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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团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现代威胁
爱玛·戈德曼
发表于1913年1月—2月
〔说明〕Anaki 译自 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goldman/works/1913/syndicalism.htm
即使在没有社会认知背景的情况下，工团主义所体现的思想也是工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一直在实践的事情。在这个国家，有五个人不得不付出了生命，因为他们主张的工团主义的方法在劳动者与资本的斗争中是最有效的；而且，自1895年以来，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人就有意识地实行了工团主义制度，看到美国和英国的一些人现在把工团主义视为一个全新的、从未听说过的主张，是相当有趣的。
真是令人惊讶，美国人是多么天真，在国际重要问题上是多么粗鲁和不成熟。尽管普通美国人自诩有实干天分，但他却是最后一个了解他那个时代伟大斗争中所采用的现代手段和战术的人。他总是在思想和方法上落后，而欧洲工人多年来一直在运用这些思想和方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当然，可以说，这仅仅是美国人年轻的一个标志。拥有一颗年轻的心灵，接受和感知都是新鲜的，这的确是美丽的。但不幸的是，美国人的思想似乎永远不会成长、成熟和明确化。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美国革命者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政治家。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1]的领导人继续在社会党中工作[2]的原因，社会党既反对世界产联的原则，也反对世界产联的活动。这也是为什么一个顽固的马克思主义者可能会提议无政府主义者与合作，尽管这个派系最初是对无政府主义的先驱之一巴枯宁进行最痛苦和恶意的迫害的。简言之，对于美国激进分子不确定、不稳定的思想来说，最矛盾的思想和方法是可能一起出现的。其结果是在激进运动中出现了可悲的混乱，一种既没有品味也没有个性的思维混乱。
就在目前，工团主义是许多美国人，所谓的知识分子的消遣。并不是说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只是说他们是因为一些巨大的权威——索雷尔[3]、拉加德勒[4]、伯斯[5]和其他人——支持它：因为美国人需要权威的印章，否则他不会接受一个想法，不管它多么真实和有价值。
我们的资产阶级杂志上充斥着关于工团主义的论文。我们的其中一所最保守的学院甚至出版了一位学生关于这一课题的著作，并得到了一位教授的认可。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工团主义是一种强大力量，并且欧洲工人正在成功地实行，而是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说——它有官方权威的认可。
似乎工团主义是柏格森哲学[6]或索雷尔和伯斯的理论论述所发现的，在这些人写工团主义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工团主义就不存在于世界上，不存于工人之间。工团主义区别于大多数哲学的特点是，它代表了革命的劳动哲学，它是在工人自己的实际斗争和经历中孕育和诞生的，而不是在大学、学院、图书馆或某些科学家的头脑中。革命的劳工哲学，这是工团主义的真正的，重要的意义。
早在1848年，大批工人就认识到，政治活动作为帮助他们进行经济斗争的手段是完全徒劳的。当时已经有人要求采取直接的经济措施，反对政治路线上无用的能源浪费。不仅在法国如此，甚至在英国之前也是如此，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7]在那里传播了类似的思想。
经过多年的鼓动和试验，这一思想被1867年的〔第一〕国际一大纳入决议，即工人的经济解放必须是所有革命者的主要目标，其他一切都必须服从。
事实上，正是这种坚定的激进立场最终导致了当时革命运动的分裂，并将其划分为两个派系：一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派的，以政治斗争为目标；另一个是巴枯宁和拉丁工人一派的，沿着工业和工团路线向前迈进。这两翼的进一步发展，是每一个有思想的男女都熟悉的：一个逐渐集中成为一个巨大的机器，其唯一目的是征服现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政治权力；另一个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革命因素，被敌人视为对其统治的最大威胁。
