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资本主义和人类解放：种族、性别和民主

资本主义与“超经济”产品

首先假定某些超经济产品并不完全与资本主义协调一致，而我并不打算谈论这些。例如，我确信资本主义不能创造世界和平。很显然，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与民族国家制度相联系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扩张、竞争以及剥削的逻辑必然会发生动摇，资本主义——目前其最具侵略性和冒险性的组织力量是美国政府——是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²。

我并不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避免生态灾难。资本主义可能（特别是在环保技术本身有利于销售的时候）会提供某些生态保护。但是资本积累动力根本上的不合理性（它使一切都从属于资本自我扩张以及所谓的增长的需要）不可避免地与生态平衡相对立。如果说共产主义世界的环境破坏是由明显的疏忽、严重的无效率以及不计后果地想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工业发展所引起的，那么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范围更为广泛的生态破坏行为不是失败的标记而是成功的象征，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构成原则是使所有人的价值都服从于积累规则以及营利性的需要）的副产品。

然而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和平与生态问题并不完全适宜于产生强大的反资本主义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恰恰在于和平与生态问题的普遍性。它们之所以没有形成社会力量，就是因为它们没有明确的社会身份，或者至少是由于除了其接近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之外，它们没有任何社会身份，正如生态问题是在工厂工人中毒或污染和垃圾集中在工人居住区附近而不是集中在特权者周边的情况下提出来的。但是归根到底，这些问题在原子弹和酸雨中的消除和溶解，与其说是为了工人的利益，不如说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我们也可以说，倘若指出资本主义的这些危险，明智的人都不会拥护资本主义制度。然而事态当然并不是这样发展的。

种族和性别方面的情形与和平和生态方面的情况几乎是相反的。反种族主义者和反性别歧视者的确具有一种明确的社会身份，他们可以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但是，种族和性别平等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对抗并不是那么鲜明，或者说资本主义并不是那么明确地反对种族和性别平等，正如资本主义不能创造世界和平或关注环境那样。因而，每一种这样的超经济产品都同资本主义有着特殊的联系。

资本主义的首要特点是它丝毫不关心它所剥削的人们的社会身份。这是一个典型的关于好消息和坏消息的例子。好消息是，和以前的生产方式不同，资本主义剥削并非必然与超经济的、司法的、政治的身份、不平等或差异联系在一起。从雇佣劳动者身上榨取剩余价值发生在形式上自由和平等的个人之间，这种榨取不是以司法和政治地位的不同为前提的。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中明确存在着一种破坏这些差异的倾向，甚至存在着淡化像性别和种族身份的现象，因为资本正在努力地把人们吸引到劳动市场，并把他们简化为从所有特殊身份中抽象出来的可相互交换的劳动单位。资本主义不仅在利用特殊的社会压迫方面具有非常灵活的能力，而且在抛弃特殊的社会压迫方面也具有非常灵活的能力。一部分坏消息是，资本主义可能会吸收超经济压迫在历史上和文化上从所有特定框架内获得的一切。比如说，这种文化遗产可以通过掩盖其产生下层阶级的固有倾向，助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当工人阶级中最没有特权的那部分人与诸如性别或种族那样的超经济身份相符合的时候，正像通常所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部分人的存在似乎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原因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某些资本家阴谋欺骗的问题。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所以能够发挥很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实际上利用了在劳动市场竞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某些优势。关键在于，如果资本是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中获取利益的，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与种族不平等和性别压迫有关的任何一种结构性倾向，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们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结构现实，是因为它们划分了工人阶级的等级。至少，如果不考虑外貌、种族、信条、性别，不依赖任何超经济的不平等或差别，资本主义剥削原则上就可以受到控制；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反对这些不平等和差异的意识形态压力，这些压力已经发展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不曾达到的程度。

种族和性别

这里我们马上会碰到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以种族为例来考察，尽管资本主义结构上对超经济身份漠不关心（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这种不关心），但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可能已经被打上了至今已知的最为极端的种族主义印记。例如，西方普遍而又根深蒂固的直接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通常被归因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而出现的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文化遗产。但是进一步思考后会得出，虽然这种解释在每一点上都令人信服，但这一解释本身则是不充分的。

