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是历史论还是技术决定论

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

那么生产者和占有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出现在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解说中的呢？我将区分两种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它们是近期由两名最重要的拥护者阐明的。第一种把生产关系和阶级置于一个更大的、超历史的技术发展的背景之下。另外一种是探求每一种社会形式的特殊运动法则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所有制关系。我并不是简单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区分出谁更优先考虑生产力，谁更优先考虑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相反，我想强调这两种理论——一种是提出一些一般的、超历史的和历史变革的普遍规律（总是指某种技术决定论），另一种是强调每一种社会形式的特殊性（通常是探索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占优势的社会关系所决定的特殊“运动规律”）——之间的区别。

近期马克思主义学术成就中两个特别重要的例子能够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从其各自的理论观点来看，他们都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重大历史变迁做出了解释。第一个例子来自于有影响的“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学派，以约翰·罗默为代表，他把其独特的剥削和阶级理论与历史理论联系起来，受惠于柯亨对马克思主义技术决定论的有力辩护²。另一个例子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和他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著作。

根据约翰·罗默的观点，历史是以财产关系的形式演进的，在这些关系中，“越来越少的生产要素仍被继续看作财产”³。比如，当奴隶社会过渡为封建社会时，人身所有权被消灭了，但保留了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以及可让渡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消灭了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同时仍然允许可让渡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等等。这种“财产权的渐次社会化”是因为生产力的提高而发生的。“导致这一演进的机制是阶级斗争”，但是“导致这种演进发生的原因却是深层次的，演进的发生是因为技术的发展水平超出了成为其障碍和桎梏的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⁴。

演进机制（阶级斗争）和深层次原因（技术决定论）之间的联系可以从以下论述中得到解释。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与旧的经济结构的不协调达到临界点时，阶级斗争对于从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起了促进作用。比如，罗默要求我们设想一个有着地主和农奴的封建制度，但是“同时它的旁边有一个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正在出现”⁵。现在有一个选择：资本家和封建地主可以就控制劳动人口展开竞争。如果资本家使用的技术或生产力使他们能够支付高于农奴所挣得的实际工资，这样，就产生了以前不存在的使农奴得到解放的经济优势”。农奴可以利用资本家开创的贸易变成独立的农民，他们也可以变成城市的工匠或无产者。“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现在能够使反对封建主义的阶级斗争获得成功，即使这以前是不能做到的。”

我们现在有三个层次的解释：（1）深层原因（技术决定论）；（2）历史进程（剥削方式的相继消灭或财产的渐次社会化）；（3）促进作用（阶级斗争——尽管它只能在迟早一定要来的过程中起促进作用）⁶。应该在哪种层次上介绍“理性选择”模式还不完全清楚。最明显的就是在阶级斗争层次上，它意味着当人们能够选择下一个更先进的生产方式时变化就会发生。同时，看起来在深层原因上有一个支配型理性选择，与“理性的人类为减少他们的稀缺状况而做的不懈努力”⁷有关——尽管他们实际上没有因为它有利于技术进步而选择下一个有效的经济结构。无论怎样，理性选择模式和历史理论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个人性参与者的私利行为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要求之间存在直接对应关系的先决条件。

这种三层次结构尤其是三个层次之间的联系所提出的问题远远多于它解决的问题。就他们是历史的创造者而言（他们真的是历史的创造者吗？），理性的个体是由于通过技术进步减少稀缺的要求或受逃避剥削的愿望推动的吗？——或者两者都不是？阶级斗争是必要的吗？如果不是，历史变革的机制又是什么？或者由于在理性个体背后的变化迟早总是一定要来，深层原因以某种方式使机制和促进因素变得多余了？无论如何，阶级斗争中的“斗争”又在哪里？我们允许地主和资本家竞争以便给生产者和想变成无产者的农奴提供更吸引人的条件；一旦出现更吸引人的选择，我们就允许农奴逃脱地主的控制——表面上没有强制，自愿放弃他们的占有权；但是斗争……？驱使农奴宁愿以失去占有权、放弃提供给他们全面而直接的生活资料的土地为代价，选择工资（经过一些复杂的统计测算高于农奴的收益）来换取不确定的无产者条件的“经济利益优势”究竟是什么？就此而言，即使农奴做出这种选择，他们又怎样实现这种选择呢？如果地主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与对农奴加以“控制”——也就是权力——有某种关联，当过渡的关键时刻来临时，农奴又怎么能仅仅因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合适的选项就简单地选择逃脱地主的控制？封建制度本身难道没有抵制这种简单过渡的自我维持逻辑和资源吗？

更何况整个资本主义大厦并不是凭借利益建立的。罗默要求我们“设想”时谨慎地选择了措辞。我们绝不能做别的事情（“设想”［imagine］和“假设”［suppose］是他的博弈论的基本词汇）。我们没有（或不一定）被要求相信事情实际上就是这样发生的，或者它们这样发生的历史可能性，而只是在逻辑想象上可能是这样（尽管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应该对这种设想的逻辑可能性感兴趣）。

事实上，罗默本人根本不可能相信他自己虚构的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解释；正是其博弈论模式要求的价格计算使他忽略了他肯定知道的地主和农奴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作为过渡条件的小生产者被剥夺和地主财产的集中；忽略了所有关于强迫、强制、命令或关于剥削的社会关系。罗默让我们“设想”的这种过渡过程显然与历史几乎无关，用证据来反对这种设想的过程也无济于事。历史显然成了我们可以随意描述的事物。

回避历史问题实质

罗默要求我们“设想”的对其论点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整个不稳定的大厦借以建立的假设。我们一定会承认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选择”已经存在，一种“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正出现”在封建制度旁边。我们也一定从来没有探究过它是怎样形成的，尽管这对于罗默来说显然不成问题：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封建的、资本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剥削在封建制度下都存在。在某一点上，封建关系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它们被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总之，历史唯物主义声称历史是通过连续消灭在动力意义上来说没有社会必要性的各种剥削方式来前进的⁸。”

接下来，他把这种解释描绘为“一种由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技术决定向剥削理论的术语的转化”。根据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所有相继的剥削形式都已经包含在前一种社会形式中了（他对于奴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解释，暗示了这种回顾性分析是超越封建主义的），因此在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所有剥削形式显然在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了；而且历史是通过对各种剥削形式的消灭过程而前进的。

