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克·易卜生

　　当本刊上一期付印时，电报传来噩耗，亨利克·易卜生于1906年5月28日在克利斯蒂安尼亚逝世了。这位年近七十八岁的风烛残年的老人，近些年来只是作为自己的影子而滞留于人世，因为对他来说，生活就意味着用文艺创作进行斗争，而他作为战士和创造者的生涯早已结束了。因此，我们今天站在这位伟大的死者墓前，不是对一位天才的收获未能刈割表示惋惜，而是充满深厚的感激和敬佩心情。为了创造为真理服务的最卓越的艺术，他通过永不停息的、充满痛苦的斗争，已经为人类积累下一笔艺术上和道德上都极其宝贵的财富。易卜生所以能达到艺术创作的高峰，所以有力量成为文学发展的先驱和向导走在人们前边，所以能成为无与伦比的教育家和召唤者活在人们心中，正因为他从来没有使自己的艺术才能屈服于柔顺懦弱、卖身投靠的文人所遵循的文学准则：Part pour Part，为艺术而艺术。
　　没有哪个艺术家能象易卜生那样更高地尊重艺术，也没有哪个人象易卜生那样坚定相信艺术有权要求一个人的全部心灵。对易卜生来说，创作就意味着“进行一场自我审判”^[1]。他毫无保留地、热情洋溢地献身于艺术。在他的献身精神里融合着他身上的两种特质：一种是古代异教徒的顽强不屈的、不惜任何代价都坚持到底的力量，另一种是基督教的容忍克制、自我牺牲的精神。但是，正因为易卜生把艺术看作人类发展的最高生活表现，所以他认为艺术有比纯粹供人陶醉、享受，即仅供赏心悦目更为巨大的任务。易卜生认为，艺术首先是一位崇高的教育家，有责任引导人们“经过美的清展之门进入认识之国”^[2]。因此，易卜生的诗神并没有逃遁到一切美梦都能实现的远离尘世的魔园里，而是怀着强烈的憧憬、充满了痛苦的矛盾，在我们这一时代的人们中间安家落户。她始终停留在时代的斗争的骚乱里，尽管她也披着沉沦世界的长袍，跨过寒气凛冽的冰山，在断岩绝壁的海湾中去寻找宁静。她不是以温柔的和平使者的姿态，用牧笛吹奏出美妙的和音出现的。她身披铠甲，手持武器，是一个雄赳赳的女战士。
　　易卜生的艺术是问题艺术，是最广泛、最崇高的意义上的倾向艺术。易卜生的艺术所要探索的，是“人类的重大事物”，是使个性得到最充分发展、从事最有效果的行动的真理的世界观。不管他一生的艺术作品以多么繁复多样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在这个目标上却结成一个紧密牢固的整体。在追求真理世界观的过程中，这位挪威文学大师沉浸到多神教和基督教中，用批判的目光比较两幅不同的世界图景。但是，无论是古代哲学或是福音传教士和耶稣教的牧师，都不能给这位追根究底的探索者一个满意的答案，都不能熄灭他胸中燃烧着的销蚀性的烈火。因此，易卜生为追求真理而进行的斗争始终是非常激烈的。他创作了一部又一部的作品，摧毁虚伪谎言的统治，铺设通向真理的道路。不论虚伪、伪善披着社会道德的外衣还是涂上个人理想的脂粉，他总是把它视为死敌，不仅深恶痛绝，而且与之进行无情的战斗。在社会关系中，他从一个人到一个人身上去追缉它；在个人身上，他从灵魂深处去捕捉它。因此，他所反对的虚伪就不可能是传教士以宣讲道德的语调抨击的那种空洞抽象的虚伪。他以一个科学研究者的严酷无情的态度所揭露和审判的，是虚伪的形形色色的具体形象。这种虚伪在今天仍然上升着或者已经烂熟了的资本主义制度中，以嫡子的身分正破坏着个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这样一个不倦地追求真理的人必然会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道德这一上层建筑的无情的批判家和破坏者。对自己的艺术使命的热情和信念，使易卜生绷紧着每一块肌肉，使他的每一根神经都紧紧对着一个目标。他以犷悍的力量撼摇了支撑资产阶级道德大厦的支柱，把金碧辉煌的装饰打个粉碎。当他以神色凛然的姿势指斥高踞宝座、发号施令的虚伪，当他义愤填膺地一再向世人大声疾呼“ecrasez Pinfâme”^[3]（踏碎那肮脏的东西）的时候，他所唤起的对现存的虚伪道德的厌恶、憎恨和斗争，远远超过了仅仅由于易卜生的高超的艺术而对他表示崇敬的读者范围。
