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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en Meiksins Wood Showed Us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Capitalist Market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的非理性
﹝加拿大﹞泽维尔·拉弗朗斯（Xavier Lafrance）
2023年7月8日
敢敢 翻译、萨文科夫Eruiz 校对
艾伦·梅克辛斯·伍德是她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伍德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展示了市场的强制性压力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并为我们指出了必要的社会主义替代方案。
在2016年去世之前，艾伦·梅克辛斯·伍德是我们这个时代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之一。她是一位涵盖广泛西方政治思想的社会历史的著作者，且她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她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
然而，就她的遗产而言，伍德复兴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同样重要。它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的社会主义斗争提供了关键的战略见解。
伍德最重要的洞见之一是，她坚持认为批判性思考必须是历史性思考。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维度起始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且首先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斗争需要根植于对资本主义独特的系统逻辑的理解。
伍德的马克思主义
伍德的目标是“将社会主义理念从一个非历史性的愿望转变为一个建立在资本主义历史条件基础上的政治纲领。”这使她对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t）将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与阶级脱离的尝试做出了批判性的回应，这个回应就是获得了1986年艾萨克·多伊彻与塔马拉·多伊彻纪念奖（Isaac and Tamara Deutscher Memorial Prize）的《从阶级退却》（The Retreat from class）一书。
她对“分析”或“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or “rational choice” Marxism）的批判性评价也构成了这个项目的一部分。伍德质疑这一流派的非历史性思考，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其间斗争的理解也深受其影响。本文借鉴伍德的著作，批判性地评估了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人物约翰·罗默（John Roemer）提出的剥削理论和社会主义概念。
分析马克思主义（Analytical Marxism）在20世纪80年代形为一股智性思潮。它与包括G·A·科恩（G. A. Cohen），约翰·罗默，约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亚当·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和埃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的一组作者相关。虽然他们的兴趣和理论立场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否认一种独特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这一流派致力于从分析哲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借鉴方法论立场。这些立场包括关注个人的意向行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对“博弈”或“理性选择”理论的调动。其目标是广泛地使用主流社会科学的工具来解决马克思主义议程的问题，包括阶级剥削和促进市场社会主义。
罗默的社会主义利用了被他称作“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贡献”的博弈论和一般均衡概念，其直接来源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修订。他反对劳动价值论的无效观，并试图将剥削与剩余价值的抽取分离开来。
罗默设计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所有的生产者都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资本来购买生产资料，从而避免出售他们的劳动力。剥削因此源于不平等的个人资本禀赋，这导致相对富裕的生产者比相对贫穷的生产者工作得更少。罗默从这个思想实验中得出结论，即使在没有劳动力市场和生产环节强制抽取剩余价值的情况下，剥削也会发生。
一旦我们在模型中引入劳动力市场，阶级也伴随着剥削就出现了。代理人现在可以运作他们自身（不平等分配的）资本，雇佣他人，或者出售他们的劳动能力。利己的代理人以一种战略上理性的方式组合这些选项，在实现生存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他们的劳动（该模型可以进一步复杂化，进而涵盖收益和积累）。
罗默写道，通过优化个人资产的使用，“生产者选择了自己的阶级地位。”一些为获得一般数量的商品而比社会平均水平工作得更多的人，便受到了剥削的。
一个关于正义的理论
罗默随后提出了一个剥削的普遍标准，基于这个标准，一个群体“如果有一些一定条件下可行的替代方案能够改善其成员的生活”，这个群体就可以被视为遭受了剥削。因此，资本主义的道德之恶在于资本资产的不平等且伦理上的次优分配，这导致了不平等的收入。罗默的社会主义“蓝图”的目标正是设计一个可行的、道德上更优越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