当每一种剥削形式阻碍生产力发展时就依次被消灭。对罗默来说，在这种意义上，技术决定论提供了消灭机制（深层原因？）。但是这一论点必不可少的首要前提是每一种后继的社会形态与在其之前的社会形态同时存在。在这方面，罗默的消灭理论只不过是旧主题的一个巧妙变种而已。

当理论家在解释历史的过程中遇到麻烦而回避历史问题时，备受他们喜爱的一个策略就是假设所有的历史阶段——尤其是资本主义——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已经（至少作为隐性品质）存在。这些对历史的解释只是求助于“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外在因素来解释使隐性的或萌芽的特点得以实现的过程。传统上最流行的“外部”力量是贸易（市场扩大或缩小，贸易路线的开放或关闭）和技术进步，这两者都被看作造成体系转变的外生原因。或者在由诸如野蛮人之类的异族入侵所决定的意义上；或者在根据一些并非现有社会形态特有或内在的普遍的自然法则（进步，人类思维的自然发展，或者可能更科学一些的人口周期）来起作用的意义上。

这些假设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分，我将在后面章节中对此进行分析。现在，只需指明马克思主义者太热衷于想象有潜力的生产方式潜藏在以前形态的空隙中，只需一些障碍被消除时（看起来解释已经存在的事物的消亡比解释正在形成的要简单得多），来建立它们的统治地位就足够了。阿尔都塞的“社会结构”概念，如其中所有的生产方式都能并存而无需对它们的出现作任何解释，恰恰达到这一目的。

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上的想象经常替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并且，马克思关于历史阶段和连续生产方式演进的太过程式化的格言无疑被错误地当作在这方面诱发了回避历史过程的原因。毕竟，正是马克思第一个提到“桎梏”和“空隙”的。但是马克思提到的远不止这些，他要求我们在现有社会关系的动力逻辑中寻求历史变革的线索，而不是假设需要解释的事情。

罗伯特·布伦纳的主要目的是打破盛行的回避核心历史问题、对那些本需要解释的事情的出现进行假设的习惯。他区分了马克思本人著作中的两种历史理论：第一种理论仍然依赖于机械唯物主义和18世纪启蒙运动的经济决定论，第二种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批判。第一种理论的特点是回避问题：伴随着市场扩张，劳动分工得到发展，引起了生产力的自我发展，从而一个“新生的”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的胎胞里出现了。

“这一理论自相矛盾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没有要实现的过渡，由于这一模式开始于城镇中的市民社会，预测它的演进是通过资产阶级机制实现的（也就是说，变化和竞争导致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和工艺，以及生产的社会组织的相应变化［艾伦·梅克森斯·伍德］，封建主义由于受贸易影响的缘故超越了它自身，一种社会类型怎样转变为另一种的问题就只是被假设而从未被提出来。”⁹

随后，马克思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提出了问题。他实质性地修正了其关于一般所有制关系尤其是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观点：“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把所有制关系定义为，首先是在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以及直接生产者之间的一定关系中把它们自身再生产出来。依据这种解释，使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得以区分的……是它们为直接生产者提供了充分的再生产资料。”维持这些所有权的条件是农民共同体，结果就是地主需要获得剩余的超经济方式，这反过来又要求自身共同体的再生产。这些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就这样被“使个体成员的经济再生产成为可能的统治者和耕作者的共同体”再生产出来¹⁰，假如这些所有制关系是由相冲突的统治者和直接生产者的共同体再生产出来，个体地主和个体农民就采取最能维持和改进他们处境的经济战略——布伦纳称之为再生产规律。这些战略的总的结果就是典型的封建发展模式。

这样，向具有新的发展模式的新社会的过渡不只是从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替代方式的转变，还是现有所有制关系从封建的再生产规律向新的资本主义规律的转变。根据这些新的规律，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以及超经济榨取方式的终结，将会使占有者和生产者都服从竞争，并且能够——实际上是被迫——在适应竞争压力下与赢利性的要求相适应而发展。这就必然提出一个关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的不同问题：它是一个“通过前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行动解释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转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的问题”¹¹。

这是布伦纳接受的挑战：提供一种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解释，这一过渡完全依赖于封建主义关系的动力和它们再生产的条件，而无需再追溯到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或者把它描述为一种可行的选择¹²。这种解释也要求承认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有它自己的逻辑性和坚固性，它不能被简单地假设消除——假设人们被进行资本主义选择的渴望所驱动，而现有结构却不能抵制这种渴望。

这就是罗默模式不能系统地考虑进去的事，而且在这方面，它与回到亚当·斯密的长期传统没有区别，这一传统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是青年马克思本人）以及非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为了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假设它的存在，为了解释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而假设资本主义结构和资本主义动机已经存在，这已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而不是例外。但是资本主义的关系和伴生的资本积累冲动，资本主义特有的逻辑和它的系统性规则，决不能从封建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关系中推断出来，也不能在它的“空隙”中被发现。资本主义的规则和关系也不能从城镇的存在——从逻辑上和历史上都无法证明的城镇天生就是资本主义的假设中推演出来。

历史特殊性的一般理论

下一章将涉及更多城镇、资本主义和对历史问题的回避等话题。在这里，我们只需注意布伦纳和罗默的区别以及他们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含义。首先，经验上的区别：布伦纳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在每一点上都对罗默设想的方案提出了质疑。根据他的解释，资本主义并不完全是不可思议地伴随着封建经济存在，也不是城镇的商业利益与乡村的封建利益相互竞争的产物。直接生产者不是通过逃离乡村变成工匠或无产者而加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中来的。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以市场和贸易的存在为先决条件，但是没有理由假定人类有史以来就已存在的市场和贸易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或者甚至是倾向于资本主义的。就布伦纳的解释而言，向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过渡是一个由土地关系自身变革所发动的过程，它借以实现的特殊条件与贸易的扩张基本上没有关系。

的确，这种解释（像著名的“关于历史过渡问题的争论¹³”中的其他解释一样）以质疑市场和贸易与封建秩序的内在对抗性为起点。需要解释的不是资本主义或者作为一种“选择”或机会的市场，而是资本主义和作为一种规则的资本主义市场的出现。布伦纳说明了直接生产者在乡村服从于市场法则的那种特定条件，而不是直接生产者选择的出现或城镇贸易利益提供给他们的机会。

