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多布 -> ﹝英﹞多布《资本主义发展之研究》（1946）
第五章 资本蓄积与重商主义
第一节
从表面上看，所谓资本蓄积的程序，是资本主义创造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大规模资本主义的事业在创办之前，势必先有资产阶级所聚集的资本，然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发生作用，也应该是很显然的。然而当我们进一步的研讨资本蓄积程序的性质时，就会发生许多问题，非始料所及。甚而至于有人会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工业成长之前，应有一个蓄积资本的阶段，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经济学家最容易发生的一个问题是：所谓蓄积，是生产手段本身的蓄积？还是对财富所有权及支配权的蓄积，其本身并非生产要素，但可换成生产手段的财富蓄积？假如答案是指前一项，紧跟着即有第二个问题：何以在资本主义的工业成长之前，会需要一段整个时期的前期蓄积？为什么生产手段的蓄积问题不是与工业的成长同时进行？历史上并没有资本家于工厂工业开始以前，预先在大的仓库里，花费十年工夫，专事窖藏纺织机器或车床或原料。这既非聪明的办法，更不是必要的步骤。生产手段的成长与生产的发展，没有理由不同时并进；而且工业生产手段的成长也没有理由不是大部份由从前的利润（在某些场合还要靠了信贷的帮忙）里，慢慢的继续起来的；于是前期蓄积当作资本主义的工业之先决条件这一问题，便不复存在了。
倘若要使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充分发展以前的“原始蓄积”（马克思所给与这个名词的意义），这一观念更为明确的话；首先必须把它解释作资本“权利”的蓄积——主要的是为了投机的原因，对于现有财产的所有权之蓄积；其次，这些蓄积的权利是掌握在某一个阶级的手里，而这个阶级以其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可以把所窖藏的对财富之所有权，换成真正的生产工具。换而言之，蓄积的历史意义，是指着财产的所有权，以及所有权的转让，而不是指现有生产工具的数量。
然而经过这番解释之后，澄清的工作，还不能酸为完备。如果蓄积只是指债券、贵重金属或蓄积这两个字用的便有些不太恰当，因为与其用“蓄积”权利或财产，则不若用转移去形容所有权递嬗的过程更为恰当。名词问题的后面，还有实质问题。倘若整个程序中，只是包含着财富的转移；那么高度发展的信用机构，作为新旧阶层间的媒介，岂不就可使新的阶级有足够的力量，以发展工业么？何必还须要另觅更复杂的历史程序，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至于社会革命则更不必谈了。
要加以辩驳，就须说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转移而已：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说明，工业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所需要的不只是财富转到资产阶级的手里，而且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些理由是很显然的，容在下面加以申论。如果这些理由的确没有问题，那么资产蓄积这一历史程序，是有其特殊之处的；在下文中，蓄积一词不但是指财富所有权的转移，而且也是指所有权的集中而言。
某一阶级增加其财富所有权的路线，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这一阶段可以向以前的所有人购买，也就是以目前可供享受的财物与之交换。也就是说，财产是可以换取货币或消费品的。在这种情形下，旧的所有者以土地房屋或其他永久性的物品如银器，以增加他们的消费或金钱。新的阶级则倾其窖藏的现金，或降低消费水平以积累永久性物品的所有权；这就是所谓以“储蓄”购买物资。这种以储蓄获取永久性的财富方法，常被认为是资本蓄积的唯一方式；根据这一前提，许多的理论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时，认为是由于前资本主义时期，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发了意外的财，例如通货变动中的利润膨胀，或城市地租的暴涨，或者是由骤然间新开辟的商业路线所获致的暴利。另外还有第二种方式以使暴富阶级增加永久性的财富，这也许是比较重要的。资产阶级往往于某项资产最便宜的时候买到手里（极端的例子是强夺别人的财产而不付出任何代价）；过些时候，与其他物品（如劳力或工业器材）比较，如其相对的价值较高时，再行脱手。经过这样的双边交换，资产阶级便可集中较大的一部份社会财富。
第二种集中方式的特点是其结果靠了财产的资本增值而决定的，并非是靠了当时的收入或收入中的储蓄。但是这类增值大规模的发生，很显然的是要在很特殊的环境下才可以实现。这个双边的交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获取的阶段与变质的阶段。虽然在第一个阶段内有一个整个阶级的人们愿意收买，在第二阶段内又准备脱手；但是只要在这两个阶段中间能有重大事件发生，使着财产增加价值；第二种集中方式就可完成其历史任务。这种重大事件几乎是必要的，甚至于以储蓄的方式促成相当规模的蓄积，也是相当必要的；因为倘不如此，资产阶级获得财产时，以土地为例，就会使之价格上涨，[1]将来为了投资工业脱手时，又会使之价格下落，于己不利。如是则积累的企图，劳而无功。其结果简直是在使获得财产与脱手时两个阶段间，财产减值而非升值；同时这种资本价值的损失，远抵销了资产阶级储蓄致富的企图。为了这个原因，单靠储蓄方式，大规模的积累资本，几乎是不可能的。
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历史必要条件，是资产阶级所要窖藏的物品在其获取时期，能有外来的力量去贬低其价值，于其脱手时期，又增加其相对价值。例如，有外来的力量使原持有人，因急需或〔注：“或”字后有两字因印刷问题完全无法看清——录入者注〕现金，于是在第一个阶段内，愿廉价出让，致使生产手段（或其中的重要部分）的价格特别抑低。这不是在正常情况下，所容易发生的，只是巧合的环境下，才有可能。在接近自由市场或纯粹竞争情况下，更不易发生。这可能是由于国家政策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社会的旧秩序崩溃，以致使与旧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破产而失势，给资产阶级攫取政权的机会，因而影响了国家的经济政策。因此，第一章所讲的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便可以解释得通了，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没有高度瓦解以前，是不会有长足的进展的。倘这个分崩瓦解的程序是资产积累程序的历史条件，那么资本主义的生产就不是促成封建社会瓦解的主要因素。封建社会所遗留的小规模生产方式，必须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之后，才会局部瓦解，或受资本的支配；这时国家的政策便要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所影响，并为资产阶级的目标而服务。[2]新社会是在旧秩序的废墟上生长起来的。
英国十五与十六世纪的世纪情形，说明了在不同期内大地主及部分小地主因经济困窘，被迫典质产业与负债，完成了使暴富的资产阶级廉价收购土地的主要任务。在这里，环境的压迫与公开的压力，常是混在一起的，正如穆尔（Sir Thomas More）所描写的那个可怜农夫，“受尽了诈害与欺骗，被迫把所有的一切都出卖了。”在这个期间，除了典质之外，还有很多其他投资条件相当容易的投资工具如公司债券；这里的意义，不在于收入，而在取消债务人赎取抵押品权利的机会，以及利率下落后，由于出售债券的额外利润。尤其是久而久之，这个新的阶级，除了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之外，还有可资利用的那些不可抗拒的法律力量或政治上的影响，帮忙他们以贱价获得财产。都铎尔时代解散庙宇的故事，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十七世纪共和国时代贵族土地的没收与出卖，也是个例子。另外还有许许多多零星的例子，揭露了他们如何以压力贱价夺取财产的故事；以海外贸易而论，特别是殖民地贸易，许多财产的取得，简直是迹近掠夺。
十六世纪时贵重金属来源增多，因而物价上扬；论者每谓其对于积累的历史有重大影响，以你为资产阶级的收入，必然会增加。这虽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从长久的眼光来看，这还不是货币变动对于资产阶级积累财富唯一的或主要的影响。不过，物价膨胀无疑的是便利土地转入资产阶级手中的有力因素；因为彼时地主往往愿意保存货币，或物价上涨程度已经落在其他物价后面时，而地主仍习惯于以往的地价，以原价出售。[3]
