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茨·罗伊特尔

　　弗里茨·罗伊特尔于1810年11月7日生在梅克伦堡，他是斯塔文哈根市市长的儿子。童年时代，他没有得到充沛的阳光，能使自己天赋的精神和性格吸取到绚烂的色彩和芬芳的香气。他的父亲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但却枯燥乏味，是一个地道的司法官。他不懂得生活在自己的幻想的小天地中的孩子，不懂得孩子生性柔弱、需要大人关注爱抚的特点。弗里茨的“喜欢编造故事”的天性也许得之于头脑灵活的慈祥的母亲，可惜早在他进入最需要一只坚定而温柔的手臂来牵引扶持的年龄，母亲就逝世了。他受到的教育——先是由家庭教师上课，以后又在几个小城市的中学就读——没有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什么东西，也没有使他年青的心灵能够振翅飞翔。但是，原定的目的还是达到了：把罗伊特尔教到能够投考大学。父亲认为儿子一定要走自己走过的道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这个年青人便先在罗斯托克，以后又转学耶纳的大学学起法律和法学来。
　　在大学学习时期，他对自己学的一门学科和未来的职业毫无兴趣，对自己要走什么路也懵然无知，只是沉溺于放荡不羁的大学生生活的种种引诱里。这自然招来了父亲的疑惧不安。父子间曾多次发生激烈争吵，因为儿子热衷于欢乐的社交生活，为追求生活乐趣颇有一些不检的行为，甚至常常荒废了枯燥无味的学业和书本，这是父亲所决不能理解和宽恕的。
　　在耶纳，弗里茨·罗伊特尔的无人掌舵的小舟漂流到当时“奇妙的大学生生活”的洪流里。这种生活当时在耶纳带有十足的德国大学生协会^[1]的特色。没有明确目标的大学生运动(其内容既包含有进步的、也包含有反动的思想）本来是当时反对拿破仑入侵的解放战争点燃起来的，经过一个时期的沉寂重又炽燃起来。但是随着时代不同，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大学生协会的目标依然模糊不清，但是浪漫主义的中世纪神秘思想却逐渐让位于激昂、沸腾的倾向。这种倾向后来在文学方面表现为“青年德意志派”^[2]，在政治方面则表现在“体面的”自由市民阶级的要求上。
　　当时青年人的头脑中充满了对于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的黑、红、金^[3]的自由的幻想，他们把对教权和政权的残暴统治的憎恨发泄于激烈的言论和行动。这一切，连同青年大学生的有意夸张的感伤情绪和狂欢纵饮、集会结社等行动，在当时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极度闭塞、上级官厅昏暗无知的社会里，使大学生运动带上了某种密谋作乱的色彩。总之，大学生运动既有种种弱点，也带着不同长处；这是当时资产阶级不同阶层出身的青年大学生必然有的特点。这些阶层由于资本主义没有进一步发展，还没有截然分化，暂时还在反对三月前反动势力^[4]的立场上保持着统一。
　　年青的罗伊特尔感到自己无法抗拒大学生运动的吸引，无论是它的实质还是它的形式。虽然他的政治感觉不够灵敏，不十分理解正在壮大和活跃着的历史力量，但是他的心却为了一个朦胧模糊的自由理想而真挚、热烈地跳动着。因此，他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为王侯和当权者唱起送葬的歌曲来。当然，当人们首先找到的不是暴君的血河（他们在幻想中好象听到它的汩汩声)而是啤酒的河流时，罗伊特尔也是一个最热心的豪饮家。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学业和父亲的钱包自然要比三月前的德国形势还要糟糕。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这位老老实实的大学生突然被检举成“国事犯”，普鲁士专制政治，“一帮卑怯的西方克尔梅克人”^[5]的政府在他身上大试身手，让他饱尝了各种凶残毒辣的手段。
　　这是1833年的事。三年以前法国革命又在历史上迈进了一步：一个皇帝被撵下台，另一个被送上宝座。^[6]这件事对德国统治者们来说不啻一个警告，到头来上帝的恩宠不会比人民的耐心更长。在德国这个老实规矩的幼儿园里，一些社会力量在精神上和政治上也活跃起来，它们同前进中的资本主义一起，力图打碎封建制度的桎梏，为资本主义社会开辟道路。
　　一个“新的德国”将要诞生。
　　农民仍然受着农奴制和世袭隶属关系的强固的残余势力的束缚，不想再受这种恩赐的“改革”骗局的愚弄；手工业工人和小商贩被扩张中的资本主义夺去了脚下的金色土壤，他们希望结束专制政权使自己得救；新兴的大资产阶级渴望取得政权，以便不再受君主专制下的官僚和警察机构的约束，打破行会式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建立一个能无拘无束、不讲道义地自由剥削、自由贸易的国家；精神文化的活动者，自由职业者，只要想跳出祖国的混浊的养鸭池，就立刻被教会的和世俗的检查机关剪掉翅膀；日益发展成一个阶级的现代工业无产者感到背上同时受到城市行会制度和专制警察国家的鞭挞和资本势力的新式蝎尾鞭刑——所有这些人中间都孕育着一种压抑的、日益蔓延的不满情绪。