1900年，我作为巴黎无政府主义代表大会的代表，第一次接触到工团主义。在此之前，无政府主义报刊已经讨论这个问题多年了；因此，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对工团主义有所了解。但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不得不仅满足于它的理论方面。
然而，在1900年，我看到了它对法国劳工的影响：工团主义激发了工人的力量、热情和希望。我还幸运地了解到，费尔南多·佩卢蒂埃[8]是一个比任何人都更能将工团主义引导到明确的工作渠道的人。不幸的是，我没能见到这位了不起的年轻人，因为他那时已经患了癌症。但无论我走到哪里，与谁交谈，对佩卢蒂埃的爱和奉献都是美妙的，大家一致认为，正是他聚集了法国劳工运动中不满的力量，给他们注入了新的生命和新的目标，即工团主义。
1907年，我以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阿姆斯特丹的无政府主义大会。在巴黎期间，我遇到了法国总工会（CGT）[9]最活跃的成员：波格[10]、德莱斯勒[11]、莫纳特[12]和许多其他人。更重要的是，我有机会看到工团主义在日常运作中，以其最具建设性和鼓舞人心的形式。
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表明我对工团主义的了解不是来自索雷尔、拉加德勒或伯斯，而是来自对巴黎工人在工会（Confédération）内部所做的巨大工作的实际接触和观察。这需要一本书来详细解释工团主义为法国工人做了什么。在美国媒体上，你只看到它的抵抗手段，罢工和破坏，劳资冲突。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然而工团主义的主要价值却深藏其中。它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具有建设性和教育性的作用。
工团主义和旧的工会方法的根本区别在于：旧的工会无一例外地在不打破工资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活动，承认后者是不可避免的，而工团主义否定，并谴责目前的工业安排方式是不公正的和不道德的，对工人来说，这一继续保持这一制度的结果是没有希望的。
当然，工团主义和旧的工会一样，都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斗争，但假装劳工可以从社会上不人道的经济安排中得到人道的生活条件是愚蠢的想法。所以，他只能从敌人手中夺取敌人愿意屈服给他的东西；然而工团主义的目的总的来说，是集中精力，彻底推翻工资制度。事实上，工团主义走得更远：它的目的是把劳工从每一个没有以自由发展生产而造福全人类为目标的机构中解放出来。简言之，工团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是将社会从目前的集权、权威和野蛮的状态，沿着经济的和社会自由的路线重建为一个基于自由、联合的工人群体的社会。
有鉴于此，工团主义在两个方面上努力：第一，破坏现有的制度；第二，通过发展和教育工人，培养他们的团结精神，使他们为资本主义制度废除之后的充分自由的生活做好准备。
工团主义本质上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经济表现。这说明了为什么在工团主义运动中存在如此多的无政府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一样，工团主义使工人沿着直接的经济路线做好准备，作为今天伟大斗争中的自觉因素，也作为沿着自治的工业路线重建社会的自觉因素，以对抗所有政党都固有的，令人惊愕的中央集权精神及其腐败的官僚机构。
意识到资本和劳动截然对立的利益是永远无法调和的，工团主义必须摒弃旧的、陈旧的工联主义方法，并宣布对资本主义制度以及当今支持和保护资本主义的每一个机构开战。
工团主义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日常斗争中，拒绝契约制度，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它不认为工人和资本家处于平等的地位，不能同意一份一方有权违背而另一方必须服从而不能要求补偿的协议。
出于同样的原因，工团主义拒绝在劳资纠纷中进行谈判，因为这样的程序只会给敌人准备应对的时间，从而挫败了工人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同时，工团主义主张自发性，既作为工人斗争的保护者，又因为它使敌人措手不及，从而迫使敌人迅速和解，或给敌人造成巨大损失。
工团主义反对建立一个庞大的工会财政部，因为金钱在劳工队伍中的腐蚀作用和在资本主义体制中的腐蚀作用是一样的。我们美国人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这个国家的劳工运动没有如此庞大的资金支持，它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保守，领导人也不会那么容易腐败。然而，工团主义反对大型国库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劳工队伍中造成阶级差别和嫉妒，因此不利于团结精神。组织里有钱的工人认为自己比穷兄弟强，正如他认为自己比每天少挣五十美分的人强一样。
工团主义的主要伦理价值在于强调劳动者必须摆脱其队伍中的纷争、寄生和腐败因素。它寻求培养奉献精神、团结精神和热情，这些在经济斗争中比金钱更重要、更必不可少。