然而积累的第二个阶段，也许比第一个阶段还重要，这时资产阶级要把原来所积累的物品，加以变卖，以作工业投资之用，例如以之收买纺织机器、厂房建筑、铸铁厂、原料及劳动力。促成定向工业投资道路的条件，正与铺平第一阶段道路的条件恰恰相反。大量的国债、私人借款或收买土地的特殊有利条件，以及窖藏货币的倾向（这会使利率趋高），这些都是早期资产阶级积累所依赖的条件，现在则会有相反的影响；因为在这些条件之下，任何大规模的旧形态财富转向工业投资，都要使之贬值，因而阻碍了其继续转移，或使其原所有者受到损失。资产阶级所要脱手的财产，需要有一个具有弹性需求的坚定市场；而其所投资的对象，供应必须非常通畅，且有弹性。后者的条件也许是更为重要，因为投资的兴趣，比顺利的脱手所以握有的其他资产，更有决定性。初步所需的是大量劳动者后备军，通畅的原料供应，以及生产工具与机器的便利。没有这些条件，工业的投资必将因窒碍而不便进行，于是资产阶级的财富与地位都是枉然的。十七世纪后半期，论者每谈及高工资的不良影响童工的必要性，以及十八世纪时更进而斥责国债之不当，高谈自由贸易的优点；所有这些，是针对新形势下的需要而发的。[5]〔注：可能存在印刷错误致使未出现注释[4]，——录入者注〕
无产阶级的发生过程，是第六章所要讨论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除非恢复徭役劳动，廉价与大量的劳力供应是不可能的，同时劳力也不会大量变成商品，音质，工业剩余价值，成为“自然”的经济范畴的必要条件，也就赋之阙如。这个过程对于工业革命中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是非常的重要，同时也是解释一般所容易误解之那些有关原始积累特点的关键。另外还给了反对把积累的程序分成两个阶段者（即获得的阶段与变卖或资产阶级财富转向工业投资的阶段）一个答辩。我们再回到把积累的观念，当作特定的历史环节这一个问题。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把这两个阶段看作继续性的，而不视作同时发展的？何以不认为前一批资产阶级中，积累土地或国债的人们，把财产变卖给第二批资产阶级，如果继续不断而成为同时并进的？这样就有一部份资产阶级者是变卖财产者，另一部分兴起的资产阶级是收买者；无须乎把这整个的过程分裂为两个性质不同的阶段，在第一个阶段，资产阶级不向新的生产手段方面投资，而只获取现有的财产所有权如土地。事实上，我们为了要提纲挈领，过分简化了实在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阶段是相互重叠的，特别是在十七世纪时最为显著，在整个时期里，资本积累的进行，是以所得的利润，用于扩大贸易量，支援本地工业；此外，资产阶级投向土地的财富，不只是转移所有权，而且还用以改良耕作方法。但这两个阶段的重叠，并不完全，而且因为一个重要理由，是不可能的。那就是在早期，工业投资的有利条件，还未成熟。在其他方向的投资，比工业投资的冒险性为小，同时也富于流动性。大规模的工业投资，必须要等到集中的过程相当深入，使着以前的财产所有人破产，而且有大批的无产群众，才会具备有利条件。换言之，积累的第一个阶段——一方面财产集中，另方面有破产现象，是促成第二个阶段的重要有利机构；在这当中，要有相当的过渡时期，以使前一阶段，完成其历史任务，所以这两个阶段，在时间上，是必须分开的。
因此原始积累的要点，不仅仅是旧资产阶级的财产转移到新阶级的手里，即集中在少数人的掌握中；而是原来小康之家的财产转移到新兴的资产阶级，因而贫穷化。这个事实是一般人所容易忽略的，所以，马克思重视圈地运动现象并认为是原始积累的典型，是有道理的：他这样的重视圈地运动，是常受到批判的，其理由为这只是资产阶级致富原因之一。其实单只致富，还是不够的。除了致富者之外，被剥夺的人必须若干倍于致富者，从这个角度上看，批评马克思的人，倒是应该受到批评的。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作者所着重的因素，如债务、利润膨胀、高租金、高利贷的利益等等，对于剥夺一大部份小生产者的生产工具，确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是这些以通货变动或政府财政影响（如公债、军备等等）去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嫌不够的，因为这些只是告诉我们资产阶级致富的来源，并不足以阐明何以从一个小生产者的社会，竟能产生庞大的无产群众。
工业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还需其他条件为之辅助。在早几个世纪里，工业投资显然的不仅是为劳力供应缺乏所限制（下面即加以申论），而且也为生产技术及市场所限制。此外，城市行会制度的复活，以及大贸易公司的垄断，也都有阻碍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依靠小生产者及地方市场的生产方式，必须先行瓦解，这些条件，才能改变。在这些条件没有同时改变以前，没有政治特权保护的资本主义之工业，发展前途是有限的，而且其报酬也会呈现递减的现象。
第二节
关于因战争及经济恐慌所引起的财政困难，如何迫使地主阶级典质财产的重要性，我们已经加以论述。十四实际末地价贬值，继之十五世纪有过一个时期地主土地经营的危机，及玫瑰战争中地主家庭的毁灭同破产。在这几个世纪中，现有的财产曾有大规模的易手，于是资产阶级的财富不但增加，地位也而抬高。当时著名的西里家族的羊毛生意，据说每年在科次霍窝尔与佛兰德之间，要作二千磅的羊毛生意，其利润都挥霍于声色犬马之间，或作女儿嫁给富绅的妆奁[6]。菠茨腾教授对于他们曾加诠释说：“冷眼去看这个家族的兴趣，由马克雷茵（Mark Lane）转移到厄色克斯（Essex）他们的居处，是很有意义的，在那里，这个家族的后代，几乎完全打入社交社会里，而且沉溺于声色犬马。”[7]甚至于在《柏克立的生活》一书中，我们发现了在十五世纪初以后，“庄园出卖之后，不再买回”的叙述，同时变为平民的人数，日在增多。在一五一四年有人上书国王，力斥当时的远航商人、布商、金匠、屠户、皮革商及其他贪婪的人物，“每天都在扩大他们的贸易范围，远超过了他们的能力”；同时在第十六世纪末，有一条非常妙的法令，正好说明那一世纪内地主财产转移的程度，以及绅士们关怀因此而产生的社会变动。为了防止当时西部布商大量收买土地，这些地区的绅士们卒于一五七六年，酝酿通过了一个法案，限制尉尔特郡、索美塞得郡、格罗斯忒郡的布商，将来最多只能买廿亩地。[8]事实上这条法案，并未严格执行，当时也就无从制作所要制止的现象。
十六世纪时，大贵族家庭之经济窘状，是普遍的现象。诺福克公爵欠债达六千至七千磅（约合今日的三万六千磅至四万二千磅之谱）典质了三处庄园。罕廷赖与厄色克斯伯爵的负债达三倍于上述的数额，厄色克斯伯爵典质了四处庄园给三个葡萄酒商人同一个布帛商；勒司特公爵据云欠债五万九千磅之巨。以寺庙的解体一项而论，“用今天的货币计算，就有年产价值八十二万磅的土地，或资本值约当一千六百五十万磅的土地，同时分配给数千个人；其余的土地，最初是出租，最后于都铎尔时代末期，都分别出卖了。”[9]在伊莉莎伯时代，柏克立家族因手头窘迫将三个庄园卖给伦敦的一位市参议员，价值一万磅；陶尼教授谓：“在伊莉莎伯末年，柏雷的书札，念起来好像是贵族乡绅濒于破产的报告。”[10]半世纪后，在共和国的前夕，以贵族积欠伦敦商人的款项一项而言，当不下于两百万磅。[11]这时暴富商人在地产上的投资，是带投机性质；否则的化，社会地位与安全，也许是主要动机。有些情况，土地是为城市里的公司所收买；例如，在查礼第一时的一六二九年，诺定昂郡北灰德里庄园就是一个请愿的题目，据称其业主：“自愿把这个庄园卖给伦敦市，然后又由后者转卖给一位卡先生同另一位薄先生。”[12]这些新业主往往苟取地租，并于有圈地机会时，即行专卖；在上述的例子中，据请愿的佃户称：“所称的卡先生同薄先生于租约期满后，即将土地与森林收回，届时请愿人将陷于绝境。”为了争取寺庙土地，遂有专门从事与土地买卖的土地经纪人出现，他们“单独或与其他人合营，在全英国收买大型的地产，然后再零星出售……有人从廿几个寺庙收买土地，以便转售。”[13]大陆上的德国，也有同类的情形，即武士与本部份贵族，因困窘而把大批土地典质给城市商人。一五二九年签订的咯姆布来条约之后，荷兰也有同类趋势。[14]法国奥尔良有一个屠户，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因贷款而致富，全城的房子几乎都典质给他，从贵族那里，他买了锅炉，碾机，别墅等等。”[15]著名的佛哲氏致富基础，是建筑在皇家财产与银矿的典质上面；其同乡威鲁斯的财富，是由于投机于提罗斯的银矿，匈牙利的铜矿，同西班牙的贡矿。
帮助资产阶级积累的最有力的影响，是银行的兴起与皇家及政府的债务。大陆上意大利银行是从汇兑、包收租税、推销国债上致富的。譬如著名的乔治银行的资本就是来自热那亚市债基金。那些银行家，“毫不犹豫的榨取债务人……往往要从迫切用款的方丈或其他人们索要百分之五十，甚至于百分之百的利息。”[16]在意大利，早于十四世纪初期，于十年当中，主教们从五个佛罗稜萨银行的借款，已超过四百万佛罗润（Florins）；在十六世纪佛哲氏“因贷款西班牙诸王子，并代收租税，每年获利在十七万五千德克（Ducats）到五千十二万五千德克之间。”[17]浪费的习惯与经济的破产，常是高利贷所依赖的目标，几乎是无庸置疑的。在英国，布帛商渐渐经营票据，借贷经纪人也进一步的接受存款，金匠一面收存保管贵重金属，一面则发行票据，向外贷款。十四与十五世纪皇室的借款，渐渐有相当的规模，于是英国商人开始代替犹太人与伦巴底人，作稳妥的贷款业务。在玫瑰战争中，中心市场的商人对于双方都大量借款，[18]并直至内战时，仍继续间或向皇室贷款。
