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哲学与革命》（1973）

第六章 新激情与新力量

——黑人的向度、反越战青年、下层的工人、妇女的解放



　　个人主义不会让任何东西干涉它的普遍主义，即它的自由。

——黑格尔


　　新力量和新激情在社会内部迸发出来。

——马克思《资本论》


　　两百年前，一个前欧洲殖民地决心赶上欧洲。它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为了欧洲、为了我们自己、为了人性，同志们，我们必须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必须提出新概念，并开始创造一个新人类。

——范农《大地的疮痍》




　　黑色使六十年代变得特别的激动人心。我们同时见证了两个革命，即非洲各国革命和美国黑人革命。黑人青年通过自我运动、自我活动、自我发展，在沉寂的南方奋起反抗白人的至上地位，他们以无比的勇气，承受了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殴打、爆炸、监禁、矛刺、枪击，直到处死，但仍然手无寸铁地继续战斗。他们开启了青年起义的一个新时代，不仅黑人参加，白人也参加，席卷了整个国家。所有的斗争方法‘，从sit-ins, teach-ins, dwellings, wade-ins，直到Freedom Ride, Freedom Marches, Freedom School.[1]现存制度的种种冲突、布尔·康诺尔的叭喇狗、阿拉巴马的皮鞭、五角大楼门前台阶上穿者潇洒制服的士兵等等，都可以在黑人运动中找到根源。而且，这些不仅仅是作为战略或策略，而且是作为哲学基础，作为对未来的一种展望。[2]
　　到了1965年2月，美国政府对河内的狂轰滥炸，导致了国内的反越战运动。从南方回来的学生，在伯克利的高等学府讲话，用的是和去之前完全不同的语言。自由言论运动的领袖之一马里奥·萨维奥指出：

　　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贫穷不堪的国家。不是说物质上的贫穷。从思想上它已经破产。它在道德上一贫如洗。但是，这种贫困不是一目了然的。当你吃得很好的时候，很难想象你是贫困的……
　　学生们被政治理念所激动。他们对自己将要进入的非政治的社会还不习惯。但是，对理念感兴趣，意味着你在美国社会毫无用处……除非这些理念是对军事工业综合体有用的理念……
　　工厂是以一种权威主义的方式管理的，这里是指没有工会的工厂，而这又是对大学的最直接的推进器……

　　当运动发展为群众性的反越战运动时，自身发生了重大的分裂。但这一分裂不是由于口号上的分歧造成的。实际上，口号是黑人语言的口号：“地狱，不！我们不去！”白人学生中发生了异化，这些学生没有对民权运动说一声“请原谅”就太快地回到了北方。在黑人们看来，这恰恰证明美国的种族主义是多么深刻地渗透了一切，连那些白人革命者也不例外，他们认为自己是群众的“先锋队”。黑人与白人朝不同的方向运动，而且，他们的为自由的斗争的客观性，是与他们的自我发展的主观性分不开的。
　　黑人意识，非洲裔美国人的根本，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人，是一个民族，一个种族：“黑色是美丽的”。黑色是革命的。许多青年都还记得马尔科姆·X的讲话录音。当他与埃利亚·穆罕默德的黑色穆斯林决裂，并走向一种新的革命的普遍主义之后，青年对他最为认同。这绝不是偶然的。1966年，斯进克雷·卡米凯尔在与金牧师、詹姆斯·梅瑞迪斯一起做著名的横跨南方的巡游时，第一次提出了“黑人权力”的口号，这不仅象征着金博士在运动的领导层的支配地位的完结，而且是下层群众与所有领导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之间的分化的开始。诚然，当他第一次对这个口号进行阐释时，使群众大为振奋：

　　我们阻止白人奴役我们的惟一办法将是接管权力。我们谈论自由已经六年了，但我们什么郝没有得到。现在，我们要开始讲的是：黑人权力……黑人没有任何不妥，因为我就是黑人，我的一切都很好。现在你们不要害怕。从现在开始，当他们问你要什么时，你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了。

　　所有的人都齐声回答说：“黑人权力！黑人权力！黑人权力！”但是，当这个口号变得流行起来时，斯道克雷本人已经去了别的地方。1967年的暴动在美国舞台上爆发的时候，他和其他领袖都不在场。他和其他具有战斗性的黑人领袖，都没有倾听来自下面的声音，更少倾听来自黑人工人的呼声。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奥克兰市的黑人工人，对“黑人权力”这个口号变得面目全非感到厌恶，他写道：

　　“黑人权力”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鹿角形衣帽挂，许许多多相互对立的帽子挂在上面，其中包括黑色资本这顶帽子。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团结起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对于所有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精英集团（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来说，都是在他们的最敏感的神经上的沉重一击。

　　对于群众来说，“地狱，不！我们不去”这个口号的意思是我们应该与国内的敌人斗争，与糟糕的工作和完全的失业、恶劣的住房或无家可归的状况斗争，与种族主义斗争，与“制度”斗争。他们没有说要到国外旅行，或者任何其他形式的空想，更不用、说根本没有钱去旅行。他们不仅不像白人青年那样，学会了如何妥协，也不像黑人领袖那样，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从黑人聚居区中的饥饿和富裕的白人社会中的种族主义中，产生出了1967年的大暴动，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席卷全国。当然，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是：“白人佬是不会自动让出任何东西的，除非你迫使他们这样做。”而且，当暴动蔓延到底特律时，黑人起义的一个更新的阶段成熟了。在全国的暴动中，从波士顿到哈莱姆的西班牙语区，从托克辛到纽瓦克，从克利夫兰到萨克拉门托，以及其他八十来个城市，共同的一点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愤怒、沮丧和抗议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而清晰。1965年，沃茨已经敲响了警钟，1967年，底特律开始了一个更新的阶段。
　　在底特律爆发的黑人的愤怒，不仅发泄在本居住区的警察身上，甚至不仅发泄在一般的警察制度上，虽然本居住区的警察是狙击手们最初的目标。在底特律，黑人对警察所发起直接的攻击。在底特律暴动中，还有其他一些新的东西。与其他城市不同，在底特律，重新占有的行动以及后来的狙击行动，是一体化的。正如一位记者指出的那样：“好像黑人同白人在一起购物，不同的是他们一分钱也不付。”或者像一位白人工人和一位黑人工人所表述的那样：

