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纳耶夫斯卡娅 ->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1957）

第五部分我们时代的问题：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

· 下篇美国舞台
· 1.普通工人和劳工领袖
· 第十六章自动化与新人道主义
· 一、对自动化的不同态度
· 二、工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 三、废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理论与实践的新的新的统一

下篇美国舞台

　　我们在对俄国经济的分析中，描述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美国也不是处在这一进程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向我们揭示出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这不仅仅是一种战争现象。它的基础存在于前一个阶段，从对临时国家经济委员会报告的研究中可以直观地看出这一点。[27]资本主义现阶段的真正标志是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不管是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国家并没有减少垄断和托拉斯，也没有减少自己的干涉活动。相反，它以温室式的条件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特殊行为模式：一方面是资本的集中化，另一方面是劳动的社会化。计划者构成一个方面，工人构成另一个方面。工人建立起产联等自己的组织，来与NRA[国家恢复管理局，罗斯福为促进经济复苏建立的政府机构]相抗衡；或者进行不经工会批准的罢工活动，以反对劳动组织中的官僚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连续发展，如果发展是指无间断发展的话。它是一种通过向对立面转化实现的发展。资本主义赖自由竞争而生存，又被自由竞争推向前进。后来，它在民主官僚制度或议会民主制度中达到了自身的充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而且只能意味着官僚制度、暴政和野蛮行为，就像我们曾经在纳粹德国看到过、现在还可以在集权制的俄国看到的那样。只要不是闭目塞听，人们就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包括美国看到它的因素。

　　马克思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正是后者未来的景象。”[28]

　　这里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反过来也是如此。在特定的世界市场背景下，落后国家开始“追赶”先进国家而加速发展时，落后国家向先进国家所通示的，正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那些希特勒们、墨索里尼们、斯大林们，不仅仅是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他们的意志也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意志。他们代表着一种客观的力量。

　　斯大林认为他是在按照党的形象塑造国家。在意识的层面讲，他是在这样做。然而客观地看，事情恰恰相反。国家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了党，而国家又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终极发展阶段的反映。国家垄断与私人垄断相比的突出特征是它消除了政治（国家）与生产（经济）之间的一切差别。党是国家计划在社会中的执行者，正如工厂管理者的等级体系以及 “工会代表们”是国家计划在生产中的执行者一样。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马克思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现在，实现这种统治的“兵营式的纪律”，已经戴上了死神的面具，即使在它表现得十分活跃时也同样如此。恐怖与死亡是自称为“无阶级知识分子”的统治阶级的别名。然而，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现实存在的、充分发展了的单一国家资本主义社会，那么在追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把国家资本主义仅仅看作是一种倾向。虽然美国正在走向与俄国同样的方向，但俄国与美国无论如何都不是一对一模一样的孪生兄弟。在所谓“科学个体”的发展中，有某种极具美国特色的东西。这些个体在一种幻想中劳动，以为自己可以避免国家资本主义的集权主义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十年代，关于“工业中人际关系”问题的试验和研究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也就是我们经历新政计划的巨大转变并走向自动化的时期，这种研究又有一次蓬勃的发展。

　　因此，为了追溯某种差别，即“科学个体”与国家管理者的差别与对立，没有那个国家比美国更适于作观察对象了。美国是个极其缺乏理论家的国度，所以它始终处在一个幻想之中，以为自己已经逃脱了马克思主义。在所有人的眼里，最大的转折当然是大萧条时期。大萧条永远地摧毁了工人对于经济制度合理性的信念。当就业充分时，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事实：在原来旧的经济关系基础上已无法再从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东西了。当出现失业时（这种情况到处都存在，并且经常有数百万人失业），资本主义的混乱就是一个明显的事实。

　　在“人际关系”研究中，最著名的是豪森尼计划。[29]这项计划是由西部电气公司完成的，哈佛大学工业研究所教授埃尔顿·梅约任科学主管。在所有这些计划中，新的东西是把工业中的人际关系看作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并作为分析的出发点。有鉴于此，他们进行了“车间会谈”和“现场报告”的专项研究。[30]

　　埃尔顿·梅约是科学界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发现规范生产工人行为的生产法典的人。这部法典的内容包括：（1）工作不要做得太多，以免成为“破纪录者”；（2）工作不要做得太少，以免成为“占便宜者”；（3）不要向上司抱怨自己的工友或在上司面前讲工友的闲话，以免成为“打小报告者”；（4）不要装模作样，一本正经地像个“大人物”。

　　到了四十年代，事情变得非常明显，美国工人正在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哲学，用以取代马克思称为“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经济哲学。不难看出，那些退役大兵（他们绝没有把自己与工人分开）在旧经济哲学的解体中首当其冲。瑟贝斯坦·德·格拉西亚在《政治社群》[31]一书中写道：“另外有许多人，对租房者、酒店住客或介于两者之间的人的居住行为进行专门研究，并以此为现代社会的非个性化提供文献证据。他们或多或少总免不了受偏见的束缚。因此，人们必须转向另一个源泉，到现代工人自身中寻找对竞争指令的抗议，这种抗议无需以象征手法来装饰，也不会因为害怕做道德判断而缩手缩脚……：

　　“‘见鬼，所谓找到一份好一点的工作，也不过是每小时多五分钱，如此而已。这倒不难。但是如果你整天让领班催着团团转，而你又不一定非这样不可，那又何苦呢。我的领班叫西蒙·李格瑞。那天他把一个工友惹火了，因为他说他上厕所的时间太长了。天哪，这简直是逼命，逼命，整天地逼命。连坐下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根本没有。’

　　“‘街对面那泼妇的儿子是个领班，就是因为他，许多人要离开这个车间。他这样的领班大有人在。本来应该一个人开一台粉碎机，他却让我的朋友开两台。我的上帝！杰克当然不干。领班就叫来了主管。主管说，你们这些大兵们是怎么了，难道你们怕干活吗？杰克说，不，我们不怕干活，只是这太过分了；一个人能干多少，自己心里有数。老板们加码加得实在太狠了。他们的心太贪了。我工作的那个车间有两个混蛋领班。几天前，有个大兵出去上厕所，我们的领班说他去的时间太长了。他说，我刚打完仗。你能相信这种事吗？在另一个工段，有个大兵出了点错，可能是活儿干得不够快，或者是别的什么事，领班说：你的心跑到哪去了？这个伙计反唇相讥说：“在意大利，为你打墨索里尼呢！”这话说得我心里痛快。’

　　“‘不错，我相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承认，如果愿意拼命地干活，我们可以使实际收入增加一倍。可是这能占百分之几呢？人必须从生活中得到些什么。现在，我那可爱的妻子希望我更有幽默感，而宁可不要更多的钱。正因为如此，我们谁都不愿意当工作狂。为什么不从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中得到一些快乐呢？’”

　　工人拒绝一切旧的资本主义控制和资本主义标准，这就是全部现代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作为出发点的基本事实。

1.普通工人和劳工领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催化的方式促使美国劳工领袖变成了劳工官僚。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揭示出路透社其实是个计划者，它自动地为通用汽车公司威尔逊工厂从汽车制造厂向轰炸机制造厂的转变绘制了蓝图。与此同时，工人在学会像憎恨管理者一样憎恨劳工官僚方面进步更快。

