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作为过程和关系的阶级

阶级的结构性定义：E．P．汤普森及其批评者

人们一直指责汤普森错误地认为：因为“生产关系不能机械地决定阶级意识”，所以“阶级不可以单纯地由生产关系来定义”²。同汤普森相反，杰拉德·柯亨（Gerald Cohen）认为，阶级可以从“结构”上定义，“通过参照生产关系可以使这种定义有或多或少（如果不可能像数学那样）的精确性”³。他认为，汤普森拒绝了阶级的结构性定义，仅“参照”阶级意识和文化而非生产关系来定义阶级。佩里·安德森同意柯亨的观点，指责汤普森忽略客观的或结构的决定，“是一种过于唯意志论的和主观主义的阶级定义……”⁴

无论安德森还是柯亨都不是想要表明生产关系“机械地”决定阶级意识或阶级组织的形成。相反，柯亨在此之所以批评汤普森，是因为汤普森误以为这样的定义意味着机械决定论，因而太轻易地放弃了关于阶级的结构定义。两位批评家都坚持说，对于汤普森而言，没有阶级意识就不存在阶级。换句话说，汤普森的阶级观念不承认马克思关于“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的区分，即“客观”存在的阶级和作为一个与其他阶级相对立的能动的有自我意识的历史主体而存在的阶级之间的差别。根据这一看法，汤普森对阶级的定义，从根本上说只是关于“自为阶级”的定义，而一个阶级在以这种形式出现之前，根本就不是一个阶级。

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所提出的，与他们对汤普森的看法相反的观点才是正确的：汤普森的阶级概念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在缺乏阶级意识的情况下，识别并说明阶级的运行；而那些对阶级采取结构性定义的批评者，在缺乏已形成的清晰可见的阶级自我意识时，则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展示阶级的影响；并且，对于宣称阶级概念只不过是在毫无历史证据的情况下从外部强加的一种意识形态驱动的理论构想的说法，他们也不能做出有效的回应。在这里，我打算详细阐述这一论点，同时也要指出，人们之所以看不到汤普森著作中的这一方面，同他自己忽视客观的结构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却与他的批评者对什么是结构决定的理解有更大的关系。

汤普森的批评者将结构看成是与过程对立的东西，或是经历过程的结构，而汤普森看到的，则是为结构制约的过程。这种区别反映了一种认识论的差异：一种观点认为，理论认识——对结构的认识——是一种“静态的概念构思的表示”，而运动与变迁则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由经验认知的领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能将结构与历史对立起来，理论是可以容纳历史范畴的，“概念经得起过程的考查”。⁵

认为汤普森对生产关系谈论得太少，并且他没能成功地用充分的特性来定义它们，这种看法可能是对的。他也许的确把太多的东西当作既定的前提了。但是，指责他“参照”或“依据”阶级意识而不是生产关系来定义阶级，则恰恰漏掉了要点。例如，尽管佩里·安德森将自己对阶级概念的下述表达看作是对汤普森的反驳，是对他过多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阶级定义的抨击，同时也是柯亨对汤普森批评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汤普森的阶级概念与安德森的这段陈述是否不能兼容，这一点还不清楚：

从根本上赋予一个社会形态统一性的正是而且必然是其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它在社会形态内部配置阶级的客观地位，在每一阶级内部配置代理人。其典型结果就是造就了阶级斗争的客观过程……阶级斗争不是秩序得以维持的原因，因为阶级是由生产方式构成的，而不是相反⁶。

如果“阶级是由生产方式构成的”这一命题不表示生产方式即刻造成了积极的阶级形成，或者说，不表示阶级形成的过程是一帆风顺的、机械的（安德森或者柯亨显然不是这样认为的），那么，汤普森（毫无疑问会有某种形式的保留）也许会欣然接受这个命题。他的历史研究的前提是：生产关系将人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状况，阶级状况必然导致人们在根本利益上的对抗和冲突，由此形成了阶级斗争的条件。当人们经历和应对他们的阶级状况时，阶级的形成与阶级意识的识别也就从阶级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出来了。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阶级斗争要先于阶级。假定剥削是“以阶级的方式来经历和体验的，仅此才导致了阶级的形成”，等于是假定作为剥削条件的生产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并因此而被人们所经历与体验⁷。

然而，客观规定并没有将自身强加于茫然而被动的原材料上，而是施加于历史上积极的、有意识的社会存在上。阶级的形成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和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男人和女人带着他们继承的文化和期望，‘在社会关系的总和’中经历着各自的生产关系，体验着他们已然被社会规定的状况，并以文化的方式来处理这些经验⁸。”这当然意味着任何阶级的结构定义本身都还不足以解决阶级形成的问题，也意味着“没有任何模式能够告诉我们在过程的某一‘阶段’，什么才应该是‘真正的’阶级形成”⁹。

与此同时，如果阶级形成是在社会关系和历史遗产的复杂总和中，由人们的“经历”和“体验”产生的，那么，这一命题也就对什么是被经历与体验的事物事先做出了假定，这就是生产关系与“人们一出生就进入或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地进入的”、那些已由社会规定的地位和状况¹⁰。为了以“阶级的方式”体验事物，人们必须被“客观地配置”到不同的阶级状况中；但这只是阶级形成的开始，而非结束。区别生产方式对阶级的构筑以及阶级形成过程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也不是在理论上微不足道的。同样重要的是，不论我们如何成功地通过推理的演绎，在阶级地位的地形图上完美地解决人们的定位分布问题，阶级如何形成的问题仍会存在，并将从中探究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都更有意义的答案。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所必须承担的主要任务不是要识别阶级的定位，而是要揭示与说明阶级形成的过程。

实际上，汤普森之所以被指责为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不是因为他忽视了阶级客观的、结构的规定，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拒绝将阶级形成的过程（这是他主要关注的事情）归为从“客观”的物质决定领域中分离出来的偶然性和主观性的领域，而那些批判他的人正是这样做的。这种理论上的二元论——它将结构同历史对立起来，将绘制客观的、静态的阶级定位图等同于对阶级结构的解释，同时仅对阶级形成过程所应当赋予的历史和经验做了一个不充分的解释——并不是汤普森研究的出发点。相反，汤普森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及其关于历史进程为物质结构制约的观念，将阶级形成的过程作为物质规定的“逻辑”所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研究。