在技术决定论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以及他们的非马克思主义副本的传统模式中，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只是逐渐走向成熟。在布伦纳的模式中，是“一种类型的社会转变为另一种”。在他的分析中，问题不是城市被乡村代替，也不是贸易和商业仅扮演一个边缘的角色，而是布伦纳承认资本主义的特殊性以及它独特的“运动法则”，这也意味着承认有必要解释人类有史以来的贸易和商业（更不用说城市）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不言而喻，城市的存在和遍布欧洲（以及其他地方）的传统贸易形式是英国特殊发展模式的必要条件，但是这些远不能解释它们如何获得了独特的资本主义动力。布伦纳还要解释城市和城市经济在欧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是，通过解释由于直接生产者被剥夺了获得自身再生产资料的非市场手段，市场取得了在土地生产关系上质的新作用，他确立了一种城市和贸易的系统作用被改变了的背景。

这种解释具有重要的理论含义，尤其是在挑战技术决定论的假设上。布伦纳的历史观认为，较低生产力的“经济结构”后面并不是必然地衔接较高生产力的“经济结构”，并且强调了“自给”增长过程首次实现的条件的历史特殊性。罗默对挑战的回应仅仅是，尽管资本主义首先出现在英国，但它的确最终扩展到了欧洲其他地方，因此，罗默的证据与柯亨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及其技术决定论的普遍规律并不矛盾。更何况，罗默的回应依赖于把资本主义扩张的特殊的、先验的历史过程看作一种超历史的自然规律，而不是轻蔑地对待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

当罗默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性时（至少最终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他想当然地认为这表明技术进步的一种普遍过程。然而这完全是回避问题。从资本主义发端以来，资本主义自身就展示了扩张和普遍化的独特能力，一种植根于积累、竞争、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特殊压力下的能力。与技术决定论相反，布伦纳的论点，通过把资本主义置于技术变化的普遍规律之下，避免了简单地把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视为当然的情况，解释了独特的历史条件是怎样产生了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技术规则和它的独一无二的扩张动力的。

在封建主义自身的动力内部寻求从封建主义过渡的推动力量，而不是把资本主义的原则和动机硬加到历史中，或者假设一些永恒的运动的“一般理论”，布伦纳质疑了整个历史理论观念，认为它是对按照预定方向运动的普遍规律的一般解释。他不仅质疑了把它归因于不加批判地与古典资产阶级思想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不成熟阶段作品的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可靠性；而且他的整个历史方案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把从古代到资本主义（更不用说整个世界历史了）的整个发展过程置于普遍的并且本质上是单向性的运动规律之下的历史理论，将会是如此一般以至于变得没有意义。毕竟，宣称在技术迅速改进时期和长期停滞或僵化时期都同样适应的技术进步的“理论”会有多少作用呢？¹⁴

宣称资本主义极大地促进了技术发展是一回事，而主张资本主义因促进了技术发展才得以发展，或主张因为历史以某种方式要求生产力发展，所以资本主义不得不发展则是另一回事。因为较低的生产力体系之后必然是较高的生产力体系，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唯一有效的原则。一旦承认资本主义的特殊原则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最坚定的技术决定论者所承认的那样——那么，说资本主义的普遍性表明了它推动发展生产力、竞争、扩张力和生产能力的特殊性，而不是技术决定论的一般性，看起来更有效率（奥卡姆剃刀原理¹⁵）和较少回避问题。这一命题至少与已在整个历史中得到了证明的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更一致。

历史唯物主义最独特的特征——在形式上和实质上与传统的“资产阶级”进步理论根本区别开来的特征——不在于它坚持技术决定论的普遍原则，而在于它集中于（比如作为马克思著作最完整和最系统体现的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每一种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它内在的逻辑进程，它自身的“运动法则”，它特有的危机——或者用布伦纳的提法，即它自身的再生产规律。

这不单单是一个区分历史的“一般理论”与资本主义的“特殊”理论的问题。它更是一种不同的（和一般的）历史理论，在其中，有着特殊运动规律的资本主义理论是最主要的例子。技术决定论采取回顾历史或技术预测的形式，用事后认识达到的普遍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没有经验的证据可能证明它无效的方式；而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经验地说明而不是假设一个预先注定的结果。但是如果一个理论的标志是那些在具体运用时也保持不变的“固定点”的存在，那就会有太多的固定点——尤其是在每一个社会形态建立时，都有再生产条件构成社会和历史进程的所有制关系。

马克思主义需要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吗

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严肃和最经常的批判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赞成机械的、过分简单化的历史观，根据这一历史观，所有的社会注定要经过一条单一的、不可变更的依次发展阶段，即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而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在这些批判中存在的争论不单单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价值，以及它对解释世界上所展示的各种历史模式时所谓的“无力”，而且还有社会主义方案本身的可行性。由于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单线发展进程的错误如此明显，它关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实际上是可能性——肯定同样是错误的。

面对明确与之相抵触的所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批评变得日益站不住脚。虽然把马克思主义描绘成一种单线决定论的做法非常顽固，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编纂团体的扩大和增长却迫使批评家开辟其他攻击领域。甚至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前，我们就被告知如果没有机械决定论和单线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由于放弃了对其生命线以及其严重错误的历史观，那种马克思主义死亡了。由于不再有任何根据使人认为历史为社会主义打下了基础，那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有什么结果，其社会主义事业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然而，必须说明并不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相信，单线的历史观会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放弃对以生产力的不可阻挡的增长为特征的普遍历史模式的绝对信仰，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信念遭受重创。比如，这种观点确实在柯亨试图复活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在罗默对柯亨理论的改写本）那里得到了体现。确信社会主义方案会因丧失对基于社会主义是历史进化普遍模式顶点的历史理论的信仰而必然遭到削弱的，既有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又有其拥护者。根据这种观点，马克思主义（或多或少）需要一种被看作是生产力系统的永恒增长的普遍模式的单线历史发展观，否则社会主义事业就会深受其害，因为在这种历史观之上有这样一个信念，即资本主义的必然出现会为有着同样必然性的社会主义准备基础。

我一直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无论现在还是在其起源之时都不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它的巨大力量不在于任何单线的历史观，而是在于对历史特殊性的特有灵敏性。否定单线技术决定论所带来的损失对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任何影响还有待证明；这首先要求仔细考察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以及技术决定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别。

