在自己的国家，只有在 “最黑暗的俄国”，才有为了摆脱沙皇而出现的革命，同时革命要以绅士的方式进行，对专制者恭恭敬敬地表示歉意。同时还说，一旦建立起像我们这样稳定的政府，俄国人民就应该“和总统站在一起”。
那来试想一下，当俄国人民在赶走沙皇并毁掉王位之后，把“自由派”的米留可夫[3]和李沃夫[4]，甚至是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都送上沙皇走过的方向中，又会是怎样的惊喜呢？而后为了给高潮画上句号，又来了布尔什维克，他们宣布反对国王，又要反对主子。这对美国人的民主思想来说实在是太过分了。
幸运的是，俄国从没有享受过这种民主的福气，她的教育和文化的制度化、法制化和分类后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是 “由此始，由此终”。
俄国人是一个具有未受污染、未受腐蚀的思想的民族。革命对他们来说，从来就不意味着单纯的革命对他们来说从来都不意味着仅仅是政治舞台的转移，推翻一个专制者换为另一个专制者。近百年来，俄国人民一直在接受教育——不是在闷热的学校里由陈腐的教师和陈旧的教科书教导，而是由他们伟大的革命烈士、世界上最崇高的精神教导——革命意味着根本的社会和经济变革，这种变革的根源在于人民的需要和希望，而这种变革必须到世上被剥夺了继承权的人实现自己的时候才能结束。一句话，俄国人民从推翻专制制度中看到的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章。
比起沙皇的暴政，俄国农民（muzhik）更痛恨地主派来税吏的暴政，这些税吏要抢走他最后的一头牛或马，最后还甚至要抢走土地，或者又会在他交不起税的时候鞭打他，把他拖进监牢。如果俄国农民的直接敌人Barin(主子)仍然继续拥有他们生计的关键——土地，那么沙皇被赶下王位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Matushka Zemlya(大地母亲)是俄罗斯语言对土壤的唯一爱称。对俄国人来说，土地就是一切，是生命和欢乐的给予者，是滋养者，是心爱的Matushka（小妈妈）。
俄国革命对一个农民来说毫无意义，除非它规定了土地费用，并与被推翻的沙皇、被推翻的地主、资本家结成伙伴。这就解释了布尔什维克的历史背景，他们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正当性。他们之所以强大，只是因为他们代表着人民。一旦他们不再如此，他们就会下台，就像临时政府和克伦斯基一样不得不下台。因为，在土地和生活资料被俄罗斯儿女继承之前，俄罗斯人民永远不会满足，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永远不会停止。俄国人民几个世纪以来第一次下定决心，他们的声音将被听到，他们的声音将被传达至世界人民的心中——不是统治阶级的心，俄国人民知道这些阶级没有心。这包括美国人民。这就是以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俄国革命的深层象征和意义所在。
从一切战争都是资本主义战争，人民群众对加强剥削者的帝国主义图谋没有任何兴趣这一历史前提出发，布尔什维克坚持和平，不涉及赔偿，也不涉及兼并的要求和平，这是完全一致的。
首先，俄国已在血腥沙皇的战争命令中流了血。为什么还要继续牺牲自己的强壮的男子汉，而不是这些强壮的男子汉本用来更好地重建俄国？为了让民主安然存在于这个世界？真是一场闹剧！当所谓的民主国家把他们的女神绑在俄国专制政体上的时候，难道他们没有失去俄国人民的同情心吗？他们怎么敢抱怨俄国，就因为她现在渴望和平，就因为她已经成功地摆脱了几个世纪的压迫的重负！
协约国是真心实意地吹嘘民主吗？那么，为什么他们甚至在“可怕的布尔什维克”掌控革命方向之前就不承认俄国革命呢？英格兰是著名的小国解放者，印度和爱尔兰都在她的掌控之中，她不会接受这场革命。法国，这个未来的自由摇篮，拒绝接受俄国代表参加她的会议。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承认了革命的俄国，但这只是因为她热切地希望米留可夫或克伦斯基能够继续执政。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为什么要帮助战争继续下去呢？
然而，布尔什维克坚持和平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在战争期间，无法建立如何重要的或建设性的东西，而俄国人民渴望搭建、创造、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的、富裕的俄国。为此，他们需要和平；而且，在所有其他考虑因素之上，布尔什维克想帮助地球上的其他民族走向和平——这些民族和他们自己一样，从来没有希望过战争。
