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利希·席勒

　　席勒于1759年11月10日在马尔巴赫诞生的时候，一场横扫封建社会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大雷雨即将来临，它的第一道闪电已经划破法兰西精神界的长空。1751年狄德罗、达兰贝尔、霍尔巴赫和格利姆^[1]等人编纂的百科全书开始问世。这部科学巨著从唯物主义对自然的观察出发，达到忠实于自然法则的社会哲学著作的顶峰；它向人们宣告，法国资产阶级是一个上升的、革命的阶级。1762年让·雅克·卢梭以同样的精神写成的《社会公约》使思想界大为震动。
　　当席勒在1805年5月9日逝世的时候，一场伟大革命的余焰仍在欧洲上空闪耀未熄。今天又兴起了一场革命，它的一道道的闪电正向我们投射着炽热的光辉。当年革命烈火的发源地是法兰西，今天则是俄罗斯；当年前进着的革命生活的护卫者和旗手是资产阶级，今天这个职责落到了工人阶级肩上。
　　这些事实的两道历史火柱清楚地表明：在人类历史短短的一个半世纪中，社会发展以何等力量、何等速度在奔腾前进。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资本主义受了以蒸汽王^[2]（驯服了的电力日益同它结为伙伴）为前驱的产业技术革命的推动，用《共产党宣言》的话来说，“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3]它在社会的母体里解放了前人无从臆想的强大的生产力；它移山倒海；它创造了民族统一的国家，又用资本同劳动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把民族分裂开；它在彻底变革了的经济生活上给我们带来了世界历史的大转折。站在这个转折的起点上的是同资产阶级决裂了的、战斗的无产阶级，站在它的终点上的是获得解放的全人类。
　　如果我们想了解德国无产阶级为什么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宣称席勒“是我们的”——这同资产阶级纪念席勒的那种鸣锣敲鼓的闹嚷完全是两码事—，我们就必须着眼于人和事物的这一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教会我们区分在诗人一生的伟大创作里哪些东西属于过去的时代和垂死的阶级，哪些东西由于其永不消亡的生命力属于当前的时代，今天仍然是奋勇向上的人民群众的宝贵财富。
　　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让资产阶级在他们的追求形式、强人接受的崇拜仪式中去赞颂席勒遗产中那些历史上已经死亡了的东西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他们永远珍视的，他们用全部精神拥抱的，是那些能顶住时间洪流的不朽的东西，是那些跨越了过去和现在而属于未来的东西。这才是人类的宝贵遗产。工人阶级对席勒不是盲目崇拜和曲解，而是用历史观点进行研究和批判，经过真正的认识进而提高到鉴赏、爱戴和崇敬，因此他们对这个在自觉的一生中热情探索真理、不懈地为真理斗争的天才艺术家表示最大的尊敬和感谢。
　　然而，我们必须深入了解席勒成长、生活和从事创作的那个世界，倒并不是由于席勒同他的时代密切联系，而是因为要认识他的创作的历史局限性。这样，我们的目光就会更加敏锐，能够看出席勒人格的突出伟大。他的人格远远超出了创造和形成它的时代背景，远远超出了同他个人的命运同样悲惨的历史环境。
　　在席勒的青年和成年时代，德国的落后、畸形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全部灾难都压在他的身上。当年轻的资本主义在英法两国已经有力地伸开四肢，并且用他那很快地就变得坚硬的拳头触动和改变着社会关系的时候，当一个经济力量雄厚、文化水平较高、并已获得解放的资产阶级已经在这两个国家执掌了政权或者正通过革命夺取政权的时候，当千百万被解放出来的力量正在这两个国家活跃起来，创造着新生活的时候，德国的停滞不前是一副多么悲惨的景象啊！
　　德国在经济、政治和精神方面都背负着三十年战争的严重后果。新时代以不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姿态羞怯地敲着大门。中世纪的行会束缚同政治上的不自由和极端落后状态勾结在一起，严重阻碍着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
　　各邦分立造成的祸患达到了顶峰。大大小小的专制君主在战争游戏、狩猎和姬妾当道的颓风中，在互相倾轧以及同外国的无耻勾结中争强斗胜。