事实上，汤普森是能够扭转其批评者反对他的局面的。在拒绝将阶级定义为一种“结构”或“实物”时，正如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批驳那些人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家来维护阶级的概念，他们除了把阶级概念当作“一种强加于证据之上的‘更坏的’理论构想”外，根本不承认阶级的存在¹¹。汤普森反驳了这种观念，他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阶级作为关系和过程将表现为社会关系及其机构和价值观的某种规范或模式，并以这种方式被人们观察到。换句话说，阶级是一种仅在过程中才能看到的现象。

对于否认阶级存在，尤其在历史过程的清晰度还不足以使我们从现实中识别阶级存在的时期否认阶级的这一提法，我们不能仅仅通过罗列阶级的“结构”定义来反驳它。事实上，这比将阶级简化成一个强加于证据之上的理论构想也好不到哪里。而真正需要的，是如何以“阶级的方式”展现社会的建构过程对社会关系和历史进程的影响。因此，关键是要用阶级的观念发现客观的阶级状况在实际上是如何形成社会现实的，而非仅仅叙述和重申“阶级等同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样一个循环论证的命题。

作为关系和过程的阶级概念强调与生产资料的客观联系的重要性，因为这些联系确立了对抗状态并造成了普遍的冲突和斗争；它还强调这些冲突和斗争“以阶级的方式”塑造社会经历，甚至在它们还没有以阶级意识或清晰的阶级形式来表达自己时就已经如此了；它也强调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就能够看清楚这些关系是如何将它们的逻辑、模式强加于社会过程的。纯粹的阶级“结构”概念并不要求我们去探究阶级在实际上施加本身逻辑的方式，因为阶级仅仅是被定义在那里的。

尽管如此，汤普森仍然受人攻击，理由是，他没有能够以纯“结构”的术语来定义阶级，因而他将阶级概念不适当地运用到阶级意识尚未被识辨的所有历史状况中¹²。然而，强调阶级作为一种关系和过程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在处理尚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表达存在，因而不能提供无可争议的阶级证据时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这尤其适用于工业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而在工业资本主义时期，19世纪的英国在历史上首次出现了清晰的阶级形式，从而迫使观察者注意到阶级的存在并提出概念上的工具来理解它。

事实上，正如以上证据所表明的，汤普森是这样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他并没有回避阶级问题或把阶级看成是既定的，而是努力给出适用于这些模棱两可情况的阶级的说明。在这里，他的目的不在于否认缺乏阶级意识时阶级的存在，恰恰相反，而在于对这些否定做出反驳，揭示阶级规定是如何形成社会过程的，甚至在“成熟”的阶级——一个在意识上具备了阶级机构和阶级价值观的阶级——形成之前，人们是如何以“阶级的方式”行动的，而这正是发育为“成熟”阶级的先决条件。¹³

因此，汤普森试图用来描述18世纪英国社会的命题——“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意在表达阶级构筑的社会关系对还没有阶级意识的代理人的影响，并以此作为有意识的阶级形成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阶级斗争在下述两种意义上先于阶级：一是生产关系冲突和斗争的经历是阶级形成的前提，二是即使在阶级意识尚未形成的社会中，也存在着以“阶级方式”构筑的冲突和斗争。

有一种观点认为，维护“阶级”概念的普遍适用性需要对它做出纯粹的结构性定义，这其实是说，在缺乏阶级意识的情况下，阶级仅仅作为“与生产资料的客观联系”而存在，它对于社会过程的变迁发展史没有任何实际的影响。因此，也许不是汤普森，而是批评他的那些人有效地将阶级归结为阶级意识。相反，汤普森似乎坚持认为，无论“与生产资料的客观联系”是否被表现在一种清晰的阶级意识中，这些联系总在起作用——尽管它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方式起重要作用，而作用所导致的阶级形成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关键在于，要有这样一种阶级概念，它能使我们的注意力正确地转移到考察客观的阶级状况是如何且以什么不同的方式（对人们的意识）发生重要作用的。

那么，汤普森实际上是指出，阶级所以产生或“发生”，是因为人们“处在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关系中”，并随之而享有一种共同的经历，认识到他们一致的利益，并以“阶级方式”来思考和形成价值观¹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汤普森来说，在有阶级意识之前，阶级在任何重要意义上都不会作为客观现实而存在。相反，因为“客观的”阶级状况已然存在，阶级意识才可能产生。当然，汤普森主要关注的焦点是复杂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历史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阶级状况引致了阶级的形成。至于阶级的纯粹“结构”性定义，由于它不可能定义完全的阶级形成，因此，它或是用以简单地表示由客观的阶级配置所施加于可变动的历史过程的相同的决定性压力——以至汤普森与他的批评者之间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侧重点有所不同——或是这些定义根本不涉及任何有意义的事物。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汤普森忽略客观决定而选择主观因素这一命题，已经在佩里·安德森那里得到了实际的检验，在他对汤普森的主要历史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进行特别尖锐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检验。安德森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资本积累与工业化的客观条件被看作是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次要的、外在的东西：

他所考察的对象，不是经济的、政治的以及人口的等等结构的转变，而是那些经历了这些“可怕岁月”的人们主观体验的沉淀物。结果就是将实际在总体上形成英国工人阶级的复杂多样的主客观决定，分解为由苦难与反抗二者简单对立的辩证关系，其整体运动内在于阶级的主观性方面。¹⁵

安德森认为，实际上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长期的，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主观的过程（可追溯至多铎王朝时代）中的一个时刻，在整个较长的过程中，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作为大众文化延续传统中一种渐进的发展而出现的¹⁶。按照安德森的说法：

对以下整个历史过程的真正阐述并不存在：各种杂乱不齐的阶层，包括手艺人、小土地持有者、农业工人、家庭劳动者以及做短工的无业游民，逐渐被聚集、分配和沦落为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条件，起初通过工资合同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最终作为结合的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机械化的生产资料。¹⁷

因此，安德森指出，汤普森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检验他的“英国工人阶级形成了自身正如它被形成”这一命题的手段，因为他没有给我们提供“行为”与“必然性”之间均衡关系的测度。我们所要求的至少是“一种相互结合的研究，即客观上产业革命对劳动力的聚集与改造，以及主观上一个阶级文化的萌芽作为对前者的反应¹⁸。”通过对“生产者的直接经验而非生产方式本身”的集中关注，汤普森提供给我们的仅仅是这一平衡关系中的主观因素¹⁹。

安德森正确地分离出了汤普森论述中最有特色和最有争议的两个主题：一是汤普森对超出了产业革命“大灾变”的大众文化传统连续性的强调；一是他坚持以这样一种方式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关键时期进行历史定位，认为形成过程的成熟时期是在1790年～1832年这段时间，也就是在工业资本主义使生产与劳动力发生巨大转变之前的这一时期，而未能说明1832年之后工人阶级的巨大变化²⁰。

