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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英）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
2000年
王宏伟 编译
说明：英国《国际社会主义》杂志2000年秋季号上发表克里斯·哈曼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反资本主义：理论与实践》。该文对于1999年末西雅图抗议运动以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大规模抗议运动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深刻地分析了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猛烈地批判新自由主义，对反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现将该文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1999年大众传媒发明了一个新术语“反资本主义”（anti-capitalism）。当年6月8日，英国爆发了反对伦敦商业区金融机构的抗议活动。“反资本主义”这一新名词首次见诸报端。随后，由于11月30日美国西雅图爆发的反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反资本主义一词在世界范围迅速流传开来。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曾经被认为是市场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然而，十年后，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拒斥资本主义制度。
成千上万的民众在西雅图、巴黎、伦敦、华盛顿等城市举行示威活动以示其反资本主义的情绪。不仅如此，这种情绪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民意测验显示，在波兰、原东德地区和意大利，认为“资本主义”一词引起不良联想的民众分别占58%、63%和51%。所以，抗议者反资本主义只是冰山的一角，其下则是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普遍不满。
拒绝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最初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和货币主义中得到阐述的。今天，新自由主义通过托尼·布莱尔等欧洲社民党领导人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加以延续。新自由主义的学说主要体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的政策之中，成为许多政治家和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动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方案的基础。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基本思想是：国家在现代社会中不应该起任何作用。当今社会必须回归到亚当·斯密于1776年所指出的自由放任主义。如果亚当·斯密的理论被称为“经济自由主义”，那么它的再生就应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其核心就是资本家享有不受国家干涉的“自由”。多年来，这种“自由”表现在削减对公司利润和个人过高收入的征税力度、提高国有企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程度、放弃对私有企业的调控、撤销控制进口的关税和配额。
新自由主义称，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的国家干预行为导致了无效率和浪费。原苏东集团的经济崩溃、拉美和非洲的经济停滞和贫穷都是随国家控制而来的灾难的例证。摆脱贫困和落后的方式就是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活动放弃尚且存在的国家控制。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使企业摆脱人为的控制将会在整体上改善人类的命运。资本自由地流向需要资本的任何地方，这将会实现生产效率的最优化，积累起来的财富也将不再被滞留于效率低下、缺少生机的产业。私有化和市场本身将杜绝“官僚控制”和“工会垄断”阻碍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一现象的发生。每个地区都可以从事自身所擅长的专门生产。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富裕者更富裕，而且财富将向赤贫者渗透，因为产量的提高可以使人人受益。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
新自由主义的观点通常与全球化理论密切相联。它们认为，世界应该根据资本的自由流动来加以组织，而不应有任何国家的干预。不仅如此，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跨国资本的时代。国家是一种过时的制度，它不能够阻止企业随意地把生产转向最富有效率的地方，况且政府也不该如此。因为这样做就会窒息经济的发展，典型例子如北朝鲜和波尔布特领导下的柬埔寨。所有关心自己国民的政府都将为企业创造最佳的运作环境，包括低税收、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弱势的工会和最小程度的控制，以期从其他地方吸引投资。一些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如安东尼·吉登斯承认，国家干预确实曾经起到过有益的作用，但全球经济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不管过去情况怎样，实施国家控制在今天只能意味着无效率，而无效率又导致了贫穷。
