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冷战”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九章 “冷战”

短暂的“黄金时代”
殖民地的解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
帝国的终局
石油和鲜血
“镜中奇遇”
通往1956年的道路
古巴革命
越南战争
中国：从“大跃进”到市场经济

　　“三巨头”建立了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来庆祝击败纳粹德国。1945年5月，联合国成立大会在旧金山召开，向全世界人民许诺将会带来和平合作的新秩序，将会永远消灭战争。联合国声称自己将会与两次大战之间的前国际组织国联迥然不同，国联没有作出任何举措来阻止二战的爆发。联合国的声明引起了那些饱尝苦难并为心中追寻的更好世界而战的人们的共鸣。
　　然而，国联的失败并非偶然；它的失败源于其内在的错误。国联由一战的战胜国在1918年后组建而成，作为《凡尔赛和约》的一部分，该条约是一个一战战胜国之间在全世界瓜分势力范围的条约。列宁将其描述为“小偷的厨房”，就像俗语所说的“贼人内讧”。实际上，联合国与国联并无分别，即便它在日内瓦拥有一个附属的“施粥站”（并设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健康组织等机构）。作出决定的权力属于四个永久安全委员会成员国^[1]：英、美、法、苏，它们借助联合国去控制、压迫和剥削世界上其他国家。
　　在联合国成立之时，几大强国已经不再掩饰自己的战略意图，纷纷走出幕后。丘吉尔开始谈论制定“消灭苏联”的计划：武装战败的德国军队发动奇袭，从而“将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意愿强加到苏联身上”^[2]——这一提议就连丘吉尔自己的将军都不曾认真考虑。美国则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那么简单：它于1945年8月作出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决定，至少部分源自美国试图向斯大林展现美国已经掌握的这种毁灭性武器的可怕力量。
　　这种紧张情绪犹如皮肤下的溃烂在暗中滋生，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双方都在努力稳固自己的地位——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双方都致力于重新恢复工业生产，监控近期占领的国家和地区，抑制国内民众的期望。英国工党政府寻求通过改善福利供给计划、将铁路及煤矿收归国有来平息1945年的激进主义浪潮。美国经历了一系列激烈程度更甚1936-1937年的大罢工。苏联在东欧的驻军，则监管着小规模的共产党向大规模管理机构的转变。
　　每个国家的统治者都需要一种国际和谐氛围作为掩护，来稳固自己的统治结构。在法国、意大利，甚至是在英国，政府依然从共产党反对罢工中获益匪浅。在苏军占领的东欧国家，由战前的右翼、中立派及社会民主党核心人物组成的联合政府来进行管理，完全符合斯大林的想法。
　　1946-1947年，大国之间的争斗日益公开化。丘吉尔于1946年3月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演说，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亚斯特，降下了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当然，丘吉尔并没有提及他在促成这一结果中所扮演的角色——仅仅十八个月前，他还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达成实用主义协议。两天后，丘吉尔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弗吉尼亚州不断慷慨陈词重复他的“自由”和“民主”，他也未曾感到这与此前的言论有任何矛盾之处。一年后，杜鲁门将丘吉尔的话语变成了行动，接替英国继续扮演维持希腊专制政权的角色，该政权在此前一年间屠杀了一千三百名国家社会解放组织的支持者。
　　在美国的霸权下恢复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很快出台。“马歇尔计划”是一份援助整个欧洲的计划，包括那些处于苏联占领的地区。但是，致力于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经济学家W. W. 罗斯托（后来他在美国的越南战争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揭示，这一计划是“攻击方案”的一部分，目标在于“加强美国在斯大林控制之外地区的力量”^[3]。“马歇尔计划”宣布后的数周之内，在美国的推动下，法国和意大利的右翼和中间党派就把共产党排挤出了政府。^[4]这就是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三年来反对罢工（包括正当政府危机爆发时，巴黎雷诺工厂举行的一次大罢工）的奖赏。1948年春，美国向意大利投入大量资金以防共产党和社会党候选人联合起来赢得大选，并开始招募前法西斯分子组成武装地下组织“短剑”（后来隶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旗下），一旦共产党和社会党候选人获胜就用武力解决问题。
　　在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斯大林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来扑灭潜在的不同意见。苏联军队保证警察和秘密警察力量都置于苏联任命的长官手中。如今又釆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摧毁对苏联独裁的反抗。首先，非共产党的重要政府官员都被迫离职；社会民主党被迫与共产党合并，无论此举是否伤害了该党党员的情感；接下来，任何表现出独立于斯大林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还包括所有在西班牙进行过反抗战斗的人）都被审判、囚禁，其中大多数人都被处决。保加利亚的科斯托夫、匈牙利的拉伊克、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兰斯基先后都被处决。波兰的哥穆尔卡和匈牙利的卡达尔则只是被关进监狱。斯大林不仅希望清除亲西方的市场资本主义支持者，还十分恐惧出现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政权——尤其是在苏联与南斯拉夫的铁托于1948年决裂之后。此后掀起了一波公开审判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浪潮，他们像铁托一样被控为“帝国主义特务”和“法西斯分子”。
　　后来很快大家就都熟知的”冷战”，于1948年夏天得到了最鲜明的表达。德国战败后被分为四个占领区，它的首都柏林也是这样。如今美英法将三国统辖地合而为一，并且引进了新货币，旨在与苏占区隔绝开来。苏联则以封锁运往西柏林的货物和食品的公路和铁路运输予以回击——西柏林是置于各国管辖范围内的隔绝飞地。结果美英动用空运力量成功地维持了西柏林的供给需求——这一行动还成为英-美关于“保卫自由”宣传战的一部分。
　　这些宣传攻势为一场在西方反对共产党和左翼积极分子的运动提供了背景。在美国，《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又称《劳资关系法案》）要求工会清洗共产党官员；拒绝签署“忠诚誓言”的政府职员（包括中小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一律被解雇；不愿告发所谓“共产党”联络人的导演和剧作家，都受到麦卡锡参议员领导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从而禁止在好莱坞工作。作家达希尔·哈米特就是众多被监禁的所谓共产党员之一。查理·卓别林被禁止进入美国，保罗·罗伯逊则被禁止离开美国。在麦卡锡主义达到最可怕的巅峰时期，罗森伯格夫妇被送上电椅执行死刑，罪名是所谓的将原子弹的机密技术泄露给了苏联人。在法国和意大利，反共产主义运动将工会运动彻底撕碎。在英国，几个主要工会都禁止共产党员担任职务。
　　当西方世界发生上述事件时，东欧则被强加上斯大林思想意识形态最枯燥教条的形式，任何反对者都被投进监狱和劳动集中营。
　　两大阵营很快就组织起对立的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公约，并在很大程度上从经济上彼此扼制。美国禁止向东方阵营国家出口包含范围巨大的“战略性”物资，而苏联则坚持在本阵营内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活动都要毫无保留地服从阵营的整体需求”^[5]。
　　双方的军费开支都达到了巅峰，成为和平时期史无前例的现象，分别占据美国年产量的20%和苏联年产量（比美国略低）的40%。苏联建造秘密城市进行原子弹实验，以与美国竞争，美国则研制出氢弹，其杀伤力是原子弹的一百倍，而且维持装有原子弹的机群常飞。不久之后，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弹药库加起来就足以摧毁地球无数次。然而，双方的将军们依然在假定使用这些武器的基础上玩着战争游戏。
　　“铁幕”两边都必须整合意识形态，新的一代在“炸弹”的阴影下成长起来。无论在哪个阵营，任何胆敢反对这种畸形残暴做法的人，都会被贴上对方阵营支持者、甚至是对方阵营“特务”的标签。实际上，这些反对者也常常接受这样的标签。西方和第三世界的许多社会主义者，都被误导相信苏联统治者与自己站在同一阵营；而许多东方阵营的异议者，则相信声称代表了“自由”和“民主”的西方领导人。1950年代初站出来反对这种荒唐做法的人还是很少的。
　　“冷战”从未在世界范围内变为“热战”。真要变成“热战”，今天的人类世界将不复存在。但是，“冷战”在朝鲜半岛的确变成了“热战”。相互竞争的独裁者在1945年的“三八线”南北两边分别建立政权，双方都寻求通过统一朝鲜来获得合法性，从1949年春天开始双方就一直冲突不断。北朝鲜的金日成决定在他的敌人李承晚动手之前先发制人，争取先机。金日成于1950年6月发起进攻，在接到了斯大林继续前进的指示之后，希望这次进攻能使南韩政权立即崩塌。不论是金日成还是斯大林，都没有想到美国会插手干预。南韩军队并没有崩溃，尽管他们已经撤退到了半岛最南端，就在这时美军匆匆赶到。西方阵营担心的是，东方阵营在朝鲜的胜利，将会影响依然满目疮痍、荒芜赤贫的日本，强大的日本共产党此时正在国内四处传布革命语言。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将朝鲜战争视为劝说此前不愿批准大额增加军费开支的国会的一个借口。
　　战争持续了三年。人力消耗是巨大的。西方阵营伤亡五十万，东方阵营的数字则是其三倍之多。二百万朝鲜平民死亡，半数南韩人流离失所或者成为难民。朝鲜人民最后一无所得。南北朝鲜最终的分界线维持在与战前一样的位置上，数百万人民在他们的有生之年都无法看到他们生活在“三八线”另一边的亲人和朋友。战争初期，金日成在南方得到相当大的支持，部分游击队积极向他供应武器。但在南方后方活动的左翼力量却被囚禁数十年；跟随金日成撤回北方的军队，也被视为“不可信”，而被投入监狱或者处决。在此期间，几位独裁者先后统治南韩，就连朝鲜战争原本追求的最有限的“民主”，也要等到四十年后人民才有机会享有。
　　这场徒劳无功而又野蛮血腥的战争就是“冷战”的概括。此前二百年间巨大的科技进步被统治阶层用来毁灭世界，威胁人类的生存。每个霸权国家都使用启蒙运动的语言来征服尽可能多的世界，每个霸权国家也都成功地劝服大多数民众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