　　一位底特律生产工人写道：“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在工人代表们（车间工会代表、委员会的委员和工会的官员）的帮助下，公司在车间实行了许多变革。自从UAW［美国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成立以来，工会代表的最突出的恶行就是讨好领班。在工人与公司之间，有一条清楚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一个工人与领班聊天或说笑，他或她就会遭到唾骂，被看作公司的走狗。”

　　“在早年的那些日子里，如果工人与领班发生争执，领班会尽量地息事宁人。领班决不愿意工人叫来车间工会代表。他知道工会代表会保护工人的利益。工人运用自己的力量反对公司，即使举行罢工也在所不辞。工会领袖们不得不和工人站在一起。他们依靠的是工人的力量。团结的力量是强大的，一般的工人能感受到这种力量。最近这五六年来，工会的官员们鼓动说，公司并不太坏，而那些煽动罢工的工人才是害群之马，他们使其他工人及其家庭挨饿。这些领袖们说，劳动者和管理者可以和平共处。劳工领袖对‘煽动罢工’的工人进行恐吓。数百名工人因参与工会批准的罢工行动而被公司解雇，其他工人看到这种情况都人人自危。这种情况还有削弱工人之间的紧密联系的作用。”

　　“现在，车间工会代表整天泡在主管办公室里，要么就与公司官员勾肩搭臂地闲聊。除了在选举期间，他们很少有时间与工人谈活。在工人与管理人员发生分歧的时候，他们多半是为公司说话。如今，如果一个工人与领班有分歧，领班会说：‘叫工会委员来。’他知道工会委员会怎么做。在很多情况下，领班会找来车间工会代表。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付工人。不久前，在我们车间里，公司从原来三个工人操作的岗位上抽走一名工人。工人们怨声载道。主管来了说：‘如果你们不愿做，我就去找工会委员，最后你们还是得做。’”[32]

　　在这个时期，工人们不仅把工会的大官僚而且把一般的工会委员孤立起来。一位工会委员描述说：“如今车间里最麻烦的不是工资的问题，而是工人对其在生产中的角色的强烈敌对态度。工人建立工会时，以为他们可以创造一种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和控制生产的手段。资本家明白这一点，他们坚持要工会承认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就是劳工领袖所无法解决的基本冲突。正是这种两难境地，使无数出身工人阶级的劳工领袖身败名裂。这一冲突不断地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地方上它一直使工会领袖们大伤脑筋。例如，一种生产标准建立起来后，被安排在这一生产岗位上的人拒绝按照这一标准操作。这人会被送到劳工关系部去受训，命令他按照要求进行生产。车间里代表他的工会代表只能告诉他，按照合同的要求他必须按生产标准进行生产，否则就要被解雇。”

　　“再例如，厂方在一条两百人的生产线上制订了一项生产任务。但工人们对这项任务提出了抗议，并准备罢工。厂方和工人都会找工会委员。工会委员告诉工人，厂方有权制定生产任务，罢工是非法的，工人必须接受生产标准。工会上层领导试图以在生产过程之外争取厂方让步的方法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他们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工厂里或工厂外的社会工作者。工人也明白这一点。有一天，一个工人对工作进程的加速提出了抗议，他对我说：‘这件事你们打算怎么办？我知道，和往常一样，你们什么也做不了。工会有什么用？你用不着告诉我本镇的杂货商店大减价，或者女人的衣服又便宜了。做点什么与工作加速有关的事吧！”

　　这个问题到处都存在，无论是在生产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它都已变成了一场增加生产力的战斗。劳工领袖、工程师、商人、教育工作者和政府官员们，在关于生产力的会议上携手合作，就像俄国的生产协商会议一样。但是，这些会议似乎收效甚微。最后人们终于看清了，这些会议“在哲学上”一无所获，而实用工程技术却实实在在地创造了一个奇迹。[33]自从福特公司的一位行政人员为这个“奇迹”创造了“自动化”一词，这个词就像生了翅膀。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年中，没有任何东西向自动化这样，在人的思维中造成了如此大的转变。自动化把两种根本不同的阶级态度对峙起来，而这两种态度取决于人们站在机器的哪一边。如果是操作机器的人，你会感到机器震撼着你全身的每一根骨头，你会更加汗流浃背、更加疲惫不堪、更加紧张，你会感到自己像第五个车轮一样毫无用处。你永远也不会支配机器，机器永远在支配着你，并且把你与你的工友们隔离开来。而且，随着车间里的设备日益变成庞大的机器，你会越来越感到孤立。

　　但如果你是驱使工人并对生产进行计算和管理的人，你就会把机器捧上天。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这种态度，对劳工官僚具有洗脑的作用。劳工官僚们不仅不倾听工人们的疾苦和愿望，不倾听他们对劳动条件恶化和工作加速的抱怨，不倾听工人们对这种把人变成机器的齿轮而把机器变成“思想者”的劳动的置疑，相反，他们却劝阻工人不要做任何“反抗”自动化的事。例如，1949年当矿工第一次面对连续采掘机时，约翰·L.刘易斯［美国劳工领袖，任煤矿工会主席多年——译者注］对矿工的全面罢工置之不理，却反而宣布工会支持“进步”。矿山的劳动力一下子裁减了一半。

　　当自动化发展到福特生产线的阶段时，路透社告诉汽车工人考虑“未来”，而不要与当前的失业进行斗争。据说未来会带给工人六小时工作口。然而，自从工人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以来，工作日方面至今没有任何变化。

　　从密执安大学到哈佛大学，所有的学院无一例外都有自己的技术发展计划。劳工官僚们经常出现在各种会议上，跟在“有教养的人”后面鹦鹉学舌。[34]“个案研究”的真实结果被劳工官僚和教授们夸夸其谈的词句掩盖了。以每个底特律汽车工人都耳熟能详的莫雷车体工厂关闭事件为例。5000名工人闲坐在家，身无分文，处在失业的状态。然而，管理者却“向前看”。他们转到另一种行业去了——保龄球。他们搬出了底特律，而那5000名工人却留在底特律，留在失业之中。至于那些留在自动生产线上的工人，按电钮的工作并没有给工人带来轻松，工人都说，生产得越多，就越多加速和紧张。

　　与路透社关于每个工人都是工程师的抽象议论[35]相反，自动化极少或者根本没有改进，而对劳工领导的洗脑却易如反掌，根本不需要什么痛苦的考验。他们对工人的具体要求充耳不闻，而对帮助维护资本主义剥削的那些抽象却一拍即合。只有在工人对自动化的态度中，可以辨认出通向崭新的生产关系并因而通向崭新的社会关系的道路。

第十六章自动化与新人道主义

　　技术展现出人类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的模式，即人借以维持生活的生产过程，并由此揭示了从这个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人的社会关系和思想概念的形成模式。一切宗教的历史，即使不考虑这个物质基础，都不是根本的东西……自然科学的抽象的唯物主义的弱点就在于它排除了历史及其过程。

