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刺破青天：巴黎公社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克里斯·哈曼 -> 世界人民的历史：从石器时代到新千年（1999）

第十一章刺破青天：巴黎公社

　　1870年代初，新的资本主义秩序在全球发展蔓延，呈现出统治全世界的强硬态势。它在美国和大部分西欧国家发展到了极致——这些国家反过来则对世界上其余国家发号施令。就连俄国沙皇也于1861年感到不得不废除农奴制，尽管他将半数土地都赐予了旧日封建阶层，并在实际上将农民留给他们随意摆布。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巴黎发生的事件很快就显示出，即便资本主义权力登顶，社会变化也不会停歇。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资产阶级催生了自己的掘墓人。”1871年3月18日，法国资产阶级就亲身体会到了这句话的真切含义。
　　四年前，路易·波拿巴在“大博览会”期间，向欧洲各国君主展现了帝国的伟大实力：“大博览会”高达四百八十二米的巨大椭圆形玻璃建筑气势恢宏，穹顶如此之高，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乘坐机械装置才能够到它”。^[1]
　　他的确有庆祝的理由。自从1851年推翻共和后，法国经历了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随着现代化工业的增长，工业产量翻番；在分包制资本家的控制下，旧日手工业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迅猛地衰落下去，分包制资本家将手工业者与工厂工人同等对待。
　　但是，法国皇帝的权力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安全。他的权力依赖于保持平衡的政治策略。他在统治阶层挑起派别对抗，试图通过效仿先祖拿破仑在意大利和墨西哥的军事行动来加强自己的地位——在墨西哥他试图提名马克西米利安作为皇帝候选人。但是，所有这些做法都无法压制反抗其统治力量的日益增强。部分资产阶级的生活苦不堪言，投机行为损害了他们的利益，填满了与皇帝关系亲密的一小圈银行家的口袋。墨西哥的战争冒险最终变成一场惨败，马克西米利安被行刑队乱枪射杀。巴黎工人依然记得1848年的大屠杀，对现政府治下的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工资极为不满。路易·波拿巴政府的最高长官奥斯曼写道，即使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巴黎半数以上的人口依然生活在“几近毁灭边缘的贫困之中”^[2]。
　　1869年，作为反对派的共和党人横扫巴黎及其他大城市的市政选举。因而，1870年7月，路易·波拿巴允许普鲁士领袖俾斯麦激怒他，并借机宣布对后者开战。
　　法国军队在色当战役中惨败。路易·波拿巴彻底名誉扫地，自行退位。权力落在了反对派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但是，普鲁士的军队很快就围攻了巴黎，俾斯麦坚持对法国施加惩罚性的条款：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向普鲁士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
　　巴黎人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挨过了五个月的大军围城，为了生存不得不吃掉狗和老鼠，在零摄氏度以下的寒冷天气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烧火取暖。与此同时，工人、手工业者和他们的家庭还不得不承受物价飞涨的残酷现实。^[3]除此之外，他们还必须承担起保卫这座城市的责任。众多市民蜂拥到国民军，使国民军队伍的人数一下子扩充到三十五万人，他们通过自己的组织选出自己的军官，摒除了军官的中产阶级特质。市民的反抗很快就令共和政府感到忧心，其程度不亚于当局对普鲁士人的惶恐。1792年无套裤汉的后代们和1848年革命斗士的儿子们再次武装起来。“红色”俱乐部和革命报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提醒着工人和手工业者，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1848年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正如马克思所写，“武装的巴黎就是武装的革命”。
　　共和政府于10月31日成功地扑灭了一场左翼力量试图推翻政府的起义。1月22日，当局试图镇压另一场起义，调来布列塔尼的常规军向贝勒维尔地区的工人阶级群众扫射。政府感到十分恐惧，害怕无法成功剿灭下一次起义。副总统法弗尔看到，“内战就在几码处的前方，我们距离饥荒只有几个小时”^[4]，因此决定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保护现政府。1月23日晚，他秘密穿越普鲁士阵地，前去商谈法国投降事宜。
　　法弗尔向普鲁士投降一事在巴黎穷苦百姓中激起了愤怒的狂潮。他们搏命隐忍了五个月，如今却变成一种毫无意义的举动，所有希望都化为一场空。此时共和政府号召进行选举，只留下八天时间来确认投降决定。与1848年一样，巴黎没有时间在农村选区进行选举宣传，而大部分选民依然居住在乡间，因此牧师和富裕地主得以对当地选票施加决定性的影响。在返回的六百七十五名代表中，有四百人拥护君主制。巴黎人民的痛苦变得日益剧烈。首先是在围城战中遭受共和政府的背叛，继而又在共和政府选举中再度被背叛。接下来竟然还有第三次背叛，那就是当局任命71岁的奥古斯特·梯也尔担任政府首脑。如今的梯也尔自称“温和共和党人”，但他最初则因在1834年镇压了一场共和党人的起义而闻名。
　　此时，巴黎民众手持武器，常规军则根据与普鲁士签订的协议被解散。大量富裕中产阶级利用机会逃离巴黎，使得国民军几乎全由工人阶级组成。
　　梯也尔明白，与巴黎市民的冲突已是在所难免。他知道巴黎群众控制着国民军的武器，其中包括二百门大炮，因此他首先派遣士兵前往蒙马特尔高地夺取大炮。当士兵们在等待马匹拖走大炮时，当地民众开始与他们辩论。利萨加雷记载道：“妇女们……没有坐等男人们到来。她们围住机关枪，说道：‘真是羞耻啊，你们在做什么？’”^[5]在士兵们不知如何回应、手足无措地定在那里的时候，三百名国民军士兵列队行进路过，敲响战鼓，激起民众反抗。在国民军、妇女和孩子们围住士兵的时候，其中一位将军勒孔特三次下令开枪射杀群众。“但是，士兵们全都站着没动。民众上前与士兵们亲和地表示友爱，勒孔特及其手下军官都被逮捕。” ^[6]
　　当天（3月18日）下午3点，梯也尔及其政府就逃离了首都。武装的工人掌握了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这一次，他们绝不会将它交给中产阶级政治家。