在某些很有影响的全球化理论中，资本的流动能力被视为绝对的。这些理论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无重量”生产的世界，计算机软件、因特网比传统工业更为重要，企业可以在一夜之间将生产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外一个国家，进而逃避国家和工人的控制。发达国家已经迈入“后工业化”阶段，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再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因为制造业正在向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转移。大部分中产阶级掌握了“人力资本”的技能，足以继续靠薪金收入生活。而剩下的为社会所排挤的下层无产阶级则由于第三世界国家产品的竞争工资较低。同时，第三世界和新兴工业国家除了给跨国公司提供最优惠条件别无选择。政府所能做的事情就是鼓励人民去接受世界市场。农业必须调整，以使跨国公司可以生产出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的产品。工人们必须为工资而艰辛劳动，忍受着因之而来的恶劣条件。
对此，对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持批判态度的人戳穿了其中一个又一个漏洞。他们认为，对市场的接受并没有给第三世界带来进步。20多年来，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亲眼目睹了自己生存条件的恶化，而非改善。那里的大片土地被用来为跨国公司进行单一经营，但并没有给当地人增加收入，因为其他国家也以同样的方式生产着同样的作物。这压低了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当地人所赚取的有限收入也为偿还贷款利息所抵消，且生态灾难常常是接踵而至。
那些迁居到城市中的人在离开土地后，生活在连贫民窟也不如的环境中，最好也就是找到一个在肮脏的环境里每天劳作10、12甚至16个小时的工作。因为全球市场的波动，他们还经常会失去这些工作。发达国家的工人生活水平可能更高些，但是他们不得不从事更长时间的、缺少人际交流的工作，甚至出现生活水准停滞或下降的局面。同时，批评家们还指出了政府不对企业进行管理意味着生态破坏。这不仅对地球上某个特定地方构成威胁，而且在整体上破坏了全球生态结构。
WTO、IMF、跨国公司和西雅图的冲击
新自由主义的术士们要求取缔国家的所有经济活动，清除货物资金流动的一切壁垒及行使财产权的各种障碍。世贸组织已开始将这些要求付诸实施。对于任何拒绝向外资开放诸如电信等服务业的国家，该组织威胁将采取经济制裁措施。它迫使这些国家解除对有害健康和环境的产品从国外流入的禁令。至于那些没有提高药品、计算机软件等产品价格以向拥有专利权的跨国公司交税的国家，世贸组织将其视为知识产权的盗版并加以禁止。IMF较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制定了《结构调整计划》，责令国家政府减少健康和教育开支，尽可能地实现经济私有化。
除了威逼，新自由主义的提倡者极尽利诱之能事。跨国公司代表举办的各种会议、思想库围绕着跨国公司的要求制定政府的政策，然后将其交付IMF、WTO等政府间组织进行讨论。这对于操纵“公共舆论”至关重要。通过报刊专栏、新闻、电视评论、思想库报告等方式，新自由主义的最新计划被大规模地加以宣传。
当然，这迎合了跨国公司的需要。它们通过宣传手段反对“过度调控”、“贸易障碍”和保护主义，为自己拓展到有利可图的投资、销售新领域而扫清道路，不管阻力是来自于工联主义者、民族资本家、小生产者还是来自环境问题关心者。
西雅图抗议活动的成功也是抗议者们以上述方法持久地进行反宣传的结果。通过书籍、讨论会等手段，他们揭露新自由主义主张的虚伪性。90年代初，他们发现自己身处知识的荒芜中，遂逆潮流而动，反对苏东剧变是任何取代市场资本主义努力的失败这一结论。十年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观点很能赢得民心。
在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者的娓娓诺言并没有变为现实。“新世界秩序”蜕化为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和90年代末的科索沃战争、车臣的战争，巴尔干、高加索、中亚和非洲战乱频仍。新自由主义鼓吹者所预言的经济奇迹在苏东集团变成了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崩溃。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也找不到摆脱1991—1992年经济萧条的出路，西欧的失业率连年高达10%。在美国，经过8年的经济“恢复”，大多数人的境遇比此前25年更糟。在非洲，饥荒与因饥荒而导致的内战一样令人司空见惯。在拉美，20世纪80年代这“失去的十年”已无法挽回。作为90年代前期资本主义成功的一个典型，东亚在1997年突然陷入危机，这在新自由主义阵营内造成了分裂。
此外，对世界气候构成威胁的温室效应在90年代末被所有大国政府认为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尽管这些政府并不想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控制。
波尔·霍肯说，“思想领袖”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行为的后果、向抱有幻想的人们指出它是公司贪婪的一块遮羞布。他们通常不仅参与理论的批判，而且参加发展抗议运动的实际工作。因此，这些人起到的作用如同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在80年代初的英国组织反导条约运动所起的作用。反导运动只涉及一个问题，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问题则倾向于把不同单一主题的运动结合为多方面的挑战。
西雅图及此后的争论：改革还是取消
