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一

那种认为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代表着马克思主义最终危机的假说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奇怪。有人或许认为，除了别的以外，资本主义必胜论盛行时期还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工程——批判资本主义的研究提供了比以前更为广阔的空间。

然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已经过时了。右翼资本主义必胜论反映到左翼便是社会主义激情的消退。左翼知识分子如果不接受“资本主义是世界发展所有可能性中最好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也只是寄希望于那些发生在资本主义缝隙间大多为局部和特殊的反抗。正当最需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性认识的时候，相当多的左翼知识分子不是去发展、丰富和提炼所需要的概念上的分析工具，相反却把它们完全抛弃了。“后马克思主义”已经让位于对后现代主义的崇拜，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的偶然性、破碎性和异质性，让位于对所有整体性、系统、结构、过程和“宏大叙事”的敌意。但是，如果把这种敌意扩展到那种作为社会制度的资本主义，就无法阻止这些思潮把“市场”作为一种普遍而必然的自然法则。它们否认思维的系统统一性，坚持“总体化”认识的不可能性，从而荒诞地封闭了通往整体性认识事物的批判性路径。在此，后现代主义的破裂性和偶然性与最终的“宏大叙事”——“历史的终结”，结成了一个奇异的联盟。

这样，左翼知识分子一直在试图界定而不是反对与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新方式。典型的模式最多是寻找资本主义的裂痕，在它内部为另外可供选择的“话语”、“活动”、“身份”开创空间。人们已经总结出了许多发达资本主义的片断特征——不论这种特征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还是后福特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且，这被视为扩大了左翼文化的活动空间。所有这些事情中最基础的，看来就是确信资本主义将继续存在，至少在可预见的历史前景中是如此。

在资本主义内部寻找空间，而不是对它直接进行挑战和论战，由此出现的左翼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再形成，有助于解释左翼的主要转变：从传统的话语如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转向近来更为时尚的关于话语、文本以及所谓“身份”文化的研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从正面即从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对它进行批判，那么，（以“后现代”方式构思的）“文化研究”和其他为后左翼所偏好的事业则可以被界定为：政治活动的场所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存在于资本主义各个片段的缝隙之间，尤其是存在于话语和身份可以不受物质条件限制地被解构和扩散的学术研究领域。

在一个由“分散的主体”构成的世界中，不可能获得也不需要获得整体性的认识，除了自由主义的多元论表现为某种分散的、推理的激进化，还能有什么其他类型的政治呢？在理论上，拒绝了对世界的整体性认识，面对资本主义这个世界上最整体化的体系，逃避与资本主义直接对抗的更好出路在哪里呢？在实践上，如果不把资本主义全球性的整体化权力解读成分散的破裂的主体，如果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要超越大多为局部性的、特殊细节的反抗，它所遭遇的更大障碍又是什么呢？如果要屈从于资本主义不可抗拒的强力，除了宣称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势力没有系统性的起源，没有统一的逻辑，没有可确认的社会根基，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借口吗？

与这种占支配地位的思潮相反，我打算从下述前提出发来论述，即：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迫切需要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为建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提供了最好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关键成分首先在于它坚持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既强调其系统逻辑的特殊性，也强调其史实的特殊性。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恰恰是与当前流行的方式完全相反的：它研究资本主义体系的统一性而不是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性；它研究资本主义的历史真实性——研究资本主义被取代的可能性——而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把资本主义当成历史的终结。

公平地说，用来描述19世纪资本主义的著作不可能完全适合于20世纪末的情况。但人们又很少能证明在此期间出现的其他著作能为批判资本主义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哪怕是稍微好一点的基础。我们至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自称要超越它的经济和社会理论相比具有不可估量的优势，它不仅提供了对资本主义自身的批判性考察，而且提供了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的范畴。而其他理论仍然把自己封闭在由历史上资本主义特定经验推衍出来的观念范畴的局限中，封闭在有关人性、合理性、系统的“运动法则”及历史过程的资本主义假定中。

在马克思看来，不论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的运行阐释了多少，但它从没有洞察资本主义的表象，即便是“真实表象”背后的东西，因为它自己的概念框架已经把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视为当然。甚至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顶峰时，其研究框架也渗透着对资本主义非批判性的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成了“意识形态”，即便当它不是在直接为资本主义做“粗略辩护”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批判资本主义，以便认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和制度上的特殊性，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假定重新做出解释。