下面看一位严厉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是怎样描绘马克思思想中“最致命的错误”的。尽管马克思坦白地承认具体文明的特殊性以及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但这位批评家坚持认为马克思仍然“相信一种类似建立在人类生产力历史上的不断发展的规律的东西。他宣称这不只是一种历史事实，也不只是一种趋势，而是人类历史的统一原则¹⁶”。马克思的整个设想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但是，任何想维持这一观点的企图都

“不得不面对这一使人感到麻烦的事实：超越很多国家的、系统的和持续扩张的生产力看起来在资本主义欧洲内部和它的旁系上产生过，而在其他地方则没有。对资本主义发展独特性的解释引起了对马克思历史解释图示的最根本批评。比如，与柯亨试图以达尔文功能主义的形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相反，能够过滤掉无效率的生产安排的机制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有一种强大的激励使企业革新技术，采用他人开创的新方法，因为坚持使用低效率技术的企业将会失去市场，减少利润，并最后失败。亚细亚生产方式不存在类似的市场竞争选择机制，而且在现存的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中也没有对此的任何模仿。柯亨对发展主题的辩护注定要失败，因为他试图通过引入一种特点，实质上是一种单一生产方式，即市场资本主义的机制，说明一种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所替代。”

约翰·格雷（Gray John）对资本主义独特性特征的描述，以及对以“强大激励”引发的生产力革命作为独特动力体系的概括是如此精确，以至于说这最早是马克思的思想显得有些鲁莽¹⁷。的确，对资本主义特性的深刻洞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精华。他对资本主义进行说明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解释这种“强大激励”，即驱使资本不断自我扩张和产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资本主义动力的独一无二的强制性。资本主义的独特性在这一方面远非马克思主义的困窘，而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正是马克思第一个对这一独特现象做出了系统解释；实际上也正是马克思认识到资本主义需要解释，而不能想当然地把它看作是人性中（或者在人的理性的自然发展中，或者在“以物易物或者交换”的倾向中，或者在人的贪婪与懒惰中）所固有的。对发展和完善这一解释作了最认真努力的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者。

相反，对技术和经济发展的传统的“资产阶级”解释，从古典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隐性或显性地）倾向于依赖单线的、阶段式的进步观，随着人类从原初的田园风格发展到现代的“商业社会”，“实用工艺”和物质财富的进步和增长都是与人性的演变相伴随的。当代经济学家或许已经放弃了他们原来的历史的道德观，但是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他们更加依赖于人性的贪婪、人“无节制”的欲求、积累的必要性等一系列隐性假设，以及由此而来的提高生产力的自发倾向。

是普遍的历史还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性？

在整个《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中，马克思都强调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革命方面的特殊性：由资本创造的“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¹⁸生产工具、工艺、劳动的组织方法一旦确立下来，就会倾向于“固定化”¹⁹；“资产阶级要求生产不断变革，而以往的阶级则要求稳定：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²⁰

比所有这些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变革的特殊目的明确是为资本主义制度，与为了全体人类诸如“节省劳动”、“减轻辛劳”的普遍目的不同。马克思再三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为了“减少物质生产的一般劳动时间”，而是为了增加“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²¹、“对资本来说，不是在活劳动一般地得到节约的时候，而是只有在活劳动中节约下来的有酬部分大于过去劳动的追加部分的时候，这种生产力才提高了。”²²在评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所有人每天的辛劳”这一观点时，马克思说，“这也绝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²³

换句话说，即使人性中内在地有寻求“节省劳动”或“减轻辛劳”的普遍倾向，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革命的特殊动力也不是为了减少它。我们依然需要解答确定资本主义特有冲动的根源问题。简而言之，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把提高生产力的普遍倾向（经常是暂时的）同变革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特殊倾向区分开来。

然而，强调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动力的独特性——以及它所暗含对单线论的否定——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一时的（即使是致命的）失误。它从一开始就内在于马克思本人的分析之中。仅此一点就应当让我们警惕那些认为放弃单线技术决定论就从根本上摧毁了马克思主义工程的所有简单设想。那么，怎样才能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动力特殊性的这种强调不仅与马克思的一般历史理论，而且也与马克思所认为的社会主义是普遍历史进程的“逻辑终点”相一致呢？

有些人声称，一谈到历史理论，至少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它要么是全部要么什么都不是；要么是单线论要么是一片混沌；要么是预先注定要么是虚无主义“深渊”。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能阐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普遍的和不可改变的顺序，他们似乎根本就不能声称能解释历史进程。他们发现历史没有模式或逻辑可言；他们只能描绘一个混乱的、任意的、偶然性的混合物：

“对单线论的抛弃产生了很多深层次问题。如果单线论被放弃了而又没有任何替代理论，我们最好自问究竟是留有某种理论，还是只有理论的碎片。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一种历史变革的理论，它提供了理解它的原动力和它的总模式的钥匙。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不加限制地与另一个社会相衔接，如果社会永远停滞，那么应该赋予生产力的首要属性以什么含义呢？或者应该把它归于其他别的东西？如果对可能的变化模式没有限制，当不存在需要解释的限制条件时，寻求根本的机制或限制的奥秘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任何情况都有可能，理论又可以解释什么，哪种理论又是正确的呢？那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轻率地否认了单线论，把它看作一个惹人厌烦的多余的累赘，甚至没有试图用其他理论来代替它，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他们只剩下了一个标签，而没有理论。尽管单线论真的是错误的，但对它无条件的抛弃使马克思主义变得空洞。”²⁴

看来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是对历史理论及其解释所承担的使命的误解。如果没有单线论，“任何一种社会能够而没有任何限制条件地与任何另一个社会相衔接”是真的正确吗？“对单线论的抛弃”真的意味着“一切皆有可能”吗？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承认人类历史是一个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的不可改变的进程，他们就真的不得不接受，比如，资本主义可以产生于游牧社会，“现代工业”可以产生于原始农业，狩猎和采集经济能够维持封建结构吗？他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只产生很少剩余的生产体系能够维持一个稳固的国家、能够创立宗教并创造繁荣的物质文明吗？如果没有单线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的就没有留下什么可以否定所有这些历史变异可能性的东西吗？

从这种选择的对立观点很难看到任何理论——或者确切些说任何历史解释——是可能的。为了有一个“历史变革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真的需要单线论吗？实际上，单线论就是一种历史变革的理论，还是它只是试图避免解释历史变革，用一个机械的阶段顺序来替换了这一问题，而没有单线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标才真正提供了解释历史进程原动力的钥匙？