——马克思

一、对自动化的不同态度

　　1950年在生产领域开始了一个新时代。这一年，自动化第一次被正式采用[36]，最早出现的是连续采矿机。当时“自动化”一词还没有流行起来，但自动化的事实，却引起了产联成立以来矿工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罢工。罢工在最现代化的煤矿中爆发，起因是最大的煤矿公司康索尔引入了连续采矿机。在长达九个月的罢工中，矿工们掉转矛头反对约翰·L.刘易斯，这又是产联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塔夫脱—哈特莱法案［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劳资关系法］对煤矿工会课以一百万美元的罚款，却没能阻止工人的罢工。矿工们下定决心，不让任何人替他们思考。他们保持着自己的思想，但是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工会的金库，也不仅仅是担心失业的威胁。他们关注着某种新的东西，即他们称之为“杀人机”的连续采矿机。自动采矿机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威胁着工人。矿工们所优虑的不仅是以往遭受的那种痛苦和折磨。他们认识到，自动化是一种从整体上“杀人的机器”。很快自动化就证明自己正是矿工们所恐惧的那种灾难。它的永不停止的操作，它对人的驱策，是如此令人难以忍受，今天所有的老工人都要利用自己的资历逃避它。他们说，宁肯被解雇，也不用在这种连续自动机器上工作。但在1949年，情况还不是这样。当时矿山地区的失业率是大萧条以来最高的。在宾西法尼亚和西弗吉尼亚，连续采矿机制造了一座座无人的空城。由于长时间的罢工，矿工们实实在在地挨饿，但他们仍然拒绝服从命令回去工作。这是近二十年来矿工与约翰·L.刘易斯之间的第一次严重分裂。

　　一位矿工对笔者说：“有的时间是做祈祷的，我们在星期天就做祈祷。有的时间是要行动的。在大萧条时期，我们把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我们成立起自己的工会，这样我们就不会看着自己的亲人挨饿。有的时间是要思考的。现在就是思考的时间。我想知道的是：工人，所有的工人，怎样和什么时候才能建立起对自身能力的信心，去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将不再让别人替他们思想。”

　　这个矿工感到，当时的工会并不比公司好多少。其原因就在于普通的工人让“别人”（即领袖们）替他们思考，替他们签订契约。那么，当新机器在你的生活中造成了一场浩劫、使上班和下班都变成了灾难的时候，有人却大谈什么“进步”，你会怎么想？这个矿工指出，工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所带来的变化，以某种方式变成了它的反面。矿工应该选出某个人来代表他们与管理者进行谈判。然而，众所周知的第一件事是他们的代表变成了劳工官僚。这些官僚坐在矿区工会办公室里，不是和工人—起同公司进行斗争，而是命令工人生产更多的产品。这位工人想知道：是什么力量使工人们在1943年坚强地团结起来，并告诉那些议员们：如果你们真的对生产那么感兴趣，何不自己去挖煤？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对劳工领袖这样说呢？这个矿工的结论是：“工人有他自己的思想。所以，如果说思想与行动不能截然分开，为什么要别人替他思考呢？”

　　但是，没有人听到这个矿工的声音。根本没有人倾听。日报上充斥着对刘易斯的赞美之词，矿工联合会的报纸也同样如此。至于那些激进的报纸，它们不过是报道又一次罢工，并再次表示同情而已。

　　1953年，美国受到大倒退的打击。在底特律这个世界汽车之都，失业人数达到的巨大比例，使“自动化”这个词声名远播。自动化不是为任何特殊的工业设计的单个机器，宁肯说它是在生产中用一系列机器或机械装置代替人做事的方法。它使生产过程变成了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过程。工人下降为只是看机器、按电钮，而另一些工人则准备在机器坏了时加以修理。

　　现在，大家都在诅咒“自动化”这个词，说它把大萧条的痉挛又带回来了。从最初预见这个新工业革命的最美妙成果的科学家[37]，到发明这个词的福特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商业周刊》，大家众口一词。《商业周刊》[38]走得最远，它评论说，自动化百分之九十是情绪，只有百分之十是事实。劳工官僚也来帮腔，他们对“进步”五体投地，大肆渲染自动化将来会怎样，而对它现在如何却置若罔闻。普通工人与劳工官僚之间的尖锐分歧，在对待自动化的不同态度上看得最清楚。例如，汽车工人说，自动化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路透社却大谈未来，大谈自动化拥有的广阔前景，大谈它将“大幅度地改善生活条件”，改善“闲暇生活”。

　　一位女工对笔者说：“我真不知到他们在说些什么。我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更没时间闲逛。福特公司的周工作时间现在是53小时，而这些人却在谈论什么‘闲暇’。至于工作条件，比产联成立以来的任何时间都更糟糕。对我们来说，自动化的全部意义就是失业和过度工作。而且，这两者是同时发生的。”

　　一位矿工对笔者说，自动化生产的加速和紧张使他的体重下降了30磅。他还说，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另一个问题是安全问题，他们不再抽出任何时间来做基础性的工作，出事故的危险大大增加了。“这实在太不安全。我可不在‘保护’下工作，我就是不愿这样干。如果我受伤死了，‘保护’对我又有什么用？如果我出了事，公司是不会管我的妻子和儿女的。因为公司以前实行过这种方案，我们的一个工友已经死了。我知道，我是绝不想成为下一个的。”

　　在汽车行业，工人们视自动化为安全方面的灾难。一篇来自底特律的报道说：“一个又一个工人说，‘这些机器中有的东西将要给许多人带来麻烦’。有位工人说，‘一个工人被轧掉了一个手指，另一个手指也被轧烂了。那一天我们都拒绝工作。不到一周的时间，又有一个工人被轧掉了一个手指，第三个工人被机器切掉了三个手指。’车间里到处都贴着标语：‘你的操作安全吗？’当一个工人受伤后，不到半个小时，工人们在这些标语下面写道：‘这机器无法安全操作。’”

　　自动化不仅没有带来新的工作机会，相反带来了大量的失业。矿工的就业人数从1948年的425000人下降到1955年的225000人，裁减的人数几乎等于前50年的总和。“新的”工作机会给了年轻的机械保养工人，这意味着把生产工人与有技术的“新科学人”划分开来。但是公司远没有做到这一点。约翰·刘易斯站在技术“进步”的立场上，为工人争取了较高的工资，工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他没有为工人争取缩短周工作时间和改善劳动条件，而这恰恰是工人所需要的。

　　到了1955年，威斯廷豪斯大罢工终于迫使人们承认，这是一场针对自动化的罢工。这次罢工被称为第一次自动化大罢工。人们还认识到，最严重的斗争是反对时间研究的斗争。电器工人知道，对他们的手的每一个动作的研究，不是为了减轻他们的劳动，而是要使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与机器协调，而这部机器将夺走上百人的工作，并且使留下操作这部庞大机器的人的工作速度提高十倍。工人们不愿就遥远无期的未来的闲暇与宽裕进行抽象的争论，他们现在提出的是十分具体的问题：（1）自动化会带来多少失业？（2）工人进行艰苦斗争得到的资历保护，即保护工人不受公司任意解雇，在新的条件下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吗？（3）无休止的加速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些机器是“杀人机”，它们不断地撕扯着人的神经，使人的神经系统崩溃。

　　正如底特律广播电台的一项调查显示的那样，与俄国工人一样，美国工人最恐惧的是自动化。因此，美国劳工部极力想消除我们对自动化的疑虑，说什么自动化不会像汹涌的浪潮一样来临，而是像大地的隆起那样，在不同的时期袭击不同的行业。[39]老激进分子武断地教训人们：你们当然会与工人一起为直接的利益进行斗争，但实际上资本主义永远不可能完全地把自动化变成一种制度，因为现在这样的资本主义结构中，有太多的既得利益横梗其中。