　　如果肆无忌惮的苛捐杂税和官营商业的重利盘剥仍然无法弥补国库亏损时，他们就把本国的子民卖给外国去当雇佣兵。讲到宫廷中的精神文化，如果有的话，也不外是法国货的粗制滥造的翻版。附庸于封建政权的一些阶级，不仅有纳税进贡的义务，在物质和文化两方面也都是贫乏不堪。此外，德国也没有象伦敦和巴黎这样的大城市，由于财富和文化知识的集中，能够成为国家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中心，在争取新时代到来的斗争中，能够成为不断前进的决定性因素。
　　德国没有一个坚强的、意识到自己历史使命的革命的资产阶级为推翻专制主义和封建贵族的统治、为夺取政权并开辟一条新的历史道路而进行战斗。法国大革命的惊涛骇浪——百科全书派就是预报这场暴风雨的海燕——在德国只引起小小的涟漪。德国的资产阶级十八世纪初的一场解放斗争不是在政治战场上，而是在文学艺术的原野上进行的。这一革命新纪元的序幕是由文学领域中狂飙突进运动^[4]的一些作家，如赫尔德尔、克林格、莱·瓦格纳、哈曼·毕尔格尔、舒巴尔特等人首先揭开的。这一革命时代在《强盗》和《阴谋与爱情》中达到了最高峰，并以古典文学的兴起而胜利告终。
　　席勒的生活和创作就是限定在这样一个时代状况的框子里的。受这种状况的束缚，是他的历史性的不幸；同这种状况展开斗争并且震撼了它，是他的不朽的荣誉。为了说明窒息着席勒青年时期发展的沉重的政治灾难，只要提一下当时那位“国君”的名字就够了。卡尔·欧根^[5]是一个穷兵黩武、骄奢淫逸的暴君。他把自己的子民卖给奥地利、法兰西当雇佣兵，卖给荷属东印度公司运到南非殖民地去。为了博取情妇的欢心，他把诗人舒巴尔特^[6]囚禁在霍恩纳斯贝尔格要塞的土牢里，残酷折磨。这个残无人性的卑劣的暴君用各种暴虐手段蹂躏着人民和国家。
　　席勒不仅是这个愚蠢残暴的魔王的臣民，而且还违背本意当了臭名昭著的卡尔学校^[7]的学生。卡尔学校是欧根公爵一手创建的统治工具，舒尔巴特一针见血地称之为“奴隶养成所”。席勒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饱尝了“苛政的困苦”，另外还充分体验到“困苦的苛政”。这一点在他一生中每一个阶段都能清楚地看到。
　　席勒就这样在一个人们看不起的步兵团里当了一名薪资微薄的军医官，他被迫选择了这一与自己兴趣毫不相投的职业。他负债累累——主要是由于付印《强盗》一书积欠下来的，逃离了祖国。他在那里曾遭到国君的怒斥：“我告诉你，不许再写喜剧了，否则就把你免职。”
　　席勒，这个离乡背井的人，一只“屋檐上的小鸟”，受到忠诚的史特莱歇尔^[8]和好心肠的封·武尔左根夫人^[9]的友谊的支持。热烈的创作欲望使他身心憔悴，忧虑煎熬着他，他不得不讨取三心二意的曼海姆剧院经理封·达贝尔格的欢心，而达贝尔格这个人，与其说是艺术上的知音，毋宁说是一个谄媚小人。在生活的严酷的风暴中，席勒只过了短短一段田园诗般的生活，那就是他在具有自由思想和文化教养的宗教顾问官柯尔纳^[10]家里作客的日子。在柯尔纳家里——先是在莱比锡，以后又在德累斯顿——，他比在一个舒适的避难所得到了更多的、价值更大的东西。柯尔纳经常不断鼓励席勒学习，鼓励席勒研究人物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应该说，席勒从柯尔纳的这些鼓励中获益很大。另外，在最严峻的斗争中，在席勒产生怀疑时，柯尔纳重新鼓舞起他对自己艺术使命的信心。
　　除了歌德以外，没有别人能象柯尔纳——那位歌颂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的歌手的父亲——这样，对于席勒的成长起了这么深远的影响。然而，象席勒这样一个人是不会长期依靠别人施舍度日的，哪怕这一援助来自最忠实、最慈爱的朋友之手。他的自尊心，他的独立的人格逼使他寻找自己谋生之道。这样，不久之后，我们看到席勒在耶纳大学当了历史学教授。开始时不拿薪金，以后靠了“君侯的恩典”挣到二百塔勒^[11]，维持半饥不饱的生活；后来增加到四百塔勒，他逝世前不久又增加到八百塔勒。当诗人的身体受到严重的疾病折磨时——炽烈的艺术创作欲、弥补年青时教育欠缺的刻苦努力以及每日每时同环境斗争的烦劳，严重摧残了席勒本来就孱弱的身体——，如果不是两个热情崇拜者，奥古斯登堡的王储和一位丹麦伯爵歇麦尔曼给予物质援助，席勒根本就得不到调治和摄护。但是诗人的结局依旧是象穷苦人一样，没有人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
　　那些资产阶级的所谓史学家，惯于歪曲历史，大肆赞扬魏玛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12]，说他是一位有见识的、慷慨的艺术保护人和促进者，这真是弥天大谎。实际上，这个人宁愿要法国的空洞无物的戏剧而不要席勒和歌德的杰作。在他的统治下，直到1800年以后仍然禁止魏玛的宫廷演员在劳赫斯泰德上演《强盗》，他怎么说得上是艺术保护者呢？
　　对这位“缪斯^[13]的高贵朋友”，席勒是认得一清二楚的。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席勒提出过严厉的控诉：

