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这本书可以说是一本论文集，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已经发表或即将发表的文章为基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本论文集；但是，我希望它不“仅仅”是以前论文的汇集。原因是：一方面，我并不是简单地将这些论文按其原样囊括到了这本书中，而是做了修改和整合或只是用了其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从一开始就把这些论文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尽管在导论中我对一些重要的主题及其历史背景进行了全面反思，并且对某些论文为纳入本书所作的修改作了一些评论，但是，我认为，这些论文的统一主题以及一篇论文以另一篇论文为基础的方式会或多或少地证明这一点。这里，我只是希望对这些论文的最初出版商，以及那些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间就本书给予我帮助的人们致以谢意。

第一章是最初发表在《新左翼评论》（1981年第127期）上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分离》一文的修改版。第二章是《掉进裂缝：E·P·汤普森以及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争论》一文的校订版，这篇文章收录在哈维·凯伊（Harvey J·Kaye）和基思·麦克里兰（Keith Mclelland）编辑的《E· P·汤普森：批判的视角》（牛津：政治出版社，1990年）一书中。第三章是最早发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1982年第9期）上的《理论政治和阶级观念：E·P·汤普森及其批评者》一文的修订本，并增加了一些新的材料。第四章是由一些新材料以及《新左翼评论》上的一些论文或论文的部分内容组合或综合而成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进程》（《新左翼评论》1984年第147期）；《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这种博弈值得吗？》（《新左翼评论》1989年第177期）中的一小部分；《是解释了所有事情还是什么都没有解释？》（《新左翼评论》1990年）。第五章是一篇新论文，这篇论文是我为约翰·塞维勒（John Saville）和马塞尔·林顿（Marcel van der Linden）主编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而准备的，在写作时，这本书的出版日期还没有确定。第六章是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为古希腊的多卷本著作中的第一卷的内容而撰写的，这里基本没有作什么改动，该著作将由意大利的Einaudi出版社出版，非常感谢I Greci的出版商允许我在这套著作出版之前将这篇论文收录在本书中，通常情况下在合同签后不允许这样做，但我非常荣幸地得到了Giulio Einaudi编辑的许可。第七章也是由新材料以及一些论文或论文的部分内容组合或综合而成的，包括今日历史出版社于1994年6月出版的《对两种民主的记述》一书中的部分内容，由彼得·尤本（J·Peter Euben）、约西亚·奥伯（Josiah Ober）和约翰·沃勒奇（John Wall-ach）主编的《教育民主》（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的《民主：一种模糊的初始的想法》一文，以及《自由和民主，古代的与现代的》这篇文章，该文是根据1993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召开的由人类国家基金资助的关于古代和现代民主的会议中的讲演写成的，该会议记录已经得到了约西亚·奥伯和查尔斯·海德里克（Charles Hedrick）的编辑校订，很快就会出版。第八章是《对“公民社会”概念的运用和滥用》（《社会主义者花名册》1990年）一文的修订本，并增加了许多新材料，我希望这不仅是对该文的修订，也是对该文的提高。第九章建立在我为纪念多伊彻（Deutscher）所作的演讲的基础之上，该演讲最初的题目是《资本主义和人类解放》，发表在《新左翼评论》1988年第167期。

不用说，这些论文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很多人。有些人看了书中的多篇论文，有些人只看了其中的一篇，可是我对他们的感激程度并不是仅仅同他们评论的论文数量一致。我非常感谢尼尔·伍德（Neal Wood）的帮助和支持。感谢乔治·康尼尔（George Comninel），他以前是我的学生，现在是我的朋友和同事，感谢早在少年时代就与我结下深厚友谊的卡伦·奥伦（Karen Orren），感谢我的兄弟彼得·梅克森斯（Peter Meiksins）以及我的父亲格雷弗里·梅克森斯（GreforyMeiksins），他们不仅对我的著作作了评论，而且长期以来还一直同我进行讨论、争论，并给予了我鼓励，更不用说他们自己令人振奋的作品给予我的启示了。感谢弗郎西斯·艾贝利（Frances Abele）、戴维·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以及科林·摩尔斯（Colin Mooers），在我刚开始写这些论文时，他们还是学生，当时他们的聪明才智给予了我很多灵感，此后一直到现在作为我的朋友，他们不仅在讨论中，同时也在他们自己的写作中给我很大的帮助。其他那些以自己对某一论文的领悟而为我提供帮助的朋友有：约翰·萨维利（John Saville）、哈维·凯伊、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和帕特里克·卡米勒（Patrick Cam-iller）。佩利·安德森和罗伯特·布伦纳各自阅读了三至四篇作为本书基础的以前的论文，并且在我思考和进行相关主题的写作时，他们是非常可贵的资料提供者和讨论者。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在本书校订时去世了，他的过世不仅是认识他的人的一大损失，也是整个社会主义左派的损失，他对其中的两到三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评论；但是我对他的谢意远远超出了他对我论文的贡献，这是因为，我也像许多其他人一样，非常敬佩他坚定而明确的社会主义信念。

同样，我也非常感谢其他一些对一篇或多篇论文提出过有价值评论的人克里斯·伯特拉姆（Chris Bertram）、阿兰·卡琳（Alan Carling）、保罗·卡特莱吉（Paul Cartledge）、迪安·埃尔森（Diane Elson）、彼得·尤本、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布赖安·帕尔默（Bryan Palmer）、尼古拉斯·罗杰（Nicholas Rogers），以及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许多无名读者。最后，我要感谢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约翰·哈斯拉姆（John Haslam），感谢他在出版过程中的友善和有效引导，也感谢校订者安妮·雷克斯，尤其感谢她对于该书在最后修改中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