正如安德森所说，困难确实是从这里产生。在这种阶级形成中对大众传统连续性的强调——以前的传统并非特指无产阶级的，而是手工业的和“民主的”传统——也许使我们难以立刻分清在涉及1790年～1832年的工人阶级时，什么是新的，什么是工业资本主义的工人阶级所特有的或者说独一无二的？确切地说，究竟是什么被“形成”了，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秩序在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又起了什么作用？时间参数也可能有许多问题。当工业改造还远远没有完成时，在1832年结束“形成”的过程，似乎意味着由汤普森所描述的阶级意识、机构与价值观的发展是独立地发生着的，与生产方式中的“客观”改造无关。

毫无疑问，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性质与发展，还存在着许多可争议的编年史问题。但直接的问题是，汤普森所坚持的大众传统的连续性以及他那与众不同的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阶段划分，是否反映了以牺牲客观决定性为代价而持有的主观偏见？汤普森的用意是以“主观”发展（大众文化的演进）来反对“客观”因素（资本积累和工业化的过程）吗？

在汤普森的论述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点是，就他对大众文化连续性的坚持而言，他没有将自己的论述看成是对下述观点的否定，而是视为对之进行重申：产业革命是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真正“灾变性的”历史里程碑，其标志是一个崭新的阶级作为“新人类”的出现。换句话说，他的目的不是强调工人阶级文化的主观连续性以否认资本主义发展在客观上产生的根本转变，而是相反，意在连续性中揭示并解释这一变化。

在某种程度上，汤普森的强调适用于他所参与的关于具体术语以及有关产业革命影响的讨论，如对“生活水平”的讨论，在对“灾难性的”与“反灾难性的”或“经验主义”的分析之间的争议等等。其中包括他对近来各种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正统观念的回应，这些正统观念质疑产业革命必然带来的混乱和干扰这一作用的重要性，或者，即使承认在工业化进步和改善的普遍趋势中存在着辛酸苦难，也是将它们归结为生产体系的外部原因，例如“商业周期”。这些争论有时会伴随着对明显区别于其他几个劳动阶级的工人阶级存在的全然否定。

对工人阶级经历多样化的强调，以及对“前工业”时期家庭工人或手工业者的经历与完全纳入新工业秩序中的工厂工人的经历之间的差别的强调，都可能会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特别有用。例如，在下面的论述中就特别有用，即将由工业资本主义引起的艰辛与混乱仅限于“前工业的”或传统工人身上。在这些解释中，这类工人状况的恶化仅成为“机械化进程”、“进步”以及工业方法改善这些变动不可避免的、非人身的结果，与此同时，现代工人的地位与状况却稳定地向前、向上发展。

面对批评者所引用的证据，汤普森为“灾难性”的观点以及新的工人阶级存在的观点做了辩护。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释：虽然按某些统计标准，在1790年～1840年这个时期平均物质生活水平也许取得过稍许的改进，但为什么这个时期在工人的体验中却感觉是一场“灾难”？工人们创建了新的阶级形式，即有坚实根基和强烈自我意识的机构——工会、联谊会、教育和宗教运动、政治组织、期刊，同“工人阶级理性的传统、工人阶级社区模式以及一种工人阶级的情感结构”结合在一起，来应对这种灾难²¹。这些机构和意识形式是对一种新型的工人阶级形成和存在的切实证明，尽管表象上存在着经历的不同；他们的意识所表达的对社会不满的大众文化传统，伪证了关于产业革命的“乐观主义”观点。

然而，汤普森还面对着解释下列事实的课题，即当新的生产体系尚处于欠发达状态时，这个阶级的形成已然准备就绪是可见的；组成这个阶级的大量工人确实创建了其独具特色的机构组织，然而他们却并不是明显地属于由工业化所产生的“新人类”，而是在表面上仍然从事家庭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前工业”方式的生产活动；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之前，（除了在棉纺织地区）工厂劳动者很可能不构成“劳工运动的核心”²²。考虑到这些事实，从表面上看，很难维护“新型的工人阶级仅是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特征新形式的产物”这一说法。要解释那种联合了新兴的和传统的劳动方式的无可争辩的工人阶级形成的出现——这种劳动方式包括手工业者、家庭工人、工厂劳动者——就有必要确认一种统一的体验，这一体验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产业革命的“灾难性”影响在显然没有被工业生产改造触及的部门也能体验到。

在这里，汤普森的批评者们也许会争辩说——正如安德森的批评所指出的那样——汤普森太依赖于“主观”的体验、苦难以及大众文化的连续性，从而忽略了手工业者和工厂工人之间客观上的不同，对于实际上客观地将他们联合成一个单一阶级的过程也没有给予说明。实际上，这些批评者也许会争辩说，对于汤普森而言，只要能够根据意识上的统一来定义工人阶级，那么，就没有必要用客观上的统一来辨别工人阶级。

但是，诸如此类的批评向汤普森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对手妥协过多。例如，“乐观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观点至少含蓄地依赖于在“事实”与“价值观”之间、在它们自己的“客观”标准与仅同“生活质量”有关的“主观”标准之间的对立。人们可以用这种对立来掩盖这些问题，办法是将剥削问题、生产关系和阶级斗争——这些问题是汤普森论点的核心——纳入到主观领域；而与此同时，将“确凿的”、“非个人”的因素诸如商业周期、技术、工资与价格指数等同于客观性。汤普森当然关注“生活的质量”，然而他对“生活的质量”的界定，不仅依据其主观的方面，而且还依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在生活组织中的表现这样的客观现实。

“客观”决定性

在受到质疑的那个时期，各种类型的工人所共同经历的唯一最为重要的客观条件和形势就是剥削的加强。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第二部分也是核心的部分（由题为“剥削”的那一章引入）描述了它的影响²³。其中，他不仅关注对工人剥削的加强所导致的“苦难”，而且关注剥削加强对劳动分配和劳动组织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劳动纪律和劳动强度造成的后果。例如，他对在延长的劳动时间中不断提高的专业化程度、家庭经济的崩溃等极为关注²⁴。他也思考了剥削关系是如何以“与所有权和国家权力相应的形式”、以法律和政治形式来表达的；剥削的加强是如何与反革命的政治压迫相结合的²⁵。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些因素当然不能被看成是“主观的”而不予理会；汤普森把它们作为反对“经验主义”论点的“确凿”事实，这不是以“主观”反对客观，而是作为构成如下事实基础的真正的客观决定性：