然而贷款并不是上层资产阶级的特权，不论是借给皇室或困难中的私人，都是如此，一五二二年一些尉尔特郡的布商，被迫每人借给皇室五十磅，以后于世纪末，一部份布商是被包括在尉尔特郡七十五位绅士之内的，在一五八八年相应皇室的号召，每人借款廿五至五十磅间。[19]陶尼教授描写都铎尔时代说：“在罪恶社会的下层，正是戏曲家所描绘的，狠毒的当典经纪人，他们应付贫困的小店员与工匠，他们的数目与榨取的程度，诚令人不可思议，曾引起关心经济问题者的尖锐批评。在上层，有少数大金融家，多半是外国人，专以外汇经营为业……而且从推销政府公债，获得数目客观的手续费……在这两极端之间，有大批的中型以借贷为业的商人与律师。典质或对小企业通融资金，向政府公债投资或买卖证券，都是在兼筹并顾之中。……下半世纪财政金融的长足发展，是靠了这一批殷实资产阶级的企业性，而不是靠了大资本家偶然而惊人的巨额投资。”[20]在谱福克，一百个人当中就有“三个鄙劣的高利贷者”，其中之二人，就有值十万镑的财产；“甚至于在内地小城市笠克（Leek），距工商中心很远，一个高利贷者，即可积累一千磅的财富。”[21]包收租税，也是英国商人所角逐的有利副业，与国债的经营，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伦敦、赫尔、布里斯它尔的出口商与各省的布商，都参与这些活动，正如马克思对于政府财政上逐渐增加的需要，所作的考语：“公债为原始蓄积之最强有力的杠杆之一。它如像挥动魔杖，使不孕的货币有生殖力，把它转化为资本。由是，产业投资甚或高利贷业所不可避免的困难与危险，货币都不用亲自负担了。”[22]
都铎尔最后一代的通知，主要的是个过渡期；在英国伊莉莎伯女皇末年之前，工业投资的热潮，已经开始有力的前进。在十七世纪的英国，一般环境是很有利于以这种形态的积累。为改进农业的资本投资，比都铎尔时代，更为普遍。股份公司之普遍与证券之公开买卖（有时是拍卖），说明了投资资金的存在以及使财富变为这种形态的愿望。这时出现了一批买卖证券的经纪人，抢帽子式的买空卖空的技术，已相当熟练；如果当时评论家的话是可靠的话，他们的活动对于他们的口袋，比对于长期投资，更为有益。笛福告诉我们，在巴黎这类证券经纪人，“鬼鬼祟祟的奔走于权贵之门，并花天酒地结交着交际花。”一七零三廿时英国股份公司的股票，已达八百万磅之巨。[23]大部份，起码是半数，是对外贸易的投资，而不是本国工业；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些在开采炼矿方面的投资，以及商人雇主在家庭工业方面的投资。如果配第（Petty）与钦格的估计可靠的话，在“复辟”以后的廿年，动产增加了两倍。在这个世纪里，实物工资虽有上升的趋势，然而我们知道在世纪初几乎是最低点，整个世纪内都没有超过都铎尔时代开始的标准。城市暴富分子虽然继续收买地产，尤其是皇室土地同共和国时代充公的贵族土地，[24]但是因价格高涨的缘故，不像前一世纪暴富阶级在地产商投机那样能获厚利，这恐怕是诱导资金转向工业及股份企业的有利因素。[25]
表面上看来也许会使人觉得，这时期里，对外贸易的利益很厚，会使资本与企业转向贸易，因而妨碍了工业投资。在相当范围以内，这是事实，同时也说明了都铎尔时代新兴的资产阶级，对工业的成长，不感兴趣，而坐获海外事业的厚利，同时很快的就变得反动，海外事业的利润有时确是惊人。据传达·伽马（Vasco da Gama）于一四九九年回到里斯本，所带的货物，利市六十倍；德类克（Drake）自海外归来时所携珍品约值一百至一百五十万磅，而其成本仅用了五千镑；十七世纪时东印度公司德利润率约为百分之百。[26]剌克（Raleigh）甚至于认为一倍利润是“小有利益”，“若使他的船只改为渔业，当可获得更多的利润。”非洲的贸易，尤其是最获利的奴隶买卖，百分之五十的利润是很适度的；“复辟”以后新成立的专以垄断奴隶贸易的公司，获利约在一倍至三倍。（约克公爵与鲁柏特王子都参加过这个公司）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时的对外贸易，是掌握在少数特权份子手里，外人虽间或亦有染指者，然而为数不多，投资的机会是有限的。[27]局外人只好在国内贸易与工业方面寻找机会。如果没有垄断，利凡得与东印度公司的利润早已因竞争而正常化了。这一范围的投资，是来自以往的利润。因此对外贸易获利虽厚，惟不如一般所想象的，会同暴富阶级在工业方面的投资相抵触。不但如此，而且在都铎尔时代外贸的繁荣，间接的帮助了下一世纪工业的发展。远航商人的财富，无疑的有一部份最后是投向工业的；同时，我们就要讨论到，十七世纪对海外市场的扩张，尤其是殖民地市场，对于国内工业利润是起着杠杆作用的。
对外贸易公司的活动。虽然间或对于工业，有些帮助，但是工业投资的原动力却与之无关。对于出口市场关心的上层资产阶级，在这新方向上，并未起创导作用，反而是各省中层资产阶级，他们的特权较少，也不甚富足，然而基础较广。我们不否认像远航商人行馆以及伊莉莎伯时代各种商业团体，在冒险开辟海外市场的期间内，也曾有国内工业扩张过市场；然而从十六世纪末直至整个的十七世纪，它们的垄断性是占着上风。他们设法限制从事于贸易的人数，并着重于交易条件，而忽略了交易数量，逐渐束缚了工业的发展，与工业的扩张，从而立于敌对地位。工业利益是靠了打倒垄断，从各项限制中，恢复贸易的自由而发展的。然而反对独占，也不是无条件的。在英国固然国内外贸易的自由，成为十九世纪高度资本主义哲学的主要部分。不过英国情形较为特殊；在其他的国家，对自由贸易的理论，就不是无条件的完全接受。甚至于亚当斯密主义或曼撤斯特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于十九世纪末未结束以前，也渐渐转向垄断与统制了。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所需要的不仅是因新生产形态投资扩充以后，所要求的扩大之产品市场，而且也需要源源供应的原料（一部份须来自外国最主要的是棉花），以及维持工人生活的贱价食粮。当时的因果因首先使用新型机器，同时是谷物与棉花的主要输入者，可以高唱自由贸易，使其工业产品在国外市场畅销，这对英国是有百利而无一弊，但是其他国家，则无此条件。德国与美国是依赖本国农业或原料，所以便趋向于保护幼稚工业政策。如果农业产物，不仅供应本国消费，并且还要输向国外，则保护政策，一方面可以阻止外国工业的竞争，另方面提高本国工业的价格，并维持本国农业价格于世界水平，[28]这样在国境以内，交易条件便对工业有利；正如重商主义时代，都市对农村的关系。换而言之，欧洲大陆上的资本主义，在产品寻求出口市场，还不十分迫切的时候，德国、法国、同以后的俄国、美国，都是朝着工业资本对于农业，实行“内部殖民政策”的方向上迈进的。[29]
荷兰是一个外贸利益与工业成长对立的例子。资本主义在早期的纺织业是早熟的，以后几个世纪里，只是一步一步的前进：到了十八世纪则完全为进步的英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所掩蔽。外国证券的买卖，非常有利，一部份的工业资本是被吸引到这方面去了。在荷京证券市场上，英国证券是投机的主要对象，甚至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证券都不能与之竞争，“荷兰的资本家只要委托一代理人，就可容易的收取百分之五的投资利益，在正常情况下的投机，也可以获利百分之廿到卅。”[30]进出口贸易商人，为了本身利益，是反对工业所需要的保护关税政策，而赞成门户开放的，[31]同时劳力缺乏，因为劳力成本较高，因而劳力成本较高，也阻碍了工业投资。这时荷兰亚麻业因受到补贴的英国同业的竞争，出口骤形衰落（从十八世纪开始到末叶为止，哈尔兰漂制工业的产品，减少了一千多，工厂数目由廿减到八个。）[32]卫尔逊说：“荷兰十八世纪的贷款，非但没有鼓励工业发展，反而直接或间接阻碍了延缓了它。……中心市场商人及其联盟银行家，阻碍国内的资本自由流动，使着恩文所云的以商业资金培植工业的程序不能实现，——荷兰的经济发展，因资金漏到国际金融圈里而遭遇到阻碍。”[33]一个国家开始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个阶段以后，未必一定保证顺利能完成旅程。
关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国外市场对于英国扩大国内投资范围的重要性，以后再详加申论。其重要性可从此时以前工业品市场狭隘情况，窥其梗概。的确，城市中等资产阶级的兴旺，可以刺激手工业品的市场；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数目与财富的增加，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比起少数的商业大王，是更重要的契机。但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是很吝啬的，他们的消费是落在收入的后面；一般而论消费总是追随工业的增长，而不是领导前进。同时，资本积累的另一个条件是抑低一般大众的生活水平，因之，除了奢侈品外，其他物品的市场是受了限制的。
