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拉拉·蔡特金 -> 《列宁印象记》 相关链接：列宁 波兰战争 我和列宁的另一次谈话，不可磨灭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象那时从西欧到莫斯科来的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我不得不对生活方式的改变花一些代价，并且不得不病倒在床上。列宁来探望我。他象最慈爱的母亲一般，关心地问我是否得到适当的照顾和营养、妥善的医疗看护等等，问我是否需要什么东西。在他的背后，我看见克鲁普斯卡娅同志的慈祥的脸庞。当我说一切都非常好的时候，列宁不相信。我当时住在一个苏维埃宫的四楼，对于这一事实，列宁特别感到愤激。他讽刺地说；“那里在理论上固然有一架电梯，但实际上是一架不起作用的电梯。正象考茨基之流对革命所抱有的同情和愿望一样。”很快地谈话的小船就转向政治的航线。 当苏维埃军队由于英勇神速的挺进抵达华沙时，红军从波兰的撤退象严霜一样地摧残了我们和同我们在一起的许多人心中革命美梦的实现。我对列宁描述那次挺进怎样影响了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谢德曼[1]派和迪特曼[2]派、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那时的红军戴着有苏维埃星章的帽子，穿着破旧不堪的制服和便服，登着绳底鞋或破皮靴，跨上他们轻快的小马，直向德国边界疾驰而去。“他们会不会继续占领波兰并且越过边境呢，以后又将怎样呢？”这是当时使全部德国人深感不安的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啤酒馆里的战略家们就曾面红耳赤地争个不休。显然，在各阶级中，在各社会阶层中，对白卫军的帝国主义波兰所抱有的沙文主义的仇恨，比对“世雠”法国强烈得多。但是，比对波兰所抱有的沙文主义的仇恨，比对神圣的凡尔赛条约的敬畏更为强烈、更为逼人的，是对革命前途的畏惧。面临着这种危险，口若悬河的爱国主义和温文尔雅的和平主义都偷偷地溜掉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连同他们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改良主义仆从们，半喜半忧地注视着波兰局势后来的发展。 列宁注意地静听我对那件事情，以及我分别对共产党、改良主义派和工会领袖们的立场的看法。他潜心沉思，默坐了几分钟。“是的，”他终于说，“事情就象或许非发生不可的那样在波兰发生了。你自然知道当时发生作用的一切情况；知道我们那些轻率地奋勇冒进的先锋队没有后备部队和军需品，甚至未能吃到过一次足够的干面包。他们不得不向波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征发粮食和其他必需品。于是这些人就把红军看作是敌人，而不是弟兄和解放者。他们决不是按社会的、革命的方式，而是象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那样感觉、思想和行动的。我们指望的波兰革命没有发生。受皮尔苏茨基[3]和达申斯基[4]的党羽们欺骗的工人和农民，保卫了自己的阶级敌人，让我们英勇的红军士兵挨饿，对他们进行伏击，把他们打死。 “我们的布琼尼确是今天世界上最出色的骑兵指挥官。当然，一个青年农民——你知道吗？象法国革命军中的士兵一样，他把元帅的指挥棒放在自己的背包里，不过在他的情况下，背包只是鞍囊罢了。他并没有丰富的军事科学知识，但具有卓越的战略本能。他勇敢得变成蛮勇，甚至到横冲直撞而不顾一切的地步。他分担自己部下的最大的艰苦和最严重的危险，而他们则甘愿为他粉身碎骨。他一个人抵得上我们许多骑兵营。但布琼尼和其他革命军指挥官的一切长处，不能弥补我们在军事和技术上的缺陷，更不必说我们政治上的失算——指望波兰爆发革命了。…… “你知道吗，同波兰媾和，最初在党内遭到剧烈的反对，象缔结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时那样。我受到猛烈的抨击，因为我赞成接受和约条件，而那些条件，又确是十分有利于波兰人而使我们吃亏的。差不多我们所有的专家都抱着这样的主张，就是鉴于波兰的局势，特别是鉴于那里的恶劣的财政状态，如果我们在战争中稍为多坚持一些时候，我们可以获得有利得多的条件。甚至我们彻底胜利也未必不可能。如果继续作战，那末在东加利西亚和该国其他部分的民族矛盾和冲突，就可以大大地削弱官方的、帝国主义的波兰的军事力量。尽管有法国的援助和借款，日益加重的战争负担和财政困难终将把工人和农民动员起来。