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提纲是在三个人的演说中提出的：库西宁，谈的是法西斯主义、战争、共产党的任务；皮克，谈的是德共；波立特，谈的是英国的统一战线。决议关于皮克的报告说：“全会赞同德共自法西斯上台以来的工作和它所提出的进一步活动的计划”；关于波立特的报告说，“英共在实行统一战线中有些成功可言，特别是在同独立工党的关系上”。
　　库西宁作了主要报告。他首先谈论经济危机，它正在变成革命危机；把它转变成革命要依靠国际无产阶级。关于国际形势方面，他以轻蔑口吻谈到国际联盟。英国在组织反苏战争上带头，在这些准备上社会民主党积极参与。“在法西斯专政的国家里，社会法西斯领导人巴结法西斯凶手。”苏联境外的共产党刊物，并不经常正确解释苏联的和平政策，这项政策不仅是真诚、一贯的，而且是布尔什维克的，与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有鲜明不同的。否则，工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苏联政府同反动政府缔结了协定。应当告诉他们，这一政策即使不能制止战争，也给苏联的帝国主义敌人造成困难，可能推迟战争，特别是，假如它得到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的积极支持。显然，资本主义政府视不侵犯条约和类似的文件为一纸空文，但它们却具有揭露那些政府伪善面孔的价值，使其更难欺骗工人。一个拒不签订不侵犯条约的政府，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自己。战争被推迟越久，就越有时间使革命危机成熟，使苏联和反帝力量更加强大。苏维埃政权的壮大，正是帝国主义尚未发动进攻的主要原因。不断增长的苏联力量，也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加深的主要因素。如果这一点被解释清楚，“每个工人都会懂得，苏联的利益同国际工人运动的利益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不相容”。
　　库西宁接着转向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作为一个运动，它的阶级构成非常混杂；但法西斯主义的阶级特征表现在它的政策上，那是大资产阶级的政策。托洛茨基们和塔尔海麦尔们称之为波拿巴主义、小资产阶级反革命，为的是转移群众的注意力不去斗争资产阶级，那是他们服务的对象；雷梅勒的立场也是一样。法西斯恐怖既加速了革命的发展，也使它更为困难。如果各党执行正确路线，群众的义愤会使他们更快转向共产主义。法西斯的煽动宣传更有助于“ 群众摆脱议会民主、和平演变这些幻想”。法西斯主义同社会法西斯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但是没有原则区别；两者仍是李生子。在美国，劳联支持罗斯福的经济措施，这些措施本质上是法西斯主义的。（杜德关于罗斯福政府的措施曾写过，这些措施比其他地方更清楚地表明向着法西斯主义方向的发展：“……针对工人的极端暴行、加紧了的战争准备，一切都在极端蛊惑的社会宣传掩盖下。这是个典型样板，最新式的法西斯化进行于西方帝国主义的、名义上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国家之内。”）但是，尽管第二国际的危机既深又广，社会法西斯主义还是一股力量，“一股反对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反对苏联的一种危险的强大力量……这意味，共产党人必须全力以赴去清除社会民主主义在群众中的影响。……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越强，法西斯主义的危险就越大。因此，不仅反对战争还有反对法西斯主义斗争的成功，要求共产国际各国支部使工人们摆脱社会民主党影响的活动还要加强。”
　　克诺林还论述了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关系。“法西斯主义成为不可避免或者可能只有在那种国家，即在那里，社会民主主义凭借其集中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系统，成功地阻挡了其追随者同共产党结成革命统一战线，尽管有深刻危机，仍成功地防止了共产党争到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阻挠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取得胜利。 这一切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在群众心目中的威望。……没有一个国家里法西斯主义能够不靠社会民主党帮助而成功，社会民主党长期以来一直分裂无产阶级，阻止它参加斗争，用警察暴力、恐怖手段、叛卖行径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还把无产阶级完全交给了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已在德国上台，那是因为社会民主党，虽然强大得足以阻止工人起来反抗法西斯主义，但还没有强大得能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安全。