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第三国际（共产国际） ->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1920年7-8月）
塞拉蒂宣布开会。讨论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季诺维也夫同志作报告。 季诺维也夫作报告：《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季诺维也夫： 我们开始讨论议事日程上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即必须确定，我们这个共产国际究竟是个怎样的组织？我们要使它成为怎样的组织？首先，我概略地、一般地说明一下委员会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委员会由于吸收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参加而扩大了。这两个代表团出席了会议，积极地参加了讨论。提纲作了一些改动，但总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当然，我们要向你们介绍修改的情况，你们会有机会发表意见。既然我们要考虑有关同志的意见，我们当然会接受意见，并加以采纳。 德文版中缺第2条，法文版不缺。第2条中写道：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组织，都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撤销改良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在工人运动中（在党组织、编辑部、工会、议会党团、合作社、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中）所负担的比较重要的职务，用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代替他们，不必顾虑最初有时不得不用普通工人来代替‘有经验的’活动家。”
接着，对提纲第7条作了重要的更动，其中原来是这样写的： “共产国际决不能容许像屠拉梯、莫迪利扬尼之流的著名改良主义者自称为第三国际的成员。”
现在，委员会认为，我们共产国际不仅要点出意大利机会主义者，而且也要痛斥其他国家的改良主义分子，这样做才是比较正确的。委员会决定，至少也要点出每个国家的一名改良主义分子。这样一来，被点名的人就不只是屠拉梯、莫迪利扬尼，而是“屠拉梯、莫迪利扬尼、考茨基、希法亭、龙格、麦克唐纳、希尔奎特等等”了。 （有人喊道：还有格里姆。） 应当承认，这个名单不全，也许代表大会会作出补充。 再就是增补了第18、19两条。这两条是： “18．各国党的一切指导性的机关报刊，必须刊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一切正式的重要文件。
“19．凡是已经加入或正在申请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必须在最短期间内，无论如何不迟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过四个月，召开一次党的紧急代表大会，讨论所有这些条件。同时，中央委员会应当设法使各级地方组织都了解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 其次，我们收到了列宁同志个人的建议。① ① 指列宁提出的关于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其领导机构组成问题的建议；后来根据俄国代表团的提议，这项建议已由委员会采纳，井将其作为加入共产国际的一个条件。——编者注。
这项建议经过委员会讨论，以5票赞成、3票反对、2票弃权获得通过。但是，我要代表俄国代表团声明，我们希望恢复这项建议的原意，即我们主张只把它当作一种愿望，而不是作为条件或指示。我们坚持的意见是，只要代表大会表示这个愿望就行了。 此外，还有一些修辞上的改动，尤其是我们所谈的合法与非法工作那一条。我们将把最后的文本提交大家讨论。 现在我来谈谈几个论点的依据。首先，第79页上写着：“在一定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有被那些还没有摆脱第二国际思想体系的、不坚定和不彻底的集团溶蚀的危险。” 委员会对此作了修改，并决定采用更加坚决的措词，即不是说“在一定的情况下”，而是直接说“共产国际有被溶蚀的危险”。委员会这种做法是对的。确实如此，那些不久前加入第二国际的党，是在群众的压力下，可以说是出于某种需要才跑到我们这边来的，它们一来，共产国际的革命性目前就受到威胁了。即使它们愿意除掉身上的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烙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我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即成立第三国际期间，我们遇到了许多危险，然而，因吸收各种各样的人而损害共产国际革命性这个危险，在当时并不存在。15个月以前，我们还不过是一个人数很少的小组，因此，有人讥笑我们说：“你们共产国际的全部人马，有10张沙发椅就够了，你们成不了气候！原先的一些大党仍旧留在第二国际里。”现在可不同了。原先的大党现在都积极要求加入第三国际。由于工人群众倾向共产主义，我们理应吸收它们。但是，切勿忘记，这些党带着自己所有旧包袱进来，就是说，把它们的老领袖带了进来，而这些人在战时和战后始终是坚决反共的。 1919年8月第三国际成立时是一个怎样的组织？当时，它不过是一个宣传团体，成立一年来，还是老样子。可是，在欧洲遭遇一场骇人听闻的毁灭性战争以后，工人群众寻求新的道路的时刻，第三国际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宣传工作，乃是一件大事。不过，我应当坦率地说，当时，它不过是一个要向群众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的、有广泛组织的宣传团体。现在，我们想多做一些，做得和过去不同一些。现在，我们的国际不想再充当一个宣传团体，而想成为一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应当在这方面开始一个新的篇章。我们的国际要成为一个战斗组织，它不仅宣传共产主义，而且要真正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是为此目的建立国际性组织的。 不久前，我读了像尔·路易的文章，他说，第一国际由于未能及时防止1870--1871年的战争而垮台。第二国际也必定是这个下场。战争爆发了，它未能及时防止，因此，它也垮台了。第一国际当时的处境和今天第二国际的处境完全相同。 看来，这是一种蓄意捏造的、因而颇有份量的社会爱国主义谎言。第一国际曾企图阻止战争的爆发，它为此进行了斗争，并在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第二国际不想进行反战斗争，并且回避这个斗争。第一国际壮烈地牺牲了，它的优秀战士在巴黎公社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遭到杀害。而第二国际可耻地破产了。我们必须向工人讲清楚这一点，因此，我们应当谴责这种相提并论的说法，要知道，这种说法是出于支持社会爱国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需要。 第一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它甚至力图实现中央对每一次经济大罢工的领导，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是因为当时的罢工运动还没有经验，力量还比较弱小。可是，我们现在的中央，却不能直接领导每一次经济大罢工。现在，经济罢工每时每刻都在涌现出来，对于具体情况，我们甚至一无所知。由于罢工运动的规模很大，现在根本谈不上中央的直接领导。第二国际缺乏集中，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一正一反，不能相提并论。现在，当我们需要确定建立新关系的条件时，我们似乎得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明“合成”问题。在我们打算讨论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时，我们对此要有清楚的认识。 许多不久前还是第二国际的领导同志认为，加入第三国际，他们并不承担任何重大的义务。我这里有一篇从罗伯特·格里姆的机关报①上剪下来的格里姆的文章。他声称，第二国际及其执行机关不过是一个“信箱”罢了，确实如此。但是，文章的作者向第三国际提出什么建议呢？当然，第三国际应当有所不同：它应当在各国组织“大规模的行动”，即它应当注意建立情报机关，注意“在议会内”组织“统一行动”。于是，你们就可以看出，结果完全一样：第三国际也是一个“信箱”，是一个深一点、大一点的“信箱”，但终究是一个“信箱”。 ① 《伯尔尼日报》。——编者注
我们需要有情报机关，这一点，我不反对。我们的情报工作十分薄弱，它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组织。例如，我们大骂国际联盟是一群强盗的组织，或者提出反对改良主义分子的建议，这种做法并不会妨碍各国党同时在议会采取行动，但这远远不是一个国际性的战斗组织。目前，经济上的支援也不是最主要的。格里姆及其一伙心目中的第三国际，实质上和第二国际同一类型，即是一个大一点、组织得好一点、外表涂上红色和漆上油漆的“信箱”。第三国际不应当是这么一种玩意儿！ 我还读过各种“左”派改良主义分子，例如克洛德·特雷维斯在法国同志主办的《共产主义评论》上发表的几份声明。特雷维斯主张加入第三国际，但条件是，不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不强求某些国家接受第三国际的政治口号。这就是说，他们希望马上加入第三国际，但行动不受约束，继续享有和以前一样的行动的“自治权”。关于这一点，意大利的“也算是社会党人”的莫迪利扬尼，说得比谁都露骨。他现在形式上是第三国际的成员，但是他和我们并不是一条心。不久前，他到过巴黎，极力鼓动龙格参加第三国际，他的理由是：为什么不参加第三国际呢？要知道，它不要我们承担任何义务，只要每两个星期给执行委员会寄上一张明信片就行了，别的什么事都没有。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凡是认识莫迪利扬尼和领教过他的厚颜无耻的机会主义的人，从这番话中就能看透他的为人。这些从改良主义分子营垒里钻出来的老爷们以为，加入第三国际可以像进旅馆一样方便。我们共产国际建立以来的短暂、然而意义重大的15个月历史，向一切严肃的政治家表明，第三国际不能容纳那些想在其中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人。我们要建设一个讲求实际的国际。我们不同意考茨基的意见，他说第三国际仅仅是“和平的工具”。不！它应当成为和平时期、武装起义时期、起义以前和以后时期的斗争工具，应当成为团结各种力量的核心，应当成为明确自己的目标、并愿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那一部分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组织。 有人经常大做文章，说什么“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着人所共知的对立现象，他们企图给工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第三国际是东方工人阶级的组织，而西方工人阶级只好靠边站。