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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苏联社会经济体制

〔英〕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

2005年
刘林海 编译


　　说明：英刊《国际社会主义》杂志2005年秋季号（总第108期）发表了克里斯·哈曼（Chris Haman）题为《弄清当今社会主义的含义》的文章，从克劳迪奥·卡茨的著作《社会主义的未来》出发，评论了几十年来国际左派对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所持的主流观点，并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实行强制积累的特征、它们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等角度，分析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结构特征、苏东社会主义发生崩溃的原因，认为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没有等来世界革命，被迫在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由于面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压力，就不得不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发展，以及卷入军备竞赛，这就形成了一个类似于资本主义的强制性积累体制，这种体制逐渐瓦解了社会主义民主，并产生类似于西方资本主义一样的经济危机，这两方面的危机的深化是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离开对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是解释不了苏联解体的。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苏联的问题出在哪里？


　　克劳迪奥·卡茨（Clando Kat）对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叙述是与国际上左派的许多常识相一致的。从20世纪60年代到1989年，这种观点认为，苏东国家同西方资本主义相比是个进步，因为它们实行计划经济和主要生产资料的国有制；但这些国家存在着严重的政治扭曲，必须通过更大的民主化予以矫正。这实质上是美国马克思主义杂志《每月评论》创始人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保罗·巴兰（Paul Baram）、英国《新左派评论》编辑队伍、欧洲社会民主党左翼、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的欧洲某些正统共产党领导人、绝大多数学院派马克思主义者等人的观点。左派们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后资本主义社会”种种说法，有时还提出“退化、畸变的工人阶级国家”的说法。他们对应该发生的政治创新的程度和方式意见不一，但他们对苏东国家的基本特性的看法多少还是一致的。
　　卡茨非常依赖由欧内斯特·曼德尔（Emest Mandel）提出的观点：这些经济体被认为联合了两个相互矛盾的特征。一方面，它们是有计划的，这意味着它们不受制于资本主义的趋势，即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以及因依赖利润率而引发的增长率长期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这些有利条件一个接一个地被官僚式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和官僚体系的消费需求消耗掉了。曼德尔在分析苏联经济时给出了一幅固定的画面：苏联经济是“有计划的”，因而同资本主义相比是“进步的”，但是这个经济却遭受着低效的管理，被官僚扭曲了。这是一种不严密的表达，它没有揭示苏东国家的根本发展动力。
　　1989—1991年所有东欧国家的经济创伤与政治危机对左派的老常识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社会主义”或者“后资本主义”似乎还不如其声称已经取代的制度先进。在坚信戈尔巴乔夫将通过深远的改革挽救形势的一阵急风过去之后，深深的消沉接踵而至，甚至影响到当今左派的一些人群。
　　苏联崩溃后，大多数左派的对策是改变对这些政权的看法，而不改变他们旧的分析的基本要素。他们仍然认为这是一种沿着与资本主义决裂的路线发展的经济，只不过现在强调低效率和浪费的因素，反对1989年以前对“进步”和“后资本主义”特征的强调。有些人走得更远，以至于接受了希勒尔·提克廷（Hillel Trktin）之类的理论家的“新阶级”观点。提克廷认为，东欧的政权远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它们具有程度更严重的固有的低效率。
　　卡茨作了同样的折衷说明。他认为：有必要承认在这些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权中，存在着一些社会主义规划开始的因素；可以把这些政权的社会主义方面定位在社会层面（工资、教育、健康）所取得的进步和制定了一个收入平等的计划上，但还不得不承认这些因素一开始有弱化的趋势，以至于家长式的独裁官僚强化了对权力的控制。但他在别处又描绘了一幅与提克廷等人相同的图画：对于社会的方向和发展来说，官僚主义产生的后果甚至比资本主义控制的后果严重得多。企业官员感兴趣的是获得完成计划的奖赏，但缺乏指导一个企业的领导所需要的强烈理性。
　　这里所缺的是没有指明为何官僚这么做。在曼德尔看来，官僚使经济生产从属于他们自己的消费。但为什么这会导致卡茨所描绘的计划的过分中央化、集权化，导致主动性在官样文章中被扼杀，导致缺乏对生产中的理性的关注呢？除非你认为官僚总是造成更多官僚。但如果你相信这种观点，那就很难拒绝反社会主义者的如下说法：任何革命都会产生一个官僚阶层，这个官僚阶层会摧毁其最初的目标。卡茨非常正确地批判了那些认为西方的官僚化是“进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特征的人，然而他本人对苏联的论述却是建立在一种类似的有关官僚政治发展的观点上的。

