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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一百五十年后
埃伦·梅克辛斯·伍德 （Ellen Meiksins Wood）
1998
来源：原载Monthly Review 50, no.1(1998): 14–35.中译文来自于《复旦青年.青年副刊》，2018年第27期，丁安怡、何本华、罗人杰、曾磊译。
前言
说白了，《共产党宣言》就是一部宣言。它并不是一部综合性的长篇学术著作，而是一篇在动荡的政局中，在有史以来最接近全球性革命的时刻所写就的对自己政治纲领的公告，对目标简短有力的声明和对武装的呼吁。
然而，后世认为这部政治宣言远远不止是一部宣言。在它出版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认为它不仅是一份极具影响力的对全球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的记录，也是一部涵盖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化分析的著作，更是一个预言。人们将《共产党宣言》看作一个囊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档案——这不仅是指对于其作者而言的现在和未来，也指之后的世世代代，包括我们这一代的现在和未来。
乍看之下，对这样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要求如此之高似乎极其不合理，毕竟它不过是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为一个非常具体而且急迫的目标而写的。很难想象人们会要求西方社会学的其他经典具有这样广泛的内涵，达到这样严苛的标准。《共产党宣言》的特殊待遇来自于它在政治运动史上占据的重要地位，而这场运动对现代的世界格局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更具体地说，《共产党宣言》所受到的严格审查来自于权力阶层和他们的智囊团，他们将证明《宣言》的错误视作至关重要的大事。但是只有一部能在150年后仍然意涵丰富的伟大著作才会招致这样的严格审查，因此，对《宣言》的抨击反而可以成为对其雄才伟略最具说服力的证明。所以，尽管我们必须考虑到《宣言》创作的特殊目的和特定历史语境，在更大的层面上对其进行批判也没有那么不合理。
《宣言》的历史语境
首先，让我们看看《共产党宣言》写作于怎样的历史背景，以及特定的历史环境如何影响了它的内容。
毫无疑问，《宣言》宏观的历史背景是工业资本主义和西欧现代工人阶层的出现，以及从这个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运动。那时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传统下的早期经典著作，例如十七世纪英格兰人温斯坦利（Winstanley）和十八世纪法国人巴贝夫（Babeuf）的作品，但与这些经典著作有关的社会运动尽管各有其影响力，但总体还处在历史的边缘地带。直到19世纪，大量出现的工人运动才足以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甚至形成社会主义政党。随着这股新的政治势力而来的是大量社会主义著作。首先，有许多不同的文本被归到了“空想社会主义”（utopian socialism）的分类中（大半是拜《宣言》所赐），例如欧文（Owen）、圣西门（St. Simon）和傅里叶（Fourier）的作品。这些作品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深刻和系统化的著作超越了，后者的社会主义理论植根于对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批判性分析。《宣言》当然并非其中最全面的著作，但它毫无疑问是最有名的。也许，政治光谱中的任何派别都没有再产生比它更具历史影响力的作品。
虽然《宣言》针对的是更大、时间更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但它也处于一个更微观的历史背景中，理解这一历史背景这有助于解释它特有的形式。这本小册子最初是在1847年受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German Communist League）委托，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时年27岁）首先写成了题为《共产主义原理》（Principles of Communism）的草稿。他把草稿交给当时29岁的卡尔·马克思修改。在恩格斯《原理》的基础上，马克思写出了一部伟大的理论论著和文学作品，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匿名出版。
那是革命浪潮席卷欧洲的一年——革命几乎就在《宣言》出版之后爆发（尽管显然并非由它引起），像野火一样从法国一路烧到了德国、匈牙利和意大利，蔓延到了至少十个如今的欧洲国家境内，影响远至拉丁美洲。短短几周内，政府一个接一个地垮台。这些革命本来是非常短暂的，但当它们被看作是全球性革命的信号时，引起的希望和恐惧就难以估量了。《宣言》恰在革命爆发前写完。虽然不能说这本小册子对后来发生的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仍然是那个特定时代和那种特定的革命氛围的产物。它的力量和它未能解决的问题都埋在这些史实中。1848年的革命，或者说革命们，发生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差异巨大的不同国家里：从相对“发达”的国家例如法国、部分的德国（当时还未统一）例如莱茵兰地区（Rhineland），到“落后”地区，例如意大利南部和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但无一例外地，资本主义在这些国家中都尚未得到良好的发展，甚至在某些国家中还未产生。尽管存在差异，农村人口都占据着它们国内人口的主要比例。自然，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1840年代也出现了骚乱和镇压，但却并没有出现在欧洲大陆发生的那种革命剧变。英国也有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即宪章运动（the Chartist movement）（指1838年到1858在英国发生的工人阶层要求政治改革的政治运动。——译者注。），但它的政治斗争（例如争取扩大工人阶层的选举权，这一要求后来实现了）被新形式的阶级斗争取代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把阶级冲突的阵地从政治舞台转移到了工作场所，也就是所谓“生产现场”。
