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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马尔库塞与杜纳耶夫斯卡娅关于自动化的通信[1]
1960年8月8日马尔库塞致杜纳耶夫斯卡娅
亲爱的杜纳耶夫斯卡娅:
没能回复你的各种笔记和信件我很抱歉，主要是因为我正在神经质般地忙着我的新书，同样对轻微的干扰也表现得很神经质。请接受我的道歉。我相信你会理解。但现在让我觉得更不好意思的是，我现在写信给你是想请你帮个忙。我之前跟你说过我这本标题暂定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的新书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形成对照，研究的是西方——也就是说，它不仅要讨论意识形态，也要讨论相应的现实。[2]我其中的一个问题是在合理化、自动化特别是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的影响下劳动阶级发生了哪些转变。我相信只需提一下法国社会学家在杂志 《争论》中的讨论，特别是塞奇·马利特（Serge Mallet）的文章，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这是一个变迁问题——也就是说， 劳动者不仅越来越肯定整个体制，甚至也越来越肯定更加现代化的工厂中的工作安排了。在对加德士石油公司法国分部的法国工人的实地研究中，马利特尖锐地指出高度合作态度和公司里既得利益正在抬头。
我现在想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怎么评价法国的这种情况;其次，希望你不要觉得厌烦，希望你能讲讲美国文献关于这个问题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我知道你的评价与工人已经和工厂完全体化这个论点背道而驰，但我仍想知道有没有任何明显支持另面的理由。
希望我没有占用你太多的时间。你自己的工作进展如何？
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和问候！
你忠诚的马尔库塞
1960年8月16日杜纳耶夫斯卡娅致马尔库塞
亲爱的赫伯特·马尔库塞:
很高兴收到你的来信。（你的来信拖了好久才到我手里，因为你寄的是旧地址：请记下新地址:第28街4482号）
你的来信出现在了8号这样一个可疑的时间点上，因为《新闻快报》的专刊刚刚出版，它接下来会以《工人与自动化的斗争》为题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对你来说，它应该很有价值，因为你会看到工人正在为自己的劳动条件和所谓的高水平的生活标准发声。我知道，自我们上次谈话那刻起，你一直认为这些观点完全是受我的影响。虽然查尔斯·登比（Charles Denby）和这个小册子的某些（绝不是全部）作者是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者，但如果你认为他们的观点太过优秀，就认定他们不代表美国的工人阶级[3]，那么你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们代表着汽车、钢铁、煤炭及其他切基础产业的美国工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描述的状就都是他们冒险亲身经历过的，而不是那些社会学家在“实地研究”中看到的。我想提醒您留意一下第6页的《出路在哪儿》，因为与那些认为在面对公众时必须要发出“一致声音”的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不同，工人们在这里可以公开表达反对意见。你应该还记得我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中引用过安吉拉·特兰诺（Angela Terrano）的话，因为她提出了真正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劳动到底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她又说了这样一句话，即工作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全新的东西，工作不仅是为了赚钱来买食物和其他东西。它必须与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p.275）这里完全抛弃了自动化，而你却坚持认为，如果工人管理工厂，工厂不会成为“恐怖之屋”，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工人有更多的渠道控制生产，缩短工作日等。[4]
另外，我碰巧认识一位加德士石油公司的工程师，他说了一些与塞奇·马利特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让他针对你提出的问题专加了一段话，不过，1948年在芬兰发表的《石油与劳动力》更全面些，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所以也随函附上了。（不过你看完后，请在你方便的时候再寄回来。）再就是，我不确定你是否有我在《争论》（Arguments）上发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这篇文章涉及某些你肯定想了解的某种程度上比外在于现象的“组织人”的水平更高的社会学家，比如，赖特·米尔斯（Wright·Mills），同时，它与从国家资本主义出发对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分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它同时也以英文发表了出来，所以我把1960年1月2日的《社会主义社论》（Socialis Leader）也随函附上了。今年年初，我再试着找找《两个世界》，这些文章涉及美国不断走向衰退的战后经济。