　　毫无疑问，在自动控制所能“利用”的投入中，只有大约10%用于实现那些日益复杂的特性，诸如对劳动者的牵动和使材料较不耐用等等。[40]正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的最终障碍是资本本身。停滞与衰退的趋势，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一样，是资本主义的固有趋势。我们今天具体地看到马克思当年在理论上写下的东西：资本主义社会必须“冒着死刑的威胁”把工人从片断的人（他只是机器的活的附属品）变成充分发展的适合于各种劳动的人。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崩溃，还是新社会不可避免的来临，都不是“自动的”。恰恰相反，除了让 “历史的对抗”自己起作用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当工人被生产机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并经受了纪律的训练，反抗被当作机器的齿轮时，资本家决不会自愿地让出任何东西。科学家们最后终于承认，自动化已使所有的人都“神经过敏”。耶鲁大学技术与工业研究所主任查理·R.瓦克尔博士报告说，有一些医生已经开始对“镇静剂”（或者用工人的话来说“神经片”）对人体的有害作用进行研究，因为这种药片在工人中被广泛地使用。然而，当他展望未来时，他所能说的只是：“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时间的作用呢？”

　　工人的态度与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工人们说，只有理论与实践在工人身上的新的统一，才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新社会。问题在于：什么时候工人才能获得对自身能力的信心，不再让“别人”为他们思考？

　　献身于“进步”的劳工官僚，没有为工人提供任何表达方式。工人只能通过自发的罢工来表达自己的意愿。1956年，仅在1月到4月之间，矿区就发生了170次这样的罢工。1956年春末第42届矿工年会期间，在西北弗吉尼亚发生的大规模自发罢工使整个煤矿工业陷入瘫痪。刘易斯对这次罢工极为关注。第31矿区的全体工人都卷入了罢工行动。刘易斯说，这次矿工的集体爆发是“某些怀有野心的人”策动的，“他们大概是希望获得提名，被选举担任高职。”显然，在这个美国联合矿业工会领袖看来，矿工们为自己的利益斗争是一种耻辱，他们应该让公司轻而易举地实现一台机器一个人。刘易斯对31矿区的矿工们十分恼火，他严厉地警告说：“捎个信回去，不要再这样干了。你们要明白，我是时刻盯着你们的。”

　　现在人人都知道，充分的开工不一定就有充分的就业。劳工统计局指出，当195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54年增长11%时，就业率仅仅上升了5%。受害最大的是生产工人。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8年中，化工生产增长了53%，而生产工人的数字只增长了1.3%，从525000人增加到532000人。在同一时期，非生产工人（即工程师、办公室人员等等）数字的增长却超过70%，从169000人增长到259000人。尽管技术工人的人数大幅增长，就业总人数仅仅增长了43%，而产品总值则增长了53%。到1955年为止的8年里，电器制造工业的产品总值增长了87%，但付薪雇员的增长却只有20%。生产工人的增长只有16%。

　　不仅是在所谓的“萧条小块”中，例如新英格兰和南方的纺织工业，而且在开足马力进行生产的汽车工业中，失业也始终是一个固有的特性。事实上，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尽管生产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制造业的就业增长速度下降到几乎是在爬行。就目前来看，武装力量和服务行业吸收了大量的失业人员，但绝没有吸收全部失业人员。今后也不会这样。有些自欺欺人的人说，服务行业的扩展可以为失业问题提供答案，但是这绝对骗不了生产工人。这些人应该记住，任何还没有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不需要服务的。

　　最后，对于青年人来说，工厂的工作索然无味。我在洛杉矶遇到的一位青年工人说：“在今天这个自动化的时代，你需要什么技术呢？就算你幸运地得到了一份工作，但是如果所有的工作都是电子控制的，而你在那儿只是等机器坏了时吹吹哨子，那你对自己的工作还会有什么自豪感呢？人还剩下了什么呢？”

　　马克思的当今意义是不可抗拒的。马克思90年前对“自动机”［automaton］的描述，比当今的任何作家对自动化的描述都更符合自动化的实际。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不断增加的生产意味着富足快乐的生活。马克思与他们相反，他描述了在资本主义方式控制下工人与机器之间的具体冲突：“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甚至劳动的减轻也成了一种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剥夺了劳动的一切乐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19、463页］

　　“由于劳动资料变成了自动机，所以它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吸吮活劳动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生产过程中的智力与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变成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464页］

　　如今所有的科学、所有的知识都体现在机器之中，所以知识分子的角色已从“文化领域”转移到了生产领域。三十年代我们的学术界发明了“生产法典”，四十年代发明了“生产哲学”，而到了五十年代，自动化对他们施加的压力如此强大，以至于（用黑格尔的话来说）他们完全“消亡”了。因此，在一百年前只是一种暗示的东西，今天已经具体地在计划者的阶级角色中体现出来了。马克思反对权威计划，反对这种从资本主义生产约束工人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东西，也反对作为生产的推动力量的自动化。他指出了人性的方面，不是为了让人性适应现存的状况，而是要展示一个新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劳动不再是异化的劳动，而是“生活的第一需要”。[41]

二、工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

　　辩证法的拥护者黑格尔不能理解从物质到运动，从物质到意识的过渡，尤其不能理解后一种过渡。马克思纠正了这个神秘主义者的错误（或弱点）。
——列宁[42]

　　自动化中蕴涵着一个新的讯息：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熟。在这个时代，危机的总体性迫使人们接受哲学，接受一种总体观。完全机械化的趋势已在自动化中达到了顶点。在这种条件下，为人的精神的斗争只能诉诸于哲学总体观才能赢得胜利。新的冲动来自于工人，而且也只能来自于工人。工人的清醒理智与科学的狂想恰成对照，后者提出“把人看作机器”，前者则提出“工作应该成为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女工们谈到今后她们将自动铺设电线，我当时不太懂‘自动’这个词，就问这些工友：‘那时我们会怎么样？’她们说，他们可能得给我们安排机器上的工作。这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想法。现在，这个词已经是妇孺皆知了。这个词既包含着诱惑，又包含着恐惧。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自动化汽车引擎工厂，他们制造一部引擎只需50分钟，而过去需要9小时。《星期六评论》杂志出了一期关于自动化的专刊。有七八个作者撰文，其中有来自商界的，一位是UAW—产联的［UAW是美国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的缩写］。给我印象很深的是，只有那个工业家把问题说得最清楚。其他人似乎都含糊其辞，不敢就自动化对人有何影响多加评论。而他却不在乎，直截了当地说出他的想法。

　　“他的文章中有一段话，令我耿耿于怀，……‘自动化的另一个与劳动力有关的最可取的特性是，机器比人更容易控制。这是我们民主社会的福音。’我说不清楚对这段话是什么感受。似乎是一切都有往无还。至于他所谈到的人将会怎样，他却只字不提。也许我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意思，但是我觉得他是想把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某种东西去掉，而这个东西就是‘民主’。