短暂的“黄金时代”

　　贫穷和不安全正在消失。生活水平迅速提升；失业的恐惧正在稳步消除；普通年轻工人心中生出了他们父辈从未敢奢求的希望。^[6]

　　这是1956年英国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安东尼·克罗斯兰的一段发言。与六十年前的伯恩斯坦一样，他的结论也是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危机，“我们站在……极大富足的门槛之上”^[7]。
　　虽然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克罗斯兰的判断是错误的，但他列出的数据却是正确无误，不容争辩。世界资本主义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为持续稳定的繁荣期。1970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是其1940年的三倍，德国的工业总产量是其1949年的五倍多，法国的总产量也翻了四倍。意大利从一个农业国变为世界主要工业国之一，日本经济发展一跃占据世界第二，紧随美国。难怪当今许多经济史学家都把这段时期形容为一个“黄金时代”。
　　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也都发生了变化。失业率下降到只有历史上少数几个短暂的繁荣期可以媲美：1950年代初，美国的失业率为3%，英国的失业率为1.5%；1960年，西德的失业率为1%。在1950年代的美国、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人民享受到了逐渐增加并且基本未被打断的工资提升；进入1960年代，同样的工资提升发生在法国和意大利。工人们的生活明显要比他们的父辈好得多，并期待他们的子孙能够比他们生活得更好。
　　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更高收入的问题。工资可以用来购买种类繁多的消费品，如吸尘器、洗衣机、冰箱、电视和热水器等。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一下子有了质的飞跃。担当家庭主妇依然是妇女的主要工作，但是她们不再被永远都忙不完的家务活所折磨，不再需要整日煎炒烹炸、爬上爬下、到处擦洗。食物可以每周而不是每天买一次（超市代替了街角杂货店）。各种各样的娱乐设施在家里随时都可使用，甚至是对那些买不起电影院、戏院和舞厅门票的人们来说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还发生了其他变化。雇主作出让步，同意每周工作时间由五天半改为五天，每年工人可以享受一周的带薪年假。在1936年法国工人看来是一场巨大胜利的雇主妥协，如今在西欧和北美却是再常见不过。民众的假期开始不再仅仅意味着在国内休息几天或者去国外度假一周。爱冒险的工人过去连买辆自行车都受到限制，如今则可攒钱买辆二手车。有史以来第一次，年轻工人的收入足以形成代表自己权益的市场。“青年文化”诞生于1950年代，源于在十几岁的梦想和青少年的不安刺激下，看似永不满足的对流行歌曲和时尚的追求。
　　消费和生活方式上发生的变化，与生产变化相匹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新技术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拥有新工人的新设立或扩建的工厂，生产着洗衣机、冰箱、吸尘器、电视，以及最重要的汽车等产品。美国拥有超过七千万制造业工人，英国拥有超过八百万制造业工人，集中在雇用几百、几千或几万名工人（在某些汽车和飞机制造厂）的工厂中。随着时间的发展，生产大众产品的工厂成为许多其他各种雇佣劳动的范例。其系统化严格控制的方式传播到新兴的连锁超市的运营模式中，其时间动作研究（工业操作效率研究）方法蔓延到大公司专门负责打字的小组及数据处理中心；其支付薪水系统被煤矿主学去；其管理方法也出现在对码头工人和建筑工人的管理中。制造工厂激发的生产方式传播如此广泛，以至于有些工业社会学家以“福特主义”（Fordism）来称呼这段时期。但是，正如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给予工人斗争以改善生活水平的潜力一样，在长久的繁荣中广泛传播的制造厂雇用方式也给工人带来了这种潜力，而且其范围和规模也要更大。底特律、都灵、考文垂、达格南、科隆、比扬库尔的汽车制造厂，西雅图的飞机制造厂，以及加利福尼亚的军工厂，也加入了大型钢铁厂、煤矿和造船厂的行列，为潜在的抵抗资本家的运动提供中心。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这是资本主义必须考虑的一个严肃问题。在北美和大部分西欧，这则有赖于那些祈祷“共识”可以稳定社会的政治家们。
　　长期繁荣的岁月也见证了过去的济贫法最终变为“福利国家”。从资本主义角度而言，推出此举的部分原因是，利用工会或政治仲裁者（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美国的自由派民主党人）来换取工人的同意和支持——工人的潜力无疑比二战前要更加强大。这也是一种通过改善儿童的健康和教育，保证昂贵的劳动力能够繁殖的有效方法。无论出于哪种原因，福利“改革”都意味着改善，而并非像它在19世纪或今天所具有的含义：削减福利以迫使人民低价出卖劳动力。
　　长期繁荣还在发达国家带来了其他一些重要变化。劳动力短缺使资本主义在全球寻求新鲜的劳动力供给。来自意大利乡间的移民，很快就在比利时的煤矿和瑞士的工厂中工作，同时也令米兰和都灵的人口不断增长。原本收益分成的黑人佃农，如同潮水般涌向洛杉矶、底特律和芝加哥。德国公司欢迎来自东德的难民，从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组织引入了数百万“外来工人”。法国公司从北非招募劳工。英国的健康服务机构在加勒比海沿岸寻找工人，英国的纺织厂在印度旁遮普吸收纺织工。资本主义长久以来一直通过全球市场将各大洲的劳工集中在一起。如今它又将众多民众集中在大城市。这或多或少自然地形成了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的融合，但同时也导致有些种族主义群体利用种族间的摩擦制造冲突。
　　最后，这段繁荣还在性别方面带来了重大的历史变化。由于劳动力极度匮乏，资本转向女性寻求补充劳动力，就像在工业革命早期那样。总有一些行业主要依靠女性劳动力，尤其是纺织品行业，因此至少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某些行业中的女性劳动力就处于持续增长之中。但是，大部分已婚妇女（占1950年英国已婚妇女的80%）的工作并没有收到工资。为了保证繁衍进而持续供给劳动力，国家鼓励已婚妇女在家照看孩子，照料丈夫——而且大部分已婚妇女找到的工作都工资过低，不足以刺激她们同时承担有偿工作和家庭劳动的双重负担。随着长期繁荣的到来，这一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家用电器减少了家庭劳动的负荷，使妇女更容易兼顾付薪工作和家庭责任。雇主乐于招募女工，如有必要也可以接受为了照顾孩子而进行的兼职工作；赚取额外金钱购买家用电器和设施，成为女性外出工作的一个刺激。
　　这种新形势是经济压力导致的结果。但它还拥有更加深远而广泛的含义。被雇用的女性迎来了工资给予她们的独立。薪水令她们为独立自主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自从五千年前阶级社会兴起后，女性就从整体上被剥夺了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一直扮演附属角色。如今，大部分女性都被拉出家庭的私有领地，开始进入工业的公共范畴。
　　但是，双重负担依然在持续。许多雇主欢迎女工的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可以支付给女工较低的工资。劳动力市场依然以这样的原则在布局：男性的收入比女性的收入重要得多。众多陈腔滥调的旧思想都支持这样的观点，认为女性通常应当留在家中养儿育女，而且无需识字和有文化。但在资本主义寻求利润和累积资本的刺激下，创造了一种女性能够获取自信、挑战这一陈规陋见的环境。这种环境为女性解放的需求提供了一个无可比拟的基础，即便它永远都无法满足这种需求。

