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在波尔塔瓦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20章在波尔塔瓦

　　在俄罗斯普遍的生活脱节与经济秩序崩溃中，铁路系统受到的影响是最大的。几乎每一场会议都会讨论这个主题，每一篇苏维埃的文章都会提到它。然而，这个问题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铁路路段并没有那么糟糕，尽管主要车站总是人满为患，人们等待数天试图抢到座位。尽管如此，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的火车仍然相当规律地运作。如果有人有幸能获得许可并得到一张车票，那他就能性命无忧且毫发无伤地完成旅行。但越往南走，混乱就越严重。一路上到处都是损坏的汽车，报废的发动机，以及断裂的轨道。乌克兰各地的车站都挤满了人，每当看到火车时，人们就会疯狂地涌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在站台上等数周才能成功登上火车。台阶甚至车顶都挤满了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每个车站都会发生激烈的争夺空间的情况。士兵们将乘客从车顶和台阶上赶下去，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得不诉诸武力。然而，人们是如此绝望，如此坚定地想要去一个有希望获得一点食物的地方，他们不在乎是否被捕也不惧怕死亡，不断地用这种方式旅行。这种情况导致了无数的事故，常常有这样一副景象，数十名旅行者在火车经过矮桥时被桥从车顶上扫下去摔死。这些景象如此普遍，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再去注意它们。在我们向南走和回去的路上。我们经常目睹这样的场景。meshotchniki（背着袋子的人）不断抢劫汽车以获得食物，或者他们带着珍贵的面粉和土豆满载而归。
　　每个车站夜以继日地重复着这可怕的场景。乘坐我们装备精良的列车出行已经成为一种折磨。里面只容纳了六人，有相当大能容纳更多人的空间。但我们被禁止与他人分享列车。这不仅是为了防止疾病感染或昆虫乱入，还因为如果我们允许陌生人登车，博物馆的东西和我们收集的材料肯定会被顺走。为了安抚我们的良心，我们试图允许妇女，儿童和瘸子上到火车的后平台跟我们一起出行，但这也违反了规定。
　　另一个让我们相当烦恼的特点是我们车上的刻字，上面写着：革命博物馆特别委员会。博物馆的朋友向我们保证，这个“头衔”将帮助我们获得车站的关注，并且还能有效地将我们的车厢连接到我们需要的火车上。但前几天已经证明，这个刻字犯了众怒。“特别委员会”这个词对人们来说意味着契卡。他们完全没注意到其他词，就被第一个词吓跑了。在旅程的初期，我们注意到车站里遇到我们的人都是一副厌恶的表情，而且人们不愿意友好地跟我们交谈。现在我们意识到问题所在了。但要澄清这种误会仍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一旦放松下来，淳朴的俄罗斯人就向我们敞开了心扉。一句善意的话语、一次热心的询问、一支香烟，都改变了他的态度。尤其是当我们向他们保证我们不是共产党员并且我们来自美国时，沿途遇到的人们就会变得更健谈，有时甚至会让他们自信起来。他们涉世未深而且简单纯真，经常表现得有些粗鲁。尽管这些淳朴的家伙不识字、智力也未发展，但他们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他们未曾堕落，对基本的正义和平等有着坚定的信念。我常常为紧抓着疾驰着的火车的台阶的俄罗斯男女农民而落泪，每时每刻他们都面临着生命危险，但仍对自己的境况保持着乐观和淡然。他们诉说各自生活的故事，有时，寂静中突然传出一首悠扬，哀伤的南方曲调。在车站，在火车等待引擎的片刻，农民们聚集成群，围成一个大圈，然后有人开始拉手风琴，音乐声牵动一旁人的心。这是一幕奇怪的场景，这些饥饿、衣衫褴褛的农民背负着沉重的担子，完全忘却自己的处境，在民歌中倾诉自己的心声。这些俄罗斯人真是一个奇特的民族，它同时是圣人和恶魔，能展现人性最高尚的奇迹也能任由冲动将自己带入最残暴的深渊，除了持续的努力之外，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我时常想，也许物质的匮乏并非完全是这个国家的混乱和革命的惨状的罪魁祸首。