我已经说过，工团主义是由于工人对政治和议会方法的失望而产生的。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工团主义者学会了在国家和它的喉舌里看到——代议制——资本主义最有力的支柱之一；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军队和教会是国家的主要支柱。因此，工团主义者背弃了议会制度和政治机器，将目光投向了经济领域，只有拥有角斗士精神的劳工才能成功地与敌人交锋。
历史经验使工团主义者坚定地反对议会主义。许多人进入了政治生活之后，不愿意被风气所腐蚀，纷纷退出，投身于经济斗争——蒲鲁东，荷兰革命家纽文豪斯[13]，约翰·莫斯特[14]和其他许多人。而那些留在议会泥潭中的人最终背叛了他们的信任，没有给予劳动者任何的汇报。但这里没有必要讨论政治史。可以说，由于痛苦的经历，工团主义者是反议会制度者。
同样，经验也决定了他们的反军队态度。军队一次又一次地用枪杀罢工者，灌输令人厌恶的爱国主义思想，目的是分裂反对他们的工人，帮助他们的主人侵略掠夺。从统治阶级对军队忠诚的执念和对反军国主义者受到的迫害可以看出，工团主义的鼓动对爱国主义迷信化的影响。因为统治阶级比工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士兵们拒绝服从他们的上级时，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就会灭亡。
事实上，工人们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孩子，让他们的孩子被用来射杀自己的父母？因此，工团主义不仅在其反军队煽动中是合乎逻辑的，也是最实际和深远的，因为它剥夺了敌人用来镇压工人的最强大的武器。
现在，关于工团主义所采用的方法——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破坏活动（Sabotage）和总罢工（General Strike）
直接行动——个人或集体自觉地努力抗议，通过有条不紊地维护工人的经济权力来改善社会状况。
破坏活动被谴责为犯罪行为，甚至被所谓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谴责。当然，如果你认为这种将生产者排除在使用权之外的财产是正当的，那么破坏活动确实是犯罪。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主义者不继续受到我们资产阶级道德的影响——这种道德使少数人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来垄断地球——他就不能始终坚持资本主义财产不受侵犯。破坏活动破坏了这种私人占有的形式。因此，它能被视为犯罪吗？相反，它在最明智的角度上是道德的，因为它帮助社会摆脱了最坏的敌人，社会生活中最有害的因素。
破坏活动，主要是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阻挠正常的生产过程，从而表明工人有按收不给的决心。例如，在1910年法国铁路罢工时，易腐烂的货物被用慢车运送，或是用与预定相反的方向运送。除了最普通的庸俗士人，谁会说那是犯罪呢？如果铁路工人自己挨饿，而“无辜”的公众没有足够的团结感来坚持这些人应该得到足够的生活费，公众就失去了罢工者的同情，必须承担后果。
另一种破坏形式是，在这次罢工中，在标有“小心轻放”的货物上放置重箱子，切割玻璃和瓷器以及名贵葡萄酒。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可能是一种犯罪，但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非常明智的事情。在织布厂打乱织布机，或像意大利铁路工人那样用繁文缛节来履行法律条文，从而造成铁路服务的混乱，也是如此。换言之，在工业战争中，破坏活动只是一种防御武器，而工业战更有效，因为它触及资本主义最要害的地方，即财产。
在总罢工上，工团主义的目的是停止工作，停止劳动。这样的罢工也不需要推迟到某个地方或国家的所有工人都准备好了再举行。正如佩洛蒂埃、波格以及其他人所指出的，特别是最近在英国发生的事件，总罢工可能由一个行业发起，并产生巨大的力量。就好像一个人突然高喊“拦住小偷！”其他人会立刻开始一起呼叫，直到空气里到处回响着这种声音。由一个坚定的组织、一个行业或工人中少数有意识的人发起的总罢工，就是“制止小偷”的工业版本，很快就被许多其他行业采用，在极短的时间内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政客们反对总罢工的一个理由是工人们也会为生活必需品而受苦。首先，工人们正是过去挨饿的人；第二，总罢工肯定比普通罢工更能确保迅速解决问题。看看英国的运输业和矿工罢工：国家和首都的领主们多么快就被迫进行谈判！此外工团主义者承认生产者对他们所创造的东西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罢工得不到迅速解决，工人有权以一些手段自救。
当索雷尔坚持认为，总罢工是人民赋予其生命意义所必需的一种激励时，他表达了一种无政府主义者从未厌倦强调的思想。然而，我不同意索雷尔的观点，总罢工是一个“社会神话”，可能永远不会实现。我认为，一旦工人认识到它的全部价值——它的破坏性和建设性的价值时，总罢工就会成为一个事实。事实上，全世界许多工人都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点。