殖民地的解放

　　1947年8月15日，尼赫鲁在德里的红堡升起了印度国旗，宣告印度独立。大不列颠失去了帝国“王冠上的宝石”。仅在列强争夺非洲六十年后，帝国时代就走向终结，尽管它垂死挣扎直至1990年代南非最终放弃白人的少数派统治。
　　英国统治者并非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印度。他们的所作所为留下了一个被各派争斗鲜血染红的分裂的次大陆。
　　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在1930年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世界性的经济萧条令印度农村一贫如洗。“处处都受到农业激进主义的影响，从远在北方的克什米尔主要各邦，到南部的安得拉和特拉凡科。”^[8]参与罢工的工人数量从1932年的近十三万，发展到1934年的二十二万。^[9]国大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与此同时，尼赫鲁和鲍斯领导的左翼力量也迅速壮大。国大党候选人在1937年的竞选活动中提出减少租税的计划，从而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在保留给穆斯林的席位中，穆斯林联盟只得到了四分之一。
　　但是，国大党中的真正权力，依然掌握在右翼力量和与甘地关系密切的印度资本家小圈子手中。国大党控制的地方政府很快就通过《反罢工法》，熄灭了以阶级为根基的民众骚动。再次爆发冲突的道路已经开通，因为穆斯林分离主义者为了印度教地主的所作所为而责备所有的印度教徒，而印度教沙文主义者则为了穆斯林地主的所作所为而责备所有的穆斯林。
　　当英国在并未与任何印度人协商的前提下就宣布印度对德宣战时，印度人对英国人的仇恨又加深了一步，而且英国在宣称为了“自由”而战时，却拒绝哪怕略微考虑一下赋予印度自有政府权力的可能性。就连甘地也同意1942年的“退出印度运动”。学生和工人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不断与当局爆发冲突，警察上街殴打驱散示威者。在数百起冲突事件中，警察都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游击队攻击英军设施，焚烧警察局，切断电话线，封锁铁路运输线。镇压最终导致运动的爆发。仅在孟买就有两千人伤亡，两千五百人被判处接受鞭笞。乡村被焚毁，甚至动用了飞机上的机枪扫射。但是，英国总督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将军于1943年末告知丘吉尔：“想在战后镇压印度所需的军力，将会超出英国的能力。”^[10]
　　帝国当局还有最后一张王牌可打。他们转向穆斯林联盟，支持其与国大党对抗。他们声称穆斯林联盟代表了所有穆斯林的利益，并赋予联盟对印度几个地方邦的控制权，尽管穆斯林联盟在1937年的大选中表现糟糕。联盟最著名的领导人真纳，如今拥护建立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政策（此前他曾反对过这一计划），即便如此，想要建立这样的国家而在其国境内不包括大量印度教教徒和锡克教教徒也是不可能的，同时把那些在印度教教徒为主的地区生活的大量穆斯林排除在外也是不可能的。过去曾经反对社群分野（communal division）的共产党，此时则选择了顺应这种需求以支持英国进行战备，声称穆斯林和印度教教徒是两个不同的“国家”。
　　民族解放运动依然拥有巨大的潜力打破社群分野。1946年2月，孟买英国海军中的印度士兵由于受到种族侮辱、薪俸低于同级白人水手而开始举行示威反抗。抗议运动升级为卷入了七十八艘军舰和二十处海岸站的兵变，得到了学生和工人示威游行和罢工的支持。^[11]起义者挥舞着印度教旗、穆斯林旗和红旗。这是自1857年以来，为了保护大英帝国而建立起来的军事力量，首次以如此大的规模调转枪口——此举开启了自下而上地团结穆斯林-印度教教徒-锡克教教徒的可能性，削弱了印度的社群主义。但是，国大党的领导人并未做好面对这一切的准备。甘地反对兵变，尼赫鲁则竭力试图安抚和镇压它。社群主义最终得以复兴，即便兵变令英国掌权的希望落了空。
　　真纳的穆斯林联盟得到了大选中的大部分穆斯林席位（这是该联盟历史上唯一一次）并将其作为一种授权，得以通过社群之间的冲突向政府施压建立独立的社群国家。孟加拉穆斯林联盟的地方领袖苏拉瓦底（1942–1943年饥荒时期他在黑市上赚了数百万）发起了针对印度教教徒的炸弹恐怖袭击浪潮。^[12]印度教沙文主义者抓住机会，组织起反穆斯林的打击报复，造成五千人丧命。自此以后，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爆发社群暴乱，从而为一年后发生的最终社群恐怖事件埋下了导火索。
　　国大党领导人及其商业支持者，极度希望能够控制属于自己的国家，即便是一个被削减了的缩水国家，因此同意与真纳划分次大陆。英国官员拉德克利夫对印度一无所知，划分的分界线将孟加拉和旁遮普一分为二。旁遮普分界线两边，包括临近的城市拉合尔和阿姆利则，混居着大量印度教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教徒。如今一众右翼穆斯林暴徒在边界线的一边，一众右翼印度教和锡克教暴徒在边界线的另一边，开始在新近划分的领地上进行恐怖屠杀，将信仰“错误”宗教者赶出领地。这场暴乱导致二十五万到一百万人命丧黄泉。与此同时，德里和勒克瑙等城市则发生了专门针对穆斯林少数派的炸弹恐怖袭击，“劝说”他们移民巴基斯坦。
　　印巴分治的恐怖后果，最终以一场灾难终结——两个新建立的国家之间爆发了战争。双方都声称拥有克什米尔的主权，克什米尔是一个穆斯林占据人口多数的地方，它有一位印度教王公和一位支持国大党的被囚禁穆斯林反对派领袖。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武装起来试图夺取克什米尔。印度军队首先抵达了克什米尔首府斯利那加。接下来是为期一年时打时停的战争，直至最后双方签署休战协议，令双方军队在长达几百英里的分界线两侧怒目而视。
　　印巴分治对两个国家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增强了印度教沙文主义在印度的力量，鼓励印度党派政治朝着以不同的当地种姓、语言和宗教团体领袖之间变换的联盟为基础的潮流发展。印度在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冲突中，还获取了改善其人民生活所急需的资源。
　　分治给巴基斯坦造成的影响更坏。宗教是所有巴基斯坦人民唯一的共同点，即便那时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与什叶派依然冲突不断。国家被一分为二，被几百英里的印度土地从中隔开。在东部生活的大多数人民讲孟加拉语，在西部生活的大部分人民则讲旁遮普语。但国家的官方语言却是乌尔都语，只有从印度中北部地区移民来此的少数人才会讲。而且广袤的西部土地，大都被实施近乎封建权力的地主所控制。结果便是持续的政治不稳定，接连不断的军事独裁，东巴基斯坦更是于1971年脱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孟加拉国——在一场遭到血腥镇压的人民起义之后；西巴基斯坦则进一步爆发军事政变，处决了前首相，其重要工业城市卡拉奇在1990年代几乎处于内战状态。
　　然而，印巴分治的灾难，并无法阻止英国的撤退在全球产生的巨大影响。帝国主义者正在全面撤退，每个殖民地都有做好准备学习印巴分治教训的人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

　　1949年夏，就在英国撤离印度两年之后，毛泽东、朱德和刘少奇等共产党领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解放军继而南下解放了全中国（只除了台湾和英属殖民地香港），中国长达一个世纪割让外国租界、饱受外国侵略者欺凌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毛泽东的军队由一群共产党员和叛离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组成，他们于1920年代末逃脱了蒋介石的大屠杀，以江西省边界地带为大本营发展起来。他们招募当地的农民组织军队，其性质与中国历史上推翻各个朝代的农民军类似。当受到蒋介石的围剿时，红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穿越了中国西南地区，直抵西北延安。出发时，长征队伍拥有十万大军，最后只有不足十分之一的人抵达了目的地。但是，这些剩余部队能够提供新的支持力量，尤其是在1937年日本侵华之后。
　　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被日军紧逼到内陆腹地，再也没有余力与共产党作战。他别无选择，只好同意联共抗日。但是，国民党军队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抗击日军。国民党大部分军官只想以牺牲士兵和路过地区农民的利益来中饱私囊。相比之下，共产党的军队则军纪严明，逐步累积了坚实的力量。在抗日过程中，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在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并通过减租政策得到了农民的支持，甚至还通过为中国民族资本家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争取到了他们的支持。
　　1945年日本战败后，蒋介石的军队规模更大，而且接收了美国提供的大部分武器装备（另有少量来自苏联的武器装备，因为斯大林在这一阶段并不支持共产党）。但是，毛泽东的军队士气更加高涨，军纪如铁。内战刚一爆发，蒋介石的部队便溃不成军，常常整支部队（包括他们的长官）都调转枪口，转投共产党阵营。到了1949年年底，蒋介石逃往台湾，国民党就此偏安一隅。
　　毛泽东的胜利令美国深感震惊，美国早已将中国视为其非正式帝国中的一部分，因为美国一直源源不断地向蒋介石的军队注入资金。毛泽东是共产党，斯大林也是共产党，斯大林的政策导致的逆流，在美国看来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耍的阴谋诡计——它忽略了斯大林向蒋介石提供帮助并建议毛泽东不要夺取权力的事实。在毛泽东建立新中国不久，美军就参与了朝鲜战争，大军横扫北朝鲜，一路逼近中国边界，实际上迫使中国加入了北朝鲜阵营，迫使毛泽东投入了斯大林的怀抱（虽然中苏同盟仅仅维持了十二年）。与此同时，美国将法国在越南支撑殖民地视为“自由世界”反抗“共产主义”战斗的一部分，因此不断向越南输送资金和武器，才令法国能够坚持战斗到1954年。
　　大部分国际左翼力量对美国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却给予了相反的解释。中国与苏联如今联合起来成为“和平与社会主义”阵营。有些人认为，中国的例证展现出，通过农村游击战是多么容易夺取权力。但他们忽视了中国在1935—1945年间的特殊环境：土地广袤，日本入侵，蒋介石军队自身的极端腐化堕落。他们还忽略的一点在于，尽管毛泽东在招募士兵时完全依赖农村生源，但是解放区的部队骨干和管理结构，却是都由来自城市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激进党员承担。