他们还另外引证许多情况来证明如果我们继续作战，我们就更会得到较好的机会。” “我自己相信，”列宁停顿了一下后继续他的思路说，“我们的局面并不一定要我们不惜任何代价来同人家讲和。我们本来可以挺过冬天。但我认为，从政治的观点着眼，同敌人媾和是比较聪明的；并且据我看来，条件苛刻的和约所带来的一时牺牲，总比继续作战的代价小一些。我们因此得以长期保持同波兰的良好关系。波兰人及其朋友们——一切帝国主义者——的和平主义的口号，当然都是诡计，纯粹是诡计。他们都在指望着弗兰格尔[5]。但我们将利用对波和约投入我们全部的力量来对付弗兰格尔，来把他彻底打败，使我们能够摆脱他而取得永久的安宁。在目前的情况下，苏俄只有以自己的态度来证明它之所以进行战争，只是为了自卫，为了保护革命；证明它是世界上唯一的和平大国，证明它没有夺取土地、压制各国或发动帝国主义冒险的任何意图，它才能够成功。但最重要的是，除非万不得已，难道我们应该让俄国人民遭受另一次冬季的战争的恐怖和灾害吗？我们前线的英勇红军，我们的工人和农民，他们已经熬受了这么多的苦痛！经过了多年的帝国主义战争和国内战争，在另一个冬季作战中，将有千百万人挨饿、受冻和在绝望中无声无息地死去。食物和衣服已经很缺乏了。工人在发牢骚，农民在出怨言，说我们只拿走他们的东西而什么也不给他们——不，想到另一次冬季作战的痛苦是不能忍受的。我们非讲和不可。” 当列宁讲话的时候，他的脸在我眼前皱了起来。大大小小的、数不清的皱纹深深地刻画在他脸上。而每一条皱纹是由一种沉重的忧虑或者一种有腐蚀作用的痛苦所引起的。他脸上有一种没有说出来的、无法形容的痛苦表情。我感动了，震颤了。在我的心中，我看见了中世纪名画家格吕内瓦尔德[6]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画像。我相信那幅画像是以《伤心人》这一标题而闻名的。格吕内瓦尔德的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画，与吉多·雷尼[7]的著名的、温和的、仁慈的殉道者，即有非常多的老处女和不幸地结了婚的妇女在崇拜着的“灵魂的新郎”，毫无相似之处。格吕内瓦尔德画的基督，是“担负全世界的罪过”、受尽折磨、被残酷地处死的殉道者。在我看来，列宁就象这样一个“伤心人”，他因想到俄国劳动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为战胜阴险狡诈的敌人而遭受和不得不遭受的一切痛苦和一切牺牲而烦恼、痛心。他不多一会就走了。他特别告诉我，已经为那预备从海上进攻彼烈科普[8]的红军定制了一万套可以扣得严实的皮大衣。甚至在这些大衣制成以前，我们就很高兴地听到报道，疲倦不堪的苏俄捍卫者们在伏龙芝同志的英明勇敢的领导下，已经一举攻克了那个地峡，从而结束了弗兰格尔在克里米亚的恐怖统治。这是指挥员和战斗员的一次无比的军事成就。列宁不再有忧虑和痛苦；列宁的忧虑和苦恼减轻一些了！在南方战线上也不会有作战的冬天了。 [1] 谢德曼（Scheidemann，Philipp，1865—193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右倾机会主义的头目之一，1919年2—6月间担任德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首脑，残酷镇压工人运动。——译者 [2] 迪特曼（Dittmann，Wilhelm，1874—1945）——德国社会民主党头目之一；1917一1922年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右翼头目之一，对苏联采取敌对态度。——译者 [3] 皮尔苏茨基（Pilsudski，Józef，1867—1935年），波兰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曾任波兰白军总司令及政府首脑。——译者 [4] 达申斯基（Daszynsky，Ignacy，1866—1936年），波兰社会民主党领袖，曾任付首相，下议院主席。——译者 [5] 弗兰格尔（Wrangel，1876—1928年），沙皇军队的将军，在外国武装干涉战争和国内战争时充当英、法及美帝国主义者的走狗，1920年11月被红军击败后逃往外国。——译者 [6] 格吕内瓦尔德（Grünewald，Matthias），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的德国著名画家。——译者 [7] 吉多·雷尼（Guido，Reni，1575—1642年），意大利名画家。——译者 [8] 彼烈科普（Perekop），连接克里米亚和俄国大陆的一个地峡。——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