德国资本主义一时只有靠一个法西斯国家的超级集中独裁政权才能挽救。希特勒已经摧毁了社会民主党的各级组织，为的是控制组织已瓦解了的工人阶级，把它纳入法西斯制度之中。现在，托洛茨基分子和布兰德勒分子接管了社会民主党已不能承担的、阻止工人参加斗争的工作。但他们不会成功。“伟大的革命事件有时会出乎意料地发生。因此我们必须把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用武装起义推翻统治阶级政权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现在在任何国家都还不存在直接的革命形势；在德国“比在任何旁的国家都更接近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的任务是“为夺取政权的决定性的阶级斗争建立革命军队”。为此，他们务必利用统一战线，“一刻也不让运动的控制脱离我们之手"。
　　贝拉·库恩也谈论了这个问题。“自从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得势以来，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减弱；相反，鸿沟更大、更深了”，各国党必须坚决抵制那些人，他们“力图修正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主要社会支柱这一理论，还企图以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遭受法西斯主义迫害为理由来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统一战线策略的目的，是克服工人阶级的分裂，办法是向群众表明，在阶级斗争中有两个阵营；一个要保卫资本主义，属于它的就有社会民主党，另一个要推翻资本主义，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马尔丁诺夫说，只有理解列宁主义的理论，才能使各党避免机会主义错误。“紧接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社会民主党人就大谈什么同共产党人建立统一战线，大谈跟他们缔结‘不侵犯’条约。在回答这些阴谋时……共产国际执委会，旨在击败这一欺骗性的阴谋，指示各国共产党就斗争的统一战线问题同社会民主党缔结战斗协定。在该声明中，共产国际执委会列举了社会民主党过去所干的全部背叛行径，对缔结协定提出了两个基本条件。……我们在这里已经听说我们的法国同志如何对待共产国际这一呼吁，他们将它付诸实践时又如何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这样做的并不仅仅是他们。”这种情况所以发生，因为他们未能理解“无论我们对于社会民主党采取什么策略步骤，在策略的基础上存在着对于社会民主党不可改变的不妥协的原则态度”。
　　华西里也夫说：“主要敌人是掌权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但是为了推翻法西斯主义，主要打击必须指向社会民主党。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基本战斗任务就是孤立社会民主党于群众之外。”除非掌握这一点，共产党人很可能会同社会民主党人一块去相信，“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有个共同的法西斯敌人”。陶里亚蒂认为，法西斯主义的思想体系中有些方面应当给予更大的注意，特别是国家机器的加强、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及其反资本主义的蛊惑宣传，精心设计过以谋求群众基础。
　　曼努伊尔斯基在论述共产党的任务之前，列举了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它们就是，虽然经济危机现在不象以前那样深刻，它却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如此紧密交织，致使世界资本主义仍要继续衰落。资产阶级寻找出路的尝试，例如美国的新政，已经失败。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两个因素比革命危机的因素发展更快，但是各种迹象表明，后者将发展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革命危机；在任何单个国家都不存在革命危机的情况下，这样的危机也可能出现。希特勒上台一事给予法西斯主义的鼓励，在“那些反抗意志十分薄弱的共产党人中产生了某些动摇。在法国和英国、在捷克斯洛伐克、瑞士还有奥地利、甚至在德国本身，都有个别人经不起考验。”但各国党总的来说，还是表现出力量和成熟。法西斯主义在城乡小资产阶级中得到进展，但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却没有一个共产党注意过要去争取或者中立城市小资产阶级。虽然阶级对抗从未这样尖锐过，群众的义愤以及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都在增长，但是各国共产党都未能利用危机来加强自己的队伍，也未能以破坏第二国际的基础这个方法来利用德国民主的危机。除中国、日本、法国外，各国党都未能动员群众去反对战争危险。虽然希特勒严重地打击了工人运动，但是中国和俄国的胜利已使国际阶级力量对比转向有利于无产阶级方面；还要加在这上面的就是殖民地中的革命酝酿。