法国党的领袖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文艺工作者，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中派分子）不想马上单独加入第三国际，而首先想让西方全体工人群众参加。实际上，“东方”与“西方”之间根本就不在这种对立现象，而在共产主义与改良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和平主义之间，倒存在着另外一种对立现象。“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对立现象的说法，纯属捏造。我们发现，在各国，人们都把运动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明显的机会主义右翼，目前它是资产阶级的主要支柱；第二类是稍为收敛的中派，它也是资产阶级的支柱；第三类是左翼，它或多或少带有共产主义色彩或倾向共产主义。显然，西方工人阶级，比如英国工人阶级，对莫斯科发生的事一清二楚，他们懂得苏维埃政府具有何等意义。每一次游行示威都表明：英国工人阶级在这方面有十分明确的认识。关于“东方”与“西方”之间存在鸿沟的奇谈怪论，早该收场了，用不着劝告英国工人阶级等待“西方”加入共产国际了。 首先，我们不要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有一位匈牙利同志在谈到党的作用问题时，已经提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问题。请回顾一下当时的情况，匈牙利共产党给社会民主党人大开方便之门，一下子把他们全都吸收进来了。我们在委员会讨论接受条件时，有些同志说，他们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第二国际的许多政党今天很轻易地就接受了我们的条件，这和当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出现的情况很相似。匈牙利党取名为“社会主义共产党”。最初，这只不过是一个名称之争。匈牙利同志作过斗争，我们不想背后指责他们。我们的执行委员会有一个忍让的弱点，于是就同意了各个政党的合并。过去有个说法；政党的名称无关紧要。然而后来才知道，这个问题在历史上起了作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发展前途的被断送，一半原因可能是由于共产党人对大部分老社会民主党人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令人遗憾！），而这些老爷们在紧要关头却投到了资产阶级的怀抱里。意大利党有几位同志说，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他们将建议把党的名称，由目前的社会党改为社会主义共产党。我们切勿忘记匈牙利的教训。这不是斤斤计较一个名词的问题，而是我们能否信赖这些不仅不愿和旧思想观念决裂，反而极力加以掩饰的旧社会党老爷们。为了使我们今天认清这一点——只要我们向改良主义分子伸出一个小指，他就会立即抓住你的整只手，然后抓住你的脑袋，然后把你整个吞掉——匈牙利和全世界工人阶级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问题就在于，我们应当成立一个有明确而又坚定的路线的共产国际。我们应当为共产主义奋斗，而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个月内就实现，只有在尽可能集中的组织和明确、坚定的策略的指导下，经过多次战斗，共产主义才能获胜。对于那些用明信片来敷衍我们的老爷们，我们趁早把门关上，免得他们钻进来。 第二国际可耻地垮台以后，第三国际时兴起来，实际上这是一个危险信号。第二国际成丁一个臭水坑，成了一具腐烂的僵尸。当然，一些政党要和第二国际脱离关系，企图继续在第三国际里重操旧业，“只不过稍为改变一下腔调”而已。它们当中的许多政党多半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客观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危险性是存在的，我们应当坚决采取防范措施。我今天看到7月15日《自由报》上的一篇文章，标题是《国际问题》。《自由报》的意见是，如果我们坚持1920年2月5日我们给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公开信的观点①（此信经我签署），那就不可能和我们达成任何协议． ① 指1920年2月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关于第三国际的决议问题《致德国全体工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此信载于《共产国际》第4期第1382—1392页。——编者注
我十分明确而又郑重地声明（我希望，这也将是代表大会的意见），我们现在仍然坚持我们在2月5日信中提出的全部条件，而且我断言，我们拒绝同龙格、考茨基和希法亭之流的右派领袖进行任何合作。法国同志对我们说：也许龙格目前打算改变自己的观点。要是他现在同意我们的观点，那就不成问题了；如果他是诚心诚意地、严肃认真地接受我们的观点，那我们表示欢迎。我的这番话也适用于那些或许打算改变自己的看法的德国同志。不过，我们要郑重声明，我们不打算和德国党的右翼及其领袖打交道。我要以俄国代表团代表的身分（不是以委员会报告人的身分）正式声明，我们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我们作出决定：假如我们的意大利同志或其他党的同志主张和这些右派分子联合，那我们党宁愿受到孤立，也不愿和那些我们称之为资产阶级的人物讲联合。我代表我们党发表这个声明。 现在，我尽可能具体地谈谈那些想加入，并在努力争取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以及已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的情况。我打算逐个国家来谈。首先，我谈谈那些至今尚未加入，但现在想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我收集了大量有关法国党的材料。我不可能向你们介绍一切有关情况，只能择其重要者讲一讲。事先要向你们打个招呼，就是我们决不想算旧帐。当然，谁都可能犯错误和事后表示反悔。我们只援引带原则性的事例，只讲主要问题。 首先讲讲加香。对他的忠诚不能有丝毫怀疑，凡是了解他的过去的人都知道，他犯过错误，但他是一个忠诚的战士。我这里有他写的关于国际联盟的一篇文章（1920年1月7日）①。早在今年1月，他就称威尔逊先生为当代“最后一个资产阶级伟人”了。他接着提出，“美国民主派”已尽了一切努力来防止大战的爆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理应懂得，这显然是社会和平主义的思维方法。而社会和平主义并不等于社会主义。这是已故领袖饶勒斯的思想，遗憾的是，他也只不过是一个社会和平主义者。在全面肯定他的伟大功绩时，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一点。他的思想在法国以及在其他一些国家里流传下来。这种和平主义和威尔逊主义都具有极其顽固的特征，因而许多共产党人也难以摆脱这种思想。就拿上一次代表大会来说吧。瑞士一位左派同志弗里茨·普拉廷，把一份打印好的自己在议会上发言的速记稿带来了。他在发言中说：威尔逊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战争问题。结果，就连我们当中一些自认为是共产党人的同志，往往也会受到这种社会和平主义的侵袭，因为数十年来，他们的领袖就是向他们灌输这种东西的。过去，我们对社会和平主义斗争不力，现在该彻底消除这种影响了，并且要十分明确地向法国朋友们指出：接受加入第三国际的正式条件，要比肃清社会和平主义影响容易得多。社会和平主义是麻痹我们斗志的一种危险的资产阶级思想。千条万条，只要坚持社会和平主义这一条，就不能成为一个共产党人，就不能加入第三国际。所以，我们要开诚布公地说，愿不愿意与社会和平主义彻底决裂，这是问题的关键。 ① 指加香的《一年之后》一文，载于1920年1月7日《人道报》第5775号。——编者注
其次，有关法国同志的问题，我还应当说上两句。这是弗罗萨尔于1920年2月3日发表的牵涉到对第三国际态度的文章①，弗罗萨尔在文中说：至于我党的政策，在加入第三国际这一点上，很可能和过去没有什么两样；很快就要进行选举了，而第三国际决不能妨碍我们与其他政党建立同盟。 ① 指弗罗萨尔的文章《在莫斯科那儿又怎么样？》，载于1920年2月13日《人道报》第5775号。——编者注
总之，你们看到，这种观点就是：第三国际是一幢很好的旅馆，各国代表在那里高唱《国际歌》，互相恭维一番，然后各奔东西，．继续干自己原来的事。我们决不允许第二国际的这种无耻勾当重演。 我本来可以援引其他许多事例来说明法国同志的实际情况，但限于时间，我只能谈上面这一些了。《人道报》的社论是按某种比例编排的，加香和弗罗萨尔对我说，中派每周提供八篇，左派四篇，而列诺得尔之流两篇或三篇。你们清楚，这实在不能容忍。这好比是这样一种混合剂：八滴蒸馏水，三滴毒药，然后加上四滴牛奶作为解毒剂。（鼓掌。）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也许，这就是法国运动史的写照，但正是这个旧传统必须加以根除。离开巴黎之前，弗罗萨尔声称：“我不愿和列诺得尔一起去莫斯科，我们与俄国同志的会谈将会遇到阻力；最好他留在家里。”而在有关的信件中，弗罗萨尔却称列诺得尔为“我们的朋友”。这种法国风度应该抛弃了。可是，它不单纯是法国的风度。莫迪利扬尼给塞拉蒂的信和塞拉蒂给普拉姆波利尼的信，均称对方为“我的朋友”。这种法国方式和意大利方式，我们不能接受。我希望，你们委托执行委员会向各国党提出要求：每月汇报一次，以便通过这面镜子了解所发生的一切。 现在讲讲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情况。 我只限于引用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最近的正式复信①中的几段话，这是该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交给我们的。复信首先指责说：“尤其令人吃惊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于自己所处的地位，本应尽可能真诚地对待和自己进行会谈的外国革命工人组织，但是，它的复信却断言：‘参加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的看法，完全不同于他们的右派领袖，’——这种论调像一条红线似的贯串在整个复信中……”。 ① 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复信载于《自由报》1920年7月11日第272号（副刊1），7月13日第274号（副刊），7月14日第276号（副刊）和7月15日第278号（副刊）上。——编者注