新型权力

　　武装民众最初通过选举出的国民军领袖：中央委员会，来行使权力。但是，这些委员被赋予的权力，决不能被解释为行使独裁。他们组织选举，在各区普遍的男性选举权基础上，组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组织：“人民公社”。与普通代议制议会不同的是，这些被选举出来的委员，服从于选民拥有的立即撤回他们的权力，领取的工资也绝不高于一名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而且，被选举出来的代表并非简单地通过法律（就像高薪官僚曾经实施的那样），而是要确保他们的方法的确可行，并要付诸实施。
　　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文中为巴黎公社辩护时所说，他们瓦解了旧国家，以一种自创的全新结构取代了它，其社会制度比阶级社会兴起后所有曾经存在的制度都要更加民主：

　　普遍选举权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由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议会里当人民的假代表，而是为了服务于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公社体制会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国家这个寄生赘瘤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非法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7]

　　马克思指出，作为这座城市工人的代表，巴黎公社实施了展现其利益的措施：禁止面包厂在夜间工作，禁止雇主对雇员强制罚款，工场或工厂由于主人原因关闭后转交给工人协会，为寡妇提供养老金，为每个孩子提供免费教育，解除巴黎围城期间欠下的债务和未付的租金。巴黎公社展现出国际主义精神，拖倒了军国主义的纪念碑，任命一名德国工人担任劳工部部长。^[8]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存在时间有限，再没有机会看到工人执政的政府将会深入实行何种措施。共和政府立即开始组织军队镇压巴黎公社，并与普鲁士“敌人”合谋此事。巴黎共和政府劝说俾斯麦释放了去年秋天囚禁的法国战犯，后者还未被巴黎的激进思想所感染。共和政府将武装聚集在凡尔赛，又从乡间地区征召新兵入伍，领军的军官都是毫不伪装的保皇党人或同情皇权者。到了4月底，巴黎外围聚集了众多立志剿灭巴黎公社的武装力量，俾斯麦与法国签订协议，同意军队穿越普鲁士防线。巴黎公社面临着巨大的威胁。与此同时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被选出的代表对他们追求的事业拥有英雄般悲壮的决心；但对应该如何应对聚集起来反对他们的力量，却缺乏政治理解力。
　　1830年代以来，法国工人运动内部兴起了两大主要政治潮流。首先是布朗基引领的思想风潮。在1793年雅各宾派思想的基础上，布朗基构想的工人运动更加激进，也更具社会意识。布朗基主义强调代表工人阶级意愿的少数派进行高度有组织的密谋活动的重要性。因此，布朗基的一生中充满了史诗般悲壮的起义尝试，而大多数工人通常都还没有做好起义的准备；之后他便被长时间监禁（包括在整个巴黎公社期间被共和政府监禁），而工人则在没有他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第二股政治流派来自蒲鲁东的思想。他的追随者激烈反对雅各宾主义经验，抛弃政治行动。他们认为，工人应当通过“互助”（建立合作生意协会）来解决问题，无需担心国家事务。