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没有采取“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之后一定是奴隶社会……”的命题，而是采取“封建主义的发展和向资本主义过渡中起作用的力量应在封建主义特定的生产方式的活动中去寻找，在这种特定形式中，剩余劳动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阶级冲突伴随着剩余攫取的过程”的命题。这一命题充分认识到了历史的特殊性和结构上的限制条件。它对于发现特定社会形式的特殊“逻辑进程”所提供的一般指导原则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并且马克思本人当然把这些普遍原则——关于生产活动的中心地位和“从直接生产者中榨取剩余劳动”的特殊形式——运用到了对资本主义及其特殊“运动法则”极其详尽而又富有成果的分析中。

“矛盾”和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生产力在什么地方才把所有这些包括在内呢²⁵？历史是生产力不可阻挡的发展的命题是空洞的，也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一致。它包含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革命化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固定化”倾向等一整套可能性。它在解释性价值方面的真实意义非常有限，并回避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问题。当然，从长远观点来看，物质生产力的广泛进化发展是毫无争议的，但它只不过表明生产力的变化趋向于进步和积累，这种进步一旦发生就很少会完全丧失，而衰退也只是长时段中的一个例外。如果确实如此，在有一个普遍的进步倾向且每一种发展都伴随着新的可能性以及新的需求的意义上说，仍有可能把这些发展描绘为进化的和“指向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²⁶。但是除了变化的可能性、周期、速度以及范围以外，它没有表明任何事情，它与马克思所表达的“固定化”是一种规律而不是例外的观点也不矛盾。

技术的变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社会适应它们的物质需要，甚至也不是适应统治阶级剥削需要的唯一途径；生产力体系不必包括使之被更高的生产力体系所代替的强制力。要求把生产力的永恒变化作为它的主要适应形式也是资本主义的明确特征。如果这种强制力变成了一个更普遍的规律，那是因为资本主义冲动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前所未有的生产能力（和需要）驱逐或者把它自身的逻辑强加到其他社会形态上。

这样，虽然生产力的发展是理解历史进程的重要论据，但其解释力仍相当有限。首先，历史总是以生产力的渐次发展为特征的观点不能用于表明历史运动和社会变化是由提高生产力的动力所推动的，或者说社会形态的兴衰是以它们是促进还是阻碍了这种进步为依据的。²⁷

那么，历史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向前推动的命题又有什么重要性呢？这一命题通常被看作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核心原则，值得给予仔细和批判性的研究。

正在谈论的原理大体如下：生产力趋向于发展。有时，生产力受到生产关系的限制从而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矛盾驱使生产力突破生产关系的障碍，要求变革生产关系以使生产力得以发展。这一命题公认的主要来源是马克思1859年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我无意要否定这一文本的根据，我也不打算展开关于原文证据或关于其意义的辩论，而只是想说马克思主义者及其批评者让马克思的速记式格言——尤其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论述——背负了太多理论上的重负，而没有考虑它们的稀有性或诗意的暗示以及解释的简练性，没有平衡协调地考虑马克思整个一生的著作，以及它所揭示的理论原则。但是无论马克思认可与否，我们都需要探索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原理。

让我们首先援引一个反对我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例子，他严厉批评我对矛盾给予了不适当的关注，尤其是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作重大社会变迁的主要机制。古罗马的例子被用来证明这些体系性矛盾（与阶级斗争等“意愿论”的作用不同）是怎样引起历史变革的。

这里首要的问题是这位批评家所依靠的对罗马史的解释中相关的体系性矛盾是如何被描述的：“体系内低效率的再生产所引起的奴隶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使产生奴隶的企图受到抵制，降低了剥削率，这就必然要求对减少的自由劳动进行补充以维持攫取剩余的整体水平²⁸。”不论这是不是对从古代过渡到封建主义的充分解释，这一解释所表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含义是什么呢？它支持历史是随发展着的生产力突破限制生产关系的桎梏而前进的这一命题吗？

这里是一种主要的占有阶级达到剩余攫取极限时，通过降低小农生产者条件的方式扩大剥削权力的范围，以寻求对剥削率降低的补偿的情况。这并不是动力达到了限制性关系极限的情况。如果生产力被“束缚”，这种束缚并不是指它们内在的发展趋势受到阻碍，而是指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促进超经济剩余攫取的扩大，而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非常缺少这一趋势，或者这一趋势很弱。

也不能说生产关系被迫采取了一种更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形式。相反，它更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限制，变革剩余攫取方式以容纳生产限度的问题。当帝国的基础设施——它的城市、制度、财富、人口——解体时，当帝国变得越来越容易遭受“野蛮人”（处于较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人们）入侵时，攫取剩余的机制被有效地降低到现有生产力的水平上去。

尽管证据不足，但仍能够断言（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顺便提及的）结果就是生产力的毁灭，一种从古罗马发展状况的倒退。至少，“危机”发生很久以后，甚至在大半个千年盛世之后，物质生活水平仍然很低；经济增长（当它真的出现时）在很长时间内不是建立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战时经济的“超经济”逻辑上，建立在一种强制占有和掠夺的逻辑之上²⁹。封建主义制度的确最终带来了技术的发展（尽管这种技术发展的程度仍是争论中的问题）；但到现在，古代危机和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因果线索的确已经逐渐消失。即使把因果顺序颠倒过来，从发展生产力超越限制性生产关系的桎梏，到为促进停滞生产力的发展而变革生产关系，这些联系仍然非常站不住脚。

如果准备接受这种目标，我们就有可能声称几乎任何两个相距非常远的历史时期之间有因果联系，而不用考虑中间过程的持续时间和复杂性；这样一个因果解释该是多么增长见识啊？而且，这种因果解释中仍存在一个问题，即技术革新（当它们真的发生时）的利用（绝没有被有保障地广泛使用³⁰）到底能否决定社会变革——社会变革的速度和方向如此不同，比如，英国（农业资本主义最终出现）和法国（农业停滞最终出现）完全没有与它们各自不同的封建技术水平的不同相一致。