不错，这种论调确实像一条红线似的贯串在我们整个原则性的声明中。如果在目前比较平静的时候，尚有一万左右的独立社会民主党党员被关在监牢里，那我要对这些同志表示敬佩。我说：这是一些顽强的战士、顽强的工人。我们应当设法接近这些工人。这与我所说的存在着以考获基、希法亭和施特勒贝尔为首的右翼，并不矛盾。在琉森时，克里斯平和希法亭持同一观点，他不想离开第二国际。右翼是存在的。 有人说，目前究竟谁对考茨基感兴趣？他们的答案是：没有人对他感兴趣。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这个答案不对。考茨基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的许多领袖，口头上声称与考茨基脱离关系，而实际上执行的仍旧是考茨基的政策。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提请大家注意：在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有些工人正在进行严肃的斗争，以反对那些暗中破坏革命斗争、一直为资产阶级效劳的右派领袖。有人说：“在德国没有右派领袖”；“执行委员会制造的右派与左派领袖一说，不切合实际”。我们必须极其真诚地对待真正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其他国家的同志。可是，对考茨基、希法亭和施特勒贝尔也讲真诚，那无疑是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对这种“真诚”，我们要拒之千里。在希法亭（此人善于同英国军官进行同志式的谈判）和我们之间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贯串我们全信的这条红线恰恰就是：我们要把和我们战斗在一起的工人，与暗中破坏斗争的领袖加以区别。中央委员会在信中说：“指责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奉行‘协约国的方针’，其根据何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至今这种指责多半来自右翼政党。难怪去年我们不得不开展反对民族主义蛊惑宣传和军国主义诡计、争取签订和平条约的斗争时，我们听到了反动资产阶级政党责骂我们是‘协约国政府的走狗’。事态的发展证明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这和俄国共产党当时在和平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一样，是出于严酷的现实的需要。可是，大家都知道，这种立场却遭到了谴责，似乎俄国共产党人和凯泽尔德国军国主义者结为同盟。” 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前夕，俄国的形势是众所周知的。我国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它忍饥挨饿，但仍然坚持斗争。德国帝国主义卡住了我们的脖子，而德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当时又十分薄弱，不能立即援助我们。我们想：为了求得一点喘息机会（这个词在当时很流行），我们必须暂时与这些强盗缔结和约，以赢得时间。1918-1919年德国的形势又如何呢？资产阶级掌权，或者谢德曼之流掌权，反正一个样。德国的情况不同于俄国。谢德曼这只狡猾的狐狸说：我袖手旁观，我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他非常巧妙地蒙骗了英勇的德国工人阶级。结果谢德曼倒成了反对凡尔赛和约的人。不早不晚，就在这个时候冒出了一个独立社会民主党，它不遗余力地给谢德曼呐喊助威，它千方百计地大声疾呼：必须缔结和约！现在你们竟说，德国当时的处境和俄国在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前的处境完全一样！你们，在德国，发现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差异：在俄国，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资产阶级被打败了；而在德国，却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工人阶级被打败了，并且很多次被出卖。这个“小小的”糊涂观念是怎么产生的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1919年3月，独立社会民主党的许多右派领袖认为，谢德曼和我，都差不多。（鼓掌。）因为我们都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都是老社会民主党人。独立社会民主党内缺乏政治觉悟，就使右派领袖提出这种令人不能容忍的错误论点，混淆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从而使兴登堡和谢德曼之流得以践踏和镇压工人阶级。他们屡次三番地向我们表白：“我们和你们在观点上没有特殊分歧。考茨基对我们党影响不大。”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现在带给我们的这封信，难道不正说明考茨基的阴魂不散吗？ “对恐怖手段与内战问题的看法，也和对专政问题的看法一样。这样一来，俄国所特有的无产阶级专政形式，就日益上升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原则。于是，形式推倒了内容，从而阻碍了革命的发展，这是因为忽略了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必须采取不同的革命形式这一点造成的。在研究暴力问题时必须牢记：暴力和恐怖手段不能相提并论。如果无产阶级专政（其他任何一种专政，哪怕是披上民主外衣的专政，也不例外）离开使用暴力就不能存在，那么，暴力使用到什么程度，还要由反革命的反抗情况来决定。把恐怖主义当作一种政治手段来使用，这就意味善，要建立一个各种灾祸充斥的王国，要使用国家暴力手段来对付无辜的人们，其目的就在于吓唬人们，使他们打消一切反抗的念头。针对这种情况，必须指出，国际社会民主党拒不使用这种恐怖手段，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和伸张正义，而且是出于一定的目的。如果说，暴力是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接生婆，而它并不能使旧社会母腹中尚未发育成熟的新社会胎儿提前降临人间，那么，对于恐怖手段，就应当说（历史上多次证实了这一点），使用它并不表示运动强大，恰恰相反，它表明运动内部十分虚弱。因此，我们党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历史的经验出发，反对颂扬恐怖手段。我们恪守这项原则，并不像执行委员会在复信中所指责的那样，是‘涣散工人的革命意识’，恰恰相反，是为了保障社会主义的长远利益。”
可是，这封信是在柏林一月武装起义以后、在这次起义从我们手中夺去工人最宝贵的东西以后写的，是在我们知道俄国、芬兰、格鲁吉亚、匈牙利等国发生内战这种种情况之后写的！这封信是小资产阶级的杰作，它违背一个革命者的良心！我认为，与其说“为了社会主义的长远利益”，不如说“为了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这个声明自始至终贯串着考茨基主义。如果像迪特曼和克里斯平在这里所声明的，考茨基再也不会有多大影响了，那么，为什么在这封复信中还要一字不漏地照抄他所写的鄙俗蠢话，还要把那些反革命破烂货一揽子搬过来呢？ 当我们在这里，在莫斯科质问独立社会民主党左翼代表，是否在这封信上签了名时，他们无可否认。他们回答说，他们没有时间思考，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这全然不能成为政治性的理由。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在“一瞬间”解决这样的问题，那真是糟糕透顶了。我们看到，死人考茨基如何拽着活人多伊米希的头发往水里拉，并使他沉入水底，这时，混身是劲的多伊米希，就应当把死人考茨基连同他的反革命破烂货统统推到一边去。 这是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情况。 下面我们要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些政党，不管它们是否已加入我们的国际。即使加入了我们的国际，也免不了受到我们的批评。我们必须采取批评的态度，直言不讳。 那么，我首先讲讲意大利党。过去和现在我们一直在强调：意大利党是从第二国际分离出来的优秀政党之一。意大利工人阶级是英勇的工人阶级。我们大家热爱它，正是由于它以严肃的态度对待革命和共产主义。但是，对于这个党的领袖，我们就另当别论了。塞拉蒂同志会对我们说：“你们又要抓住屠拉梯不放，这太无聊了。”不错，塞拉蒂同志，只要屠拉梯这样的人算作我们的人，我们就要反复地提这件事。因为屠拉梯是意大利党党员，现在也就成了第三国际的成员。难道这不令人感到羞愧吗？当我们给第三国际每个成员发放证件时，屠拉梯和莫迪利扬尼也会领到一张。可是，要知道，这些人在意大利搞的是反革命宣传活动！前几天，屠拉梯在议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这套话，他一生中已经讲了许多次。屠拉梯是这样说的，资产阶级先生们！你们发现你们的处境和工人阶级一样困难吗？让我们互相帮助吧！在土地、住房和食品等问题上，我向你们提出一连串半资产阶级性质的政纲。意大利资产阶级如何采纳这个政纲，《前进报》（《Avanti》）没有报道。此后，意大利党就对屠拉梯提出了控诉。允许这种情况存在的党，还能算作严肃的党吗？该党本应对那些30年来一直干着同类事的人提起控诉（因为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分子），但它却忙于其他许多事务了。 我这里有一堆意大利文资料，不下二三百份。我不可能向你们一一列举。我们要出版一本介绍意大利及其他国家情况的红皮书。塞拉蒂同志将收到我寄出的这本书，这本资料集将散发出芳香，它会给塞拉蒂同志带来莫大的乐趣。屠拉梯对于他为什么要留在党内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因为这样一来，我才能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屠枉梯无须隐瞒，他公开表示，他参加党是为了他能以改良主义者的身分在议会和集会上发言，以便享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党员的荣誉。他在党内干他想干的事，方便得多，他何必要离开党呢？我奉劝我们的朋友们注意一下屠拉梯的自我表白。不能让这些老爷们留在我们党内暗中破坏我们的斗争。我们党内还有暗藏的敌人，我们公开的敌人就更多了。 在波姆巴契代表党在全国化工工会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后，首先起来发言的是屠拉梯，他发表了一通改良主义谬论。意大利共产党员波姆巴契的发言却相当温和。我要问：为什么让屠拉梯在工会大会上发言，让他在工人面前大放改良主义的厥词？为什么波姆巴契后来的反驳是那样软弱无力？只要屠拉梯还是一名党员，波姆巴契当然就不能说：他是我们的阶级敌人。我们决不能让这些老爷们以我们的名义，向普通工会会员们贩卖他们的改良主义观点。 现在谈谈瑞典党的情况。很遗憾，和我们一道参加第三国际创建工作的霍格伦同志没有到会。但我们还是要摆摆这方面的情况。瑞典的左派至今也不叫自己的组织为共产党。现在弄明白了，这并非偶然。他们出版了一种理论性的机关刊物，叫做《齐美尔瓦尔德》。后来，他们没有给我们寄这个刊物。在这个刊物上刊登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派的文章。这也是预料之中的，因为他们相互同情，而在瑞典左翼政党内，公开的改良主义分子却久居其位，这可是非同小可。虽然林德哈根还是一名党员，但他却已经不值一提了。1920年8月12日他十分露骨地建议瑞典加入国际联盟，他努力研究国际联盟章程，并五次提出修改意见。 虽然该党在一篇文章中拒不承认林德哈根为党员，然而他还是留在党内，因此在形式上他成了第三国际的成员。 