西雅图的各种演讲会、讨论会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人们应该改革还是废除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工会联合会即劳联—产联的主流观点是要提出一个“社会条款”。它主张在未来的国际贸易协议中加入一个核心劳动标准，包括禁止使用童工和犯人工作、反对歧视、反对侵犯工人组织工会并据理力争的权利。WTO的执法力量现在保护跨国公司超越国境自由支配投资和生产的能力，将来也可以用来保护工人的权利。史蒂芬·施莱普曼从一个环境主义者的观点出发也持同样的观点，强调应该改革WTO，使其像关心跨国毒品公司的蔓延一样去关心气候变迁。一些人甚至还提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以改革。他们呼吁世界银行和跨国公司要更有公开性、更负责任。
与之相反，一些人如第三世界的经济学家瓦尔登·贝罗则坚持认为“改革WTO的主张是错误的”。这不一定意味着要废除它，而是要采取各种措施极大地减小WTO的权力，使其成为一个与其他国际组织并存、受其他国际组织制约的机构。取消WTO的呼声因WTO对西雅图抗议者的要求置之不理而日渐高涨。
社会条款、童工和工人的权利
美国工会称，“社会条款”将使第三世界工人免于被迫在近似于奴隶制的条件下工作，同时也会禁止跨国公司为缩减劳动成本、恶化工作条件而将生产向海外转移。人们希望通过政府进行贸易改革，过去几年席卷美国的公平贸易运动也提出了一些同样的主张。这个运动出于对第三世界工人的恶劣工作条件的道德义愤，目的是通过消费者的联合抵制迫使跨国公司不能使用童工并提高工人的工资。其他各种活跃分子对此大加批判，认为这低估了跨国公司规避政府控制和消费者抗议的能力。但争论的焦点不仅仅是社会条款的有效性，而且包括社会条款在原则上是否正确。一些活跃分子说，其仅有的作用就是使穷国更穷。戴维·培根认为造成贫穷的真正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全球政策，而不仅仅是童工的存在和对工人权利的限制。限制剥削，企业会减少工作岗位，人们的境遇会更加糟糕。
综上所述，人们看到了两个立场：一个是将决策权留给主导WTO、利用“社会条款”发展跨国公司计划的国家；另一个是证明第三世界企业和政府将剥削本国工人作为实现“发展”的唯一出路的正当性。
贫困、发展与生态恶化
与贸易、债务联系在一起的第三个问题是，世界上的穷国应该实现什么样
的发展。许多关心第三世界问题的西雅图活跃分子说，第三世界国家应该实现工业化以赶上发达国家。但还有一些活跃分子对整个工业化方式提出质疑，主张寻求能替代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发展道路。保护土著居民权利的活跃分子特别强调这一点。
对于“发展”观念的挑战来源于人们的认识，即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带来了无数灾难。它摧毁了人们古老的生活方式，使许多人陷入贫困，污染了环境。苏珊·乔治指出，人们呼唤一种新经济模式，而现存的发展主导范式意味着许多人失去了土地不得不背井离乡，他们的孩子日渐消瘦，或者每天工作14小时而几乎一无所获，或者根本没有工作，饮用被污染的水，遭受饥饿和不可避免的疾病的折磨。如果他们尝试着去改变命运，就会受到监禁或谋杀。
但是，那些挑战传统的发展范式的人却没有提出自己的替代性方案。印度学者万达娜·西瓦揭露了跨国公司所主张的农业生产方式对人民生活的破坏性影响，但她却没有认识到传统农业本身也建立在对农民、无地者、低等级者和妇女的残酷压榨的基础上。“传统方法”本身也不能满足过去30年印度日益增长的人口对食物的需求。实际上，在英国殖民势力到来之前，贫穷就是印度乡村的一个普遍现象。上述怀旧情绪只是怀念这样一个阶级社会：人们永无休止地艰辛劳作，经常受到饥饿的困扰。不仅如此，“传统农业”不能解决在未来30年可能会翻一番的世界人口的吃饭问题。在过去的30年中，印度的“绿色革命”增加了农业产量，使印度在不依赖进口的情况下最低限度地解决了吃饭问题，尽管其中使用了大量的化肥和杀虫剂，并且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农业中的扩张和对环境可持续性的破坏。
那些攻击现存发展模式的人提倡“本土生产”和“本土使用”。但依赖本土生产与依赖为变动不居的世界市场而进行的生产同样具有负面效应。当天气恶劣或虫灾泛滥时，本土生产就会伴随着饥荒。而食品的国际流动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因为食物的国际分销是以利润为出发点的。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经济完全依赖于长期为别国生产农产品，如古巴的蔗糖、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香蕉。如果我们对这些国家的农产品进行抵制，那里的人民就要陷于饥饿的折磨中。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体系是自16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消除这一体系弊端的方法不能是将国家孤立于世界之外，而是应该利用世界上的所有现存财富为人类服务。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资本主义
人们普遍地把全球化作为不可避免的命运加以接受。面对全球化所造成的损失，人们呼唤集体权利。布尔迪厄称“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是敌人。他说：“法国的主要问题是新自由主义和国家的退缩。在法国，新自由主义哲学已经渗透到所有的社会实践和国家政策之中。”
今天，批评全球化的力作与先前作品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如抨击资本主义制度非人道、将人民的生活置于盲目的控制力量之下、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那些收入来自于股份利息或在金融市场上炒作的人相信自己的钱有着神奇的力量，钱可以增殖，与人们的劳动无关。靠剥削工人劳动为生的资本家认为自己为工人创造了工作机会。失业者被认为是缺少适当的工作，而不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盲目竞争所造成的。
马克思把这称为被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颠倒的世界观，即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而不是人创造了上帝。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将这种颠倒的世界观发挥到了极致。像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一样，他们从金融、商业资本家的立场观察事物。这种出发点实际上忽略了生产、剥削的真实世界所发生的一切。