如果发生在欧陆的革命有着共同的政治纲领，那它并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首先受到了前一世纪法国大革命的鼓舞，要建立统一的自由或立宪国家，在其中公民享有一定的平等权。在某些地方，例如匈牙利和意大利，对民主的争取也伴随着国家自治的诉求。
如果说1848年发生的并非一场社会主义或反资本主义的革命，那么它也并非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即被公认为是从封建枷锁中解放资本主义的那种革命。革命的“布尔乔亚”（英语中，来源于法语的“bourgeois”常与表示资产阶级的“capitalist”等同，此处作者在有意进行区分。——译者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资本家群体。他们的主干有公务员、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即使在工业化更发达的国家里，反对现有政权的工业资产阶级也规模尚小，力量较弱，如果缺少拥有其他物质利益的民间力量支持，它们是无法单独对抗统治精英的。
在所有这些革命中，民间力量、在街头战斗和牺牲的人们、把革命从“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自由国家这类政治目标推向更深远的社会转型的人们，其实并不属于一个近代的群众无产阶级。这些人包括独立手工业者、小零售商、某些地方的农民（比如意大利，甚至德国的一些地区）、就业岗位短缺的落后城镇里的失业者和半失业者。在革命的欧洲中，没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人数众多、充分发展的无产阶级，就像英国已有的庞大雇佣劳动者阶层一样。早期的无产阶级，尤其是在法国和德国的较发达地区，具有与它的人数不成比例的大影响力，但它还不足以为一次成功的革命提供社会基础。
因此，当时可能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靠社会基础都没有。那些革命运动都或多或少地依赖群众动员。然而恰恰是群众动员的危险，很快便驱使各地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激进派偏离了民主主义甚至是自由主义，退回到僵化的等级、秩序和保守思想中。也许可以说，革命既爆发了也失败了，因为最后并没有一个阶级强大到能独立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权。
至少，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宣言》的时候，他们并不相信一场社会主义的或任何类型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发生。他们只是希望1848年的革命，以及革命的失败能带来一些更长期的发展，“不断革命”以把资产阶级共和国推向无产阶级的统治，直到社会主义。但《宣言》的每个读者都会对这个事实感到迷惑：它所描绘的动人故事中的革命英雄是“布尔乔亚”。当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布尔乔亚革命的胜利具有两面性，它混合了同等程度的收获和代价。他们希望并且相信布尔乔亚阶级的征服最终会被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取代。但是，即便《宣言》号召工人武装起来并预见他们会成为一股真正的革命力量，它同时也讲述了一个关于布尔乔亚阶级胜利的故事。
“布尔乔亚”还是“资产阶级”？
人们公认自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布尔乔亚革命”是《共产党宣言》产生的背景。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宣言》又产生了怎样的后果？
许多人无法理解这部经典之作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它写于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时候。这不仅是说这本小册子不是写于20世纪末而是19世纪中叶，也不仅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的是一个尚处于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宣言》的叙述背景甚至不是那个时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它所反对的那种革命造成的动乱既有资本主义时期，也有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社会因素。革命不仅有劳工反抗资产阶级的雇主，也有无特权者反抗有特权的阶级，平民（包括“布尔乔亚”）反抗贵族，国民反对君主制，农民反对地主，甚至是奴隶反对主人。而且，到处都有饥饿的穷人反抗富人。
于是我们就说到了《宣言》中比较有趣的部分。这是一部共产主义的宣言，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宣言。作为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它的激情、雄辩和深度从未被超越。它也是一篇对资本主义充满力量和预见性的分析，直到如今这一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刻仍无可匹敌。但《宣言》直接的政治灵感来自于一个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它所描绘的那个栩栩如生的资本主义世界并无多少相似之处。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预测即使放在他那个时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指英国资本主义。译者注）身上也惊人得准确。但即使英国是他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蓝本，它也不是《宣言》中那个作为革命的政治力量的“布尔乔亚”的原型。这股力量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成为革命者奠定了基础。
