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在路上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爱玛·戈德曼 -> 《我在俄国的两年（我对俄国的幻灭）》（1923）

第18章在路上

　　在我们的火车即将离开莫斯科时，远东共和国的总统克拉斯诺晓科夫出人意料地访问了我们，他刚从西伯利亚抵达首都。他听说过我们在城里，但由于某种原因他找不到我们。最后他遇到了亚历山大·伯克曼（作者的丈夫）并被邀请来乘坐博物馆的车。
　　克拉斯诺晓科夫的外表与他在芝加哥的日子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他被称为托宾森，是该市工人机构的所长。当时，他是（芝加哥）西区众多俄罗斯移民之一，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组织者和讲师积极活动。现在他看起来变了一个人。他的表情严肃，身上带着权威的印记，他的个子甚至都更高了。但他的内心还是我们在芝加哥认识的那个简单，善良的托宾森。我们并不能和他在一起呆太长时间，而他利用这段时间让我们深入了解远东的情况和当地的政府形式。它由不同政治派别的代表组成，“甚至无政府主义者也和我们在一起，”克拉斯诺晓科夫说。“例如，沙托夫是铁道部部长。我们在远东是独立的，有言论自由。来我们这试试，你会找到适合你工作的领域的。”他邀请亚历山大·伯克曼和我去赤塔拜访他，我们向他保证，我们希望在将来的某刻能赴约。他似乎让气氛变得不同了，我们很遗憾这么快就分开了。
　　在从彼得格勒前往莫斯科的途中，考察队）一直忙于整顿内务。如前所述，这辆车由六个车厢组成，其中两个车厢被改造成餐厅和厨房。虽然它们的面积很小，但我们还是想办法把其中一个布置成了一间体面的餐厅，一个足以让很多家庭主妇嫉妒的餐厅。那里有一个大的俄罗斯茶炊和所有必要的铜锅，锌锅与水壶，摆放得非常有序，看上去非常漂亮。车窗上装饰用的窗帘让我们感到自豪。其他隔间用于办公室和卧室。我和我们的秘书A.T.Shakol（查不到）小姐共用一个卧室。
　　除了博物馆任命的亚历山大·伯克曼（Alexander Berkman）担任主席兼总经理、沙科尔（Shakol）担任秘书、我本人担任财务主管和housekeeper（杂物主管）外，考察团还包括其他三名成员，其中包括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一位彼得格勒大学的学生。在途中，我们制定了工作计划，考察团的每个成员都被分到了一个特殊的工作方向。我的任务是收集教育部、卫生部、社会福利局和劳动分配局以及工农检查局的数据。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所有成员都回车厢汇合，对白天收集的材料进行考察和分类。
　　我们的第一站是库尔斯克。除了一对铁手铐（kandai）之外，（我们在）那里没有收集到任何重要的东西。[铁手铐]是什利谢利堡的一位革命者的。这是一个路人捐赠给我们的，他注意到我们车上刻着的“革命博物馆特别委员会”，产生了兴趣并打电话要来参观。事实证明，他是一位自由派知识分子、一位托尔斯泰主义者、一个儿童收容所的管理者。他通过向苏联政府提供所需的一定量的劳动，成功地维持了后者：他每周在库尔斯克的苏联学校任教三天。其余的时间他都致力于他的小收容所，或者他亲切地称之为“小朋友公社”。在孩子们和一些成年人的帮助下，他们种植了维持收容所生活需要的蔬菜，并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所有修复。他说，他没有受到政府的直接干涉，但他的工作因其作为和平主义者和托尔斯泰主义者而受到偏见和阻碍。他担心因此他的位置不能再维持太久了。当时库尔斯克没有任何形式的贸易，人们必须依赖当地政府获取补给。但是独立和主动的努力是会受到偏见和敌视的。然而，从精神上来说，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决心为他的收容所的生存而战。他计划去中部，去莫斯科，希望在那里能获得对他的公社的支持。
　　他的这种个性，这种热切和渴望让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的态度，和我从共产党人那里听说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的冷漠和拒绝为革命的俄罗斯奋斗的说法是截然不同的。我向我们的访客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只能谈论他的家乡库尔斯克的男女同行们，但他向我们保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老师，都渴望合作，甚至自我牺牲。但他们是最被忽视的一群人，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连他自己也一样，他们也面临着普遍的敌意，甚至包括那些被灌输了敌视自由派知识分子想法的孩子们。
　　库尔斯克是一个大型工业中心，我对那里工人的命运很感兴趣。我们从来访者那里得知，工人和地方苏维埃之间多次发生小规模冲突。我们到达前不久，爆发了罢工，士兵被派去镇压。接下来是例行的逮捕行动，许多工人仍被关在在契卡。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于共产党特有的无能而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人们被安排到负责的岗位并不取决于他们是否适合这个岗位，而跟他们在党内的地位有关。政治可利用性是被首要考虑的，自然导致了普遍的滥用权力和混乱。目的赋予手段合法性的共产党教条也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它向人类最恶劣的激情敞开了大门，并败坏了革命的理想。托尔斯泰主义者悲伤地说，就像一个人在谈论一种被珍惜、被爱却又失去的希望一样。
　　第二天早上，我们的访客把他在监狱里戴了很多年的手铐捐赠给我们当作收藏。他希望我们可以取道库尔斯克返回，以便参观城郊的一些托尔斯泰主义公社。他告诉我们，离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不远，住着托尔斯泰的一位老农民朋友。他有很多有价值的材料可以贡献给博物馆。我们的访客一直留到我们离开的那一刻。他渴望精神上的陪伴，不舍得看到我们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