帝国的终局

　　英国撤离印度后不久，毛泽东就在中国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这令全世界人民都更加增强了帝国主义是可以被击败的这一认识。法属阿尔及利亚掀起了暴动，越南人民也揭竿而起，试图建立独立政府。早在战前，荷属东印度群岛殖民地就爆发了民族解放运动的狂潮。其领导人利用日本占领来扩大其支持基础，与占领军半推半就地进行合作，等到日本撤退后便宣告组建新国家印度尼西亚的政府。此时他们与妄图令荷兰殖民主义复辟的力量作斗争，并于1949年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赢得国家独立。在马来西亚，当地的共产党（在英国人的支持下成为抗日骨干力量）已准备好发动一场战争，从英国殖民者手中夺回自由。来自非洲和西印度群岛的学生们，包括恩克鲁玛、肯雅塔和艾瑞克·威廉斯（1930年代他们在伦敦相识），也全都回到故乡，致力于开展独立运动。在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等阿拉伯首府城市，新兴的年轻中产阶级一代，经常占据国家军队中极具战略位置的军官职位，开始谋划赢得真正的独立，并梦想着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波斯湾统一的“阿拉伯国家”。
　　面对风生水起的殖民地解放独立运动，殖民大国本能地想要像过去那样，用机枪扫射、炸弹轰炸、将谋逆者投入集中营等方法进行回击。这就是法国在越南、马达加斯加、阿尔及利亚及西非殖民地的做法；也是英国在马来半岛、肯尼亚、塞浦路斯、亚丁和罗得西亚的做法^[13]；还是葡萄牙在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的做法。
　　但是，迟早都会看清的一点是，这种方法只会起反作用，只会加深当地民众对欧洲利益的憎恨。越来越多的统治者看到，培养能够衷心服务于殖民帝国利益的本地人来担任“独立”政府的首脑，可能是一种较好的政策。英国人在中东大部分地区、西非和西印度群岛都采用了这一方法。在马来半岛，英国则用高压手段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英军斩下死去“恐怖分子”的手甚至是头颅，强行将五十万人重新安置在带刺铁丝网围绕的村庄）。但是，英国同时也向“温和中立”的马来政治家允诺给予独立，这些政治家因持有种族偏见、不信任马来的华裔少数派而获得支持。即使在那些英国的确尝试寻找本地代理人但又坚定拒绝对“本地人”作出妥协让步的地区，其所采取的手段也不可谓不雷霆：例如，在肯尼亚，英国也会轰炸村庄，将民众赶至集中营，导致很多肯尼亚人命丧于此；在塞浦路斯，英军酷刑折磨反对派；虽然最终协议向政治领袖们（肯雅塔和马克里奥斯大主教）“和平”移交了权力，但这些人此前都曾遭到英国的囚禁或驱逐。
　　法国最终也被迫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釆取同样的措施，但却是在耗费了巨资、在一场根本无法取胜的战争中造成难以计数的死伤之后，才作出这一决定。心存叛意的殖民主义将军，在1958-1962年间发动了一系列军事政变，毒害了法国政治（导致国民议会于1958年给予戴高乐将军几近独裁者的权力）。最终签订的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协议，令一百万阿尔及利亚殖民者返回法国，巴黎的右翼恐怖主义集团“秘密部队”（OAS）掀起了炸弹袭击的高潮。
　　西欧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葡萄牙也试图维持其殖民地，但当镇压殖民地消耗的巨额资金导致葡萄牙国内掀起了革命起义之后，才不得不于1974-1975年间放弃海外殖民地。此时只剩下非洲南部的两个白人种族主义移民政权还在苟延残喘：一个是南罗德西亚，它与津巴布韦一样，于1980年最终被迫接受当地占据人口大多数的黑人统治；另一个是南非，它于1994年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西欧各国从半个亚洲和几乎整个非洲的直接统治中撤出，这一进程是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长达近两个世纪的殖民历史的终结，在此期间，世界历史的高光总是聚焦在伦敦和巴黎。然而，这并不是帝国主义的终结，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依然处于少数几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利益驱使之下。美洲、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爆发的激烈冲突，一再证实了这一事实。

石油和鲜血

　　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原油储备，对20世纪后半叶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战利品。一战期间，英国通过与麦加的统治者沙里夫·侯赛因国王合作发起“阿拉伯起义”运动并允诺给予他所有土耳其治下的土地，扩张了大英的中东帝国。但是，英国政府同时也承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领导人，将会把一块阿拉伯土地：巴勒斯坦，交给来自欧洲的犹太移民，作为抵御阿拉伯人对苏伊士运河周边威胁的屏障。正如以色列政治领袖阿巴·埃班后来解释的那样：“我们会帮助英国维持其统治权力，英国则会帮助我们发展‘犹太民族之家’。”^[14]
　　这种两面派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效果。英国公司得以涉足伊拉克和伊朗的原油储备，犹太定居者中的志愿者则与英国人合作扑灭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起义——大英帝国1930年代面临的最严重的一次叛乱。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政策渐渐适得其反。由于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从富裕的阿拉伯地主手中购买土地，将在这块土地上耕耘了数个世纪的阿拉伯农民家庭赶走，结果引发了阿拉伯人越来越深的敌意。为了逃离欧洲的迫害而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发现，在这里他们被期待着去压迫他人。英国继而试图通过限制犹太移民来平息阿拉伯人的愤怒，结果却导致受到双方的攻击。1946年，武装起来镇压阿拉伯人的犹太准军事组织，开始对英军及其设施展开攻击。
　　1947年，英国决定通过撤军来逃避它挑起的棘手问题，依靠伊拉克、约旦和埃及的阿拉伯傀儡君主来保护英国的石油利益。随着英国的撤出，美国和苏联都急切地想要干预中东问题，它们联合起来支持联合国划分巴勒斯坦并建立一个以色列定居国（将一半土地分配给三分之一的人口）的协议。以色列定居者收到共产党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提供的大量武器供给，并得到来自美国的支持。随着战斗打响，以色列定居者开始屠杀亚辛村的居民，以恐怖手段迫使大部分阿拉伯人逃走，并击败阿拉伯君主派来的声称帮助巴勒斯坦但却组织混乱的军队——这支军队最终只夺取了巴勒斯坦的残余地区（只有原来土地范围的20%）并由约旦和埃及国王平分。以色列成为一个强大的移民国家，愿意也能够协助西方利益集团（这通常都是指美国），西方利益集团则以给其提供武器和资金援助作为回馈。
　　这样显然无法为这片土地带来稳定。以色列战胜阿拉伯国家导致的苦难，成为埃及军事政变的导火索之一，使纳赛尔领导下的民族主义军官登上权力顶峰，终结了亲英的君主政权。纳赛尔将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举动，激起了大英帝国主义在该地区的最后一击。1956年11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联军对埃及发动进攻。这次袭击几乎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在政治上却是完全适得其反。美国利用英国的金融问题迫使这一行动突然终止，并最终取代英国开始主导中东地区。与此同时，一波反英起义蔓延中东各地，导致两年后由英国支持的伊拉克君主政体倾覆倒台。
　　美国延续了英国的中东政策：既依靠以色列定居者，又依靠阿拉伯国家政权。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军事援助，比向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提供的都要多。与此同时，美国与沙乌地阿拉伯君主紧密合作，鼓励伊朗发动军事政变，从而于1953年重新建立了伊朗国王的绝对统治；使复兴党于1962年掌握了伊拉克大权，支持年轻的萨达姆·侯赛因。美国在确保中东地区霸权和控制原油储备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然而，美国只能通过挑起各国及其人民之间的仇视，进而引发一系列战争才能达到其自身目的——其中包括1967年和1973年的阿以战争、1976年后黎巴嫩的长期内战、贯穿1980年代令人震惊的两伊战争、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及1991年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迸行的伊拉克战争。20世纪再一次目击了：财富——这一次是原油带来的财富——变成了鲜血。

“镜中奇遇”