　　我们早上到达波尔塔瓦。这座城市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欢欣雀跃，街道两旁种满了树木，树木之间有小花园。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令人欣喜的是，即使周围没有栅栏，也没有人偷这些蔬菜，而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显然这座城市没有北方那么饥饿。
　　我和考察团的秘书一同参观了政府总部。波尔塔瓦不是由通常的Ispolkom（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统治，而是由一个名为Revkom的革命委员会统治。这表明布尔什维克还没来得及在该市组织苏维埃。我们成功引起了Revkom的主席对我们此行的兴趣，他答应合作并向各个部门发出指令，为我们收集和准备材料。我们受到的热情接待预示着良好的回报。
　　在母婴护理局，我遇到了两位非常有趣的女性——一位是俄罗斯伟大作家柯罗连科（Vladimir Galaktionovich Korolenko）的女儿，另一位是救助儿童委员会的前主席。得知我来到波尔塔瓦的目的后，妇女们主动提供了帮助，并邀请我去参观她们的学校和附近的柯罗连科家。
　　学校设在一个美丽的花园深处的一栋小房子里，从街上很难看到这个地方。接待室里摆了各种各样的娃娃。美丽的乌克兰姑娘们穿着色彩缤纷的服装和头饰，与她们来自高加索地区的美丽姐妹们相互辉映；来自顿河的勇敢的哥萨克骄傲地看着他们来自伏尔加河的豪放兄弟。各种各样的娃娃穿戴着几乎代表了俄罗斯各地的民族服饰。其中还有各种玩具、村庄的手工制品以及精美的家庭手工制品（Кустарно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经典错误的西里尔单词）——一堆穿着俄罗斯和西伯利亚农服的娃娃。
　　（*这里的holly莫名其妙）圣洁的女士们讲述儿童救助会的故事。多年来该组织一直存在，知道二月革命前，其范围非常有限。二月革命后，新成员，尤其是是革命知识分子，加入了该社团。他们努力扩展其工作范围，不仅为孩子们提供身体健康，而且教育他们，教导他们热爱工作，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这里的玩具和娃娃主要由废料制成并用于展出和售卖，所得收益用于满足孩子们的需要。十月革命后，当布尔什维克占领波尔塔瓦时，这个社团多次遭到搜查，（布尔什维克）怀疑该机构是反革命老巢，一些指导员因此被捕。剩下的，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毕竟他们为孩子们付出了这么多。他们成功地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去找卢纳察尔斯基，请求允许继续他们的工作。卢纳察尔斯基表现出了同情心，签发了所要求的文件，甚至为他们提供了一封写给地方当局的信，指出他们劳动的重要性。
　　但（他们）仍在社会上继续遭受烦恼和歧视。为了避免被指控破坏生产，这些妇女向波尔塔瓦教育部提供了服务。他们在那里从早上九点工作到下午三点，把所有闲暇时间都花在学校上。但共产党当局的敌意仍未终止：社会依旧不欢迎他们。
　　妇女们指出，苏维埃政府装出一份尊重人民意愿的样子，但每一项独立的工作都受到质疑，出于主动的行为就算不被镇压也会被压制。甚至乌克兰共产党人也没有自决权。大多数部门负责人都是莫斯科任命的，乌克兰实际上被剥夺了独立行动的机会。乌克兰共产党和莫斯科中央局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后者的政策就是控制了一切。
　　妇女们致力于儿童事业，为了孩子的i幸福而甘愿遭受误解甚至迫害。两人都对革命抱有理解和同情，尽管他们不能赞同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手段。他们是聪明而有教养的人，我觉得他们的家是共产党理念和感情沙漠中的绿洲。在我离开之前，女士们给了我一套孩子们的作品和一些柯罗连科小姐的精美彩画，恳求我将这些东西作为她们劳动的象征寄到美国。他们非常渴望让美国人民了解他们的社会及她们所做的努力。