瑞典党的另一位议员爱因贝格，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社会爱国主义的裁军主张。他还说，现在只要取得政府同意，就可以完全废除军人内阁。接着，他希望社会民主党右翼（指布兰亭）在这个问题上给他以最广泛的支持。后来，知名的议员或领导人——瑞典的伊瓦尔·温涅尔斯特朗用布兰亭的口气说：社会民主党左翼似乎想和我们联合。霍格伦对此表示反对，至少他个人说什么也不愿意和布兰亭这个老家伙结合。但是在左派党刊上却表示，只要条件许可，类似的结合也可以考虑。 我们应当承认，瑞典社会民主党左翼曾经为第三国际出过力。这是一个年轻的运动，它刚刚发展起来。我们知道许多真正的革命者参加了这个运动。但是，我们应当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我们需要的是共产党，它用不着讨论和布兰亭结合的问题，而是要抛弃裁军问题；我们还要对他们说，我们的使命不是修改国际联盟章程，而是彻底将它埋葬。 在丹麦党左翼的纲领草案中提出：党确信，制止军备扩张可以增加不流血革命的机会。当然，资产阶级的军备扩张一旦被制止，我们就有更多的机会来进行不流血的革命。但问题却在于，怎样才能做到资产阶级和我们都不必付出血的代价，便能制止军备扩张。 谈谈挪威党的情况。中央委员会容忍右派留在党内。舍弗洛在我们的委员会上说：“我们一部分党员是反社会主义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们把全部工会会员都吸收入党了。这不妥当。我们可以和工会保持良好的关系，可以在工会里建立党团，但是，把全部工会会员（其中基督教社会党人以及其他反社会主义分子占10%）都吸收进来，是错误的。我们提请挪威党注意这个问题。 我讲讲南斯拉夫党。它现在叫南斯拉夫共产党。但是，过去我们从我们南斯拉夫同志的中央机关报上，只能见到许多改良主义分子写的文章。不错，南斯拉夫党不同意这些文章的观点。然而，这种状况不能容忍，也不应当容忍。我们应当提请南斯拉夫党注意，不要容忍改良主义分子在党内公开活动，不要让我们的报刊等等为他们效劳。在其他各方面，南斯拉夫共产党称得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党。 也许，在其他政党身上发现的问题，在我们俄国人身上也有。当然，加入第三国际的每个政党，在我们犯错误时，都理应给我们指出来。这是它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应当把共产国际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国际性政党，它在各国有自己的支部；每个支部有权“过问”共产国际的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这里有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它们是共产国际的核心。但遗憾的是，我们这里也有许多这样的党，它们给改良主义分子提供机会，以蒙骗工人阶级和破坏工人阶级对我们的信任。最明显不过的是，特雷维斯以参议员的身分，每天都在骗取我们群众的信任，而屠拉梯和莫迪利扬尼“同志”，则骗取了波姆巴契和塞拉蒂的信任。有许多大党想加入我们的国际，它们的工人群众，一部分拥护我们的国际，赞成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另一部分还没有拿定主意。我们主张立即接纳法国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我们授权执行委员会继续商议和检查它们是否履行规定的条件，注意每天的新闻动向，经过一段时间再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决定。法国同志在委员会上向我们表示，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条件。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的声明，内容也差不多。我们这方面要尽一切可能帮助它们向我们靠拢。最重要的，就是要仔细、认真地研究它们发表的文章，再就是代表大会要正式授权我们在一定时期内观察它们是否履行规定的条件。一万八千个条件都能接受，但毕竟还是考茨基分子。问题就在于拿出行动来！我们提出这些条件，是为了能有一个准则，以便客观地检验代表大会的要求。无论如何，我希望代表大会能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能给我们以支持，以便每个工人都清楚第三国际的要求。我确信，无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对我们抱什么态度，无论法国社会党领袖想千些什么，各国工人群众的心总是向着我们的。工人群众愈来愈拥护我们，因为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的第二国际的末日已经来到，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时刻已经来临。 各国工人群众迟早都会明白这个真理。他们将全然不顾他们的犹豫不决的领袖而向我们伸出手来，他们必将建立一个革命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组织。（热烈鼓掌，经久不息的掌声。） 塞拉蒂提出把参加共济会的人员开除出党的提案① ① 注：这个提案是塞拉蒂和格拉齐亚德伊提出来的，其表决情况见本卷第448页。——译者注
巴拉巴诺娃： 有这样一项提案：凡是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必须把参加小资产阶级组织共济会的那些党员清洗出党；这就是说，加入第三国际的同志，尤其是西方各国的同志，无权参加共济会。这个提案是塞拉蒂同志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以后要讨论。我们现在只把这个提案告诉同志们，以便做好讨论的思想准备。 讨论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 拉狄克（俄国）： 委员会召开了会议，对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进行了讨论，法国和德国同志对这些条件表示同意。我们出席这次会议酌人，后来几乎一致想起了贝拉·库恩在匈平利共产党和匈牙利社会民主党联合以后所说的话。他说，他感到，事情处理得“过于随便”。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感觉，谁也无法回避这个事实。 谁要是不只是根据报刊上的几篇文章来观察法国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谁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不坚持“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的观点，却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不厌其烦地向德国无产阶级说明，我们怎样看待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要知道，一个政党要想通过在一张小纸片上签字，通过签订契约，在一天之内就能立即改变党的性质，那是梦想。 我们应当注意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德国工人阶级日益走上革命道路。它促使并责成我们去和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接触，从中发现我们的战友。艾伯特—谢德曼政府成立才几个月，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就和它展开了斗争。我到达德国之后的第一个印象是, 10个工人中就有9个参加反对政府的斗争。在1月和8月战斗中，他们和共产党工人一致行动，并肩战斗，哪里需要，就扛着枪到哪里去。在各个监狱里，既有我们的同志，也有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 同时，我们看到，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领袖（对外界来说，他们是党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这个运动中不仅没有推动运动前进，反而成为运动的阻力；他们不过是被他们的工人推着向前走，而每前进一步，他们都想方设法把工人引入歧途。 季诺维也夫已经援引了独立社会民主党复信中的几句话。我只想简略地说明一下几个情况。复信否认独立社会民主党破坏了和苏维埃俄国的团结，否认它对驱逐俄国使馆人员、断绝两国外交关系负有责任。马克斯·巴登亲王为首的谢德曼政府，似应对这件事负主要责任。但是，要知道，当俄国使馆人员在博里索夫受到德国机枪“保护”时，独立社会民主党已经参加了政府，可是，使馆人员虽然多次给该党打电报，并与其代表进行会谈，但它仍然袖手旁观。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说；让越飞回俄国去吧！首先必须弄清楚，他有没有侮辱皇帝陛下，然后才谈得上恢复关系。我只能引用下面一个事例。这是1918年11月19日人民代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上面写着：“1．继续讨论德国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态度问题。哈阿兹主张采取拖延策略……考茨基同意哈阿兹的意见，即延缓解决。苏维埃政府寿命不长，几个星期后就被消灭……”。这是政府会议的正式记录，和哈阿兹与迪特曼一起在政府里任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巴尔特，在他的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指责独立社会民主党人曾竭力把德国革命纳入协约国的轨道，这有下面的事实为证：当苏维埃政府采取象征性的行动，通知当时的德国人民代表，将运去两列车粮食时（当时，我们并没有考虑过，每天运去两列车粮食是否办得到，而只是一心一意地要把两国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我们接到了哈阿兹的答复，他说，美国政府已答应给德国运送粮食。他十分感谢俄国的这种馈赠，不过，这份礼品还是用来解除俄国百姓的饥荒之苦吧！当我们在收报机旁读到这个复电时，我们立刻意识到，我们的批评没有起到作用，从齐美尔瓦尔德到斯德哥尔摩之间的联系，截然中断了。他们以此向我们暗示：“你们本来就在挨饿，而我们指望的是当今世界上的强国，是资本主义美国。”我们一定要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搞好关系，然而，在这个工人政党的历史上，这件事是使人无法忘记的。我们决不和那些伙同哈阿兹对这件事负有责任的领袖打交道。无论别人如何诱骗，革命者绝不会破坏与提供援助的工人阶级的团结. 如果独立社会民主党表示，它反对国际联盟，那我们的回答是：现在反对国际联盟，这种手法并不高明。凡尔赛和约签订以后，当希法亭、迪特曼和龙格在琉森聚会时，他们甚至提议修订条约。这说明什么呢？在同一天里，他们一方面高喊革命，另一方面却指望同威尔逊、劳合-乔治、克列孟梭达成协议。 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在这个时期暴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不要忘记，在我们的战友于柏林斗争中失败以后，依照诺斯克的“美意”，大炮还在一个劲地轰击的8月里，独立社会民主党就把专政的胜利这一点写进纲领①里了。