　　曼努伊尔斯基列举了各国党的四项主要任务：（1）竭力制止反俄战争；这并不是遥远而抽象的危险，而是来自日本方面的直接危险；这意味着在中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国就等于保卫苏联。（2）法国、德国和波兰共产党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法国、德国之间，波兰、德国之间的战争。（3）在资产阶级已着手使国家机器采取法西斯形式的那些国家中，务必防止法西斯专政的建立。（4）在法西斯专政已经存在的地方推翻它们。只有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代替法西斯专政的这个观念过于简略。它适用于德国，但在共产党力量薄弱的地方，在工人阶级还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地方，法西斯专政可以用资产阶级专政取代，以共和国为形式，象在西班牙。“这四项任务归结起来就是我们提纲的中心口号：在全世界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实现这个中心口号的方法仍然照旧：赢得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把这一点作为在革命斗争中重建无产阶级的统一和为无产阶级争取到革命后备的条件。这首先要求阶级敌人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代理人的覆灭——即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提出苏维埃政权这个口号，我们是要强调群众武装起义作为推翻资产阶级专政的唯一手段的重要性。”他最后告诫：各党必须为非法地位彻底作好准备。如果说它们现在并不是非法的，战争一爆发，就会变成非法的。
　　皮克报告说，德共正在为推翻法西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条件。“德国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在德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运动新高潮向前发展。……德共正在组织反对希特勒独裁的群众斗争。”它的主要任务是把反法西斯的运动从鼓动转为行动，把工业斗争转为政治罢工。在纳粹恐怖统治下这是极端困难的；至今仍然只有过一些小规模的局部罢工。现在既然工会已统一起来了，德共正力图通过罢工和群众性的工会工作，创造建立独立的阶级工会的条件。党必须以举行武装起义来推翻法西斯专政作为口号，而一切宣传鼓动都要以此为中心。这只能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人民联合起来的共同事业。皮克接着概括了德共的十点纲领，为它一旦在德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使用。答复有关德国的讨论时他说，为了传播建立苏维埃这个观念，德共已恢复了它的民族、社会解放纲领，以表明在德共领导下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将为劳动人民做些什么。
　　库西宁也谈到必需防止社会民主党的各级组织在德国的重建，这“对取得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德共务必成为德国无产阶级唯一的群众性党，尽管也有“例外的情况”，那时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要求他们在群众支持下向社会法西斯分子提出建议。也只有社会法西斯分子才会把在德国所发生的事情称为“一场大灾难”。那是一次沉重打击。托洛茨基说，在德国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日趋成熟，而是法西斯反革命在日益深化。这个，库西宁说，是托洛茨基的纳粹党歌（Horst Wessel song）。（托洛茨基曾问过，既然德共未能制止希特勒上台，它又如何能在他上台后把他推翻呢。）里希特加上了一个清醒的说明。他说，德共曾相信希特勒不敢禁止共产党，或者禁止也只是一种暂时的、非真实的措施，就象在1923年那样。他说，中央委员会和地区之间、地区和支部之间的联系，曾一度中断了几个星期。