　　随后我有机会见到了柯罗连科，他因最近的病而仍然非常虚弱。他看上去就像一位令人尊敬、和蔼可亲的酋长。他动听的声音和谈到人民时容光焕发的脸庞很快就温暖了我的心。他深情地提到美国和他在那里的朋友。但当他谈到俄罗斯遭受的巨大悲剧和人民的苦难时，他中的的光芒逐渐熄灭了，他悲伤的声音也因此颤抖起来。
　　“你是想知道我对当前局势的看法以及我对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他问。“告诉你这件事需要很长时间。我正在给卢纳察尔斯基写一系列的信，他请求这些东西并承诺出版它们。这些信正好涉及这个主题。坦率地说，我不指望这些信有朝一日能见报，但一旦完成，我会把信件的副本送给你收入博物馆。将有六封。我现在就可以给您两封。简单地说，我的观点包含在其中一封信中。我在里面说，现在的情况就像，沙皇的士兵不但能逮捕还能开枪打我们。这就是每天发生在我眼前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声称这种方法与革命密不可分。但我不能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不认为不断的开枪杀人能对人民或者革命有好处。我一直认为革命就是人性和正义的最高体现。今天的俄罗斯，两者都没有。当需要所有人的智慧和精神去重建国家时，人民却被强迫闭上了嘴。胆敢质疑共产党领导人的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这里有错别字，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的of写成了or）的智慧和高效将被视为犯罪。我们缺乏社会革命所需的最本质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却假装自己已经处在世界革命的最前头。可怜的俄罗斯将不得不为这个实验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甚至可能会长期延迟其他国家的根本性变化（革命）。资产阶级将用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来为其反动统治辩护。”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告别了这位著名作家，他是俄罗斯最后几位文学巨匠，知识分子界不断发声的良心和精神。我再次听到他发出的，俄罗斯知识分子中那些完全同人民站在一边的人的呼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完全为了人民的利益和福祉。
　　晚上，我拜访了柯罗连科的一位亲戚，她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老太太，也是波尔塔瓦政治红十字会的主席。她告诉了我很多柯罗连科本人因谦逊而被埋没的事情。尽管他年老体弱，但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跟契卡打交道上，试图拯救那些无辜被判处死刑的人的生命。他经常给列宁、高尔基和卢纳察尔斯基写信，恳求他们进行干预，阻止毫无意义的处决。波尔塔瓦契卡现任主席是一个残忍无情的人。他解决难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杀杀杀。当我告诉这位女士，那个男的（*不是女的吗）对我们考察团的成员非常友善时，这位女士悲伤地笑了。“那是演给你们看的，”她说，“我们更了解他。我们每天都有机会从这个阳台上见识他的仁慈。他们把受害者送去屠宰场的时候会经过这里。”
　　波尔塔瓦作为农民手工艺品的制造中心而声名远扬。美丽的亚麻、刺绣、花边和篮子都产自该省。我参观了社会经济部，国民经济委员会（sovnarkhoz），在那里我了解到这些行业实际上已经被暂停了。该部门只剩下一小部分藏品。“我们曾经为全世界，甚至美国提供我们的手工工艺品”，这位曾担任地方自治局（zemstov）主席的女负责人说道。她为能帮助这些农民从事这些劳动而感到自豪。“我们的针线活在全国范围内被认为是最好的艺术典范之一，但现在它全部被毁了。农民失去了艺术灵感，他们变得残酷而麻木不仁。”她哀叹农民艺术的消失，就像一位失去孩子的母亲哀叹。