《宣言》中对布尔乔亚革命的叙述将布尔乔亚描绘成一个在它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不得不对抗保守势力的阶级。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曾作为被压迫者反抗封建贵族的阶级在经过几个世纪的斗争和发展之后，终于得到了属于它的现代代议制国家。在那些它不得不寻求工人阶级的支持的斗争中，它亲手把现代的无产阶级送上了政治舞台，给了他们后来用于反抗它的武器。布尔乔亚还把它的意识形态中最进步的部分送给了工人阶级：批判性、反对教会和迷信，自由主义和一定程度上的平等主义 ——换句话说，启蒙运动的精神。
这个布尔乔亚阶级的形象是进步的，它完全反对贵族政治，而且或多或少带有自由主义的色彩。这个形象更多来自于欧洲大陆上布尔乔亚阶级的斗争，而非英国的资产阶级。1789年法国大革命这一最经典的“布尔乔亚革命”与资本主义并无多大关系。参与法国大革命的布尔乔亚阶级的中坚力量不是资本家，甚至不是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商人阶层，而是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他们革命的目的也不是解放资本主义而是出于对公民平等和“以能任职”的渴望。这些目的不属于一个以资产阶级的财富为最高目标的社会，而属于一个公职仍是最有利可图的经济来源和布尔乔亚阶级的职业目标的社会。
至于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它从不仅仅是，甚至不首先是“布尔乔亚”性质的事业。在英国，有地的贵族阶层和市民阶层一样是资本家，它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是通过反对保守贵族的政治斗争建立的。英国的地主阶层和市民阶层中的许多大产业主也参与了17世纪反对国王的革命，因为他们担心自己与王室的契约关系受到“专制”君权的威胁。他们不得不通过动员人民来实现反专制的目标。在斗争过程中，他们确定了议会制和“有限”政府的原则，而他们解放（和压迫）的人民力量提出了一些有史以来最激进的民主观点。但这场革命从来不是有地的贵族和崛起的布尔乔亚阶级、资产阶级或其他阶级之间的斗争。
即使英国的资产阶级曾被迫为自己阶级的利益进行过阶级斗争，这也不是一场针对统治阶级的斗争。某种程度上说，英国的资产阶级——或至少有地资产阶级——生来就是统治者。即使在19世纪有地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之间曾存在过斗争，那也是两种资本之间的斗争。如果英国的资本主义曾以阶级斗争的形式摆脱政治和经济束缚的话，这种斗争也首先是针对那些更低的阶层的，比如其财产权利（有时还有过于激进的观点）干扰了资本积累的小产业主。
因此，资产阶级并不是马克思笔下那个政治观念进步的“布尔乔亚”阶级的蓝本。但这个进步的蓝本却影响了他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很难说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心多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个政治进步的“布尔乔亚”阶级将无产阶级送上政治舞台并促进其政治发展的鼓舞。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占据《宣言》如此大部分的这个进步的资本主义形象是由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布尔乔亚革命而来。
我们必须对《宣言》中一方面提出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进程的描述与另一方面的物质和经济发展的分析做出一些区分。或者，更直接地说，我们必须分清那些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联系清晰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发展和那些不那么明晰的。马克思叙述中的不同方面即使在他自己的笔下也混杂在一起，更容易被它的评论者们混成一团，一股脑放在“现代性”这个广泛的标题下。但是如果我们试着理顺他叙述中的不同脉络，我们对资本主义就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这将更加清晰地展现出马克思那卓越的，至今无可匹敌的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洞察。
我们仍不清楚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或说使它成立的，是否是启蒙思想中那些最卓越的原则。举例而言，十八世纪法国的布尔乔亚中那部分接受了启蒙思想关于人类进步，人类思维发展，破除愚昧迷信的指导思想，或者追求公民平等和“以能任职”的理念的人并不是资产阶级中主要的那一部分。那是一个由教授，公职人员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一个阶级，和那些资产阶级有着根本利益上的不同。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的成熟发展将会给那类布尔乔亚和他们特殊的文化结构带来终结。
在20世纪我们都很清楚，尽管资本主义要求一个“理性的”（也就是一个“高效的”或有利可图的）生产组织，它几乎不需要那种启蒙思想语境下的“理性主义”：让一切权威服从于理性的批判。资本主义需要遵守纪律的，服从的劳动力。它完全不需要一个会批判思考的公民。事实上，对“理性的”生产组织（更不要说资本主义的权力构架和所有制）而言，一个能运用批判理性的工人可能远比一个，比如说，信奉非理性的迷信或某种否定启蒙原则的原教旨主义的工人更加危险。举例而言，美国的一些右翼政治活动就毫不困难地将反对启蒙价值和对资本主义的宣扬结合起来。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布尔乔亚”确实带来了政治进步，使封建等级和贵族特权让位于一个“现代的代议制国家”。事实上，马克思当初所写下的那个“布尔乔亚”的代议制政府自己也已经让位于某种我们今天称为“民主制”的东西。布尔乔亚如今已不再是那个字面意义上的“统治”阶级了：它的阶级统治不是依靠排斥其他阶级的政治权利或者在法律上清晰地界定统治的资产阶级和服从的无产阶级来实现的。工人们都是有完全投票权的公民，而资本主义制度也因此得以证明它比之前任何一种阶级统治都更能接受广泛的成人选举权。
但这种政治进步显得十分暧昧。这种暧昧性不仅是指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下财富显然仍意味着政治上的特权，或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国家仍代表着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也不仅是说资产阶级能够轻易忍受，甚至有时需要集权统治。这种暧昧性来自于资本主义 “民主”中一种更加根本的矛盾。