20世纪末对资本主义的有效批判也应该遵循同样的方向：它不仅要考虑资本主义经济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还要考虑理解这些变化的新理论体系的演变。例如，新古典经济学就比古典政治经济学更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也更受那种将资本主义的逻辑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框架的限制。然而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也以自己的发展方式把资本主义的逻辑普遍化了，这甚至成了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主流，其中的典型便是技术决定论（它将资本主义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普遍化了），还有／或是对传统经济学内容编排程序的全盘接收。把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看作是历史普遍规律的流派，不但将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搁置一边，甚至连同历史唯物主义的洞察力也一同弃而不顾，尤其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每个生产方式都有其特定的系统逻辑这一首要前提完全抛开了。

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仅要根据它在体系上的每一次变化做出调整，而且要经常更新对这种变化的分析工具。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以来，还从没有任何历史时期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开展这一工作，因为在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中，有越来越多的学科都吸取了资本主义自认有效的假定，或者至少吸取了失败论者提出的关于“其他任何事情都是不可能的”论点。

二

几乎从一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中就存在两种关于历史的主要理论。历史唯物主义植根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成果中达到高峰；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存的还有一种相反的倾向，它汲取那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外、最能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兼容的东西，并压制那些最具有创新性和批判性的观点。具体地说，一直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这并不是没有受到马克思本人的鼓励，尤其是来自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鼓励），他们宁愿忘掉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必然承担的各项任务，而偏好技术决定论和生产方式机械替代的单线发展论。在这种理论下，按照某种普遍的自然规律，生产力较低的生产方式总是不可避免地会被生产力更高的生产方式来替代。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难将自己与传统的社会进化论和进步论区别开来，或者很难与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关联的“静态”历史观区别开来，后者视历史为“存在方式”的连续演替。

在这种古典的进化观念中，“存在方式”的历史演进在当今“商业社会”的最高阶段中上升到了顶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社会像它之前的其他早期阶段那样，只是另一种特殊的、过渡性的历史现象。相反，达到顶点的“商业社会”具有普遍的、超越历史的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代表了进步的最终目的，而且是因为从更基本的意义上讲，历史自身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由商业社会的自然法则（包括根植于人类“交往、实物交易和交换”的自然倾向之中的竞争、劳动分工和生产率提高规律）支配的。

无疑，马克思接受了许多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也接受了那种认为历史已进入“商业社会”的传统进步观念。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是坚持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否认其法则是历史的普遍规律。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目的，是要揭示资本主义的特殊运动法则是为何及如何作为规律运行的——例如，找出技术决定论的关键以及市场法则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规则的关键，而不是将它们视为人 性固有之物或历史普遍适用的规律。这种对资本主义特殊性的集中关注，是把资本主义看作具有起源和终结的历史过程，并且具有其特殊的系统逻辑。它激励了一种真正的历史观，而这正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和传统的进步观念所缺乏的，这一真正的历史观同时也对研究其他生产方式具有潜在的、富有成效的含义。

另一支非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不承认自己与马克思所做的下列任何事情有关，包括马克思对前人所持的形而上学的、非历史主义的唯物论的批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及其提高生产力之动力的特殊性的坚持，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认为它们不是把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看作特定社会关系的历史产物，而是视为超历史的自然规律。这种马克思主义有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是在非社会性的、技术术语的条件下使用经济“基础”的概念，这样的概念与任何事情都不相符，是“基础／上层建筑”这种暗喻最为机械的运用。

第二，是机械的、事先规定的、单线的生产方式更替的历史观，它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其“文明”的发展阶段论有许多共同点。

第三，是关于历史过渡尤其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非历史观，它把需要加以解释的东西当作假设前提，将资本主义的原则和运动规律倒用于在它之前的所有历史阶段。例如，按照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存在于封建主义的裂痕中，因此必须在实际上假定它总是已经存在了的，然后依据某种超历史的必然性，一旦突破封建主义的外壳，业已存在的资本主义不知何故就占据了支配地位，从而履行了自然天命。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肯定在马克思自己的著作中出现过，尤其是在那些以格言式短语风格写的临时的论战文章中。但与此并存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如此认识的，它不认可事先规定的单线发展的历史序列，相反，它认为资本主义的起源——或任何其他生产方式的起源——正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历史现象，而不是预先假定的逻辑前提，而且这种解释不是从某些超历史的自然规律中去寻找结论，而在于对历史上特殊的社会关系、矛盾与斗争进行具体分析。