举一个奴隶制度的极端例子。同历史上仅有的一个如此规模的奴隶制度的对比表明，奴隶制度同这种极端的种族主义绝不是自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比较可能暗示着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的资本主义具有一些特殊的东西。尽管古希腊和罗马几乎普遍接受了奴隶制，但是，那种因人类天生不平等而证明奴隶制合理的观点并不是主流。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奴隶的概念并没有得到过广泛的认同。更加普遍的观点似乎是，奴隶制是一种习俗，尽管这一习俗是通用的，但只有建立在其自身有效性的基础之上奴隶制才有理由存在。事实上，甚至有人承认这种有用的制度是违背自然的。这种观点不仅存在于希腊哲学家中，而且更是得到了罗马法律的承认。甚至有人提出奴隶制是罗马法唯一的例证【在罗马法中，常规的国家法律（iusgentium）和自然法则（ius naturale）之间存在一种公认的冲突³】。

这一点之所以意义重大并不是因为它导致了奴隶制的废除（它当然不会废除奴隶制度），也不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减轻了古代奴隶的痛苦。它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提出，与现代奴隶制大不相同，似乎并不需要那么迫切地为处于自然、生物下层的某些民族的这种邪恶制度寻找一种理由。种族冲突可能与文明一样古老；例如，维护奴隶制是基于圣经中那些关于腐化遗产的由来已久的故事。从亚里士多德到伯丁的思想中也有一些关于气候决定论的理论；但是这里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要素是环境而不是种族。现代种族主义则不同，它是一个关于继承和天生劣等的更加邪恶的系统观念，这一概念出现在17世纪晚期或18世纪早期，在19世纪达到顶点时进一步得到了种族生物学理论的伪科学的强化，即使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现代种族主义仍然继续发挥着其在意识形态上支持殖民地压迫的作用。

令人好奇的是，产生这种意识形态需要的资本主义是怎样的？这些需要为什么是一种自然奴隶制而不仅仅是传统奴隶制的理论？至少部分答案中必然存在着一种自相矛盾的观点。在殖民地压迫和奴隶制发展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驱时，国内的劳动力却不断地无产阶级化；雇佣劳动者的发展以及形式上自由与平等的个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使其成为了一种形式上平等与自由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它在司法和政治层面上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不平等与不自由）通常是资本主义霸权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与超经济差异形成对照的结构压力，通过把奴隶排除在人类之外，使他们成为被排除在正常的自由与平等之外的人，从而必须证明奴隶制是合理的。或许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认识到人类中的超经济差异，为了适应在当时的历史时期对资本发展有利的奴隶制和殖民主义，人民必须被剥夺掉许多人类的东西。在希腊和罗马，仅仅以人民不是公民，或以认定他们不是希腊人（像我们所看到的，罗马有一个相当排外的公民权概念）为理由，就可以将他们确定为局外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被逐出教会的标准似乎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在性别压迫方面的矛盾并不十分突出。如果资本主义比以往更加致命地同种族主义联系在一起，我就会寻找所有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造成了比前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极端的性别压迫。但是这里也存在一种结构性差异与超经济不平等（与超经济差异形成对照的真正压力）的荒谬混合体，也存在一种资本主义可以加以利用的系统的投机主义。

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以两种典型的方式来进行性别压迫：第一种方式是它与其他超经济身份（像种族甚至年龄）共享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种构成下层阶级并为之提供与这些超经济身份相互交换的意识形态保护的方式。第二种方式专用于性别。它作为一种组织社会再生产的方式，被认为（可能不正确）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方式⁴。现有的性别关系组织，通过控制家庭私人生育孩子和抚养孩子的成本，可以削减用于再生产劳动力的资本成本（或者它通常被认为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从资本的角度看，这种特殊的社会成本同其他任何成本之间也没有什么不同。比如，产假和日托儿中心同养老金或者失业保险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因为它们都包括一种不受欢迎的花费⁵。一般而言，资本反对所有这样的成本——尽管离开了这些成本（至少是其中的某些成本）资本是决不可能存在的；但关键在于，在这一方面，忍受性别平等比接受国民医疗服务制度或者社会保险有更大的可能。

尽管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能够并且的确利用了性别压迫，但这种压迫在资本主义结构中并没有特权地位。彻底消除所有明确对妇女作为女人的压迫后，资本主义仍然能够幸存下去，然而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后，资本主义则不可能继续存在。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使得妇女解放成为了必要而不可避免的。但它的确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性别压迫没有特殊的结构必要性，更没有强大的系统部署。下面我想要说明的是，资本主义在这一方面是如何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