　　苏联建立的经济组织形式，令许多新近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都为之着迷。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在殖民统治时期遭受了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在印度，1950年代的人均食物供给量甚至比不上四百年前莫卧儿阿克巴王朝时的人均食物供给量。与此同时，苏联经济展现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快的增长速度，看似已经摆脱了困扰西方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自从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后，认为斯大林及其后继者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的苏联政策没有任何有效运转，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实际上，斯大林主义实行三十年来，苏联经济的增长速度比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日本除外）都要迅猛得多。1928年还处于相当落后的农业社会的苏联，一跃成为以工业为主的国家，拥有能够在“冷战”时期在武器装备方面挑战美国的实力，而且比美国率先发射了人造卫星，也比美国更早将宇航员〔尤里·加加林〕送上了太空。
　　就连最痛恨苏联体制的敌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1953年，未来的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在谈话中提及“苏联的产品和生产力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增加”^[15]。这种看法并没错。就像东欧近代经济史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一地区实行计划经济的前二十年（1950—197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巅峰时期（1925—1929年）还要高”^[16]。
　　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源自1917年革命的被隔绝和被扼制。在东欧，斯大林主义表现为上层统治阶层的强行推进（南斯拉夫除外，它是由将德军赶走的抵抗军领袖所引进）。但在每种情况下，都不仅仅是经济衰退导致斯大林主义的崛起，并在东欧早期发展过程中深深扎根。通过提供建立工业的方法，它也令广泛的社会中产阶层群体感到能够拥有一个重要的未来。不过，它在激发民众热情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恐惧。它还提供了数量众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向上攀升流动的劳动力——技术工人拥有成为经理的机会，农民可以逃离乡村生活的原始简陋，前往城市追寻更加宽广的生活视野。
　　那种可能改变社会、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大众的感觉，吸引了全世界每个非工业国家部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这种吸引力又因下面这样的理解而得到加强：工业的扩张意味着高工资岗位数目的增加。但若只是坐等小公司慢慢成长到足以与发达国家的大公司相竞争的程度，就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扩张。小公司很可能会首先被逐出其所属行业。它们需要壮大规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只能由国家将小公司合并到一起，并投入资金悉心耕耘。另外还需要保护它们免与外国大公司直接竞争，这一点只有国家能够提供。国家资本主义（常被误称为“社会主义”）似乎就是答案。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和沙俄，国家已经在大规模工业发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危机，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在发达国家中的重要性。1930年代末，纳粹德国国有工业的规模大到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兼前财政部长希法亭认为，资本主义已被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17]即使在“自由市场”程度最高的西方国家美国，在1941-1944年间，也是国家建起了大多数的工厂，控制了主要的经济活动。
　　在本地控制的工业发展最为薄弱的地区，国家资本主义的潮流就会变得更加汹涌。因此，当巴西的民选总统瓦尔加斯于1930年代、阿根廷的独裁统治者皮隆于1940年代和1950年代初重组资本主义和进行工业化时，国家都扮演了核心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1945-1947年，在东欧大部分国家，不仅是共产党人，就连与其共同组建政府的社会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政客都认为，应当由国家控制大部分工业并要依靠计划经济。印度甚至早在国大党执政之前，一群工业家就已于1944年聚到一起，批准了复制苏联国有计划经济模式的“孟买计划”，尽管利用的资金既有私人的也有国家的。因此，印度、中国、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尔及利亚，都拥有强大的国有经济部门和长期经济计划。但这种经济模式并不仅限于社会主义国家采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大部分工业都收归国有，国民党统治台湾时也延续了这种经济模式；与此同时，于1961年通过政变夺取权力的南韩朴正熙将军，也将国有计划经济和控制工业（并不一定必须收归国有）视为接管北朝鲜（当时的北朝鲜更加先进和发达）进而统一朝鲜半岛的唯一方法。
　　在斯大林计划经济迅猛发展的背后，是工人不得不忍受令人吃惊的恶劣环境，这一点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一样。但那些负责运转国有工业体系者却并不是工人，即便他们曾经是。
　　国家资本主义在其发展初期似乎很有效。1960年代末的印度和埃及，依然是农业占据压倒性成分的国家，大多数人民都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它们的新生工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与二十年前相比，它们的变化却是有目共睹，并已成为现代世界的一部分。这一点明确表现在范围广泛的中产阶级因此获得了相当的自信，并为政权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印度和埃及等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土地改革并行，将大田庄划分成小块土地分给农民，统治者在乡村也植下了深厚的根基——尽管改革更有益于富农和中农，而非贫农和没有土地的劳工。
　　但是，这种欢欣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去；甚至是在像埃及那样的政权也开始推行斯大林模式之时，种种局限的信号就已在苏联和东欧出现。

通往1956年的道路

　　在对苏联实施了二十五年的全权统治之后，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领袖的逝世总是会令其追随者集中思考多年来累积下来的问题，这一次也不例外。
　　斯大林的追随者依稀感到，在苏联政治平静无波的水面下，潜藏着不满的汹涌暗流。他们也害怕自己团体中的一员会夺取斯大林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军队及其设施，并用来对付团体里的其他人。斯大林的葬礼一结束，他们就立刻实施了范围和程度都很有限的改革，并在此期间秘密地相互争斗〔几乎精神错乱的警察局局长贝利亚被人用枪指着从领导会议上带走并处决〕。
　　1956年2月，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决定向党内部分积极分子揭露一些令人不快的事实，以加强他在争夺领导权斗争中的力量。他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上揭露，斯大林是导致数千无辜平民惨死、数百万少数民族被驱逐和流离失所的罪魁祸首。他还揭露了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时斯大林的无能和胆怯。对世界上数千万一直被教导将斯大林视为神祇一般人物的人们而言，这番揭露令他们极为震惊，即便有些人依然试图掩盖真相。
　　与此同时，还发生了比赫鲁晓夫严厉谴责前任更加严重的事情。处在国家资本主义统治机器之下的人民，开始爆发起义。
　　首次暴动发生于1953年6月的东德，就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在东柏林巨大的建筑工地上，建筑工人被告知必须在领取同样工资的前提下加重工作量，于是他们举起了罢工大旗。当罢工的示威队伍穿过市中心时，数万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第二天，东德的每一座重要工业中心城市都掀起了罢工。示威者冲进监狱，袭击警察局和统治党的办公室。最后直到出动苏联军队进行强力镇压，这才扑灭了起义。这是一次典型的自发的工人暴动，就像1918-1919年间德国发生的无数次暴动一样，但不同的是，这一次反对的是以工人名义进行统治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罢工的工人是早在1920年代魏玛共和国期间就受到极左翼力量深远影响的工人们。在此次因参加起义而被东德共产党清洗出去的人们中，有68%都是希特勒掌权前就加入共产党的老党员。^[18]他们都是旧日的武装革命分子，他们将这次起义视为他们为之奉献出青春所追求的工人自主国家的持续斗争。
　　东德起义刚平息下去不久，苏联沃尔库塔巨大的奴役劳动集中营就也发生了暴乱。二十五万为煤矿工作的囚犯进行了罢工。政府军包围了煤矿，提出与罢工者进行和谈，继而处决了罢工者选出的代表，屠杀了二百五十名囚犯。但是，这次集中营罢工事件显示出，苏联社会中潜藏的不满情绪是何等强烈，因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间，苏联政府释放了90%的集中营囚犯。就像内战后的美国，奴隶劳动让位于工薪劳动，“原始积累”剥削的形式让位于适合工业化经济的剥削形式。
　　然而，就在1956年赫鲁晓夫严词谴责斯大林的几个月后，潜在的叛乱呼之欲出。波兰城市波兹南的罢工演化成了一场真正的起义。在这场起义蔓延开来之前，当局成功地进行了镇压，但却无法阻止它的余波撼动整个统治秩序。1956年10月和11月，国家似乎处于革命的边缘，互相竞争的派系为了登上权力顶峰而彼此争斗。审查制度被打破，工人开始选举自己的委员会，宣誓通过武力保卫自己的权益。当1940年代末被囚禁的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哥穆尔卡重回政坛，人们开始称这段时期为“十月的春天”。面对苏联将要出兵进行军事干预的威胁，哥穆尔卡在天主教会和美国宣传广播电台“自由欧洲”’、的协助下，劝说工人相信他。^[19]
　　波兰事件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匈牙利革命的导火索。学生们举行示威运动向布达佩斯进发，一路上得到数万名工人的支持。部分示威者还拖倒了一座巨大的斯大林雕像。还有些示威者冲进广播电台，直至被驻守电台的警察开枪射倒。工人们从工厂里的运动俱乐部拿出枪支，争取到一个兵营士兵的支持，很快就控制了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全国每个城镇都发生了类似的运动，使得工厂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掌握了地方的实际权力。
　　英国共产党党报《每日工人报》派遣记者彼得·弗莱雅前往匈牙利，弗莱雅报道说：

　　……罢工委员会与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二月革命”中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委员会非常相似……它们立即成为起义的机构（工厂、大学、煤矿和军队选出的代表济济一堂）以及武装人民信任的民众自治政府的机构。^[20]

　　当局试图重新掌控运动的发展，与哥穆尔卡在波兰采取的措施非常相像，它将失宠的共产党人伊姆雷·纳吉扶上了联合政府领导人的位置。但是，11月4日——就像英法和以色列联合进攻埃及一样苏联的坦克开进布达佩斯，夺取了主要的建筑物大楼。他们遭遇了激烈顽强的武装抵抗，但最终只通过杀死数千人就镇压了反抗，城市残余变成一片瓦砾，二十多万匈牙利人越过边境逃亡奥地利。大罢工在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令城市瘫痪，大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则在实际上承担了代替苏联傀儡卡达尔政府的角色。但是，工人委员会最终也被粉碎，其领导人被判数年监禁。三百五十人被处决，“其中四分之三都是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工人”^[21]。在被处决的名单中，包括纳吉及其短命政府中的其他四位成员。
　　共产党官方的声明是，这场革命只是亲资本主义的西方间谍计划的一场越轨行为。就像“冷战”时期发生的许多其他事件一样，西方对这场革命最常见的描述都十分类似。它声称革命只是试图建立一个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同一阵营的“自由社会”。实际上，革命中的领导人拥有更加宽广的视野。他们依然记得战前以资本主义的“自由”名义对匈牙利进行的独裁统治，因此想要寻求一种不同的体制，工人委员会在其中可以担任核心角色，尽管事件发生得太快，并没有给予他们时间说清楚这种新体制到底是什么。对此存有疑问的任何人，应当阅读已经公开的1956年的各种原始文献集。^[22]近期权威的匈牙利革命研究是这样叙述的：