罗默的社会主义是关于分配正义的。他认为市场在任何复杂的社会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共产主义国家的经验已经让人们对中央计划失去了信心。因此，社会主义的目标必须要利用市场作为一种经济协调机制的效率，同时通过资产再分配来改变财产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大宗商品、资本货物、劳动力和股票的市场将会延续下去。企业会竞争并实现利润最大化。然而，为了使机会均等，对公司及其利润的具有所有权的凭证将被平均分配。
既然资本主义被认为在经济上是高效的，罗默的市场社会主义“被有意地设计成尽可能接近资本主义经济”。问题在于，由于出生时资产的不平等，资本主义无法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资产的再分配将会创造机会平等。然而，为了避免市场失灵并优化效率，这种再分配必须与一种新的合作精神相结合。
只要拥有凭证的代理人充当“纳什优化者”（Nash optimizers）（以经济学家约翰·纳什命名），并坚持“单打独斗”的个人主义精神，就会停止或限制提供他们的劳动力，成为“搭便车者”。罗默对这个“激励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一种以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命名的“康德式”合作精神。
罗默认为，康德的最优化理论暗示了一种“普遍的”而非个人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会让个人扪心自问，自己期望所有的工作者提供什么样的劳动力。对合作精神的信赖确保了其他工作者也会一致配合，个人随之将避免“搭便车”的行为。同样的精神也会引导投资者以合作的方式优化投资。由此可见，康德的最优化解决了经济效率与分配正义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的强迫
罗默的社会主义设计对资本主义矛盾的顺利解决，反映出他构想中阶级剥削的“顺理成章”。在他看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可以在没有胁迫，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根本没有直接关系的情况下发生。它仅仅源于资产差异造成的收入不平等。
这种对财产关系的聚焦将我们的注意力从剩余提取的强制性关系转移到导致相对（劣）优势的分配模式上。这成了剥削的标准。正如伍德所说：“导致阶级形成的‘理性选择’模型的必要条件是，与之相关的问题与‘优化’或相对优势有关，而不是与强迫有关。”
从理论中撇清压迫，并强调选择，极大地忽视了在阶级社会中的生存风险，掩盖了优化决策和选择生存策略之间的深刻差异。然而，很快我们就会知道，罗默所说的阶级地位实际上更像是通过理性地利用个人资产自然得来的，而不是由代理人选择的。或者换句话说，在罗默的静态模型中，阶级地位是即刻分配的——我们可以通过推导其个人资产的最优利用，在代理人进行“选择”之前就确定他们的阶级地位。
在伍德看来，罗默的理论“暗中私自”把社会历史的结构归结于个体的“属性”。她认为这种路径忽略了“个人凭借‘资产’和‘禀赋’进入阶级的‘博弈’”时，广泛的社会关系和结构已然潜伏其中”。
对伍德来说，罗默的路径将“宏观”的结构——以及历史上衍生的特定动态——消解为“微观”的个人心智或个体资产。在这一框架的限制下，罗默不得不“默许资本主义的强迫，并将其归咎于单个资本家的偏好和动机”。然而，正如伍德所坚持的那样，新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理性并不是个体行动者的自然属性，而实际上源于“历史形成的市场依赖和竞争压力”。
压迫的变种
当学者们争论劳动价值论的有效性时，资本家不得不在竞争的强制下，“优化”生产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提取。同样，无论谁在“剩余价值”的概念上是正确的，工人都被迫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以出售他们的劳动力来生存。
市场实际上并不像罗默所引用的新古典主义中的完全竞争理论所说的那样，可以“出清”并立即达到一个平衡点。企业事先也并不知道他们是否能够击败竞争对手并出售他们的商品和服务。
“价值规律”迫使企业系统地投资并最大化劳动生产率，以达到或提高平均效率水平。充满竞争和意外的生产社会化过程反复地制造不平衡和危机，并促使雇主将成本“向外输出”，从而导致持续的环境退化。
伍德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它在战略上处于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核心。历史上特定的维持剥削的压迫变种很重要，因为它们建立了相互冲突的阶级利益，并塑造了阶级复制的不同策略。
例如，面对可以直接获取土地和生活资料的农民，封建主必须积累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来榨取剩余价值并击退竞争的剥削者。在资本主义下，随着直接生产者在历史进程中被大规模剥夺，雇佣工人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售给资本主义雇主，而资本主义雇主迫于市场的驱使，通过不断积累来获得生存的条件。
一旦我们将阶级剥削简化为非压迫性的“博弈”，以确保相对有利的消费捆绑，并且，一旦我们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简化为不平等问题（而不是将不平等视为榨取剩余价值的结果），剥削模式的特殊变种就会消失。当我们的资本主义剥削理论忽视了压迫的力量——无论是指市场非人的强力，还是雇主操控生产的个人权力——它也就失去了解释力。
在这个角度下，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强迫性的系统维持着历史上特有的积累、危机和冲突模式便不存在了。其结果是，将罗默提出的伦理论点与对资本主义政治领域的深刻理解分离开来。
分割的领域
伍德强调，马克思从改造世界的出发点试图去理解世界，这意味它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这种知识为辨别“历史运动的原理”和“政治行动最有效的干预时机”提供了可能性。其中一个关键的方面是，阐明社会权力的资本主义组成如何产生“经济”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分化。
包括罗默在内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孤立地看待主流经济学，而将经济关系的社会和政治内容抛之脑后。然而，马克思坚定地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有历史渊源，因此有可能被改良的关系。正如伍德所说，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在于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终极秘密隐藏在政治中”。