　　在抢掠中，他们不是在白拿东西。我们已经为这些东西付出了上千年的劳动，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了。
　　我们要求一种权利，即不会因为我们是黑人就随时遭到当头毒打。

　　与所有的其他暴动都不同，底特律的暴动不是反对“白人佬”的，而是反对白人地主、白人商人的，当然还有白人警察。到处可见的“灵魂兄弟”标志，使许许多多的黑人商店免于焚烧，而那些盘剥本社区的黑人商店则没能幸免。事实上，在一周以前被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RE）选定为第一批洗劫目标的商店中，就有一间黑人拥有的杂货店。这是一场反对阶级社会的起义。
　　枪杆子里面出来的法律和秩序，意味着43人被打死、1500人受伤，4000人被捕入狱，而且保释金的数后竟高得令人难以置信：十万美元！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被剥夺了。虽然，没有任何“外国入侵者”在美国登陆，虽然，没有任何反对国家（即制度化的权威）的起义发生，虽然，冲突中只有一方是全副武装的，但这座城市实际上是被军队占领了。“紧急措施”就是军事管制的代名词。
　　包含着自由派正统的权力结构，方了否认底特律的黑人起义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了把它说成纯粹是种族主义的，不得不引证斯道克雷·卡米凯尔的话。但是，他当时在哈瓦那，而事件却发生在底特律。他是在说，而不是在做。起义的实际参加者的行动光明磊落毫不含糊：打倒黑人贫民窟！让我们不要有两个民族，一个豪富而肮脏，另一个赤贫而痛苦！让我们拥有一个民族，拥有一种真正的人类关系！不管是在坎布里奇（马里兰）还是在底特律，不管是在威奇托还是埃尔金（伊利诺斯），不管是在纽瓦克还是在密尔沃基，黑人民族主义者精英们如果真的在黑人聚居区进行了什么操作的话，那也不过是试图从胖众自发地做了的事情中沽名钓誉而已。群众的起义反对的是以白人面孔出现的阶级制度，而不是脱离剥削制度而孤立地反对“白人佬”。
　　实际上是政府——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繁察、监狱和法庭——，而不是什么“外国煽动者”，滋生出了种族主义，激发了人民的怒火。黑人永远是美国文明的试金石[3]，因为只有黑人能够揭露出美国文明的致命弱点——它的种族主义，只有黑人才永远是推动美国文明前进的先锋队。他们与白人废奴主义者一道进行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时是这样；在帝国主义诞生的时期也是这样。只有黑人站在帝国主义的对立面，感受着白人帝国主义征服拉丁美洲和菲律宾、以武力打开东方贸易大门的种族主义冲击。美国黑人与白人一起创建了〔产联〕时也是这样，他们改变了美国工业的面貌。现在，当美国黑人革命到达了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十字路口时，事情就更是如此。
　　1967年，黑人的生命力目的十分明确，只攻击压迫的症状，例如贫民窟中的白人地主、白人商人、白人经纪人。这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谁是真正的大头目。相反，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当他们决定瓦解整个制度时，白人劳动者准备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比精英领袖们看得更清楚，没有白人劳动者的参加，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摧毁现存制度。黑人的起义在底特律达到了多年来的最髙峰，在车间内外，黑人与白人第一次团结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微弱的开端，但它毕竞出现了。
　　起义之后，在生产中的斗争中，还出现了一个更新的要素。资本家被起义造成的破坏吓坏了，他们惟恐革命再次爆发而开始雇佣黑人青年。在此之前，工厂里的黑人核心小组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撒换某些官僚主义者以便使工会的结构民主化。而现在，正如一位工人所说的，他们要的是“一场彻底的变革，一场革命的变革”。例如，底特律道奇汽车厂的一个小组自称为“道奇革命联合运动”。其他工厂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4]几年以前，黑人工人会对这些主张退避三舍，但是到了1968年，就连最温和的工人也解释说：

　　这些日子车间里最流行的话题是“革命”。过去，尽管我们不会跟在工会领导后面鹦鹉学舌，把工人叫做“共产主义者”，但我们对任何宣称自己是“革命者”的工人都会退避三舍。现在我们会对他说：“为什么老是支持外国的革命，我们这里就需要一场革命。”[5]

　　然而，在1968年5月，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法国。因为，法国所有的“新激情和新力量“都在发展的最髙点上爆发出来了。自发群众运动的广泛性和扩张性，他们的行动的范围和多样性，从在拉丁语区设置街垒到占领工厂和群众大游行，标志着历史向度的转折点。在骚动的六十年代，一场准革命第一次在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爆发。自新一代革命者诞生以来，学生青年和工入第一次在群众活动中联合起来。工人与学生的联盟第一次不仅表现为一种新的斗争形式，而且是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数以千计的学生起义，变成了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大罢工，变成了百万工人、学生和家庭主妇的大游行，变成了一场瓦解戴高乐政权的准革命。它只是一场准革命，而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法国共产党，通过法国总工会，得以把工人限制在改良主义要求的范围内。这就使戴高乐在组织好了反革命力最之后，不必使用血腥镇压的手段，来防止群众起义变成社会革命。这些事实不仅为革命投下了阴云，而且给托洛茨基主义者之流的“先锋战士”投下了阴云。这些托洛茨基主义者虽然与共产党的活动进行了斗争，但他们坚持的同样是“先锋队政党领导革命”的概念。
　　丹尼尔·科恩-苯迪特说，群众的运动超越了那些想当领导的小党派。他是绝对正确的。[6]但是，他顽固地坚持一种非常抽象的解放哲学观点，认为理论可以“在途中”随手捡到，这就错了。没有理论，革命道路不能把“在途中”的人们领到任何地方去，将要来临的革命就只能是一个死胎。它只是创造了一个机会，让无数关于它的大部头著作不断地发表出来。正如一位参加了这场准革命的美国青年指出的那样：