　　由于易卜生所写的鼓吹解放、号召粉碎旧秩序的作品，妇女们对他应该特别表示感谢。同她们以往的任何作家相比，他更是一位妇女的作家，是那些想从虚伪、欺诈的生活的窒人的泥淖中站起来，那些心怀悲痛、想用伤口累累的双手打碎旧招牌，取得作人的权利和独立人格的妇女的作家。我们不会忘记，易卜生创作的戏剧首先是揭示资产阶级妇女的心灵的戏剧。无产阶级妇女为了自己地位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进行了最伟大的决战，她们要打倒的不是海尔麦尔^[4]之流以及他们的婚姻骗局，而是资产阶级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经济的发展解放了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这些力量在无产阶级中使妇女同男人、同家庭的关系发生了革命，随之扫除了过去那种毒害两性关系、扼杀妇女人格的偏见和虚伪的道德。但是，这一在客观世界发生作用的倾向，要在人的主观精神里彻底产生影响，却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象海尔麦尔这类人今天仍然不可胜数。正因为无产阶级妇女作为战士要在阶级斗争中争取自己的人权，她们就必须清算海尔麦尔这些人。更不必说，不论在什么社会环境里，妇女总是想通过矛盾重重的内心斗争弄清楚一个问题，也就是那个深深激动着易卜生戏剧中的典型妇女的问题——要求自主的权力与自我克制应如何分界。从这一点看，这位作为召唤者和劝告人的斯堪的那维亚大师，影响所及，势必超越资产阶级世界和自己的时代。任何一个妇女，只要她感觉到要成为完整的女性必须首先作一个自由的、健康地发展的人，就一定会受到易卜生的影响。
　　由于追求真理的不可遏制的力量，由于毫不徇情的批判，易卜生已经成长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法规和条例的反叛者，他已经成为一位革命者。当然，还不能说他就是一个站在社会主义观点的坚实基础上的革命家。思想意识的风云戏弄了他。但是尽管如此，由于他的斗争的威猛力量，他的不屈不挠的普罗米修士式的反叛精神，以及他的艺术才能，在我们这一时代所有那些写出激荡着革命热情的作品的作家中，易卜生应当说是最伟大的一个。统治阶级对危及他们统治的事物，嗅觉总是非常灵敏的。难怪今天社会上那些不劳而食的权益享受者同他们的御用文人，对易卜生要恨之入骨了。
　　但是，使易卜生和无产阶级之间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还不只是这位革命战士对社会的批评。他的本性和他的艺术的另一个特质，即形成革命的批评的有机补充的特质，在这方面也起了作用。这就是对真、美和自由的新世界的热烈憧憬。在这个世界的福地上，人们自由地游荡；他们所要服从的只是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任何别的法律；他们的生活活动只受到一种约束，即不侵犯公众的权利。易卜生并没有用绚丽的色彩在尽情扩大的画幅上描绘这个世界。当他的心因为对未来充满希望而骄傲地震颜时，他并没有用太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心境。在他的社会批评的无限辽阔、寒光晶莹的冰岩下，燃烧着他的革新世界的梦想的火山般的炽焰。他的强烈的憧憬体现为许多巨大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作为人类的自觉的先驱和向导，在荆棘丛生的人生旅途上走在别人前面。这一憧憬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激励着白兰德^[5]，他坚信自己负有引导人类从阴暗的泥潭走向纯洁、光明的高处的使命，他自己就是这一信仰的英雄，并为之献出自己的生命。白兰德这个形象体现了易卜生的信念：每个人都应该毫无保留地、不惜一切地献身于自己的理想。这一憧憬也体现在热衷于追求智慧和美的尤里安^[6]身上。尤里安为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王国而只身阻拒着一个新的黑暗世界的来临。这一憧憬还在另一些人物身上低声泣诉着。这些人物由于性格懦弱或者疾病缠身不能再起来斗争，但是脑子里却一直幻想着战斗和战斗的图景。也就是说，这一憧憬即使是在一片腐朽和废墟中，也仍然绽露着新生活的希望的萌芽。但是，易卜生的革命憧憬没有能立足于历史主义的坚实基础上，因而只能消失在飘渺的云端中，这也许是他的一生的悲剧，并表明了他无论如何没有能跳出时代和民族的限制。因此易卜生的使命是“提出问题，而不作回答”^[7]。他只能把追寻着、探索着的人们的冲突引向一个大转折式的结局，但不能给予可靠的解决办法。虽然如此，他的作品并没有散发出绝望无力的死亡气息，而总是洋溢着对人类解放的前途充满希望的信念。这一信念虽然没有导致男女主人公的胜利，却从他们对人生的美好和力量的无限憧憬中吸取了不可思议的活力。也正是由于这种憧憬，人们在充满虚伪、狂热病态的生活泥潭中才敢于要求，敢于斗争，才能奋勇前进。它给了人类更大的力量，一定要实现一个既古老而又永远年青的梦想——“要生活得和大神一样”^[8]。对易卜生来说，人类的无法阻拦的前进的保证，就是促使人们进行斗争的憧憬，而不是有形的斗争成果。