而在工人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采取实际行动的地方，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却横加阻拦，使他们不知所措。我们要慎重从事，我们有责任向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大声疾呼：你们要时刻做好准备，要随时加以提防，因为你们党的领袖在紧要关头会把列车驶上错误的轨道，他们会因为你们的革命觉悟不高或革命意志不坚强而骗取你们的信任。 ① 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于3月2—6日在柏林召开，大会的纲领性宣言载于1919年3月8日《自由报》第113号下午版。——译者注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同志退出了政府，组成了革命政党以后，不随即加入第三国际？我这里有一份1919年9月11日《自由报》报道的关于1919年9月10日独立社会民主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讨论情况的资料。希法亭（谁也不会说，他和考茨基一样，和党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是党的精神上的领袖）在会上说：在参加莫斯科国际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估计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也许正在把我们的小舢板往快要沉没的轮船上靠，因为俄国布尔什维主义就是第三国际。正当反革命军队，特别是邓尼金和高尔察克军队向苏维埃俄国发动进攻之际，正当每个工人一心扑向革命事业的时候，显然，此时此刻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办法援助苏维埃俄国。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独立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站出来说：这般轮船快要被暴风雨打翻了，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们的小舢板可别往它那边靠，否则，我们也会完蛋的！ 我们的代表大会不需要开列我们要求开除的那些人的名单。但是，它必须向工人发出号召，要求他们不许自己的领袖利用革命进行投机活动。这个领袖竟敢对工人说：不要和俄国工人联合，他们的处境危险。我们要对德国工人说；如果你相信这些花言巧语，并把在危急关头有此等表现的人奉为领袖，那你们也就被人出卖了。我们不知道危险时刻何时到来，但我们对这些投机分子到时候会干出什么事来，倒是一清二楚的。反对派嘴上说：我们还要顾及本党的独立性，我们要打扫自己的家。你们就打扫吧！可是，不要用一般扫帚，而要用烧红了的铁扫帚，因为这不仅仅是把希法亭一个人清除出党的问题，而是要彻底铲除党内一切畏缩不振和革命意志消沉的现象。独立社会民主党如果不是这么做，那它参加共产国际就是故作姿态，而我们共产国际也只不过多了几个徒有其名的成员。我坚信，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以及该党的左派，将一反过去之道而行之。我们应当公开说，情况并非如此分明：一方是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另一方是经过战斗考验的群众。左派至今之所以不愿公开谋求自身的权利，那是由于他们认为可以通过某种特殊手段，把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排挤出去。如果你们不和共产党人携起手来共同反对党过去的做法（号召大伙起来革命，而自己却对革命缺乏信心，说什么，革命嘛，谁愿意干就干），那你们加入共产国际只不过是一句空话。问题不在于施特克尔是否在理论上拥护第三国际，多伊米希是否在写有关苏维埃专政的论文，而在于是否对这些领袖妨碍党的发展的行为采取了对策。 独立社会民主党领袖在委员会上表示，绝对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然而，克里斯平在他的小册子的第2版上宣称：“第三国际建立得太仓促了”。他接着说： “共产国际问题的解决，似乎有点轻率：走吧，咱们到莫斯科去！这就算成了。如果我们继续忠于我们的革命社会主义原则，如果我们革命的社会党不想自杀，那这条道路就不会帮助我们解决任何问题。”①共产国际内部有许多行尸走肉。克里斯平是我们的客人，我们很高兴看到他在这里表现得很活跃。但他到这里来，是由于工人对他施加了压力。后来，克里斯平在党代表大会上说：“是莫斯科人用他们自己反对独立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和行动阻挡我们进入莫斯科的。根据这些决议，我们只有盲目服从共产党人,并融合到国际共产主义—工团主义组织里面去，才能踏进克里姆林官的大门。”②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是在该党工人的压力下才不得不到莫斯科来的。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既不反对我们的纲领，也不反对我们的策略，那是由于他们获悉，法国党已派代表参加这次大会。工人群众应当从这件事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并改变他们的现状，要知道，独立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是那些被革命工人（而不是被我们）击败了的领袖，他们是德国无产阶级的败类。我们认为，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好的革命党，这是从该党的工人群众来说的。德国工人的任务，就是要坚决完成自己的使命，使独立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革命党，一个能每天执行和实现自己的原则（而不是一纸空文）的革命党。 ① 注：阿尔图尔·克里斯平：《国际。从共产主义者同盟到世界革命国际》，出版联合会刊物《自由》增刊第2版，柏林1920年版第36页。——编者注
② 同上，第39页。——编者注 加香（法国社会党）： 同志们！我只想向你们宣读一下我和弗罗萨尔同志的声明。声明如下： “同志们！我和弗罗萨尔同志被派到这儿来，完全是为了和你们沟通情况，因此，你们会理解，我们只能以我们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
“我们十分认真地看了执行委员会和有关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加入第三国际的条件的提纲。我们与许多负责同志就此问题认真地交换了意见。我们刚才听取了季诺维也是同志对提纲的解释。其实，我们党并没有授权我们参加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从所听到的各方面意见中，知道了什么是指导思想。 “你们要求，凡是愿意加入你们国际的政党，都必须首先在原则上和行动上，以及在报刊和宣传方面，同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思想决裂。你们希望它们指出这些思想的危害性，在各方面同这些思想表现作斗争，并竭尽全力来阐明必须采取各种形式的革命行动。 “我们完全同意这个要求。 “根据这个基本要求。实际上得出以下结论：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都必须符合这个要求。 “首先，每个党员必须在改良主义和革命之间作出自己最后的抉择。这不是一个事关个人的问题，你们坚持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当各地展开了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斗争时，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决不能容纳那些仍旧企图与资产阶级一伙人合作的人。 “我们准备向全体党员提出要求，希望他们无论在工会里，还是在党内，都要起一个社会党人的作用。我们准备和那些承认政治斗争必要性的工团组织的革命战士进行兄弟般的合作。 “其次，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进行宣传，其中心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及拥护和促进这种意识形态的人。 “自从我们议会中的社会党党团投票反对军事拨款和整个预算以来，已经有两年了。我们党十分明确地谴责了一切与资产阶级内阁合作的勾当。这是我们党在和平时期的立场。 “假如再爆发世界大战，那么，主要应归罪于法国资产阶级的罪恶的帝国主义政策。 “我们决不以任何形式（投票赞成军事拨款或与内阁合作）参加这场战争。我们将牢记，在民族利益和金融寡头利益融为一体的情况下，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自己的阶级义务是高于一切的。 “必须修改我们党的纲领，使它符合第三国际纲领的精神。我们认为，加强集中制，严格监督议会活动和党的报刊，党员要遵守党的纪律，这就是目前严酷的现实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我们恢复斗争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你们要求我们无条件地支持苏维埃共和国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我们将比过去更加坚决地向劳动群众指出，必须拒绝为反革命装运武器和军用品。我们将采取各种方法向那些要去反对苏维埃革命的军队，进行反对武装干涉的宣传。 “同志们！这就是从我们狭隘的使命的角度出发所能作的表态。我们深信，假如我们的朋友龙格在这里的话，他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后也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返回法国以后，一定会把你们提出的条件，像传达第三国际的全部文献一样，如实地向我们党传达。而且，我们还要积极地、热情地开展关于俄国革命形势的宣传运动。 “过几个星期，各支部对实际情况有所了解并认真地加以讨论以后，我们将召开党代表大会。弗罗萨尔和我将表示赞成加入第三国际。到那时，无须在口头上作更多的保证和许下更多诺言。我们要与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第三国际日后将会对我们这个坚决的行动作出评价。” 勒弗夫尔（法国）： 同志们！在斯特拉斯堡党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决定与其他几个国家的社会党建立关系，照法国社会党大多数人的说法，其目的是“改造”第三国际。顺便说一句，他们还打算访问莫斯科——第三国际所在地。可是，在这一次访问中，加香和弗罗萨尔两位同志被伟大的俄国革命弄得眼花缭乱，看来，已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两三天以前我们听说，我们的加香同志在这个讲坛上说：“改造第三国际，这是一个荒唐的口号。”这就是他对过去的一切的明确而尖锐的批判。 同志们！斯特拉斯堡党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法国社会党（我指该党大多数成员）似乎受到一种特殊机械作用的影响，实际上在不断迅速地向右发展。