　　“上帝安排的等级隶属”的传统制度还没有崩溃，可是已经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发出可疑的破裂声。因此，各个办公厅、卫兵室和法衣圣器室的头子们都手忙脚乱，拼命拦阻摇撼这座腐朽大厦的人。但是在所有德意志联邦中，没有哪一个象普鲁士那样使尽各种卑鄙的阴谋诡计。在普鲁士，新时代势力的发展最迅猛，但是它遇到的阻力——容克统治和独裁政权的堡垒也最坚固。
　　象过去一样，反动派不久就把它的全部力量转过来对付大学生协会。他们认为这些组织越来越危险，因为一部分具有自由思想的学生已经同革命的手工业帮工建立了联系，而革命风暴正越过法国国境，把社会主义思想吹到这些工人身上来。
　　冲击莱茵河畔法兰克福警察哨所事件，被当局利用作为最凶暴地镇压大学生协会的借口。这次冲击本来预备在1833年4月3日邦联议会（人们对这个议会轻蔑多于敬畏）开会的时候举行，借此掀起一次革命。但是从直接引起的后果看，却成了反动当局对“煽动者”发动一次新的、规模最大、最可耻的迫害的信号。在那些富有浪漫主义精神、拼死蛮干而政治上却非常幼稚的法兰克福起义策划者中间也有大学生；大学生协会为此受到很大的牵累。此后五年中，在德意志邦联境内以“国事犯”罪名被提起公诉的至少达一千八百六十七人之多，其大多数是大学学生。
　　弗里茨·罗伊特尔并不是生活的大锤用来锤炼政治斗士和英雄的材料，但却为反动派选中，成了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同情的牺牲品。尽管他没有参加当地大学生学潮，审讯结果也未能证实他在其他方面有任何越轨行为，耶纳大学还是根据警察局的训令开除了他的学籍。
　　莱比锡的高等学府拒绝为“煽动者”打开大门。1833年秋天，这个“国事犯”在途经柏林时为政府所逮捕。从这时起，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非语言所能描述的痛苦磨难。在这段时间里，这个不幸的人从一次审讯转受另一次审讯，从一个监狱被拖到另一个监狱。继柏林警察署之后，他尝到当地监狱的臭名昭著的暗牢的滋味，也领教了齐尔柏尔堡要塞的冰冷潮湿的地下囚室和马格德堡要塞的臭气熏天的土牢。只有囚禁期最后两年，在梅克伦堡的格劳顿茨要塞和德米茨要塞服刑时，他经受的恶劣的非人待遇才略有缓和。
　　长年与世隔绝本来就使他的精神和肉体受到莫大折磨，再加上将近有四年一直对自己的悬而未决的命运忧惧不安，这就更加剧了他的痛苦。直到1837年罗伊特尔才听说，善心肠的法官老爷们对他已经宣判，只判处了“普通的死刑——用斧子砍头”和没收财产，因为他有企图暴力颠覆普鲁士国家和侮辱国王陛下的充分嫌疑。出尔反尔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本来在危难时刻已经郑重向人民许诺，通过立宪实现普鲁士的和平“革命”，这时却又厚颜无耻地颁布了等于把罪犯活埋的“特赦”，把死刑改为三十年的要塞囚禁。这一切，连同一大堆数不过来的令人发指的细节，完全是违法的，完全是无视法纪的。
　　进监狱的时候，罗伊特尔还是一个酒气不很浓烈的乐天活泼的青年，出狱时却是一个精神衰颓、健康新丧的人。他虽然没有象许多同命运的难友那样染上了肺痨或者精神失常，但是他原来的健壮的体格同样禁不住几个监牢的残酷折磨。特别是他的视力，由于长期囚禁在黑暗的牢房里，受到了严重摧残。但是，把这个“囚犯”紧紧握在掌心里的是一个远比目疾更厉害的恶魔，酗酒。由于他的个性还没有发展成熟，在漫长的铁窗生活中无法克制极度绝望的情绪，因此他也就无法抗拒常常伴随绝望而来的一个可怕的伙伴——狂饮大醉。
　　这个暗影一直跟随了诗人一生，尽管他后来曾毅然对它进行过抵抗。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死了以后，罗伊特尔才重新呼吸到普鲁士的自由空气。但是他立刻又落入这个在狱中曾用忘却一切来欺骗过他的恶魔的掌心，成了它的奴隶。罗伊特尔本计划在海德尔堡继续研究法律，结果由于酒狂，精神和身体都陷于崩溃，只得作罢。但是他身上的顽强不屈的生命力，不甘心让他在烂泥坑中任人践踏，他从最深的沉沦中又恢复了坚定的意志，毅然实行了自我克制。
　　在学习时代和苦难岁月以后，开始了一个漫游时代。这次漫游使罗伊特尔的性格得到了磨炼，也使他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他并没有到外面广阔的世界中纵横遨游，而只是在那政治上和社会上仍然保持着古风的狭小的故乡里徜徉漫步。他在梅克伦堡许多庄园里当帮工，做零活，从而认识了散发着新耕土地的酸涩气味的劳动是使人向上的可靠力量。他的心灵充分摄取着农民和乡上的画面、情调和印象，所有这些后来在他的作品中都经过艺术加工重现出来。
　　在农村劳动的八年中，他获得了力量和自由，把个人的经历溶化到当时构成梅克伦堡的特征的中农和贫农的痛苦和欢乐的大海里。由于生活不安定，处境坎坷，他忍受着很大的痛苦，但是却没有被压倒。别的且不说，只就他的父亲固执成见，始终不肯信任他这一件事，就足够使他伤心的了。因为父亲不相信有什么“败子回头”的事，所以在遗嘱里断绝了他继承农场产业过独立生活的希望。