　　在这一点上，易卜生和莱辛是有共同性的。莱辛与那些怠惰、厌足、自封为“永恒真理”的掌握者们不同，也是把探求真理看得比占有真理更为重要。这种态度使得易卜生的怀疑永远是健康的，有力量的，从而使他的创作力永不枯竭。它还使得易卜生在一个堕落的世界的混乱和腐败中始终坚信一个未来的王国必将实现，坚信一个解放、造福人类的新的世界观必将胜利，它将战胜“皇帝和加利利人^[9]”对人们肉体和灵魂的统治。易卜生逐渐看到这一世界观在时间的母胎里慢慢成长起来。它是古代文明和基督精神两者给个人生活、因而也给人类发展带来的，在历史上永远存在的精神——道德价值的综合，虽然这一和谐的统一体又是与古代文明同基督精神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新东西。正是为了这一世界观的胜利，易卜生运用自己的艺术进行了战斗。虽然易卜生到了晚年，思想过程逐渐被越来越茂密的神秘象征主义的芜草遮掩起来，但是他毕竟没有象理查·瓦格纳那样，通过叔本华^[10]的悲观主义径直逃遁到基督教神秘主义的黑暗中。
　　正是由于易卜生的憧憬和信念，他对于我们是非常宝贵的。人类永恒的追求就是要象挣脱了枷锁的普罗米修士那样，升腾到太阳的高度。无产阶级进行的阶级斗争难道不就是这一永恒的愿望的典型历史形式吗？这一斗争打开了实现这一憧憬的大门，不也是由于受到对于美好未来的信心鼓舞吗？
　　但是，尽管易卜生在这一点上非常接近战斗的无产阶级，他奔向这一共同目标却走了一条孤寂的小路，离开了回响着千百万劳动大军的脚步声的坦阔的历史的平原。他吸收了现代世界文化的滋补的汁液，所以他的人格远远超越了狭隘的乡土环境，成长为一个巨人。但是，即使他的脾睨一切的雄厚力量，也没有能完全冲破环境为他的发展设置下的障碍。
　　还在易卜生年青的时候，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象暴风雨般冲洗着全世界，在闪电和风暴中，在汹涌的洪涛上建立了一个新的世界观。但是易卜生的故国挪威却没有看到作为这样一个工业高度发展的产物的新兴无产阶级。易卜生呼吸的精神空气浸透着虔信主义。这一主义对一切社会问题和个人矛盾只宣讲一个解决办法：通过内心生活的纯净而使宗教道德再生。年青的易卜生，甚至到成人以后很久一段时间，一直是一个孤独者；在一个不仅不理解他而且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只能孤零零一个人保卫他自己最神圣的东西——他的艺术使命。因此，易卜生的目光掠过了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把为争取新社会制度的世界观的斗争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焊结在一起，把解放人类的事业从个别人手中拿过来移交给广大群众，使之成为有组织的行动。
　　就是在这种精神一道德冲突的纷扰混乱中，脱离了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力的社会斗争的世俗压力，这位北欧大师让自己的新的世界观诞生了出来。他号召所有坚强、高尚的人当助产士，因为这些人通过他们“高尚的人性”^[11]的创造魔力，借助他们对自己提出的崇高的目标，能够培养出“高尚的人”来。也正因为这个原故，易卜生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上”，虽然他不同于席勒，并没有把这一王国梦想为美的幻影，而认为是生气洋溢的现实。
　　但是，易卜生与无产阶级的分歧并没有使他走向同无产阶级无法调和的敌对地位。无产阶级奋斗的目标——科学社会主义，绝不仅是经济纲领和政治纲领，它是历史上一个绝无仅有的最广泛也最统一的世界观。因此它将给人类的客观发展和主观发展创造出最丰富的可能性。社会主义的世界观，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晶，必须粉碎皇帝和基督的统治。易卜生心目中的新国家，他的革命憧憬飞翔翘望的最高境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对易卜生写下的话认真地思考一下，内在联系的无可辩驳的逻辑就可以说明：他通过对人的性格和人的命运的观察，“虽然没有自觉地、直接地奋力追求，却达到了社会主义道德哲学家通过科学研究所得到的同样结论”。这就使得易卜生同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生活进行的多次激战有利于战斗的无产阶级。