　　马克思认为这两种思想都不明智，颇为危险。他赞同工人阶级应当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学习经验教训，但他也相信，工人阶级必须超越法国大革命。必须作出具有决定性的政治行动，就像布朗基分子所说，但是这种行动必须以有组织的群众活动为基础，而非小群体的英雄主义冒险。必须重新组织经济生产，就像蒲鲁东分子所说，但是这种重组没有政治革命就无法发生。然而，马克思的思想并未能影响巴黎发生的事件。巴黎公社中的布朗基英雄主义者准备与马克思合作，但是公社中却没有人完全接受马克思的思想。不论是国民军中央委员会，还是巴黎公社，都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组成，而是由布朗基分子和蒲鲁东分子组成，因而，他们的决策也就受到这两种思想传统缺陷的困扰。
　　共和政府在3月18日逃离巴黎时，并没有可以调配的军队。国民军本应立即开赴凡尔赛，这样不发一枪就能驱散共和政府的势力。但是，“不提倡政治行动”的蒲鲁东主义传统，令巴黎公社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同时也令梯也尔等人顺利逃出巴黎，得到喘息的机会后重整军队进行反扑。直到4月2日梯也尔等人表现出围攻巴黎的意图时，巴黎公社才号召武装力量向凡尔赛进军。但是，他们并未做好充分准备，派遣的国民军缺乏适当的组织，没有配备大炮来回应敌人猛烈的炮火攻击。他们向凡尔赛依然虛弱的反革命力量双手奉上了一场毫无必要的胜利，浪费了所有轻易驱逐敌人的机会。
　　在巴黎，他们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全国的黄金都保存在法国银行的金库中。巴黎公社原本可以夺取金库，截断梯也尔政府的资金来源，确保公社对全国经济的绝对掌控。然而，不论是布朗基主义者还是蒲鲁东主义者，都不愿采取攻击“财产权”的举动。结果，梯也尔政府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资金。

资产阶级的复仇

　　梯也尔把握机会组建了规模庞大的军队。军队从外围堡垒开始有计划地对巴黎进行轰炸，在一系列遭遇战中击败公社武装并于5月21日突进城中。如果梯也尔期待着摆在他面前的将会是一场轻松的征服战，他肯定会大失所望。战场一条街挨着一条街、一个街区连着一个街区、一栋楼接着一栋楼，巴黎工人顽强地将巴黎的每个角落都变成了战场。梯也尔的军队用了一周时间，才将工人武装从巴黎西部的富裕地带驱赶到巴黎东部公社的根据地，直到圣灵降临节星期日的凌晨，才粉碎了最后一波抵抗。
　　巴黎公社失败后，发生了几乎在现代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无度屠杀。资产阶级报纸《费加罗报》鼓吹道：“过去二十五年来，从未有过这样治疗巴黎道德腐坏的良机。”^[9]在战争中获胜的凡尔赛军队的司令官抓住了这个机会。
　　所有为巴黎公社战斗的工人都被当场射杀——仅从圣灵降临节星期日的凌晨到圣灵降临节星期一的凌晨，就有一千九百人被杀（一天杀死的巴黎人比1793-1794年整个“大恐慌时期”杀死的巴黎人还要多）。军队踏过巴黎街道，随意抓捕穷人，只因他们看上去像巴黎公社分子，然后经过三十秒审判就对其宣判死刑。一名牧师讲述他曾亲眼看到处决了二十五名妇女，罪名是她们朝街上行进的军队泼开水。《伦敦泰晤士报》对此评论道：