布尔什维克已经给了世界一个教训，即和平谈判必须由人民自己发起。不能以那些发动战争并从中获益的人的名义宣布和平。这是布尔什维克对世界进步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之一。此外，他们还坚持认为，和平谈判必须公开、坦率地进行，并得到所代表的各国人民的完全同意。他们不会有任何秘密外交阴谋，这些阴谋背叛了人民，会使人民陷入无法挽回的灾难。
在此基础上，布尔什维克还邀请其他列强参加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举行的和平总会议。他们的建议被遭到蔑视。这是对协约国对自己民主的夸耀的考验，这证明了它的可悲。协约国抛弃俄国人民的背叛行为本身就值得布尔什维克单独媾和。当他们在被协约国否定后宣布要单独媾和时，他们是无罪的。
即使被抛弃，布尔什维克还是一样强大。是托洛茨基用一句看似矛盾的话表达了布尔什维克的道德影响：“我们的软弱将成为我们的力量。”在专制制度的工具中，布尔什维克是弱者，但他们却因共同的革命目的而得到加强。一个头脑简单的俄国人在和平谈判桌上诚实行事的愿望，要胜过所有高文化外交官的纵容、逃避和虚伪，世界的道德舆论将受到更深的影响。
布尔什维克要求应当否定其他统治阶级所造成的义务和赔偿金。他们为什么要履行沙皇的义务呢？人民没有造成这些义务；他们没有向其他交战国作出保证；人民没有美国人民一样被征求是否要被屠杀的意见。为何他们要首当其冲地为一个独裁者的罪行承担惩罚？为什么他们要让自己的子女和子女的子女背上战争贷款和赔偿金的包袱？他们说，人民的敌人所做的安排或合约必须由人民的敌人来履行，而不是由人民自己。如果沙皇把自己抵押给其他国家，其他国家就应该引进他，让他对自己所抵押的东西负责。但是，当初没有征求人民的意见，打了三年半的仗，流了三年半的血，牺牲了三年半的生命，——人民说，他们只愿意用自己的知识，用自己的理解，为自己所认可的目的来偿还自己所欠的债务。这些是他们打算支付的唯一的战争债务、战争贷款和战争赔偿金。
布尔什维克没有帝国主义图谋。他们有追求自由意志的计划，那些懂得自由原则的人不想吞并其他民族和其他国家。事实上，真正的自由意志主义者甚至不想吞并其他个人，因为他知道，只要有一个国家、民族或个人被奴役，他本人也会有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要求实现没有吞并和没有赔偿的和平。他们不认为在道德上需要履行沙皇、德皇或其他帝国主义绅士的义务。
布尔什维克被指责为背叛协约国。是否有人问过俄国人民愿不愿意加入协约国？布尔什维克作为共产党人，作为用他们所有的激情和强烈的生命力来坚持国际主义原则的人，他们宣布：“我们的盟友不是英国、法国、意大利或美国的政府；我们的盟友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和德国的人民。他们是我们唯一的盟友，这些盟友我们永远不会背叛；这些盟友我们永远不会欺骗。我们要为我们的盟友服务，但我们的盟友是世界各国人民，不是统治阶级，不是外交官，不是首相，不是制造战争的先生们。”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到现在为止的立场。他们在过去几周内就表明了这一点，当他们看到德国的和平条件意味着奴役和依附其他民族。他们说：“我们希望和平，但在为自己要求和平时，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感到我们的和平一定会引导世界上其他民族要求和平和缔造和平，不管统治阶级是否愿意。”
托洛茨基在给波斯的“公民大使”的信中说：“1907年的英俄协议是针对波斯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因此会永远无效。此外，我们还谴责在上述协议之前和之后的一切可能限制波斯人民自由独立生存权利的协议。”
布尔什维克被指控侵夺土地。如果你相信私有财产，这是一项可怕的指控。这被认为是侵犯私有财产的最大罪行。屠杀人类也许是合理的，但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幸运的是，布尔什维克已经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他们知道，过去的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群众没有占有生活资料。
布尔什维克还做了另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占有了银行。布尔什维克记得巴黎公社期间，当妇女和儿童还在街头挨饿的时候，公社成员愚蠢地派他们的同志去保护法国银行，事后法国政府用银行的资金付给俾斯麦，以换取50万德国战俘进军巴黎，用3万法国工人的鲜血淹没了公社。