　　易卜生对个别人物寄予很多高尚的希望，这倒不是因为他看不起群众，而是因为他相信他们是仍然沉睡着的力量。他要求人的个性能有最高的发展，也不是想以此否认人民大众的活动；而是希望人们的活动能结出更丰硕的果实，希望个人的高度的精神一道德价值能提高人们整体的起作用的力量。因此，易卜生重视的是音响的强度而不是声音的多寡，珍视的是群众身上旺盛的精力而不是群众的坚固的整体。这样，他就忽视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量的变化会引起质的突变。
　　但是，忽视这一法则并不等于个人狂傲自负、背离整体，这中间还有一大步距离，这一步易卜生却没有迈出过。尼采^[12]把他的超人——顺便说一下，超人并不是尼采哲学的亲生子——放在冰冷的孤独中，以便让他冷酷无情地统治着群众。易卜生的高尚的人却逗留在群众之中，以便通过充满痛苦的斗争，净化和陶冶了自身之后再去教育人民。他想要自由，不是为去统治别人，而是为了不受别人统治，不因别人强有力、自己软弱而受人统治。易卜生在他的成长和活动中，感到自己同群众的存在与战斗结合在一起。诗人要求个人有自由参与生活活动的权力，认为这是他对别人尽义务的开始。一个人只有当自己的力量成熟壮大之后，对别人才可以、也才能够起作用。因此，一个人如果在内心困苦的鞭答下睁开眼睛，并力图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那么忠实于自己便是他的最高道义。易卜生的著名的“个人主义”就是根源于这一思想并和严格的、积极的利他主义融合成一体的。正因为这样，他在1885年特隆赫姆的工人联合会上才能坦白宣称：他期待着工人和妇女具有的高贵的性格、意志和感情能够继续发展而带来真正的自由。他的这段话既不是为自己的观点辩解，同他的一贯看法也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
　　易卜生可以跻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最伟大的戏剧家之列，他的作品在当代全部文学的耕耘中留下了一道深深的永不磨灭的犁槽。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对这位艺术家进行全面的评价。在这里我们只是对他的创作的革命内容和教育内容概括地描述一下。关于易卜生艺术的最重要的创作的评价工作，只能留待以后再做了。
　　易卜生的艺术震骇了资产阶级社会中那么多混混沌沌的懒汉，他们再也不能躺在安乐椅上心安理得了。它向他们提出了揭露当前社会制度的虚伪道德面纱的问题。特别是在充当资本主义制度的精神卫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易卜生的艺术发生了炸药般的爆炸作用。因此，他的艺术给资产阶级的世界带来了骚动、混乱、分裂和反抗，并且削弱了它抵抗无产阶级进攻的力量。
　　同时，易卜生的艺术也帮助无产阶级摆脱开虚伪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束缚着他们的罗网。它使无产者辨识资本主义制度的缺陷和罪恶的目光更加敏锐，为他们批判、憎恨这些缺陷和罪恶提供了新的养料。易卜生的艺术培育人的个性，使之更加坚强、更加纯洁，在这一点上它超越了时代的限制。它用钢铁一般的手掌抓住每一个人，迫使他对客观世界和自己的内心世界进行清算，认真权衡权利和义务的比重。它使人面对面地看清自己的行为、意志和愿望，以及自己的热情和梦想。它把一个人的最隐秘的、甚至对自己都要遮掩的东西，从他的意识深处展露出来，而且决不容许人们再行支吾逃遁，也决不容许为自己开脱辩解。“你就是这样的！你应该怎样呢？你能够怎样呢？”他的艺术向人呼吁，不到他走上反抗的道路，或至少开始寻找这条道路，决不罢休。
　　为了战斗和胜利，无产阶级最低限度必须具有把自我确认的权利同自我牺牲的义务相互结合的个性。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易卜生艺术的教育价值将随着越来越严重的解放斗争的任务和越来越繁荣的群众文化生活而不断增长。只要资产阶级社会存在一天，作为反抗者的易卜生就一天不死。易卜生，这位艺术家和教育家，一定比资产阶级的寿命更加长远。