自从英国的羊毛工业越过行会与城市经济的范围以后，主要的工业是非常依赖国外市场的；十五与十六世纪纺织工业的扩充，完全要看荷兰与德国的市场扩充情形而定。虽然比起近代，国外市场所吸收的产品，在全国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并不算大——在十八世纪初，约有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十，然而正如马持克斯（Mantoux）〔注：查原书，此处译名与注解不符，后者译为“曼透克斯”。——录入者注〕所云，“小量的发酵剂，便可使之发生巨大变化。”[34]都铎尔时代的主要工业，几乎都是为了满足国外市场或富有阶级的需要的：例如，皮革业就是与皮鞋、皮鞍、帽子手套、袜子、袋子、刀剑、白蜡有关。十七世纪科尔伯特时代的法国主要工业，其兴旺原因也是如此；帷帐、玻璃、丝、地毡、瓷器、等都是靠了宫廷奢侈的需要。[35]直至机器发达以后，投资才有相当的进展，但是五金业除了政府订货与战争需要外，还是由限制的。政府订货与战争在都铎尔与司徒王朝后期，对于黄铜与大炮制造业，是个很重要的刺激；毛制品工业与梳刷羊毛工具的需要，是当时铅丝制造业发达的主要原因。除此以外，五金的需要，只是满足西部制钉业，一些手工用具以及铁匠所用的铁鎝等等用途。因十六世纪都铎尔海军与十七世纪海事法索引起来的对船只之大量需要，使着港口也都繁荣起来。因此，所谓政府支出是工业投资的产婆，确是有几分真理的。在辅助创造工业投资的有利条件上，是有它的重要性的。；对于社会发展落后的国家，更为重要，如彼得大帝整理军备，对于俄国内部新兴工业的有力而早熟的影响，即可作例解。在都铎尔的英国，四乡大兴土木，富农并建筑新型的房舍（用固定的楼梯以代替伊莉莎伯末期的活动梯子），以及一六六六廿大火后廿廿，伦敦的大量修建，不仅刺激了建筑业，而且间接鼓励了其他行业，其影响在上述的几个世纪里几乎无出其右者。资本主义的成长，是会发展它自己的市场的；一方面是通过其所赢得的利润，另方面则通过他所间接鼓励的行业；还有，也许更重要的，就是旧的经济单位的自足自给性，如庄园农村，被破坏了之后，因而使更多的人以及他们的欲望，进入了商品交换的范围。[36]在这里最值得主义的是，在十六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农业之兴起，以及随之以俱来的相当繁荣的自耕农阶级：他们在市场上既是购买者又是售卖者。另外还可以注意的是在这个世纪里，小康农民的生活水平，以家具数量表示，在许多地区，尤其是养羊区域，都大为增加。在工业发达的初期，新工业的投资或原有工业的扩充，很明显的都受了商品市场范围观念的影响，就是说新企业之成功与失败，全要看国外是否可以开辟新市场，或者是否可以政治特权打入现有的市场。工业革命所需要的乐观情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工业产品固定出路的观念同商业的怯弱性，必须先行打破；同时为了准备工业革命时，工业生产力大量增加，能有充分发展的园地，市场必须史无前例的扩张，然而在新机器时代巨大的潜在力，与因使用机器而因引起的社会分工新方式，未曾显示其威力以前，就是最有企业精神的资产阶级，为了利润能有保障起见，也要希望利用商业管制与政治特权的。
第三节
我们前面所区分的原始蓄积第二个阶段，与工业投资尚未十分发达的早期，在经济思想上的分别，就是前者的代言人是非常关心扩张海外市场的重要性。渐之，在经济思想与著作中，在这方面着重的趋势，益为明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所谓重商主义者与以后十八与十九世纪的经济学者不同之点，是在另外一方面。亚当斯密与其弟子们（即古典学派——译者注），像他们前辈一样的认为市场的扩张，是生产投资发展的先决条件。不过他们对之是持乐观态度的，认为市场与工业及社会分工，可以同时并进而发展的；而且他们对于市场扩张的重要性只有比以前人更为了解。十八世纪前后的经济学家，主要互异之处为以前的人，相信经济统制是商业利润的主要泉源，即维持买卖市场上的利润边幅。这个信念几乎是他们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同时也是意在不言中的；在他们所熟悉的经济秩序中，他们觉得应当是毫无疑义的。
在原始蓄积的时代，政治势力是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必要条件；可是以小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依赖雇佣劳动的工业仍在襁褓中，那时地租是唯一自然形态的剩余；这一观念在法国农学派的理论中关于生产与不生产的劳动部份，表现得最清楚。彼时劳动之生产效能很低，任何一个资本家所雇用的工人数目也有限，因之，很难想象由生产投资中会自然而然的得到相当的利润。利息一般是看作为从小生产者身上所榨取而使之穷困的，或者是来自地租，因之利息的数额应该“相等于与本金同值之土地上的地租”。[37]倘若商人或商人雇主受到无限制的竞争的侵袭，利润又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呢？买卖价格间的差额，是用以维持商人的开销，同他的生活。但是当时的人很难了解，在无限制的竞争条件下，致富的道路，甚至于小有发迹，都认为不太容易，音质一般都认为利润是在价格的差额上，因利乘便的投机结果，倘买卖双方人数日众，即利润便会很快的消逝。那几个世纪的商人，有点像今日的享受工业专利权者，深恐别人援例与之分润，夺取了他的企业果实，致使企业本身受挫。如果不限制竞争的人数，并保障买卖价格间的差额，商业资本也许间或可以获得暴力，惟不能保证久远的利润。换言之，竞争与剩余价值是不能并存的。在这种看法之下，很自然的会觉得如无限制办法，工商业将因无信心而萎凋，而不愿投资，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而发展。在技术上的进步没有充分增加劳动生产率以前，工业剩余价值的观念是很难存在的。所谓工业剩余价值是指从投置资本于劳力的雇用，而产生的剩余，属于“自然的”经济范畴，并非人为的政治统制或垄断所造成或所维持的。复次，只要是认为剩余价值是认为的结果，那么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经济客观性的观念即经济的活动是根据其本身的法则，是超主观愿望的）很难得到发展。
所有这些都是含蓄在重商主义的思想里面，但在外形上并不明显。重商主义的作家，在表示他们的思想时，殊不一致，远不像古典经济学者于供给“重商主义制度的原则”时，所认为的体系比较一致之重商主义。他们所建议的政策，也很不一致，致使有些人以及熊彼得（Schumpeter）根本否认，“重商主义政策有任何固定的经济目标与意图”。[38]重商主义者的著作中，最易引人注意的线索，就是货币的观念，他们认为货币纵不就等于财富，也是财富中的重要部分。这一观念，亚当斯密斥之为令人不可思议的误谬，而凯茵斯又对之力加推许，指出他们是默认货币数量与足以刺激投资和就业的低利率之间的关系。[39]有许多作者甚至于连重商主义的这点一致性，都加以否认的，倒如，李普生很概括的说，“金银的积累，还不是重商主义基本要点之一，”而且“自一五五八至一七五零年间重商主义思想的主体，并不建筑在点金术式的财富观念上。”[40]传统上认为重商主义者主张，掌握大量金银对国家有利，这可能不是他们的中心思想，同时也并不普遍，最低限度的重商主义者不是那么简单，与早期的金块学派（Billionist School）是不相同的，后者无疑义的是益为贸易顺差金银内流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利益。不过，重商主义者虽然声称货币只是供应商业“最低限度的水气”（用达味喃特语），同时在十七世纪结束一起拿，已不再把金银当作主要的着重点，但是在十七世纪当中，他们曾不断的提倡过金银内流的利益。他们这样的作，很可能别有用心，正如后代经济学家以假象中的最大限度之效用，为自由政策的标准。十七世纪时他们的经济论文的一致性，从造成顺差贸易一点上，可以看得最清楚；所谓顺差也者，是指出口货增加之后，入口货不能与之相抵。他们的共同目标是视出口贸易的扩张，为缺弹性的国内市场上销售量的净增加量。贸易顺差，如果没有对外投资，必然的会输入现金，然而他们所仅仅计较的是货物的额外市场，并非是作为手段的现金。
虽然他们表面上是非常注意贸易顺差，但是有时他们也许更关心贸易上卖贵买贱的有利交易条件，这是很重要的也许是他们最主要的成见。他们很少讨论二者之间的关系，而且在思想上他们也是认识不清。有人认为货币的相对数量，比绝对数量是更为重要，例如，寇克（Coke）说过：“只要我们的金银比邻国多就行，即或绝对量减少五分之四，也是无所谓的。”[41]贸易顺差可吸收黄金，于是国内物价上升，国外物价下降，因而入口物价低落，会使“土产便宜，而输入货物昂贵”。以前嘿尔斯（Hales）与马尔斯（Malynes）都表示过，英国货币在外汇市场贬值（嘿氏认为是由于减少含金量，马氏认为是由于投机）会使土货太便宜，而外货太昂贵。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出口数量，而是出进口物价格间的关系。换言之，这些作者所推动的政策与近代通货增值的办法无异（不过米滋顿（Misselden）一度曾建议贬值政策以诱使外人从英国输出）。
倘现金内流以后，工资与物价相继上涨，商人与制造者岂不因出口货成本上升，而抵消了前所获得的利益。然而重商主义的作者，总以为政府的管制可以有效的制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从来没有注意过这种政策，对于外人需求价格的可能影响，也许外人不愿或无力购买，因而变为入超。孟氏（Mun）著的“英国从对外贸易中所获得的现金”中有一段，暗示已经体会到这一点。他说：“人们都承认一国的货币数量增加，会使土地昂贵，货币增加，固然对于一部份私人是有利的，但对全国的贸易是有妨碍的，因为价昂，就会使消费减少。”[42]嘿尔斯在他的《对话集》，“医生”答“武士”问中，关于推进输出贸易，外国是否报复一点，有所阐明，他指出英国的出口货是为外人所必需，这说明当时的作者，是假定英国出口货的国外需求是无弹性的，孟氏在其他的场合又说，出口货售卖高价，“是不会减少销售量的”。