我引证这些例子的目的是为了阐明以下两个主要观点：资本主义的确具有一种远离超经济不平等的结构倾向，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其含义是：由纯粹的超经济条件构成的斗争（例如，纯粹地反对种族主义和性别压迫的斗争）本身不能对资本主义造成致命威胁。这些斗争无须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获得成功，但同时，如果继续脱离反资本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可能就不会取得胜利。

资本主义和政治产品的贬值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公民权之间的关系方面，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性是非常明显的。这里，我想探讨通常与“超经济”产品问题有关，尤其是与妇女地位问题有关的资本主义民主的不确定性。

在资本主义使公民权空前扩张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战略重点，这一直是一个重大问题。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社会主义传统，这一传统假定，资本主义形式上的司法和政治平等将产生一种动态的矛盾，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推动力量。例如，社会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资本主义有限的自由和平等将产生一种有利于彻底解放的强大推动力。目前存在着这样一种强有力的新倾向，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民权力的扩张，或者把“彻底的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替代品，并且后一种观点越来越普遍。由于民主已成为各种渐进斗争的口号，已成为左翼各种解放事业中的统一主题，因此，民主也同时开始代表所有的超经济产品。

那种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民主扩张的观点可能会很富有成效，但是我丝毫没有被这种新的理论虚饰（即最早的社会主义者幻想资本主义自由与平等的意识形态冲动已经在各个层面上创造了变革社会的不可抵抗的压力）所打动。资本主义民主的作用比人们所想象的还要含糊不清，这种社会变革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种魔术，它使我们幻想，如果资本主义民主不能向社会主义民主（或“彻底的”民主）平稳转变，那么资本主义裂缝内部的民主渴望就能够切实实现。

这里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不要对资本主义制度中民主的含义和作用抱有幻想。这表示不仅要了解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要了解即使是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会受到资本积累需要的抑制，要了解自由主义民主基本上没有触动资本主义剥削等事实，而且更要了解我们前面在对古代民主和现代民主进行比较时所讨论过的民主贬值。

最重要的是，政治产品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社会财产关系制度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同各种性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对比在这里再次体现出了其价值。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农民是主要的被剥削阶级，剥削方式典型地采取超经济的、政治的、司法的、军事的控制，占优势的财产关系诱发了司法特权和政治权力。因此，正像中世纪的贵族统治将政治和经济权力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那样，农民抵抗经济剥削也可以采取同样的方式，即要求分享其最高统治者的司法特权和政治地位（例如，在由于试图征收投票税而引发的著名的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中，反叛领袖瓦特·泰勒（Wat Tyler）将农民的要求阐述为所有的男人平等地分配封建领地），然而这将预示着封建主义的灭亡。与资本主义大不相同，强大的政治权力完全限制了这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配。

与地主和国家的权力相比，农民反对剥削的经济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自身所处的政治共同体，即依赖于村庄的权限所能达到的范围。村落共同体权限的任何一种扩充都侵犯并限制着地主的剥削权力，尽管一些权力比其他权力更为重要。与资本主义大不相同，前资本主义的地主或者榨取剩余的国家，对于剩余榨取强制力量的依赖远比对于控制生产过程的依赖要多得多。前资本主义的农民保留着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他们既单独地，又通过其村落共同体集体地、广泛地保持着对生产的控制。像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态一样，封建制度的占有行为通常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清晰地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农民进行生产，地主收取租金，或政府占有税收；否则就是，农民一天在自己的土地上为自己的家庭所需进行生产，另一天在地主的领地生产，或为国家的某一种服务生产。因此，即使农民在组织生产过程中拥有很大的独立性，只要农民共同体的权限不能超越剩余榨取的司法和政治机制，地主或国家专用的权力就会被保留下来。

农民共同体也时常猛烈地反对地主或国家的权力，他们在当地的政治机构中获取一定程度的独立，设立其自己的地方官员取代地主代表，强制推行其本地的宪章等。他们所获得的这种政治独立达到一定程度时，也会减轻其所遭受的经济剥削。但是，正如我在第七章指出的，村庄和政府之间的壁垒已经从总体上挫败了那些农民摆脱从属地位的尝试；雅典的民主可能就是一个例子，在那里最后的壁垒被打破，村落共同体不再独立于国家之外，并作为一种异化力量服从于国家⁶。