的确，由于自称是第三国际拥护者的左派（人们通常称他们为洛里欧派）不断迅速地发展，以及由于旧的列诺得尔派（如果你们还乐意这样称呼该派的话）人数大为减少，以至在我们党内实际上已不起什么作用（至少党员的情况是这样，而在议会党团和市政机关里，这一派仍占绝对优势），因而大多数党员现在转过来反对那些因其影响日益扩大而使他们感到不安的人，是不足为奇的。在斯特拉斯堡，我们出席了列诺得尔和保尔·福尔的“婚礼”，听到了右派和中派协调一致的掌声。当时，保尔·福尔大声吼叫反对革命的投机，并讽刺第三国际的拥护者们说：“你们一个劲地向群众大念革命经，而自己却连什么是革命都搞不清楚。你们不知道，该怎样做才能在法国群众中掀起一场革命运动，而群众在11月10日就已表明，他们思想保守，对你们有戒心。”（法国社会党大多数党员认为，一切有关选举的事都具有宗教意义。）“群众并不因为你们的煽动而追随你们。你们以为，你们的宣传很得人心，因为你们能照例召开大会，你们那几个人能在会上大放厥词，可是，你们试试看，如果你们要求工人阶级采取声势浩大的有成效的行动，去阻止军队开赴俄国，尤其是去夺取政权，那你们便会看到，工人群众是否会诚心诚意地拥护你们。” 普雷斯曼在专门谈论法国农民问题时，提出了类似的论断。他竭力给法国群众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在法国被称之为“极端主义分子”的第三国际派，不同于受人们敬重的老党员，他们是一些连什么叫做政治组织都不知道的狂热分子，是一些不分青红皂白的概不妥协的人。普雷斯曼忘记加上一句，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按照他们从事蛊惑宣传的老规矩，只知道把对群众讲革命道理这一点严格控制在骗取掌声的范围之内，他们可从来不做能使革命获得胜利的事。 我请求大会允许我引用法国社会党党内生活的一个简短事例，来说明我在会上提出的指控。实际上，在群众看来，法国社会党的活动取决于全党议会党团的工作。而党内所发生的事，只有党员知道，或者有时在巡回宣传时偶尔暴露出来。但是，不参加群众集会和不阅读革命报刊的人（在英国称这种人为“小市民”）却拥护议会党团及其主张，认为它代表着社会主义。我毫不夸大地说，法国社会党议会党团与所有其他资产阶级议会党团一样，非带保守。我断言，从这个党团代表的言行中，既看不到那种经常与敌对党团作斗争的人应有的仇恨，也看不到应有的热情。假如我的时间充裕，我打算列举社会党议会党团主要负责人保尔·邦库、瓦连、阿尔贝·托马（他是社会党议会党团公认的领袖）等人的简历。共产国际是否清楚，这个瓦连作为许多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和编辑进行过多少活动，而这些报纸虽然相继出现和消失，但它们却得到同一个财政来源的支持。再说阿尔贝·托马，他与茹奥合办的《工人与社会新闻》报，得到法国资产阶级官方报纸《时代》编辑杜洛先生的资助。依靠特殊的选举制度，这些人才得以挤进议会，这与其说是出自社会党工人的共同意愿，不如说是选举时得到反对教权主义运动的几个资产者的支持。由此可见，莱昂·勃鲁姆之流对与梵蒂冈恢复关系这一无关紧要的问题是何等重视。 我本来可以给你们列举许多例子，但时间不够。我举一个和议员奥勃利有关的典型例子吧。他是一个年轻教师，从一个极左的法国社会党党员当选为议员。他当议员才几个星期，就染上了社会党议会党团的通病——背叛变节，以致在当选议员之后不久，就和布瓦苏狄将军及勒恩省大主教一起在号召认购公债书上签了名。这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似乎是社会党议会党团中习以为常的现象，谁也不会感到奇怪。不久前，在参议院发生了一件十分可笑的事情，它把一个社会党议员的“革命”情绪刻画得淋漓尽致。鲁昂检察机关对议员巴—德—卡莱—巴尔特勒米提起诉讼，因为他和我们的梅利克同志一起在索特维耳组织了一次集会。对巴尔特勒米起诉的理由是：他好像说过．如果爆发革命，他将站在街垒的最前列，并跟随无产阶级军队进行殊死的战斗。这个“罪行”当即被提交议会讨论。可是，巴尔特勒米议员立刻走上讲坛，高声嚷道：“一个法国社会党议员怎么敢说这种话？说这种话好让别人先拿你这个革命者开刀吗？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于是，议会马上相信了他的话。社会党党团的保守名声竟如此响亮！ 我再说一遍：这类小事屡见不鲜。不久以前在党的管理委员会上，我们的“改造”共产国际的“左”派莫兰同志，在谈到如何在法国开展宣传工作时，竟恬不知耻地说；宣传的目的是要促成改选；因此，在发表演说以前，必须向当地权威人士打听当地一些琐碎的流言蜚语，并据以随便说上一些完全适应当地竞选形势下的直接物质利益的投机的话。 法国社会党党团在法国群众中已经威信扫地，但还有比其议会生活更为重要的事。（目前，人们把所有社会党议员都看成是叛徒，或者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只有两三个例外。法国议会在群众中已完全丧失威信，这大概是法国社会党议会党团变节行为的最好下场。）市政机关起着重要的作用。法国社会党在市政机关的选举中获胜。法国大城市的大部分市政机关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控制着1500至1800个市政机关，数量很大。为了很好地配合这些市政机关的话动，在我动身来俄国的前夕，在布伦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讨论了许多问题。首先决定让居住在这些城市的工人负担大量额外的捐税，以防止租让公司倒闭。过去，让某些租让公司倒闭的提案，被认为具有革命性，而现在却被立即否决了。但是，当禁止社会党领导的市政机关（我必须举几个例子，以便使第三国际知道，他们想给它赠送何种礼物）参加7月14日沙文主义者召开的庆祝会这一问题提出来的时候，上述提案却又提了出来，而且，目前的多数派代表米斯特拉里不准把这项提案交全国委员会讨论。至于市政机关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人，是坚决反对这项提案的。五月罢工之后不久，就在政府当局竭尽全力迫害党员时，有这么一个议员，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老一辈的党的工作者，可尊敬的德洛利，他亲自设法谋求在里尔（他担任该市市长）接见应授予该市战功勋章的两位部长。法国社会党在它争得的市政机关里所干的，不外乎这样一些事情． 这件事发生以后，一些优秀的革命分子出于对该党的愤懑而退党，这是不足为奇的。在每一次党代表大会上，第三国际的拥护者们都遭到指责，说他们企图破坏党的统一，而我们的回答是：不存在的东西（即不存在统一），就谈不上什么破坏。统一之不存在，是由于不该掌权的人掌了权，而该掌权的人却掌不了权。只有经过认真的清党（现在该党的多数派早就说好要清党，可是，我们等到现在却未见动静），只有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即目前倒向无政府工团主义的人，最终加入清洗之后的、严守纪律的共产党，并根据这里提出的提纲将自己的力量和活动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只有这一天，才能实现党的统一。 我本想向你们介绍一下我们五月罢工的情况，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影响很大）和经验教训，但是，我发言的时间不够了。不过，你们要知道，那些在斯特拉斯堡大会上硬说群众不会参加罢工的人都造了些什么谣。群众确实成群结队地参加了罢工行列，只是由于领导人缺乏革命决心，才使罢工归于失败。因此，可以说，从这次血的教训中得出的唯一结论是，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共产党。 我们的加香和弗罗萨尔同志改变了信念，这只不过是独一无二的情况。他们返回法国以后，必将在众目睽睽之下宣读他们的宣言。我说，令人担心的是，他们过去长期受到机会主义及其思维特点的影响（我说这句话，并不怀疑我们的同志的绝对忠诚），若是把党引到第三国际里去，他们并不能强迫党接受最低纲领，而我们法国党又有这样严重的缺点，所以参加第三国际根本不切实际。况且，同志们，由于把第二国际的变节思潮带了进来，你们会因此蒙受无比严重的损失。我肯定地说，法国的空气使人无法忍受，必须加以改变。两个人的信念的改变，不应对你们的决定产生影响。我们必须坚定不移，我确信，只要你们自身立场坚定，法国群众就会一心一意地跟随你们前进。不允许把从波旁王朝派生出来的模棱两可的法国观点，塞进在莫斯科形成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中去；不允许拿这里讨论过的提纲开玩笑，这是因为我们所信赖的人六年来不断败坏“社会主义”的声誉，并强行用“共产主义”这个词取代“社会主义”这个词。 格拉齐亚德伊（意大利）： 我曾经要求发言，就塞拉蒂同志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但是，由于塞拉蒂同志的提法不妥，讨论无法进行，因此，我利用这个发言机会，就提交代表大会讨论的提纲提出一项补充建议，内容如下： “凡是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政党，应当禁止其党员参加共济会。许多国家的共济会，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组织，无论从抽象的、表面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角度来看，还是从其成员来看，都可说明它是为本国和国际资产阶级制度服务的。共济会的影响可能更具危险性，因为它是一个秘密组织。”
听完这一段话，就全然可以理解我的意思了。俄国同志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但在拉丁语系的国家，在英国和美国，它却非常重要。共济会在这些国家里影响很大。它是一个以夺取政权和掌握政权为目的的政治组织，它把官吏，学者和市侩聚集在一起。这个组织的世界观，是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截然对立的。共济会会员企图抹煞阶级与民族之间的差别，他们在理论上主张人们有抽象的与形式主义的权利，借以粉饰自己的所作所为。加之，它是一个秘密组织，而我们在许多国家里还没有秘密组织，所以，我们的处境不如共济会有利。参加共济会的人可以对我们实行监督，而我们却不能同样地在他们的组织内对他们实行监督。在这方面，我们在意大利做过一欢值得注意的试验。在1914年8月以前举行的安科纳党代表大会上，我们曾宣布：不许同时参加社会党和共济会这两个组织。几个月之后，大战爆发了。现在，我们完全相信，假如没有这项决议，我们党决不可能对战争采取这样不可调和的立场。至少在最困难的时刻，我们党会发生分裂。 发生这种危机（法国社会党目前正经历这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党内有大量的共济会会员。因此，我请求大会考虑塞拉蒂的建议和我们的补充意见，而且，我建议大会采纳我的补充意见，以便充实委员会提出的提纲。代表大会应当确切地解决这个与许多国家的利益攸关的问题。 吉尔波（法国）： 第三国际成立后的第一年，是各个党和各个小组成立与建设的一年。我认为，目前，我们已进入共产国际发展的新时期——共产国际内部派别斗争的时期。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我们所参加的讨论证明，右派与左派之间是有斗争的，而我从中或多或少看到共产主义的巨大生命力。我现已开始在右派当中发现那种可能得到发展的倾向，左派代表应当立即与之展开斗争。 共产国际成立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指出，必须和中派作斗争，因为它的确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种危险倾向。