　　在波尔塔瓦逗留期间，我们与其他三教九流都有些许联系。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反应特别有趣（*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派都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起初他们拒绝与我们交谈，显然是因为之前的经验而变得非常谨慎。尤其是我们的秘书一位异教徒（gentile指不信奉犹太教，主张犹太人世俗化融入社会而非待在犹太社区的犹太人）的出现导致了他们的不信任。我单独会见了一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逐渐开始信任我们。我在莫斯科时，发现犹太复国主义者被逮捕，布尔什维克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分子。但我发现波尔塔瓦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单纯的信教的正统犹太人（*左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主要是崩得分子，因为在1903年与布尔什维克决裂在革命后被定位非法组织，成员流窜国外，右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主要也是被民族者图而不是被布尔什维克图，这里把图犹怪给布党有点说不过去了，俄罗斯内战期间大多数被谋杀的犹太人都是德国干涉军和和布列斯特合约后回到乌克兰的地主和白军图的，但也不可否认，即使布党的官方政策禁止图犹，但是地方布尔什维克军官经常迫害犹太人并因此与马赫诺产生了大量摩擦），他们看上去并不像阴谋家或者积极的反动分子。尽管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怀有怨恨，但他们是被动的。他们说，布尔什维克声称没有进行大屠杀，也没有迫害犹太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对的。屠杀有两种：激烈、暴力的屠杀和无声的屠杀（*从雨果那偷的）。在这两者中，犹太复国主义者觉得后者还比不上前者（*疑似是宁愿被德佬和白军图也不愿意世俗化，那你们再过二十年就要得偿所愿了（bushi））。暴力屠杀可能会持续一天或一周；犹太人遭到袭击和抢劫，有时甚至被谋杀；然后就结束了。但无声的大屠杀会一直继续。其中包括持续不断的歧视、迫害和追捕。布尔什维克关闭了犹太医院，现在生病的犹太人被迫吃饭暴力屠杀可能会持续一天或一周；犹太人遭到袭击和抢劫，有时甚至被谋杀；然后就结束了。但无声的大屠杀一直在继续。其中包括持续不断的歧视、迫害和追捕。布尔什维克关闭了犹太医院（*指犹太老祖宗的智慧），现在生病的犹太人必须去异教徒（gentile）的医院，吃特雷法（Terefah指存在缺陷的肉，虔诚的犹太教徒只吃洁食，如果动物尸体的内脏损坏或者骨折或其他一些原因，肉就不算洁食*都大吃饱了还想吃洁食属实有点逆天），这同样适用于布尔什维克食堂里的犹太儿童。如果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异教徒碰巧因同一罪名被捕，那么异教徒肯定会获释，而犹太人则会被送进监狱，有时甚至被枪决。他们一直遭受骚扰和侮辱，更不用说他们注定要慢慢挨饿，因为所有交易都受到压制（*由于基督教老祖宗的智慧，犹太人被禁止从事大部分生产性工作导致犹太人只能从事基督徒被禁止从事的放贷和交易，再加上发达的中世纪犹太社区有促进交易的效果，交易工作成为了一项受青睐的犹太社区传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犹太人从事生产活动的禁令和歧视逐渐取消，很大一部分犹太人倾向于融入世俗社会，从事生产性工作毕竟不可能所有人都放贷和贸易，但守传统的犹太人不愿意融入世俗社会因此仍然更愿意从事放贷和贸易，因此禁止交易和高利贷确实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者挨饿）。乌克兰的犹太人正在遭受持续无声的屠杀。
