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杜波依斯

W.E.B. DuBois and Black Lives Matter

杜波依斯和“黑人的命也是命”

﹝美国﹞比尔·穆伦（Bill Mullen）

coward 译、继轲 校



　　在这篇文章中，W.E.B.杜波依斯的传记《W.E.B.杜波依斯：跨越肤色的革命者》（W.E.B. DuBois ，Revolutionary Across the Colour Line）[1]的作者比尔·穆伦（Bill Mullen）探讨了杜波依斯思想所开创的历史先例。对杜波依斯激进主义的研究（这些思想包括主张重新分配公共财富、联合泛非主义、团结全世界工人阶级运动），有助于我们理解最近公布的黑人生命权运动（Black Lives coalition network）纲领背后的政治动机。

《W.E.B.杜波依斯：跨越肤色的革命者》书影


　　就在几周前，美国黑人生命权运动（Movement for Black Lives）发布了其政治纲领。 这份由六部分组成的文件呼吁对美国资本主义进行广泛的改革：全民医疗体系；在宪法中确定免费高等教育权利；削减军费开支，重新投资地方基础设施；逐步调整税法，以确保“彻底公平地重新分配财富”；保障工人的组织权利。该文件还呼吁美国警察非军事化，废除死刑，结束执法部门对黑人社区的监控。[2]
　　已故的W.E.B.杜波依斯会自豪地赞同这份文件。事实上，在1935年，大萧条的高峰期，杜波依斯在《匹兹堡信使报》（Pittsburgh Courier）上发表了《亚特兰大信条》（The Atlanta Creed），这是一个追求黑人平等和解放的方案。《信条》呼吁企业要“为公共福利服务，而不是为私家利润服务”；“土地、材料、机器不被私人垄断”；“政治权力不是为了就业服务，而是要公开承认黑人在所有公共开支中按比例平等分享的权利”；保护所有劳动者的工资和工作；通过税收和国有化将财富从富人手中重新分配给穷人。最大胆的是，杜波依斯呼吁社会主义：“我们相信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最终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指的是国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以及收入平等；我们相信国家的最终权力应该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国家应该由他们来统治。”[3]
　　《亚特兰大信条》与 “黑人生命权运动”之间的关联，启发我们思考杜波依斯在历史上的地位。已故的塞德里克·罗宾逊（Cedric Robinson）认为，“黑人激进传统”（Black Radical Tradition）在历史上一直植根于黑人的自我政治行动，它往往与左翼社会运动相联系。杜波依斯完美地代表了这一传统：在20世纪初，他与泛非运动结盟，与此同时短暂地与美国社会党联合。20世纪20年代，他是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编辑。他在1926年远赴苏联，亲眼看到了俄国革命对非裔美国人的重要性。在他回来的时候，他有一句名言：“如果我眼睛看到的和耳朵听到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我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4]在20世纪40年代，杜波依斯签署了《我们指控种族灭绝：要求美国政府终结对黑人犯下的罪行致联合国的历史性请愿书》（We Charge Genocide: The Historic Peti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Relief from a Crim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gainst the Negro People）。这封请愿书由共产党员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terson）和民权国会（Civil Rights Congress）起草，它使用1948年联合国在大屠杀后创建的 “种族灭绝 ”概念来起诉美国对非洲裔美国人的私刑和警察杀戮，[5]这也许是最初的黑人生命权运动。1951年，杜波依斯被联邦政府起诉为“外国特工”，因为他在美国和平信息中心（U.S. Peace Information Center）工作，该机构反对原子武器的扩散。1961年，在他搬到加纳的阿克拉（Accra）之前，他写信给共产党主席格斯·霍尔（Gus Hall），要求加入美国共产党。
　　杜波依斯以其不断扩大的挑战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的视野，不仅预示了我们这个时代黑人生命权运动的到来，同时还号召我们按照马丁·路德·金所说的“现在的迫切需要”采取行动。自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以来，地球上的资本主义对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施加了多种新形式的暴力。当我写这篇博文的时候，奥姆兰·达克内什（Omran Daqneesh）的照片引起了互联网上的热议，他是一个五岁的叙利亚人，暴君巴沙尔·阿萨德投下的炸弹导致他被埋在了阿勒颇的废墟中。阿萨德以打击ISIS（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诞生的教派圣战组织）为借口，屠杀了成千上万的自己人。杜波依斯提醒了人们，在此刻无畏的反帝国主义批评可能是什么样子。在他去世后发表的《自传》中写道：“如果世界上大多数没有保障、饥饿和贫困的人，能够在合理的时间内获得最起码的衣食住行和接触现代文化的开端，那么，除非西方的社会以更少的舒适、更少的奢侈、更平等地分配商品和权利作为代价，否则帝国主义就不能维持自己。” “这个代价帝国主义拒绝支付，而现代世界的问题就在这里。”杜波依斯写道。[6]
　　但正如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说，我们可以通过杜波依斯来使得今日的运动与过去的光景发生联结。黑人生命权运动产生了许多社会抗议：年轻和年长的非裔美国人在密尔沃基（Milwaukee）游行，在巴吞鲁日（Baton Rouge）挑战国民警卫队，在巴尔的摩（Baltimore）施压要求起诉警察，在弗格森（Ferguson）挥舞巴勒斯坦旗帜。这种政治行为具有其根源，杜波伊斯或许是第一个发现它的非裔美国人。在他杰出的《美国内战史》及其续作《美国黑人的重建》（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中，杜波依斯把战争期间离开种植园与联邦军并肩作战的20万奴隶称为反对奴隶制的“总罢工”。杜波依斯认为，非裔美国人的解放是通过自我行动赢得的，它推动美国各州和林肯总统给予他们正式的法律上的自由。[7]
　　杜波依斯在《美国黑人的重建》这本书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论，它描绘了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和社会主义。杜波依斯写道，奴隶起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实验”，是工人阶级寻求自身的解放。在他晚年的时候，许多人因为他在冷战中对社会主义思想和原则的承诺而抛弃了他，这其中既有白人，也有黑人。杜波依斯却坚定地站在那里，宣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和斯大林的俄国，是群众掌握自己命运的例子。杜波依斯将这些20世纪的斗争看作是奴隶解放的重演，甚至常常忽略斯大林主义所渲染的对权力和社会主义原则的滥用。
　　从杜波依斯的角度看，黑人生命权运动可以被理解为是黑人和人类自由斗争历史长河中的最新高潮。它也可以被看作是走向“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解放叙事的一部分。希望这本杜波依斯传记有助于理解他的生活和思想与现在的连续性，同时也能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2016年