　　通过劳动，罗伊特尔终于从沉沦中自拔出来，幸福随之一步步地向他靠近。他同一个牧师的女儿，露伊丝·孔策发生了爱情。婚约一直拖了七年，不断为内外各种困恼的阴云投上暗影，但是两人的爱情始终不渝。按照当时社会上的看法，要做罗伊特尔的妻子需要有极大的勇气，这就一定要有能冲破重山峻岭般重重障碍的坚定信念。而露伊丝·孔策是有这种信念的。她坚定而忠实地捧着这个圣物，经历了待在这个男人身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的一切危险和痛苦。露伊丝做的是一件伟大的事，这个“堕落大学生”终于得救，十之八九要归功于这件事。
　　露伊丝坚信罗伊特尔的本质是纯洁善良的，他的志向是严肃而坚定的；这就使罗伊特尔也恢复了自信心和自尊感。每逢他的凶恶的宿敌把他压倒的时候，他总是借助她的力量很快地就重新振作起来。他从儿时起就一直没有尝过担受一切、容忍一切的母爱，现在生活从露伊丝的永不枯竭的爱情的源泉里加倍地补偿了他。爱情的巨大幸福帮助他得到并保持另一个幸福：创作的艺术。
　　在罗伊特尔胸中越来越嘹亮地回响着一些声音，逼迫他非要歌唱、倾吐出来不可。就这样，很多首不仅是为了开心取乐的活泼诗歌便在他熟识的人们中间流传开了。在托伦塞河畔的特列普托夫担任了一个短时期家庭教师（一小时只挣二十五分尼！）以后，他开始专职写作，成为一份消闲小报的撰稿人。1853年出版了他用低地德语写成的《利梅尔逸事》。这部书获得了无可辩驳的成功，也为作者树立了地方文学作家的声名。罗伊特尔终于找到一块取得丰硕的精神收获物的田地，他在文学创作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
　　亲友们对“生活堕落”的不齿，他自己担心“不成材”的精神压力，都一去不复返了。罗伊特尔的心灵里洋溢着欢畅的、旺盛的精力。除了陆续发表一些短小的散文诗歌外，长篇著作也从他笔下源源产生出来：《无家可归》—一部情调暗淡的感伤的长诗，《哈内·尼特》、《当法国人在这里的时候》《要塞中的岁月》、《在农场当帮工的年代》《大公殿下》，等等。这些作品使他受到无数读者的爱戴，使他成为世界闻名的作家。1874年，罗伊特尔在爱森纳赫别墅中去世。
　　罗伊特尔的诗作象是草原上一片五色缤纷的美丽野花。它们从故乡的土地上灿然迸发，并在那里深深地扎根。它们从这块土地上吸取了营养丰富的生命的汁液，梅克伦堡的阳光给了它们繁茂的草原和麦浪起伏的田野的光泽和香气。它们是十足的乡土产物，因此它们一定要用低地德语写出来。正如霍普特曼^[7]的《织工》一样，方言并不是随意披上的一件外衣，而是表现这种文学的内在实质的一种必要的外部形式。
　　只有采用乡土语言，采用方言，才能充分表达这种富有特色的精神生活和活动。从另一方面看，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证明了这种方言的创造力。罗伊特尔在运用低地德语方面完成了大作家克劳斯·格罗特^[8]在他前面所开始的和不很知名的诗人赫伯尔^[9]为阿雷曼尼语^[10]所作的工作：使方言恢复了作为有充分价值的艺术表达手段的名誉。单是这一功绩就足以使罗伊特尔在德国文学史上享有不朽的地位。此外，罗伊特尔在文学其他方面的成就，也足以和这一光荣称号相辉映。
　　凡是诗人的心灵所体验到的，都由诗人的手刻画出来了：在深深被感受的大自然和紧紧被束缚的社会关系的背景上是一些真实、生动的人物。尽管从这些人的特征来看，他们都属于一个迟早要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浪潮所吞噬的世界，但是诗人把蕴藏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的纯洁人性加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既有生气又不缺乏行动。无论在时间上或空间上，这些人物都超出了那个充满平凡悲欢的狭小世界。
　　尽管罗伊特尔的作品表现的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反抗情绪，尽管他始终未能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现代战斗的无产阶级还是能从他那里取得不少宝贵的东西。罗伊特尔对苦难深重的被奴役的农村短工不仅非常同情，而且为他们的处境感到无限气愤，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在《无家可归》中塑造了一个怀着满腔怒火、誓为自己的人格复仇的奴隶形象。他砸断了枷锁，杀死了奴役、折磨他的人。但是要让作者创造一个能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的自觉的、豪迈的叛逆性格，哪怕是在约翰的儿子身上稍稍有所表现，也不是罗伊特尔所能做到的。他在这方面不可能摆脱时代和环境的限制，正象他在另一方面不能不受到局限一样。罗伊特尔的极大的幽默才能固然给平凡生活平添了悦目的鲜花和明朗的阳光，但却没有提高为那种豪爽慷慨、具有解脱力量的幽默；这样的幽默家由于认识到：“人们世世代代被牢缚在生活的没有尽头的锁链上”，才让他们带着憧憬与欢呼，一次又一次地伸手去摘取星斗，尽管他知道那些颤抖的手指最后拿到的，只不过是一朵可怜的小花。罗伊特尔对自己的这种局限是感觉到的，这正是他那罕见的既有重重暗影又有闪耀光辉的生活中的最大的悲剧。