宣言建议与中派决裂，并在各国筹建真正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小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对中派采取新的立场问题，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征兆。共产国际可以吸收某些中派分子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它已开始与改良主义分子和中派分子达成协议。 一方面在提纲中谴责以屠拉梯为代表的意大利社会党右翼，另一方面又改变对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这一类中派政党的态度。我认为这是自相矛盾。加香和屠拉梯终究不一样。意大利党在战争期间的立场，完全符合社会党的要求，而法国社会党则与之相去甚远，它的过错就在于干下了种种卑鄙的变节勾当。 此外，提纲一再要求每个共产党人不要忘记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因为改良主义分子与共产党人联合，使苏维埃匈牙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与中派政党代表一起讨论，这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危险性。我非常清楚，大会竭力提醒他们，不要忘记他们从战争一开始就犯下的种种错误，但我也知道，在共产国际里面，甚至在俄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右翼，它对法国社会党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寄予很大希望。右翼的论据是：群众之所以跟随这些党走，就是因为法国和德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至于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人为地通过群众的老领袖（他们表现出社会爱国主义、社会和平主义、社会大杂烩和社会变色龙行为等等倾向）和群众接触，把群众争取过来。 某些中派政党的代表跑到莫斯科来，他们在特殊的革命气氛的感染下，安然宣布自己改变对共产主义的态度，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可值得欢欣鼓舞的。我毫不怀疑他们的诚意，但我扪心自问：一旦他们在巴黎再次受到社会党或参议院传染鼠疫的气氛的影响，那会不会又像过去那样摇摆不定？ 请回想一下，第二国际经过多年的准备，才于1889年宣告成立。目前正在和一些社会党代表进行会谈的同志们以为，符合革命最终目标需要的组织和报刊，一朝一夕就能创办起来。他们犯了一种“未来派”的过错。我们应当把坚强的共产党干部组织起来。我们要吸收群众参加这个队伍，但我们用人为的方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我坚持勒弗夫尔同志已经证实了的主张，法国社会党一般说来是一个议会党，虽然它的代表发表了声明，但我们不能接纳它加入共产国际。必不可免的分裂可惜尚未发生，而只有党内分裂以后，共产党才能在法国存在下去，洛里欧同志的拥护者以及罗斯梅—莫纳特那种工团主义者才会参加共产党，群众也才会跟着共产党走。如果我们人为地把法国社会党变成共产党，那法国群众决不会跟着我们走。 如果经过半年或一年考验，我们就把那些曾经背叛我们，以及多年来一直执迷不悟的政党吸收进来，那我十分担心，它们很快就会成为共产国际中的多数派，并且轻而易举地用类似第二国际的其他旗号取代共产国际的红旗。我们不应当着手与这些政党会谈，因为它们虽然发表了种种宣言，但今后怎么样，它们是不可能给我们以任何保证的。 赫尔措格（瑞士）： 在这次讨论中，还必须简略地分析一下瑞士党的情况。你们都知道，在最近一次瑞士党代表大会上，作出了退出第二国际和参加第三国际的决定。但同时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上述决定首先要提交社会民主党全体党员表决通过。表决结果是：社会民主党应当退出第二国际，但不参加第三国际，而且，反过来授权党的执行局，并责成它和各革命政党联系，以便建立广泛的革命国际，即第四国际。当时，党的执行局尽一切可能来执行这项决议。与法国社会党人在伯尔尼举行了会谈。党的执行局还派代表到德国去和独立社会民主党会谈。当我们共产党人揭露这种手腕时，《巴塞尔前进报》就拼命地加以掩饰。因此，党的执行局在这件事上把自己开脱得一干二净。 近来，瑞士社会民主党始终执行这种摇摆不定的政策（在党退出第二国际时，我们就发现了）。众所周知，它决定参加昆塔尔和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而我们革命工人却坚持要执行下述决议：仅仅参加昆塔尔和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解决不了问题，而必须实现党的纲领，必须着手组织革命行动，必须在军队中开展宣传，使士兵们起来革命——就在这个时候，党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开展工作。 我们只好在党内组织革命工人特殊小组。我们企图在一切人数较多的地方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成立奉行另一纲领的中央机构。我们不会就此满足；我们认识到，必须根据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提出的基本原则，在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我们应当对工人们说，如果党的领袖放弃领导，那工人们就应当自行采取群众性行动。这就是党内冲突和把共产党人开除出瑞士社会民主党的缘由。我们履行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义务，有计划地进行了这方面的宣传，在军队中散发了数万份传单。他们把我们从党内踢出来的原因，就在于此。在苏黎世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总罢工。我说过，这次罢工势在必行，可是，当我们为此进行宣传鼓动时，他们就把我们开除出党了。原先的革命小组全部遭到清洗。为避免政治上的衰亡，我们只好着手创建共产党。经过一番紧张的工作，我们终于在各大地区建立了共产党支部。我们赢得了广大工人群众的同情。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担心工人群众会转到我们这一边来。我们应当从这种担心中看到他们所玩弄的手腕，他们在奥耳顿召开了一次社会党左派和中派分子的党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派出两名代表到莫斯科去，以便研究解决瑞士党加入第三国际的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公开说：“我们参加了第三国际，我们是革命共产党人。”他们指望通过参加第三国际来控制工人群众。因此，我们代表大会的任务，就是要向瑞士社会民主党这些老爷们指出：“你们应当拿出实际行动来证明，你们的确想进行革命斗争。只有通过实际行动证明你们确实如此，那时，你们才能加入第三国际。” 我们眼前存在着一个严重危险，就是许多机会主义者和中派分子将加入第三国际，他们在第三国际甚至还会占据优势。我们必须十分坚决地克服这种危险，我们对待瑞士党，也应当像对待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党那样，坚持同样的原则。只有对这些人进行严格的审查，我们才能防止蜕化分子混入第三国际组织，才能防止削弱最近几年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戈尔登贝尔格（法国）： 我来个表态，我不会对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投赞成票，因为我认为，提纲存在着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我打算对这个错误作简要的说明。 当有人问我们这些第三国际的拥护者，我们在社会党内持何种立场时，我们的回答是：战争把国际无产阶级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一个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反革命营垒，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这个阶层越来越接近下层资产阶级；另一个是代表下层无产阶级的革命营垒。战争爆发以前，在某些国家的社会党内部也存在过这样两派。战争表明，在它们之间无妥协可言。如果说，这种敌对情况以前表现为各国社会党内部的派别争论，那么，现在，在战后，它却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出现了。用列宁同志的话说，批判的武器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在这两个对立的派别中，一个和资产阶级结成一体，另一个才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者。我们属于后一派。 第三国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在社会党内，当社会改良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和革命社会党人、共产党人之间尚未出现分裂的时候，第三国际对社会党应持何种立场？这个问题正是我们目前所必须予以回答的。 在季诺维也夫同志向我们提出的提纲中，罗列了一系列条件，只要社会党（即所谓中派分子）履行这些条件，就可以加入第三国际。我不能赞成这种做法，第三国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它只能由各国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组成，因此，它不能容忍它的队伍里有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和充当资产阶级走狗的非共产主义者。 向各中派政党提出的条件，对法国社会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挪威社会党等等来说，只要它们声明决心接受这些条件，或开始奉行共产主义策略，它们就可以加入第三国际。 我说，这种做法只会加深这些政党内部现有的混乱。我想在这里专门谈谈我对法国社会党的看法，因为我对它比对其他党更为了解。法国社会党所代表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贵族这一特殊阶层，这个阶层在战争期间表现得极其反动。战争期间，法国社会党领袖无一例外地站到了资产阶级一边，反对国际无产阶级。直至战争结束，甚至签订停战协定数月以后，他们还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在座的有一位议会党团的代表，他就曾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到会的还有这样一位法国议员，他去年在法国议会里宣布，他将投票反对政府向议会提出的临时军事预算占整个预算1／4的提案，然而，他却准备对1／6比例的军事预算投赞成票。拨款中的一部分专门用来帮助高尔察克和邓尼金进行反革命围剿。正当俄国无产阶级与这些国际掠夺者进行殊死斗争的时候，法国社会党的代表在议会里却投票赞成援助反革命军队的军事拨款。 法国社会党战后的立场怎样？勒弗夫尔刚才说，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是一个明显的倒退。可是，我认为，谈不上什么倒退，代表大会倒是暴露了法国社会党的本来面目。法国社会党领袖掌握革命词藻的目的，就是要用它来蒙蔽人民群众。他们自称拥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自称信奉历史唯物主义，但是，当他们面临保卫祖国的问题时，他们却认为，保尔·福尔和列诺得尔联会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这个联会反映了聚集在这个党内的一切人（不论是右派、中间派、甚至左派都一样）的真诚愿望。法国社会党是一个腐败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若它加入第三国际，这种腐败的东西也将渗入第三国际的肌体。① ① 法文版上没有最后两句话，本文是根据德文版刊印的。——编者注