我在前面已经论证过，迄今为止，古雅典民主最革命的一面是农民作为公民独特的、无与伦比的地位以及村庄在联系农民与国家中所处的地位⁷。同其他农民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村庄是雅典国家的组成部分，农民只有通过村庄才能成为公民。这不仅代表着农民构成方面的创新，而且是农民的根本转变，这一点是古代世界、实际上也是其他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无与伦比的。正如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指出的，如果农民是一个生活在乡下的耕作者，其剩余以地租或税收等形式被转移到某些“对其行使有效的超级权力或者控制其领地”的人手中⁸，那么雅典小佃农的特征就可以描述为一种在这种“被控制领地”空前绝后的独立，并从此获得了从地租和税收中解放出来的不同寻常的自由程度。农民公民的产生表示农民从所有形式的附属关系中解放出来，这些附属关系曾经是希腊农民的特征，并将继续作为其他地方农民的特征。民主的公民权在这里同时具有政治和经济两重含义。

我们在第六章已经注意到，古代的民主与古代世界其他先进的文明（近东和亚洲，也包括青铜器时代的希腊）之间存在着多么根本的不同，就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来说，民主城邦多么急剧地从盛行的国家占有模式中脱离出来并隶属于农民生产者的村庄，多么急剧地从“脑力劳动者处于统治地位，而体力劳动者处于被统治地位”（即“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普天之下皆为准”的准则中脱离开来⁹。并非偶然的是，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反民主的希腊哲学家在描述他们理想的国家时，非常自觉而明确地恢复了统治者和生产者之间的划分原则（他们明确地把违背这一原则视为雅典民主的本质）。

事实上，剩余占有国家按照罗勃特·布伦纳称之为“似阶级”的方式发挥作用，这在先进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规律而不是例外¹⁰。假定认识不到国家作为私人占有方式的作用及其庞大而有利的政府机构和从农民中抽取的税收，我们就无法理解法国的专制主义。基于此，如果我们认识不到其中的主要问题是有权使用这种有利的资源，我们也不能理解法国大革命那样的大变动¹¹。

如果这些完全不同的情况共同拥有一种给予政治权利特殊价值的统一的政治和经济权力，那么，资本主义制度中政治产品的贬值就依赖于经济和政治的分离。经济领域的自治必然会削弱政治产品的地位，资本主义剥削从直接的专制力量中的独立，占有从共同功能履行中的分离，有别于“经济”的独立的纯“政治”领域的存在，第一次把没有经济和社会含义、只有政治含义的民主归于古希腊的民主之中。

从不同角度说，资本主义中政治和经济的分离意味着公共生活从生产组织中的分离。例如，没有什么能够与村落共同体在许多农民经济中遵循的公共生产规章相比。资本主义政治生活是从剥削组织中分离出来的。同时，资本主义也把生产和占有统一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占有行为和剩余价值榨取与生产过程是不可分离的；这两个过程都已经从政治领域中分离出来了，也都被私有化了。

所有这些都隐含着抵抗的条件。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类似于作为反对地主剥削的农民阶级组织形式，即没有村落共同体这样的组织，也就是说，阶级组织的形式不可能同时与经济和政治分离开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须从根本上影响资本的剥削力量或者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力量的决定性平衡，政治和社团组织就可以在每一层面上发生许多变化。尽管这些领域的斗争仍然至关重要，但是，只有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具有使民主政治远离社会权力中心的非凡能力，以及资本主义能够把占有和剥削的力量与民主责任隔离开来，才有可能组织和引导这些领域的斗争。

总而言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经济占有权与这些超经济力量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超经济力量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在这里可能有人会谈及超经济产品的缺乏，因为超经济产品太贵重了以至于不能广泛分布。那么，我们可以假定资本主义超经济产品已经克服了那种缺乏，进而描述资本主义超经济产品的特性。资本主义使超经济产品，特别是那些与公民权联系在一起的超经济产品，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分布得更加广泛。但是，通过通货贬值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短缺。