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些工团主义者的思想和方法是完全消极的，尽管它们对当今社会的影响远远不够。但工团主义也有直接的积极方面。事实上，在这一阶段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要比其他阶段多得多。各种形式的工联会活动旨在使工人，即使在目前的社会和工业条件下，为新的和更好的社会生活做好准备。为此，群众培养了互助友爱的精神，他们的的主动性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也得到了发展，保持了以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一致和利益共同体为核心的团队精神。
这些活动中最主要的是互助精神（mutualitées），或者说由法国工团主义者建立的互助社团。他们的首要目的是确保失业人员的工作，并进一步发扬以世界劳动者利益认同意识为基础的互助精神。
莱文[15]在他的《法国劳工运动：工团主义革命中的教训》（The Labor Movement in France: A Study in 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中写到：在1902年期间，在总共99000名申请者中，有74000多名工人获得了这些社团提供的工作，而没有被迫接受职业介绍所的勒索。
后者是工人最严重潦倒和最无耻剥削的根源。尤其是在美国，职业介绍所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伪装的侦探机构，在稳定的、有报酬的就业的虚假承诺下，向罢工地区派遣需要就业的工人。
法国工会早就意识到职业介绍所对于失业工人和流浪者来说是怎样一个恶毒的角色。在总罢工的威胁下，法国工团主义者迫使政府废除了职业介绍所这敲诈勒索的组织，工人们自己的互助组织几乎完全取代了敲诈勒索组织，从而为工人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道德优势。
除了互助社团，法国工团主义者还开展了其他活动，试图将工人们联系在一条更紧密的团结与互助的纽带上。其中包括帮助工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旅行的努力。这种帮助的实际价值和道德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它有助于发扬友谊精神，给人一种与工人大家庭一致阵线的安全感。这也是工团主义精神在法国和其他拉丁国家的重要影响之一。在这个国家，这样的努力是多么迫切的被需要啊！有人会怀疑工人的看法的重要性吗？例如，从芝加哥来到纽约的工人，肯定会在他们的同志中发现他们表示欢迎的住宿和食物，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为止？这种形式的活动对这个国家的劳动团体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因此，寻找工作的旅行工人——“毛毯硬汉”〔指非熟练工人〕总是受到警察和警察的摆布，他们是流浪法的受害者，那些不幸的人，在必要的情况下，还会被招募为流浪汉军队。
在工会总部时，我曾多次目睹工人带着工会证从法国各地，甚至欧洲其他国家赶来，被提供食宿，受到各种兄弟情谊的鼓励，让工会的同事感到宾至如归。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工团主义者的这些活动，法国政府才被迫雇用军队进行罢工，因为由于工团主义的努力和策略，很少有工人愿意从事这种服务来赚钱。
城市、国家、工厂工人和农民或农民之间的合作，后者在罢工期间为工人提供食物供应，或照顾罢工者的子女，其重要性不亚于工团主义者的互助活动。在劳伦斯罢工期间，这种实际的团结的形式在这个国家首次得到尝试，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结果。
所有这些工团主义活动都弥漫着教育工作的精神，通过夜校课程系统地进行，以公正、自由的立场对待所有重要的科目，而不是我们公立学校灌输的被掺杂过的“知识”。教育的范围确实是惊人的，包括性卫生、怀孕和分娩期间对妇女的照顾、家庭和儿童的照顾、卫生设备和一般卫生；事实上，人类知识的每一个分支——科学、历史、艺术——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加上在建立工人图书馆、药房、音乐会和节日中的实践，巴黎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文学家都认为参加这些活动是一种荣誉。
工团主义者最重要的努力之一是使工人们为他们在自由社会中的角色做好准备，因此，工团主义组织向其成员提供关于各种贸易和工业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特点是要使工人成为所选行业的行家，成为其技艺的大师，为了使他熟悉本行业的各个部门，以便当劳动最终接管生产和分配时，人民将做好充分准备，成功地管理自己的事务。