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纲包括了加入第三国际的一系列条件。你们看到，就连那些昨天还是他们的最凶恶的敌人的人，也会感到这些条件多么容易接受。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就曾千方百计地极力破坏第三国际的威信。他们出席这次代表大会，并不是因为他们和我们同心同德，而是因为他们感到，第三国际是世界上唯一的革命力量，任何一个别的组织都无法与它相抗衡。 他们竭尽全力企图建立一个与第三国际针锋相对的组织，这个组织十分荒唐，谁愿意加入都可以，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反对第三国际的原则。他们在全欧洲物色了一些政党，这些党能够充当他们进攻第三国际的炮弹。 他们在党内和社会党刊物上的所作所为，我记忆犹新。他们不仅企图损害第三国际的声誉，而且造谣中伤法国社会党的一些深孚众望的党员。找还记得他们发起的诬蔑第三国际在法国的代表的运动。我们之所以有意把这些人请到第三国际里面来，就是因为他们声明承认第三国际的原则，就是因为他们口头上表示拥护这些原则。 我不打算考验加香和弗罗萨尔的诚意。我不介入这件事。我不过是说明，尽管有些人满口革命词藻，但他们本人的表现却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这种人不可能在几星期之内就变成共产主义者。加香和弗罗萨尔刚才向我们宣读声明时所使用的语气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对共产主义原则领会得多么深。他们返回法国以后，将如何对待在法国长期捍卫第三国际原则的同志？在法国有这样一个委员会，它以向群众和党员宣传第三国际思想为己任。如果这个委员会及其成员至今仍然激烈地反对加香和弗罗萨尔，那他们该怎么办？我提个问题，如果加香和弗罗萨尔回到法国以后说：“我们完全同意第三国际领袖的观点。我们和他们一起商讨过问题。实际上，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分歧。”那时，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我刚才看了几份《人道报》，上面报道了加香和弗罗萨尔访问俄国的情况，似乎他们受到我们俄国朋友的热情接待。他们被允许出席莫斯科苏维埃的某次会议，会上仅仅友好地交换了一下意见，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分歧。《人道报》对此作了肯定的报道，加香和弗罗萨尔回到法国以后，也肯定会这样说。他们会和动身到俄国前一样，又一次断言，假如列宁同志住在法国，他也会赞同他们，而反对我们。 我反对人为地把一些不够条件的人拉进共产国际。为了我们在狱中受难的同志们，为了法国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我声明，我不能同意这种做法。法国革命无产阶级同第二国际作斗争，只能采取一种手段，这就是：在法国建立一个只包括共产主义者的、组织上巩固的共产党。不幸的是，法国国内形势至今还不允许我们采取这一步骤。我们只能局限在党内的派别斗争上。我们不能采取一些组织措施和教育措施，而只有采取这些措施，才能建立起一个组织完善的共产党。 我在这里所维护的观点是：不能对法国社会党说：“我们打算就凭这些条件接纳你们加入第三国际”；而要采取这样的立场，就是迫使党内的革命者和改良主义分子决裂（这一点至今没有做到，但是，不这么办，就不能建立一个由左翼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组成的统一的共产党）。然后，才有可能开展共产主义的组织与教育工作。这项工作，我们现在尚无法进行，但唯有这项工作才能保证共产国际和整个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威力和取得胜利。 博尔迪加（意大利）： 我想对委员会提出的提纲的前言发表几点意见，其次，我建议再增加一个具体条件。 这次代表大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即它应当捍卫和确立第三国际的基本原则。大概在1917年4月，当列宁同志回到俄国，并拟定了新的党纲要点时，他对我们谈到重建国际的问题。他说，这项工作应当本着下面两个主要原则进行；一方面应当清除社会爱国主义分子，另一方面应当清除社会民主党人，即那些第二国际的拥护者，因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可以不经过阶级斗争（直到武装战斗），无须在革命胜利后或武装起义时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能获得解放。 俄国革命却使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上来。从第二国际废墟中拯救出来的革命运动，以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为指针，做了许多工作，终于正式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性机构。我认为，在目前形势下（这种形势并非偶然，它是历史进程本身的产物），我们面临的危险是，曾经被我们清除出去的右派和中派，又钻进我们的队伍里来了。 自从俄国无产阶级和国际无产阶级产生“苏维埃制度”这个口号以来，革命浪潮在战争结束之后立即呈现出来，全世界无产阶级都投入到运动中去。我们看到，在各国旧社会党内部出现了自然淘汰现象。共产党应运而生，它们与资产阶级进行了革命斗争。 不幸的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和匈牙利的革命被资产阶级镇压下去以后，平静时朝随之到来了。 现在，战争早已成为过去。战争问题和保卫祖国问题，目前并没有直接提到日程上来，所以，现在可以毫不费劲地说；下一次战争爆发时，不会重犯过去的错误，即提出神圣团结和保卫祖国的错误。革命还早着呢，那是将来的事，中派分子认为，革命并非当务之急。因此，他们公开表示承认第三国际的提纲，即承认苏维埃政权、无产阶级专政和红色恐怖。 但是，从我们这方面来看，把这些人吸收进来，可能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错误。 这样，第三国际就不能加速革命的进程。我们也只能使无产阶级做好准备。但是，同志们，我们的运动务必要吸取战争和俄国革命期间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应当十分重视这一点。 右派分子接受我们的提纲，但不是全部接受，他们有所保留。我们共产党人应当要求他们既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完全无条件地接受我们的提纲。 我们看到，马克思的方法和理论在俄国这个经济发展程度并不高的国家里，首次大规模地应用了。所以，在资本主义尤为发达的西欧，这个方法应当更加确切、更加彻底地加以应用。 有人在会上谈到“改良主义分子”和“革命者”之间的区别。说这个术语已经过时，再也不会有改良主义分子了，因为资产阶级危机阻碍了一切改革工作的进行。社会党右翼心中有数，因此，他们提出制度危机，他们自称是“革命者”，然而他们却希望，这个斗争的性质要与俄国有所不同。 同志们！我认为，共产国际应当毫不妥协地、坚定地保持自己政治上的革命性。 必须划清社会民主党和我们之间的界限，这条界限是不可逾越的。 必须使这些政党十分明确地公开宣布自己的原则。必须为世界上一切共产党制定一个共同的纲领，然而遗憾的是，目前还做不到。第三国际实际上不可能弄清楚，这些人是否会实行共产主义纲领。 尽管如此，我还是提议增加下述条件。提纲第16条是这样的：“凡是到目前为止还保留着旧行［注：“行”字疑为多出。——校对者注］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的党，必须在最短期间内重新审查这些纲领，并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制定出新的合乎共产国际决定精神的共产主义纲领。我提议将“根据本国的特殊情况”和“合乎共产国际决定精神”去掉，换上“在这些纲领里，必须完全按照国际代表大会的决议来确切阐明共产国际的原则。因而，各国党内反对上述纲领的少数派，就要置身于党组织之外。那些修改了自己的纲领，加入了第三国际，但还没有履行这项条件的政党，应当立即召开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以期实行之。” 必须明确提出右翼少数派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听到法国社会党代表就此问题发表意见，他们没有表示，他们是否要把列诺得尔等人开除出党。 凡是投票反对新纲领的人，务必将其清洗出党。在接受纲领问题上，不存在同意或者不同意的说法，如果不同意，就请你出党。纲领是各国党共同制定的，而不是某个党的大多数党员决定的。这就是对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的要求。现在就是要弄清楚，愿意加入第三国际和实际接受其参加第三国际这二者之间的差距。 我认为，这次代表大会以后，执行委员会需要有一段时间观察第三国际提出的各项条件的实行情况。在这次所谓组织建设时期结束以后，应当把门关上，只留一条通路，这就是个人可以加入本国共产党。 我提议采纳原已撤销的列宁同志的建议，这项建议的内容是：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政党，在其领导机关中，共产党人要占有一定的比例。我认为，领导机关完全由共产党人组成才好呢！ 处处都要与机会主义作斗争。但是，在采取措施清理第三国际时，如果还让它外面的人进来，那这项任务就难以完成了。 我代表意大利社会党左派声明，我们保证与国内的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并把他们驱逐出党，然而我们不希望，他们被我们赶走以后，又通过其他途径进入第三国际。我们要向你们表明：我们在这里和你们一道工作以后，回到国内，一定要建立起反对社会党叛徒、反对那些阴谋破坏共产主义革命的人的国际统一战线。 召开国际妇女（共产党员）代表会议的通知书 塞拉蒂： 有一个通知：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①明天（星期五）早上6时在大剧院扫开。请出席开幕式。 ① 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于1920年7月30日至8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见《国际共产主义妇女第一次代表会议的工作报告》，国家出版社1921年版。《关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提纲草案》，见本卷第77—98页。——译者注
会议于今晚8时半继续举行。 会议休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