妇女的地位

我所谈论到的政治权力贬值无疑适用于包括男人和妇女在内的每一个人；但是这一点对于妇女（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性别关系）来说，具有更加引人注目的、超出了纯政治问题的重大意义。事实充分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妇女已经获得了早期社会中的妇女梦想不到的政治权力；我认为完全可以有把握地说，以至少是形式平等为目标的总体趋向已经对妇女的解放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然，这一成就不经过大量斗争是不可能取得的；但是，那种认为妇女能够渴望政治解放并为之奋斗的思想在历史议程中出现得相当晚。这一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政治产品的总体贬值（这种贬值使统治团体的分布具有较少差别）。但假使这样的话，（这种发展）比公民形式上的权力具有更多的危险性。

让我们返回到前面关于前资本主义的例子。我们已经分析了农民生产和超经济剥削的典型结合。现在我们可以仔细考虑一下农民生产和超经济剥削对于妇女地位具有怎样的意义。重要的是要牢记，哪里的农民是最主要的生产者和剩余的来源（正像他们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哪里构成基本生产单位以及构成基本剥削单位的就不仅是农民自己而是农民家庭。地主和国家从农民那里占有的劳动是家庭劳动，它不仅采取了诸如农民家庭共同履行生产性租金或者生产税收服务，或其他既属于个人又属于公共的劳动服务等形式，而且也采取了在雇主家庭中的家务劳动等形式，当然，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孩子的生育与养育、未来的劳动者、仆人以及作战中的士兵、统治阶级的家庭和军队也都属于这种形式。这样，农民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根据其在剥削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深深地而又不可避免地同置于家庭单位之上的需求联系在了一起。无论家庭内部特定的劳动性别分工的历史原因是什么，它们在阶级社会中总是被家庭和家庭外部力量之间分等级的、强制性的以及敌对的生产关系所扭曲。

尤其重要的是要记住，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通常控制着生产的过程，而地主通过直接劳动所增加的剩余远远少于通过雇佣或提高他们的剩余榨取能力，也即提高他们在法律上、政治上以及军事上的能力所增加的剩余。除了与这种政治权力分配事实有关之外，这一点还与农民家庭内部性别关系有关。最重要的一点可以总结为：哪里有剥削，哪里就必然存在等级制度和强制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集中于家庭并且成为了家庭日常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没有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那种家庭关系与工厂组织之间的分离更为清晰的了。

农民“进退两难的局面”通常被表述为：他既是经济代理又是家庭领导，而且农民家庭“既是一个经济单位又是一所住宅”。一方面，家庭必须满足其自身作为消费单位和作为一系列情感关系的需要，并且也要满足于自己作为农民共同体组成部分的需要；另一方面，从剥削者的观点来看，正如埃里克·沃尔夫所提出的，农民家庭是“一种劳动和产品的来源，通过它可以增加其权力储备¹²。”这种矛盾统一体的一个后果似乎是，家庭再生产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阶层和强制关系。作为生产组织者，家庭领导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它自身剥削者的代理人。

无疑可以说，阶层结构并不是绝对要采取男性统治的方式，尽管它通常所采取（如果不是普遍地采取）的是这种方式。但是除了其他可以助长这种等级制度的特殊方式——例如体力的差异或者那种占据时间和精力的妇女再生产功能——之外，还有一种内在于前资本主义农民家庭以及地主和国家之间的男性统治倾向。

农民家庭与地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同时与经济和政治分离开来。既然农民家庭面临的剥削权力是典型的“超经济”权力——说得更精确些，他们面临的是司法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权力——他们不可避免地与一种最普遍的男性专制，即武装暴力的社会功能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一般的社会组织，特定的统治阶级本性都能诱发男性统治。被强加在整个社会以及统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之上的权力和威望，既在村落共同体内部，又在家庭之中加强了男性在政治和礼仪职责方面的权威。如果在家庭内部，领导是地主和国家的代理人，那么，在家庭外部，在面对地主和国家男性统治的超经济权力时，他也是家庭的政治代表。因此，前资本主义社会超经济的、政治的强制性特点趋于加强农民家庭内部对男性统治的所有其他倾向。

顺带提一句，这些主张的一个重要检验是，设想在一个独立的生产者家庭中，男性在家庭外部不具有这样的政治作用，或者周围的社会关系不是这种超经济的类型。最接近这种设想的可能是美国南部的农奴家庭，一群完全孤立的人从他们公共的根基中脱离出来，他们在资本主义经济之中没有司法和政治身份。结果形成了美国农奴家庭中一个与众不同的特征，即在男性统治仍然很强的社会之中出现了罕见的妇女权威。