　　奥古斯都^[14]时代的繁荣已成往事，
　　也没有麦迪琪^[15]式的恩宠
　　向德意志文艺绽露笑容。
　　荣誉不再扶植文艺的花枝，
　　它开放了花朵，
　　但得不到王公贵族的雨露滋润。
　　它凄凉地走过去，从德国贵胄的身边，
　　从腓特烈大帝的巍峨宝座下，
　　受到的不是尊宠，而是冷眼。

　　席勒没有能象歌德那样为自己的艺术而生活，他必须在艰辛困苦的内外交攻下为艺术艰苦奋斗。缪斯神很少来眷顾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位带着媚人笑容的可爱的牧羊女，招呼他到遍地野花的牧场上，到闪烁着金光的树林里，或者到波光水影的湖泊旁，做各种可爱的游戏。她到他身边来的时候，如果不是以一个严肃女神的姿容，身披铠甲，足穿战靴，全副武装地号召他投入战斗，就是满腔忧思，连衣服的皱褶也沉重凝滞，以命令的手势逼着他把目光投向远方闪耀的群星和新的地平线。
　　须知，席勒的特点在于他既是一个战士，又是一个思想家，既是一个要求行动的实践家，又是一个沉思默想的幻想家。他本性的这两方面融合成这样一种浮士德式的渴望，想在短暂中探求永恒，在斑驳陆离的现象中建立统一的规律，在其最广大的范围、最深刻的内容上理解生活并且按照最高的理想来塑造生活。
　　他的一首最优秀的哲理诗《理想》，包含着颇有代表性的自白：