我们当然能把罗马模式看作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一个例子；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那么做，一定是指某些与这一原则最无力的表达都不同的东西，例如，发展生产力的“微弱冲动”造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动态不均衡”，因此“生产力最终将达到被‘束缚’的临界点，也就是说，在这一临界点上由于没有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力将不可能进一步发展³¹。”罗马的情况是，“矛盾”充当变化机制的原因不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了现有生产关系的容纳能力，甚至也不是引起能动变革的社会关系有改变生产力停滞的作用，相反，是迫使生产关系降低到生产力的水平上。要接受这一例子，我们必须把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束缚”，或许甚至是生产力的毁灭，包括到矛盾的可能性结果中来。

这些困难不可能简单地通过采取一些“功能主义”的解释（就像柯亨所提议的那样）而被克服，只要我们假设生产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功能主义”解释就得暂时优先考虑生产关系的变化。只有当我们准备用包括诸如从生产力的革命性进步到它们的停滞乃至倒退等各种可能性在内的空洞普遍性来解释历史时，这种“解释”才作为一种对历史的一般解释。当然这不是要否定发生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革新，乃至那里增量的和累积的发展。问题是这些发展是否形成了促使历史变革——（诱发性的）在这之前或者（功能性的）在这之后——的动力³²。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引入一个关于历史定向性发展的先验的、普遍性的、回避问题的假设而得到解决。

最好不要讨论生产力，好像它们代表着历史运动的一种自发原则，以某种方式外在于任何一种既定社会关系的体系。即使从长期来看，人类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有累积的方向性，但历史累积的连续性不能改变这一事实：每一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有它自身特殊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有其自身特有的矛盾——或者我们应该用布伦纳的表述，即有它自己特殊的“再生产规律”。

为了辩论，让我们仍以罗马为例，并接受上面引用的奴隶劳动力供给减少的解释。这里的关键是占有的危机。造成危机的不是滞后的生产关系限制了活跃的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在现有条件限制下，在全部主要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主要的阶级不再能够成功地获得他们自我再生产的正常战略手段。由于再生产手段不是孤立地被决定，而是由占有者和生产者的关系所决定的，阶级斗争不再仅仅处在转折关头，而是也参与到了这一进程中来。当达到他们生存的极限时，战略手段就有可能改变。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必须采取更有助于生产力发展的战略。一般而言，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可能在剩余攫取的范围和方法上进行调整，或者重新组织形成占有权的超经济力量，即通过直接剥削或通过掠夺和战争：国家、军队设施等等。（顺便说一下，这也意味着任何一个特定社会与其他社会相比所具有的优势不是与它的生产力水平直接对称的³³。我们不能把赋予较高生产水平的经济体竞争优势的国际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推广到整个历史中，即使这样，地缘政治或军事优势也不会与生产力水平完全一致。至少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超经济资源的有效组织才可能是决定性的。）可获得的生产能力确实对可能性设置了限制，但这既不是说较低生产水平的体系一定被较高的体系所代替，也不是说生产力的发展动力决定着历史变革的必然性和方向。

由于至少从传统的解释上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原则，回避了问题，没有探究生产力是否能够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必须首先发展，表面上看起来，它与采取更简单形式的技术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一样空洞的。当然可以说倘若没有最低水平的生产力，任何生产关系都不能被维持，而且下述说法也是正确的，即任何生产关系只能允许或促使生产力在有限的形式范围内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指出一种特定的生产力与每种特定的生产关系相匹配（反之亦然），或者说一方必须与另一方稳步协同的发展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生产力确立了最终的可能性条件，而且资本主义的出现无疑特别要求生产力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是发达的和集中的（不过我们要记得在中世纪晚期欧洲的生产力水平多么一般，相反，其他至少同样发达的技术政权制度——比如中国——却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然而在任何特定的发展阶段，可利用的生产力能够维持范围广泛的生产关系；无论是在前一个阶段与后一个相衔接的意义上，还是在前一个阶段发生变化是“为了”给后一个阶段的发展扫除障碍的意义上，都不能把历史上生产关系发生各种变化的原因仅归于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反对技术的历史

如果我们不再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看作历史的普遍规律（这一规律太过于一般以至于显得空洞），而把它看作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开始到衰落所固有的一个原则，看作对它特殊动态和内在矛盾的一种说明，这样，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矛盾的原理可能会具有更具体和更丰富的含义。其实正是在这种特殊的应用中，这一原则修正了马克思本人所作的详细阐述——从这种方式来看，它不是一个普遍规律，而只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特征，是对那些与资本主义特有的变革生产力的动力联系在一起的矛盾的说明。比如：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的历史手段，那么，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³⁴

这样，这个表达公式既包括资本主义内部的特殊运动法则以及其内在矛盾的动力，也包括资本主义内部所包含的社会转化的可能性：

“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³⁵

这个矛盾的原则可以被慎重用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回顾性说明中。它表明如果没有生产关系和阶级的转化，就不能出现以变革生产力为内在运动原则的生产方式。但是这种回顾性说明的意义不应该被曲解，在这里历史的结果仿佛被描绘成了原因。这是马克思最爱用的策略之一——就像著名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命题一样；而它经常被误认为是目的论。假使这样的话，马克思的阐述只是表示推动生产力转换的动力不是生产关系和阶级转变的原因，而是结果。³⁶

如果说这个表达公式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是富有成效的，那么它作为一般历史规律则是相当空洞的，也没有被“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因为历史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资本主义”这样的技术命题更加翔实地描述。这个回避历史的表达公式也不是马克思本人的。当他说到资本主义的“历史任务”时，他没有说明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和过程；他明确地从社会主义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作了阐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³⁷”，这阐明了要使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成为可能资本主义需要完成的事情。而对于一般历史规律几乎没说明什么——也没有解释以生产力的转换为基本“运动法则”的体系是怎样建立的。

在马克思本人对历史过渡的解释中，生产力的发展几乎没有起到原动力的作用，这一点确实非常重要。他对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解释也是正确的。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中，他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向资本主义过渡作了最全面的说明，其中——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原始积累》部分——没有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历史变革的动力。实际上它们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即需要解释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提高生产力的特殊动力的源泉。

考察这一不可思议的事实有两种方法。其一是说以下两方面有着根本的不一致：一方面是他的“一般理论”——例如在1859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明确提到的——把生产力的发展看作一般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是他对资本主义在促进技术发展的独特动力的分析³⁸。其二是（正如我已经提到的）重新考虑在他的一般理论中什么是“一般”。但无论何时都须牢记的是，如果说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构成马克思毕生著作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什么支配其他一切的唯一线索的话，那就是他对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坚持。如果他的著作中有一个连贯的“一般理论”，它一定与这一压倒性原则相一致。那个一般理论很可能又是由那些被运用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的理论工具组成的，这些理论工具使得他识别出了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和它独特的“运动法则”。