　　从1848年到1968年，关于波兰、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法国的群众革命行动，从来没有像今夭我们所亲眼见到的事件一样，有过如此多的分析、解释和说明。在萨特看来，法国的街垒和总罢工与卡斯特罗的起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在马尔库塞看来，五月起义有毛泽东的味道，就是说，其中有一些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东西。在托洛茨基分子看来，只差一样东西这就是一场革命了，这样东西就是“真正”的先锋队政党。在某些存在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这是一种集体的疯狂，没有任何目的、目标，没有任何选择……在科恩-苯迪特和其他人看来，它们的作用是“播下种子”。〔但是〕从可能性走向现实性不仅是工人的任务。这也是理论家的任务。[7]

　　1968年5月的法国不同于1959年1月的古巴。新左派的哲学基础，多半是“游击战”的这种或那种形式，这种游击战在《革命中的革命？》的标题下风靡世界。宵年人对它趋之若鹜，其中甚至包括那些不同意只有在农村和落后国家才能“制造”革命的人。自我标榜为“城市游击队”，这种引人注目之点，就是它的新颖之处，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在美国更是如此。
　　美国青年（包括黑人青年）头脑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经验主义。所以，甚至那些把自己与俄国共产主义及其中国特色区分开来的革命者，也都以十足的热情毫无批判地拥抱卡斯特罗。古巴经验如此振奋人心，以至于人们从未对它夺取政权之后的方向提出过任何质疑，更不用说质疑它的哲学基础了。只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年轻的黑人共产主义哲学家安琪拉·戴维斯。她在狱中提出了“以后会怎么样”的问题：“在夺取政权以后，最困难的是建立一个革命的社会”。[8]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她的古巴经验：“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四肢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深入接触，我应该补充一句，我对此行盼望已久。”请把这位领抽的观点与妇女解放运动中一位普通黑人妇女的观点对比—下：

　　我并不完全相信这种黑人解放，我不相信它的实现方式能够真正意味着这就是我的解放。我不敢肯定，当我“放下我的枪”的时候，人们不会再把扫帚塞回我的手里，就像我的许多古巴姐妹们一样。[9]

　　安琪拉·戴维斯获得自由后，捷克斯洛伐克自由战士姬丽·佩丽康曾写信给她说：“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的安琪拉·戴维斯和索莱达兄弟。”但在这个问题上，安琪拉拒绝在姬丽·佩丽康的呼吁书上签宇。
　　雷吉斯，德伯雷的《革命中的革命?》[10]一书，与来自下面的声音相反，通篇充满了一种热情，即“把现在从过去中解放出来”的热情（19—91页）。这一点又进一步受到一个“基本教训”的影响〕（95—116页），紧紧抓住了卡斯特罗的代言人所说的“未来的某种次序”。〉（119—126页）过去我们面对的是“传统”，或理论抽象，现在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事实，是“具体”，亦即以“军事游击中心”为顶点的（古巴）经验。任何东西只要妨碍了这个十足的奇迹，妨碍了“军事游击中心”，就必须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这位法国哲学家以非理论的姿态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论”，完全是从马克思的最基本的概念出发的，即从社会革命的概念出发的。他宣布了一种“新的任务的辩证法”、〗（119页），而对服从所谓“等值替代物”（军事命令）不加质疑。这是一本关于如何“制造”革命的说明书，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对磐石论的特殊偏好：“文字意识形态上的与革命的关系，以及某种类型的辩论，再无存身之地”（123页）。除此之外，整个126页都是喋喋不休的对游击战的颂歌：“古巴革命所带来的令人惊愕的新事物是：游击部队是萌芽中的党。”（106页）
　　军事高于一切，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既是战略又是策略，既是领导又是男子气概。它不仅吞噬了理论和政党，而且吞噬了群众本身：

　　人们发现，一个规模有限、或者受到改良主义工会贵族影响的工人阶级，以及一个被孤立、受屈辱的农民阶级，是愿意接受这个扎根于资产阶级的集团作为他们的政治领导的。

　　最高领袖就是在这里出场的。这是以军队代替党、代替无产阶级、代替农民的最终结果：一切都被这个无所不知、无所不察、无所不在的“等值替代物”代替了。
　　现在，让我们姑且忘记，游击战争的第一个现代理论家和最伟大的实践者，不是卡斯特罗，而是毛泽东，让我们姑且闭上眼睛，忘记“现在”（1965年）正在进行不是古巴革命，而是趑南解放战争，是与美国这个帝国主义第一强国的直接战斗[11]，让我们姑且承认游击部队是“萌芽中的党”，那么，这些假设将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呢？如果古巴的成就证明了“起义活动是当今第一位的政治活动”（116页），那么，老的斯大林主义的磐石论，即禁止派别存在以便“使我们摆脱思虑过度的恶习”，是不是由此而变成了“现在”，变成了“这一形势（古巴）的理论的和历史的新事物”？（123页）是不是马克思、列宁关于革命理论和革命现实的思虑，变成了属于“过去”的东西，因而德伯雷可以用他那“吿诫的手指……指出一条捷径”？游击战争是一条走不通的捷径。它是一种持久的战争，更多的是引向失败，而不是引向“胜利”。而当游击战争引向国家政权时，革命没有不变酸的。
　　当切·格瓦拉直接表达他自己的意见，而不是重复德伯雷的意见时，他不怕直接与列宁的理论发生冲突，他把列宁的理论说成是已经过时的理论：