　　我窄小的胸膛膨胀开来，
　　渴望吞抱运行的宇宙。
　　走到生活里去吧，快走进——
　　言语和行动、形象和声音里去！

　　席勒的个性早在他的童年时代就显示出来。当时他曾梦想做一个传教士，他想匡正世人的灵魂，借以使生活更趋完美高尚。对席勒来说，艺术归根结底不是目的，而是引导人们前进、向上的一个手段。从他把舞台理解为“培养道德的场所”到他追求对人类进行美育，这是一条贯穿着席勒精神发展的路线。
　　席勒是一个在最高、最完整的意义上的倾向艺术家。他的内心中一直存在着一定的倾向，这一倾向以令人信服的力量和成熟的艺术手法制造出他创作中的特性最鲜明的作品。他青年时期的两部最优秀的作品——《强盗》和《阴谋与爱情》，发出了战斗的召唤。这两部作品都是把社会的一角搬到舞台上，通过某种气质展示给观众。但这不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的气质，而是一个狂傲的叛逆者、一个热情的战士的气质。
　　在《强盗》里，坚强、傲慢、有着崇高目标的个人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报复。这部剧作表现了诗人在处理个人的理想同可怕的现实生活的冲突时所采取的解决手段。早在“奴隶养成所”里，他就体验到现实生活的千钧重担，从千百万被践踏在脚下的人们身上他听到了痛苦呻吟，而每日每时，从暴政、腐败和毁灭的画面里，他一直看到生活的狞笑。卡尔·摩尔和弗朗茨·摩尔同样怀着个人报复的目的，结合成一个内在的统一体，他们体现了诗人胸中的两个灵魂。弗朗茨对现存一切事物是否合理抱着怀疑的态度，但这是一种不结果实的怀疑，因为它导致只图享受、不惜把一切踩在脚下的毫无节操的犬儒主义。另一个人物卡尔则是热烈追求行动的化身，他要打碎虚伪的正义的招牌，要摧毁并重新估计被歪曲了的价值，以便创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他的“精神向往着行动”，“呼吸渴望着自由”。凡是医生不能治疗的，就该用剑来医治；用剑不能奏效的，就要施以火的洗礼。
　　卡尔和弗朗茨是“法律尚未造就出伟大人物”这一认识的艺术上的宣誓证人。他们是用艺术形式表现出的争取自由的个人反抗的最强有力的呼喊；自从阿斯齐洛士写了《普洛米修士》^[16]以来，这种呼喊就一直激动着人心。这些强盗是最暴虐的专政制度和人们对暴君的无法抑制的仇恨的产物，他们本身就是被奴役的人们永不停息的普洛米修士式反抗的活证。上帝以毁灭威胁人类，而人却讥嘲地回答：“你就是杀不死我”。
　　在《阴谋与爱情中》中，同当时的社会制度发生冲突的不是叛上作乱的个人，而是整个的阶级。我们文学中这一部最重要的市民悲剧完成了莱辛在《爱美丽雅·迦洛蒂》^[17]中开始提出的任务：德国市民阶级同封建的君主神权统治的斗争。诗人有意识地让这部戏的故事发生在德国。当时曾有人劝告席勒，为了便于演出，应该把故事改在别的国家，席勒却骄傲地拒绝说：“高斯塔拉就是在德国。”这出悲剧的几个人物代表了两个对立的世界：处于隶属地位的市民的世界和享受着无限权利的王公贵族的世界。戏中真正的主人公是市民阶层，一个只懂得控诉、不懂得斗争和消灭敌人的主人公，一个“在生活中沉沦”的弱者。无论是环境背景或是人物刻画，这部戏都是忠实于历史的真实性的。
　　在《强盗》和《阴谋与爱情》之间，席勒还写了一部《斐哀斯柯》。这部戏也体现了号召同代人从奴役走向自由的倾向。他创作的意图是通过树立一个共和政体的美德的典范，唤起更多的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但是，由于这个剧本艺术塑造力不强，因而也缺乏对社会的感召力量。代表共和政体美德的人物不是诗人用心血培育出的人物，也没有汲取诗人周围丰富的生活源泉。他们不是在诗人对政治生活和斗争条件的明确、成熟的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们脱离了现实，走到一个到处表现为奴颜婢膝、卑躬屈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除个别情况外，所有共和政体的伟大人物都不过是对古代社会的一种缅怀。
　　在《唐·卡洛斯》里，席勒仍然在为革新人和人的处境而进行战斗。在一个以宗教裁判及其恐怖气氛著称的历史背景中，席勒对扼杀精神与肉体的残酷的父权、教权和君权进行了控诉。戏剧的主人公，不待说，只不过是一个经过艺术加工的虚幻人物，因为他在政治上只限于发表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言词。剧中代表进步和自由思想的人物称不上政治战士，因为他并没有基于明确认识而产生的坚定不移的意志力量。他只是一个政治空想家，是当时典型的共济会会员和光明社社员^[18]。他陶醉于建造一些美丽的、抽象事物的空中楼阁，陶醉于娓娓动听的词句。他认为“市民的幸福和君主的伟大”可以并行不悖，对于需要用革命手段才能做到和必须做到的事，他希望通过对暴君进行善心规劝，通过让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王储承袭王位而得到。
　　波萨侯爵是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原型。在1848年法兰克福议会中，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表示了想得到自由的热烈愿望，但在不着边际地空谈了一阵以后，就向容克地主和虚伪的立宪主义拱手让步了。然而我们决不能因为鄙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忽略席勒赋予其主人公的奔流横溢的美好的思想和歌颂自由的声音。我们不能低估波萨，把他同今天的自由主义破烂货等同起来。今天的自由主义确实已远远背离了青年时期的理想了，但是四十年代的大风暴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产生过一个约翰·雅可比^[19]。这个人曾经讥刺一个普鲁士独裁者说：“国王的不幸就在他们不肯倾听真理。”今天，再也不会有哪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领导人敢象波萨那样向普鲁士国王大声吆喝：“陛下，请您给我们思想自由！”
　　《华伦斯坦》三部曲是席勒作品中思想最丰富、艺术最完美的剧作。从这部作品的成熟的技巧上可以看出歌德对作者的影响。诗人在这里创造了一个明确认识到自己的目标和道路、具有伟大风格的政治战士，这是一个在美学上同历史上同样重要的典型人物。华伦斯坦为自己树立了一个伟大的目标，他付出巨大的精力，耗费了大量资财努力争取其实现。至于斗争中的一些无法避免的琐细、卑劣的事，他都傲然地让部下去处理。席勒早期作品中的主人公，用席勒自己的话说，是“从人的心里产生出的政治活动”。而华伦斯坦的政治行动则与此相反，是从头脑里产生的；他要夺取权利的意志是明晰的、深刻的认识结出的硕果。
　　比华伦斯坦的覆亡更为可悲的是，象他这样一个坚强的独立意志的化身，竟败于没有独立人格的俯首帖耳的下属之手。这个伟大的卓越的人物竟被渺小的平凡的人杀害了。主人公周围的人物以及历史环境，都勾画得同主人公本人一样生动。作者并未纠缠于历史上的细节琐事，他呈献给我们的是一幅三十年代战争时期的栩栩如生的、五色缤纷的图画。
　　在《华伦斯坦》三部曲里，席勒献出了他研究历史的丰富知识。这部作品远远超过了他的一些历史论文的水平，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无论在戏剧结构，在艺术塑造力，在思想深度或者语言的优美生动等方面，三部曲都可以和莎士比亚最优秀的历史剧媲美。而如果从历史意义上看，甚至还更为优越。《华伦斯坦》堪称世界文学中一座无与伦比的纪念碑。
　　席勒的历史剧作的最后一部，撇开没有完成的《德米特里乌斯》不谈，是一部热情颂扬争取自由的斗争的戏剧——《威廉·退尔》。这部戏剧体现出席勒从写《强盗》到该剧这一期间在历史认识上的巨大进步。戏剧的英雄不再是强有力的个人，而是不愿再当奴隶、在反暴斗争中“象兄弟般团结在一起的人民群众”。自由的降临不是出自退尔的绝望行动，而来于人民整体的一致行动，这表现出席勒对历史的精微的感受。退尔向总督射出的一箭只不过是作为信号而燃起的烽火，是随着欺压人民的暴政必然要产生的正当现象。它表明暴政已经超过人们所能忍受的程度了。
　　我们既然有一定的历史知识，也懂得批判地观察问题，就一定能看到，也必须看到：这是一场不了解阶级对立、不改变剥削关系的争取自由的斗争。这种地主同农奴亲切地拥抱在一起的田园诗般的战斗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事例。只要仔细观察一下主人公退尔，就会发现他身上带着不少无政府主义的小市民特征。
　　尽管如此，对一切受压迫者，一切渴望自由的人来说，这个戏剧仍然是非常珍贵的。只要被压迫被剥削者痛苦而愤怒的吼声震荡着苍天，只要“人类渴望呼吸到自由”，这部剧作的豪迈的自由思想和激昂的自由音响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鼓舞起战斗者的勇气、力量和热情。
　　在《威廉·退尔》中，席勒以感人的激情为个人进行革命自卫和被奴役的人进行革命斗争写下了艺术上的和道义上的“叙爵文”：