　　“另外还有一件事，你知道，这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令我感到恐惧。在这个社会中，如果我有更多的闲暇时间，我会发疯的。这听起来似乎很荒谬，因为我一直是希望工作时间短一点的。他们根本不在乎人会怎样，更确切地说，他们不在乎没有技术的工人会怎样。他们有点害怕，不是害怕工人会出什么问题，而是害怕工人会对他们采取什么行动。我不能不反复地想，事情就是这样。他们用旧的生产方法已经把这么多工人抛上街头，而现在又有了自动化。即使工会能争取到较短的工作日和年工资制度，可是全国那些没有工作的工人又怎么办？自动化将带来某种非常可怕的东西，而资本家和工会对此都无能为力。我们说，人是可以工作，可以生产的，人愿意和其他工人一起工作。这是他的生活。现在，在自动化中情况怎样？我看不到人在工作。能量会转到别的地方去吗？可那又是什么呢？这些能量与闲暇时间会在什么地方结合起来。可我不知道在哪里。

　　“人喜欢工作，喜欢创造点什么。但是，如今工作已经和你生活中的其他东西完全分开了。每一天都被分割开了。你工作，然后得到一些时间休息，忘记工作，从工作中逃避出来。自动化以后又会怎样？人将工作得更少（按照我对工作的理解），有更多的时间。照现在这种情况，我害怕有更多的时间，因为对于工人来说，所谓时间多就是每周七天，但周末没有工资领。

　　“过去有人告诉我，为更多的闲暇时间而斗争，目的是要使个人有更多的吋间从事艺术、音乐、文学，一句话，有更多的时间学习。这些话再也不能令我信服了。在一个新社会中，工作应成为某种全新的东西，不仅是工作、挣钱、买食物和用品。工作应该与生活完全地结合在一起。”[43]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工厂工人获得了一种斗争冲动，即为缩短工作时间而斗争，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同样，从工人对自动化的经验中，产生了一种新的人道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末日的逼近，已必然地在铁幕的那一边开始。人能够从国家的压制下争得自由吗？生活在俄国集权统治之下的人们，已经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从此，全世界的人们都感到呼吸更加自由了。

　　然而，关于真正自由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什么样的劳动能够消除“思想者”与“行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深到的内核。集权社会的转变，在一些全新的开端上，只能以一种新的物质生活为基础，以一种为生产者、为工人的新型劳动为基础，除此不可能有别的基础。

　　这个基本问题，最初不是在铁幕的那一边提出的，而是在铁幕的这一边提出的。它产生于被称为自动化的新的生产阶段，最早是由矿工提出来的。在连续采煤机出现后，矿工们不仅对劳动的成果——工资——提出疑问，而且对劳动的类型提出了疑问。一位青年工人在听说工会准备为更短的工作时间而斗争时说，四天工作制也不会有太大的不同。我们倾向于在现有工时中抓紧工作，超过35小时的部分领取加班工资。应该改变的是我们的工作方式。每一天都要上班，在公司的严格纪律下干活，不敢请假，这样不行。俄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不同。你想一想，如果说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唯一的理由就是人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生活。”

　　“与生活完全结合起来的工作”，“与思想不可分离的行动”，“理论与实践的新的统一，即在工人身上的统一”，这才是马克思的真正传统，才是马克思的作为人类活动的劳动概念。在这种劳动中，人的一切先天的和获得的才能都得到充分的发展。这样，美国工人把马克思的最抽象的异化劳动理论和追求普遍性的理论具体化了并加以扩展。马克思说，工人是黑格尔哲学的真正继承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实际上，当代的理智真空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从理论到实践的运动几乎完全停滞不前，而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工人身上的统一，则到处明显可见。

三、废奴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
理论与实践的新的统一

　　长久以来，美国工人阶级对欧洲工人和欧洲知识分子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在产联成立以前，欧洲人一直试图“证明”美国工人的落后性。他们的证据是，美国工人一直没有建立起产业工会。欧洲工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美国的工人阶级，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人阶级，始终没有像欧洲工人阶级那样，建立起一个自己的工党。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党一直没有在美国扎下根。美国工人似乎是非政治的，因为他们没有建立起群众性的政党。美国工人似乎是非社会主义的，因为他们对卡尔·马克思的大部分学说都不熟悉。欧洲人承认，美国工人非常有战斗性，但仅此而已。他们囿于欧洲的传统，不愿意倾听美国工人自己的思想。美国工人有表达自己思想的不同方式。事实上，世界上最具政治性、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法国工人阶级所想的，与美国工人阶级所想的不相上下，他们都想到了静坐罢工。只有西班牙人曾采取彻底革命的方式爆发出斗争的烈火。[44]他们一开始就直接控制了工厂。因此，在全世界范围内，工人正在试图从重建工厂中的生产关系开始来重建社会。他们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尝试了，并从这种尝试中发现了一些新的真理。而知识分子们却死抱着旧的“范畴”，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都不曾跨出半步。

　　那些喜欢讥诮的人站在一旁，随时准备宣布，尽管三十年代的全部希望和努力，工人终于没有实现一场革命，没有创造一个工人国家，没有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些喜欢讥诮的人由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的革命运动，包括战时民族抵抗运动、战时工人自发罢工、黑人的抗议示威、战后的各次罢工、当前的殖民地暴动，等等，即使不是全部落空，也全都是不成功的。然而，更深一层的真理是，工人切切实实地有所行动，而这些行动的全部后果我们现在尚不知道。毫无疑问，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解决任何根本问题。现在，危机变成了总体的危机。我们知道，氢弹为文明的存在本身打了一个大问号。

　　当工人作出行动，并表现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时，知识分子却在机械地重复那些空洞的词句，而对工人的行动视而不见。在马克思主义运动之内和之外，现在存在着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真空。

　　1929年大崩溃时，生产几乎陷入完全停顿的状态。数百万工人被抛上街头。这时，所有的人都看清了，生产是第一性的。阶级阵线不是变得模糊，而是更加清楚了。新政是一个充分的证据，表明资本家阶级也遭到严重的分裂。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每一次严重的冲突，都会在统治阶级营垒中造成一个裂缝。但是这种裂缝不是不可修补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管理生产的资产阶级骑在直接生产者身上。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他们不会从工人的背上下来，相反会压得更加沉重。新政并没有削弱生产中的这种关系。那些出身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安提奥克大学、纽约市立大学、斯坦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名牌学府的有知识的计划者，也做不到这一点。在这个社会里，只有两个基本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所以，只能有两种思维方式。

　　1929年的大崩溃，彻底震撼了整个世界。它在美国人的精神上造成了急剧的转变。美国人的精神被分裂成了两部分：一方面是大大小小的思想托拉斯，或曰有知识的计划者。那些发明了新政以求挽救资本主义的人，和那些想“利用”新政径直地走向俄国式总体计划的人，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分歧。所以，他们在理智上共生共处相安偷快。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包医世界一切弊病的万应药方，这就是计划。另一方面是试图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生产的普通工人，它们要求劳动者应该控制生产。他们也有一个词来描述如何实现他们的日标，这就是静坐罢工。正是这种行动的自发性创造了产联。[45]劳联内的一个高层委员会，一夜之间变成了最大的产业工人全国代表大会。