　　这是一场独一无二的革命。有人认为这场革命与列宁所表述的革命运动的前提是矛盾的，这个最有教条主义的称提是：“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如果我们说，革命理论作为社会真理的一种表达，是超越任何对这个理论的宣称的，那就是说，即使这个理论并没有被人们所认识，只要历史实在得到了正确的诠释，只要卷入革命的各种力量被恰当地运用，革命同样可以成功。[12]

　　正当德伯雷信口开河的万应药方成了新左派“制造革命”的说明书时，切·格瓦拉不幸殉难了。即使我们忘记这一点，在我们的时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从菲律宾到缅甸，从马来亚到日本，失败的游击战争不乏其例。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产生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即俄国革命的“奇迹”，它在整个世界点燃了烈火。即使是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即使是在第一个工人国家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即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之后，1917年所展开的前景，至今仍然是世界革命的最伟大的形式。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遗产。卡斯特罗选定的理论家们想要摆脱这个过去，从而“让现在获得自由”。马克思的革命概念是：伟大的群众运动，自发的、向前的运动。这种革命是不能自上而下地“制造”的。
　　那位黑人妇女解放运动活动分子表达了一种恐惧，即当她们放下了手中的枪杆子时，扫帚会塞回她们手中。她所表达的是，种反精英的新力量与新激情。这种新力量与新激情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在提出一系列全新的问题。诚然，这些问题从总体上讲是针对私人资本主义世界提出来的，特别是针对美国提出来的。但是妇女们要说的是：“我们不再做对象了，我们不再做无头脑的性欲对象，不再做收拾房间的机器人，不再做廉价的体力劳动者，找不到男工时招之即来，有了男工时挥之即去。”这些妇女还要求还她们以思想的权利。对这一点最感意外的莫过于新左派了。因为，虽然妇女解放运动产生于新左派，但是她们所反对的正是新左派中的男人。这批参加了自由运动每一个阶段的妇女，拒绝继续充当左派中的打字员、誊印员和“女性附属品”。她们要求结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特别是在妇女身上的分离。这不仅是一个“目标”，不仅是反对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左派自身的一种直接需要。她们也不惧怕攻击黑人运动中的男子沙文主义。白人妇女与黑人妇女联合起来，反对斯道克雷·卡米凯尔的高傲自大。卡米凯尔说，“妇女在运动中的惟一地位就是卑躬屈膝”。
　　她们对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的攻击毫不妥协、不屈不挠。而且，新的妇女解放团体的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尝试。她们想找到一种形式，使女性个体的自我发展成为可能。她们排斥现有的妇女团体，因为这些团体太结构化了，并旦过多地关注中产阶级职业妇女。她们要解放所有的妇女，主要是黑人妇女、工人妇女、墨西哥裔妇女和印第安妇女。[13]不管是堕胎权的问题、同工同酬问题还是自己主宰自己生活的问题，强调的重点都是“现在”。自由意味着现在，今天，不是明天，更不是后天。“现在”意味着不必等待革命盼到来，更不能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从政治斗争中排除出去。妇女不再把男女关系问题看作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因为这样的思想是使妇女感到孤立和无助的惟一标准方式。自由就在天空之中，这个事实意味着妇女不再是孤立的了，千百万妇女正在形成一个运动，形成一种力量。在1970年的群众示威游行中，个体性与集体性变成了不可分割的。这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历史不再是过去的东西，而是在创造之中的东西。现在，妇女们正在创造着历史，她们并不感到自己失落在集体性中。相反，她们中的毎一个人都通过这一历史过程实现了个体化。
　　因此，尽管一些反面宜传说她们是“烧乳罩的丑妞们”，也不管男子沙文主义者们还有什么其他废话来丑化妇女运动，把它描绘得荒唐愚蠢，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了这个运动。各种不同的妇女，有些以前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运动，现在变成了活动家，变成了思想家。除了那些自称为运动的成员的人以外，更有成千上万的妇女表达出同祥的思想。这中间有福利母亲组织，也有一些人试图把妇女产业工会化，以反抗现存的工会对妇女的歧视。许多种不同的声音表达出关于妇女解放的同样的观念。这不是读了凯特，梅利特的《性政治学》或其他关于这个主题的严肃著作的结果，而是妇女们渴望在社会中扮演新角色的结果，是她们渴望此时此地建立新关系的结果。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把握住目前的新趋向与马克思当年看到其荫发的那些新趋向、或他所聆听的新声音之间的连续性。他们自己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错误意识的意识形态的最好实例。他们自视为领袖，或者至少是政治家，可以提供“对女权主义的合理评价”，他们看不起如今的新女性，认为她们的斗争是非政治的，好像她们的声音不值得认真聆昕，好像这个运动没有什么客现的合理性。事实上，所有的政党都想利用妇女的群众示威，特别是1970年纽约的示威。麻烦就出在这里。
　　如今的妇女解放运动的独特性在于，它敢于向现存的一切挑战，包括男子沙文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而且也包括革命运动本身之内的。不敢揭露这种男子沙文主义，其结果是无望无助。面对现实，不是抱着纯粹唯意志论的态度，而是充分了解所有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力量，这是保证与其他革命力量联合起来的惟一途径。特别是劳动者阶级，他们在生产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他们有自己的黑人向度。当然，只要阶级社会存在，男子沙文主义就不可能彻底克服。但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妇女解放运动是无效的，就像其他任何争取自由的斗争不能被证明无效一样。相反，广泛发展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这个观念的时代已经到来，它是解放运动机体上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黑人革命的自我发展所指向的“主观性”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没有老激进派在反对“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时赋予它的任何虚假内涵。黑格尔说：“概念和实在之间对立的扬弃，以及成为真理的那个统一，都惟一地依靠这种主观性。”[14]不管是不是有意识地与黑格尔这个概念相联系，黑人群众很清楚，所谓黑人意识，即意识到自己是非洲裔美国人，有着双重的历史和特殊的自豪感，是一种朝向整体性的驱动力。它绝不是一种脱离客观性的东西。相反，它意味着结束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之间的分离。即使是黑人中的最精英的分子，也不像白人知识分子那样，对工人抱着越俎代庖的态度，更不要说像对待囚犯了。
　　例如，他们强调，工人不是哑巴，他们有自己的思想，他们希望在“哲学上”也有发言权，而不仅是行动。关于这一点可以追溯到1973年以前。1972年汽车业发生的旷日持久的大罢工，特别是劳德斯顿和诺乌德的通用汽车工厂青年工人的罢工，迫使工会的官僚主义者承认“蓝领中的蓝领”的存在。报纸也开始谈论工作异化的问题，并把它作为“这十年中新的社会问题”。美国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在1973年2月28日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不是与他们自己的各级组织讨论，而且与管理人员讨论。他们对马克思100年以前描述的由“自动机”造成的异化劳动还缺乏认识。马克思说：“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进发出来……甚至劳动的减轻也成了一种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剥夺了劳动的一切乐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19、463页〕
　　索莱达的囚徒抗议非人的监狱环境，他写道：“我遇见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他们赦免了我。”[15]安琪拉·戴维斯的案件得到强烈反响，从阿丽塔·富兰克林提供的几千美元，到家庭主妇们捐献的钱。人们（共产主义者还是其他立场的人）不仅是为她进行辩护，而且还宣称，联邦调査局之所以追捕她，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一个黑人、一个教授。黑人社会对于白人把他们当哑巴感到厌倦了，愤怒了。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黑人社会是完全闭结的。但是，猖獗的种族主义使所有最沉重的经济负担都落在了黑人肩上。而且，白人黑人身上强加了各种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巧妙的和不那么巧妙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所有这些都促使黑人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人群、一个种族，一个民族之中的民族。在1970年肯特州立大学的黑人学生与遭到谋杀的白人学生团结起来共同走出校园之前，他们与白人在一起的经验，与白人革命者在一起而不是与有偏见的白人在一起的经验一直是零碎的。肯特州屠杀事件和对柬埔寨的入侵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风潮，相比之下，南方的白人对警察屠杀黑人的事件和杰克逊州有预谋的在黑人女宿舍开枪的事件，几乎是无动于衷。所有的黑人，无论是属于那个阶层，都公开承认，种族主义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不可逆转地把所有的白人都卷入了这种痛苦的挣扎之中。所以，那些仍在越南作战的黑人士兵，受到与在南方一样的歧视。而且正如一项两年的调査显示，他们对黑豹党热烈欢呼，认为他们是一个“平衡器”。“畜牲们（白人）也遇到了他们的三K党，他们也有了令他们害怕的东西，就像我们一生都害怕三K党一样。”[16]
　　我的意思是说，在黑人社区里，他们是以清醒的意识来看待互相批判的。即使是在牛顿与克里佛突然决裂，并且互相进行最不可思议的诽谤和攻击时，情况仍然如此。在一个有白人革命者参加的黑人大会上，一位密执安大学的学生说的一番话，可以表明黑人社区的团结和他们在哲学方面的分歧：