那么现在再谈谈美国与这个主题有关的文献:我早就不再关注那些社会学家了，他们早已完全论落为“社会心理学”派，成了工厂工人口中的“缩头乌龟”，所以我的书单不可能太详尽，我只能提供主要的参考文献，由于阶级斗争从未被美国社会学当成分析框架，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你提到的那些谈到了工人对管理甚至对“工作安排”持所谓的合作态度的人都是前激进分子和准激进分子，他们最近对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吹捧某种程度上在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以及他那本名为《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eology）——当然，这里说的意识形态的终结也就是阶级斗争的终结——的著作的一系列文章那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当然，他们现在早已不再挣扎了，因为他们的庸俗甚至使他们都不具有西欧阶级斗争终结者（法国以及英国的新左派”） 的外表，相反，只能促使他们为国务院的“文化”（现在，相比“路线”，这难道不是一种更委婉的说法吗？）进行最不堪的辩护。
他们中最严肃认真的也许就是西摩·李普塞特了。他的《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一书主要是为了“用事实证明”阶级斗争正在衰退:通过福利立法、税收的再分配、强大的工会和“充分就业”立法，晚期资本主义发生了改变。李普塞特的论点是：“工业革命最根本的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工人们已取得了工业和政治公民权，保守派已经接受了福利国家，再就是，民主左派已经认识到过度的国家权力的增加对自由的危害大于对经济问题的解决。”（即使在这里，美国人也与法国人非常不同，当法国人支持阶级斗争衰退时，他们同时转向了严格的计划，然而美国人却仍然保留了“自由企业家”， 尽管当意识形态输出成为一个问题时，国务院转向了“人民资本主义”。）
最近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斯坦·罗伯特（Stein Rober）的一本名为《共同体的消失》（The Eelips of Commnit）的著作因为以清晰的新闻语言对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学做了某种程度上全新的概括，引起了各方很大的关注。尽管众说纷坛，比如彼得·德鲁克（Peter Dnocker）提出了“工业人的终结”，威廉·科恩豪泽（Willimnm Konhuser）在《大众社会的政治学》中提出了“政治人的终结”。但现在却没有人认为，这种经济人，工业人，政治人终结了，甚至他的思维也被电子计算机接管了，他会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满足。在这方面，矛盾心理在丹尼尔·贝尔的 《工作及其不满》中表现得最为清晰，文章宣称，阶级斗争衰退无论如何都会发生，即使不是在工厂里发生，也会因为“对蜜饯胡萝卜的新的渴望”而发生。我们看过太多有关“职业流动”的电视节目了，也听说过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从《孤独的人群》到《个人主义再探》对“为了愉悦和消遣而不是为了工作本身而提高工作自动化”的需要所作的负面的记录。贝尔有一句经典的话，即从所谓的“人际关系”的规划中产生的描述“不是对人的，而是对牛的，社会学的”。
如果你接受经济学家的看法，你会有另一种选择，所以虽然每个人都因为美国资本主义的衰退而对过往感到羞耻，但路易斯·哈克（Louis Hacker）现在却鼓吹起了“资本主义的胜利”，正如从科里（Corey） 到斯大林主义的辩护者那些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权威——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ey）就是其中之一，而所有的消费不足主义者也都无一例外——所写的一切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甚至约瑟夫·熊彼特也因为那部不朽但有倾向性的著作《经济分析史》而被当成了马克思主义权威），不管你看的是20世纪30年代（当时“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些严肃的作品也已经出现） 的著作，还是现在（几乎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作品都出自斯大林主义者之手）的著作，你都会发现，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历史、社会、经济的角度对美国经济进行分析。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经济学家的数据中看到，比如在《富裕社会》中，有些人比其他人富裕得多。此外，早在社会学家所崇拜的麦卡锡主义出现之前，他们的一些社会学著作就已经对某些方面做了专门的研究，比如，社会学家莱因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Rendix）和李普塞特对职业流动的研究，林德夫妇（Lynds）的《米德尔敦:当代美国文化研究》，劳埃德·华纳（Lloyed Warner）的《扬基城》，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的《贫民区》，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对美国的波兰农民的研究。比如，约翰·多拉德（John Dollard）的《一个南方城镇的等级制度和阶级》，也没有把美国当成一个整体。一战前的扒粪者（如果你没读过《林肯·斯蒂芬斯自传》，可以读一下）与20世纪30年代乃至二战期间的专门研究停止之后，我们进入了最著名的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对“工业文明中的人类问题”所作的霍桑研究，我认为，这取代了对收益分成的佃农和等待分配救济食物的队伍的统计研究。