　　工人们创建了他们自己的组织，这些组织既有美国性格，又是工人阶级的。但美国的知识分子却像无舵的航船，随波逐流地走进了共产党创造的“大众阵线”。俄国共产主义曾有一个意外走红的时期，他们曾渗透到美国的每一个角落，从《读报指南》到国务院，从底特律劳工官僚到好来坞摄影棚。美国知识分子不是消极被动的受害者。他们曾热忱地试图影响美国工人阶级。如果他们失败了，那决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有一切知识分子所共有的通病，即看不起质朴的工人阶级，认为他们落后。但是，当美国共产党在人身上、情绪上和财政上全盘接收了美国知识分子时，这些知识分子在美国工人阶级中仍然没有深刻根基。知识分子后来纷纷离开了共产党及其许许多多的战线，但并非总是因为原则的分歧。最近，他们在一个问题上再次暴露出他们仍然是一艘无舵的航船。美国政治总是在这个问题上以最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就是黑人问题。

　　1956年，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东南部的斗争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一是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二是联合抵制公共汽车。马上，“有文化”的南方要求“理解”。《左派》杂志当时正忙于向国外兜售“美国生活方式”，他们立刻作出反应，领导“北方的”杂志发动了一场兜售“南方生活方式”的战斗。小说家威廉·福克纳第一个作出反击。他宣称，为了保持“南方生活方式”，他不惜让黑人流血。[46]这番话最能说明问题。

　　在美国东南部，压迫历来是以白人的面孔出现的。而现在，它的“文化”的堕落也是一副白人面孔。在这方面，知识分子做了些什么呢？从南部到北部，有谁反对过伊斯特兰德参议员的这个有文化的亲兄弟、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威廉·福克纳？毫无疑问，有许多人这样做过。然而，他们要么沉默，要么为小报写稿，读者是些激进分子，而这些人是不需要他们的劝说的。尽管美国共产党在“黑人问题”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47]，但这并不妨碍这些知识分子投入另一个大众战线之中。这也不能说是保持了美国传统。南北战争之前的那个重要时期，正是在黑人问题上，白人知识分子写下了美国历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

　　废奴主义运动在美国内外兴起，但出自于美国自身的精神，没有任何外国传统助力。同时，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解放者》的刊头语写道：“世界是我的家园。”废奴主义者自觉地选择了充当社会运动的手段，即充当奴隶争取自由的运动表达自身的手段，他们以此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向度。今天的知识分子喋喋不休地告诉人们，共产主义如何改变了历史。是的，共产主义确实改写了历史。但是，俄国人抹煞托洛茨基在1917年革命中的作用，美国教科书对王德尔·菲利普只字不提，这两者又有什么区别？[48]当今的福克纳之流，一面大谈“道德地”反对种族隔离，另一面又宣称要毫不犹豫地用鲜血来保存所谓的“受害者”——“南方生活方式”。对此，菲利普关于南方生活方式所说的话正中要害。

　　“我所说的南方，也是指一种原则，而不是一个地域的概念，是指14个暴动州的市民生活的一个要素。正是这个要素，不能容忍言论自由，而要用火刑柱加以惩罚，就像是玛丽女王和宗教法庭时期那样。我指的是肤色贵族，他们认为《独立宣言》是伪善，民主是骗局。他们认为这个种族的三分之一生来就穿皮靴带马刺，而另外的三分之二生来就是备好了鞍让他们骑的。我指的是一种文明，它用法令禁止社会中六分之一的人读《圣经》。一个主妇被关入重罪牢房，只因为她教一个黑人姐妹读书认字。我指的是有知识的社会贵族的南方。这个南方表现为野蛮和刀剑，表现为恃强凌弱、私刑拷打、不学无术、游手好闲，表现为主张一个人可以占有他的兄弟，表现为一些法令，使马萨诸塞州在其法庭上提出动议成了违反刑法的，悬赏5000美元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的头颅，与今天乔治亚州的法律同出一辙。这样的南方必须加以消灭。（热烈欢呼）总结我自己的常人之见，不管你们把它称作什么，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如果不消灭南方（上述意义上的），如果不使北方征服它，这个国家将永远得不到和平和统一。……因此，我们的斗争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

　　今天，为人的精神而斗争，不能靠空洞的民主口号赢得胜利。1914年以来，欧洲人已经饱经生活的沧桑。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不再买美国之音文化的账。他们了解黑人，这不仅是指黑人对文化的巨大贡献，不仅是爵士音乐和历史作品。他们知道黑人现在做什么。阿拉巴马黑人已发出了有力的声音，他们把自己的自由问题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在那几个月中一刻也没放弃。

　　黑人走上街头完全是自发的。为了使共同抵制能够协调一致，他们又把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自发与组织是共时性的行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东西，看到蕴涵着我们的未来的东西。让我们来看看他们如何在共同抵制中使一切都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1）他们一直进行连续不停的集会，每天都有小型会议；每周三次群众集会；每次都是以一种全新的关系进行。
　　（2）决策全是他们自己作出的。当最高法院公布了反对种族隔离公共汽车的决定，而公共汽车公司由于急于赚利润而贴出告示表示愿意服从裁决时，黑人们说：我们还要求有黑人公共汽车司机。对那些城市元老们，即那些宣称种族隔离是“南方生活方式”的人，作为南方人的黑人们说：如果他们永不乘坐公共汽车的话，那就会快得多。
　　（3）他们组织了自己的运输系统，没有老板，也没有警察监管，是一种模式。

　　显然，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自发组织中，最伟大的成就是其自身的工作实体。

　　福克纳曾奉艾森豪威尔之命建立新的知识分子组织，向欧洲人宣传美国的民主，而其他知识分子对此亦默默忍受。可是欧洲人知道，勇气不是来自于稀薄的空气，而是来自于一种自信，即相信自己是来来潮流的一部分，并且是未来潮流的代表。黑人争取自由的斗争就是这样，而“南方生活方式”则不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知识分子为人的精神的斗争就只能是一种妄自尊大的行为。[49]因此，社会的危机与生产中的危机一样，也是总体的危机。

　　我们始终是以生产作为出发点。因为，看到了生产中的危机，就可以理解这个危机在其他任何地方的表现。看不到生产中的危机，就不可能理解其他任何危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时代的危机“仅限于”生产。我们的时代被正确地表述为精神危机的时代。但恰恰说明危机的总体性在呼唤哲学，呼唤一种总体观念。然而，美国知识分子显然没能把握这种总体观念。他们是一群四分五裂而又远离了现实的人。

　　归根到底，促使社会清醒地面对劳动条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生活向人们发出了这种呼唤。在日常生活的一系列实践问题上，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有意义的重大哲学论争恰恰是关于生产、工人阶级地位、一党制国家、氢弹问题等等的论战。或者说得更简单点，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工人是怎样生产出更多产品的？我们所知的文明能够继续存在吗？美国知识分子不像欧洲和亚洲的知识分子那样以辩证法家自诩，因此，他们在竞争中一败涂地。当代文明的破产（包括所谓的先锋队政党的破产）的标志是它的思想的破产。

　　列宁逝世后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空白，仅仅对马克思主义者们有意义，除非马克思主义是劳动人民日常的生活和志向。马克思主义不存在于从激进小团体那收罗垃圾的悲天悯人的小论文中，也不存在于从保守的大学院的书架上收罗垃圾的貌似惊人的大部头著作中。