　　休伊、牛顿与埃尔德里奇·克里佛之间的分裂，使许多黑人感到困扰……黑豹党仍然得到支恃，但不是由于黑人群众信奉他们的意识形态，而是由于黑人和一切受压迫人民的公社式的团结。在安琪拉·戴维斯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并非毎一个人都关心共产主义，但是每一个人都关心安琪拉，因为她是一个黑人妇女。有一位姐妹指着一幅明显地东方化了的安琪拉画像告诉我，这幅画像是出现在中国的报纸上的，并且被《穆罕穆德之声》转载，她认为这幅画像说明俄国人和中国人也是种族主义的。
　　和我谈过话的人们，脑子里都装了不少实用主义的和精英主义的哲学，这是大多数先锋队所表述的哲学。我们所追寻的是一种总体的哲学。美国式的泛非洲主义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它是被白人利用的逃跑暗道和商业化的时尚。真疋的泛非洲主义和真正的兄弟关系广样，是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美好理想。但是现在，黑人资本家已经是放出口袋的猫，我们已经看到，或者已经开始看到，黑人也会腐败的。
　　黑人青年正在寻求着某种东西，某种总体性的东西，某种可以一劳永逸地结朿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分离的东西。[17]

　　这次讨论的最后似乎引出了一种对黑人意识进行重新思考的呼唤，或者至少是对这种意识以更为国际主义的观点来考察，就像范农在《大地的疮痍》中所做的那样。黑豹党对这本书给予极高的评价，虽然他们注目的重点始终是在暴力的问题上。但是，范农对其他许多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他特别对领袖们进行了批判。范农以整章的篇幅来论述“民族意识的陷阱”和“知识分子的懒惰性”等问题：

　　历史对我们的清楚的教诲是，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不可能通过各种民族主义路线轻易取胜。事实上，在斗争的决定性的关头，有教养的阶级毫无准备，他们与人民群众之间缺乏实际的联系，他们的懒惰性，以及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懦弱性，使斗争产生了悲剧性的变形。》（121页）

　　他在群众和领袖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界线。不仅在取得政权之前是这样，在取得政权之后也是这样。最后，范农揭露出了西方文明令人恐惧的地方，拒绝把西方文明当作效法的榜样。他告诉自己的非洲同志说：“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毫无结果的连祷和令人作呕的西施效轚上。让我们远离欧洲，因为那里人们一刻不停地谈论人，同时每看到一个人就将他杀死……”（252页）然而，他的心目中并不是只有黑人。他特别地指出，随着殖民主义和“被殖民化了的人”的消失，“这种新的人类必定要界定出一种新的人道主义，既为自己，亦为他人。”（197页）显然，解放的辩证法绝不是任何实用主义的东西，也不是某种只属于黑人的东西[18]，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它是革命的，也是全球性的。它是历史继承性的，又是总体性的。正如范农所说的那样，它是一种“新人道主义”。
　　这种新人道主义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把东欧各国的起义统一起来，正如它在非洲把各国的革命统一起来一样。尽管有些激进的看法认为人道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废话”，但在白人青年起义者与黑人青年起义者中间，人道主义是一种统一的力量。但是对它作出了最一针见血的评论的是一位黑人汽车工人：