对伍德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关系本质上是历史中特定的社会关系，也就是关于“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和买入劳动力的资本家之间的权力分配”的关系。这种权力分配“以整个社会的政治配置作为条件”。
然而，将经济关系从其社会背景中抽离并不仅仅是主流经济学家所犯的错误。它反映了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社会权力分化为“经济”和“政治”领域的实际过程。
这意味着生产和分配脱离了（如卡尔·波兰尼所解释的）司法和惯例约束，并通过商品交换和市场价格信号的“经济”机制进行规划。以往由社会调节，并处于经济活动的边缘的市场，如今占据中心的位置且调节着资本主义经济。这也意味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成为“绝对的”，免除了封建互惠关系和政治义务。
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中“经济”和“政治”表面上的分离，实际目的是通过从政治权力和政治功能中分化出来，以支持一种全新的阶级剥削形式。一些控制劳动过程和投资决策的政治权力被私有化，而公共责任则由一个“自治”的国家接管。
因此，资本主义剥削可以被部分归纳于一个占有的时刻中，它与由私有财产赋予的组织生产的“经济”权力联系在一起，另外也依靠国家垄断的强力来维持的压迫。
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威胁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盈余占有者需要控制有强制性的国家权力，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盈余。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者和剥削者对市场的依赖使剥削成为可能。生产者脱离了劳动的环境，经济需要又迫使他们把自己的生产能力出售给雇主，而雇主本身也因竞争需要的约束，以求最大限度地创造剩余价值。
因此，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可以在剥削者不采取公开的、“超经济的”压迫下进行。这意味着，剥削者不再需要垄断国家权力来进行再生产。尽管从历史上看，获得政治权利和公民平等需要大规模和持续的工人阶级斗争，当国家被“解放”出来，原则上仍有实现民主化的可能，
社会权力的资本结构对政治斗争有着显著的影响。平等的公民身份掩盖了阶级剥削，让资本主义民主政府稳定下来。此外，由于剩余价值的榨取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不再是一个直接的政治问题，因此阶级斗争的趋势倾向于去政治化、局限于生产单位，并将重点放在工作条件和环境上。
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现在明显独立于阶级权力——组建劳工政党并从选举政治中获益成为可能。然而，国家的民主化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严重限制和扭曲。
在资本主义之下，政治被排除在大量被商品化的人类活动之外，局限于“经济”领域，并服从盈利和积累的要求。这些行为没有经过民主协商，因此公共领域严重萎缩。
伍德解释说，资本主义带来一种“全新的压迫，即市场——市场不仅是一个具有机会、自由和选择的空间，而且是一种强制、一种必要、一种社会准则。“市场非人的力量不仅调控着生产和交换，而且“能够让所有的人类活动和关系服从于它的要求”。
这也包括国家。虽然国家在形式上有自主权，实际却依靠持续的资本积累来运作并维持其合法性。掌握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力的本质，是我们明确社会主义，及其实现过程中的障碍的关键。
民主制度对资本主义反抗
伍德对资本主义力量的分析让我们得以看到罗默的再分配市场社会主义的缺陷。如她所示，资本主义市场不仅仅代表一系列的机会或中立的机制——它从根本上是一种压迫模式。
无论保留市场和价格机制作为经济的调节器能在再分配上起到多少弥补作用，这都指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个“无法省略的要求，即劳动力的商品化及其对竞争强制的服从”。
剥削、不平衡和危机将继续存在，而民主协商仍将严重受限。市场规则和竞争继续助长个人主义的生存策略，这种战略正是由于工人竞争工作机会的需要和资本家争夺利润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康德式的合作精神也无立足之地。
除了再分配问题，社会主义必须意味着社会权力的深刻转变。罗默将市场描述为一种首屈一指的高效的经济协调形式，在理论上再现了资本主义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分化。
然而，如果我们同意马克思所说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系列社会和政治关系——即使这种关系在资本主义市场非人的调控下呈现出一种“拜物教化”和明显非社会的形式——我们便开始意识到如何能够合力改变它。伍德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不仅在政治范畴内，而且在经济范畴中”重新构想民主。她坚信，“马克思的直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这不仅需要工作场所实现必要的民主化，而且还需以“民主作为经济调节器，经济的驱动机制”整体上来取代市场。因此，与资本主义不同的是，社会主义意味着民主是，“以积极主动的工人的利益和目标为基础”的“一种新的理性，一种新的经济逻辑”。
这个愿景是否过于野心勃勃？相反，似乎正是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下的市场社会主义，及其与资本主义机构、结构和矛盾脱节的抽象的伦理修辞，更接近于乌托邦主义。如伍德鼓励我们的那样，回溯“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道德感化转变为经济和政治分析……使其成为阶级斗争和工人阶级自我解放观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许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