一般而言，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生产和剥削组织并不是如此紧密地与家庭组织联系在一起，直接的超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剥削力量也是如此。尽管资本主义具有空前的资本积累动力，但它主要是通过增加劳动生产率，而不是通过直接的、强制性的榨取剩余来满足它的这种需要。当然，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率和利益率的冲动以及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对抗，产生了一种生产组织分等级的、恪守纪律的需要；但是资本主义并没有把这些对抗，即这种分等级的和强制性的组织集中在家庭之中，它们在工厂中有一个独立的场所。即使是在那些住宅距离工厂非常近的地方，例如在小的家庭农场中，资本主义市场也创造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原有的关系，并用农民共同体以及前资本主义地主和国家政治、法律、军事力量取代了原有的关系。这些新关系的一个典型的后果是削弱了父权制的法则。

这里漏掉了一些使封建主义接受男性统治的重大因素，包括：生产和剥削组织与家庭组织之间的统一，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超经济关系等等。在那里，封建主义由地主或国家和家庭的关系开始，经由男性，资本争取直接同个人（男性和女性，他们从资本观点的角度呈现出抽象劳动的特性）进行联系。那些对维护旧式男性统治感兴趣的人被迫保护自己免受资本主义毁灭性影响的伤害（例如，他们反对越来越多的妇女离开家庭加入到工资劳动力之中）。

资本主义和超经济领域的收缩

超经济领域的收缩是资本主义经济剥削从超经济权力和身份中分离开来的一个不同后果。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继承者那里，下述观点已经成了陈词滥调，即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对各种自由与平等产生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推动力，认为“经济”在人类经验中的重要性是有限的，政治自治和社会身份的公开是当前西方资本主义的本质。让我们看一看这些命题所明显涉及到的资本主义的特征。

仍然荒谬的是，正是那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贬低超经济产品价值的特征在表面上加强了超经济领域并扩大了超经济领域的范围。这种表面迹象已经被资本主义理论家当作一种事实，他们断言自由资本主义是自由和民主的最新形式（不必提及历史的终结），并且目前似乎一些左翼人士也不加区分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单从表面判断，资本主义似乎在经济之外留下了很大的自由空间。生产被包含在一种专门的机构、工厂或者办公室之中。工作日与非工作时间被严格地区分开来。剥削不再与司法和政治上的限制联系在一起。似乎有一种广泛的社会关系，它存在于生产和剥削的框架之外，并且造成了与“经济”不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多种社会身份。在这种意义上说，社会身份要“开放”得多。因此，经济的分离似乎会带来一个范围广阔的，放手管理的外部世界。

但是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侵犯并缩小了超经济的领域。资本使私人获得了控制原本属于公共领域的事情，同时把社会和政治责任让给了形式上独立的国家。甚至所有处于直接生产和占有之外以及处于资本家直接控制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也服从于市场以及超经济产品商品化的规则。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要由市场逻辑严格地决定。

如果政治在资本主义中具有明确的自治权，这里就会包含一个重要的判断，即资本主义政治中的自治权比前资本主义政治中的自治权减弱了而不是增强了。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分离也意味着把原来的政治功能转到了孤立的经济领域，政治和国家与其说更少地不如说更多地被特殊的经济需要和占有阶级的需求所抑制。这里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面关于摆脱了统治阶级的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例子，与占有同样的农民生产剩余的其他阶级相比，前资本主义的国家已经从统治阶级中摆脱出来，达到了自身具有“似阶级”的程度。

对于左翼来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活空前地从属于并符合于“经济”规则，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认识，但左翼社会理论的最新倾向似乎已经放弃了这种简单的认识。事实上，说他们已经被资本主义的神秘外表、被资本主义已经空前地解放并强化了超经济领域的片面错觉所欺骗并不算过分。如果说政治的自治，社会身份的公开，超经济产品的广泛分布是部分事实，他们实际上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并且是微不足道和矛盾对立的部分。

然而必须指出，仅仅看到部分情况的倾向并不足怪。资本主义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它具有把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在意识形态神秘化面具背后的能力。令人奇怪的是，这样一种规则得到了发展，根据这一规则，资本主义在经济剥削和统治关系方面应该非常透明。社会科学家常常告诉我们，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资本主义制度清楚地勾画出了阶级关系，不再被像身份差异那样的非经济范畴，或者被其他非经济阶层的原则所掩饰。因为经济不再被隐藏在非经济的社会关系之中，经济关系鲜明地突出出来了。他们认为，只有这时才有可能谈论阶级意识。