积累与世界体系


　　卡茨（以及曼德尔）的论述中缺少关注的是从1928—1929年起苏联经济（还有东欧、北朝鲜、中国等国家的经济）动力的一个中心特征，这就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要从属于生产资料的建设（马克思称之为经济的第一部门）。这就是“五年计划”的模式，一个五年计划内的生产资料的增长主要用于建设下一个五年计划内的进一步的生产资料。虽然有针对消费制定的产量增长目标。但这些目标从来没有实现过。实际上，在1929—1939年苏联实施“计划”期间，工业增长速度通常要比计划的增长率高得多，但与之相伴的是供广大群众使用的消费品、食品产量和住房供给的下降。
　　在扩大生产资料的驱动下，每一个“计划”之初，大量新工业项目开始投入建设。但不久，就会发现这些项目不可能全部完成。有些（通常是满足人民消费需要的）项目将被“冻结”，项目建设的资源则被挪作他用（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意味着生产处在连续不断的变动中，意味着人民面临突然的压力，被迫多生产一种产品而少生产另一种，意味着人民在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要藏匿他们可支配的资源，以免他们突然被迫生产更多的东西，意味着产生大量的浪费，因为计划中要生产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所必需的。20世纪80年代就是这种状况，当时因为一个建造肥料包装袋工厂的计划被冻结，导致大量的肥料被浪费掉了。
　　但为什么官僚们把这种模式强加于经济？卡茨在某些观点上距真正的原因很近了，如指出苏联最后几年在技术方面的失败：这种失败是通过与资本主义世界竞争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战略的一个后果；这种竞争妨害了鼓励广大群众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基本原则；贪多求大、无视质量、不计成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扭曲的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中央集权主义的模式无力鼓励技术变革，这是集中精力同发达资本主义展开毁灭性竞争的战略造成的后果。
　　但是卡茨没有看到的是，问题并非仅仅在于“意识形态的扭曲”。从1929年起，苏联的整个模式还取决于其统治者决心“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只有领会了这一点，才能弄明白不惜人力物力代价建设生产资料的驱动力的含义所在。这还会使人弄清这个制度的其他明显的非理性特征，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强制“集体化”。
　　最后，苏联的许多“超结构”特征也源于积累的驱动。它必然破坏大多数工人的基础组织机构（工会和工人委员会一直存在到1928年，尽管在削弱）；它必然对工人和农民进行大规模的压制；它要求把任何对来自下层的反抗让步的人逐出党和国家机器；它要求用极端的手段切断与1917年的传统的最后一丝联系；它甚至要求实行大规模的对小说与诗歌进行审查的制度，以免它们在某种方式上成为人民对制度的敌视的关注点。
　　积累的驱动并非单纯起源于“意识形态”。它是控制了世界一部分的一个官僚集团面对来自别处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的敌视的逻辑的必然结果。官僚作为一种势力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掌握大权，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则由于国内外战争造成的经济灾难而数量锐减。它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通过平衡不同阶级——农民阶级的不同阶层、城市中间阶级、新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维持了自己的地位。在这个时期，官僚越来越在实际上垄断了对军队、警察和主要工业部门的控制权，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它开始在生产关系中占据了一个自己的位置。它本身就成为一个阶级（用马克思的话说）。但它并没有驱动生产向一个表达它自身利益的特定方向发展。这是一个与资本主义断绝关系的经济，至少在国有化了的那些部门是如此；除了受制于不同阶级的相互影响外，它也没有发展出任何属于自己的动力。
　　但是整个结构接着经历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危机。一方面，农民不再愿意向城镇提供食品，除非他们自己能得到更多的工业品—工业又没有能力生产出这样的产品——作为交换（所谓的“剪刀差”）。其结果是饥饿在城市不断蔓延，出现了大规模动荡的威胁。另一方面，来自不列颠的战争威胁制造了压力，迫使它把更多的工业生产转为军用。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非常不同的动力的驱使下，经济被推向一条全新的道路。不同阶级的消费生产被积累生产所代替。
　　没有官僚的政策上的驱动，积累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些政策使它与其他主要阶级——农民和工人——形成尖锐的对立。它不得不自我组织起来，把农民同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控制分离开来，压制工人因生活状况和工作环境恶化引发的反抗。积累已经取代消费成为经济活动的目标。积累也是对外部压力即世界体系对官僚掌管的国家的压力的回应。
　　积累成为目标。消费成为次要的。质变已经发生。
　　第二个长期流行的论点是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直接的市场竞争是有限的。但为市场展开竞争并不是各国经济相互冲击的唯一方式。它们在准备（或进行）战争时也是相互冲击的重要方式。因为军事潜力的增长是与工业的发展相辅相成的。从20世纪20年代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军事部门在苏联的经济中扮演着主要角色。就是这个机制把苏联经济发生的一切同世界体制发生的一切联系在一起。官僚只有建设一支与西方权力相抗衡的军事力量，才能维持它对苏联的控制，而只有建设重工业，才能建设强大的军队。