这样，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延伸的马克思主义总是与作为批判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并存；但只是在斯大林主义的正统派学说出现后，批判的理论才遭遇衰落的威胁。由于苏联面临的特殊环境以及迅速发展经济的紧迫性，生产力的发展采取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模式，而且需要应对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压力（更不用说地缘政治和军事的压力），由于这些原因，才导致技术决定论压倒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学的研究也被普遍规律所代替。同时，这种决定论的观点很容易滑入极端的唯意志论自相矛盾的困境中，正如跨越发展阶段的推动力产生出脱离物质条件限制的倾向。

尽管在斯大林主义的阴影下，批判的传统仍然在继续发展——特别是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中——但斯大林主义的结束并没有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重新兴盛起来。首先，自1920年以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把对哲学和文化的关注作为当务之急，而将太多的唯物的、历史的研究领域遗弃给了斯大林主义。对许多人来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本身；而另一种选择反而成了对这种自我界定的马克思主义的远离，前者在某种情况下，完全拒绝了唯物主义的优先地位，尤其是拒绝对政治经济学的集中关注。这种趋势又经常被这样一种信念所加强，即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民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已经被占据了永久支配地位的“消费资本主义”的魅力所深深吸引。至少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尤其是随着苏共二十大与斯大林主义的决裂，西方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它们经常富有成果地将马克思主义转向了新的“人道主义”或文化领域，而它们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唯物主义模棱两可的暧昧关系仍然没有解决。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也因此而含糊不清。尽管他们写出了许多一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著作，而且非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决定论也遭到人道主义的批判，但技术决定论却从未明确地被作为另一种选择的全面理论所取代——以至于对某些人来说，唯一的出路似乎就是求助于纯粹的历史偶然性。

这就是具有持久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马克思主义——加入争辩的背景。阿尔都塞声称自己是对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思想解放中马克思主义者所经历的“人道主义”膨胀倾向做出了回应。他声称，要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反对回归到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唯心主义，这种回归来自当时流行的对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解读，来自侵入社会主义理论的经验主义和唯意志论，之所以出现这种侵入，是因为结构决定论已经被对人类行为的优先关注所取代。

但是，他并不准备放弃后斯大林主义解放的所有收获，而是寻求以其他方式保留意识形态解放带来的非简化论、非决定主义和非经济主义的冲击。在这方面，他最显著的贡献是提出了“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或译为“决定性的反作用”——译者注）的概念，这个范畴强调社会因果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又保留了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然而更为根本的是，他的非简化论效果是通过在理论和历史之间建立僵硬的二元论来形成的（这一点将在第二章中更多地加以论述）；而且，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因为在坚持理论和科学知识的独立自主性时——理论的和科学的知识相对于经验主义、唯意志论、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独立自主性——阿尔都塞又将结构决定论完全排除于历史之外，以此作为其理论的完成。结构决定论可能是这一自主理论最适当的客体，但真实的历史世界却不可简化地仍然充斥着偶然性。阿尔都塞的二元论允许其支持者一方面放弃“粗略的经济主义”，另一方面，又在理论层面上，坚持相当粗略的决定主义；而且，在斯大林主义的机械决定论被极端的唯意志论的成分所侵扰的地方，阿尔都塞主义者却能将这两种矛盾的成分不稳定地综合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将它们并列起来。

这种理论上的并列只是短暂的。尽管并不是所有的阿尔都塞主义者都采取了同样的思路，但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思潮，他们抓住“多元决定”、“相对自主性”和“社会形态”（对此我将在第二章中论述）等概念，并将其作为有效拒绝所有因果关系的理由，甚至严厉批评阿尔都塞因拒绝放弃经济“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而固守“经济主义”的最后残余。最后，当“新社会运动”的呼声成为某些人在政治上放弃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动力时，阿尔都塞主义就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转变并超越它的主要理论轨道。

后来就出现了苏东共产主义的解体。今天“新的世界秩序”与苏东共产主义解体前的世界秩序形成了鲜明对比，左派当前面临的条件也与1981年的条件截然不同，那时我发表了作为本书基础的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除了最顽固的右翼评论家之外，几乎没有人会冒险去否定这种由历史剧变而改造了的左翼的知识文化，在社会主义的历史上，像这种状态的“重新思考”和精神追寻能持续并在一个阶段而存在，这是史无前例的。