　　影响到人民日常生活的需求……都能在工厂和工人委员会的宣言中找到。这些宣言里……包含了大量细节，关于令人厌恶的计件工作、不公平的工作定额和低工资、最低的社会权益、极其可怜的食物供应……革命中最积极的斗士不仅为自由和独立而战，也为人道的生活方式和工作环境而战，还为许多人心目中“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战……预期的经济秩序，将会把工业、矿业和交通业的决定权交给生产者（工人、技术人员和其他职员等）……“我们抵制任何恢复大地主、工厂主和银行家统治秩序的计划”，是许多派别代表言之灼灼的宣言。^[23]

　　匈牙利革命挑战了“冷战”时期双方阵营的统治思想。它向那些有勇气正视事实的人证明，苏联长久以来已经不再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罗莎·卢森堡的传统。匈牙利革命还展现出，认为斯大林的极权主义能够从内部压制任何寻求改变的举动、因此必须支持西方帝国主义来反对它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错得有多么离谱。这种悲观情绪令许多曾经持有极左思想的知识分子感到迷惘，其中包括多斯·帕索斯、约翰·斯坦贝克、马克斯·沙赫特曼、斯蒂芬·斯彭德、阿尔贝·加缪、詹姆斯·法雷尔、约翰·斯特拉奇、乔治·奥威尔、索尔·贝洛，这份名单上还有无数著名人物。乔治·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就描述了一位独裁者如此专横霸权，以至于给对手洗脑，使其说出“2+2=5”。匈牙利的例子展现出这样的独裁统治多么快就会倒台，从中涌现出的巨大力量能够寻求真正的自由解放。如果匈牙利能够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总有一天在斯大林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苏联，同样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双方阵营的统治者都匆忙地掩盖了革命记忆。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除了将这场匈牙利革命称为“反革命”之外，严禁提及这场革命的细节。甚至迟至1986年年末，警察还镇压了一场纪念匈牙利革命的学生示威游行活动。在西方，这场革命很快就被遗忘了。直至1970年代初，“屠夫”卡达尔仍被西方媒体称为自由主义“改革家”。双方都犯了健忘症，都忘记了哪怕是整块巨石也会分崩离析。以至于当1968年同样的事情在捷克斯洛伐克再次上演时，他们都感到十分惊讶。

古巴革命

　　美国的卫星国散布世界各地。1950年代末，它们主要集中在中美洲、墨西哥边界以南（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巴拿马和危地马拉）、加勒比海沿岸（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和东亚（菲律宾、南韩、南越和泰国）。美军在中分巴拿马的运河区及南韩永久驻军。他们曾于20世纪初期几次尝试登陆海地、尼加拉瓜和古巴，在1946年前将菲律宾作为殖民地，在古巴东海岸的关塔那摩和菲律宾维持着大型军事基地。
　　这些名义上的独立国家，通常都是由人数很少并且呈现极度碎化的统治集团来管理，统治集团则由军事实权人物、拥有土地的寡头、政客，偶尔还有民族资本家组成。他们在地方上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因此试图以最极端的腐败形式和最肮脏的压迫手段来弥补这种不足。他们的虚弱令美国有机可乘，美国向他们提供经济援助和军事顾问，从而确保他们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商业利益。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一旦美国对他们的支持力度受到怀疑，他们很容易就会四分五裂。美国愿意出手干预，这一点在1954年美国中情局组织发动政变推翻危地马拉的温和改良政府时清晰地显现出来。
　　五年后，美国遭遇了一场几乎无法应对的失败。古巴腐化堕落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突然被推翻，致使菲德尔·卡斯特罗、其兄弟劳尔和遭到驱逐的阿根廷医生切·格瓦拉领导的游击队，掌握了古巴的大权。
　　游击队两年前在岛屿的最远端登陆。在游击队大获全胜后，传出了一整套的革命神话，将他们的胜利归结于农民群众或者岛上蔗糖种植园内劳工的支持。实际上，游击队的根据地遥远荒芜，几乎无法得到任何支持，只与极少数农民有过联系。他们的胜利来自他们能够利用巴蒂斯塔政权极端的政治孤立状态。巴蒂斯塔独裁统治与两大主要中产阶级政党疏离，并因该政权的极端腐败而令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古巴是黑手党犯罪的中心地区〔就像电影《教父》中反映的那样〕，并被称为“加勒比海的妓院”。1930年代获取的社会成就逐渐被消耗殆尽，令民众遭受无尽的苦难。最后，就连美国也不再向巴蒂斯塔提供支持和援助，因为感到他昏庸无度可能很快就会被推翻。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需花费太大力气就可以扳倒独裁政府。卡斯特罗人数不多的游击队（1956年年底初次登陆后只有二十人存活^[24]，1958年夏天登陆后则只余下二百人），就像最终引发雪崩的那颗雪球。只要巴蒂斯塔的军队太过腐败和虚弱，无法击溃游击队，他们的存在就足以证明巴蒂斯塔的虚弱，不日他的军队就将自动瓦解，分崩离析。
　　起义军于1959年1月1日开进哈瓦那，得到古巴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和欢迎。但它依然要面对令巴蒂斯塔政权无法得到民众支持的客观条件。古巴经济（主要出口产品蔗糖完全依赖世界市场上波动剧烈的价格，其人均产量还没有1920年代高）无法满足古巴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冲突的需求。资本家及其美国商业伙伴希望提高商业利润，拥有自由出入境的权利；工人和劳工希望增加其自身所得；农民则希望他们可怜的收入能够得到改善。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为游击运动及其巨大的城市支持网络提供了骨干力量，他们希望发展古巴经济，好为他们提供价值感和工资优渥的职业。
　　卡斯特罗无法在不引起一个阶层反感的情况下满足另一个阶层的愿望。为了满足资本家的需求，就必须朝着巴蒂斯塔灾难性的道路行进下去，卡斯特罗可不打算这么做。相反，卡斯特罗倾向于采取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土地改革、福利供给和医疗保健、扫除文盲），以获取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支持，同时利用国家推动其野心勃勃的工业化计划。这一选择不可避免地与资本家和美国大商业根深蒂固的利益发生了冲突，因为“古巴经济与美国经济结合得如此紧密，古巴在许多层面上都成了美国的附属”^[25]。
　　卡斯特罗掌权十八个月后，美国在岛上的炼油厂拒绝精炼廉价的苏联石油。卡斯特罗借机将该厂收归国有。美国则以终结大批量购买古巴蔗糖的协议来进行报复；反过来，古巴将美国在当地开设的蔗糖公司、工厂、居于垄断地位的电力及电话公司统统收归国有，与苏联发展贸易联系。反对卡斯特罗的歇斯底里的浪潮席卷美国媒体，流亡迈阿密的古巴商人更是大声高嚷着卡斯特罗“背叛”革命。
　　1961年4月，美国中情局派出一支由流亡者组成的军队试图在猪湾登陆，以推翻卡斯特罗的统治，与此同时不做美军标记的飞机则前往轰炸古巴机场。这次行动最终以惨败收场，因为古巴人民坚定地支持卡斯特罗政权。
　　批准这次试图登陆古巴的行动，是新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采取的首要动作之一。肯尼迪在1962年被刺杀后成为许多自由主义者崇拜的偶像人物。但他在处理古巴事件上并没有显现出一点自由主义的痕迹。他与其兄弟罗伯特·肯尼迪对卡斯特罗有一种深刻的个人仇恨，因此同意中情局与黑帮分子合作策划谋杀古巴领导人的计划，其中包括使用会爆炸的雪茄这样荒唐的计划！他们还准备了一个如有可能在美国的支持下入侵古巴的计划。1962年，他们的花招导致与苏联的直接冲突。
　　1962年10月20日至27日这一个星期，是许多亲历者一生中最恐怖的一个星期：“冷战”差一点就演变成一场核战。美国战舰包围古巴，企图使用武力阻止任何苏联军舰到达。洲际弹道导弹、水下导弹和一千四百枚炸弹均已准备就绪，蓄势待发。数十辆轰炸机不停地在空中盘旋，每架都携带几颗核武器，做好了只要收到命令即刻前往苏联打击目标的准备。在距离古巴不到一百公里的佛罗里达州，美国聚集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侵略部队：十万士兵、九十艘战舰、六十八个飞行中队，以及八艘航空母舰。
　　肯尼迪政府得知苏联赫鲁晓夫政府在古巴秘密装备核导弹。美国已经具备从西欧或土耳其的军事基地打击苏联城市的能力。与其相应，古巴的导弹同样会令苏联拥有打击美国城市的能力。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欢迎苏联在古巴布防导弹，认为这样可以对美国攻击古巴的举动造成威慑。毫无疑问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指望苏联冒着自己城市被核武器毁灭的危险，只为取悦古巴人，这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能性。
　　然而，美国政府却做好了冒险引爆核战争的准备，只为逼迫苏联移走导弹。后来总统的兄弟罗伯特·肯尼迪透露，当时世界迈入核战争只差一步。“我们都同意，如果苏联人准备好在古巴问题上爆发战争，那就说明他们已经准备好发动核战争，我们或许同样应该立即摊牌，而不是在六个月之后。”这段美国总统当时关于古巴导弹危机的谈话记录表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政府的确准备冒险与苏联展开核战争。^[26]这段话同时也展现出，肯尼迪对古巴问题的执迷与更加广阔意义上的问题紧密相连，那就是生怕美国的全球霸权遭到腐蚀。
　　核战争最终得以避免，因为赫鲁晓夫在最后一分钟作出了妥协，同意将布防在古巴的导弹撤走——赫鲁晓夫仅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内小范围商讨后就作出了这一决定，这令古巴领导人非常不快。实际上，苏联领导人判定，他们无法挑战苏联和美帝国主义作为世界两大霸权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划分势力范围的现状，就像在匈牙利革命时期，美国也没有对这一现状作出挑战一样。这件事情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意义。双方都继续积累大量核武器。但他们这样做的基础是所谓的“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一种不会过分践踏彼此权力的协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尽管其间双方阵营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于苏联撤走导弹的决定，古巴领导人心烦意乱。古巴一直被视为谈判的筹码，对此他们完全无能为力，因为古巴一直仰仗苏联的经济支持。这种从属关系对古巴国内的影响，体现在工业化计划的逐渐缩水，以及倒退回革命前对蔗糖出口的依赖。革命初期提倡的“农业多种经营”，被争创蔗糖丰收新纪录的口号所取代。在国际关系方面，古巴曾经作出简短的努力，试图打破苏联政策强加的束缚。古巴领导人组织了“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和“哈瓦那三洲会议”，在会上，古巴对苏联强加给第三世界共产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进行了半公开的批评。切·格瓦拉最后离开了古巴，试图通过在刚果-扎伊尔和玻利维亚的游击斗争将这些批评付诸现实。但不论是批评还是格瓦拉的游击实践，都并非建立在对特定形势下阶级力量的具体评估基础上。相反，切·格瓦拉试图在其他地区套用古巴的革命斗争模式——实际上，古巴革命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下才取得成功的。切·格瓦拉在刚果进行的革命是一次惨败，在玻利维亚的行动也屡屡受挫，一场灾难连着一场灾难，直至最后被杀——他被中情局派出的一名特工逮捕后射杀。到了1968年，卡斯特罗和古巴政府重又退回到支持苏联模式的道路上来。

