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自由劳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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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自由劳工”经济

　　1771年，曾当过理发师和假发工的阿克莱特，在德比郡的克罗姆福德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水力纺纱工厂。他雇用了六百名工人，其中主要是童工，产量为同等规模手工纺纱产量的十倍。1775年，苏格兰教学仪器制造工瓦特与伯明翰的工程师博尔顿共同生产出能够带动机器、拖行巨大负重并最终驱动轮船和陆上交通工具达到此前人类无法想象速度的蒸汽发动机。1783—1784年间，亨利·柯特设计出卓越的搅炼炼铁法，并设立了一间轧机厂来进行实践。
　　通过整合上述发明及其他各项发明，以雇用数百甚至数千工人的蒸汽机动力工厂为基础，开拓生产发展的新道路畅行无阻。到了18世纪末，仅在曼彻斯特地区就出现了五十家这样的工厂。很快，欧洲其他地方及大西洋对岸的许多企业家也都开始模仿采用这种新方法。城市工匠及乡村包买制的新发展，正在赋予工业城市以新生。
　　就在这些变化开始缓缓呈现在世人眼前时，一位苏格兰教授论述了他眼中新经济体系的基本原则。今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常被视为保守主义的圣经。但这本名著最初出现时，却对欧洲盛行的秩序、对大不列颠依旧向往这种秩序的人们，提出了激进的挑战。
　　亚当·斯密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活跃分子，这个团体中还包括亚当·弗格森和大卫·休谟等思想家。斯图亚特王朝试图利用封建主义的苏格兰高地来重新在英格兰实现绝对君主制，令这些思想家极为惶恐，他们决心取缔建立在偏见基础上的旧秩序。因此，与当时其他英国思想家相比，苏格兰思想家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关系显得更加亲密。亚当·斯密是《百科全书》的忠实拥趸，并与伏尔泰、霍尔巴赫、赫尔维修和卢梭建立起坚固的友情。^[1]《国富论》是启蒙运动试图清理封建“非理性”世界的行动之一。
　　《国富论》将生产商品以提升人民生活（“国家财富”）的各种现代方法，与阻碍现代方法实施的旧制度和旧方法做了对比，即以“欧洲富有国家”为特色和以“古老普遍的封建政府”为特色的社会之间的比较。^[2]全书开篇便描述了一家生产别针的现代“工厂”，劳动生产力的巨大提升来自劳动的精细分工：每名工人只负责一项非常细微的任务。
　　亚当，斯密彻底颠覆了财富来源的传统观点。中世纪早期，人们认为财富源于土地。自16世纪起，“重商主义”认为财富源于金银的理念日益被世人所接受。
　　亚当·斯密对这两种观点都不认同，他坚持认为，人类的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他写道：“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所有商品可交换价值的真正评判方法”。^[3]
　　劳动可以应用在两个方面：“生产性的”或“非生产性的”。生产性的劳动能够缔造持久可销售的产品，可以被从事其他劳动者所消费，或者作为“资本”投入到生产更多产品的过程中。无论是在哪个方面，劳动的产出都会创造出更多的产出，使“国家”的“财富”迅速膨胀起来。
　　如果劳动在没有创造任何新商品的情况下被立即消费，它就是“非生产性的”。这一性质的劳动就是服侍主人的“无须技巧的仆人”劳动。一旦提供之后，他们的劳动便会就此结束。只有雇用许多生产性的劳动力才能致富，而“维持大量的无技巧仆人，将会使人贫穷”。斯密补充道：

　　有些社会上等阶级人士的劳动……不生产价值……例如，君主以及他的官吏和海陆军，都是不生产的劳动者。他们……的生计由他人劳动年产物的一部分来维持。……在这一类中，当然包含着各种职业，有些是很尊贵很重要的，有些却可说是最不重要的。前者如牧师、律师、医师、文人；后者如演员、歌手、舞蹈家。^[4]