　　我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批判是源于其狭隘的宗教和民族主义态度。他们是正统犹太人，大部分是商人，革命剥夺了他们生存空间。然而，他们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的——犹太人正在反犹主义的氛围中感到窒息。在波尔塔瓦，共产党和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官员都是异教徒。他们公开的表达对犹太人的厌恶。整个乌克兰的反犹太主义甚至比革命前的日子更加恶毒（*左翼反犹主义确实存在于革命后的前沙俄地区，但这种反犹主义的目的是使犹太人融入世俗生活而不是图（从结果上来看世俗化的目的确实很快达到了）；马克思本人爆过一些反犹主义的典，例如恶毒使用种族主义式（通过拉萨尔但犹太人身体特征侮辱他（然而他自己也有这些特征））的词语辱骂另一位马克思主义活动家拉萨尔）。
　　离开波尔塔瓦后，我们继续向南，但由于引擎损坏，我们没有到达法斯托夫更南的地方。这个曾经繁荣的城镇现在变得贫穷，人口减少到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几乎所有活动都处于停滞状态。我们在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找到了镇中心的市场，只有几个摊位，供应少量的白面粉、糖和黄油。周围的女人比男人多，尤其令我震惊的是她们的眼神。他们不直视你的脸；他们用一种木讷的、待宰的动物般的表情凝望着你。我们告诉妇女们，我们听说法斯托夫发生了许多可怕的大屠杀，我们希望获得有关数据，并将其发送到美国，以让那里的人们了解乌克兰犹太人的状况。当得知我们的到来后，女人和孩子们围住了我们，他们都很激动，每个人都试图讲述她在法斯托夫遭遇的大恐怖。他们说，这座城市发生了数次可怕的屠杀，其中最可怕的是邓尼金于1919年9月进行的屠杀。这场大屠杀持续了八天八夜，期间有4,000人被杀，数千人因受伤和休克而死亡。为了逃离邓尼金和那些禽兽，人们逃向基辅，7000人在路上被活活饿死和晒死。城市的大部分房屋都被摧毁或烧毁；许多年长的犹太人被困在犹太教堂里并在那被杀害，其他人则被赶到公共广场并在那里被屠杀。没有一个女人或者老人和小孩被放过，其中大多数人当着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兄弟的面被侵犯。这些年轻女孩，其中一些还只是孩子，多次遭到邓尼金士兵的侵犯。我理解了法斯托夫女人眼中惊恐的神情。（* Fastov massacre法斯托夫大屠杀，大屠杀发生于9月23日至26日，当时来自志愿军的白军（主要是捷列克哥萨克）在VF Belogortsev上校的带领下进入该镇，挨家挨户屠杀犹太人。历史学家奥列格·布德尼茨基写道，哥萨克人会向犹太人要钱，并折磨那些无法提供金钱的人。犹太人被肢解的尸体“被送给了狗和猪”。目击者称，大多数受害者是在靠着犹太教堂的墙排成一排时被杀的，凶手对犹太人的财产进行了大规模抢劫，并大规模强奸了妇女和女童。士兵们经常以虐待犹太平民为乐，其中一个男孩被迫吊死自己的父亲，在其他情况下，强迫逃亡者走回燃烧的房屋。超过200所犹太房屋被毁，许多犹太商店和社区机构也成为目标。）
　　男男女女围住我们，希望让他们在美国的亲戚了解他们的悲惨处境。似乎每个人在那个国家都有亲戚。晚上，他们挤进我们的车厢，带来几十封要发到美国的信件。有些信上没填地址，那些单纯的人以为名字就足够了。其他人在战争和革命的年月里没有收到他们的美国亲属的消息，但仍然希望能在大洋彼岸的某个地方找到他们。看到人们坚信美国的亲人会拯救他们，真是令人感动。
　　每天晚上我们的车厢都被法斯托夫的不幸填满。其中有一位特别有趣的访客，他是一名前律师（attorney），曾多次勇敢地面对大屠杀制造者，拯救了许多犹太人的生命。他在大屠杀的日子里记下了日记，我们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听他读手稿。这是一段简单的对事实和日期的记述，它朴素地未加修饰地记录了恐怖。这是不断地遭受侵犯和折磨，每天生活在对新的侮辱和暴行的恐惧中的人民灵魂的哭嚎。这幅可怕的景象中只有一个亮点：布尔什维克统治下没有发生大屠杀。法斯托夫犹太人的感激之情是可悲的。他们紧紧抓住共产党，把它当作救命稻草。令人鼓舞的是，布尔什维克政权至少没有犯下俄罗斯最严重的诅咒，对犹太人的屠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