　　在爆炸性事件现实地出现之前，工人往往重复着许多统治阶级的观念。要在现存社会中看到新社会的要素，最大的困难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看创造了产联的惊天动地的运动。1935年，当约翰·L.刘易斯向威廉·格林提议建立一些产业工会时，谁能想到会爆发规模巨大的非技术工人静坐罢工，并向私有财产提出了挑战。没有人会想到，绝对没有。甚至连工人自己也不知道，在他们的劳碌和苦难背后竞蕴藏着震撼世界的伟大激情和力量，更不知道他们会简单地以静坐罢工的方式表达自己。记者曾问刘易斯，是不是他下令工人静坐。我们可以看出，不要说静坐的行动，就连静坐这个词，刘易斯也和记者们一样陌生。很显然，尽管他精通领导之道而且擅长下命令，但他根本连想都没想过静坐，更不要说下令了。

　　他之所以被工人的行动惊得目瞪口呆，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工联领袖，满脑子都是官僚主义的观念。不仅如此。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代表着一个新社会，在所有人都只看到旧社会稳如盘石时对新社会不可避免的到来做出了预见，也没有而且不可能预见到法国工人阶级在“震撼云天”的创举——巴黎公社中的自发行动。没有任何人，包括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能够预见苏维埃，更不要说组织它了。在它到来之前，谁也没有猜到它会到来。但是，俄国工人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在他们自身中得到了这样的结论：他们需要某种不同于议会制民主的东西。这一点现在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早在1905年创造圣·彼得堡工人苏维埃时，他们就是这样想的。没有任何人教他们这样想。没有人组织这种创造活动。当它出现时，没有人从中得出新的范畴。记住了1905年苏维埃，并能迅速地把握这种观念和行动的，只有俄国工人自己。1917年，俄国工人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创造了苏维埃。

　　在事件发生的第一天，当群众已经在现实中创造了公开的、群众性的庞大组织时，我们知道，列宁仍然认为必须把合法的斗争与非法的斗争结合起来。第二天他终于看清楚了。当列宁看清楚时，他并没有说，“我早就这样认为，我不是说过吗……”等等。没有。列宁承认这在现实上和理论上都是新的，并且彻底地重新淸理了他的全部旧范畴：从无产阶级与农民的民主专政的范畴，到党及其先锋队性质的范畴。这时他说，俄国的现实说明，普通党员比党的领导革命十倍，而党外的广大群众比党革命十倍。

　　如果说，1917年俄国工人显然超越了议会制民主，那么，在1936—1937年美国工人也显然超越了谁占有财产的问题，进入了谁控制生产的间题。工人们并没有发起任何关于私有财产的争论。他们只是在他们所操作的机器旁坐下来，宣布如不改变劳动条件，他们就不离开。

　　最初的风暴过后，群众才开始把精力和时间放在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上。从那以后，一天一天地，甚至是一分钟一分钟地，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阶级纲领迅速展开。在匈牙利革命中，这一点又一次成了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匈牙利革命是由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全体人民发动的。但是，随着革命的发展，全部正面冲突都转移到了工人委员会中，就是说，转移到了工厂里。他们的行动再次清楚地表明，早在起义之前很久，工人就有他们自己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起义失败之后很久仍然保持着。1917年只有俄国工人记着苏维埃，而这一次，不仅匈牙利工人，而且全世界的工人阶级都将记住匈牙利工人委员会。

　　工人阶级并没有创造出一个新社会。但是他们掘掉了旧社会的基础。他们摧毁了所有的旧范畴，他们不承认旧的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合理性。而所谓的“先锋队”，却一事无成。这些先锋队沉溺于僵化的旧范畴的泥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党的领导”一条。在三十年代以及后来的四十年代，在理论与实践的运动面前，特别是在当前的自动化时期，托洛茨基派和其他激进派仍在重复列宁1902—1903年支持而现在已失去生命力的“先锋队政党”命题。他们把自己的思想转变搞得天衣无缝，好像他们从未与共产党决裂一样。那些不隶属任何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同样。尽管他们创造了一些新范畴，但却不能与旧范畴决裂，最终不得不退回到布哈林责备工人背叛第二国际的那种立场上去。列宁指责布哈林让帝国主义战争压制了自己的思想，那些分析非常适用于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宁肯责备作为一个阶级的工人阶级，而不愿面对来自工人阶级底层的新的人道主义冲动所提出的挑战，不愿重新清理自己的思想。不管是有派别的还是无派别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被“党的领导”卡住了咽喉。

　　现实无声无息地表明，共产主义者在这方面是行家里手。一切计划者的资产阶级精神，在自动化的问题上表现得是再清楚不过了。任何一个私有财产资本家，都没有像今天俄国统治者那样做过如此的美梦，即没有工人只需按电钮的工厂。集权官僚们希望通过自动化来克服俄国工人对计划的抵制。同时，这些官僚们相信，他们可以比“资本主义世界”做得高明，因为他们可以重提马克思主义关于结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的词句。路透社大谈“每个工人都是工程师”，与俄国人的调子何其相似。1955年，在日内瓦会议前夕，俄国官方的报纸《真理报》和《消息报》连篇累牍地讨论“是什么在拖自动化的后腿？”然后，他们召开了一次全苏工业人事工作大会，并发布了一份“告苏联工人、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作人员书”，号召向“生产发明者”学习。俄国工人认为这一号召意味着更多的加速，因此继续对其进行抵制。第二年，大声疾呼“非斯大林化”的苏共二十大，仍然坚持“生产和更多的生产”的斯大林路线，只是翻了一些新花样。布尔加宁说：“低估国外的技术成就，已经极大地妨害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关键的问题是：引进第一，不是发明第一。必须对工业进行重新设计，以便对技术发明提供适当的刺激。”所谓的“重新设计”实际上是自动化的一种运用，其基本方式是教导工人尊重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生产发明者”。俄国工人与美国工人的反应完全一致，他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以后会怎么样？

　　“在权力的征服之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是否永远要面对一个新的劳工官僚，面对本应在一党制国家中完结的东西？”工人们首先提出这些问题，而“先锋队”则无言以对。他们只是说，“先这样做，跟我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作者擅长于下命令：“看看自动化的新奇迹，跟我走。”所有的人都想当领导，谁也不愿意听命于人。

　　知识分子的懒惰日积月累，终于达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些自鸣得意的“科学个体”居然敢于泰然自若不假思索地写出“把人看作机器”这样的话来。结果，如今任何人类激情都不能超越数学公式，不能超越能在“可建造的机器”中加以实现的数学公式。

　　被他们全部遗忘了的是：新社会应是人类所憧憬的，否则它就什么都不是。新社会是不能背着人民建立起来的，既不能由“先锋队”也不能由“科学个体”来建立。它将由劳动人民来建立，否则它就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现在迫切地需要一种理论与实践的新统一，它只能从工人阶级的存在之所开始，从工人的思想、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的志向开始。

　　这不是一种思想的转变。思想的转变在大萧条时期曾经发生过，因为那时的知识分子没有哲学或思想方法，只能投入“党的路线”的同路人与追随者的阵营。在麦卡锡主义横行的时期，惊慌失措的知识分于再次发生了思想转变，他们自愿地、没有莫斯科审判的强迫就参加了公开忏悔。当“科学人”被允许主宰思想领域，似乎思想领域也是一个“可建造的机器”时，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达到了巅峰。