接下来我们专门谈一下自动化。除了我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中罗列的那些书目以外，目前还有在华盛顿举办的第84届经济报告大会的联合委员会听证会上发布的《自动化与技术变革》，即霍华德·雅各布森与约瑟夫·罗塞克主编的《自动化与社会》（费城图书馆）， 查尔斯·沃克的《关于自动化的工厂》，弗洛伊德·曼和理查德·霍夫曼的《自动化与工人》，尽管它的标题是这么写的，但却与工人的感受无关，它只是密歇根大学针对发电厂展开的专题研究。1959 年发行的《自动化的经济和社会影响：文献综述》（密歇根州东兰辛市密歇根州立大学）是很好的参考书目。我不确定你是否真的会花时间看这些书，但是至少1958年新成立的“技术史学会”及其创办的杂志《技术与文化》（1959 年冬第一卷第一期出版）不会带着负罪感去写那些社会学家所写的东西，因此，不需要试图通过“大众”的终结来确定意识形态的终结，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更客观。由于不大关注大众（那些社会学家的前哨实际上是芝加哥大学，主要人物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社会学家、技术专家约翰·乃孚，而“技术史学会”的出版中心在韦恩州立大学，它的主编是凯斯理工学院的梅尔文·克兰兹伯格，两者相去甚远），所以它可以把注意力放到对其他领域形成冲击的技术基础上。如果你不做于现在就出版你的著作，我觉得你有必要先看看它的下一期，它承诺要整个地投入到《技术史》这一里程碑意义的第五卷的研究上来，这一卷的主编是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而后者会对它上面的系列性文章——不管是批判的还是其他的——做出介绍。正如你所看到的那样，我无法给出你要的美国有关这个主题的文献的清单，也无法给出我的观点。现在，我希望总结下我对美国社会的观点，而不仅仅是对那些研究美国社会的著作的观点，不过，它可能与你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如果可以，我想说的是，我希望你在关注“劳动阶级的转变”时千万不要掉入陷阱，即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分配哲学。我把你归入消费不足主义者之列，并不是有意冒犯，像罗莎·卢森堡这样伟大的革命家也在此列，尽管她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完全是为了把阶级斗争的问题从“个人财富”的问题转移到生产关系上来。恩格斯确实写了许多关于生产关系的著作，甚至从来都没有发现丝毫的背离，在尚未成为辩证论之前，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也写了很多离题的短文。希法亭曾把《金融资本》当成《资本论》的最新发展，然而，具有“稳定”倾向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了一个“接管”问题而不是彻底重组的问题，更不是工人自发行动的问题。毫无疑问，你可能会说这正是马克思“错误”的地方，你当然有资格去表达你自己的意见，多年来你也确实不断试探着去把它们付诸文字，我的说法可能对你来说很不公平，因为我手头上没有你的手稿（我真希望你能把它寄给我，这样我就可以给出具体而不是基于假设的观点了），但我只是觉得，这种对所谓的高水平的生活标准的关注改变了你自己在我的书的序言中所说的重心，即“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在人本主义的哲学中——重新夺回该理论的整体统一性”。
因此，请允许我简单地讲一讲基本原理，尽管你都很熟悉。首先，你肯定记得，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第125页，即我引用《资本论》第一卷第 708-709页关于积累规律的那一页，通过引证马克思的话， 即“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我对工人“更富裕了”这种普遍流行的说法提出了反对意见。从自动化下的劳动条件和它所带来的失业，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工人的状况日趋恶化。“干瘪的口袋”对于那些没有处在这种状况下的人来说听上去很偶然，但在1960年，甚至是杰克·肯尼迪（当时还在竞选中）也一定会对西弗吉尼亚的情况感到震惊，因为在那里竟然有母亲为了免于挨饿而去卖淫的真实案例。那些高水平的生活标准的倡导者难道不该歇一歇，去调查一下500万失业人口乃至由他们的家庭构成的1300万人口的状况吗？并不仅仅是失业，甚至是造成三次衰退的美国战后缓慢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自动化下所谓的常规状态。我看到矿工居住在带有户外厕所而不是室内厕所的简易棚屋里，但他们却打算分期付款来购买电视机，这并不意味着满足或他们“选择了”这样的“蜜饯胡萝卜”，而只是意味着电视可以在水管设施之前安装，因为后者的首付远多于5美元——你必须彻底清除这些茅舍，包括在这个最具公路意识的工业发达的自由的土地上修建通往他们的道路这个可怜的借口。