近几十年世界战争时有发生，扰乱了全球所有地区的内部生活。托马斯·弗里德曼总结大公司与军事力量的关系时称：“如果没有看不见的拳头作为保障，市场看不见的手是不会发挥作用的。没有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麦当劳是不会生意红火的。看不见的拳头使美国硅谷技术赢利，它就是美国的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理论掩盖了企业和国家、生产和金融的真正关系。
马克思与反资本主义
马克思的出发点是“异化”现象。他带着批判性的眼光阅读了亚当·斯密等经济学家的著作，这使他逐渐发现了资本主义新运行方式的奥秘。他得出结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极大地增加了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但是它忽视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马克思找到了少数人垄断生产资料这一根源。这令大多数人除了出卖劳动力给少数人，别无选择。否则，他们将面临饥饿的折磨。少数财富拥有者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少于工人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由此产生了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和地租。
同时，少数人拥有的企业彼此竞争，使每一个企业都想比竞争对手扩张更快。为此，他们通过极力剥削工人来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结果，经济增长并没有给广大人民带来富裕。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使人民处于牢狱之中。而资本家个人如果不获取与其他资本家同样丰厚的利润，他们将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去。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和工人一样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囚徒。
资本家主导着“异化劳动”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人类活动的产物与人类生活对立并统治着人类的生活。这是一个有着无休止的工作压力和周期性的失业危机的世界，一个生产过剩和饥饿并存的世界，一个将人民从乡村驱赶到城市而沦落为失业者的世界。这个过程没有尽头。资本的力量越强大，人民就越依赖于为资本而劳作。每一次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都从中攫取更多的无偿劳动，进而更加强大。即使资本家间或提高了工人的工资，上述过程也并未停止。
大资本家将小资本家逐出竞争或兼并小资本家导致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集中”。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的小资本家此间仍然不断出现，尤其是在老资本家所忽视的生产领域，情况尤为如此。但随着岁月的流逝，集中的趋势越加明朗。尽管支持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反复提及小企业的作用，可是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被操纵在少数大企业手中。
这是工人永无安全感的原因。没有人能够保证资本家不为牟利而解雇工人或将企业迁移到别处，也没有人能够保证一个企业不被另外一个采用了先进设备的企业所击垮。不仅工人深受其害，资本强大后还征服了从前并不隶属于自己的所有生产领域。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描述了资本主义每一阶段的兴起都导致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变迁。旧式的农民遭受灭顶之灾，产生了少数资本主义农场主和大多数只能为别人劳动的人。马克思笔下的农村人口减少、房屋被毁坏、剩余人口贫困化的图景与今天的第三世界有着惊人的相似。
资本主义积累是人类异化的最高表现形式，但它也为消除异化的革命行动和建立一个没有贫穷与剥削的社会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与20世纪
马克思早在19世纪80年代就溘然长逝了，他没有机会目睹自己根据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未来趋势的预测是如何变成现实的。而20世纪上半叶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成了见证者。奥地利的鲁道夫·希法亭描述了银行、股票市场等金融机构所起到的日益强大的作用，分析了企业与国家的密切关系。罗莎·卢森堡阐述了欧美资本家如何占领世界市场和原材料产地，进而将其他国家沦为殖民地和附属国，同时使这些国家的人民陷于贫困之中。布哈林和列宁分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他们指出，各国资本主义企业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下日益合并以瓜分世界，并以此作为通过“和平竞争”获取利润这一方式的补充。这导致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大国之间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战争。托洛茨基认为，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面前，统治阶级求助于中产阶级的法西斯运动的头目，并以之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希法亭、卢森堡、布哈林、列宁和托洛茨基所分析的世界和马克思所描述的世界不尽相同。国家和战争在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中很少被提及，但它们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垄断阶级对于价格的操纵、金融家在货币、商品市场上的欺诈等问题在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中也鲜有阐述。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制度从欧美向外扩张、将世界编织为一个购买、销售、生产的网络，这个过程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资本主义制度的驱动力就是剥削工人的劳动并将其变为资本。这个过程在全球范围的循环决定了世界上大多数人生存的局限。正是死劳动积累的控制者之间的竞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国家干预的制高点