虽然这些世界历史性事件对西方社会主义者思维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但是我仍然为左翼的主流知识文化从剧变前状态到当前状态的基本连续性而感到震惊。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赞同右翼批评家欢喜说的那种含义，即面对所有的证据，仍然有太多的左翼人士拒绝面对现实，仍然抱着不足信的旧思想不放。相反，我指的是这样一股政治和理论的思潮，它在苏东共产主义解体之前，当“资本主义的胜利”在新保守主义者的眼中还只是一丝希望的时候，就迅速地由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用后现代主义的破碎性和偶然性对整体观念进行肢解。“新世界秩序”连同资本主义经济的重构无疑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当前的左翼知识分子在许多方面只是详细论述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的理论和政治形势，而没有开始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出现的问题。

在这种后现代时期，马克思主义中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传统取得了某种胜利。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变种，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近来最流行的观点与以前的技术决定论有很深的渊源（同时它也包含了传统经济学的程序和许多前提）；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继承者既然已经把自己与老牌的非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只能在经济决定论和后现代的偶然性之间作简单的选择，而无法选择从事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更艰巨的任务。

对许多人来说，从决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可直接通向看来是相反的另一极端，中间或曾或不曾在阿尔都塞主义处作过停留，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令人吃惊。历史必然地总是使决定论失望。尤其是持技术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目的论的影响下，确信生产力的自动发展会机械地产生一个革命的工人阶级，而当现实生活中的工人阶级不是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预言做出反应，而是对历史的紧急事件做出反应时，他们必然感到自己被出卖了。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过“后马克思主义”的短暂时期，到当前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贯穿于理论思想史转变中的，大部分是决定论令人失望的经历。

现在再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已深受“工人阶级缺乏革命意识”以及随之产生的“知识分子的实践与任何政治运动脱节”的影响，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这似乎鼓励了人们不仅寻求不依赖工人阶级的政治纲领，而且寻求不受历史限制和没有历史失望的社会改造理论。因此就出现了形形色色非历史的理论，从各种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和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抽象主义，到毛泽东主义在西方的改写。例如，西方的毛泽东主义者尤其被它的这些观点所吸引：唯意志论以及关于只要有了彻底的政治意志就能实现革命而不用考虑物质和历史条件限制的暗示。正如阿尔都塞阐释的，这种吸引与理论上的决定论不是不相符的。而且，赋予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革命”的自主独立性无疑对知识分子有更为特别的吸引力，因为这正好将革命置于他们的手中。现在，随着这些非历史的革命愿望的下降，任何强调文化以及最终“话语”具有独立自主性的理论都仍然与它们有一定的关联。

这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后继者的这种特色不只来源于他们脱离工人阶级政治这一消极的事实，而且来源于他们想用知识分子活动取代阶级斗争以填补这一种真空的倾向。在理论界，一直存在着把知识分子作为世界历史动力的自我推销；尽管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自我赞美已经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它所有的表现都只是加剧了自己与历史的脱节。现在，话语建构已经取代物质生产成为社会生活建设性的实践。这样一来，社会可能永远不会有革命的重建，但却总有对文本的无情解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最优秀的著作，或像葛兰西（Gramsci）这样的理论家，曾对人类实践经验中的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维度，给予健康的富有成果的关注，从而成为这方面的范例，但我们已经越过这个限度走得相当远了。这是对先驱主义的报复。

三

这本书试图将左翼中的争论以及社会主义与其批评者的争论，从占据理论领域太久的霍布森选择，转向对历史唯物主义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关注。本书不是一本关于技术经济学的著作。它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也不是要介入在劳动价值论和利润率下降趋势方面长期存在的争论。相反，它的目的是界定从社会关系体系与政治领域来考察的资本主义的特殊性，并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基础。就其寻求在概念和理论上突破那些试图模糊资本主义特殊性的习惯来说，它是一种“批判”。

这里涉及的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理论的。涉及的主要历史问题是这样一种广泛流行且普遍存在于非马克思主义者中、并为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变种所分享的倾向：他们在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时，将资本主义的原则和运动法则解读成历史的普遍规律，他们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的起源时，把那些需要做出解释的对象当作设定的前提。要纠正这种本质上为目的论的设计，只能以历史论取代目的论。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首先是两种理论概念的差别，正如我在第三章中所提示的，“一种关于理论的概念认为，理论认识（即对结构的认识）涉及的只是‘概念上静态的陈述’，而运动与变迁（历史学）属于另一个不同的、经验的认知领域；另一种关于理论的概念认为，不可将结构与历史对立起来，理论是可以容纳历史范畴的，‘概念经得起过程的考查’”。