　　陶里亚蒂说，那些主张德国共产党本应战斗的人们，并不了解，斗争的条件在1933年1月还不具备。还有人说，不管形势如何不利，本来也该做点什么以“维护工人阶级的荣誉”，他们只会把混乱和沮丧带进无产阶级队伍。德共并未击溃；它已重整旗鼓，带领群众继续进行革命斗争。曼努伊尔斯基论证，德共假如进行武装斗争去反对希特勒，就会陷入国会纵火一事所设置的圈套。那也正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意图，当他们拒绝共产国际1933年3月5日建议的时候。"把德国共产党人引向法西斯刽子手的屠刀，一举消灭德共，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先锋队之一，——那也将符合赫尔·威尔斯先生的望。……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与托派分子结成联盟后，非常希望苏联的军事上的毁灭，因为他们懂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意味社会民主主义的死亡。”皮亚特尼茨基说，德共未能充分注意反对凡尔赛条约的斗争；对凡尔赛条约的仇恨被纳粹分子和民族主义者利用了。"德共未曾进行足够宽阔、足够坚决、足够深刻的运动去反对魏玛联合政府，主要是反对社会民主党。”德共曾建立许多群众组织——红色救助会、国际工人救助会、自由思想家、退伍军人、苏联之友、红色运动员、失业者以及工会反对派。“不幸的是，所有这些组织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同样的人。”“广大的选民”并没有被吸收进去。然而，现在“尽管有难以置信的恐怖，在德国无产阶级中开展工作却比较容易了，因为很大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和追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非党工人，以及改良主义工会的会员们，已对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不抱幻想。……由于德国局势的变化和德共的英勇斗争，共产党人在工人阶级内部已不再遇到象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党过去常给他们设置的那种阻力。”但是，共产党人在法西斯工会会议上仍然没有站起来讲话，以回击骗人的法西斯蛊惑宣传。《共产国际》在全会闭幕后的一篇社论写道，德共正在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唯一的群众性政党，“并正准备向法西斯统治发起猛攻”。阶级敌人想要破坏党的组织，越来越难，这些组织已巩固、扩大了和群众的联系。“这种局面为肃清社会民主主义的群众影响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阶级矛盾比以往更尖锐了。“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在德国比在其他国家更加临近。”全会后《真理报》写道：“德国事件给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教训在于，法西斯专政的建立向最广大的工人群众表明了，法西斯主义怎样从资产阶级民主产生出来，社会民主党的政策怎样为法西斯主义铺平了道路，共产党为什么是唯一的为推翻法西斯专政战斗的政党。
　　波立特说，英国政府已成为反苏战争的组织者。它在远东支持日本，并试图同希特勒建立最亲善的关系。这个国家正在迅速走向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使用暴力所干的事情，麦克唐纳逐步逐步地干，象新的失业救济条例所表明的。工党拒绝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建议。提出这些建议时，英共不得不回答工人提出的问题：共产党人过去常说同工党结成统一战线不可能之后，现在为什么又要打交道呢？强大有力的工党和工会为什么要为小小的共产党操心呢？他们本身就是数百万人的统一战线啊。当英共提出自己的议会候选人来对抗工党时，怎么能提议统一战线呢？难道这只不过是策略手法吗？波立特还就英共与独立工党的谈判作了说明。
　　多列士描绘了法共内部的混乱、疑惑和纪律松弛情况：有些共产党的市议会议员投票赞成“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的决议，有些共产党员建议放弃反对凡尔赛条约的口号：有些地方党委会要求中央委员会否认法苏联盟的谣言；有些抗议赫里欧在莫斯科受到接待；还有一些大谈“法国的和平意图”。关于德共方针的正确性有所怀疑；有关“德共的投降”的议论已遭到中央委员会严厉谴责。有些共产党工会的领导人就联合罢工问题同法国统一总工会进行了磋商，这事也被中央委员会指责为错误。在不少罢工中，共产党人“忽视了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还同法国统一总工会和基督教工会组成了联合委员会。