意大利的铁路工人证明了这场工团主义教育运动的有效性，他们对运输的所有细节都掌握得非常好，因此他们可以向意大利政府提出接管该国的铁路，并以比目前政府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更少的事故来保证铁路的运营。
他们进行生产的能力已经被工团主义者证明了，这与意大利的吹玻璃工人罢工有关。在那里，罢工者没有在罢工过程中无所事事，而是决定继续生产玻璃。工团主义者的宣传所产生的团结精神使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建成了一座玻璃厂。一座旧建筑，通常需要几个月才能修好，在罢工工人的共同努力下，在下班后和他们一起劳动的同志的帮助下，在几个星期内就变成了一座玻璃厂。后来罢工者开始经营玻璃吹制厂，他们在罢工期间的合作工作和分配计划在各方面都非常令人满意，以至于实验工厂已经永久运营，意大利玻璃吹制工业的一部分现在掌握在了工人的合作组织手中。
这种应用教育的方法不仅训练工人的日常斗争能力，而且有助于使他在资本主义被废除后，作为一个有智慧、有意识和有用的生产者在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从而为战胜统治者和社会的未来做好准备。
几乎所有主要的工团主义者都同意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即一个自由社会只能通过自愿结社而存在，其最终是否成功将取决于工人的智力和道德发展，他们将以一种新的社会安排取代工资制度，这种社会安排的基础是团结和所有人的经济福祉。从理论和实践上讲，这就是工团主义。
[1]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World），简称IWW，1905年1月2日，32个工会在芝加哥召开会议并发表了在六月二十七日在芝加哥举办产业工会大会的宣言。6月27日，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建立。它的目标是建立产业工会，反对主宰美国劳联的行会主义。世界产联长期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主张建立革命性的产业工会，通过总罢工来推翻资本主义，1918年后影响逐渐衰落。——整理者注
[2] 指比尔·海伍德与尤金·德布斯。
比尔·海伍德（William Bill Haywood），1869年2月4日—1928年5月18日，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和社会党领导人之一。生于犹他州盐湖城，15岁便成了矿工，此时发生的工人运动引起了他的兴趣。1896年加入西部矿工联合会，正式投身工运。第二年，参与科罗拉多劳工战争，这场斗争的失败让他得出了需要一个大多数劳工参与的“大联盟”来保护劳工权益的结论。1904年末，和来自美国各方的劳工领袖商议组建一个革命工会的联盟。1905年6月27日，世界产联成立，他在会上致辞。1905年12月30日，因一起涉及矿工联合会领导人的爆炸案被捕，于1907年5月9日受审，7月29日被宣判无罪。1912年参与劳伦斯纺织工人罢工，最终在工人群众的努力下逼迫资方同意了群众的要求。1913年参与帕特森丝绸罢工。在罢工期间，他和大约1850名罢工者被捕。尽管长期坚持和努力，罢工仍于7月28日以失败告终。1915年——1917年任世界产联秘书长兼司库。1917年美国政府推行《间谍法案》，以此为由突袭世界产联机构，逮捕其领导人和活跃分子，1918年4月，海伍德等101名被捕的世界产联成员受审，均被判有罪。1921年，出人意料地逃往苏俄，在那里度过了他的晚年，1928年5月18日因糖尿病和酗酒在苏联的医院里离世。
尤金·德布斯（Eugene Victor Debs），1855年11月5日—1926年10月20日，美国社会党领导人。生于美国印第安那州的特雷霍特。他第一次参与工会事务是在1875年。那时，他加入了“机车司炉工地方兄弟会”并成为该组织的书记。1885年，他当选为民主党方面的州议会议员，只担任了一届。1894年，德布斯组织成立了“美国铁路工会”，并参加了“普尔门大罢工”。在罢工过程中，他被捕并被判决犯有阴谋叛乱罪。在狱中，他阅读了大量社会主义的著作并从中受到鼓舞。1896年，德布斯正式宣布他信仰社会主义，并且成为一个称之为“协作团体兄弟会”的社会主义组织的成员。1897年，参与整合社会民主党，1905年，参与组建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德布斯在1900年、1904年、1908年和1912年作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在1912年的选举中获得了90万张选票。1918年，德布斯在坎顿和俄亥俄州发表演讲，谴责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因此遭到逮捕和审判。由于他违反了《间谍活动法》，所以被判处10年徒刑。在被监禁期间，德布斯再一次竞选总统。哈定总统在1921年赦免了德布斯。在此后的几年里，他把主要精力用于教导和振兴社会党。1926年10月20日，德布斯去世。——整理者注