具体地说，有大量的问题必须由对某些理论范畴的历史性的认识来回答。再具体地说，本书将对流行的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观念进行批判性的复查和探究。这两个概念的分离是专门用于勾画资本主义特征之轮廓的，只对资本主义有效，不能将对它们的勾画与分离看成是历来如此的。政治与经济这一概念上的分离，虽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定的现实，但这不仅不能用来充分了解与资本主义完全不同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且还掩盖了资本主义创造的权力和统治的新形式。

总之，上述的批判工程要求把资本主义作为社会关系的体系看待，这意味着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概念，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业已采取的某些思维方式。这是我书中第一部分的主题。但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启动，如果没有对另一种选择存在的可能性的确信就不可能展开，这一确信来自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取得优势地位的社会主义。这要求不仅批判资本主义或政治经济学，而且也要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的反对力量进行批判，而这意味着对社会主义传统本身进行批判性的检查。这一批判的主要目的是将社会主义思想从一种非历史性的渴望，转变成一种以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为基础的政治纲领。我自己的立场仍然是社会主义，但今天资本主义的反抗力量是某种与社会主义不同的东西，需要对它们自身也进行“批判”。如果说有什么单一的基调能把各种分散的资本主义反抗力量联合起来，那么它就是对民主的渴望。因此，本书的第二部分探究作为对资本主义进行挑战的民主概念，这样的探究也必须是批判性的，即它首先必须具有历史性。

本书按下列顺序展开。“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这一章为全书设置了议程。它的意图是，既要指出资本主义与产生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之间的区别，也要对与历史上资本主义这一特殊模式相联系的概念范畴作一番复查和探究。在这一考察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等——也将被重新定义。如果现在我重写这篇当时草就的论文，那么我会比以前更强调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从开始动笔时起，对下述认识方法和途径的关注就日益成为我的当务之急：强加的资本主义原则对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历史产生的影响，如何对我们关于历史的一般理解和关于资本主义的特殊理解起作用。这种关注的结果之一，就是我写的《资本主义的原始文化：关于旧政体与现代国家的历史评论》（伦敦，1991年）一书，该书区分了从欧洲封建主义中成长起来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道路与其他欧洲国家发展道路的不同，尤其是与法国发展道路的不同，在法国，发展的结果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专制主义。以这种方式对资本主义历史重新思考，需要解开习惯上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视为同一个东西的系列集合，并对我们关于进步和“现代性”的理解提出某些质疑。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还有更基本的问题需要探究：以市场、贸易和城镇为一方，以资本主义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联系究竟是什么，这将在第五章讨论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时候提出来。

第一部分的其他论文对第一篇论文的主题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它们包括对这些论题的详尽描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质疑，阶级的概念，技术决定论存在的问题，历史和目的论的对立，等等。也许，我应当在这里解释一下我所赋予E．P．汤普森（E．P．Tho-mpson）的特殊作用。在第二、第三章中，我把他的著作当作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某些基本范畴的出发点——最显著的是“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隐喻以及阶级的概念。经常有人说，我将自己太多的理论偏好加入到汤普森的历史著作中。不错，我是希望因自己归功于他的某些洞察力而使我的文章获得好评，然而对我来说，不管他自己的理论表达是如何地不明快，他仍然是我们现有的人中，最有资格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家的人。

在第三章中，我讨论了与结构定位的阶级概念相对立的、汤普森关于过程和关系的阶级概念；而且我还将他的历史观念与我在传统的分层理论中称之为“地质学”的模式作了对比。对我来说，分析这种区别以及下面所说的它们在认识论上更为根本的差别，是识别和确认我所认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征的十分精细的方法。汤普森关于理论知识的概念，涉及到“概念经得起过程的考查”，其他关于理论的概念则将其视为“静止的概念陈述”，二者的区别是在认识论上更为根本的差别。