毫无疑问，马克思从来没有被解决他关于生产力的格言与他关于资本主义特殊性的主张之间的不一致所困扰。甚至在技术的“一般理论”（如果它确是如此）上，也存在资本主义特殊动力的余地。对马克思的批评总是集中在资本主义解放生产力的特殊动力上面，这一动力与整个历史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完全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对他来说完全可能始终持有两种观点，即历史所显示的提高生产力的普遍趋势的观点，与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变革生产力的特殊需要和能力的观点。

从他的早期著作开始，马克思从没有偏离过资本主义动力是特殊的而且是前所未有的这一观点，并且他认为无论在历史上被观察到的进步倾向是多么普遍，资本主义的特殊逻辑和它通过技术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强迫性冲动都不能被简化为这些普遍倾向。它们需要特殊的解释。马克思清楚地说明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资本主义冲动与任何一种人类节省劳动的一般倾向是截然不同的，而且经常是相反的。资本主义冲动也是为了增加无酬劳动部分。马克思把他毕生的大部分工作都用于解释资本主义动力的特殊性上。

通过把他自己与那些想当然地把资本主义的逻辑和动力普遍化而不承认历史规律的特殊性并不力求揭示产生这些规律的原因的人区分开，马克思展开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这也是他成熟作品的核心。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是“商业社会”的许多理论家不同，马克思没有假设现代社会体现出来的“进步”只不过是人性或自然规律的固有动力所驱动的结果，而是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对于生产力的要求具有特殊性并需要对它做出解释。

正是由于马克思辨别出了特殊动力，才使他能够提出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问题，并寻求这种动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而只要人们假设了需要解释的基本点，这一切都将成为不可能。马克思本人从没有对历史的过渡过程提出系统性的解释，他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述也只不过是回顾性分析，是说明资本主义活动方式并强调其规律和范畴的历史性战略的一部分。但是，他在需要对过渡可能性做出解释方面取得了质的飞跃，由此马克思为把其他生产方式也看作是建立在它们自身特殊条件之上的一般历史理论确立了基础。

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为了突出资本主义特殊性而采取的战略被误认为是对历史的目的论解释。因此，他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中的著名命题“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就被描绘为他“与功能主义解释倾向密切相关的”“目的论立场”³⁹的表现，认为上述命题以同样方式适用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以及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目的论”关系的观点又加深了这一误解。

当然马克思有时的确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来分析资本主义——也就是通过在资本主义内部识别出向社会主义转化的潜在性。但是他在对待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上，所采取的措施必然有不同的意图。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资本主义能够提供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钥匙”，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真正地存在着，并且产生了它所特有的历史形成的范畴，马克思试图通过批判性地把它们应用到前资本主义各形态中，来证明这些范畴的历史特殊性。这也正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所在。

这并不是说资本主义在前资本主义各形式中就被预见到了，相反，资本主义体现了转变的历史特殊性。马克思采用这一矛盾的目的是为了反对“那些抹煞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⁴⁰——也就是反对那种或许可以被称作有目的论倾向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它们来说，“资产阶级关系”是事物的自然而普遍的次序，前进的目标早在前一个历史阶段中就存在了。由于马克思的出发点是拒绝把资本主义纳入到产生它的历史过程中去，尤其是再加上他所认为的每种生产方式都被它自己特有的运动法则所驱动的历史理论，他的独特做法恰恰是目的论或者是功能主义解释的反面。

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首次代表了这样一种情况：“再生产规律”的危机不仅造成了占有方式的转变，而且还产生了变革生产力的全新而持续的动力。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力的动力可以被看作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机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特殊的体系性矛盾方面，资本主义也是独一无二的：它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化的前所未有的推动——尤其以工人阶级的形式——经常遭遇到它的主要目的即资本自我增殖的限制，这一目的有时甚至会被迫破坏生产力，正如近些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充分认识到的那样。

历史和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如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不能对它在其中起核心作用的社会形态的出现提供解释，那么在哪里才能找到这种解释呢？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指出关键因素是“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彻底性分离的历史过程，”并且，“全部过程的基础是对农民的剥夺”⁴¹。虽然马克思对这一过程做了大量论述，但是这一过程是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以及它是怎样产生了变革物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特殊动力，仍有待后来的历史学家进行解释。这些问题事实上是一些极其富有成效的马克思主义者编史工作的主题，尤其是在“关于历史过渡问题的争论”和罗伯特·布伦纳的著作中深有体现。

如果在马克思那里有对历史中的“普遍趋势”（所有人类历史都趋向的唯一方向）的系统阐述，那么他关于直接生产者与他们自己的劳动资料、生活资料和再生产资料的日益分离的评论，比起技术决定论来，既得到了更系统的发展（尤其见《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前资本主义形式的论述），也更为有效。而且它们也为他的社会主义概念准备了条件。

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往往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是使生产力最大限度地得到发展。毫不奇怪，这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与不惜一切代价致力于快速工业化的苏联体制最为一致。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版本来源于马克思本人对历史（主要是西方的）作为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日益分离过程的解释，它提出了生产资料重新被直接生产者占有的不同的社会主义方案。即使把斯大林主义的变形排除在外，第一个方案可能仍是被不民主的力量来推动的，体现为以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推进经济加速向前发展。另一个社会主义方案的核心是对高度民主的渴望，用马克思为社会主义所下的基本定义来说，就是“一个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

把剥夺过程看作至少是西方历史的“普遍趋势”在政治上是可取的；作为历史指南，它必定说明为资本主义的出现创造条件的直至古典古代的长期历史过程的一些基本情况。但是，它不能代替马克思发现历史特殊性（不仅是资本主义的，而且还扩展到非资本主义形式）的方法。即使作为“普遍趋势”，剥夺的过程本身也受各种社会形态特殊性尤其是占有者和直接生产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的确，把这一过程作为一个“规律”表达出产尤其困难——至少以一种让那些认为历史的“一般理论”一定采取超历史规律的形式的人满意的方式——因为它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过程，其具体结果肯定是不可预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为我们指明作为历史运动原则的阶级斗争的方向，并提供探究其影响的工具，但这种理论不能先验地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将怎样发展。