节约劳动的发明是通过什么样的社会神秘力量而成了使工人贫困化的工具？自然状态中的事实——如一次歉收——也许看起来远非人类所能选择的。但是，这些事实发生作用的方式是通过一种特别复杂的人际关系：法律、所有权与权力形成的。当我们遇到一些诸如“商业周期的强烈波动”等醒目短语时，我们就必须要做好提防了。因为在这种商业周期背后，存在着一种社会关系的结构，它会鼓励某些剥夺类型（租金、利息和利润），宣布其他一些剥削类型为非法（偷窃和封建贡赋），使一些类型的冲突合法化（竞争、武装冲突），并抑制其他类型的冲突（工团主义、因食物短缺而发生的骚乱、民众的政治组织）……²⁶

从根本上影响1790年～1832年发展的客观决定性，便是资本主义剥夺方式的实施及其所带来的剥削的加强，以及借以维持剥削的社会关系、法律形式和政治权力的结构。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些因素既影响了传统的劳动方式，又影响了新型的劳动方式；它们共同的经历以及这一经历引起的斗争——在过渡时期，产生了一个剥削关系特别清晰的时刻，这种清晰又因政治压迫而得以加强——奠定了阶级形成的过程。

在汤普森的论述中，特别重要与精妙之处在于他论证了“前工业”劳动方式表面的连续性可能具有欺骗性。他指出，家庭和手工业生产甚至在被工厂制度的创新过程和剥削方式取代之前就已经被改造了。事实上，新的剥削关系通常在外作工业中是最为清晰可见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他是如何回答将“工业化”的苦难仅仅归结于“机械化进程替代”作用的那些观点的：

纺织工人或“廉价品”工人的困苦处境，并不能用“机械生产过程取代了旧工艺而造成旧工艺的衰退”这种解释来开脱。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即以轻蔑的口吻说“收入最低的不是工厂雇佣的工人，而是保留了18世纪的传统和方法的家庭手工业工人”。这种说法使我们联想到的是，这些状况与工业革命所具有的真正促进作用无关，它们属于前工业的“旧”秩序，而资本主义新秩序的本质特征表现为蒸汽、工厂工人和天天吃肉的技工。不过，外作工业中的雇佣人数在1780年～1830年之间成倍地增加，而蒸汽和工厂往往是造成这一增长的原因。正是工厂纺纱和铸铁厂铸出铁条去制钉子才雇了许多外作工人。意识形态也许想重此轻彼，但事实却让我们说，这是同一个过程中相互补充的因素……此外，外作工人处境的恶化并不能简单地用“被机械生产过程取代”这样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得了，它完成于一种剥削方法中，这种剥削方法类似于不体面行业中的剥削方法，而且往往发生在机器竞争之前……确实，我们可以说，大规模的血汗外作生产就如同工厂生产和蒸汽一样都是工业革命的本质特征。²⁷

汤普森仅仅通过将分析的焦点从“工业化”转向资本主义，就削弱了其反马克思主义对手的意识形态基础²⁸。换句话说，他将我们的视线由纯“技术”因素、商业循环和市场关系这些典型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避难所，转向生产关系和阶级剥削。从这种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汤普森就能解释为什么他认为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就存在工人阶级，这是因为此时资本主义基本的生产和剥削关系已经存在，而且事实上，这种关系也是工业化本身的先决条件。

因而，由于种种原因，汤普森不能接受工厂制度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人阶级这种简单的假定，也不能接受劳动力客观的“聚集、分配和转型”先于阶级意识和文化，阶级意识和文化只是对它的反映这种说法。他不能接受“各种类型的”劳工群体形成一个工人阶级必须要等待下述过程的完成，即他们被“聚集、分配并沦落为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条件，首先通过工资合同在形式上从属，最终被合并于机械化的生产资料而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如果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是构成生产方式的关键客观因素，如果这是劳动过程改造的推动力，那么，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就具有特殊而首要的意义。

“形式上的从属”表明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资本主义关系的建立，这也是随后发生的对生产的“真正”改造即经常被称作“工业化”的先决条件和推动力。它是对各种不同种类工人发生作用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作为将他们统一起来的经历而存在，甚至在“实际的从属”将所有工人纳入并聚集到工厂之前就已经这样做了。

这样，从一种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讲，将这些不同种类的群体统一成为一个阶级的，实质上正是“经历”，而不单单是一种客观的“聚集”——尽管在这里，“经历”指的是客观决定的效果，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剥削。事实上，生产关系与阶级形成之间的联系可能永远不会以任何其他方式被人察觉到，因为人们实际上从来都不是直接以阶级形成的方式聚集在生产过程中的。即使劳动力的“聚集和改造”已经完成了，人们充其量也只是在生产单位、工厂等组织内集合在一起。他们超越个别单位以阶级的方式进行聚合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进程，这取决于他们对共同经历和共同利益的意识，以及由此而采取行动的倾向（后面将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人们可能会批评汤普森专注于对形式从属的研究而不重视实际的从属，这确实是他的弱点。这些弱点起因于他集中研究资本主义剥削的决定和统一作用及其对“前工业”工人产生的影响，而相对忽视了“工业化”和机器生产的特殊性，即后来由于“实际从属”的完成而引起的“大灾难”。例如，佩里·安德森就提及，从19世纪40年代以后，当转型基本完成时，工人阶级在产业、政治组织和阶级意识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认为，这种变化是汤普森的论述无法解释的²⁹。但是这并不是说汤普森只专注于主观决定而不顾客观决定，除非他是从“乐观的”、“经验主义”的正统派学说或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在这种立场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连同它所研究的主要对象——生产关系和阶级剥削，都被视为“主观主义”的东西而不予考虑。

还有许多其他更一般的理论和政治上的原因被用以否认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工厂制度的自发产物”的论点。汤普森整个历史工程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原则是客观决定性——生产关系和劳动条件的转变——从不强加在“某些无可名状、无差别的人类原材料上”，而是施加于历史的人之上，他们是历史遗产、传统和价值的承载者³⁰。这意味着，所有的历史转型中必然存在着连续性，甚至最激进的转变也是如此，而且激进的转变可能只有在这种连续性中才能得以揭示和持续。让我再重复一遍，汤普森本人对大众文化连续性的强调，其意图不是否认而恰恰是要识别和强调它所经历的转型。

