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2月在伯尔尼召开的社会党人代表会议，是想使第二国际的僵尸还魂的一次尝试。
伯尔尼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清楚地表明，世界革命无产阶级同这个代表会议毫不相干。
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英勇的德国无产阶级，意大利的无产阶级，奥地利和匈牙利工人阶级中的共产主义者，瑞士的无产阶级，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的工人阶级，瑞典、挪威、芬兰的左派工人党，乌克兰、拉脱维亚、波兰的无产阶级，英国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国际主义的青年组织，以及妇女国际，——他们都明确地拒绝参加伯尔尼的社会爱国主义者代表会议。伯尔尼代表会议中同现代真正的工人运动还保持一定联系的那些代表形成了一个反对派，他们起来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政策，至少在一个主要问题上，即在谴责俄国革命的问题上，反对社会爱国主义者的政策。法国的洛利欧同志发表声明，严厉地抨击了伯尔尼代表会议的多数派，称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喽罗，这一声明表达了全世界觉悟工人的真正意见。
在所谓的战争“罪责问题”上，伯尔尼代表会议始终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里兜圈子。德法两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把德法两国资产者互相攻讦的罪状拿来互相攻讦了一番。伯尔尼代表会议讨论了战前资产阶级部长们所采取的这种或那种步骤，把精力耗费在鸡毛蒜皮的琐事上，而不想去认识，战争的祸首就是资本主义，就是两个集团中的财政资本及其社会爱国主义走狗。伯尔尼多数派的社会爱国主义者想找出战争的祸首。他们只要照一下镜子，就可以看见某些主要的战争祸首了。
伯尔尼代表会议关于领土问题的声明完全是模棱两可的。这种模棱两可恰好有利于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最反动的代表人物克列孟梭先生承认伯尔尼社会爱国主义者代表会议对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效劳，他接见了伯尔尼会议的代表团，并建议它参加巴黎帝国主义会议的一切有关委员会。
在殖民地问题上清楚地表明，伯尔尼代表会议所遵循的是自由资产阶级的殖民主义政策，这种政策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剥削和奴役殖民地作辩护，只不过企图用人道主义的大慈大悲的词句来作掩饰罢了。德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要求德国的殖民地继续归德国所有，也就是说，要这些殖民地继续受德国资本的剥削。在这方面发生的意见分歧证明，协约国的社会爱国主义者实质上抱的是奴隶主的观点，他们把法、英资本继续奴役本国殖民地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因此，伯尔尼代表会议表明，它已经把“滚出殖民地！”的口号忘得一干二净。
在讨论“国际联盟”问题时，伯尔尼代表会议表明，它紧紧追随那些不择手段地扼杀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伯尔尼代表会议不去揭露巴黎协约国会议这伙匪帮的行径，反而支持他们，甘愿充当他们手中的工具。
代表会议把劳动保护法的问题留给资产阶级政府的巴黎会议去作决定，这种奴才立场说明社会爱国主义者衷心拥护保存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度，而只准备通过一些微不足道的改良对工人阶级施一点小恩小惠。
有人在资产阶级政策的鼓动下，企图让伯尔尼代表会议通过一项可以使第二国际掩盖其武装干涉俄国事务的行径的决议，只是由于反对派的努力，这种企图才遭到破产。我们认为，伯尔尼反对派对公开的沙文主义分子斗争的这一胜利，间接地证明了西欧的无产阶级是同情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证明他们准备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进行斗争。
这群资产阶级走狗在工人代表苏维埃蓬勃发展的必然趋势下所存在的恐惧心理，从他们小心翼翼地力图避免讨论这些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
工人代表苏维埃——这是巴黎公社以来最重要的现象。伯尔尼代表会议忽视这个问题，恰好公开暴露了它自己的精神空虚和理论破产。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认为伯尔尼代表会议企图复活的那个“国际”，只不过是充当资产阶级手中工具的工贼的黄色国际而已。
大会号召各国工人向黄色国际展开最坚决的斗争，并提醒广大人民群众不要上这个专门撒谎和骗人的“国际”的当。
（《共产国际》，19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