[3] 乔治·欧仁·索雷尔（Georges Eugène Sorel），1847年11月2日－1922年8月29日，法国哲学家，革命工团主义理论家。生于中产阶级家庭，学过土木工程，1892年离开民政工程职务，专心于思考和研究问题，1893年发现马克思主义并开始写分析评论文章。1897年曾热情为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辩护，1902年他抨击社会主义和激进党派关于民主和宪政是通往社会主义的途径，他热烈的支持革命工团主义。1909年，因对工团主义运动失望后暂时与瓦卢瓦等传统主义者合作。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他宣布支持布尔什维克，认为布尔什维克能使人类在道德上再生。同时，他透露出对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好感。1922年8月29日孤独地逝世。——整理者注
[4] 休伯特·拉加德勒（Hubert Lagardelle），1874年7月8日—1958年9月20日，是法国革命工团主义思想家和领导者，后转向法西斯主义。1895年创立马克思主义评论杂志《社会主义青年》，开始了他的新闻工作者生涯。1896年，他加入了茹尔·盖得领导的法国工人党。受到蒲鲁东和索雷尔的影响，在1904-1908年间积极参与法国总工会（CGT），为革命工团主义意识形态的完善做出了贡献。1910年代，由于对总工会的发展感到失望，他暂时投身于瓦卢瓦等人主导的传统主义运动中。在墨索里尼上台后，他对意大利法西斯的成就感到迷恋，因此彻底成为了一个法西斯分子。1940年，法国战败，拉加德勒于1942年出任维希政府的劳工部长，1943年被迫辞职。1946年，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但由于他的年龄而于1949年获释。晚年仍然是法西斯主义运动的同情者，1958年9月20日逝世。——整理者注
[5] 爱德华·伯斯（Édouard Berth），1875年？月？日—1939年1月28日，法国革命工团主义者，索雷尔的学生。一开始是社会党温和派的支持者，1902年后转向激进的革命工团主义，1909年开始联合传统主义者，在1911年和瓦卢瓦等人组建了反民主制、试图将传统社会和民族工团主义结合起来的“蒲鲁东俱乐部”。1917年的十月革命给了他新的启发，1920年，他加入法共，但后来再次回归革命工团主义行列。1939年1月28日因心脏病逝世。——整理者注
[6] 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1859年10月18日—1941年1月4日，法国哲学家。1889年他以文学博士学位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1900年起被委任为法兰西学院哲学教授。1914年成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柏格森于1913年赴英、美讲学，并任英国精神学会主席。1919年他返回法国，进入法兰西语言科学院。此后从事国际事务和政治活动的研究，后获得1927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1941年1月4日因支气管炎逝世。
主张“创造进化论”，认为宇宙存在一个推动演化的“生命冲力”；他认为人的生命是意识之“绵延”或意识之流，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成因果关系的小单位；“绵延”是自由的创造意识，其向上的运动创造精神，也创造生命的形式，因此生物的进化过程也就是意识的创造过程，而物质则是“绵延”停滞或削弱的结果，“绵延”也是一种心理过程，是离开物质的没有相对静止的绝对运动。他的非理性主义思想对工团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整理者注
[7]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年5月14日—1858年11月17日，威尔士空想社会主义者，19世纪初最有成就的企业家之一，现代人事管理之父，人本管理的先驱。生于北威尔士蒙哥马利郡的牛顿城，是全家七个孩子中的第六个。他的父亲是位马具师和小五金商，母亲是女邮政员，18岁那年，欧文拿着借来的100英镑，在曼彻斯特创办自己的工厂。20岁的时候，他为求得更好的发展，把他的小工厂卖给一个叫德林科沃特的人，自己则受雇于他成为一个大工厂的经理。由于其出色的管理，德林科沃特把自己的股份分给他一些，从而成为股东。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公社试验，但实验以失败告终。欧文在历史上第一次揭示无产阶级贫困的原因，并从生产力的角度提出公有制与大生产的紧密联系。晚年还提出过共产主义主张。1858年11月17日在牛顿去世。——整理者注
[8] 费尔南德·佩卢蒂埃（Fernand Pelloutier），1867年10月1日—1901年3月13日，革命工团主义者和自由意志社会主义者。自小反抗有保皇倾向的家庭，结束学业后在1886年成为了一名记者。一开始追随共和主义，后来投身社会主义运动，1892年加入茹尔·盖得领导的工人党，他主张通过发动总罢工进行革命，这让他接近了无政府主义者。1895年当选劳工联合会书记，大大扩张了劳工交易所数量，在所内实行互助和保障政策，同时保证交易所组织的自治权利。1901年3月13日因健康问题英年早逝。——整理者注