在1871年的那个时候，法国资产阶级丝毫不反对用德国人的枪炮屠杀法国人民。“结果可以合理化手段”，为了维护自己的无上优越，资产阶级们对此没有任何迟疑——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布尔什维克是历史的热心学生。他们知道，统治阶级甚至宁愿选择沙皇或德皇，也不愿意革命。他们知道，如果资产阶级能够保住从人民那里偷来的土地和金钱等财富，他们就会亲自贿赂魔鬼，使他们免于革命，而饥寒交迫的人民可能会屈服于这场残酷的交易。
这就是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会占领银行，并催促农民没收土地。他们不想把银行和土地、原料和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交给国家。他们要把国家的一切自然资源和财富都交到人民手中，让他们共同持有和共同使用，因为俄国人民从本能上和传统上来说是共产主义者，对竞争体制既不需要也不希望。
布尔什维克正在把许多人梦寐以求、希望得到、计划得到、私下和公开讨论得到的东西转化为现实。他们正在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要走出现在面临的混乱和冲突。
为什么许多俄国革命家都反对布尔什维克呢？俄国最优秀的那批男女，如我们敬爱的巴布什卡·布列什科夫斯卡娅[5]、彼得·克鲁泡特金等人，都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这是因为这些善良的人们被以共和制法国、立宪制英国和民主制美国为代表的政治自由主义的魅力所吸引。唉，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分界线纯属想象，唯一的区别是，专制主义下的人民知道自己是被奴役的，他们热爱自由，以至于愿意为自由而战，为自由而死，而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则想象自己是自由的，满足于自己的束缚。
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者很快就会认识到，布尔什维克代表了人类自由和经济福利的最根本、最深远、最全面的原则。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遭到其他所有政府的反对，布尔什维克会怎么做？如果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取得了完全的经济与社会权力 ，联合政府与德帝国主义联合打击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完全没可能的。可以确定预测的是，帝国主义成员会和资产阶级合流以打击俄国革命。
布尔什维克对这些危险是清醒的，并且正在使用最有效的措施来对付这些危险。他们对德国和奥地利无产阶级的影响不可估量。归来的德国战俘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息带进了战壕和军营，带进了田野和工厂，唤醒人民认识到唯一能粉碎专制的力量。布尔什维克在德国人民中的教育工作已经开始产生效果。当然，它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比盟军关于必须在中央帝国传播起义的所有言论多出一百倍。
尽管布尔什维克不会成功地实际执行他们的美好梦想，无法顺利地落实他们的构想和普遍的和平，无法与世界上所有被压迫的人民结成同盟，没办法达成把土地交给农民和由生产世界财富的工人享受自己生产的东西的要求——他们的存在和要求的事实，一定会对世界其他地方产生这样的影响，以至于人类再也不能像在布尔什维克出现在人类生活的地平线上之前那样，如此平凡，如此满足和普通。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德国人、法国人和地球上所有其他民族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我们不再会像以往一样，因为在任何时候，在绝望的时刻，在悲观的时刻，在我们认为一切都被击垮的时刻，我们都将转向俄国，在那里看到伟大的希望，化身现实，打破我们心中充满了对兄弟的仇恨的黑暗，驱逐那麻痹我们的思想、锁住我们的四肢、弯曲我们的背部、阉割了我们的意志的黑暗。
布尔什维克是来挑战世界的。世界再也不能安于它那肮脏的老旧沉寂了，它必须接受这个挑战。它已经在德国，在奥地利和罗马尼亚，在法国和意大利，是的，它甚至在美国接受了挑战。布尔什维克主义像突如其来的阳光一样，在全世界传播，照亮并温暖了人类兄弟情谊和社会福祉的新生活的伟大愿景。