汤普森对我还有这样的示范作用，他在学习（或再学习）的方法上展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作用：如何用非资本主义的术语来思考，以挑战资本主义基本范畴的普遍性——如财产、劳动、市场等概念。他的著作通过某种历史人类学的解构颠覆了资本主义的假定，在这方面他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他追踪了在抵抗中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轨迹，市场对“道德经济”的抗拒，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他对资本主义所有权的界定，与其他的、早期的或可供选择的定义不同，反映了社会的习俗、法规、实践和抗拒资本主义财产关系逻辑的期望。他的系谱学颠覆了资本主义的原则，从资本主义的实践、价值观和范畴，追踪到根基于特殊的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资本主义体系，从而不仅恢复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也恢复了它的可论证性。

至少，我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讨论引出了第四章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阐释和对技术决定论的重新思考。在那里，历史唯物主义和目的论倾向的对立，再次成为历史讨论的主要课题，目的论倾向在所有被资本主义取代的历史形态都看到了资本主义，假定资本主义的预先存在是为了解释它的形成，是为了把资本主义的特殊运动规律说成是历史的普遍规律。我在第五章提出，这一倾向甚至被马克斯·韦伯作为例证，这也是他与马克思最为显著的区别。

本书的第一章也为第二部分奠定了基础，第二部分探讨了由资本主义特殊性所产生的政治含义。如果形式上“经济与政治的分离”，或者说，某种“政治”权力向“经济”和“公民社会”的转移，是资本主义在政治领域的特征，那么这会给国家和公民职责与权力的性质和范围带来什么后果呢？除其他的形式之外，资本主义必须要有统治和强制的新形式，这些形式超出了过去制衡传统政治权力之手段所能及的范围，资本主义同时也减少了公民权的显著性和民主责任的范围。简而言之，资本主义具有不必危及其基本关系、其强制能力和不公平的性质而经受政治产品的某种普遍分配的能力。不用说，这对于我们理解民主及其扩张的可能性有着广泛的意义。

整个这一部分从历史角度考察了民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它置于特殊的具体历史环境中，而不是把它看作不确定的社会抽象。我在这一部分，从社会关系上对资本主义民主与其他不同形式的民主（尤其是对导致民主概念形成的古希腊民主形式）做了详细的复查和对比。在第六章中，我比较了古雅典民主和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对劳动者地位的影响。在第七章，我追溯了民主含义和公民权的变化，从古典古代，经由美国宪法创立者对它的重新界定，一直到现代自由主义的民主观念。我还探讨了资本主义促进民主和抑制民主的特殊方式，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民主的可能方向等问题。

如果不是在极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背景下，而是在其他环境中，那么，“形式”民主和将民主与自由主义视为一体，不仅在实践上行不通，而且在理论上照其字面意义也无法想象。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既促进了民主，同时又严格抑制了民主，而对资本主义的最大挑战则来自民主的扩展超越了资本主义狭隘制约的限度。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争辩说，“民主”成了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社会主义解放，除了消灭阶级剥削外，还具有什么含义？在第八章中，我将关于民主的讨论扩展到当前关于“公民社会”和“身份政治”的热点话题中，在第九章，反思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解放的前景和限制，以及资本主义对“超经济”产品的影响，不仅包括对民主的影响，还包括对种族尤其是性别平等的影响。在结论部分，我对社会主义思想当前应当专注的几类问题提出了一些尝试性的建议。

最后，我再谈谈这本书的章节以及作为章节基础的论文之间的联系。尽管这些发表于1981年～1994年间的论文是在不同时期、为不同目的写的，但在我看来，它们中包含了一组前后连贯的一致思想。我在本书的编纂中已经加强了它们的连贯性，把这些论文按主题而不是按时间顺序编排，删除了重复的内容，还引入了某些过渡性的论述，某些论文已被大幅修改。第四章和第七章代表了对某些论文或其中某些部分的修正和整合。此外，我删去了某些东西，详细阐明或澄清了其他东西，修饰了某些特别沉闷的文章、贯通了不连贯的思想，或强化了某些我认为过去叙述得不清楚或需要加以分析的观点。

尽管有时我把现在的观察插入了老文章中，但我并没有试图以这种方式修改这些文章以表明我现在比以前更聪明了。当然，这就提出了在写第一篇文章和最后一篇之间，世界发生的巨变如何责成我“重新思考”问题，以及我为什么仍然无悔地坚持这种已经不流行的观点的问题。我要在结论中对“当前的事态”和社会主义期望的继续适时性发表一些评论；但在这里，我只想重申，既然历史唯物主义仍然代表了对资本主义最有成果的批判，那么，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胜利”已经使历史唯物主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