（《平等报》第16卷，1906年第12期）

^[1] 易卜生在一本书的献辞中写道：“生活——这就是战胜自己心中的地狱的诡计，为诗神服务——就是无情地自我审判。”

^[2] 引自席勒的诗篇《艺术家》。

^[3] 伏尔秦关于天主教教堂的名言。

^[4] 海尔麦尔，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中的男主人公。

^[5] 白兰德，易卜生的剧本《白兰德》中的主人公。

^[6] 尤里安，易卜生的剧本《皇帝和加利利人》中的主人公。易卜生由于想要指出两个伟大历史时代的冲突而选择了罗马皇帝尤里安(公元361-363在位)为自己剧本的主人公。在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以后，尤里安因企图复兴异教而得绰号“叛教者”。

^[7] 这是易卜生的自白，他说：“我的工作是提出问题。我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

^[8] 引自席勒的诗篇《理想和生活》。

^[9] 引自易卜生的同名剧本。“加利利人”指耶稣，见《新约》“马太福音”第二章。

^[10]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非理性主义者。他认为，所有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但人们利已的“生活意志”在现实世界中是无法满足的，故人生充满了痛苦。

^[11] 易卜生在1885年6月14日特隆赫姆工人联合会大会上所作的演讲中说：“高尚人性的因素应该被纳入政府中、国家生活中。”

^[12] 尼采(1844—1900)，德国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认为进化过程到了顶点就出现超于凡人之上的“超人”，并宣称“超人”将决定历史的发展，而人民群众则是“奴隶”和“畜群”，只是“超人”用以实现其意志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