这很可能是任何真正的历史评述的特征，但汤普森的论述远不止此。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点是承认“客观”和“主观”不是相互分离的二元实体（这二者易于被人们分别用“必然性”和“行为”来衡量，致使二者的联系只是外部的和机械的），二者分别作为一种客观刺激和对它的主观反映而“一个相继作用于另一个”³¹。然而在社会分析中，设法将有意识的、能动的、历史的人，即将“主体”与“客体”结合起来是必要的，他们在客观进程中既是行为者又是物质力量。

最后，汤普森的分析方式使得人们有可能认识到具有文化和价值观的工人阶级自我形成的能动作用。这种作用可能被这样的陈述所模糊：一方面是“由产业革命产生的劳动力的客观聚集和转型”；另一方面——由前一方面产生？——“与劳动力转型相适应的阶级文化在主观上的产生”。承认工人阶级的自觉活动不仅是汤普森历史理论的核心，也是其政治理论的核心。

作为关系和过程的阶级

因此，汤普森关注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历史中阶级的存在，使阶级存在的客观决定表现为历史的力量，表现为对世界的实际作用，而不是只存在于理论构筑中，与实际的社会力量和过程没什么关系。这意味着他必须将阶级的本质不仅置于“结构性地位”中，而且还要置于剥削、冲突和斗争的关系中，从而为阶级形成过程提供动力。然而这一强调经常被人们单独挑选出来作为他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证据，据此说他忽视了客观的决定性。很明显，他宁愿将阶级看作关系和过程——而不是作为进入关系或经历过程的结构——这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考察，我在下面所做的更为详尽的描述，实际上可能将汤普森关于阶级的理论引申到我自己的理论中。

“作为关系的阶级”实际上包含两种关系：阶级间的关系和同一阶级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强调阶级间的关系，把它作为定义阶级的本质，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对立的是“社会分层”理论——不管它是按收入分配、职业群体、地位还是其他的准则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划分——其理论基础必然同差异、不平等和等级有关，而不是同关系有关。这里完全没有必要指出使用这种阶级定义（如果阶级被认可为一种“社会分层的范畴”）在社会学和意识形态上的后果，因为它完全不考虑像统治或剥削这样的关系。这种分层的范畴甚至可能从根本上使阶级本身无法被人识别。在一个不平等的连续统一体中，阶级间的分界线在哪里？在分层结构中，哪里才是质的突变³²？

甚至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这样的划分标准也不足以标出阶级之间的界线，而且这一标准也能很容易地被传统的分层理论同化。例如，人们有可能只是将“与生产资料的关系”视为收入差异，不将它置于其必然承担的剥削和对抗的社会关系中来讨论其重要性，而认为它仅仅与人们面对的“市场机会”的不同有关³³。因此，阶级间的差别就变得不确定和不重要了。如果阶级进入了任何关系之中，那么这种关系也是市场个体竞争中间接的、非个人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没有清晰的质的突变或对抗，而只有在商品和劳务竞争中量的相对优势和弱势的延续。

正是为了明确地反对把阶级视同为“社会分层范畴”，汤普森把他关于阶级的论述指向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准确地指出分层理论使阶级变得不可识别了³⁴。他最明确的抨击对象是传统的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但汤普森还经常指出，某些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问题的处理上与这些社会学论述中魔术般的欺骗有许多相似性。就此而言，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更喜欢抽象地对阶级进行结构定位，而对阶级关系及其冲突在动态过程表现出来的质的社会突变没有多少兴趣。

尽管认识到阶级间关系的对抗是给阶级下定义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这还不够充分。我们还需要把阶级作为一种内部关系，一种阶级内部成员间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把阶级作为一种关系的观点，也对阶级内部成员间的关系与基础的生产关系是如何联系的提出了一些论断。

生产关系是阶级关系的基础这一论断，无疑是唯物主义阶级理论的基础；但论断本身并未将这一研究推向深入。如果我们不能说阶级与生产关系同义，那么，我们仍然面临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般都避而不谈），即如何精确地界定阶级与其生产基础之间的联系所具有的性质。

生产关系是指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生产者和占有他们剩余劳动的占有者之间的对抗关系。直接生产者和占有其剩余劳动的占有者之间的划分，以及这种关系固有的利益对抗，无疑界定了阶级对抗的两极。但是，阶级关系不能仅仅归结为生产关系。首先，生产关系固有的明确的两极（当它们的呈现是明确时）并没有包含历史上所有潜在的阶级成员。更基本的是，即使单个占有者将其剥削权力归于他背后的阶级权力，那也不是这些阶级在从事生产和占有。更简明地说，加入一个阶级的人们并不是都直接地聚集在生产过程和占有过程中。

被资本家以劳动分工协作形式组织起来的工厂工人是直接聚集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一个工人都与占有其剩余劳动的特定资本家（个人或集体）之间有着某种直接关系，就像农民与占有其租金的地主之间有直接关系一样。还存在一种直接关系，例如，我们可以说在互相独立劳动但受同一地主压迫的农民之间也有某种直接关系，即使他们并没有蓄意联合起来反对那个地主，这一关系也仍然存在。

阶级成员间的关系，或这一阶级成员与其他阶级间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不论是生产过程本身还是榨取剩余的过程实际上都不能将他们结合在一起。“阶级”并非仅指结合在一个生产单位内，或在一个占有单位内反对同一个剥削者的工人。阶级意味着更广泛的联系，它超出了直接生产过程和直接的剥削关系，穿越了各个特殊的生产、占有单位。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联系和对立是阶级的基础，但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似地位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由生产和占有的过程直接给定的。

阶级成员间的联系并不能通过“阶级在结构上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这一简单论断来界定。我们还需要解释生产关系在何种程度上、通过什么媒介来建立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些人即使在生产关系中处于相似的地位，实际上也没有都聚合在生产和占有的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汤普森就提出了这一问题。在书中，他试图解释在那些没有直接聚合在生产过程中，甚至是从事不同形式生产的工人间也存在阶级关系。按他的解释，生产关系实质上是这些阶级关系的中心；但对于生产关系这一决定性的结构压力而言，只有在它们产生出阶级形成的历史进程这样的结果时，才能表现出来，而且这些压力也只有在引入“经历”这一中介观念后才会在理论上被了解。

如果不借助像汤普森的“经历”这样的观念，阶级形成就很难解释。尽管人们可能直接地参与生产和占有——联合、分工和冲突就由这些过程产生——阶级也不会在这些过程中如此直接地表现自身。由于人们从没有在事实上“聚合”在阶级中，因而，如果不借助某种类似“共同经历”这样的概念，生产方式对阶级形成所实施的决定性压力就不能很容易地表达出来，这种活生生的经历包括生产关系、生产者和占有者的划分，以及更特殊的、内在于剥削关系的冲突和斗争等诸方面。正是以这种现实的经历做媒介，社会意识才得以形成，随之才“倾向于作为阶级来行动”³⁵。一旦“经历”这一中介被引入生产关系和阶级的等式中，存在于“经历”中的历史与文化的特殊性也就会被引入。这无疑使问题复杂化了，但正如汤普森所做的那样，承认生产关系导致阶级机制的复杂性并不是要否认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压力。