　　中间道路是不存在的。过去“我们必须在两个魔鬼中选择一个为害较小的”，但这种被动接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人们必须走极端。我们这里谈的是种族主义的问题。为了使我们能够摆脱种族主义，成为人道主义者，我们需要一场革命。

　　也许，我们并不是站在革命的门槛上。但是，即使我们并不处在革命的准备阶段，观念的革命也不会甘于沉默。这个事实本身已经证明了我们的时代在哲学上和政治上的成熟。也许我们并不拥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黑格尔、马克思或列宁，但是，我们却拥有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的东西，这就是从实践出发的运动的深度。这种运动对普遍性的追求并不止步于实践，而是渴望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包含着辩证法的基本特征，它是抵御革命内部的任何倒退主义的力量。倒退主义总是力图使任务特殊化，力图使普遍性“固定”下来，试图把群众的任务说成是“制造”革命，而对“自我发展”的问题漠不关心。
　　在过去二十年的起义和为建立新社会的斗争中，从实践出发的运动昭示了一个真理：群众不仅要求推翻剥削社会，要求彻底根除旧的和新的管理者对他们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支配，而且不再接受任何替代革命的文化替代物。不管是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的起义，还是东欧人民反对自称共产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争取自由的斗争，不管是发生在哪一个国家，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看上去迥然不同的中国，只要那里是世界帝国主义的堡垒，人民起义的目标都是要建立起新的社会。现在，凡是不能对生活进行总体上的重组，不能建立一种全新的人类关系的，都是倒退主义。这就是这些革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些革命的最大不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革命，似乎满足于推翻旧制度，而对革命成功之后会怎么样的问题并不十分关心。如果说这些幻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并未消除，在亚洲、非洲、中欧、拉丁美洲的革命创造了第三世界时仍未消除，那么五十年代则使这些幻想彻底破灭了。幻想破灭了，已经成功的革命之中又爆发了革命，自我发展在永远不停地前进，以便有朝一日可以一劳永逸地结束个别性与普遍性的差别。一些新的战线便由此产生。我们的时代的独特的特征是它的哲学上、政治上的成熟。对“第二次否定”的需要，亦即对第二次革命的需要，已经变成了一个具体的问题。再以非洲为例。非洲面对着一个现实，即政治上的独立并不意昧着经济依存的结束，相反，这时新殖民主义者第一次露出了它的狰狞面目。而且同样意义重大的是，民族独立实现之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出现了新的分裂。同时，阿拉伯领导与“没有教养的群众”之间也发生了分裂。不管是在成功地推翻了阿拉伯统治者的桑给巴尔，还是没能推翻阿拉伯统治者的南部苏丹，要求都是一样的：第二次革命。[19]
　　总而言之，我们所要指出的是：存在着一种从意识通过文化达到哲学的辩证法；存在着一种从奴隶制通过农奴制到自由的雇佣劳动者的历史辩证法；存在着一般的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在资本主义从竞争通过垄断达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每个特定发展阶段上，都有相应的新的起义形式出现，同时还有革命哲学的新方面的出现。
　　只有马克思可以提出革命的哲学。黑格尔所指出的，是法国革命内在地包含若的危险。这场革命最终并没有带来太平盛世。辩证法揭示出，反革命就存在于革命之.中。这是人类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挑战。我们今天正经受着这个挑战。
　　黑格尔辩证法中的自我发展、自我活动、自我运动，1914—1923年对列宁来说变成了生动的现实。而且，正是这种自我发展、自我活动、自我运动，使斯大林下今把“否定之否定”从辩证法的“规律”中排除出去，好像国家资本主义专制可以通过命令改变历史进程。所有反对“唯心的、神秘的黑格尔主义”的意见，共同的根源在于不相信群众。这不仅包括彻头彻尾的叛徒，而且包括那些参加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向里看的圈外人、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后者尽管可能是独立于任何国家权力的，但他们的骨子里渗透着无产阶级群众落后性的资本主义概念。总的来说，他们看不到，理论与历史的关系是一种由群众运动创造出来的历史关系。
　　那些贬低黑格尔表述方式的人，有一个观点是正确的，这就是必须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实行决裂，包括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实行决裂。因为，如果没有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的独到发现，黑格尔辩证法就仍然被囚禁在唯心主义之中，这种唯心主义有足够的抽象性，以至于这种辩证法可以用来为普鲁士国家辩护。如果不是马克思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实行了决裂，不仅是在哲学形式上，而且是在阶级本质方面与它决裂，那么，他就既不可能揭示出内在于黑格尔辩证法中的革命代数学，也无法重建产生于现实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辩证法，更不可能把这种自我运动概括为“不断革命”。然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却不得不与共产主义以及追随者们对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的颠倒进行斗争。
　　当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军事强权仰天长啸，不是夸耀它的生产奇迹、它的富足、它的核子力量，而是哀叹“弥漫【原文写为“猕漫”——校对者注】整个大地的、奇怪的、出轨了的精神”时，人类显然是达到了某种东西的末日。当然，这并不能全部归咎于“精神”。它具有非常深刻的经济根源：货币危机和失业问题永远无法消除；人们看到的是永无休止的军事化和核子力量的扩张，是深刻的贫困，是白人帝国主义的富有衬托下贫困的日益变深的黑色；人们看到的是月球上的不毛之地，是美国的所谓民主的空洞虚沩。但是，支配一切的事实是，虽然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到达了万亿美元但是它远没有赢得为人的精神的斗争，它不仅打输了这场战斗，而且连它的心灵、它的精神都输掉了。