　　最后，有人认为苏联没有选择。它不得不把工业化作为捍卫工人政权的唯一方式。然而，实际上是有另一个选择的——实行有限的工业化而不毁坏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同时寄希望世界革命的发展，把它作为阻止西方国家掌握的优势生产力被用来粉碎工人政权的唯一的长期道路。1924年以前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领袖以及此后的左派反对派们都提出了这个选择。但苏联统治者转向竞争性的积累，并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转变为一个建立在积累基础之上的阶级。
　　一旦迈向那条道路，就无法再回头。苏联经济（以及1945年以后的东欧经济）的内在机制是围绕这个目标重构的。这些机制又反馈给世界经济，给世界体系的其他因素带来压力；所以到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不但卷入同西方的，而且卷入同中国的军事一工业竞争。军事竞争日益得到市场竞争的补充。
　　许多左派不喜欢“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对他们来说，资本主义由在相互竞争中进行竞争和积累的私人公司组成。这种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布哈林和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同意的。今天，越来越多反对用“国家资本主义”称呼前东欧各国的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正朝着承认的方向发展。
　　卡茨在这里再次表明了典型的立场。他认为东欧各国根本不可能是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这里表现出的是生产不足，而不是体现为资本主义特征的生产过剩。但商品的生产过剩并非资本主义的一个永恒特征。它只是经济周期的一个阶段即衰退阶段的特征。它的前面是繁荣阶段，此时生产迅速增长，以致原材料和劳动跟不上。经济周期包括“生产不足”与“生产过剩”的交替，正如它包括繁荣与衰退的交替。二者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在一个无法持续的规模上积累资本的趋势。
　　东欧各国的情况并非有质的不同。它们的经济也受（国际）竞争压力的驱使去实现一轮轮的积累，但这种积累要持续，就会出现资源短缺。短缺的累积（东欧经济学家称之为“原材料障碍”）带来价格上涨的压力（“通货膨胀障碍”）以及通过大量进口克服短缺的企图（“外贸障碍”）。结果是突然的危机征兆，国家只有冻结投资项目，转移消费生产的资源，用来完成其他项目。与西方一样，国家可以压制周期性危机的某些征兆，但它无法压制周期本身。实际上，这些国家的类似的周期有时候比西方国家出现得更为频繁。
　　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随着经济波动的发展，平均增长率在几十年里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反映了要想实现产量的单位增长，工人的人均投资数量就要大大增加的事实。这同马克思所谈的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的情况类似。这意味着对资源的压力从一个周期的顶峰到另一个周期的顶峰不断增长。试图通过增加进口克服压力的趋势也随之出现，而进口最终又必须依靠更多的出口，或从西方银行家那里贷款来支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东欧各国的经济全都非常依赖外贸，苏联也日益如此（尽管它的依存度要低一些）。这又使国家用行政手段应对危机的征兆变得更加困难。这又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情况类似。这个时候，生产的不断增长的国际化削弱了国家控制资本的能力。
　　那时，波兰的情况已经达到顶峰，官僚已无法再应对因过度投资导致的短缺，无法不制造深刻的社会和经济危机，从中生发出的反抗大潮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将官僚清除。
　　同样的压力很快也在苏联内部增长起来。那些谈论“后资本主义”或“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人有漏掉危机的关键之处的趋势，而正是这一点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末给戈尔巴乔夫迎面一击。他们倾向于简单地从官僚（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的角度看问题，认为它无法抑制自己变成一个私有的资本家阶级的欲望。但这几乎无法解释为何这种欲望在那时而不是在这之前60年的任何一个时刻产生影响。
　　助长危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部分官僚认识到发生在波兰的一切也可能在俄罗斯发生。要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水平，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积累。但与之相伴的是这样一个不断增加的风险：下一个过度积累周期会把如此之多的经济资源牢牢套住，以至于无法满足经济（和大多数人口）的其他基本需求；而且仅仅因为他们面临里根政府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以及用于购买关键进口物资的石油出口的下降。也会出现严重的经济萎缩。
　　戈尔巴乔夫周围的集团开始谈论把改革和重构作为阻止危机的一种方法。但他们已经缺乏通过牺牲其他部门来解决大工业某些部门的问题的资源，也失去了指挥工业各部门活动的手段。
　　经济学家、计划者和惊恐的官僚们开始寻求任何能使他们摆脱困境的方法，最后他们放弃了试图控制正在发生的一切的企图，转而寄希望于“休克疗法”。这使得不同的工业部门在想象的自由市场上相互斗争以自救，并不可避免地还是要遭受已经开始的衰退。私有化成为官僚体系各个部门试图保护自己免遭普遍制度危机损害的一种方式。私有化不是危机的原因，它是在大规模危机爆发后出现的，而不是先于它。与10年前的波兰一样，在普遍的私有化趋势出现之前，危机已经使得多数部门的人口贫困化了。
　　危机的根源在于为积累而积累的压力，而这又是从官僚作为竞争性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这一位置产生出来的。这一点有类似于资本主义积累之处。马克思说：