由于汤普森强调“经历”，因而被指责为唯心主义，仿佛这种观念已经失去了物质基础。但他运用这一概念绝不是要割裂“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联系，更不是要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所赋予“社会存在”相对于社会意识的首要地位。相反，尽管汤普森有时在经历的层次上做区分（“活的经历”和“感性的经历”），但他还是把这一术语主要用做“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必要的中介”，社会存在通过这一媒介决定社会意识：“正是通过经历，生产方式才能对其他活动实施决定性压力³⁶。”在这种意义上，经历确切地说是“起决定作用的经历”³⁷。事实上，由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概念本身是清晰的，它不单指生产方式作为一种非个人的“客观结构”，而且还指人们在其中生活的方式（几乎没有人不承认这种经历），因此，汤普森的“经历”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存在”是重叠的。

这样，“经历”这一概念意味着“客观结构”对人们的生活起作用，而且这也是我们不仅有生产关系还有阶级的原因。而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要探索这些“结构”与人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怎样发生关系，人们对此又做了些什么——或者，如汤普森可能指出的那样，人们如何经历和处理结构性过程中的决定性压力。包含在“经历”概念中的理论信息的主题之一是：决定性压力的运作是一个历史问题，因而也是一个经验问题。我们不能把理论和经验割裂开来，而作为历史学家的汤普森也直接承担起了自己作为理论家所提出的任务。

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汤普森，抑或是其他什么人，都没有设计出一个“精确的”理论词汇用以表达物质条件对有意识的、能动的人的作用和影响——人的这些有意识的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物质力量——或用以理解这些影响的结果所采取的无限多样的历史特定经验形式这一事实。但可以肯定，一个严密理论中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忽视这些复杂性而去单纯追求概念上的齐整，也不能只是为了维护一种“结构性定义”的框架——这一框架声称其主旨是要在理论层面上解决所有重要的历史问题——而忽视这些复杂性。只承认这些复杂性存在于现实的其他秩序中也是不够的，例如只承认它们存在于历史领域，以便与“客观结构”的领域相区别，这种区别的理由是，认为历史过程中多样的复杂性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是作为“经验”而与“理论”对立的。无论如何，这些复杂性必须被理论框架所承认，并且就体现在理论的“结构性”概念中——正如汤普森的“结构性过程”这样的概念。

阶级的“结构性定义”本身的演绎推论并不能解释有着共同的生产关系经历，却不能由生产过程本身自动联合起来的人们，如何最终会有“作为阶级行动的倾向”，更不能解释这种倾向的性质是怎样随时间的流逝而发生变化的。作为阶级行动的这一倾向，表现为工人阶级凝聚结合的程度以及与此相连的意识发展的程度，体现在他们制定的共同目标中，体现在工人阶级的机构与组织以及他们所采取的联合行动中。阶级的“结构性定义”没有考虑到生产关系对阶级形成的压力——这种压力本身可能是内在于既定的生产方式结构和客观决定性之中的——也没有考虑到促进和阻止工人阶级走向联合和共同行动的两种冲动趋势之间的紧张关系。

相反，“结构性过程”的阶级概念，在承认阶级形成的结构性基础存在于对立的生产关系中的同时，又认为这些生产关系在阶级形成过程中所实施的结构性压力的具体路径，仍然是一个需要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在经验上予以解决的问题。这种关于阶级的概念还认为，这个具体路径是阶级问题中最重要、最有争议的焦点，任何阶级分析的有用性——不管是作为社会学研究的工具或是作为政治战略的指导方针——都依赖于其解释阶级形成过程的能力。这意味着任何关于阶级的定义必须要对这一过程进行调查，而不是相反。

汤普森坚持把阶级作为过程又引起了人们对他的非难和质疑，那些人指责他将阶级等同于阶级意识，或者说，他混淆了阶级本身存在的现象与阶级成为“历史能动的主体”的条件³⁸。首先应当指出，这一指责本身就是建立在混乱基础上的。因为它未能考虑到下面两种意识之间的不同：一方面是阶级意识——对本阶级地位和作用的能动认识；另一方面是由阶级状况通过各种途径形成的意识形式，此时这些意识形式尚未表现为自觉的阶级意识。而汤普森尤为关注的是这一历史过程中介于两者之间的变化。

更为根本的是，将阶级等同于意识的某个特殊层面，或全然等同于阶级意识，会将阶级仅与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等同起来，而不是像汤普森所做的那样，强调复杂的过程直至形成“作为阶级行动的倾向”。汤普森关于“关系”和“过程”的阶级概念针对的是这类定义，其中最好的说法是，在阶级形成过程中存在某个时点，届时人们可以终止这一过程并说，“现在才是阶级，以前不是”；而最坏也可能是最普遍的说法则是，居然在时间和历史过程的载体之外寻求对阶级的定义。这类定义要么从与生产资料相联系的“结构定位”中演绎出阶级的概念，要么“把某种观念的东西假定为识别阶级身份的实体——阶级愿望或意志的强烈人格化的属性——我们知道这充其量是对极复杂的且一般多为偶然性的过程的隐喻表达”³⁹。由此可见，汤普森的目的不是将阶级等同于使它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政治力量的意识或组织的一个特殊层面，而是要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阶级成为这样一种政治力量的过程。

作为“结构”的阶级在概念上将阶级作为历史运动推动力的重要作用排除了，事实上，在生产方式开始时期的阶级与这一方式终结时期的阶级是不同的。一般认为，生产方式的性质取决于其生产关系的持续性质：只要“剩余劳动从直接生产者手中被挤榨出来”的形式在各自的生产方式中是本质上相同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应地说，这种生产方式是“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等等。但阶级关系是一定生产方式内部运动的动力和源泉。一个生产方式的历史就是其发展变化中的阶级关系的历史，尤其是阶级关系与生产关系间的联系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在一个生产方式内部，阶级成员结合的发展过程是围绕着生产关系展开的，阶级又是随着阶级形成中的组成、结合、意识和组织的变化而发展的。在一个生产方式内部，当阶级关系的发展使既定的生产关系在事实上发生了变形时，这个生产方式就遇到了危机。因此，要解释历史的运动，恰恰意味着要否认阶级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是固定的。