[9] 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简称CGT，1895年在法国利摩日宣布成立，长期受工团主义影响，这种表现在1906年总工会通过的《亚眠宪章》达到顶峰。——整理者注
[10] 埃米尔·波格（Émile Pouget），1860年10月12日— 1931年7月21日，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生于阿韦龙省罗德兹附近，童年悲惨。1875年继父去世后前往巴黎打工谋生。1979年，参与创建了巴黎第一个商店助理工会。此后成为工团主义运动的活动家，但1909年后疏远了工人运动。1931年7月21日去世。——整理者注
[11] 保罗·德莱斯勒（Paul Delesalle），1870年7月29日—1948年4月8日，生于塞纳河沿岸的一个工人家庭。因参与无政府主义活动于1892年5月1日被拘留。以伦敦工会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896年7月26日至8月1日的第二国际会议，此后彻底加入无政府主义者的圈子。1897年至1907年，担任劳工交易所的助理秘书和总工会贸易委员会的助理秘书。参与了1906年总工会《亚眠宪章》的制定。1908年，从总工会辞职，从事出版和书商工作，1917年十月革命后曾短暂加入法共。1932年，因抑郁症退隐，专心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史研究，1948年4月8日逝世。——整理者注
[12] 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1881年1月15日—1960年6月27日，法国总工会的活跃分子，革命工团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家。1904年和铜匠出身的工团主义者阿方斯·梅尔海姆合作。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国际无政府主义者大会上因为意大利代表马拉特斯塔希望用无政府主义领导工团组织的观点与之争执后，与无政府主义者逐渐疏远。1908年，在发动罢工被镇压后流亡到瑞士。一战爆发后试图发起反战活动，并且成为了齐美瓦尔德左派的朋友。1919年9月15日—21日在里昂举行的法国总工会战后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莫纳特等革命工团主义少数派指责总工会加入社民主义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陷入了改良主义，少数派希望总工会加入第三国际。1923年，莫纳特加入法共，与法共创始人之一的苏瓦林亲近。1924年，法共清除“托派分子”，他和苏瓦林均被开除出党，他们发起了法国的左翼反对派刊物《无产阶级革命》。二战中，他保持了抵抗立场的同时要求反对民族主义。战后，他试图重新复活革命工团主义的传统。1960年6月27日因病去世。——整理者注
[13] 费迪南德·纽文豪斯（Ferdinand Nieuwenhuis），1846年12月31日—1919年11月18日，尼德兰早期社会主义者，后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他出身于神职家庭。按照家人之愿从事神职，成为路德宗教会的传教士，并在的各个城镇任职，得以接触了当时的社会问题。1870年，加入基督教会的和平联盟，1872年在报纸上撰文呼吁和平，1875年赴德研究社会问题，他在那里转变为无神论者和社会主义者。1879年9月1日，他辞去海牙传教士职务，积极参加各种社会主义活动。1881年参与组建尼德兰社会民主联盟，并当选为书记。1884年和1885年，向政府请愿要求普选，因此在1886年被捕。1891年，参加大选，但失败。此后逐渐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反对社民主义，并致力于写作。1914年一战爆发时，他签署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反战宣言。他为1917年十月革命欢呼，但是旋而失望。他于1919年11月18日逝世，成千上万的荷兰人对他表达了敬意。——整理者注
[14] 约翰·莫斯特（John Most），1846年2月5日—1906年3月17日，前德国社民党人、德裔美籍无政府主义者。因为家庭问题和对宗教的厌恶从小受到虐待，12岁时，他组织了一次反对教师的罢工，导致被学校开除。此后从事装订行业，到处奔波。在维也纳被记上黑名单，无法就职，只能充当小贩，但又被警察阻挠。在窘迫中接触了工人运动，60年代末，加入了维也纳的社会主义组织，积极投身工人抗议，逐渐成名，1971年2月被奥地利当局驱逐出境。回到德国，他投身德国工人运动，多次办报、游行，并写了些科普性的小册子，因此被捕和再次流亡。在流亡中，他变得激进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与社民工党领导层多次冲突。1882年底他离开英国，前往美国，他在美国引导了一代无政府主义者。1906年3月17日，因丹毒去世。——整理者注
[15] 路易斯·莱文（Louis Levine），未查明。——整理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