即使那些否认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重要作用的人——而只是将阶级看作资本主义众多“特性”中的一种——可能也会赞同这种观点。他们承认资本主义经济领域的特殊性，承认阶级是一种明晰的经济范畴，因而，他们能继续把其分离当作一种“孤立”，并且使之归属于一种孤立的外围，其根据是，虽然人们从属于阶级，但阶级身份在人类经验中是有限的，甚至是很不重要的。人们具有其他一些与阶级无关，但是却具有同等或更为决定性的身份。

这里也包含着一些细小的事实，而这些事实也只是一种相互矛盾的事实的一部分，这些事实如此地不完整以至会产生严重的歪曲。无疑，人们除了阶级身份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身份，并且，这些社会身份无疑是以强有力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经验。但是，只要我们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些身份表示什么，它们揭示了哪些人类经验，隐藏了哪些人类经验，这种简单的事实就不会明显地提高我们的理解力，当然也不会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中——实际上是在所有的解放事业中——应当怎样把这些身份包含在内。

人们很少关注资本主义掩饰剥削和阶级的空前能力——更确切地说，人们始终不能承认这种掩饰确实是一种掩饰。资本主义剥削非但比其他剥削方式更显而易见，而且还更加不透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与劳动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掩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其中，支付工资的劳动力交换完全掩盖了没有报酬的那部分劳动，比如说，资本家支付工人工资的方法与农民向地主交纳租金的方式大不相同。这是资本主义核心关系最根本的虚假外表，但它只是众多虚假外表之一．还有常见的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商品拜物教”，因为市场调节着人们最基本的交易活动。而且公民平等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没有统治阶级那样的政治神秘化等等。

所有这些都十分常见，但需要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剥削和束缚在许多方面非但没有比前资本主义的统治更加透明，反而是更加不透明了。比如说，中世纪农民所遭受的剥削是由封建主义司法承认其独立造成的，这一点更加明显而不是更加不明显了。相反，司法平等、契约自由，以及资本主义民主下工人的公民权可能会掩盖经济不平等、不自由以及剥削的根本关系。换言之，经济从超经济中的分离本应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中阶级的本质，但是相反，它却使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神秘化了。

资本主义的目的可能是要否认当前阶级的重要性，并且它以同样的办法清除了阶级的超经济残余。如果资本主义的目的是创造一个阶级的纯经济范畴，它同时就创造了阶级仅仅是一种经济范畴的表面现象，在“经济”之外有一个阶级法令不再有效的庞大世界。在分析资本主义时，把这种表面现象当作一种真实的、最终的事实的确不会取得什么进展。这等于把问题误认为答案，把障碍误认为机会。它比最不具有批判力的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要缺乏启发性；在保留而不是努力克服这种神秘化的基础上构造政治策略必然会自拆台脚。

那么，这些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超经济产品意味着什么？概括起来：资本主义对被剥削者的社会身份的结构漠不关心，这使它能够前所未有地丢弃超经济不平等和压迫。这表明只要资本主义不能把人们从性别或者种族压迫中解放出来，这些解放的成就也就不可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同时，这种对超经济身份的漠不关心也使资本主义能够非常有效而灵活地运用超经济身份作为意识形态掩护。超经济身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会突出剥削的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它们却被典型地运用于模糊资本主义所明确具有的主要压迫方式。资本主义通过贬低这些超经济产品的价值，使得空前的超经济产品再分配成为可能。

那么社会主义怎样？社会主义本身并不能确保获得全部超经济产品。社会主义本身也不会保证完全消除妇女压迫或种族主义的历史和文化模式。但是，社会主义废除了把男人和妇女、黑人和白人一起作为被剥削阶级成员的那些压迫形式，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在这方面至少能够完成两项重要任务：首先，社会主义将消除那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仍可通过性别和种族压迫得到满足的意识形态和经济需要。社会主义可能是自阶级社会出现以来，其再生产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将遭到统治和压迫的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危及削弱而不是增强的第一种社会形态。其次，社会主义允许对那些价值被资本主义经济贬低的超经济产品做出再评价。社会主义所提供的民主是一种旨在使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与经济重新结合起来的民主，这种民主首先是指它隶属于生产者本人民主的自我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