越南战争

　　1960年代初，美国的对越政策，与美国对待其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地方一样，都采取了利用“顾问”组织军事行动、打击敌对力量的方法。罗伯特·肯尼迪曾对记者说：“我们拥有三十个越南。”^[27]表面上看，他的确有自信的理由。美国政府制订计划稳定拉美，“进步同盟”看似成功地阻止了古巴革命的再次发生，委内瑞拉、危地马拉、玻利维亚和其他地区的游击活动都被击败。1960年代中期，及时派遣的美军阻止了反对美国指定的刚果独裁者蒙博托的起义军，挫败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一次人民起义。在印度尼西亚，甚至不用出动美军。中情局与苏哈托将军合作（苏哈托以一次左翼力量将军们流产的起义为借口屠杀了五十万人民），摧毁了第三世界国家中最强大的共产党，取代了深受人民欢迎的独立运动领导人苏加诺。
　　但是，罗伯特·肯尼迪对越南的吹嘘却被证明是一个错误。越南在1954年朝鲜战争时就被分治。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军队在奠边府大败法军，令法国控制越南为殖民地的企图落了空。但在苏联和中国的劝说下，“越南独立同盟”只控制了北越地区，听凭曾经支持法国殖民统治的越南人逃往南越，直至举行全国大选。美国一直在法国的对越控制中投资颇多，所以此时积极资助南越政府，想要确保全国大选永不发生。
　　南越地区的所有反抗都遭到越来越血腥的镇压。佛教僧侣自焚以示抗议，前“越南独立同盟”的战士逃往乡间，拿起武器自保。很快，到处都展开了游击战，城镇暴乱不断，政府只能依靠美军不断的支援来维持统治。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向越南派遣了四百名“美军顾问”，在他遇刺身亡时，派往越南的人数已升至一万八千人。1965年，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岘港，一个月内就有三万多名美军士兵抵达越南，到了年底更是增至二十一万。在此期间，美国空军发动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轰炸战，连续轰炸北越和南越——日复一日、周复一周、年复一年，相信此举必能让解放武装放弃抵抗。
　　越南战争与朝鲜战争不同：朝鲜战争是一场由常规军发动的战争，北朝鲜的领导人可以随时取消行动。越南战争则是一场反抗压迫性政权的自发战斗，北越的领导人无法轻易地将这些斗士召回、背叛他们，否则其作为全国独立运动斗争先锋的声誉就会一落千丈。
　　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并没有轻松脱身的良法。美国能够在南北越分界线附近的溪山建立前线营地，并付出巨大代价阻止被南越解放军攻占，但它却无法利用这一营地令周边乡村屈服，最后只能选择放弃。美国能够维持对城镇的控制，但却无法避免于1968年初越南新年差点被越南解放武装的突袭所推翻。美国无法中止其在越南战争中的开支不断升级，令其总军事开支增加了30%，引起美国大企业集团的抗议。最后，随着年轻人反对恐怖的战争和被征入伍去战场上厮杀，美国无法阻止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造成巨大的裂痕。