(《平等报》第21卷，1910—11年第4期副刊）

^[1] “德国大学生协会”创立于1815年，因传布自由思想，曾在1819年为政府所查禁，后又再行集会。

^[2] “青年德意志派”，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文学流派。

^[3] 黑、红、金——在反抗拿破仑战争时期出现的三色旗帜，首先使用这种旗帜的是留卓夫义勇军军团。该军团独立自主，不受当时德意志任何一个邦管辖。选择这三种颜色的原因是，义勇军的服装是黑色的，等级标志(肩章、领章等)是红色的，钮扣是黄铜制的。留卓夫的旗帜随即成为大学生协会的象征。

^[4] 见本书第16页注3。

^[5] 弗菜里格拉特的诗《新菜茵报》告别词中的一句。克尔梅克人是苏联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伏尔加河下游。

^[6] 1830年7月革命期间，波旁王朝查理十世被推翻，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浦登上了王位。

^[7] 盖尔哈特·霍普特曼(1862-1946)，德国剧作家，德国自然主义作家的代表。

^[8] 克劳斯·格罗特(1819-1899)，德国地方文学的代表，抒情诗人和小说家。

^[9] 约翰·彼德·赫伯尔(1760—1826)，德国作家，著作主要为描写莱茵河上游地区农民生活的诗歌和短篇小说。

^[10] 德国巴登南部，瑞士、阿尔萨斯等处的方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