资本主义可以宽容“民主”是因为资产阶级不是通过限制政治权利而是通过限制财产的方式控制他人的劳动。尽管资本需要政治权力的支持，工人们却纯粹是为“经济”上的原因出卖劳动力。因为他们不能拥有生产资料，通过劳动力来获取工资成为他们获得生活必需品甚至仅仅是他们自己劳动所需的物质原料的唯一途径。没有什么直接的政治压力逼迫他们为资本服务，因为仅仅是“经济”的压迫就已经足够。
这意味着即使在最好和最“民主”的形式下，资产阶级也能够，并且必须将平等限制在单纯的政治领域而绝对不能让其进入经济领域，颠覆经济上的不平等。一种民主制度可能会在政治领域盛行，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却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完全不需要民主的活动和关系上。这不仅发生在工作场所这一最易受到他人直接控制的地方，也发生在一切服从“市场”指挥的生活领域中。
所以资本主义可以在创造一个在“民主”的政治环境的同时，以同样的方式让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领域远离民主所及。换句话来说，资本主义以一只手给予的许多东西，被它的另一只手夺走了。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如此丰富，正是因为它揭露了这个体系最根本的矛盾。那种将“布尔乔亚”与“资产阶级”混为一谈，并且将他们的故事讲成一个单纯的进步和走向“现代”的故事的方式会掩盖这些矛盾。这种方式无法使我们看到我们从马克思的分析中，以从未有过的清晰和深入的视野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在他之后的作品，尤其是《资本论》中，马克思将对资本主义进行更加透彻的分析。但在这份宣言的短短几页中，马克思已经通过诗意而激昂，然而仍然充满质朴的洞察力的语言，清晰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的核心——它的一切活力和破坏力的来源。
资本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这是《共产党宣言》中最知名的片段之一，在此，马克思总结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社会不同于之前一切的社会形式，它需要持续不断地变革、持续不断地发展生产力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持续不断地追求利润的实现。对利润的需要，对无限积累的需要，都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本质而被加于资本上：它必须要积累，它必须要把利润最大化，而这仅仅是为了生存而已。此前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曾经屈服于这样的压力。
这种把资本主义描述为一种特定的，区别于其他生产方式的生产方式的描述方法，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这些原则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详尽论述过了，他们甚至还在1848年之后把这些原则发挥得更全面。历史唯物主义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主张作为理论的出发点，即人类是在他们和自然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人之间、既特定又随着历史发展而变化的关系中获得维持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的。关于任何社会组织形式的最基本事实就是以上这些关系的本质，以及任一给定的社会用来提供维系人们生存的物质条件的特定方法。
这就要说到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节点了，那时，有关人类物质生活的社会组织方式开始表现为阶级分化的形式。这种分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冲突，而在此之后，就像《共产党宣言》所宣称的那样，历史一直被这样的阶级冲突推动着前进，同时，被剥削阶级也一直在反抗着剥削。但是，一方面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产生之后就一直作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存在，另一方面它也会在不同的社会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每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每一种特定的阶级关系体系，都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有它自己的要求，有它自己生存和繁荣的所需的环境，有它自己的动力机制，有它自己冲突和斗争的形式。此外，就资本主义总体而言，它也有与之前任何生产方式都不相同的非常特定的条件，即要求对生产力的持续变革。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则》中表示，历史从一开始就始终被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尤其是科技进步和被动适应生产力发展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变革推动着前进。这个通常被更多归于启蒙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技进步的概念，也同样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