　　18世纪的欧洲各国都提供一系列领取干薪的挂名职位（这些职位薪俸极高又无须担当任何实际责任），使政府和宫廷养了许多游手好闲又过着穷奢极欲生活的官员。亚当·斯密的信条是对这种蛀虫的无情攻击；与此同时，亚当·斯密的理论也打击了依靠地租生活又不投资农业的地主。发展中的市场体系要求摆脱向后拖拽的束缚。市场机制为英国的改革做好了准备，也可以轻易地被阐释为给欧洲革命做好了准备。
　　亚当·斯密进一步论述道，反对任何国家控制贸易或征服其他土地的企图。亚当·斯密表示，顺其自然，人们总是会以本国劳动力生产的商品，来交换其他国家劳动力生产的一系列品质最佳、价格最低廉的商品。每个国家都会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完成的任务上，试图以最高效的方式实践，没有人会生产别人不想要的商品。因此，市场将会以最佳的可能方式来协调人们的经济活动。
　　政府帮助本国生产商的举动，只会令人们超出必要程度地扩大劳动规模。这样的政府管控可能会令某些利益团体受益，但亚当·斯密坚称，这种行为最终将会减少“国家的财富”。自由贸易是经济发展唯一理性的道路。
　　与此类似，亚当·斯密也为“自由”劳动力的益处高歌。奴隶制或许看起来是获利的简单方式。但因它使奴隶在劳动中失去了创造力，故从长远来看，奴隶制势必比自由劳动力的成本更加昂贵。“对无法获取私人财产的人来说，除了尽量多吃少做，别无他趣”，亚当·斯密说道。^[5]
　　亚当·斯密歌颂纯粹市场体系的种种好处，批判从中萌发了市场体系的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体制。就像经济思想史家埃里克·罗尔解释的那样，亚当·斯密的著作“代表了一个独立阶级的利益……他原本可以不抱幻想地明确指出其主要攻击目标，就是那些对工业资本主义未来成长而言最可怕的障碍：特权阶层”^[6]。
　　亚当·斯密对新市场体系的描述只是一个方面。英国资本主义并非仅仅通过和平的市场竞争就一跃远远超越欧洲其他国家。奴隶制为英国提供了部分资金，殖民地则为英国提供了市场。整整一个世纪，国家的开销都非常巨大，如果没有这样的刺激，利润丰厚且极具竞争性的新型工业也就无法出现。殖民地化、奴隶制及商业主义的支柱，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都是非常必要的，即便工业资本主义在最初阶段感到似乎不再需要它们。
　　那些无法提供这种支柱的国家就要受苦了。这种情况正在爱尔兰发生，当威斯敏斯特的国会对爱尔兰的贸易设下限制时，爱尔兰的资本家受到了重创。印度发生的状况也日益印证了这一结论：英国东印度公司劫掠了孟加拉，却没有留下任何回报的东西。一旦英国的资本主义确立了统治地位，其他地方的资本家阶层就会需要得到来自国家的支持，如果这些地方处于萌芽状态的工业没有一出生就被窒息而死的话。
　　当亚当·斯密写下《国富论》时，工业资本主义依然处于幼小的启蒙状态，他还无法看到纯粹的市场制度本身也存在非理性的一面。生产商之间彼此竞争，导致他们并非根据需求自发调整产量，而是猛然增产，其后又因害怕商品卖不出去无法获利而锐减产量。直到四十五年后，亚当·斯密最重要的后继者大卫·李嘉图才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添加了一个章节，承认生产机械化令工人的状况变得更加糟糕。若想让亚当·斯密在当时就意识到这一点，势必需要他超越其所在社会的历史局限。然而，对今天依然试图将亚当·斯密的著作视为为资本主义盖棺定论的解读观点的现代人而言，可没有同样的借口。
　　最后，亚当·斯密意义重大的劳动力和价值的观点也存在相互矛盾之处。几乎与所有启蒙运动思想家一样，亚当·斯密也曾假定，拥有不等财富的人们在市场上是平等的。不过，他后来的一些观点已开始挑战这一原有看法，开始质疑“自由”劳动力与奴隶劳动力相比，享有的自由度到底有多高。
　　亚当·斯密确信劳动是所有价值的源泉，这令其得出结论：地主或工厂主收获的地租或利润，来自即时的劳动生产。

　　土地一旦成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劳动者从土地生产出来或采集到的几乎所有物品中分给他一定份额。因此，地主的地租，便成为要以用在土地上的劳动的生产物中扣除的第一个项目。……其实，利润的扣除，不仅农业生产物为然，一切其他劳动的生产物亦莫不如是。在一切工艺和制造业中，大部分劳动者在作业完成以前都需要雇主给他们垫付原材料、工资与生活费。雇主分享他们的劳动生产物……而这一分享的份额便是他的利润。^[7]

　　其中的利益并不和谐，而是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但在一般的争议情况下，要预知劳资两方谁占有利地位，谁能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提出的条件，决非难事。雇主的人数较少，团结较易。加之，他们的结合为法律所公认，至少不受法律禁止。但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在争议当中，雇主总比劳动者较能持久。地主、农业家、制造者或商人，纵使不雇用一个劳动者，亦往往能靠既经蓄得的资本维持一两年生活；失业劳动者，能支持一星期生活的已不多见，能支持一月的更少，能支持一年的简直没有。^[8]

　　亚当·斯密的理论逻辑，在批判“封建主义”非生产性后遗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工业资本家的角度发展到批判资本家本身——将资本家视为非生产性的寄生虫，依靠工人劳动创造的利润过活。这是一种逻辑上的转换，它在李嘉图的著作（从工业资本主义角度批判了地主）中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其后影响了1820年代和1830年代的首批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的观点。最伟大的启蒙运动政治经济学家用以对抗旧秩序的武器，如今被用来对抗新秩序。
　　不过，亚当·斯密本人则逃避了得出上述结论的责任。他将其价值来自劳动的观点与另一个相矛盾的观点融合起来。亚当·斯密认为商品的价值有赖于地主、资本家和工人的联合收益。虽然这一观点似乎落入了令人不解的无限循环（收益有赖于价值，而价值又是收益的总和），但这一观点却被马尔萨斯及广受欢迎的让·巴蒂斯特·萨伊所继承，在李嘉图去世后成为经济学中的主流正统思想。
　　无论如何，亚当·斯密都是第一个对新涌现的经济体系的中心概念作出概况描画的人。亚当·斯密描画的图景令英国资本家明白了前进的方向，也给予其他国家将会成为资本家的人们一些模仿的思路。在他的著作出版一百二十五年后，相对的社会和平就让位于颠覆性的革命新时代。而他的思想则塑造了许多新时代关键人物的头脑和精神。

^[1] 当·斯密与欧洲启蒙运动的关系，参见伊恩·罗斯（Ian Ross）所著《亚当·斯密传》（The Life of Adam Smith, 1995）。

^[2] 亚当·斯密，《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 Harmondsworth, 1982），第433页。[《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王亚南、郭大力一，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3] 同上书，第104、133页。

^[4] 同上书，第430-431页。[引文出自《国富论》第三卷第三章。]

^[5] 同上书，第488页。

^[6] 埃里克·罗尔（Eric Roll），《经济思想史》（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London, 1962），第151页。[《经济思想史》，陆元诚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7] 《国富论》，第168页。[引文出自《国富论》第一卷第八章“论劳动工资”。]

^[8] 《国富论》，第169页。[引文出处同上。]