　　不，就是暴君的权力也该有限。
　　如果被压迫者别处无理可讲，
　　再也担不起那千钧重担——他就要
　　把手臂大胆地伸向天空；
　　摘取他的永恒的权利。
　　这权利犹如星辰高悬，
　　不能让渡，也没有人能侵犯。
　　自然的最古老的状态就要恢复，
　　人和人，面对面相站，
　　如果没有别的方法解决争端，
　　利剑将是他的最后手段。

　　四十年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歌手弗莱里格拉特、赫尔威^[20]等人，都曾为《威廉·退尔》的这种火热的激情所陶醉。今天在这篇文章里，对席勒的叙事歌谣无法做一个即使最简略的评介。席勒的歌谣同戏剧一样奠定了他的人民性。但是我们应该强调指出一点：这些歌谣也明显地表现出一种倾向，即通过艺术形象表明一种思想的必胜力量，从而担负起鼓舞和教育人的作用。在这些歌谣中，《伊别克斯的鹤》可以算作艺术性最高的一首。无论流畅的旋律，自然生动的节奏，或是以最朴素的语言表现图景的艺术塑造力，都是非常高超的。只要林间呼啸的风声仍然在人们心灵上唤起神秘的恐怖感，只要音乐仍然激动着我们的心灵，席勒的这些叙事歌谣就会不断地向我们施展其艺术魅力。
　　席勒的二元的世界观最突出地表现在他的哲理诗中。高雅的艺术形式同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是和谐一致的。他的这些艺术抒情诗在诗坛上可以说绝无仅有。这里，艺术是引导人们进入“认识之国”的“美丽的清晨之门”。我们觉得，席勒的本质在这些诗篇中，由于凝缩在紧凑的框子里，所以要比在戏剧中表现得更加集中。它们是诗人的信念的自白，是他为寻求解放人类的真理而进行的痛苦的斗争的不朽文献。席勒从在卡尔学校做学生的时代起，就迫切要求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在应该和可能之间寻找一种合力。从那时起，直到他建立了成熟的世界观，这一段发展过程在这些哲理诗中清晰地反映出来。而这一发展的核心则是确信艺术承担着向人们揭示真理、引导人们走向自由的历史使命。
　　而在这一发展的终点上，则是对圣经的宗教虔信。这种虔信甚至使得《强盗》和《阴谋与爱情》中出现了最后审判的幻景。
　　这一发展是在卢梭的思想的强烈影响下孕育而成的。诗人的夭寿使这一发展半途中止了。
　　受了柯尔纳的鼓励，席勒深入研究了康德的哲学。他坚决抛弃了康德的伦理学，认为这是维护宗教教义的一种神圣信仰的现代形式。但是另一方面在康德的美学里，他却找到了他在青年时代写论文时曾经寻找过的那种“合力”。康德在他的美学里认为艺术具有解决物质世界和伦理法则之间的矛盾的力量。他把艺术的王国看作是连结人类必须服从法则的现象世界和人的意志占支配地位的观念世界的纽带，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王国与主观理想的自由王国之间的桥梁。但是席勒不只是一个探索奥秘的哲学家，他还是一个热烈追求实践的战士，因此他把康德的思维过程从抽象的思辨国土里移到具体社会环境中。在他这里，康德的自然王国变成了自然国家（这是他给专制的封建国家起的名字），而意志自由的王国则成为资产阶级的理性国家，或者象席勒说的那样，成为“真正的个人自由的建筑物”。但是艺术，或者叫美育，则应该把人类从奴役的愚昧卑贱的地位提高到自由的光明的高峰。
　　然而，认为美才能导向自由，认为美育而不是阶级的政治斗争才是解放人类的动力；这种见解必然沦为哲学、美学上不结果实的概念游戏，最终仍然不免是一套玄虚骗人的思想概念。政治上的自由国家让位给作为终极目标的美的国家，而美的国家不过是一个美丽假象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对于每一个“情操高尚的灵魂”来说，自由和平等的理想都实现了，“可爱的自由幻影”完全遮盖了现实世界的奴役压迫。席勒的哲学论文，特别是论述人类美育的通信，就是由这些相同的思想编织起来的。
　　在我看来，这种哲学一美学唯心主义使席勒的发展成为一出令人痛心的悲剧。这位总是把行动放在言词前面、为争取切实的权利、而不是为假象奋斗的战士，居然宣称：“我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让人们的目光陶醉于假象吧”。他渴望把人类引向自由，却劝告人们：