不过，马克思的版本更强调特定社会关系产生的具有历史特殊性的影响而非一些超越历史、永恒不变的科技进步过程。他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独特的环境、资本家剥削阶级和赤贫雇工阶级的关系及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生产力变革动力这些方面。在历史的整体进程里，一定有生产力的长期发展；但是，就像马克思告诉我们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的所有社会里都有一种内在的保持生产不变的倾向。只有资本主义打破了这个普遍原则，并不断为自己制造新的压力来通过科技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种去积累、去变革生产工具的压力根植于资本主义剥削方式，也就是资本从工人那里压榨劳动力的方式。资本家在获取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方法以及卖出商品和服务这两方面都依靠着市场。甚至连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被资本家在特定时间段内用工资交换而买下的商品。资本接着就会驱使劳动力去工作并力图在有限时间里用最小的代价榨出最大的产出。所以资本总是在寻找新的科技、新的工具、新的组织和控制模式，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应对市场竞争。为市场去进行“有竞争力”的生产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持续的积累和利润最大化。它同时也意味着持续的变革：新的科技，新的商品，新的机构形式和新的社会组织方式。
马克思强调了这种制度的历史独特性，在这种制度中，几乎所有人类需要和想要的东西的供应都被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组织起来，在这种组织中的每一样东西，甚至像食宿这样最基本的需求，都只是为了利润才被生产出来。这样一种制度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注定是剧烈而深远的，更不用提它对自然本身的影响了。马克思戏剧性地表述了这种制度引起的后果，在这种制度中的每一样东西——不仅是东西，还有自然和人类活动——都成为了可以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这种制度里被降格为“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在21世纪前夜，当生活的商品化程度已经高得太过头以至于很难想象它还会更高时，当从食品到文化再到医疗、每一种东西都被市场必要性所扭曲时，我们太明白商品化意味着什么了。我们知道这些市场必要性对社会结构和自然环境多么有破坏力。我们在贫困中、在犯罪中、在环境污染中、在自然资源和人类生活的浪费中明白了它的代价。但在马克思生活的年代里，商品化的进程还远远算不上发达，所以他的先见之明才如此地引人注目。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他对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影响劳动的洞察。对工人的剥削以及工人不仅迫于供养自己和家庭而且迫于为他们的雇佣者创造最大化的利润而去工作，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本质。但这还有一个当人类劳动被从人类创造力的实践转化为仅仅是一种创造利润的活动或说商品时、当它的价值不再是它给予劳工的满足感抑或它对社群的贡献而是它在市场上可以实现的收益以及它对资本积累的贡献时、它会发生什么的问题。
显而易见，工作必须根据不同目的以不同的方法组织和进行。用最小代价榨出最大产出的需要带来了非常具体的规章，它们不可避免地对人类福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马克思描述了工作在为唯一的目的、即为这种生产方法的资本拥有者创造最大的利润的目的而规划时产生的堕落。当劳工在生产线上仅仅作为机器的附属品存在时，这些影响表现得最为明显，但相似的影响在把利润最大化当作生产组织最主要目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出现。本应是一个充满创造力和满足感的活动实际上因此变得更像是毫无意义的苦差事。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同样也有若干正面影响。资产阶级，他说，“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高架渠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已经“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它对生产力的革命性发展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去为每一个人的福利提供物质条件的能力。
但这又有另一个悖论：虽然资本主义已经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但它最大化每个人的物质福利的能力还仅仅是一种能力而并非现实。资本主义，事实上，还阻碍了这一点变为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最根本的矛盾之一就是它巨大的生产能力和它提供的实际生活质量间巨大的反差。
对于这一点，一个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如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不可能与不同形式的帝国主义相分离：从传统的殖民剥削到对第三世界国家施加的巨额债务，或是今天的跨国公司对第三世界廉价劳动力的压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能力和生活质量的反差在今天丰裕的北半球和匮乏的南半球之间日益发展的两极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同样的反差也确凿地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
在这样一个所有生产都只是为了利润的制度里，理所当然地，资源和劳动力的分配标准不是为尽可能多的人带来福利，而是利益的最大化。这个社会的生产能力也更可能被用于生产，比如说，每年为供应得起的人准备的新模型车或者被设计得在打入市场时就开始过时的电脑，而不是去供应体面的但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房子。所以马克思应该不会为美国这样的社会而惊讶，它明明有为所有成员提供衣食住宿、教育和医疗的能力，但美国的现实却是贫困、无家可归、营养不良现象广布，许多人负担不起医疗花费，甚至还有一个产生无数真正的文盲的教育系统。在这样一个具有如此内在不平等的社会里，严重的社会分化也没什么可惊讶的了。如今不断彼此强化的阶级剥削和种族歧视就是其最好的例证。
感谢 希哲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