　　当人们对一种新的解放哲学怀着极大的渴望时，“新左派”与“黑格尔主义”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拔河比赛。这只是证明了在思想模式方面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就像在阶级斗争中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一样。小资产阶级主观主义总是以投靠国家政权而告终，在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尤其如此。我们时代的知识分子，被计划行政心理、先锋队政党、“文化”革命等等所支配，用这些东西代替了无产阶级革命。危机的总体性不仅要求倾昕来自下层的声音，而且要求把这种声音当作现实，当作与历史连续性连接的环节，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
　　群众自己将把握辩证法的原则。他们的自我运动与知识分子精英特别是领袖们的思想相去甚远。而且，所有新的理论开端，所有的哲学上的新开端，以及在全新的人类基础上重建社会的革命的新开输，都产生于破坏旧世界的自发行动。“因此，自我规定就是倾听自我言说，理念仅在自我规定中存在。”这种言说被那些为自决而斗争的人们听到了。他们“经历”着第二次否定。很清楚，这个斗争不仅是反对剥削者的，而且是反对那些把自己树立为领袖的人的。
　　这些来自下层的声音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被忽视，后来才有人对它们加以注意，但是，充其量也不过是把它们当作理论的来源。从实践出发的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理论形式。这种运动要求一种全新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列宁指出，黑格尔从逻辑到自然的过渡，与唯物主义近在咫尺。〔《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2页〕他并且宣称：“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全集》第38卷，第182页〕
　　列宁是完全正确的。对这个观点他还进一步具体化说：“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这些话，不是他以前关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论断的简单重复。这时的列宁，不断地强调“主体”，强调人；把主观的东西看作是“最具体的”，把认识看作是辩证法，着作哲学：科学是圆圈的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20]到了1920年，列宁更强调指出，“社会主义不能靠少数人来建成，不能靠一个党来建成。”不管这是指理论还是指政党，列宁所强调的是哲学：“绝对的主观性”；作为人和作为概念的主体：客体与主体的统一，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一句话，他强调的是整体。俄国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列宁所强调的这些在夺取政权之后从来没有实现过。而其他的布尔什维克领袖，在行使国家权力的时候，也利用了列宁在哲学上的矛盾心理，对“辩证哲学”嗤之以鼻。
　　当然，马克思和列宁解决的是他们自己时代的问题，而不是我们时代的问题。不了解这一点，就会犯根本性的错误。但是，他们为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忽略了这个基础，我们同样要犯错误。如果我们不在五十年代重新发现的人道主义理论一实践基础上进行建设，我们的错误就将是致命的。马克思在他的时代把这种人道主义称作“从自身出发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成熟的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本论》作者的马克思，重申了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的生气勃勃的著作中的观点：“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力量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这种重申毫无疑问地证明，欧洲的1848年革命，美国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是对马克思的新人道主义的检验。任何其他的基础，任何其他的基地，例如“财产国有化”，不管有没有军人领导核心，都只能导向另一种专制。
　　另一种人剥削人的、已经异化和正在异化的社会的产生，是无法避免的，除非进行一场社会革命，一场从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开始的革命，进而发展到由全体人民中“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参加的总暴动，以便一劳永逸地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一切分别，从而使“个体主义不会让任何东西干涉它的普遍主义，即它的自由”。
　　有一种幻想认为，人们可以“在途中”随手拣到理论，由此可以避免经历“否定性的劳动”来为现实阶级斗争中的革命做准备。在这种幻想之下劳动，是一种彻头彻尾的错误意识，就像统治阶级所陷入的错误意识一样。
　　有人认为通过无目的、无思想的行动主义便足以“制造革命”。为了反对这种观点，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时代重申马克思的哲学“现实化”的观点，也就是说，哲学与革命是不可分割的。
　　成熟的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一样，拒绝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相反却认为黑格尔的“第二次否定”的辩证法是“创造的原则”，是结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分别的转折点。成熟的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一样，把“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力量的发展”，置于“绝对的生成运动”的基础上。只有抱着这样一种普罗米修斯襟怀的人，才能肯定地认为，一个新的巴黎公社将不仅是“一个历史的创造”，是“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21]而且还将继续它的自我发展，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
　　作为我们时代的特征的新东西，决定了二十年从实践出发之运动的方向的“推动原则”，拒绝虚假的意识和流产的革命。
　　现实是令人窒息的。现实的变革有它自己的辩证法。它要求为自由的斗争与解放的哲学达成统一。只有这时，根本的起义才能释放出新感觉、新激情和新力量，亦即一个崭新的人类向度。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面临各种挑战的时代。我们提出了一种理论与实践的新关系，而这种统一性的证明就是主体的自我发展。哲学与革命将第一次把男人和女人的天生的智能解放出来，从而使人变成一个整体。不管我们是不是承认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对我们的时代来说，这项使命至今仍未完成。