　　抛弃尘世的忧惧吧！
　　你们应该从狭隘郁闷的人生
　　逃到理想的国土去。

　　已经断言“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建筑物是一切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的哲学家，却满足于美的国家的纸板房子；怀着火热的激情欢唱“亿万人啊，你们拥抱吧”的世界公民，却沾沾自喜地认为只有极少数精选的人才可能在美丽的假象世界里享受自由！
　　如果我们考虑到席勒一生中发生的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一思想发展的悲剧性结局就更加令人惊异了。在法国，大革命正在把封建制度的野蛮的“自然国家”改造成资本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的“理性国家”。对于这些事物，席勒作为历史学者在瞻望时代发展前景时本来可能作出正确的评价，但是作为亲身经历者和同时代人，他却又不能从历史发展上进行判断了。
　　德国发展落后，成熟的、战斗的资产阶级迟迟不能产生，妨碍了席勒对阶级对立、阶级斗争及其历史作用的理解。尽管他对法国资产阶级用来粉饰它夺取政权的斗争的那些思想理论热情赞赏，但是对这一斗争的各种表现形式，他却仓皇逃避。其实，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国家正是借助这些斗争形式才得以实现的。
　　席勒不能了解，革命不是披着洁白的节日服装、捧着象征和平的棕榈枝来临的。它穿的是血迹斑斑的战袍，拿的是利剑而不是泥瓦匠的镘刀；它森严威武、昂首阔步地走来。席勒只看到革命烈火阴燃的浓烟，而忘记了它的熊熊烈焰。他只看到给大地施肥的鲜血，而看不见孕育着无限生机的苗壮生长的幼芽。
　　席勒并没有期待上层阶级进行社会革新，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只是软弱、腐朽的性格和邪恶的行为。由于席勒同卢梭一样认为文化是产生这些罪恶的根源，他对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就更加深恶痛绝。但是另一方面，席勒在“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身上，也只看到“粗暴的、狂乱的欲望”“愚蠢地统治着”。结果，席勒虽然乘着竖起一千支渴望自由的桅杆的巨舰在大洋上航行，寻找世界公民的“理性国家”，终于却坐上了哲学一美学唯心主义的救生艇，静静驶入美学国家的狭隘的港口。这样，这位歌唱暴力反抗和革命自卫的不朽歌手，在《大钟歌》和另外一些作品里却吹毛求疵地非议起法国革命，殊不知法国大革命正是席勒希望一切自称为“人”的人都参加的一场“大诉讼”。
　　席勒的哲学唯心主义的退让思想，显然给这位热情洋溢的狂飙突进的斗士带来不少痛苦的时刻。他的许多短诗都表现出，在诗人的心灵里“怀疑的阴云”同已经占上风的世界观的“明媚的阳光”不断地进行斗争。但是，这时席勒已经病魔缠身，而且不久即将离开人世，他的怀疑也就不可能再发展成能够结果实的新认识了。他并没有因为怀疑和退让而意志消沉或者悲观绝望，他并没有象浪漫主义的文人那样，向宗教神秘主义的麻醉剂乞援：这才是席勒性格的伟大处。他勇敢地承受着自己内在的命运的悲剧，在孜孜不息的工作中开掘新的生命力的泉源，继续寻找创作的力量。在《理想》这首卓越的诗篇里，对自己青年时代梦想的破灭的悲叹被淹没在对劳动的道德力量的高度赞扬声里：