他们为什么会假定国外需求没有弹性，从表面上看模糊的。他们之所以想象出口货可以高价卖给国外，而不减数量，其主要原因是他们所处的环境，不是十九世纪时的相当自由的市场，而是对于与之交易的外国，可以施加压力，甚而至于强制执行。其政策之成功，是靠了殖民地贸易，宗主国以政治力量取得垄断权；重商主义的理论，要在应用于殖民地的剥削制度。假如我们认为重商主义是工业资本而不是商业资本的代言人（也可以说是在生产中有直接利益的商业资本），也可以解释得通。因为他们心目中的贸易，是本地的工业只是与殖民地的原料交换，而后者是前者的成本部份。[43]只要交易条件有利，即可相对的减低成本，而扩大工业利润。[44]他们所谓鼓励出口，是指工业制成品而言，他们所谓之限制进口，并非指原料品，相反的他们正是要奖励其进口，这从当时作者的言论，可以得到证明。科尔伯特很清楚的说过：“商业的要务，是在于便利本国工业所需原料的输入，并阻止制成品的输进。”[45]孟氏之所以袒护东印度贸易，并赞成现金出口，有一部分理由是那种贸易，可以输入工业所需的原料，同时寇克还说，如果能输入所需的原料，那比货币还要珍贵。嘿尔斯在较早一个时期里，也曾惋惜过原料的输出，而且主张一面限制羊毛的出口，一面开放谷物的输出，以苏农困。
不仅是对于殖民地的贸易，要采取强制步骤，以使之符合宗主国的需要，而且在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初，如何控制殖民地的生产，也是政策上特别考虑的。一六九九年商务与拓殖委员会的报告书宣称：“在美洲拓殖的目的，是使当地的人不从事于英国所能生产的物品。”凡足以与英国工业相竞争的物品，都采行必要的步骤，加以禁止，另外有许多殖民地所输出的货物，只准销往英国，例如，一六九九年曾通过一法案，禁止美洲殖民地输出羊毛制品，并列举烟叶与白糖，只准销向英国或其他殖民地。在窝尔坡尔首相任内，一方面对于工业出口品予以补贴，另方面颜料，大麻，木材等等原料的进口税，则予以豁免，并且还禁止殖民地的制帽业以维护英国帽商的利益，禁止爱尔兰输出羊毛制品以免与英国商人在欧洲市场上竞争，或不通过伦敦与殖民地直接贸迁。[46]早在一六三六年斯特拉得福伯爵，摘要的说明他在爱尔兰的政策，“尽我的能力打击该地布业的萌芽，”因为“这可以免得同我们竞争，使我们无法立足，只要他们不能利用他们自己的羊毛，所用的衣料便要仰赖我们。”[47]十七世纪爱尔兰的经济史学家说：“爱尔兰的牧羊农民与羊毛商人，根据法律只能把羊毛送到英国，因此，法律上英国人是羊毛垄断者，他们可以厘订适合他们的最低价格。”[48]在一七五零年为了英国工业的利益，由殖民地进口铣铁与铁条是准许的，但是在殖民地设立碾铁机，铁板炉或化铁炉是禁止的。
正如一位作者说过：“这就是以前的城市政策，扩大为国家政策。”[49]这与早期城市对付四乡的独占政策，或握有特权的行会商人及商人雇主对付工匠的办法，是相似的。也可以说是中心市场政策主要目标的延续，与十三或十四世纪佛罗稜斯、威尼斯、乌尔穆、布鲁日或律伯克各城市的政策，即前章我们所称的城市殖民政策，是相似的。另外，压低工资以减少工业的成本，是被采用的，这即是赫革斯辙教授的很审慎名之的“建筑在大众贫困基础上的富强政策”，而且“似乎是故意使着大众困窘，俾便成为少数人更易驾驭的牲畜。”[50]然而独占性的统制办法，现在应用到对殖民地的经济关系上，其目的是使殖民地成为原料的供应地，以补给正在发展的大都会经济中之工业。所用的具体方法是在统制的宗主国与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范围以内，抬高工业物价，抑低原料物价，以扩大工业资本的利润；[51]如所周知这是宗主国贸易出超，黄金进口，而殖民地黄金减少的结果，在这种制造缺货的出口市场，丰富是的进口市场情况下，赫革斯辙教授所重视的“货物的恐怖”“损人利己”等等重商主义思想的主要成份，才有意义。
独占的政策，往往会于提高单价以后，有低价销售量的可能性，然而是否必然会有这种结果，就要看在殖民地减低生产成本（工作更为辛苦，而待遇不变）的政治经济压力，是否成功而定。政治压力，其实即是使殖民地贸易，带有强制性质，同时利润与掠夺是分不开的。我们借用桑伯的话，都铎尔时代的发现新地区的航行，“简直就是掠夺海外土地的健全的远征组织。”在法国，航海家与海盗是一个字，“十六世纪大商船从第厄普、哈佛尔、卢昂、或刺·罗舍勒运货到非洲与美洲的人们，既是航海家，也是海盗。”[52]正如马先尔所云：“运到欧洲的白银与白糖，很少没有一点血迹的”，十七与十八世纪，残酷贪婪掠夺性质的殖民地政策，同早几个世纪的十字军与意大利诸城镇武装商人，劫夺利凡得的拜占庭土地时所用的方法，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在印度的情形，也很类似，对于农民施加压力，使之生产出口的生丝，柏克（Burke）以斥责的口吻说过：“印度的统制者从织机上劫取了布匹，从孟加拉的农民手里剥夺了仅有的米同盐。”“东印度公司长期间的巨额股息，很清楚的说明了他们怎样把权力变成利润。哈得孙湾公司只以值七八先令得物品，就可换到海獭皮。在阿尔泰，俄国人把铁锅卖给当地人，便可满载獭皮以归。荷属东印度公司收购花椒的成本，仅及在荷兰售价的十分之一。法属东印度公司于一六九一年以成本值四十八万七千里佛的东方货物，在法国竟贵卖到一百七十万里佛。……殖民地的奴隶买卖，也是发财致富的另一泉源。”白糖，棉花与烟叶的种植，都要依靠奴隶的劳力。[53]据说布里斯它尔城，没有一块砖不是用奴隶的血凝固起来的。[54]在十七世纪的英国，罪犯、乞儿、以及无业游民，都被送到殖民地以补充劳动力的供给量；同时为了同一目的之拐骗，也是有利的生意，连县长，郡长以及宫廷的贵妇都参加一手。[55]“大的贸易公司与从前热那亚的经验是相同的，可以看作半战斗体的征服事业，有特权与国家的武力作后盾。”[56]
总而言之，重商主义制度是受国家控制，以贸易方式，进行榨取的制度，在资本主义的工业青年期，曾完成了很重要的任务，而且主要的是原始蓄积时期的经济政策，在当时的重商主义思想与著作中，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外贸易的利益，是唯一的剩余形态，也就是蓄积与国家收入的唯一来源（正如重农学派相反的认为地租为生产净值一样），例如，孟氏宣称：假如国王“蓄积了许多钱，因入超而损失，那么他不但不能剥削他的人民，却正是激怒了他的人民，而且要随着人民的破产，丧失了将来收入的泉源。”[57]达味喃特在另外一个场合说过，国内贸易不能使国家富强，只是转移财富而已，但国外贸易就可增加国家的财富。在此处达味喃特所谓之“国家财富的净增加额”，就是指剩余的增加，与重农学派以农业的生产性与工业的不生产性对比，可谓异曲同工。[58]
在统制交易条件这一件事情上，当时的经济思想与以传受古典经济学传统影响的思想，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也许不易为近代评论家所察觉，现代的经济学家，总是把问题中的需供情况，当作常数因素，并视之为各个人经过精确计算的基本心理动态的结果，因此，如以垄断的手段，提高价格就会减少收购量，降低价格，就会增加出售量，虽然近来也颇有人高说“向后倾斜的供给曲线”（特别是指劳力），以及价格变动后的“收入影响”与“代替影响”，同受了高度广告及推销技术影响后，需求曲线的全部移动的情况，但是古典经济学传统的想法，还是很顽固的。然而重商主义时代，经济学家是另外有其传统的，他们认为需供是今日所谓的“制度的产物”，系为政治压力所左右。于是改变市场，使交易条件符合本身的利益，是商务政策很自然的目标，同时也是为政者的鹄的。至于国内市场，经验告诉他们，因为既有利益的限制，大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味道。如果要在国内贸易范围内，图谋发展，鲜有人不妨碍他人者；换言之，再也不能以统制的方法，获取额外的利益。然而在海外新开辟的土地上，当地土著可供掠夺奴役，再补充以殖民地的移民，观感便大为不同，这时强制性的贸易与直接了当的劫夺，确是利令智昏的。
第四节
早期与晚期重商主义者的不同处，比重商主义者内部的相同处，可能还更显著。在不同时期，他们对于进出口限制的态度，尤其是对于不同的商品，是有很显著的分歧。在十四与十五世纪，不仅是对于贵重金属，就是谷物与羊毛，也都是采限制的经济政策。[59]在另一方面，有些进口货如满足上层阶级需要的酒类，是受到鼓励的。这些限制的规定，尤其是羊毛出口的限制，固然一部份原因是为了幼稚的国内工业，其主要着重之点是与后期重商主义完全不同的。当时对于低廉价格认为是值得称颂的，而对于出口谓其有损国内丰富，表示怀疑。赫革斯辙教授名之为“供应政策”，认为是来自中古时期，“自然经济”的传统，“暴露了交换的真正目的，就是交换剩余物品，不受货币的蒙蔽”。这个时期是在资本主义的工业以前，那时英国还是食粮与原料的主要生产者，无论是消费者（特别是指城市消费者）或商人都一致赞成廉价的供应品。就是在工业发展以后，初期还是欢迎廉价的原料，而不大重视市场的扩充。这时对然商人对出口颇有兴趣，但其中比较有力量的中心市场商人可依赖特许权方式，对别人限制愈严，则他们愈可坐享厚利。