那些似乎持相反观点的人的答案是: （1）他们甚至都懒得去建立一个劳动党，（2）他们现有的工人领袖是他们应得的，是他们选了鲁瑟氏、米尼氏和霍法氏，（3）这些人在改变社会这一运动中并不“积极”。攻击，野猫式的罢工，以及对他们自身的思想进行组织似乎不太重要。就目前而言，我接受这个难以接受的观点，但我想知道的是，这有没有超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哀叹的“英国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或列宁视之为第二国际瓦解的根本原因的“工人贵族”趋势。
这使我想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基本观点，即到最底层的无产阶级那里寻求它革命本质的问题。你可能记得我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第187页引用过1871年9月20日马克思在巴黎公社瓦解后的一次演讲，那时，甚至在英国工会领袖面前无产阶级都表现得很懦弱。（我只见过俄文版的演讲稿，不知道有没有德文版的。）我还想说的是，列宁原先并没有从中“发现”后来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直到他亲身面对第二国际的背叛和布哈林——准备严厉鞭挞第二国际的领袖乃至工人阶级本身——的极端左倾主义时， 他才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第187页最后一段，我从现实的和理想两个层面对列宁处理问题的方法做了探讨，希望你能留意。
的确，自动化和国家资本主义不仅是我们当代社会的“量”变，也是质变，而这个显著的事实也会影响到一部分工人阶级。但部分并不是整体。确实，这个事实不仅使资产阶级觉得这是一个富裕社会，甚至使大众也觉得这是一个富裕社会——数百万的就业者，所以500万的失业者看起来“微不足道”，但这并不能表明那些失业者大多数就是生产工人。他们并没有出现在郊区，而是集中在工业中心，他们在那些被从来都不得消停的黑人问题激怒了，有组织但却喜欢“野猫式罢工”的工人阶级中间，他们也在那些证明了自身的反叛是有理由的青年人中间。我知道你不接受我的这个观点，即他们正在寻找种总体性哲学，并不想把自己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当赫鲁晓夫访问时，不管是上百万的正在罢工的无产阶级还是艾森豪威尔都想向他展示美国在工业上的优越性，而不是工业停滞不前，这是事实，同样，就在这几个月里，刚刚开始讨论自由和青年“应该达到西欧的水平”的黑人大学青年已经从未来转移到了现在，这也是事实。
在我真正看到你的书的手稿并了解了你的思想脉络之前，我就先说这些吧！到时，我会高高兴兴地再写信给你。你从激进分子的压力中解脱了出来，但我还是得用绝对理念的方式工作，所以我的工作进展很慢，但我希望劳动节之后能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这本书当中。冬天我可能会去一趟波土顿，我去年三月份去过那里，但只在那里待了两天，作了两场演讲，所以没机会联系你。如果今年秋天我再次受邀请的话，我会抽机会去看你，与你聊一聊。
1960年8月24日马尔库塞致杜纳耶夫斯卡娅
亲爱的杜纳耶夫斯卡娅:
能得到你这么快又这么大的帮助简直是太好了。我迫不及待地读了那一期的《新闻快报》。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事实上我完全赞成那里面所说的一切，不过，有些地方确实也犯了根本性的错误。（1） 它所抨击的并不是自动化，而是前自动化、半自动化和非自动化。自动化作为先进工业社会突破性的成就实际上是完全消灭这些文章中所描述的劳动模式的。不过，资本家和工人却阻碍了这种真正的自动化——这有很充分的理由（就资本家而言：利润率下降，需要全面的政府控制:就工人而言：技术性失业）。（2） 因此，他们就会通过阻止、限制自动化来拯救资本主义制度，然而完善的自动化将不可避免地推翻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592-593页。 （3）关于安吉拉·特兰诺：你应该如实地告诉她，人性化的劳动以及它与生命联系在起这切只有通过自动化才有可能实现，因为这样的人性化被马克思正确地放人了超越了必然王国的自由王国，即超越了物质生产中的整个社会必要劳动王国的自由王国。但前提条件是必要劳动王国完全丧失了人性。
但这一切最好是当面讨论。希望这个冬天我们能有机会见面。再一次向你表示感谢！
我给你寄了10美元——增援《新闻快报》。
注释
[1] 中译文来自马尔库塞文集第2卷《走向社会批判理论》
[2] 马尔库塞的《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最终以《单向度的人》为题发表了出来，参见One-Dimensional Man，Boston: Beacon Press. 1964。关于马尔库塞与杜纳耶夫斯卡娅通信的整个背景，参见Kevin Anderson, The Marcuse-Dunayerskaya Dialogue, 1954-1979” Studies in Soviet Thought 38 （1990） : 89-109。感谢安德森能够为我们提供书信最新的复印件，并允许出版杜纳耶夫斯卡娅的信。——编者注
[3]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对查尔斯·登比的小册子《工人与自动化的斗争》做了讨论。——编者注
[4] 马尔库塞为杜纳耶夫斯卡娅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写了序言。——编者注
感谢 黄胜利 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