　　工作，它永不使人疲惫，
　　它慢慢地创造，从不破坏，
　　纵然是一点一滴，
　　但是日积月累，年复一年，
　　经过无数岁月，终会
　　建成永恒的大厦。

　　席勒不仅认识到产生于内在的创造欲的自由劳动能够使人幸福，也体验过不自由、不愉快、为了挣面包的强迫劳动带给他的种种苦楚。他的心灵的伟大战胜了“环境的鄙陋”。他的亲身经历光辉地证明了他在一封美学书信中所说的话：

　　“奴役是卑鄙的事，而自由中的奴性则更是可鄙的。然而，没有这种奴性的奴隶工作却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能够再同崇高的信念结合起来，就能把鄙陋的环境变得崇高。”

　　席勒的命运是不得不“饥肠辘辘地从事脑力的耕耘”。这是阿布列希特·迪勒，约翰·赛巴斯蒂安·巴哈，莱辛，贝多芬，荷尔德林，费尔巴哈，毕克林^[21]，理查·瓦格纳^[22]以及能和席勒并列的我们这一时代的唯一作曲家胡果·沃尔夫^[23]（只举这几个就够了）所有伟大的德国艺术家的典型的命运。他们生不逢辰，没有诞生在富贵之家，而艺术对他们只是一个“高贵的女神”，不是一条“供给黄油的肥硕的母牛”。饥饿百般阻挠着他们的艺术活动，他们不得不为外在生活的需求而当牛马，不能把内在生命的创造性财富贡献出来，除非一两位知音给他们提供天才的羽翼不能带给他们的东西。
　　在这些艺术家里面，只有一个人认识到这种把艺术贬低到赚取面包的卑贱地位的社会关系，这就是理查·瓦格纳。他懂得，艺术无法消灭社会的不自由，相反地，它不得不受制于社会不自由的竭力毒害它、扼杀它的势力。因此，作为一个艺术家，理查·瓦格纳在经过奋斗后达到与席勒的唯心主义截然相反的认识。在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艺术与革命》中，他毫无保留地表示出对革命福音的信仰。在他看来，历史发展的目的在于造就出坚强的人、完美的人。但是只有在革命赋予人们“坚强”以后，艺术才可能带给人们“完美”。只有一场消灭一切社会差别、使人们获得自由幸福的革命，才能创造产生豪迈的、自由的民族艺术的先决条件。这时的艺术才不再是为了换取面包、或者用席勒的话说，不再是“奴颜婢膝的雇佣艺术”。瓦格纳满怀激情地召唤革命，以便所有的人都能摆脱“普遍的手工劳动的辱人的奴隶枷锁同苍白的金钱灵魂”，上升到“具有闪耀生辉的世界灵魂的自由的艺术的人”，以便所有的人“从劳苦的工业雇工……变成完美、坚强的人，世界作为最高的艺术享受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是属于他们的”。
　　瓦格纳怀着这一信念逐渐接近了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立场，无产阶级的这个立场是由于有了唯物史观、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取得的。
　　引导人们走向自由的必须是政治斗争，而不是美育。社会革命必须象解放劳动那样，与劳动一起同时解放科学和艺术。历史的发展不仅使德国的无产阶级成为古典哲学的继承人，也使他们成为古典文学中世界公民这一崇高理想的继承人。工人阶级只有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把古典哲学颠倒过来才能继承这份遗产；他们同样也必须把席勒的唯心主义的遗产颠倒过来。
　　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同社会革命才能创建“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大厦”。在这个大厦里，人类的美育也享有其应得的地位。这不是为了用美丽的假象王国来哄骗人，而是为了给人们开辟一个世界，一个充分发挥创造力的、健康享受的最丰富的泉源。因此，今天我们应该理解，席勒的这一劝告主要是针对无产阶级而发的：