[1] 瓦拉姆·车尔凯兹施维里（格鲁吉亚语：ვარლამ ჩერქეზიშვილი，俄语：Черкезишвили, Варлаам ，化名Черкезов Варлам），1846年9月15日—1925年8月18日，生于格鲁吉亚，1850年代在俄国学习，后投身民粹主义革命，多次被捕，1876年抵西欧，逐渐与无政府主义者亲近，成为克鲁泡特金的朋友。同时，他支持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格鲁吉亚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的主要创立者和支持者。一战爆发后，他和克鲁泡特金一起支持协约国并共同发表了支持战争的宣言。1917年十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1918年5月格鲁吉亚获得独立后，在格鲁吉亚民主共和国制宪会议中获得一个席位。1921年3月，苏俄对格鲁吉亚开战，他被迫流亡国外。晚年在伦敦继续鼓吹格鲁吉亚独立，直到1925年逝世。——整理者注
[2]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柴可夫斯基（俄语：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Чайковский），1850年12月26日—1926年4月30日，在维亚特卡的一座庄园出生，继而在公立学校学习，后赴圣彼得堡学习。1868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1872年获得化学学位。在圣彼得堡学习期间，他加入了一个激进的民粹主义学生团体（后被称为柴可夫斯基小组），因此两度被捕。出狱后不满小组的恐怖主义化，宣布脱离，一度皈依基督教。1880年在英国定居，重新积极参与俄国海外革命组织。1881年，他在伦敦会见了柴可夫斯基小组的前成员克鲁泡特金，他们一起试图组织英国工人。1905年赴美筹集推翻沙俄的资金。1907年，回国被捕，获释后从事合作社事业。一战爆发后积极支持俄国的反德战争，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成员，同时成为重建的温和民粹派政党劳动人民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1917年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他当选为短暂的立宪会议成员。内战爆发后加入白军，积极反对布尔什维克，白军失败后流亡西欧，继续从事反苏活动，1926年逝世。——整理者注
[3]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米留科夫（俄语：Павел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илюков），1859年1月27日——1943年3月31日，俄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曾著有《俄国文化史概论》，在1905年革命期间成立立宪民主党（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1917年二月革命后，在李沃夫亲王的临时政府内任外交部长，5月2日辞职。十月革命后给反革命政府当过顾问，内战后流亡法国。——整理者注
[4] 李沃夫大公，即格奥尔基·叶夫盖尼耶维奇·李沃夫（俄语：Георгий Евгеньевич Львов），1861年11月30日——1925年3月7日，出身于留里克家族，1905年参加立宪民主党，1914年任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主席，尼古拉二世退位后，于1917年3月15日任临时政府总理，7月21日辞职。十月革命后被捕，后逃走，流亡巴黎。——整理者注
[5] 叶卡捷琳娜·布雷什科-布雷什科夫斯卡娅（俄语：Екатерин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Брешко-Брешковская），1844年1月25日—1934年9月12日，被尊称为“俄国革命的祖母”。她在切尔尼戈夫省的家庭庄园长大，从小在家接受教育，1870年前往基辅定居，在那里受巴枯宁影响，追随此时仍是民粹派的阿克雪里罗德从事暴动。1874年7月，试图到民间去传播革命思想，因此被沙皇政权逮捕。1896年因沙皇加冕大赦天下而获释，出狱后，她重新与民粹派革命者建立联系，1901年参与了社会革命党的组建。1905年革命时期回国，1908年因叛徒告密被捕，判决流放远东。1917年后回到彼得格勒，收到社革党人欢迎，她积极支持临时政府，并力挺继续对德战争。十月革命后号召反对布尔什维克，白军失败后流亡西欧，1934年在捷克逝世。——整理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