希法亭、卢森堡、列宁等人提到的大趋势即工业管理与国家的日益融合过程在二战前后发展迅速。为应对战争和经济危机，各个国家都进行干预以兼并民族工业、协调其与国家官僚机构的关系。意大利法西斯、纳粹德国以及二战爆发后的英美都走上了这条道路。较为弱小的资本家阶级也如法炮制，感到只有利用国家调集资源才能够应付国际竞争者的挑战，如波兰的右翼政权、巴西的民粹主义政权、阿根廷的庇隆政府都接受了国有化政策，通常是某种程度的“计划”。许多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几十年里也走上同样的道路，甚至于在英、法等国家，工业、运输、发电等部门也由国家来管理，比如张伯伦将英国的航空进行了国有化。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斯大林主义。对于斯大林主义较好的认识是，斯大林主义是由于资本主义竞争性积累的压力而推行经济国有化后产生的极端主义。它是国家资本主义更加彻底的形式。
斯大林主义经济始于20世纪20年代晚期。当时，苏俄产生了一个反革命的新剥削阶级。这个阶级必须实现工业化、赶超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他们唯有如此才能在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位置。斯大林在俄国模仿英国一个世纪前工业革命时期的许多做法，如将农民从土地上赶走、降低实际工资、雇用童工、建立古拉格庞大的奴役体系。同时，依赖国家做私人企业家不去做或做不来的事情。
国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实际上从3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世界各地的情况都是如此。但世界上为国家这一角色辩护的理论各不相同。西方的主要理论是凯恩斯主义，认为国家干预是在30年代大萧条后使资本主义经济应付自如的唯一出路。在苏东集团，斯大林主义盛行。在第三世界，“发展主义”大行其道，主张依赖国家抵抗来自于国外的竞争、建立新兴产业、实现工业化。贯穿这些理论的一条主线是：企业依靠国家提供市场需要的稳定性，而国家依赖企业积聚国家需要的工业力量。
在这一时期，所有那些以改良资本主义、避免深刻革命为目标的人都想借助于国家干预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发达国家，凯恩斯主义的信徒们相信国家干预可以拯救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党说，国家干预使向社会主义的激进变革成为不必要的事情。在第三世界，共产党、社民党、民粹党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国家干预可以将剥削阶级、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实现经济增长。
将国家视为管理资本主义的机构，这一观点是肤浅和短视的。国家是暴力工具，其存在的基础就是以杀人为职业的武装集团。国家指导工业的时代不是人民的幸福时光。在这个阶段，工人是机器的奴隶，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将这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在此期间，人们还不得不面对纳粹德国的统治、集中营的恐怖、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等等。
的确，在二战后的30年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极大增长，人民有时也能使统治者做出提高生活水准的让步。即便如此，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不是统治者的仁慈或理性，而是造成军费空前之高的冷战。在冷战进入高潮的50年代初，美国财富的1/5都直接或间接地被纳入军事预算。同时，资本主义的逻辑继续延续，大公司仍然吞并小公司或将小公司挤出竞争，寡头统治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
新自由主义的产生
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快速扩张阶段终止。一个又一个的国家经历了损失惨重的经济危机。前一阶段的所有理论，包括凯恩斯主义、斯大林主义和发展主义渐渐失去市场，统治阶级及其御用知识分子都急剧地转向货币主义，即后来的撒切尔主义，亦即现在的新自由主义。
正如布尔迪厄所说，这种离经叛道并非新自由主义信徒耸人听闻的宣传的结果。面对经济危机，前一阶段经济运行的主导者、受益者将自己的利益损失转嫁给其他社会成员。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首先是世界上少数最大公司的经理。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顺利增长，他们突然迫切需要重新调整经济运行、发掘新的利润来源。调整意味着使生产“合理化”，包括使解雇工人、关闭工厂以及向国外扩张合理化。通常这预示着向国外市场渗透并开始组织跨国生产。只有找到未被发掘的剩余价值源泉，新的利润才能出现。据此，新利润的源泉存在于私人资本未曾涉足的工业和服务业以及世界上经济弱小的国家。虽然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但是其政策的实施又离不开国家，至少离不开世界上最大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