　　“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不断扩大的手段。”[1]

社会主义与发展


　　许多左派过去常常把苏联的模式视为南半球国家克服经济落后的法宝，即便今天还有许多人认为俄国革命的目标是工业化。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位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前持这种观点。俄国整个马克思主义左派的观点是，如果俄国被孤立，克服其落后状态的唯一方法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将由资产阶级来承担。1917年之前，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资本家阶级太懦弱了，不可能推翻沙皇制，这项任务要落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联盟上（“民主专政”）。他们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产生了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尽管后来他们认为，在1917年期间开始在俄国建立社会主义具有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一个封闭的俄国经济中实现工业化。列宁一次次地重申，迈向社会主义的机会是存在的，但这要求革命在国际范围内扩展。
　　四分之三个世纪后，我们发现一个国家内的“发展”导致了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相联系的各种恐怖。如果要在一个国家内赶上早已工业化了的那部分世界的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发展”目标，只有在大量榨取工人和农民剩余劳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因此，中国每年40%的产出用于投资，印度和南朝鲜为30%。这个过程的另一面是对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生活水平的企图的巨大压制。但仍有许多左派分子认为这是群众运动需要追求的一种发展。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结束混乱的看法。通过把最富人群的财富分配给穷人，以及拒绝向发达国家的资本家支付利息和利润。半工业化国家的革命能够改善广大人民的状况。它还能开始转变工业和农业的方向，以便生产旨在改善群众生活状况的东西。如果客观条件允许的话，还能够慢慢地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力，尤其是通过向以农民为基础的农业投入资金以便生产更多的食品，同时把农民紧紧地团结在革命规划之中。
　　总之，只要一个革命政权仍然孤立在一个国家，这个革命政权就无法避免面临这样的可怕选择：要么关闭世界市场的大门并接着经受生产力的衰退，无法接触到世界范围的技术发展，从而导致经济停滞，失去大众的支持，要么走向世界市场，接受世界体系的波动的摆布。如果马克思主义的左派要与必然剥削工人和农民的国家发展主义目标断绝关系的话，这些问题就必须说清楚。



[1]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感谢 希哲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