扩大出口市场的有点，是在工业相当发达之后，才被重视的，因为那时市场的扩大，于工业这有利，同时对足以与之竞争的进口货，加以限制，也是有利于工业。事实上，工业者对于廉价的原料，及工人所需的食粮，也是积极的；所以重商主义的理论，并不是无条件的赞成出口，而且所反对的进口货，只是限于非原料品同奢侈消费制成品。但是他们的着重点是逐步变化的，出口贸易渐渐成为重点，例如，纺织业发达之后，布商的利益是在于发展布匹的出口，而禁止羊毛出口；正如以后的染整业者（此外还有一六一四年所成立的与远航商人行馆对立之皇家旅商行馆，专以输出染布为业，不久即行解体）积极的赞成输出没有染过的布匹。十七世纪时，制革与皮革商人请求取消皮革禁止出口的法令，然而伦敦革履行会则要求恢复禁运，因为开放出口之后，“会使成千成万的加工业的家庭破产，而加工业者的数目，百倍于制革或运革商。”[60]一六一一年詹姆士第一时代，在税则上业已规定，“准许足以增加国内就业的物品输入，并豁免课税，如棉花，棉纺，生死及大麻等货品，”同时一面降低工业输出品的税率，一面禁止某几项原料的输出，为了限制羊毛的输出，并特别公布条例（为了辅助赤字财政，皇室不时以出售许可证方式，造成例外）；这一政策，中间经过查理第一及克伦威尔，迄“复辟”时更在国会中通过一项法案。[61]自一七零零年，布匹的输出，完全免税，同时经过与东印度公司的一番斗争之后，认为自东方输入纺织品，是对英国工业不利的，于是自印度，波斯，中国进口的丝品及印花布，都加以禁止。一直到十七世纪中，谷物的输出，都被社会视为痛心疾首的，推其原因，大概是为了谷物价格，直接与工资有关。然而迨“复辟”以后，农业方面的投资规模日大，于是进口税甚至于出口的奖励，便代替了输出限制的政策。
因此，鼓吹工业品自由输出的十六世纪作家，很容易地认为是祛除了陈腐偏见地进步作家，事实上他们大致确是如此。首先，金块学派地看法与限制输出地意见，是很难调谐的；同时那些能指出他们之间的矛盾，并阐明黄金内流与贸易出超相互关系的作者们，确是为国际贸易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些人很自然的会继续接受为金银而金银的传统看法；不过因以窖藏金银贵重物品或土地为资产阶级蓄积方式的时代，已成过去，而且新的工业投资，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的时尚，与已经失去其重要性的旧蓄积方式不能相容。但是他们还不太感觉这种看法的不正确性，因为与他们所提倡保护国内市场，及奖励输出货物政策，并不抵触。[62]一半是由于他们的倡导，一般是由于东印度公司的影响，以前的那种限制金银出口的政策，现在是放松了。其论据的要点是如果输入的原料，纵使以金银输出支付，也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可以鼓励工业，将来商品输出更会增多，输出的金银，必多于原输出者。然而到了十七世纪中，这种为了增加货币供应量而赞成金银输入的看法，逐渐消逝，代之而起者是金银输出后可使交易条件有利的看法。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很重要的异点，即后者所注意的不是一国货币的绝对数量，而是与别的国家比较的相对数量。虽然那种认为相对的增加一国的货币数量，是有利的看法，始终是维持着，但是重点确是逐渐在转移中，例如达味喃特对于金块学派的传统，于恭维之余，说：“出超之后黄金白银输入，正可衡量全国贸易的利润”，这与早期的观点：“金银只是贸易的尺度，并且是一国自然与制造的产品销售的结果”，是有着相当的距离。他又说：“金银不仅不是唯一当得起国家宝藏或财富美名的东西，而且分析到最后，货币只是计算单位，”同时他所最关心的是如何降低国内成本，以促进贸易输出。[63]
这并不是说，这个时期的作者对于贸易政策的影响，意见完全一致。所有任何观念的特点是它虽然反映当时的现实，但这种反映是从某一角落出发，所以往往会歪曲现实。在某种历史背景下，作家思想所集中的某些关系，是会反映得很清楚，但同时另有某些其他关系，则会被忽略过去。工业资本萌芽时期的意识形态，还不至于公开的认为某一阶级谋求最大的福利，是至善至美。于是那时的意识形态便要掩饰在贸易必须服膺国家总利益的理论的后面。因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即是皇室，所以他们认为皇室的经济交易行为，正如个别商人的交易，买卖完成以后，利润是以货币差额衡量的。然而思想愈接近现实，愈会感觉到这不是政策的真正最终的目的。不过以之为最终目的之看法，是在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一直等到整个局面彻头彻尾的改变了，才会引起思想的革命，并公开的否认传统，于是正在追逐时代的初期思想便会自然而然走上妥协的道路。所以对于金块拜物教，还是在口头上念念不忘。结果纵有现代的解释，中心的矛盾仍然要继续存在一个时期，错误与纷乱殆所不免；例如，交易条件与贸易差额，个别商人或公司的利润与全国从国际贸易得到的利益，以及对外贸易的总利润与金银的输入，常常混淆不清。人们仍继续接受那种经济理论的推理，如拿破仑曾所宣称的，倘战时向英输出，而拒绝输入，则黄金必然会向英流出。而使英国垮台；又如达味喃特所标榜的，倘战争在国内进行，则比在国外进行有利，因战争花费的黄金仍留在国内。另外还有许多其他枝节问题是与保护政策问题相联系的。例如，当时一部份作者所关切的高利贷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是他们至少在表面上已经看出货币充裕与低利率，是有相当因果关系的。他们是早期都铎尔时代高利贷伦理传统的继承者，并且页认为有制止的必要；但其稍有不同处，就是虽然他们同意有些作者如托·威尔逊（Thomas Wilson）的看法，认为利率有降低的必要，不过所采的方式是间接的，而不是以法令的方式加以禁止。[64]正如范纳（Prof Viner）教授所说的：“至少在口头上他们是把货币与资本混为一谈，而且只有货币与资本事实上与名义上是相等的，他们的说法才有意义。”[65]然而在企业芽萌时期，把货币堪称资本，不仅是可以了解的，而且还反映了一部份真理。假如个别的资本家想要创办新的事业，首先必须控制资源；在一个信用制度不发达的社会里，限制他发展的，不只是必要的资源，如劳力，原料与采矿权，而且还包括足以动员资源的流动金，经验告诉他，至少他会又很深的印象，就是每逢货币冲突的时候，货款一定会容易些，市场也活跃，因而销售容易，生产与脱手的空隙缩短。但在重商主义的政策里，这一点并不予重视，反而侧重从改善的交易条件中所增加的利润。十七世纪末及十七世纪后，许多作者开始明白的否认货币与利率间的简单关系，重点逐渐移至商业与资产阶级的发展上面去了（休谟以外的作者也有作如是观的），因之认为资本货物数量是减低利率的最有效办法。[66]另外还有些意见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他们重视窖藏的影响（无论是货币或饰品都包括在窖藏的范围内），认为足以使借赁资金，移作他用如奢侈的消费，致利率上升，而妨碍商人，因之贵族奢靡的生活，是一种罪恶，与窖藏的影响相同。[67]
关于东印度公司与远航商人行馆的代言人，以后他就是副总裁，所以与马龄斯是对立的，因为马氏是参加与寇克合伙组织的那个不幸的“皇家远航商人行馆”。最初米氏对东印度公司及其输出金银的特许权曾作影射的批评，但对一般特许行会则是代为辩护的；等到他发表第二本小册子时，他的观点已经改变，因他已就了东印度公司职务。此外，孟氏是布帛商的后裔，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因此在他的《论贸易》中便发挥了所谓比较带有自由色彩的理论，标榜放宽金银输出的限制，以贸易差总额理论代替了个别商品贸易的差额，俾可为东印度公司的活动辩护。同理，十七世纪末带有“自由贸易”倾向的作者如柴鲁徳（Child）达味喃特，与挪儿斯都是为东印度公司辩护的。他们是自由党，而东印度公司是自由党的组织，同时他们对于保守党的“英国商人行馆”及禁止法国贸易的政策，是加以攻击的。[68]
以现代的眼光，去看重商主义时代的著作，也许会认为他们之所以重视贸易出超，是有以推广投资的方法，增加利润率的意图；这是很自然的想法，不过没有事实的根据。那时的确是有一部份国外投资；而且在一百年当中积累的数字，在当时来看也相当的客观，同时有一部份商业利润，不只是代表流动资金的利润，而且是固定资本的利润，如海外商站的设备与碉堡，船只，贿赂东方贵族的运动费，以及在新大陆的拓殖。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如投资于利用黑奴种植西印度的糖类，其他的投资则多半是为了贸易，而不是为投资而投资；因之，无论是谈实际或谈理论者，所重视的是交易条件，而非海外投资的情况。这就是重商主义的旧殖民政策与现代帝国主义之异点，那时资本输出范围既小，也不重要。
但在十七世纪末，确有一部份作者开始重视投资问题，例如与“英国商人行馆”有关的保守党时论家。这就是早期与晚期理论最分歧的地方，不过他们所指的是因海外市场扩充，在国内所增加的投资。他们鼓励入超，并不是单纯货物的出超，而是就业额的增加。也就是说，贸易不愿自流化，俾可扩大就业范围，而免入口的货物在海外制造；换言之，进口的应该是原料，出口的应该是工业品。[69]
重视就业事实上并不如想象那样稀奇，如所周知，重商主义者是重视除去工资以后的净值；因之，管理审慎的殖民地贸易即可达到“卖贵买贱”的目标，也就是扩大剩余的主要方法，这会使剩余的增加率超过资本的增加率，在工业投资不发达而特权行会利益占重要地位的时代，独占利益与有利的交易条件，很容易为大家所注意的。但自十七世纪末，注意力便逐渐移到国内工业品输出的数量上。输出增加，即是意味着就业增加；同时劳动者就业范围扩大，正如农业经济中，耕种面积增大一样，就是指着工业资本投资范围的扩大，因为每增加一个工人即可增加剩余的创造，扩大就业范围，也就是扩大剩余的创造。这样，贸易比率（即是价格与成本的比率）的变动，会影响定额资本的利率；所以在相当期内，这是政策的鹄的；另方面，贸易额增加之后，如对贸易比率没有不良的反应，会在固定的利润率情况下，使资本的数量得以增加。[70]最后，注意力便全部转移到贸易数量的增加上面去了；亚当斯密供给“殖民地贸易独占的”要旨，就是因为这足以造成独占价格并窒息市场。曼德威尔（Mandeville）于十八世纪初，即预见及此，坚持“购买是有条件的，只有在能卖的条件下，才有力量收购”，因之“假若我们拒绝输入别国的货物，它们只好从愿意输入它们货物的国家购买”。[71]然而在相当期内，新兴的工业利益也是赞成维持贸易统制的制度。那时殖民地制度还没有因美国的革命而崩溃，摘取的可能性还没有消逝。因此也可以说，就业的重点是在旧理论体系上面培植起来的。