一年前，社会党曾致函中央委员会，提出就单一工人政党的组成进行磋商。两党代表举行了会晤，但没有作出任何决议，“后来我们便中断了联系”。中央委员会的错误不在于交换意见这事本身，而在于“容许一个看法出现，即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准备同社会党讨论组织上的联合”。社会党这一建议的目的是要破坏群众行动。“除了在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机会主义错误，放松同社会党作斗争的倾向之外，还提出了很多主张放弃阶级反对阶级策略的建议。1933年甚至还有这样的法共党员……他们责备我们‘为反动势力效劳’……一些人还提议，在第二轮选举中我们该投社会党人的票。在市政选举中，许多共产党人建议在第二轮，甚至在第—轮选举中就提出一份共产党和社会党的联合名单。中央委员会断然拒绝了这些机会主义建议，并谴责采用它们。”错误的根源在于关于民主的幻想，对社会法西斯主义作为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内部的代理人这个任务缺乏理解。社会民主党正在积极帮助资产阶级作战争准备，因为尽管处在群众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热情仰慕的压力下，法苏关系正在改变，法国资产阶级对苏联的根本敌意依然如旧。他们企图在战争中得到拯救，正以安全和保卫民主的名义策划战争。在法国有许多法西斯组织，但是形势的特点是，“在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所有‘左翼’政党中，都有一个或多或少地公开拥护法西斯纲领的派别”。社会党内的公开分裂（在勃鲁姆和勒诺代尔之间）只不过是旨在支持资产阶级的狡猾分工而已。共产党的斗争不得不首先指向勃鲁姆派，因为这些人易于引起幻想。“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成功过，在动摇社会党和法国统一总工会的阵地这件事上”，用的是自下的统一战线策略。马蒂还谈到自希特勒上台后在法共中存在的“误解”。“在政治局委员中，甚至还有动摇。……克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抵制仍然是重大的任务，因为这事扰乱了党，妨碍了党的行动。”
　　克诺林说，1933年3、4月间法共暴露了某些托洛茨基观点。“《布尔什维主义的政策报告》更关心的是调查德共的‘错误’而不是揭露社会民主党在法西斯主义在德国获胜一事中的叛卖作用。”就象古特曼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样，这些人失去了革命前景，跌入了托洛茨基和布兰德勒的影响之中。他们论述，如果不把责备加诸德共，那就意味着法西斯主义是不可避免的。
　　贝拉·库恩在分析《人道报》的弱点时，谈到法国工人中间对于法国和希特勒可能举行谈判所感到的不安。“为了法帝国主义的利益，勃鲁姆及其同伙对此拚命攻击，并借此机会把自己装扮成苏联的朋友。……在幕后他们挑起新的反苏反共产国际的运动；他们攻击苏联，其借口是，不去依靠真正的力量，即各社会民主党，苏联却去分裂工人阶级，跟帝国主义的外交官大做交易。我们的《人道报》并没有向社会民主派工人暴露真正的背景原因，即为什么勃鲁姆和同伙现在装扮成苏联的朋友，为什么他们为了效劳法帝国主义……反对直接同希特勒谈判。”后来他又加上：“我们向社会法西斯分子进攻，中心目的务必是分裂社会党。”
　　皮亚特尼茨基解释社会法西斯主义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增长，是由于共产党的工作不力。他报告道，《人道报》的发行量虽然减少，《大众报》的却在增加；在1928到1932年间，社会党在法国所获选票已从一百七十万增到二百万，共产党的票数从一百一十万降到八十万，法国统一总工会会员数从1926年的四十六万五千降到1933年的二十八万八千。中央委员会同法国社会党〔注：法国社会党的正式名称是“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译者〕举行谈判，这并不错；错误在于谈判不是为专门目的在确定的纲领上讨论行动的统一战线，而是就如何组织统一战线讨论各种可能性。法国社会党的目的是停止自己队伍的分崩离析，而不是要采取行动。
　　哥特瓦尔德说：捷克斯洛伐克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地方的一样，企图在战争中谋求摆脱困境的出路。贝内斯伪善地大谈他对苏联的友好态度，但暗地里他却策划阴谋去反对苏维埃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是资产阶级民主怎样有步骤地，以合法的形式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典型。”捷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希特勒掌权以后惊恐万状，既责备德国社会民主党，又责备德国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古特曼，不幸也持如此观点；在第十二次全会上他批评了德共策略；他不曾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崩溃意味着第二国际的崩溃，因而给予各国共产党最好的机会来证明它们政策的正确性。