　　……凡尔赛军队实行了惨无人道的报复，他们开枪扫射，用刺刀刺死囚犯、妇女和孩子……根据我们的回忆，还没有在历史上看到任何类似的场景……凡尔赛士兵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行径令人作呕，玷污灵魂。^[10]

　　今天的法国历史学家计算得出，巴黎公社失败后被屠杀的总人数介于两万到三万之间。^[11]还有四万名巴黎公社分子在接受审判前被关在狱中长达一年，其中五千人被判驱逐出境；另有五千人则受到相对较轻的惩罚。
　　巴黎公社中领导妇女战斗的著名领袖路易斯·米歇尔是其中一位被驱逐者。她在法庭上庄严地表示：“我不会为自己辩护，我也不需要律师辩护。我把自己全身心奉献给社会革命。如果你们让我活下去，我永远不会停止复仇的怒吼。”^[12]由于受到所处时代偏见的影响，巴黎公社并未给予妇女选举权。尽管如此，工人阶级妇女依然将巴黎公社的覆灭视为她们自己的覆灭。
　　镇压对巴黎工人阶级产生了可怕的影响。阿里斯泰尔·霍恩评论道：“几年间，巴黎的面貌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一半的粉刷匠、水暖工、瓦工、制鞋匠和镀锌工都消失了。”^[13]在法国工人阶级重新崛起之前，还需要几近二十年的恢复。新崛起的工人阶级牢记巴黎公社惨遭“共和”政府镇压的悲剧，但是依然决心为建设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奋斗下去。
　　然而，马克思对巴黎公社还有最后几句评价。他将巴黎公社视为资本主义社会遭遇过的最严峻的一次挑战——而对资本主义催生的且反抗它的新工人阶级来说，这则是一次最伟大的激励。马克思在写给朋友库格曼的信中表示，巴黎公社社员“刺破青天”^[14]，提供了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新起点”^[15]。

^[1] 出自戈蒂耶（T. Gautier），转引自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巴黎的陷落》（The Fall of Paris, London, 1968），第26页。

^[2] 同上书，第53页。

^[3] 例参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的陷落》第254页上的价格列表。

^[4] 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的陷落》，第328页。

^[5] 利沙加勒（P. O. Lissagaray），《一八七一年公社史》（History of the Paris Commune, [E. Marx ]（London, 1976），第65页。[《一八七一年公社史》，柯新译，三联书店，1962年版。]

^[6] 同上书，第65页。

^[7]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收入《马恩全集》第22卷（London, 1986），第333-334页。

^[8] 同上书，第339页。

^[9] 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的陷落》，第551页。

^[10] 参见1871年5月29日与6月1日的《时代》杂志，引自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的陷落》，第555页。

^[11] 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的陷落》，第556页。

^[12] 许多著作都谈到了路易斯·米歇尔（Louise Michel）的审判。例参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第343-344页。

^[13] 阿利斯泰尔·霍恩，《巴黎的陷落》，第363页。

^[14] 马克思于1871年4月12日写给库格曼（Kugelmann）的信，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论巴黎公社》（On the Paris Commune, Moscow, 1976），第284页。

^[15] 马克思于1871年4月17日写给库格曼的信，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论巴黎公社》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