从末期重商主义著作中的双重性，我们会发现更基本的问题。这样的矛盾，不只是在这一个时期内，而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里，都会碰到。为了扩张，为了使资本继续不断的积累，工业所需要的市场也应不断的扩大（分析到最后是指消费市场）。然而为了保持资本的利润率，常又要借助于垄断性的限制，结果市场受到拘束，失去了新发展的可能性，利润的先决条件是大众贫穷化，但正因此使着生产所仰赖的市场，趋于狭隘。到了资本主义的青年期，矛盾常是表现于新旧时代资本家利益的冲突，旧时代的资本家的资本早已投入旧式一些的工商业，而新时代的资本家正在发展新型的生产方法。因之已经有地位的那部分资本阶级，很容易表现得发动，而且也容易与封建参与结合以保持现状而对抗革新的变动。十七世纪时这种矛盾表现于新兴工业资本与特权的垄断商人间的争斗；十九世纪初则表现于工厂资本家对于整个保守的贵族，以及全部重商制度的挑衅。每一次新兴的工业资本，都是不满于现行垄断制度所给予特权阶级的非常利润，同时也不满于工业投资所受的限制。
为了扩大投资的范围，工业投资受到限制以后，便要向另外的方面发展，即以改良的技术，加强劳动生产率，这样发展下去，无论对于理论或实践，都有重大的影响。十七世纪时，论者只是偶然注意及此，真正能体会与发挥劳动生产率加强后的意义与可能者，还有待于古典经济学家。一七零零年前后的作者，所提示的，仅是反应十七世纪科学与发明的情况；例如，像葛儒（Grow）或博斯忒特（Postlethwayt）之流，就会主张过凡“经济人力”的发明，都是走向富足的道路。这都足以表示，工业资本已经发现了新的方向，同时工业发明的时代亦已在望了。
[1] 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一般作为窖藏的商品是有限制的。正如陶尼教授所云：“一般民众的储蓄，除了土地及偶然购买证券之外，因地而异，包括谷物、胜出、原料、家具、金属器皿、珠宝，与铅笔。这些物品就是人们所遗留给子孙的，也是人们所节约积累的。”（见威尔逊著《论高利贷》绪论，页一零三至一零四）
[2] 在都铎尔时代的末期，政治斗争的内容是值得注意的，因为主要的是为了使立法的趋势维持当时农业的社会的稳定，以抵制圈地的压迫与土地的投机，并支持旧的农业手工业经济，以制止就财产制度进一步的崩溃。
[3] 马克思说：“自十六世纪以来，贵金属的供给是增加了，这种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本质的因素。”但是他所指的是需要：“一个充分的货币额，来充作流通媒介和储藏货币，”并继续说：“我们却不能说，必须现有充分的储藏货币，然后资本主义生产才开始。不如说，资本主义生产与其条件，是同时发展的。”（见《资本论》，卷二，页三九六）
[4] 参阅格列高里（T.E.Gregory）：《伦大经济季刊》，卷一，第一集。
赫革斯辙：《重商主义》，卷二，页一五五。他说：“十七世纪后半期，疯狂的要求增加人口的愿望，在各国都流行着”，正与前一世纪时的情况，形成对照。如果不从福利理论的角度处罚，而从阶级利益看问题，我们就不会像赫革斯辙那样的对于当时的作家们不能调谐，增加人口的主张与失业人口并存的矛盾，而表示惊异。
[5] 亚当斯密：《原富》第五编第三章：“有一位作者说，欧洲各债务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公债，是其他资本之外的资本积累，以之扩张贸易，增加生产，改良土地……殊不知他忘记了在贷款人把钱借给政府的时候，已经使国家的产品从生产资本的任务，转向于国家收入的任务，从维持生产的劳动，转向不事生产的方向，在这个期间，逐渐被消费掉，甚至于连在生产的希望都没有了。”（一八二八年版，页八七九）Postlethwayt也对于国债，加以斥责，并抗议人民保存这种投机的证券。
事实上十八世纪大部份的英国公债使在阿姆斯特丹发行的；因为荷兰的资本输入，使英国的利率，虽在大量国债的压力下，仍然抑低了。关于法国国债，如何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可参阅赛衣（H.See）著的《现代资本主义》，页八三。
[6] 《西里文集》，页一五。
[7] 菠茨腾：《经济史评论》，卷一二，页六。
[8] 详见伊莉沙伯时代的法令。（18 Eliz C.16）
[9] 约翰生（A.H.Johnson）：《小地主的消灭》，页七八。“从亨利第七直至詹姆士第一的末期，大部份英国最好的土地，都已易手，主要的是从贵族与传教士的手里转到都铎尔时代的富有者，多半是商人与工业者。”（参阅S.B.Liljegren：《寺庙的衰落与社会变迁》，页一三零至一三一）
[10] 陶尼：《经济史评论》，卷一，第一，第一一至一二号。
[11] 同上。
[12] 陶尼等（Bland,Brown,Tawney）集：《英国经济史选》，页二五九。关于典质财产一节，可参阅陶尼在威尔逊著：《论高利贷》中的序言，页三二至三六。
[13] Liljegren：上引著作，页一一八至一一九。
[14] 参阅：皮尔尼著，《中古欧洲经济社会史》，页八二；Schapira著，《社会改革与宗教革新运动》，页五九，六三；J.Wegg著，《安特卫普》（一四七七年至一五九九年），页二九三。
[15] 牛斯保：《现在欧洲经济制度史》，页一一七。
[16] 皮尔尼：上引著作，注一三二。
[17] 牛斯保：上引著作，注一一九。
[18] 鲍尔与菠茨腾合著：《十五世纪英国贸易之研究》，页三一五。
[19] 罗谟斯：上引著作，页四七，当时各省布商，有些是相当殷实的。有一个布商叫彼得布伦德德，于十六世纪末，竟有遗产四万磅，十七世纪又有个布商还有百万磅产业。（参阅李普生著：《计划经济或自由企业》，页九五。）
[20] 威尔逊：《论高利贷》序言，页九二。
[21] 同上，页八九。
[22] 《资本论》，卷一，页七七九。
[23] 司各脱（W.R.Scott）：《股份公司》，卷一，页一六一，三四零——二，三五七——六零，三七一。所估计的国民所得为一千万磅，可以同一六八八年钦格估计数四五千五百万磅比较，据钦格数字，土地建筑的资本值为二亿三千四百万磅，流动资金包括牲畜为六千六百万磅。
[24] 喜尔：《英国历史评论》，一九四零年四月。
[25] 亚尔恩波（Ehrenberg）：《文艺复兴时代的资本与金融》，页三六四。
[26] 哈密尔敦：《伦大经济季刊》，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页三四八至三四九。
J.E.Gillespie：《直至一七零零年止英国海外事业扩张的影响》，页一一三。
司各脱：上引著作，卷一，页七八——八二，八七。
在一六一一年及一六一二年俄国公司获利百分之就是；一六一七年东印度公司资本额二十万磅，而获利一百万镑。（见司各脱上引著作，页一四一，一四六）。
[27] 我们知道参加对外贸易行馆（或公司）是有限制的，会员是实习的，或经过学徒阶段（学徒的数目也有限制）或是要付出相当代价；零售商、店员、工匠是不准加入的。以东印度公司而言，商人的入会费为五十磅，店员的入会费为六十六磅，至于绅士，则“酌情而定”。（见司各脱：上引著作，卷一，页一五二）在詹姆士时代，“远航商人行馆”的入会费为二百磅（因为遭到抗议，以后又行降低），学徒的入会费为五十磅或五十磅以上。利凡得公司规定，在伦敦廿里以内居住的贵族绅士或自由民，才准参加；并收入会费二十五磅至五十磅；而且学徒费订得非常之高，都得里挪尔斯（Dudley Nortn）曾付过五十磅，到十七世纪末竟有所加一千磅者。（见李普生，上引著作，页二一七，三四一）在习惯上，各省当地士绅，对于入会的新会员有否决权。
[28] 如果在工业与农业间，资本与劳动者可以自由移转，这种结果式不会长期不变的。但以当时的情况，尤其是小农经济，甚至于从长期趋势上看，这种活动性是很小的，正如陶思格（Taussig）所云，农业与工业构成“互不竞争的团体”。
[29] 从资本主义的观点去看，只要农业的资本主义尚未发达，农业仍然是小农经济，可供工业利用投资年利之用；这自然会保持原状的。十七世纪的英国，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已经是相当的发达。在德国，工业资本与东普鲁士的大田产，利益是冲突的，因而在君主专制十七，妨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九一八年以前二者的妥协是德国发展的特点。
[30] 威尔逊：《十八世纪时英、荷商业与金融》，页六二。
[31] 到一八一六年后，荷兰对外贸易受了挫折，为保障防止与钢铁业的利益，才开始才行保护关税政策。
[32] 同上，页六一。
[33] 同上，页二零零到二零一；又参阅威尔逊：《经济史评论》，卷九，页一一三。
[34] 曼透克斯（P.Mantoux）：《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页一零五。
[35] 关于奢侈消费对于早期资本主义的影响可参阅桑伯《现代资本主义》，卷一，页七一九。科尔伯特时代的保护政策，是市场投资受了市场狭隘与劳动者缺乏限制之结果。十七世纪下半叶，因农民与资产阶级窖藏货币，法国物价是现着下降趋势。（见Joseph Aynard：法国资产阶级，页二九六至三零零）。
[36] 关于工业需要依靠国内市场的厂长，列事曾说过：“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创造的，而资本主义之发展，会增加社会分工……一国国内市场发展的程度，也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见选集英译本，卷一，页二二五）。