[1] 学生非暴力行动协调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罗伯特·莫西斯（帕利斯），1964年在密西西比关于自由学校说：“……我们有自由学校。人们自己建立自己的学校。因为，当你直接达到了这一点时，还有什么理由与他们的学校一体化呢？在他们的学校中你能学到什么？许多黑人可以读书。但是读的东西有什么用？我们真正需要学习的是如何组织起来，进行改造社会的工作。在他们的学校里是学不到这些的……”
　　“现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人在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发现，他们不一定要接受社会对劳动的定义。他们可以自己给劳动下定义。他们对劳动意味着什么有更正确的理解。劳动就是把能量、灌注到某种东西中，创造出某种对你有意义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人发现了自由……”
　　“他们能够直接面对那些骑在他们背上的人。他们承受了加在他们身上的一切，爆炸、枪击、殴打，一切的一切。当人们经历过这些以后。他们获得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新眼界。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向度……”

[2] 把马丁·路德·金在他的《奔向自由》一书中对1955—1956年蒙戈马利公共汽车公共抵制行动的特征的描述，与他在伯明翰的一所监狱中写的哲学书信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这种自我发展的深度，包括黑人运动领导者的自我发展的深度。在这封写给一群“牧师同事”的信中，金博士反驳了他们要把运动限制在合法主义范围内的企图。他写道：“我们绝不要忘记，希特勒在德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而匈牙利自由战士在匈牙利所做的一切，都是‘非法’的……它与权力的结构发生了冲突。”金博士还写道：“用伟大的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尔的话来说，种族隔离以‘我-它’关系代替了‘我-你’美系，结果把人贬低到了物的地位。”

[3] 参见《美国文明的审判》。（American Civilization on Trial, second edition, News & Letters, Detroit, Mich. , August, 1963）这本书是“新闻与通讯”委员会为纪念解放宣言发表一百周年而发表的。1970年再版时，由《新闻与通讯》的黑人编辑查尔斯·邓比写了一篇《工会中的黑人核心小组》作为补充。

[4] DRUM，ELRUM，FRUM．在“工会中的黑人核心小组”中，对这些进行了批评，并对《刺针》一类的车间报纸做了分析。

[5] 1949年，煤矿中爆发了反抗自动化的斗争，到了五十年代中期。这种斗争蔓延到了汽车工厂和钢铁厂。在《工人反抗自动化的战斗》这本小册子中，工人说出了自己的话。与知识分子关于单面的人的高谈阔论不同。这位黑人汽车工人作者的结论是：“当生产中出现危机时（自动化的生产时时有危机）。整个社会就会出现危机。是的，危机所影响的不仅是工人，而是所有的人。但是，没有特权的人要比有特权的人受到的损害严重得多。没有任何人的境况比千百万失业工人的境况更糟了。这些男人、女人和儿童们，是骗人的‘起飞的六十年代’中真正被遗忘了的人。工人自己组织自己的思想，是解决危机的好的开端……来自下面的伟大运动，亦即工人反对自动化的斗争实践，不是反对自动化‘应该’的状况，而是反对自动化的现实状况。只有那些对这一伟大运动完全视而不见的人，我在重复一遍。只有这些闭目塞听的人。才会认为思想与行动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距离，并不像那些应该‘领导运动’的人认为的那么遥远。”（62页）
　　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有人认为矿工（黑人和白人）反对自动化的斗争在1950年的大罢工中结束了，那他应该看一看关于1968年未经工会同意的罢工事件的官方统计数字。烟煤生产者联合会要求在工会的合同中加上对未经批准的罢工的特别惩罚条款，并获得了工会官僚主义者们的让步，因为他们证明了，在上一个三十个月的合同期内，由于未经批准的罢工，他们损失了428000个轮班。这就是说，每一周都有14300个工人进行不经批准的罢工。这些罢工不是为了工资问题，而是为了劳动条件的问题。特别是自动化条件下的工作加速问题。

[6] 见丹尼尔·科恩-苯迪特的《过时的共产主义》。

[7] 尤根·沃克尔《法国：1968之春》。（Eugene Walker，France, Spring1968, Detroit: News & Letters, 1968）

[8] “安琪拉·戴维斯的狱中谈话”《卫报》（Guardian）。1970年12月26日。还可参见安琪拉·Y·戴维斯的《假如他们早晨到来》。（If They Come in the Morning, New York: Joseph Okpaku, 1971）

[9] 多里斯·莱特：《新闻与通讯》，1971年8—9月。

[10] Regis Debray, Revolution in the Revolu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author’s French and Spanish by Bobbye Ortiz, copyright 1967 by 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正文中括号中的数字是英译本的页码。

[11] 尽管如此，那些巧言善辩的法国理论家仍然以绝对正确的姿态宣称，由于越南游击队没有“建立起自治区”，所以，他们的创造就无法与卡斯特罗的“自我保卫”概念的独创性相比：“首先是在越南，中国也不例外，以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武装自卫，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武装自卫没有以任何方式‘建立起自治区’。这些自我保卫的地区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在其他的战线上进行着总体的战争……”（30页）

[12] 切·格瓦拉，《古巴革命研究笔记》（Che Guevara, Notes for the Study of the Cuban Revolution．）。

[13] 见《关于妇女解放运动的笔记：我们以多种语言讲话》（Notes on Women’s Liberation: We Speak in Many Voices, Detroit: News & Letters, 1970），还可参见托尼·凯德的《黑人妇女》（Toni Cade, The Black Woman,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0）。关于妇女解放的著作像洪水一样源源不断，参考数目中开列了一些，但总体来说，这些著作并没有很好地反映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

[14] 《逻辑学》（中文版）下卷，第543页。

[15] 乔治·杰克逊《狱中书简》（George Jackson, Letters from Prison, New York: Bantam, 1970）。这种哲学意识，这种对待国际主义的态度，把哲学与革命联系起来的态度，不是一个例外情况。华盛顿州：的一位黑人囚犯写到他“与环境的不断的冲突”。在狱中，他感到“与第三世界受迫害的人们”有一种共鸣。另一位乔治亚州的囚犯，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我写的一篇关于俄国共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的文章。他写信给我谈了他关于“反命题”的一些看法，并问道：“作为一个个人，我怎样才能对国际社会主义的进步有所贡献|？”他好像还自学了几种语言，并与其他抱有“相同的关于社会主义世界的观点”的人进行通信。

[16] 这份调查是一位黑人记者为《纽约时报》做的。（reported in Detroit Free Press, June 21, 1970）

[17] Reported in News & Letters, April 1971, p. 1.

[18] 事实上，他认为苏伊士事件和布达佩斯事件是比朝鲜战争更具有决定意义的冲突环节。特别参见第62页。

[19] 见肯尼斯·W·戈兰迪的《非洲游击战争》。（Kenneth W．Grandy, Guerrilla Struggles in Africa, New York: Grossman, 1971）

[20]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01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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