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阶级的结构定义经常倾向于用代词“它”将一种个人的意志说成是阶级的。这件事情的另一面，是倾向于用代词“它”把某种个性的缺陷说成是阶级的过失，例如它的“错误意识”这样的说法。这样，极具讽刺意味的便是，当汤普森反驳这种观念时，他竟被指责为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在指责汤普森时，作为反对他而提出的客观主义的另一种选择，原来竟是更极端、更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而这只是将意志从人类作用——受“决定性压力”制约并被推入“偶然性过程”的人类作用——转向一个更崇高的主体——阶级，一种具有静态身份的事物，它的意志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特定的历史决定所制约的。

这种主观意志的向上升级在结构主义的论述中达到了顶点。例如，阿尔都塞主义者声称将主观性全部驱逐出社会理论，而且否认用代词“它”来表示的阶级行为；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只是创造了一个更为专横的主体即结构本身，它的意志只是由自己随心所欲的个性中的矛盾所决定的。汤普森的批评者把他说成是主观主义者和唯意志论者——他关于人类行为作用的观点以及他坚持的历史特殊性似乎都是以牺牲“客观结构”为代价的——殊不知汤普森整理出来这些观点正是用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而且是用来把握那影响人类行为的客观决定压力的。他的观点非但不是使客观决定性压力从属于主观性和历史的偶然性，而是力主进行历史调查，反对那种头脚倒立已经偷偷地进入了那些缺乏坚定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基础分析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

理论政治学

汤普森的研究总是从理论的意义在于实践这一前提出发。他关于阶级的定义强调阶级作为能动的过程和一种历史关系，这些概括性的阐述显然是在为阶级观点辩护，反对那些否认阶级存在的社会科学家和历史学者。但他的理论也倾向于反对那种压制人类行为的作用，尤其是否认工人阶级创造历史的自觉活动的理性传统和政治实践。汤普森通过把阶级斗争作为理论和实践的中心，意图“自下面拯救历史”，他这样做不仅是出于知识分子的事业心，更是作为一种政治工程，反对阶级统治的压迫和“来自上面的社会主义”纲领，后者从费边主义到斯大林主义都有形形色色的体现⁴⁰。他对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抨击，同样是针对他所观察到的理论扭曲以及包含于其中的政治实践。

汤普森的批评者已经对此做出了回应。在汤普森的阶级观念及以此为基础的历史工程中，他们经常发现理论与实践是这样统一的：他的“主观主义”的阶级理论构成了他的“民粹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有人批评他在由阶级决定的生活环境激起的任何形式的意识中太急于看到阶级意识的存在，这意味着工人阶级随时准备为阶级的目的而采取阶级行动。按这种批评，汤普森表现出了一种“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企图在民粹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学。

奇怪的是，这种判断看起来似乎将“正统”的阶级结构定义的维护者与那些认为汤普森在追求他的“非简化的”马克思主义蕴涵上走得还不够远的批评家结合在了一起。例如，斯图亚特·赫尔（Stuart Hall）就指出，汤普森混淆了“自在阶级”与“自为阶级”，内在于这种混淆的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民粹主义’政治学”⁴¹。赫尔认为，“经历这一范畴笼统的概念”，将阶级的客观决定与其具有的意识混淆起来，似乎意味着“阶级”总是随时准备着听从“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召唤，而不承认“关于社会主义所说的一切都必须通过现实的政治实践来构筑”。尽管在赫尔写这些时，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但回顾以往，尤其是考虑到他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密切关系，那么，看来很明显，这种议论与在“客观结构”和阶级形成中的阶级意识之间隔开了一条更宽的鸿沟，也更接近于后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经济和政治完全不相关的说法；这种议论也像安德森和柯亨那样基于对汤普森的阶级理论同样的考虑，而且很明显，也同样建立在结构与历史的二元分裂之上。同样也很重要的是，从我在前面章节中所提及的阿尔都塞主义者转变的状况看，赫尔当时对汤普森的批评实际上是在为阿尔都塞辩护。

正如我所说的，如果汤普森的历史工程是反对将两个不同的文本——客观决定与它们在意识上的表现——进行合并或简单地等同（这实质上是同一件事），如果他对阶级形成过程的集中关注以这两个不同的主题之间的区分为论证的前提条件，而他关注的恰恰是二者之间关系的变化，那么，他就不能不被指责为对阶级形成的“主观”决定和“客观”决定进行了合并，或对结构和意识进行了合并。而“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不同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阶级的客观结构和阶级的主观意识之间在分析上的区分问题。它指的是阶级形成过程中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以及结构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存在的两种不同的模式——在这种意义上，汤普森肯定具有“自在阶级”的观念，例如，他曾提出这样一个悖论：“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

这样，问题便在于汤普森是否过快地穿越了阶级发展的这两种模式之间的界线，是否在被阶级决定的生活环境所激起的任何形式的意识中，太急于看到阶级意识的存在——工人阶级随时准备为阶级的目的而采取阶级行动——就像赫尔所说的那样。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这里边毫无疑问地存在着危险。“大众”的习俗和传统以及激进的允诺仅仅包含在大众文化内的差异和分离中，所有这些浪漫主义，都不是创建社会主义运动或评估和克服“大众”自己对社会主义政治抗拒的坚实基础。但不管那些相信“人民历史”的汤普森的追随者如何认为，汤普森自己肯定不具有这类幻想。

汤普森的信息实际上是政治的；但它们的意义决不限于赋予大众意识和阶级“形成”以其本来应有的状况和地位，更谈不上他无从把握大众文化和意识二者之间的差异和障碍：一方面是直接产生于劳动、剥削、压迫和斗争之经历的大众文化；另一方面是在政治实践中痛苦地建设起来的、能动的社会主义意识。他的历史工程即对历史的重新构筑，认为工人阶级对历史的发展起着能动作用，而不仅仅是被动的承受者。这种观念直接产生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政治原则及其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特殊理解：社会主义只能通过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来实现⁴²。

这一命题意味着，只有工人阶级才是既具有反抗资本主义剥削的直接利益，又拥有足以消灭这种剥削的集体力量的唯一社会集团。这一命题还意味着对下述教条真实性的怀疑，即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不是通过本阶级自觉的活动和斗争实现的，而是由代理人达成的或通过恩赐赋予的。依据这一命题的观点，不论从大众意识中构筑社会主义的实践会有多么困难，除了大众意识外，不可能从其他素材中来构筑社会主义的实践，社会主义也必须将政治现实主义和民主价值观统一起来。也许，要点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社会主义要么以这种方式实现，要么就根本不可能实现。