这些错误使捷克社会党更容易获得群众跟随它来“捍卫民主”。群众的不满为什么没使他们从社会民主党转向共产党，其原因就是共产党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要求对社会民主党让步。古特曼说过，共产国际方针正在“把无产阶级引入深渊请他到莫斯科，但他拒绝了；他不愿意“被迫长期沉默”古特曼被当作“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和阶级敌人”开除。
　　连斯基注意到波德关系十分紧张，但这并不意味它们在对苏敌视上就不一致，尽管波兰已加强了它同法国的联盟，“还跟苏联缔结了所谓的东方公约”。皮尔苏茨基的方针策划的是“使群众迷失方向并减少他们对反苏战争危险性的警惕”。波共“批驳了许多同志所持的波德谅解决不可能的观点”。同年早些时候，连斯基曾在《评论报》上写道，波兰的法西斯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已站出来装扮成反对德国进攻危险的波兰独立保卫者。为了把群众的注意力从针对本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转移，波兰社会法西斯分子把他们的沙文主义隐藏在反法西斯假面具后面。英国正在为波德复交卖力，因为德国在它的反苏准备中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
　　埃尔南德斯报告说，西班牙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在德国问题上采取托洛茨基路线，喧嚷共产国际和德共都应分担惨败责任，但无人支持。西班牙的社会民主党保卫的不仅是资本家，还有地主和封建主义者；他们出卖的不但是无产阶级革命，还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目的在于使反革命合法化。但这比无政府主义者的危险性还小些，这些人以其盲动主义帮助法西斯分子。许多工人抛弃了无政府主义者，但也没有走向共产党。党尚未使群众相信它是能够制止法西斯主义的唯一力量，法西斯主义，从极右一直伸展到无政府主义者，正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和部分工人阶级产生影响，城市和乡村中都有强大的运动，但不幸“其领导权都不在我们党手中”，除了很少的情况。然而，党在清除了叛徒集团之后正在壮大起来；它的选票已从1931年7月的六万增加到上次选举的四十万。（共产党的票数实际上是二十万。）
　　白劳德和瓦因斯通两人都提到罗斯福“新政”的法西斯性质。美国政府正在“掀起民族主义、沙文主义、爱国主义的浪潮”，加速在民主面具下建立法西斯主义。所采取的经济措施旨在过渡到战时经济；失业救济款被用于军事训练，由国防部支配。“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罗斯福的政策正在把美国引向法西斯主义方向。”
　　莫拉莱斯代表拉丁美洲报告，他说，革命发展情况在各国发展得很不平衡。1932年曾在智利出现过革命形势；现在则出现在古巴，这有国际的意义，鉴于美国在古巴投资的数量和古巴作为巴拿马运河的钥匙这个战略地位。“它给了整个大陆上的反帝运动一个有力推动。我们已在各处成立了"不许干涉古巴’委员会。
　　王明谈到在国民党围剿的冲击下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离开中共的叛逃。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公开地和直接地参与，第六次围剿〔注：我国史书称为第五次围剿。——译者〕（开始于1933年10月）与前五次明显不同。国民党军队有美国飞机、德国毒气、帝国主义军官等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摧毁是在太平洋进行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和从东方干涉苏联的重要序幕。中共号召武装的人民反对日本和所有其他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号召推翻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建立以苏维埃为形式的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只有这样的政府和它的红军才能击败帝国主义者。他抱怨共产国际其他支部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兴趣；他们低估帝国主义干涉的危险，看不到中共的战斗同他们自己的斗争之间的联系。不论王明还是康生的就中国罢工运动的报告，都没有提到毛泽东的名字。（彼得·弗勒明估计红军当时的力量是不少于五万支步枪，并把他们描绘为“顽强的、纪律良好的、非常灵活的军队，有使人闻风丧胆之誉”。此外还有大半是由土匪组成的半独立部队。毛泽东，“朱德的政治顾问”，他描述为“一个有才能的、狂热的年轻人，患了不治之症”。）