　　在新基地开拓出来的时候，思想的发展才真正开始。在工人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中，到处可以明显地看到新社会的要素存在于旧社会之中。当工人自己进行思考时，必定有知识分子来吸收这些新的冲动。除此之外，不可能有真正的新理论。哲学从经验科学和生活中萌生。但是，正如黑格尔指出的，把这些规律和概括整合到哲学之中，需要“运用思想本身的趋向具体真理的强制力”。黑格尔告诉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束缚感的产生是由于无法克服反题，是由于把所是之物和所发生之事看成是与应是之物和应发生之事相矛盾的。”[50]当黑格尔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心中是意有所指的。

　　当现代知识分子对“思想本身趋向具体真理的强制力”作出反应时，即他们对阿肯色州小石城市黑人学校的儿童打破种族隔离的行动、底特律工人争取不同于自动化生产线的另一种劳动的自发罢工、世界各地发生的为争取自由的斗争等等行动作出反应时，他们就会丢掉自己的罪恶感和束缚感。在废奴运动的时代和马克思的时代，正是与这类斗争的联盟，使知识分子额外获得了作为理论家和作为人的向度，从而使他们成为新社会的一部分。这种情况还会再次发生。一旦知识分子接受了时代的挑战，理想与现实就不再被看作相距遥远的了。当工人们要求工作应该“彻底改变，应该与生活本身相结合”，“思想应该与行动统一起来”时，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仅仅把握了来自工人的这种冲动，理论家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而是刚刚开始。只有当从理论到实践的运动与从实践到理论的运动相遇时，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才会出现。世界的总体危机有一种新的形式，即对新人造月亮发出的“嘀嗒声”的恐惧。俄国人决定成为首次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美国人急于“赶上”俄国人造地球卫星计划，都不是出于纯粹科学的兴趣，而是为了总体战争的目的。向空间发射卫星，解决不了地球上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不是对机器的挑战，而是对人的挑战。洲际导弹可以毁灭人类，但不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新社会的建立仍然是人类的憧憬。危机的总体性要求一个总体的解决，并且将会创造出一个总体的解决。没有新的人道主义，这种总体解决将什么也不是。[51]

[27] 这些研究是在国会授权下进行的，探讨经济力量的集中化。它们是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不久完成的。专著太多，恕不在此一一开列。最具有建设性的专著有第22号“我们经济中的技术”和“经济集中化与世界大战”。后者报告了战后时期的情况。（Technology in Our Economy ,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Washington , 1941 . 以及Economic Concentration and Word warⅡ,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 1946 .）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第8页。

[29] 见The Human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 The Macmillan Co. , New York , 1933；以及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ston , 1945.

[30] Alvin Goulgner , Wildcat Strikes；1954.

[31] Sebastian Grazia ,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 pp .103—104.

[32] “Changing Relations in the Shop”,by Charles Denby ,New & Letters , 1955年9月21日。

[33] 见Automatic Control , by the editors of Scientific American , 1955 , A Review of Automatic Technology , U.S. Department of Labor , 1955 .A Special Report on Automation , Business Week , 1955年10月1日。Man and Automation ,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the Society for Applied Anthropology at Yale University , 1955年12月27日。Automation：Materialen zur Beuteilung der oknomischen und sozialen Folgen , by Friedrich Polock (Frankfurter Beitrage Zur Soziologie , 1956).

[34] 见《人与自动化》（Man and Automation , Technology Project , Yale University.）

[35] 1957年4月UAW大会决议中，这种抽象采取了如下形式：“他们给我们提供了进入全人类共同富裕的黄金时代的机会。”（《自动化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第14号决议。）

[36] 我把自动化时代之前的石油工业和化学工业排除在外。诚如大家所知，这些工业是最先实行自动化的，实际上，自动化是它们成为大工业的前提。但它们属于例外情况，而不是一般的通则。

[37] 见《人对人的利用》。（Norbert Wiener , 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38] 见“自动化：名词后面的事实”。（“Automation : the Facts Behind the Word , Specail Report” ; 1955年10月1日。）

[39] 见“评自动化技术”。（Review of Automatic Technology , U.S. Dept. of Labor , 1955.）

[40] 见列昂节夫的文章“经济的冲击”。（Leontief , “The economic Impact ” , 载于”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Automatic Control 第二部分。）

[41]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3页。

[42] 《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3页。

[43] 见“为独立而工作”。（”Working for Independence” , by Angela Terrano , New & Letters , 1956年1月6日）

[44] 自从西班牙革命以来，理论上的真空甚至把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也吞没了。他们在理论上一向宣称不承认政府，最终却成了政府的一部分。他们变成了行政思维的俘虏，这比接受俄国的黄金报酬而受其支配还要糟糕许多。

[45] 关于产联，至今没有人提出过任何严肃的分析，更不用说有说服力的理论了。这一事实最清楚地揭示出当今劳工领导的理智上的空白。劳工官僚们不能成为劳动的历史学家，这绝不是偶然的。他们不仅与创造了这个组织的男女工人毫无相似之处，而且竭力要忘掉自己的根基。

[46] 福克纳说：“如果要我在美国和密西西比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我宁肯选择密西西比，为此不惜走上街头向黑人开枪。”后来这位先生又抵赖说：“我当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我相信事情不会是这样。”这番辩白比他原来的话更加蛮横无理。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他将如何面对呢？为讲清楚这个问题，他不惜运用一切手段捏造事实、涂改历史，把所谓“与我们有同样血统的严阵以待的白人少数派”说成是“受迫害者”。他的意思似乎说，必须允许几百年的压迫和美国内战的策动者为自己制造一个“道德的”结局。（参见the original interview Faulkner gave Russell Warren Howe , New York correspondent for the London Sunday Times ,1956年2月21日，Published in The Reporter ,1956年3月22日；then his statement of being “grossly misquoted” to the U.P.,1956年3月16日；两文均载于The Montgomery Advertiser , Montgomery , Alabama , 1956年3月5日。又见“A Letter to the North ”by William Faulkner in LEFT , 1956年3月5日。）

[47] 他们跟着克里姆林宫的动向在两个体极端之间左右摇摆，这种角色显得十分滑稽可笑。一方面，把黑人问题归结“为”黑人争取“在黑人聚居区的自决权”的模糊要求；另一方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俄国与美国结成联盟时，要求黑人忘记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48] 1958年，我们终于看到了一本菲利浦斯传记：《自由的先知：温德尔•菲利浦斯的生平和他的时代》。（Prophet of liberty : the Life and Times of Wendell Phillips , by Oscar Sherwin , Bookman Association , New York.）

[49] 亨利•卢斯竭力向国外兜售“美国生活方式”。但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倚重巨大权力兜售美国共和党人吉拉斯的《新阶级》，并大言不惭地吹嘘说这本书“将会动摇马克思主义”。

[50] 黑格尔《小逻辑》，参见中文版，第308页。

[51] 年轻学者焦纳坦•斯宾塞的研究以及他的中文知识对本章的写作帮助很大，在此对他表示感谢。当然，对材料的分析和所得出的政治结论是我自己的。

第五部分 我们时代的问题：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