霸权和替代主义

当汤普森向阿尔都塞主义发起颇有争议的抨击时，他的主要关注点之一，是要扭转这样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对社会主义的民主理解滑向在理论上否认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成为社会改造的主要力量，以及把工人阶级的这种作用向其他的社会活动，尤其是向知识分子的转移。他写道，“没有什么标记能比这更清楚地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

他们极度反民主的大前提是最具揭示性的。不论法兰克福学派还是阿尔都塞，他们都十分强调统治意识形式的不可避免的重要性——这种统治堵塞了人民大众进取心和创造力得以发挥的所有空间——对于这种统治，只有少数开明人士或知识分子才有抗争的自由……对于社会主义理论来说，这个起点是一个悲观的前提（除我们之外，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愚蠢的），从这个起点出发必定会得出悲观的或威权主义的结论⁴³。

这种理论上的“替代主义”最极端的形式，正是斯图尔特·赫尔指责阿尔都塞主义者所做的（尽管这显然不是阿尔都塞本人做的），他们将阶级仅仅看作是历史过程的“承受者”，认为阶级行为对历史不发生作用；而且将历史过程本身也看作是一个“没有主体”作用的过程⁴⁴。但汤普森还指出，把阶级构想成一个静态的范畴，较少关注阶级形成的历史过程，而更多地关注阶级的结构性定位的演绎图解或一个理想的阶级地位的建构，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这些关于阶级的表述很容易与现实历史脱节，因而把不完全的阶级意识形式当作是“错误的”东西不屑一顾，于是便需要另一种理论来替代它⁴⁵。如果在汤普森的阶级理论中包含有一种政治信息，那么这种信息便是反对将“替代主义”理论化。在这种“替代主义”中，工人阶级不只是被代表，而且因替代者的超越而黯然失色。

汤普森的许多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针对这样一种观点：霸权是单边的和无所不包的。它把“一个囊括一切的统治强加在被统治者身上——或加于除知识分子之外的所有人之上——直至人们经历的极限，并在人们出生后就植入服从的观念，让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摆脱的权力，他们的经历也使自己没有任何力量去改变这种状况”⁴⁶。正如汤普森所说，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旋律，这种倾向将霸权等同于把被统治阶级全部吸收到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统治中（可能需要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帮助），致使反霸权意识和文化的建设以及工人阶级领导权的建立显然必须由精神上自由的知识分子来完成⁴⁷。

这种霸权定义与这样的阶级理论的构筑非常相符，即认为在两极之间——其中的一极是通过生产方式达成的对阶级的客观构筑，另一极是处于理想状态的革命的阶级意识——除了充斥着“错误”意识的广阔的经验、历史领域（因而是不纯粹的，在理论上是难以理解的）外，什么都不存在。但这里还有一层讽刺意味，正如我在前面章节和其他地方所提到的：这种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只要反转180度，便是完全抛弃阶级政治而代之以“文本”政治的后马克思主义。

相反，对汤普森而言，霸权与一个阶级占统治地位而另一个阶级处于服从地位并不是同义的；他认为，霸权体现着阶级斗争并带有被统治阶级的自觉活动和反抗的印记。他的阶级理论及其对阶级形成过程的强调，意在允许把大众意识的“不完善”或“不完全”的形式当作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真实表达，这些表达形式即使从后来的或理想的发展观点看是“错误的”，然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却仍然是有效的。

把大众文化的离析误解成根本的反抗，以为人民随时准备投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是一回事儿；然而，划分出统治阶级文化的指挥棒不能发挥作用的空间，进而辨认出可作为素材的“大众”意识——不管这种意识将会怎样抗拒“真正”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在这个基础上，完备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能够而且必然发展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儿。否认“不完全的”阶级意识的真实性，把它看作是错误的，而不是将它作为可理解的历史上一定“压力下的选择”⁴⁸，这种做法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后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寻求阶级斗争和历史变化的代理者，要么放弃这一领域，将之完全交给处在霸权地位的敌人。而正是为了反对这种非此即彼的政治选择，反对他们关于“结构”的或理想化本体的阶级概念的理论基础，汤普森将自己的阶级理论定位于过程和关系。

雷蒙·威廉姆斯在其《对1945年以来英国马克思主义的评注》一书中，写出了自己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50年代面临的选择的立场，以及他对词藻华丽的民粹主义的拒绝，后者完全忽视“消费者”资本主义的含义及其施加给人民的“新的强大影响力”。同时，他还继续写道：

由于我将过程看作压力下的选择，而且知道这种压力来自哪里，因此我无法转向其他可得到的方位：蔑视人民、轻视他们的无可救药的腐败国家、轻视他们与少数有文化的人相比所表现出的粗俗，而这些也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主义的主要成分，而且它们也似乎通过变换一下词汇而完整地幸存下来，转变成形式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使得包括全体工人阶级在内的所有人民都只成为腐败意识形态结构的承载者⁴⁹。

尽管有这种趋势，但威廉姆斯坚持“现存资源仍然是强有力的”：

跟着现存的资源；学习并教导新的资源；经历矛盾和压力下的选择；以便有机会理解它们并用其他方式引导它们，而不是谴责或完全不考虑它们：如果这就是民粹主义，那么，英国左翼包括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最好还是与它并驾齐驱⁵⁰。

例如，爱德华·汤普森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始终没有放弃大众意识。他的阶级理论在大众意识和文化中找到了可信的阶级表达方式，代表了他“经历矛盾和压力下的选择……而不是谴责或完全不考虑它们”的努力。例如，他坚持对工人阶级的“改良主义”做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解释，而不是把它完全摒弃，并站在一个超越历史的有利之处指责它是工人阶级的“错误意识”。汤普森的解释意味着，我们必须理解“现存的资源”，以便“用其他方式引导它们”。

当然，这里也存在着危险。“跟着现存的资源”能够成为不去寻找它们之外的事物的借口；承认“改革主义”“深刻的社会学基础”是一种必须面对的政治现实，可能会导致把接受现实作为限制斗争范围的边界。承认工人阶级“压力下选择”的真实性，对所谓错误意识的观念保持警惕，以便防止在这个名义下把大众意识和文化一笔勾销，这是一回事儿；而忽视许多工人阶级组织和意识形态形式的不足和局限性，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儿。究竟是接受“现存资源”作为对斗争的鞭策与挑战，还是屈从“现存资源”作为限制自己行动的边界，如何划出二者区分的界限，对左翼来说，这里的确存在辩论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