　　冈野预言，日本对俄国的进攻将开始于1934年；他为此引用的证据中有，东京和满洲首都之间直接电话通讯的建立这一条。日共的主要任务是阻止反苏战争的准备，把即将到来的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不幸的是，正在积极帮忙准备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仍然拥有有组织的工人中的百分之八十五的支持。
　　在1933年和1934年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相继被捕；许多党员被怀疑为警察坐探；地方党组织产生不满和不安——这一切使共产国际执委会甚感烦恼（野坂自1933年11月片山潜死后在那里代表日本）；党被说成受到分裂和工作全遭解体的威胁。工会运动的分崩离析也是一件令人忧虑的事。1935年6月，共产国际的刊物写道：“共产党员及其拥护者只占工人阶级中无足轻重的少数”。这种情况的造成，不仅归咎于警察恐怖，而且归咎于宗派主义和派别活动。

　　库西宁在最后的发言中说，虽然群众更革命化了，并不会有资本主义的自动崩溃。共产党人不要受主观愿望支配，也不要做客观发展的奴隶。他们是历史的积极革命的工具。一大批寻求革命领导的工人，还没有找到途径加入共产党，这是因为各国共产党未能利用社会民主主义的破产。“如拉赫同志无可奈何地在这里提出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向群众解释我们对法西斯分子获得政权并不感到高兴？’……在如拉赫同志的发言中，谈到怎样使群众理解资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同法西斯专政之间的辩证联系这个问题时，也有没有把握的样子。这事真的如此困难吗？我们并不认为资产阶级民主跟法西斯专政是一样东西……鸡蛋跟小鸡不是一样东西。”库西宁接着列举了共产国际主要支部的基本任务。德共应该“发动群众推翻法西斯专政”。法国党应该“发展工业斗争，并跟反对法国资产阶级专政、反对法国资产阶级在‘民主’幌子下准备战争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英共应该成为群众性的党。美国共产党应该成为群众性的政党，并动员群众反对罗斯福的煽动性立法。中国共产党应该扩大、巩固苏区和红军，粉碎国民党的围剩。日本共产党的口号应该是“从满洲和华北撒出”。各党都要为反对机会主义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团结战斗。
　　1933年6月，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奥地利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战争危险发表了宣言；宣言把四强公约描绘为“麦克唐纳和墨索里尼以牺牲苏联来解决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一个联合尝试”。第二国际凑在一起，仅靠对苏联的仇恨和干涉战争的筹划；这就说明了它为何敌视苏德条约和创议苏联联合民主国家结成战斗同盟去反对法西斯国家，但苏联是不会被一个帝国主义强国利用的。在下一个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杜德解释说，对俄国的进攻不得不推迟，因为美国不同意日本在远东的行动，还因为法西斯力量在德国衰落；四强公约的反苏性质被隐藏在“凡尔赛条约的修订”背后。全会开幕之前，该杂志的一篇文章反驳了那些共产党人，他们不信战争迫在眉睫，或者他们的反战宣传是按照不正确的路线进行的。在巴黎青年反战大会的筹备中，“某些党的同志想把筹备工作转成庸俗的和平主义示威。他们甚至要请一位大主教来参加一次和平威。”1934年2月，《共产国际》在评论全会的战争危险讨论时指出，苏联对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和他本身力量的巧妙使用，已经促成“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阵线朝着同苏联友好的方向改变”。这个阵线改变，“由于法西斯在德国的建立所促成，也在国际联盟内有所反映”。德国和日本脱离国联后，国联的帝国主义本性并无改变，不过它倒是可以起军事行动的制动闸作用，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带着和平主义面具，“大叫战争危险，还通过了‘反对军事行动’决议，目的是佯装反对战争，继续控制群众，以图破坏、打烂、磨碎这些群众的革命精力”。
　　1934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共产党日报编辑会议，这是全会之后经主席团同意的。会议同意，他们报刊使用的语言枯燥、抽象、缺乏吸引力，后来就着手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