中国：从“大跃进”到市场经济

　　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中国的国家形象一直是：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是面带微笑的农民和欣喜万分的工人，与苏联共建共产主义世界的联合领导人，稳健地向着平和富裕的社会主义前进。
　　这幅画面出现在全世界数千份左翼力量的报纸中。
　　但在美国眼中，中国的形象则大不相同。中国是最大的红色威胁，是布满有组织憎恨的一片土地，几亿人盲目听从上层人物的命令埋头辛苦劳作，甚至比苏联更加接近乔治·奧威尔在《1984》中描述的噩梦世界。这幅画面在美国支持越南战争的宣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声称中国试图向南扩张势力，摧毁自由。如果中国在越南取得了成功，东南亚其他国家就将会是中国接下来的目标，将会如同多米诺骨牌般先后倒下，直至“自由世界”中再无安全之所。
　　实际上对占据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的中国人而言，上述两种形象都与现实不符。美国的宣传忽略了苏中关系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裂痕。到1960年代初，苏联停止对华援助，撤回了数千名苏联专家，两国在国际会议上互相谴责彼此的政策。
　　中国政府的宣传则掩盖了国内的阶级分野和大多数人民生活的极端困苦。自1949年接管了中国最大的几座城市后，人民解放军的领袖们为了重建经济而遵循团结所有阶级的政策，包括部分资本家。1950年代初，这一政策让位于工业化规划，以苏联斯大林政府的追求目标为模板，同样致力于完成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取得的成果。许多工业已经在国民党时期收归国有，或者从其前日本主人处没收充公。国家如今接管了余下的大部分工业，但只付给原主人固定的分红（因此在“红色中国”依然存在百万富翁）。控制国家机器的主要都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其中大多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官员。在地主控制的地区展开了土地革命，但是富农并未被触及。大多数工人的生活条件依然与从前一样。
　　这些措施促进经济取得极大发展——据官方数据显示，1954-1957年间的国民经济，以每年12%的速度突飞猛进地增长。但即便是这样的发展，距离中国“赶英超美”的目标依然相差十万八千里，毛泽东领导集体中的部分人开始害怕，除非采取决绝手段，否则中国将会沦为又一个经济停滞不前的第三世界国家。1958年，不顾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其他领导人的反对，中国政府开始了“大跃进”运动，旨在极速实现工业化。
　　每个地区都大炼钢铁，导致重工业迅速发展。通过剥夺农民的小块土地，强迫人们加入巨大的“人民公社”，才能填饱数百万新产业工人的肚子。1958年和1959年，“大跃进”看上去进行得非常成功。官方提供的数据显示，每年的工业增长率几近30%，全世界中国共产主义的热情支持者都欢呼“人民公社”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然而，进入1960年后，残酷的现实便无情地打击了中国。中国并不具备能够养活“人民公社”的技术设施，只是简单地将农民赶到一起并不能克服数个世纪以来各个家庭之间彼此竞争对抗的传统。粮食产量灾难性地巨幅滑落，数百万人饿死。各个地区自建的新兴工业，技术水平很低，效率极低，通过消耗资源对整体经济发展妨害甚大。“大跃进”运动最终变成一场灾难，人民群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仅靠愿望显然无法克服帝国主义近百年间在中国造成的停滞和欠工业化。
　　中国领导集团以分解毛泽东的权力、回归更加平衡适当的工业化措施来应对当下危机。但是，这一措施很难取得成功。1965年的工业产量比1960年还要低。当劳动力以每年一千五百万人口的速度在增长，每年新增的工作岗位却只有五十万个，两千三百万大学毕业生发现很难找到有意义的工作。^[28]
　　随着问题日积月累，毛泽东身边的领导集团再次感到，只有采取紧急措施，才能打破僵局。这一次，他们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承担重任的群体，那就是广大深感希望受挫的年轻人。1966年，毛泽东及其核心支持者们（包括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和国防部长林彪在内）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他们认为，中国被掌控着党和国家机构的当权者的“文化”所拖累。这些当权者变得软弱而懒惰。这种趋势已经让苏联走上了“去斯大林化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也会将中国拖回到“孔夫子”的老路上去。因此，年轻人必须对阻碍毛泽东政策的那些人展开激烈的群众批斗才能阻止中国回到老路上，这是年轻人的任务。毛泽东及其核心支持者们关闭了所有教育机构长达六个月，鼓励一千一百万大学生和高中生免费乘坐火车从一地到另一地展开“革命串联”，参加批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绝非无产阶级参加，也绝非一场革命。在学生们举行大规模集会、在全国四处串联的时候，上层人士则期望工人们继续安心工作。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含义在于，工人应当抛弃关注“资本主义”式的奖金、健康和安全等问题，因为那些都是“资本主义经济”才关注的东西，“毛泽东思想”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十足的建设动力。与此同时，运动中的学生则得到指示，不要干涉部队和警察的功能。这就是一场试图避免将国家弄得翻天覆地的“革命”！
　　学生“红卫兵”不仅被鼓励在学校冲破束缚，大肆造反，还要打击那些在他们看来缺乏革命热情者。在上层权力集团中，这意味着将目标锁定在那些在“大跃进”运动中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身上。刘少奇、邓小平及其他人被迫解除职务。在地方上，这则意味着那些多少被视为代表“旧秩序”的几乎没有什么权力的小人物成了替罪羊，如教师、作家、记者、职员或演员等。丧失理性的迫害在许多文艺作品中都得到了鲜活的体现，包括曾是“红卫兵”一员的张戎所著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中的片段，电影《霸王别姬》中京剧演员被批斗的一幕，以及戴厚英关于一群知识分子的小说《人啊，人》。
　　但是，“文化大革命”并非只是一场丧失理性的大爆发。毛泽东利用的挫折已经足够多。正因如此，他再也无法控制这场他本人发起的运动。在许多城镇和教育机构中都出现了很多彼此存在着争权情况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团体。其中一些团体被地方和党政机关控制。但其余大部分团体都开始吸引年轻工人，开始提出影响广大民众生活的问题，而且在上海还开始参与大罢工。
　　毛泽东试图阻止这场仅在几个月前才由他发起的运动，他命令林彪领导的军队在各地恢复秩序。此举促使部分学生转而反对整个社会制度。湖南的一个团体谴责“新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其他人的批评则为1970年代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奠定了基础。^[29]在广大学生依然坚信毛泽东这一信仰的帮助下，军队的决定性举措终结了“红卫兵”运动。那些通过运动来宣泄情感的人，无论是以一种多么扭曲的方式，如今都付出了沉重代价。数百万人被迫离开城市，上山下乡——据估算，十分之一的上海人被下放。^[30]
　　然而，大众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并非中国动荡的终结。1971年，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林彪，由于兵变企图被揭穿而突然叛逃苏联，结果乘坐的飞机在中苏边境坠毁。1970年代初，权力集中到了周恩来手中，周恩来将他指定的接班人、已经被贬的邓小平重新拉回了中央班子。毛泽东的妻子和其他三位合谋者（“四人帮”）于1974年曾短暂地控制了政局，再次清洗邓小平及其势力，重提“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语言。不过，周恩来总理逝世引发的规模巨大的人民自发游行纪念显示出，“四人帮”是多么不得人心；毛泽东于1976年去世后，“四人帮”立刻被推翻并囚禁起来。
　　世界上大多数左翼力量都热情地赞扬“文化大革命”。在许多反对美国插手越战的国家里，人民在游行中高举着毛泽东和北越领导人胡志明的画像。《毛泽东思想》这一小红书中被一再引用的领袖经典语录，更是成为社会主义者活动的指路明灯。然而，1972年，随着美军在越南的炸弹攻势日益凶猛，毛泽东在北京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进行了会谈；到了1977年，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政策，而且在一些具体举措上比苏联斯大林的继承者们做得还要彻底和投入。
　　西方媒体将这一波三折视为一种疯狂的非理性的结果。到了1970年代末，许多曾于1960年代认同毛泽东思想的左翼力量都同意，是时候该转身了。法国出现了前毛主义“新哲学”学派，认为革命会自然而然地演化成暴政，革命的左派与法西斯的右派一样坏。然而，这二十五年看似毫无理性的中国历史，却有一个简单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中国只是没有足够的国内资源帮助它去成功地追寻斯大林主义强迫工业化的道路，不论其统治者饿死多少农民、如何压榨工人。但对中国而言，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帝国主义掠夺之后，并没有其他容易接受的选项。由于无法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统治者便被那些丧失理性的方案所诱惑。

^[1] 中国曾是（现在也是）安理会第五个永久成员国。但是，中国的席位曾经被蒋介石的国民党占据，即便在他逃离大陆、在台湾建立起一个对美友好政权之后。直至19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拿回了合法席位。

^[2] 来自最近揭秘的文件报告，参见1998年10月2日的《卫报》。

^[3] 戴维·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从雅尔塔到越南》（From Yalta to Viernam,Harmondsworth,1967），第70、73页。

^[4] 伊恩·伯查尔（Ian H Birchall），《工人与巨石的抗争》（Workers Against the Monolith,London,1974），第62页；保罗·金斯伯格，《意大利当代史》，第110-112页。

^[5] 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日报（Nova Mysl）nos6-7，1968。

^[6] 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1956），第115页。

^[7] 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 London,1956），第115页。

^[8] 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327页。

^[9] 同上书，第336页。

^[10] 布莱恩·拉平（Brian Lapping），《帝国斜阳》（End of Empire,London,1985），第356页。[《帝国斜阳》，钱乘旦、计秋枫、陈仲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 关于兵变的不同记述，参见阿克巴，《尼赫鲁》，第369页；伯顿·斯泰因，《印度史》，第360页。

^[12] 阿克巴，《尼赫鲁》，第381-382页。

^[13] 如今的赞比亚、津巴布韦和马拉维。

^[14] 布莱恩·拉平，《帝国斜阳》，第106页。

^[15] 1953年9月28日的《每日电讯报》，引自保罗·富特（Paul Foot），《哈罗德·威尔逊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Harold Wilson,Harmondsworth,1968），第111页。

^[16] 迈克尔·凯泽（Michael Kaser），《东欧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London,1986），第9页。

^[17] 参见迈克·海恩斯（Mike Haynes）与彼得·宾斯（Peter Binns）合写的文章“东欧阶级社会”（Eastern European Class Societies），文载《国际社会主义》（1979年冬季号）第7期。

^[18] M.Jaenicker, Der Dritte Weg:Die Anti-Stalinistische Opposition gegen Ulbricht seit 1953(Cologne,1964),p.51.

^[19] 关于这些时间的详细描述，参见我的著作《东欧的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s in Eastern Europe,London,1984）第六章。

^[20] 彼得·弗莱雅（Peter Fryer），《匈牙利的悲剧》（Hungarian Tragedy,London,1956），第46页。[《匈牙利的悲剧》，柳公夏译，信达出版社，1971年版。]

^[21] 来自匈牙利官方文件，总结于György Litván主编，《1956年匈牙利革命》（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of 1956,London,1996），第144页。

^[22] 最全面综合的文集，参见B.Lomax,Hungarian Workers’ Councils of 1956(New York,1990)。比较而言的较早文集，包括广播文稿等，参见M.J.Lasky(ed),The Hungarian Revolution (London,1957)。亦见Sandor Kopasci, In the Name of the Working Class(New York,1986)。关于革命动力的简短描述，参见我的著作《东欧的阶级斗争》第七章。

^[23] György Litván主编，《年匈牙利革命》，第126-127页。

^[24] 乔恩·安德森（Jon Anderon），《切·格瓦拉》（Che Guevara, New York,1997），第216页。

^[25] 杜德利·西尔斯（Dudley Seers）主编，《古巴的经济和社会革命》（Cuba: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volution,North Carolina,1964），第20页。

^[26] 欧内斯特·梅（Ernest May）与菲利普·泽利科夫（Philip Zelikow）合编：《肯尼迪的录音带：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的白宫》（The Kennedy Tapes: Inside the White House dur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

^[27] 戴维·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London,1970），第78页。[《出类拔萃之辈:聪明人在越战中的错误决策》，齐沛译，三联书店，1973年版。]

^[28] Jan Deleyne,《中国经济》（The Chinese Economy,London,1973），第59页。

^[29] 参见《中国向何处去》（Whither China?），译自《国际社会主义》第37期。

^[30] Jan Deleyne,《中国经济》，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