　　人类的尊严已交付到你们手里，
　　要保卫它！

　　这一劝告还意味着：要为这一尊严而斗争，要夺取它，要把它从“鄙陋的环境”手中抢过来。在这样一场争夺和斗争里，席勒不能给无产阶级指引道路、指明方向。但是尽管如此，他对无产阶级来说仍是一个伟大的鞭策者和教育家。他鼓励、教导人们具备在今天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风雨和战火中、在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公民的最高美德和人类的最崇高的理想。
　　从席勒的生活和创作中，战士们可以汲取最宝贵的、无可估价的精神力量和道德力量，这种力量鼓舞我们坚持不懈、全力以赴地为崇高的社会主义目标而奋斗。
　　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将给所有人带来最富裕、最繁荣的生活。但这对我们首先意味着：

　　你们不投入生活
　　就永远得不到生活。

　　只有战斗的无产阶级具有解放社会、进行革命的行动力量时，才能把席勒的飘浮在云端的世界公民的理想在大地上实现。因此，让我们在反对“永恒的旧事物”而进行的自我斗争中坚强起来吧。让我们在反对狭隘、压抑的生活状况而进行的斗争中，在向我们的敌人——资本主义制度的支持者和拥护者的进击中坚强起来吧！因为：

　　弱者沉没之日，
　　正是强者战胜命运之时。

(《平等报》第20卷，1909年第3期）

^[1] 狄德罗(1713-1784)，达兰贝尔(1717-1783)，霍尔巴赫(1723—1789)，格利姆(1723—1807)，都是法国启蒙哲学家，《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的编纂人。

^[2] 此处借用宪章运动诗人爱德华·波·米德所作《蒸汽王》诗中的形象。这首诗曾由恩格斯译成德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72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狂飘突进”是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德国的一个文学运动，由克林格的同名剧本(1776)得名。“狂飙突进”的青年作家克林格、歌德、席勒等高举起反封建制度的旗帜。

^[5] 卡尔·欧根(1728-1793)，符腾公国的大公。席勒的故乡就在这个公国境内。

^[6] 舒巴尔特(1739-1791)，“狂飙突进”的讽刺诗人，由于他反对封建专制暴君把本国子民卖到外国去当雇佣兵，被大公卡尔·欧根关在霍恩纳斯贝尔格要塞里达十年之久。

^[7] 卡尔·欧根为封建国家培养人材于1770年建立的一所学校，后改为军事学院。从1773年到1780年，席勒是该校的学生。

^[8] 史特莱歇尔(1761—1883)，德国音乐家，席勒的中学同学。

^[9] 武尔左根夫人(1763-1847)，席勒的姻亲和传记作者。

^[10] 柯尔纳(1756—1831)，席勒的朋友，诗人素奥多尔·柯尔纳(1791—1813)的父亲。

^[11] 当时德国通用的一种银币。

^[12] 卡尔·奥古斯特(1757—1828)，萨克森一魏玛一爱森纳赫的大公，赫尔德尔，歌德、席勒等人都曾在他的魏玛宫里居住过。

^[13] 希腊神话中司掌文学和艺术的女神。

^[14] 奥古斯都(公元前63—公元后14)，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

^[15] 麦迪琪，十四至十六世纪意大利弗罗伦斯等地世家，以文学艺术保护家闻名。

^[16] 阿斯齐洛士(纪元前525—456)，古希腊的伟大诗人和悲剧作家。他所创作的《被锁住的普洛米修士》(约纪元前470—460)中的反对神的暴虐的战士——普洛米修士的雄伟形象，后来成为争取人类解放斗争的象征。

^[17] 莱辛(1729—1781)，德国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文学杰出的代表，德国民族文学和现实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剧本《爱美丽雅·迎洛蒂》是反映市民阶级反抗封建主义的悲剧。

^[18] 共济会和光明社都是十八世纪以友爱互助为目的的秘密结社。

^[19] 约翰·雅可比(1805—1877)，德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家，法兰克福议会议员，坚决反对俾士麦。

^[20] 弗菜里格拉特(1810—1876)，赫尔成(1817—1875)，德国革命诗人。

^[21] 阿布列希特·迪勒(1471-1528)，德国画家，雕刻家，建筑师，文艺复兴时代的代表人物；约翰·赛巴斯蒂安·巴哈(1685—1750)，德国作曲家，管风琴演奏家；荷尔德林(1779-1843)，德国诗人和剧作家；毕克林(1827—1901)，德国画家，雕塑家。

^[22] 理查·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下面提到他的论文《艺术与革命》是他在1849年写的，即在革命的热潮还没有降落的时期写的。当时，瓦格纳是费尔巴哈和巴枯宁的追随者，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并且主张只有革命才能拯救艺术。五十年代，瓦格纳的世界观发生变化，他从共产主义者变成了君主主义者，从费尔巴哈的追随者变成了叔本华和尼采的反动哲学的信徒。

^[23] 胡果·沃尔夫(1860-1903)，德国十九世纪浪漫派作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