投入新自由主义怀抱的还有那些崇尚自由竞争的国家。在长期经济景气、就业充分期间，它们不得不为安抚工人而提供各种福利和服务。只要经济扩张带来利润的增长，资本主义就允许福利国家的存在；反之，当利润下降时，资本主义就施加各种压力削减福利。这些国家的领导者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们不敢抵制资本家要削减福利的压力，因为这将导致支付平衡的危机、造成大规模货币流动甚至国家的垮台；另一方面，他们也不敢轻易地取消福利制度，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社会骚乱。其做法是利用竞争机制使社会各部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互相反对，以削减工资。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有时包括私有化和国家从某些社会服务领域中退出。当然，同样的目标也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实现，如强化对于政府部门的资金控制、削减地方当局或教育的费用，在国家机构内部引入市场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并没有退出。但它着眼于提高资本家的利润率，加大了人民所承受的压力。
第三种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力量是工业发达国家之外的统治阶级。从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他们采取程度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工业。但这并非易事，甚至在世界经济繁荣时期也是如此。其国内的人民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由于频繁的经济危机，他们纷纷选择了融入世界市场。这包括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埃及、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80年代紧随其后的拉美各国和90年代最后加入其中的原苏东国家和非洲。那些国有企业的经理和他们在国家官僚机构工作的朋友一道成为跨国资本的初级伙伴，他们为了谋取更大的个人利益，放弃了对于地方经济近乎垄断的控制。苏珊·乔治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很乐于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计划。
最后，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是许多知识分子，他们从前主张在国家经济框架内进行国家指导下的改革。英国现政府的许多成员积极推行私有化，可他们也曾经对于以国家干预进口为基础的“替代性经济政策”十分热心。彼得拉斯和莫利认为，拉美许多知识分子都由70年代的国家发展主义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左翼表现出明显的右转倾向。
两三代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曾企图借助国家的力量来改良资本主义并将经济增长建立在不同阶级的“民族共识”基础上。当这个设想变成现实的可能性趋近为零时，他们转向了一种对国际资本流动开放的市场模式。他们不是跨国公司阴谋的牺牲者，而是参与者。
新自由主义批判者驳斥了上述知识分子的错误论点。这些批判者的长处在于发现了新自由主义错在何处、源于何处、代表着什么。但当提出替代性方案时，由于自我社会定位错误，他们的立足点就会出现问题。
工人与反资本主义
谁去斗争、什么力量可以被动员起来、哪些人可以促成变革，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批判者意见不一。
许多西雅图的行动主义者认为，向现政府施加压力是出路所在。威廉·格雷德强调进行法制化的改革以使跨国公司更加负责。斯蒂芬·施赖贝尔寄希望于公共舆论的压力以促使政府改革WTO。
其他的行动主义者认识到，说服大国改变以往的做法是困难的。他们希望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能够制约这些大国的行为。沃尔登·贝洛提倡社区和国家努力重获自己命运的主宰权。他将第三世界国家政府占多数的联合国贸发会议视为主要机制，希望其在削弱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起到积极作用。
由于规劝政府并非易事，许多行动主义者主张通过本土化来绕开政府和跨国公司。但是，本土经济活动可以支配的经济资源与国家、跨国公司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不能满足大多数人民的需要。
向政府施加压力需要联盟的力量。许多行动主义者将西雅图看成这种联盟的缔结典范。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内部的分歧。
在西雅图的抗议浪潮中，许多行动主义者第一次看到工人阶级是一个潜在的变化因素。不少人认为，在发达国家中，为工作机会和灵活性而进行的斗争可以成为反对第三世界贫穷、环境灾难斗争的一部分。
人们以各种方式捍卫自己的权利。然而，他们的反抗是本土化的、被动的。通常人们不愿意将地方性抗议与世界体系的大画面联系起来。视野的狭隘阻碍了各种抗议活动变成对于问题实质的攻击力量。人民遭受的痛苦唤醒了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全面的认识。
不论一场新的群众性运动何时出现，其使人印象最深的方面是人们将自发行动、展现巨大的创造力。克莱因认为西雅图和华盛顿的街头抗议活动超越了陈旧的组织形式。但她也提出了这些运动有着分散化等弊端。
工人需要有一致的方向、加强团结的手段、挫败敌人疯狂进攻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思想清晰绝不是奢侈品，而是避免受到严重打击的必需品。而实现思想清晰的唯一办法就是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团结，同时进行兄弟式的对话。
感谢 希哲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