[37] 配第（W.Petty）：《经济论丛》，卷一，页四八。
堵哥（Turgot）：《财富的组成与分配》，第五二与五三节。
[38] 《经济循环》，卷一，页二三四。
[39] 事实上，在一六五零年与一七五零年间，土地利益集团而非商业利益，是真正鼓励低利政策，以达到维持土地价值的目的者（这个事实马克思曾在他的剩余价值的理论里特别提到过）。我们已在上面提到过高地价值对于蓄积的第二个阶段，即变卖前的获得的资产以投入工业的阶段，是有利的。同时许多作家如挪尔斯与配第恰与陆克相反，阐述利率不决定于货币数量之多寡，而决于工业资本“量”的供需。挪尔斯写道：“低利率并不能促进贸易，贸易于增加了国家的资本之后，却可使利益趋低……黄金与白银……仅仅是衡量的尺度，因之商务可以顺利进行，同时也可以作为储藏盈余资本的适当基金。”（见《论商业》，页一，页四，页一六）另外，他还说：“商人使用借款者，还不到十分之一，大部分是入不敷出典质地产的大地主挥霍之用。”（同上，页六七）约·柏拉尔（John Bellers）是一个教友派的博爱主义者，还不能算为典型重商主义者，曾经写道：“货币既不能增殖也没有用处，但是不能离开它……货币对于国内贸易，虽然是绝对必要，但是对于整个国家是废置而无利。”（见《悼工业家论文集》，一六九九年，页一三）柴鲁德也是不同意，当时在荷兰流行的低利率是由于货币数量富裕的见解。（《商业新论》，页九）
[40] 《经济史》（第三版），卷二，页八零，八七。李普生认为重商主义的方法，“只是现代提高中央银行利率以吸引黄金办法的旧式形式而已，”同时因为信用制度尚欠健全，致在交易中，现金的地位特别显得重要。
[41] 《论衡》，卷三，页四五；赫革斯辙，“上引著作”，页二三九。
[42] 孟氏著《英国从对外贸易中所获得的现金》，见政经学会版，《商业论丛》，页一三八。
[43] 十六世纪末，英国主要的出口货是布与葛布，另外还有铅、锡、再制锡、皮张、刀（输向西属西印度），一些紫铜输向西班牙，谷物输法葡，及鱼类。进口货中有自法西输进的酒；自西印度来的白糖，糖密；从波罗地海输入的大麻，亚麻、皮张、沥青、焦油、脂肪、皮毛；自地中海及远东所输的棉花，生丝、小葡萄干、皮、油；以及从西班牙输进的肥皂、橘子、及香料。
[44] 如果以划一的进口税维持进出口物价的差额，则差价所得，既不归于进口商，也不归于本国消费者，而是政府的收入；如对进口货用类似限额的办法，加以限制，则进口商可独获其利。事实上，对进口货的限制，是多方面的，有的实际上等于禁止，有的寓禁于征，此外进口税对各种货物也可以有很大的差别待遇。差别待遇的影响是对入口原料有利，并抵制制成品，于是国内原料的价格，便比较接近国际价格，与受高度保护的工业品价格，有着很大的差价幅度。限制奢侈进口品的另外动机，是为刺激投资。米滋顿曾提到过，购买奢侈进口货与投资于“资本”以吸收出口业的失业者的分别。孟氏是承认现金内流能有刺激物价的影响，同时连进口货价也要上升，不过他强调，这种缺点，可以节约消费，并以增加的收入投置于可刺激出口的途径，得到补救。
[45] 赫革斯辙：“上引著作”，页一四六。
[46] 布里士科（C.F.Brisco）：《窝尔坡尔的经济政策》，页一六六，页一八五。《剑桥现代史》指出，“出口工业品的补贴政策是便利大商人兼并小商人”，同时使“发展健全的工业独占对外贸易”。（卷六，页四八至四九）一七二一年英国工会开会式中的敕语，虽然仍在强调入超的需要，不过所指的是鼓励原料品的进口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据估计一六九八年殖民地的贸易占英国海外贸易总值的百分之十五，迨一七七四年即已达百分之三十三。（见李普生：上引著作，卷三，页一五七）
[47] 布拉文与陶尼合集：《英国经济史文件选集》，页四七一。
[48] 奥伯罗茵（O.Brien）：《十七世纪爱尔兰的经济史》，页一八六。在另一方面，爱尔兰的麻布业，自一七四三年起，十八世纪中颇受出口补贴政策之惠（虽不完全限于此但大部分是指北方工业），其意图可以前几十年腾普尔（Sir William Temple）语，加以说明：“打击法荷的商业，使从英国流出的钱，又回到我皇陛下所属爱尔兰的子民手里，而不与英国商务利益抵触。”自然，以走私方法逃避殖民地贸易管理办法，是永远存在着的；关于美洲贸易逃避管制情形，可参阅A.M.Schlesinger：《殖民商人与美国革命》，页一六至一九。
[49] 葛拉斯：《经济史引论》，页二零一至二零二。
[50] 同上，卷一，页一五三，一六六。柴鲁德也许是当时唯一反对降低工资的经济学家，他认为这会变成高利贷的行为。然而他是东印度公司的拥护者，而且他的言论是针对自由党商人与工业者中的批判者。
[51] 詹·密勒说：“宗主国强制殖民地买贵卖贱，不啻是无形中迫使殖民地向宗主国纳贡。”（见《政治经济学精义》，第三版，页二一三）赛氏（J.B.Say）说过：“宗主国可迫使殖民地购买其能出口的货物，而且付比所值更高的价格。”（《政治经济学论》，一八一二年版，卷一，页三二二）另参阅亚当斯密著《原富》（一八二六年版，页五五四及以下）：“独占英国殖民地的贸易，比任其自由，自然会抬高了英国各业的利润率。”
[52] 桑伯：《资本主义精义》，页七零，页七二。
[53] 牛斯保：上引著作，页一二三。霍蒲孙（J.A.Hobson）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演进》的十三页写道：“殖民地经济必须视作现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条件。对殖民地的贸易，主要的是带有强制性，与掩饰的劫夺是无有说明区分的，更不是等物的兑换。商业利润之外，还有代表强迫性劳动剩余价值的工业利润。”桑伯也同样地写道：“昔未开化人民与欧洲的交易，名之为强迫贸易，是很恰当的，”（见上引著作，页七四）而且“所有的欧洲殖民地，都是建筑在强制劳动的基础上发展的，”（见《现代资本主义》，卷一，页六九六，及页七零四论殖民地奴隶。）恩文于一九二四年正月九日在曼撤斯特统计学会宣读的一篇论文里，对于东印度公司剥削印度的方法，有很详细的说明。（见《经济史的研究：恩文论文集》）
[54] 伊·维廉：《资本主义与奴隶制》，页六一。
[55] J.E.Gillespe：《截至一七零零年海外扩张事业对英国的影响》，页二三至二七。
[56] 桑伯：《资本主义精义》，页七三。
[57] 见《英国在对外贸易获得的金银》，页六七。
[58] 重商主义的理论（恰如重农学派的理论）常被解释为否认贸易数量对于增加财富，有任何影响，其实从它们的字里行间，无疑的可以看出它们并无意否认贸易会增加财富，不过这里的财富，必须解释效用。然而他们所最注意的利润，或除去工资之后的“净值”。他们所考虑的是除降低工资外，进出口物价比例的变化，是工商业增加利润的唯一方法。例如，赫革斯辙教授曾引舒特（Schrotter）一段话，关于这一点说得很清楚，即所谓国内贸易只能使人快乐，并不能使人富有。
[59] 对于羊毛的政策是激动的，经过特许之后，是可以出口的。虽然走私未能完全禁绝，但是在十六世纪，为了保护国内纺织业，羊毛的出口，是逐步走向限制，到了詹姆士第一时索性完全禁止。一六七零年以前，只有在谷物国内价格远落到正常的价格的下面，才准许出口。
[60] 关于加工品的输出问题，在别的行业中，工与商的成份，也有这种不同的看法。例如，一五九三年伦敦白镴器制造业者曾反对未加工的白锡输出（参阅白镴器制造业行会史，卷二，页二一），此外毛皮业行会中的工匠与商人成份，在未加工皮张出口问题上，也曾有过长期的争论。
[61] 李普生：上引著作，卷三，页二一至二三。有一位牧畜业者，极力标榜羊毛的自由贸易，并诋毁保护政策为“反动的罪恶遗产，而且是共和政党的产物。”
[62] 例如，孟氏就曾强辩过，“输出的货币，仍然会回来的，而且增加三倍”这正可说明，他并没有摆脱了货币的传统理论。他这样的说法，完全转移了讨论的重心。
[63] 《论东印度贸易》（一六九七年），页三一。
《公共收入》，页一五至一六。
李普生：《英国经济史》，卷三，页六五至六六，所引十七世纪各家言论。
[64] 例如，马龄斯与米滋顿都同意，“制止高利贷之道，是增加货币数量”。
[65] 《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页三一。赫革斯辙教授也曾就这一点，加以评论，认为他们把货币当作生产要素看待，利息就是货币的地租，正如土地的地租一样。
[66] 同上，页二零一注释。
[67] 在当时虽然也有少数作者，为奢侈的消费辩护，但贬之者还是占大多数，这说明了在重商主义的理论，消费不足的观念占的比重很大。
[68] 约翰生：《亚当斯密的前辈先生》，页五七至六二，七三至七六，一四五至一四九，在一六六零年及七十年代初期，因自法输入工业品的缘故，颇有反法的空气，同时议会中的保守党份子对于皇室优待法国一节，表示反对，“当时的保守党是民族主义者……反对异族王朝与本国的主要竞争者联盟。”（见L.B.Packard论文，载《经济季刊》，一九二三年，五月份，页四三五）。
[69] 参阅关于乌得勒底条约争辩时的“国外支付的收入”理论，或司徒尔梯（Steuart）关于“分别物”的差异额与“劳动”的差额之晦暗说法。
[70] 因为如果对工业品的需求增加，而成品、原料、设备、劳力的价格不变，则资本家的剩余总额与用来购买原料、设备、与劳力的资本，会同比例的增加。
[71] 《蜜蜂的故事》，（一七九五年版），页五八第一八零行的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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