究竟为什么会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社会的生产能力为可能性设置了限制，更为特殊的是，剩余攫取的特殊方式是社会结构的关键。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告诉我们，是阶级斗争引起了历史运动。这些都不能把历史变成意外的、偶然的或不确定的。例如，如果阶级斗争的结果不是前定的，斗争的特性、条件、范围和领域、斗争的可能性后果则一定是历史决定性的：雇佣劳动者和工业资本家涉及剩余价值攫取的斗争，不用说在结构上与农民和封建地主围绕地租占有的斗争是不同的。每种斗争都有自己的内在逻辑，更不用说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这些原则的具体运用解释了资本主义是怎样出现的，资本主义关系是怎样产生了变革生产力的强迫性动力（在其他事情中间），资本积累的必然性是怎样使资本主义的逻辑普遍化并湮没其他生产方式的，同时为社会主义提上日程创造了条件。

社会主义无疑可以被理解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之上，并解决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矛盾；但是在承认资本主义特殊性的同时，也要强调社会主义的特殊性不只是资本主义的扩展或改进，而是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内在逻辑的社会关系体系：不是一个被利润最大化、积累、所谓的“增长”所驱动的并伴随有物质的、人类的生态的浪费和退化的体系——而是一个价值和创造力没有被狭隘的技术进步观念所限制的体系。

资本主义的动力以及它对变革生产的推动产生了进一步变革的矛盾和可能性。当然，最需要考虑的事项是资本主义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的解放奠定了前所未有的物质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受利润的逻辑所驱动，在生产能力和人们生活质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然而在一个拥有最发达生产力，有能力供给人民食物、衣服、住房、教育并关注他们健康，甚至达到一个连最有幻想力的乌托邦也梦想不到的程度的社会，也充满了贫困、肮脏、无家可归、文盲，甚至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社会主义方案将会把消灭生产能力和生活质量之间的这种不一致作为主要的目标之一。社会主义甚至能被看作生产力冲破资本主义“桎梏”向更高水平发展的手段，倘若我们确实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社会主义将把人类的创造能力从强制剥削尤其是资本主义自我扩张的强迫性冲动中解放出来——它与通过资本主义早就准备就绪的更加“无条件地”变革生产力而引起的资本主义发展不同。

实际上，社会主义旨在通过结束这种特殊的资本主义冲动而发展生产力。把社会主义方案与资本主义积累和技术决定论分开是很值得重视的，因为根据技术决定论，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显然只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加以改进。这种误解不仅会使社会主义生产的解放作用受到质疑，而且也会使越来越容易感受到环境恶化的人们怀疑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一样会带来不加选择的“生产主义”、不可持续的“增长”以及生态灾难。

那么，对单线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否定是怎样影响社会主义方案的呢？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历史观念，社会主义运动就会缺少一些极其重要的信念，特别是，社会主义就不仅会是一个独特的、偶然的历史过程的任意结果，而且也会是普遍历史逻辑以及对普遍需要和渴望做出的反应的结果。近期的一位批评家写道：马克思主义

“是一个集体的耶稣救世学。虽然没有承诺拯救个人，但却是为全人类提供拯救的信条。它至少在两方面与基督教不同：拯救是不加选择的，也不是以功绩或选择为条件的，它会不加区别地突然造访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当这一时刻到来时我们仍然在尘世间；对此而言，它的到来是没有条件或者商量余地的。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将会被拯救……最终的和不可避免的潜在性的拯救变成了现在的组成部分。拯救的隐得来希（entelechy）⁴²和社会变化的橡树的幻想⁴³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最重要的，并成为其吸引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⁴⁴”

根据否定单线论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历史变成纯粹偶然的了；而且“拯救的承诺被一个纯粹偶然的、羞辱性的意外的、外来的拯救的可能性所代替”。

这一陈述中很大部分是错误的，同时是会引起反对的（顺便问一下，阶级斗争是在哪里形成的？）；但是对它最主要的反对一定是它不重视历史。如果我们正在论述的不是目的论而是历史，那么用于表现社会主义方案特征的相关范畴就不会是必然性、不可避免性、“隐得来希”、承诺，而恰恰是可能性。这是一件如此无足轻重的事情吗？它不是“一个纯粹偶然的、羞辱性意外的、外来的可能性”，而是历史可能性，也就是说，决定性的社会和物质条件的存在，使得以前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了，在这些条件下，社会主义实际上可以成为一种政治方案，而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理想或者一种模糊的渴望。

至于社会主义方案的普遍性，是因为社会主义是所有阶级的消亡，而不是因为它是技术决定论的终极目标，具有普遍的向前发展的趋势。我们认为社会主义“承诺”与其说是所有历史的目的，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特殊对立面的历史产物，我们不必因而放弃社会主义“承诺”的普遍性。在这方面，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它代表了迄今为止最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也可以说是最高程度的剥削，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最后阶段，对它们的超越就是所有阶级的消灭和“直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对生产资料的重新占有。产生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历史轨迹可能是相对局部的和具体的，但是阶级斗争和不受剥削的渴望则不是。而且，由于资本主义把整个世界都纳入到了其扩张逻辑的范围之内，各个地方阶级斗争的条件和领域都在发生变化，所有阶级斗争也离最后的临界点越来越近了。社会主义作为消灭阶级的定义，包括社会主义方案所要求的所有普遍性的“逻辑”。

我们不能被迫接受决定论和偶然性之间的二元论的选择。真正能替代二者的是历史。即使以“后现代主义”方式完全否定“宏大叙事”也不能消灭历史的因果联系。即使当历史似乎以最具戏剧性的和决定性的方式反对社会主义愿望时，我们也不需要——不应该——在承诺社会主义必然性和否定社会主义方案历史基础之间进行选择。

我确实相信“历史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不是自历史的起源之时社会主义就已被铭刻在不可阻挡的进步规律之中，或者说在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意义上来说的。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所产生的特殊的、独特的可能性和张力，它们把社会主义提上日程，并创造出使社会主义得以产生的条件。即使在东欧，虽然市场“规则”已经扎根，但仍出现了向旧的矛盾和阶级冲突回归的迹象，这或许第一次有机会检验社会主义解放的条件存在于资本主义特殊矛盾之中这一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