　　比尔·V·穆伦是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的教授，专业是英国和美国的研究。他的作品有：《人民阵线：1935-1946年的芝加哥和非裔美国人文化政治》（Popular Fronts: Chicago and African American Cultural Politics, 1935-1946 ）（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9年），《非洲东方主义》（Afro-Orientalism）（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04年）。他还与侯维翰（Fred Ho）合著了《非洲—亚洲：非裔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革命性政治和文化联系》（Afro-Asia: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nections Between African-Americans and Asian-Americans）（杜克大学出版社，2008年）。他是美国学术和文化抵制以色列运动（United States Campaign for the Academic and Cultural Boycott of Israel.）的成员。
　　原文链接：https://www.plutobooks.com/blog/web-dubois-and-black-lives-matter/



[1] 详见https://www.plutobooks.com/9780745335063/w-e-b-du-bois

[2] ‘Movement for Black Lives Platform.’https://policy.m4bl.org/platform/
　　Accessed August 18, 2016.

[3] W.E.B. Du Bois, ‘Atlanta Creed.’  http://credo.library.umass.edu/view/pageturn/mums312-b209-i032/#page/1/mode/1up

[4] W.E.B. Du Bois, “Russia, 1926”, Crisis, 33 (November, 1926), 8.

[5] 见 "我们指控种族灭绝：要求美国政府终结对黑人犯下的罪行致联合国的历史性请愿书"。（‘We Charge Genocide: The Historic Peti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Relief from a Crime of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Against the Negro People’.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1. ）。 2012年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杀害特雷冯·马丁（Trayvon Martin）后，一个自称“我们控诉种族灭绝”（We Charge Genocide）的跨代草根组织成立，记录芝加哥警察杀害非裔美国人的事件。 2014年，该组织的8名成员前往瑞士日内瓦，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作证。 正如《Ebony》杂志所报道的那样，“WCG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名为《警察对芝加哥有色人种青年的暴力》（Police Violence Against Chicago’s Youth of Color）的影子报告。”根据WCG的网站，“该报告揭示了警察经常实施酷刑这一令人不安和无法容忍的事实。具体来说，芝加哥警察局对芝加哥的有色人种青年实施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酷刑，违反了《酷刑公约》（Convention of Torture）第2、10、11、12、13和14条。”见A. Pulley, ‘Chicago Activists ‘Charge Genocide’ at United Nations.’  Ebony Magazine. Nov. 17, 2014  http://www.ebony.com/news-views/chicago-activists-charge-genocide-at-united-nations-043#ixzz4HrZMfaam

[6] W.E.B. Du Bois, ‘The Autobiography: A Soliloquy on Viewing My Life from the Last Decade of Its First Century’.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 17.

[7] W.E.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1860-1880′.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8, 6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